商鞅变法的成功的原因有哪些

商鞅变法的成功的原因有哪些（通用14篇）

篇1：商鞅变法的成功的原因有哪些

商鞅变法是指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公元前2)法家著名人物商鞅在秦国进行的两次政治改革。那么，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主要还是任何深刻彻底的变法无不是从积贫积弱之国开始。

一、商鞅变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大变革时期，商鞅变法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为变法成功的根本原因。

二、商鞅变法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

三、商鞅确立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正确的变法指导思想，改革态度坚决，取信于民。

四、商鞅不顾个人安危,敢于同旧势力坚决斗争。

商鞅变法历史意义

秦灭六国商鞅的变法以统一度量衡、废除井田制、推行重农抑商、实行法制、奖励军功、建立郡县制等为主要内容，还制定了许多优惠激励措施，如减轻农业税，增产粟帛的农民可以免除徭役，有余粮上交者可以得到官爵，提高粮食的价格，官不得违法而害农，等等。与此同时，对其他可能影响农业生产的，社会活动则给予抑制，如禁止商人经营粮食买卖，提高酒肉的征税以使其价格上升从而限制经营商牟取厚利，加重商人的赋税负担，商人及其奴隶都要服徭役，至于奢侈品的生产和销售，更是遭到严令封杀。

商鞅变法以法律形式废除奴隶制的土地制度，开阡陌，肯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合法性;打破了奴隶主世袭贵族的特权，确定了封建等级制度，发展和壮大了地主阶级政治势力;中央集权的实行，巩固了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统治;发展了封建经济，壮大了地主阶级经济力量;方便了税收和交换。

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加强思想统治，新法得到推行。在土地所有制方面，基本废除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封建领主所有制，确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在政治方面，基本废除了分封制，确立了郡县制。秦国从落后国家，一跃而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强国，出现了“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的局面。

商鞅虽死，秦惠王和他的子孙都继续实行商鞅的新法，所以秦的国势继续发展，为后来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篇2：商鞅变法的成功的原因有哪些

商鞅变法，虽然商鞅以死告终，但他的变法不能不说是成功的。他在当时使秦国更加强大，也促进了当时社会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变。当今是一个法制社会，而商鞅就是一个开法制社会先河得人。他的一些理论思想对当今建设法治社会也起到了深远影响。商鞅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

北魏孝文帝的一系列汉化政策，如说汉化，写汉字，穿汉服，改姓氏，提倡鲜卑与汉通婚，甚至迁都，都是对鲜卑族大大不利的，他使鲜卑族这样一个游牧民族丧失与生俱来的战斗力和野性，加速了鲜卑族的灭亡。但从整个中华民族的角度来看，他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促进了中原地区与西北游牧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为现在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奠定了基础。

三国鼎立局面是怎样形成的?

①200年，曹操打败袁绍，取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统一北方。②208年，曹军与孙刘联军决战于赤壁，曹军大败，退守北方，无力南下；孙权在长江中下游的地位得到巩固；刘备占据四川，并取得汉中。③220年，曹丕自称皇帝，国号魏；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229年，孙权称帝，国号吴。至此，三国鼎立局面形成。

1、各班出好一期“你好，普通话”为主题的黑板报。

2、组织学生开展“啄木鸟行动”，对校园、周边街道及社区用字进行调查反馈，积极纠正不规范用字

3、我爱我的祖国”诗歌朗读活动，“祖国，我为您骄傲”演讲比赛，4、“热爱祖国语言文字，构建和谐语言生活”主题班级黑板报评比。

5、“热爱祖国语言文字，构建和谐语言生活”手抄报比赛。

宣传语：

1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

2树立语言规范意识，提高民族文化素质

3积极普及民族共同语，增强中化民族凝聚力

篇3：浅析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及启示

一、商鞅变法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国家为增强实力,先后掀起了各式各样的变法运动,而商鞅变法是其中最彻底、最有成效,也是政令延续最持久的一个。它的成功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一)深度迎合了统治阶层的政治需求

变法之前,秦国在战国七雄中实力较弱,“六国卑秦,不与之盟”。秦孝公即位后,决心奋发图强,改变落后面貌。卫鞅闻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监求见孝公。(1)留下了“四见商鞅”的美谈。商鞅变法深度迎合了秦孝公“变法求强”的政治意图,所有法令都围绕“富国强兵”展开,为秦国“图霸”服务。君臣二人及变法集团之间形成了很高的政治默契,虽然变法遇到很大阻力,但最终还是赢得了胜利。能够取得秦孝公的肯定与支持,是商鞅变法顺利推进的重要前提。

(二)变法内容体现了“富国强兵”的发展旋律

商鞅变法是较为典型的“战时变法”,受社会及政治环境的影响非常明显。当时各国征伐不断,“富国强兵”是主旋律,商鞅变法的《强秦九论》都是为增强国力、提高竞争力服务的。

1. 鼓励农耕,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在农业经济占绝对主体地位的奴隶制时代,“国富”与否直接取决于农业生产力的强弱,农业既是民生根本,更是战略保障。因此,商鞅变法的首要目标就是促进农业生产。第一,废井田、开阡陌, 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耕者有其田,这是对奴隶制度的根本性颠覆,也极大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土地私有制的诞生还促进了土地资源的整合优化,扩大了生产规模,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第二,奖励农耕,让农民多纳公粮以获得爵位,是国家对农业生产和农民劳动的一种高度认同。第三,确立新的赋税体系,调整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课税种类及额度,特别是降低农民的赋税,突出“重农”导向。废除苛捐杂税, 实现藏富于民。第四,统一度量衡,不仅打通了经济、文化的壁垒,而且促进了区域融合,对统一大势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2. 奖励军功, 打造强悍的军事帝国。强大的军力不仅是保境安民的基础,更是称霸列国的资本,军功爵制的改革也自然成为商鞅变法最关键的拼图,其核心便是“利禄官爵抟出于兵”。商君为法于秦,战斩首一者,赐爵一级。(2)秦国子民无论家世显赫,还是出身布衣,要想加官进爵、获得封赏,就必须多立军功。新法给了普通百姓摆脱社会底层的途径,将百姓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变法后的秦国,军士之骁勇、军力之强悍是山东诸国无法比拟的。同时严禁私斗,有效遏制了内耗,营造出积极向上、一致对外的氛围。

3. 推行郡县制和户籍改革,有效稳定社会秩序。推行“郡县制”,废除分封制,将地方管辖权彻底收归中央,让法令直达地方。其次,改革户籍,规定所有居民都要进行登记,并实行连坐法,强制百姓相互监督,提升违法成本。上述政策的核心是增强社会生产力、规范社会秩序,为“富国强兵”的整体战略服务。

(三)依靠诚信和铁腕维护变法权威

商鞅变法触动了奴隶主和旧贵族的根本利益,必然遇到极大的政治阻力。为使变法顺利推进,商鞅主要从两个方面维护变法。

1. 取得民众的信任支持。变法从徙木立信开始,变法集团的思路很明确,仅凭变法集团的力量,不足取得对反对势力的压倒性优势。因此将徙木立信作为变法的一种政治宣传,立信于民、立足于民,让民众参与,更使其遵从,自下而上地守法护法,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铁腕刑治反对势力。无论变法决心多么坚定,民众信心多么大,反对势力都会为自身利益奋力一搏。“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黔其师公孙贾。” 变法集团为维护新法的绝对权威,毅然处置了公子虔和太子傅公孙贾,破除了“刑不上大夫”的铁律,给了反对势力以致命打击。无论是反对势力还是普通民众,都认识到了变法已不可逆,变法最大障碍得以清除。

(四)顺应了解放生产力的历史潮流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春秋战国时期,正是中国从奴隶社会迈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秦国统一天下,成为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商鞅变法功不可没。它使劳动力得到了充分释放,生产力得到了迅速发展,新兴的地主阶级掌握了社会的主要财富,登上历史舞台。商鞅变法造就的崭新秦国,其优势对于山东诸强而言是全方位的,经济、军事、政治体系焕然一新,加上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列国征伐中游刃有余,立于不败。商鞅变法不仅重新划分了实力格局,也对后世秦国历代君王的统治打下了深刻的政治烙印。虽然帝国骤然而起,又骤然坍塌,但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度的步伐已然不可逆转。可以说,商鞅变法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其顺应了历史潮流,满足了解放生产力的需要。既是时代造就了商鞅变法,也是商鞅变法引领了时代变革,书写出战国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商鞅变法给“依法治国”带来的启示

商鞅变法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虽然时过境迁,但其对当今社会的发展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尤其是在推进“依法治国”层面,我们仍能从商鞅变法中汲取精髓,深化依法治国战略。

(一)依法治国必须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

商鞅变法成功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得到了统治阶层的支持,同时也得到了最底层民众的响应。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统治者和国家的基础合二为一。因此,依法治国的总体方略和具体措施必须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之所以未能完成拯救中国的重任,就是由于其没有发动群众力量,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因而被人民所抛弃。历史在不断证明,凡是满足人民利益的,得到人民支持的,就能够蓬勃发展,凡是与人民意愿相违背的,不被人民所接受的,就要被历史裁汰。新常态下,依法治国也要坚持群众路线,保护人民的既得利益,更要发展人民的长远利益,使广大群众成为法制建设的坚实基础,才能够使依法治国发挥强大的作用,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发展目标。

(二)依法治国必须明确法治体系的核心

商鞅变法是战时变法,核心是“富国强兵”,重点突出,主题明确。虽然当时的法令在当下已意义不大,但变法的精髓其实我们,法治建设的关键在于抓住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法治建设的重要主题就是大力发展经济,巩固物质基础。

当然,我国所面临的发展矛盾绝不仅限于经济发展一个方面,医疗、教育、科技等领域的发展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医患关系紧张、教育资源不平衡、养老体系不完善等。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依靠法治,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使社会发展真正驶上平稳高速的运行轨道。亦如商鞅变法一般,所有措施都围绕“富国强兵”的核心展开。我国法治体系必须为国家发展服务,为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利益服务,为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服务。

(三)依法治国必须保障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

纵观建国之后的法治建设历程,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却没有达到理想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执法不严和违法成本相对较低。从中央反腐的典型案例中可以看出,执法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现象依然存在。

这给依法治国提出了一个严峻课题。依法治国,法才是治国的最重要标准,任何单位和个人绝不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执法必严,需要解决好两个“端口”,一是在执法的顶端决不允许“以权代法”和“以言代法”等情况的出现,不能以个人或个别群体的意志代替法律意志;二是在执法的底端决不允许“中梗阻”和“权力寻租”等情况的出现,要将对执法的监督覆盖到每个环节。此外,还必须完善违法必究的惩戒体系。一是加强对社会违法行为的惩治,建立公正公平的法制环境;二是加强对执法主体违法行为的惩治,要使执法源头得到净化,打造廉政的政府形象;三是加强舆论引导,充分披露对违法行为的打击过程和惩处结果,如商鞅刑治贵族一样,使广大群众信服,更要使其遵从。

(四)依法治国必须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我国经济已不再适用两千年前农业至上的简单模式,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体系。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结果的优化,就必须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

我国已经初步构筑起经济健康运行的法律框架,但还许多不足之处尚待改进。在这一进程中,必须始终坚持法律的主导地位,即便法律规定会有相对滞后的情况出现,也应在法律修改和补充的环节加以完善,而不应以过多的主观干预掣肘经济发展,这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也是发展生产力的根本要求。

摘要：春秋战国群雄并起,秦国从西部弱国逐步跃升为超强霸主,直至秦始皇一统天下,商鞅变法对秦国国力的提升乃至国运的转变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本文试对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进行讨论,探析法治强国对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商鞅变法,成功原因,启示

注释

11《左转·成公十三年》

篇4：谈商鞅变法成功的条件

关键词：商鞅变法，有利条件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3）12-261-01

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导致奴隶主的土地国有制，逐步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随着新兴军功地主阶级的经济实力的增长，要求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因此纷纷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统治。各国纷纷掀起变法运动，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商鞅变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公元前356年至公元前338年，商鞅在秦国两次推行全面变法，在秦国进行了一次较为彻底的改革。商鞅变法推动了秦国社会的进步，为秦国的富国强兵和后来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对秦国以至中国历史的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商鞅能在秦国进行大刀阔斧的变法改革并取得成功的条件是什么呢？笔者简论如下：

一、有利的政治条件

商鞅变法的成功离不开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秦孝公。秦国虽称霸西戎位于战国七雄之中，但秦国却并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且自秦国成立后的几个国君一直碌碌无为，直到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继位。秦孝公是一个非常有魄力的君主，他决心要是秦国实现富国强兵。于是秦孝公广招人才，打出愿“与之分土”的口号。于是，有着强烈从政愿望的商鞅来到了秦国。秦孝公对商鞅所讲的强国之道很感兴趣，“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之耳”于是“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开始全力支持商鞅变法。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的变法才转化为实际行动并得以推行。

百姓的支持也是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商鞅变法的核心在于军功爵制。军功爵制，即“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军功爵制”的实施激活了秦国的老百姓，面对在战场上杀一个人，带回一个敌军人头就可以升一爵，带回两个敌军人头就能升两爵的奖赏，老百姓是极欢迎的。这意味着将世世代代为贫民的老百姓也可以做官，也可以拥有特权，享受特权。

二、适合的历史机遇

商鞅变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大动乱，大变革的重要时期，文学艺术领域，百家争鸣。中央集权制逐渐形成，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频繁。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改革不得不进行。齐、鲁、魏、楚等一些国家先后进行改革，并强盛起来。然而，秦国虽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总体面貌仍无改观，这时就需要商鞅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商鞅的改革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当时，铁农具，牛耕在秦国以推广开来。而这时的秦国，还实行井田制，井田制规范了农民耕种的面积，在生产工具改良后，所划分的耕种面积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阻碍了秦国农业的发展，商鞅变法提出“废井田，开阡陌”扩大农民的耕种范围，推动了秦国经济的发展。

三、强硬的变法态度

变法成功还与商鞅坚定的态度有关。代表就贵族势力的大臣因变法触犯了他们的利益而坚决抵制变法，商鞅“舌战群儒”，给以有力的驳斥，坚定了秦孝公变法的决心。另外还有“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四、正确的舆论导向

商鞅能够取信于民也促进了变法的成功，法令已具备，还没有公布，商鞅恐怕百姓不相信自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同时，商鞅变法的内容明确了商鞅变法的思想，指导思想正确了，才能领导着秦国在战国中生存并走向强大。

五、有效的变法措施

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主张运用法律手段达到建立强大封建政权的目的。他把自己的思想主张与秦国“富国强兵”的要求结合起来，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先后两次实施变法，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改法为律，扩充法律内容。商鞅的“改法为律”强调法律规范的普遍性，具有“范天下不一而归于一”的功能。“改法为律”，是在法律观念上的又一进步。商鞅“改法为律”以后，以法律作为社会改革的基本手段，许多改革措施都用法律、法令的形式表现出来，秦国封建法制的内容也进一步丰富起来。二是用法律手段剥夺旧贵族的特权。商鞅在变法过程中，运用法律手段，采取各种措施限制或剥夺旧贵族的特权。例如，废除世卿世禄制度，没有军功即取消其爵禄和贵族身份。同时实行郡县制，剥夺旧贵族对地方政权的垄断权，强化中央对地方的全面控制。三是全面贯彻法家“以法治国”和“明法重刑”的主张。在变法过程中，法家的一些基本主张皆清楚地表现出来。要求全体臣民特别是国家官吏学法、“明法”，百姓学习法律者，“以吏为师”。在变法过程中，商鞅尽力贯彻重刑原则，加大量刑幅度，对轻罪也施以重刑。为了贯彻重刑原则，强调国家法律的严肃性，商鞅在变法中反对赦宥，主张凡有罪者皆应受罚。在变法期间广泛实行连坐制度。这些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保障政权的稳定有重要作用。

正如上述几方面的条件，使商鞅变法在七雄变法中推行时间最长、新法内容最彻底、百姓最欢迎、效果最大。孝公死后，商鞅虽身遭车裂，然其法不可动撼，继续推动着秦国历史的进步，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商鞅变法的成功，最终实现了秦孝公富国强兵的愿望，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中国历史（全五卷），张岂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 春秋学史，赵博雄，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3] 文史英华·学案卷.何本方.湖南出版社.1993.

[4] 人文素质教程，陈艳，郝春生，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5] 诠肆从录（全二册），王世雄，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

篇5：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

1、政治方面枣商鞅对政治的改革是以彻底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建立斩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为重点。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远远超过李悝和吴起。主要内容有如下三点：

(1)制定二十级爵枣制定二十级爵的作法，意味着废除旧世卿世禄制，今后根据人们的军功大小授予爵位，官吏从有军功爵的人中选用。二十级爵：一级曰公士，二级曰上造，第十九级曰关内侯，二十级曰彻侯。各级爵位均规定有占田宅、奴婢的数量标准和衣服等次。又制定了“奖励军功，严惩私斗”的办法。奖励军功的作法是：将卒在战争中斩敌首一个，授爵一级，可为五十石之官：斩敌首二个，授爵二级，可为百石之官。宗室贵族无军功的，不得授爵位。有功劳的，可享受荣华富贵;无功劳的，虽家富，不得铺张。严惩私斗的作法是：为私斗的，各以情节轻重，处以刑罚。

(2)实行县制枣废除分封制，以县为地方政区单位。分全国为四十一县，县设今以主县政，设丞以副县令，设尉以掌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后来秦在新占地区设郡，郡的范围较大，又有边防军管性质，因之郡的长官称守。后来郡内形势稳定，转向以民政管理为主，于是郡下设若干县，形成秦的郡县制度。

(3)实行什伍制度枣秦之都乡邑聚原来都是自然形成的大小居民点。至此时，均作为基层行政单位。居民登记于户籍，分五家为一伍，两伍为什，同于后代的保甲制度。为了加强管理和统治广大居民，规定什伍之内各家互相纠察，“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2、经济方面枣商鞅对经济的改革是以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为重点。这是战国时期各国中唯一用国家的政治和法令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土地所有制的事例。主要内容有如下三点：

(1)废井田，开阡陌枣在全国范围废除井田制度，实行土地私有制度。废止“田里不粥(鬻)”的原则，准许民间卖买田地。此后秦政府虽仍拥有一些国有土地，如无主荒田、山林川泽及新占他国土地等，但后来又陆续转向私有。

(2)重农抑商政策枣奖励耕织，凡努力耕织、生产多的，免除徭役。凡从事末业(工商)及因懒惰而贫穷的，全家没入官府，罚为官奴婢。

(3)统一度量衡枣统一斗、桶、权、衡、丈、尺，并颁行了标准度量衡器，全国都要严格执行，不得违犯。如今传世之“商鞅量”，上有铭文记有秦孝公“十八年”“大良造鞅”监造，“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之一为升”。知此量为“升”。由这件量器及其铭文可知，当时统一度量衡一事是十分严肃认真的。

篇6：华西村成功的原因有哪些

吴仁宝在全国农村小康建设经验交流会上概括了行之有效的“八要诀”：

一是政治上要安定。着力解决分配不公、用人不公、发展缓慢问题。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始终做到名利少得，加强团结，无私奉献。

二是用人要人尽其才。华西致富一靠经济，二靠人才。举贤不避亲，举亲不避嫌。用人少疑，疑人少用;小才大用，基本有用;大才小用，基本没用;外才我用，关键在用。要做华西的干部，就要看你为集体创造了多少财富。进村党委班子，坚持一视同仁，不分内外，。只要有才实学，在华西就会有用武之地。

三是作计划要切实可行。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计划都能完成。从“世情、国情、村情”出发，既同中央和地方保持一致，又不违背老百姓意愿，实事求是。

四是完成计划要坚定信心。否則，会失去群众的信任。遇到困难，适当调整。如遇大的市场变化，要科学决策，求真务实，稳步发展。

五是广开经营门路。华西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是逐步发展的过程。我们坚持“多元发展，多品取胜”，广开经营门路，提高抗风险能力，驾驭复杂情况。

六是管理形式多样。实行村企分开。坚持华西特色，从实际山发，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宜合作的就合作。现在，有人认为公有什么都不好，最好把公有全部转成私有;也有人认为私有什么都不好，最好把私有全部转成公有。华西不怕公有、私有，就怕公也没有，私也没有。要实现公、私都“富有”。华西的机制，比国有经济活，比个私经济强。内部管理机制，有效地促进了企业发展。

七是制度不要多变。国家政策不能多变，华西村制度没有多变。华西与时俱进，~年年在变。变得对国家、对集体、对老百姓更有利，变得更科学、合理、规范。

八是人员要相对稳定。华西能长盛不衰，因为华西坚持把“内部建设好”，使华西建成了一个攻不破的坚强堡垒。

篇7：商鞅变法的历史故事

战国初期，7个诸侯国中，秦国是比较落后的。有一天，在秦国京城的南门外，一根三丈长的木头竖立着，周围站满了人。担任左庶长(秦国官名，相当于中原各国的卿)的商鞅当众宣布，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去，就赏他10金(秦以一镒为一金，一镒合24两)。人们听了，议论纷纷，都不相信有这样的便宜事，谁也没去动它。商鞅又下令说，谁要是搬了，增加到五倍，赏他50金。这时，一个男子从人群中走出来，说“我来扛”就不费力气地把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立刻叫人赏他50金。围观的人都惊呆了，不由自主地说：“左庶长说话是算数的。”

商鞅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得从头讲起。商勒(约公元前390～前338年)，卫国人，原名公列鞅，后因他在秦国变法有功，封于商地(今陕西商县)，后人叫他商鞅。当时的秦国，因远在西方，与齐、楚、燕、韩、赵、魏六国相比，比较落后，经常受到强国的欺负。比如秦国河西地区大片肥沃土地就被魏国强占了。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为使秦国强盛起来，便下令求贤，广聚“有能出奇计强秦者”。这时在魏国怀才不遇、有志难以施展的商鞅得到了这个消息后就来到秦国。他三次晋见秦孝公，对他说，“要使秦国富强起来，必须实行变法，一方面要奖励英勇善战的将士，同时还要制定新的法令，做到依法办事，赏罚分明”。秦孝公很赞成商鞅的主张。可是一些朝廷大臣却竭力反对。甘龙说：“圣人不改变民俗就可以统治，智者不变更制度就可以治国。”商鞅驳斥他说：“治国没有一成不变的办法，必须因时因事而异。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必一味效法古代。商汤、周武王没有恪守古制，却能使国家强盛;夏桀、殷纣倒是死守古法，没有变革，却灭国了。可见，反古法者，无可非议;因循守旧的`人却不值得赞扬。”他劝说秦孝公不要犹豫，要下定决心，只要能使国家富强，就不必遵守旧习惯和老规矩。秦孝公很快颁布了新法。新法令规定：官职大小和爵位高低，一律以战功的大小为标准，贵族没有军功就没有爵位。老百姓多生产粮食和布帛的，免除官差。凡因懒惰而贫穷的应入官府做奴婢。

新法实行后，效果十分显著，农业生产发展了，军事力量也强大了。秦国很快摘掉了落后帽子，并打败了曾欺负过它的魏国。秦孝公更加信任商鞅，在公元前362年提升他为大良造(相当于相兼将军)。两年后，商鞅又开始了第二次变法，主要内容有：废井田，奖励垦荒;健全地方行政机构，由国家派官吏直接管理;规定刑无等级，不管普通百姓还是王公贵族，凡是违法者，一律依法治罪。并建议迁都咸阳，以便向东发展。

篇8：商鞅变法的法制维度探析

关键词：商鞅,变法,法制,律令

商鞅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 连同商鞅变法, 一并引起了历史的较多争议。笔者结合相关史料, 从法制维度评析商鞅变法, 力求还原二千三百多年前的商鞅变法的其实面貌。

一、商鞅变法的基本内容

商鞅, 原为魏国执政公叔痤家臣, 被公叔痤称为“奇才”, 但不是很得意, 后来得到了秦孝公的赏识, 从而开创了史书上记载的赫赫有名的“商鞅变法”。商鞅共进行了两次变法, 第一次变法从公元前356年开始, 运作六年以后, 公元前350年, 商鞅又进行了第二次变法。商鞅变法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政治、经济两方面。

1. 政治措施。

(1) 定秦律。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商鞅施政的第一步, 自然首先是根据李悝的《法经》, 改法为律, 制定成文的律令。律令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实际, 制定得比较完备, 但也相当之严酷。如制定连坐法、鼓励告奸、焚书禁学等, 轻罪用重刑, “以刑止刑”。 (2) 励军功。商鞅建立了二十等军功爵制, 根据斩敌甲士首级的多少来享受不同等级的军功。这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军士是非常大的激励机制。更难能可贵的是, 商鞅规定, 宗室、贵戚也必须要有军功, 没有军功的不得列入宗室的属籍, 更不能享受贵族特权, 这从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世卿世禄制”, 当然也为变法受阻, 甚至商鞅最终被车裂灭族埋下了伏笔。 (3) 改户籍。为了强化封建专制, 便于管理广大居民, 商鞅规定居民以什、伍为单位, 按照编制登记入籍。当然, 改革户籍的另外一个目的, 也是为了给律令中的告奸、连坐打下基础。 (4) 推县制。通过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 废除了分封制, 削弱了豪门贵族在地方的权力, 这样更有利于中央集权, 自然深得君主的心思。后来, 由于秦国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 新占了很多地域, 于是设立了郡, 郡下再设若干县, 这样就逐步形成了秦国的郡县制度。 (5) 迁都城。迁都是一件大事, 何况位于今陕西富平东南方栎阳的都城, 筑成仅仅才三十二年, 就又迁到渭水北岸的咸阳建设新都。迁都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有一定的关系, 但如此大建土木, 大修宫殿, 自然备受争议。当然, 商鞅肯定不是最终决策者, 但其谋略和建议至关重要。

2. 经济措施。

(1) 奖励耕织, 重农抑商。商鞅变法中规定, 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 可以免除劳役和赋税。还规定, 如果一户生有两个儿子, 成年后必须分家, 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这种“小家庭”政策对增殖人口、征收赋税、发展封建经济非常有好处。同时, 商鞅提出了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的理念, 对弃“本”求“末”, 游手好闲而导致家境贫穷者, 全家都要被罚为官奴。当时对商业的打击可见一斑。 (2) 开阡陌, 废井田。即将农人搬出田野, 以村为单元集中居住, 将田中的地界、车道、庄基场院和废弃的渠道开垦出来, 变为良田重新分配。这样一方面节省了土地 (集中居住村庄主要占的是荒地) , 另一方面大量增加了土地。商鞅还允许人们开荒, 土地也可以自由买卖, 然后按照各人占有土地的比例来相应承担赋税。 (3) 统一度量衡。这是关于标准的制定, 对当时的经济活动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也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

二、从立法维度探析商鞅变法蕴含的法制理念

商鞅变法是否成功, 历来争议颇多。笔者认为, 要结合当时的实际及取得的实效来评判才有意义, 不宜用现在的眼光和标准来审视和挑剔。从立法维度来看商鞅变法, 其中蕴含了诸多法制理念。

1. 强调律令存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商君书·定分》说:“法令者, 民之命也, 为治之本也, 所以备民也。”商鞅还用兔子作比方, 说的是交易市场上的兔子没有人去偷, 而荒山野岭中的兔子, 人人都可以去捕获, 这主要是由于兔子所有权是否明确造成的。因此, 商鞅提出了律令的作用就在于“定分止争”, 即明确各自的权、利, 然后强制人们遵守。

2. 改“法”为“律”, 强调法制的平等性和公正性。

在秦以前, 法律多以“刑”、“法”命名。商鞅改“法”为“律”, 虽然只有一字之差, 含义则大不同。因为“法主要强调的是内容方面的公平与公正, 而律则强调的是法律规范在适用上的普遍性和统一性”, 由此可见, 商鞅特别注重法制的平等和公正。法制的平等和公正, 涉及社会上层人士的诸多利益, 施行起来非常难, 特别在古代封建专治集权时期, 更是难上加难。《史记·商君列传》对商鞅的执法进行了较多的描述, 如刑劓公子虔、黔太子师公孙贾, 于是“秦人皆趋令”。应该说, 商鞅在秦国君主的撑腰下, 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传统惯例, 让“律令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理念在秦国得到了有效贯彻。当然, 这里平等、公正的对象自然不包括国君和太子。

3. 树立起律令的权威, 严格贯彻让人人都知晓律令的普法理念。

律令制定出来了, 关键是让人们知晓并得到切实遵照执行。针对变法初期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状, 商鞅采取了“徙木立信”的办法, 有效地恢复并树立了律令的权威[2]。在普法方面, 商鞅专门设立了法官, 遍布中央和各级地方, 专供人们法律咨询。更难能可贵的是, 商鞅要求此类法官必须妥善保存法律源头文本, 咨询内容都要记录在案, 法官如果擅自修改律令就是死罪, 在人们进行法律询问时, 法官如果不回答而导致民众犯罪, 那么法官就同罪处罚。长此以往, “故天下之吏民, 无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 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 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 (《商君书·定分》) 。

4. 提出了“为天下而治天下”的国家利益观的立法理念。

在《商君书·君臣》中, 商鞅说:“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 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别贵贱, 制爵位, 立名号, 以别君臣上下之义。”其意思是指君主的存在, 其中最重要的职能就是治理天下。在《商君书·修权》中, 商鞅说:“法者, 君臣之所共操也……立法明分, 而不以私害法, 则治。”商鞅敬畏君权, 在那个时代, 谁敢不畏君呢?但商鞅不是唯君权至上论者, 他主张一切必须以国家的整体利益为重, 虽然君主“以一人治天下”, 但也必须和臣民一样守法。尽管在具体实践中, 对君主的要求肯定不会很严苛, 监督也不会很到位, 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给君主造成了一定的压力。这方面有些类似于君主的礼制约束。

5. 提出了法治的终极目的是“自治”[3]。

“有道之国, 治不听君, 民不从官。” (《商君书·说民》) 也就是说, 一个理想的社会, 君主无为而治, 官员循法而为, 人人守法而行。但这一切必须以完备的法治为基础。《商君书·定分》根据法律决断的主体, 分为“君断”、“里断”、“家断”、“心断”等。如“家断”就是指在家庭范围内解决纠纷就行了, 不必惊扰四邻。“里断”则是在社会的基层组织内解决纷争, 不用告到官府, 更无须“君断”。而法治的最高境界就是人人皆能“心断” (用内心的自我约束来评判、指引自己的行为) , 事事皆能“日断” (不延误时日, 每日都能得到及时处理) 。商鞅的努力和实践应该说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以至于荀子到秦国游历后, 回来后大发赞叹:“治之至也, 秦类之矣。” (《荀子·强国篇》)

三、从司法维度探析商鞅变法执法的严酷性

秦刑罚种目繁多, 包括死、肉、徒、笞、髡、耐、迁、赀等, 每种刑罚又分为不同的等级, 光死刑就有夷三族、灭宗、坑、车裂、体解、磔、腰斩、弃市、戮、剖腹、绞、囊扑、蒺藜、凿颠、抽肋、定杀、赐死等。并且秦法之严酷, 在今天看来, 也是非常不人道的, 如连“弃灰于道者”都要处以黔刑, “毁书禁言”、“什伍连坐”、“压制工商”等更是暴吏毁民。

读史必须结合当时的情境来读。商鞅变法的严酷性自然毋庸置疑, 但笔者认为, 这是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现实的产物。

1. 耕战至上。

商鞅认为, 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 诸侯列国之间一直在进行惨烈、持久的铁血较量, 时刻在演绎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当时情境, “战”无疑是乱世中各国得以生存和发展壮大的唯一方式, 而“农”是国家实力的根本, 是国家养战的资本。因此, 结合秦国自然环境较为恶劣, 底子本身就薄, 要想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 耕战自然是当时秦国的第一要务, 必须以重刑重赏的方式强制人们参军务农。

2. 以刑止刑。

《商君书·开塞》中说:“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 必乱。故王者刑用于将过, 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 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 则国治。国治必强。一国行之, 境内独治。二国行之, 兵则少寝。天下行之, 至德复立。此吾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也就是说, 商鞅变法制定的刑赏的目的是遏制犯罪, 是治理国家的必要手段。《商君书·靳令》又说:“故法立而不革, 则显, 民变诛, 计变诛止。”意思是说, 法制建立后不应再更改, 这样就显示出法制的地位, 民众知法、懂法、守法后, 处罚就停止使用了。当然, 秦律是相当严厉的,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过于残酷, 这与当时的社会文明程度比较低也有很大关系。仔细分析那个时期其他诸侯国的刑罚, 甚至当时大洋彼岸的罗马古国, 其刑律也都相当严酷。秦国自然也不例外。

3. 集权统治。

商鞅变法作为封建社会的产物, 带有浓厚的工具性, 其目的自然也是为了维护集权统治[4]。商鞅变法主要是用来治理臣民, 但对最高层的约束就要大打折扣了。如太子犯法, 却处罚其师, 由此可见商鞅的别样智慧, 还美其名曰“教不严, 师之过”。此外, 为了推行“愚民”政策, 商鞅采取了“燔诗书而明法令”等措施, 在今天看来是万万不可的, 当时可能是由于封建社会刚刚起步, 人的奴隶性、工具性色彩还比较浓厚, 有利于君主或个别精英人士, 通过禁锢人的思想, 来无阻碍或无批评地推进他们的野心或企图。

商鞅在《商君书》第一章《更法》中, 就提出了“法者, 所以爱民也”[5]。这也许是商鞅的一个美好的愿望。现在, 商鞅变法已经过去两千多年了, 是非功过, 自有人评说。笔者无意于褒或贬, 只是想从当时的社会情境出发, 探析商鞅变法的历史脉络。笔者认为, 只要符合生产关系的要求, 最终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 应该都属于成功的事物。商鞅变法显然迎合了当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要求, 并且通过两次变法, 使得秦国大治, 为最终秦国统一六国, 建立大秦帝国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 商鞅变法无疑是比较成功的, 其在法制方面的探索和实践也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当然, 其律令的严酷, 以及其中的一些在我们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变法措施, 如告奸、连坐、毁书禁言、压制工商等, 以及商鞅本人最后遭车裂灭族, 都给我们留下了沉重的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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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韩德培.法理学[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4]焦新顺.试析商鞅变法成功的因素[J].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3 (9) .

篇9：商鞅变法为什么能够成功

失败的修补型改革是单纯的自上而下，完全依靠官僚体系推进。例如王莽的新政、王安石变法和戊戌变法，完全依靠体系内的官员设计和操作，在变法的过程中没有新生力量突起，没有推动和支持变法的社会基础。成功的改革在突破现有体制时，会出现新生力量，就商鞅变法而言，新生力量就是平民和农民。

因此，突破型的改革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商鞅的那些新政也并不都是他自己躲在宫里想出来、设计出来的，而是来自于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制度。王莽搞的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王安石更是顶层设计的大家。完全的顶层设计，就是用政府取代市场。用政府取代市场的结果是政府不了解市场运作，因此顶层的设计往往不具备实际可操作性。完全顶层设计的另一个问题是激励不协调，甚至产生相互冲突的激励，各种矛盾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不能做大蛋糕。

篇10：商鞅变法的成功的原因有哪些

摘要：随着国家对法制建设的愈发重视，依法治国的理念与方针也逐渐被国民所熟知，通过法律制度来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保驾护航已成共识，这也凸显出法制建设与依法治国在我国的重要性。本论文正是基于此，通过对我国战国时期秦国所实施的商鞅变法，来分析法学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演变与传播，根据对商鞅其人和商鞅变法事迹的研究，总结出商鞅变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具有的发展意义，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商鞅变法对现如今我国的依法治国政策有何启示作用，从根本上分析商鞅变法对促进我国法学历史发展所具有的价值。

关键词：法制；商鞅变化；发展；历史

从我国的法制历史发展来看，商鞅变法是开启我国法学研究、传播法学意识的起点，正因为商鞅变法的成功才促使了秦国的强大，通过变法使当时孱弱的秦国逐渐变得强大，并在世代执行商鞅变法制度的情况下，最终促进了秦国成为一统天下的大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商鞅变法也逐渐强化了社会对法学的认可与理解，也带动了其他士子和弱小国家对法学的推崇。在后续的历史发展中，也有很多法律制度源于商鞅变法，可以说，商鞅变法对我国法学历史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其在改变秦国管理制度的同时，也逐渐将法学意识深入人心，促进了我国社会对法学的认可。从我们对我国历史的学习过程中可以发现，商鞅变法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有关法学的记载，其在井田制度、奖惩条例、郡县管理、阡陌开发等方面的建设颇具成效，而立木为信则是这为这些法令的实施提供了信任基础，为我国后续法学发展具有极大的借鉴参考及推动作用。

1.商鞅变法的基本概述

作为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为秦国的发展与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因为其在秦国所实施的商鞅变法，才使得原本羸弱的秦国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强盛起来，并统一六国。从商鞅变法在法学发展上的意义来说，其所实施的秦国户籍改革、军功爵位设立、土地耕种制度、行政管理区划、税收法制改革、市场度量衡等方面均属于历史先河，并制定了严酷的法律，在法制实施过程中强调诛法不诛心、执法不避权贵、刑上大夫等，任何处罚法律条文的均会受到惩罚，而即使拥有异心，但没有付诸实施，也不会受到惩罚，这种观念对于当时的人治社会来说是非常罕见，且难以被接受的。以至于当公子虔受到鼻刑之时，在当时的战国引起了重大的反响，这也为后来商鞅的车裂埋下了伏笔。

商鞅变法总计进行了两次，第一次变法是根据当时的秦国现状，在户籍、军功、农商等方面进行法制规定，以促进秦国经济与战力的恢复；第二次变法主要以开阡陌封疆、废井田、统一度量衡等方面为主，以规范秦国农商市场，促进秦国国土扩张为主要目标。从商鞅变法的实施来看，其注重阶段性和有效性，这对于变法的成果体现是非常有帮助的，这点与当时申不害在韩国实施的变法有所差别。

2.商鞅变法对法学发展的促进意义

战国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各方士子为了学术、学位进行辩论切磋，而商鞅正是在诸侯争霸的过程中看出了“法治思想”的优势，于是他结合韩非、李悝的“法家”思想，根据自身对秦国的认识，总结出商鞅变法的各项法制条例，这对于当时的人治封建社会来说是极具挑战意义的。

2.1 促进法制在政府管理机构中的形成

战国时期的各国主要是封建人治，各级官僚在处理政府事件时表现得较为随心所欲，往往根据管理者的个人喜好来处理国家事务，同时当时的贵族阶级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各级阶层的民众地位非常不平等，这就造成政府在管理过程中办事效率低下，且有失公允，造成失信于人的局面，不利于国家的团结稳定。商鞅在变法过程中，一来通过法律规定了政府职权和职责，同时也对老百姓提出了要求，比如通过法律确定了土地所有制，确定了国家的基本制度，将法律的规范意义显现出来，并且在这些法律条文实施过程中严格参照，刑上大夫也已成为当时秦国的常态，这对于秦国国民认识商鞅变法，敬畏法律条文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使法制成为政府管理机构中的典型参照。

2.2 促进了法制作为政治实体的形成

秦孝公面对羸弱的老秦国，深知只有彻底的变革才能将秦国起死回生，而商鞅为秦孝公的抱负实现提供了可能，也可以说是秦孝公成就了商鞅，也是商鞅成就了秦国，在君臣共识下，法制正是成为秦国的政治实体，各行各业均参照商鞅变法条例进行运作，法律成为秦国国政的权力桥梁，最高统治者通过法律条文将社会上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者串联起来，任何人不得触犯法制这份国家政治实体。如此，使得统治者对法制的依赖性更强，而社会各级阶层也更加敬畏法制，逐渐使法制成为国家发展的基本国策，使法律制度成为一种政治实体得以生存发展下来。

2.3 促进了法学思想的传播与推广

通过商鞅变法，秦国从羸弱走向强盛，从失去河西到收复河西、剑指河东，这种发展是法学思想开始在其他六国得到传播，一时间?纷效仿“变法”，旨在增强国力，其中申不害在韩国实施的变法反响最大，但由于韩国国情与秦国的不同，申不害所实施的变法内容也与商鞅存在较大的差距，以至于最后申不害在韩国的变法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各种变法行为的出现加强了法学思想在当时的传播与推广，使法学思想逐渐成为士子们争相学习的内容之一。以至于韩非子对商鞅变法也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其认为正是由于商鞅变法的实施，才使得法学思想被人熟知，才使得法制成为后续各级管理者非常看重的内容。

2.4 促进了法学意识与文化的发展

商鞅变法不仅为秦国制定了法律制度，其在规范人的行为，培养百姓的法学意识等方面也有重大意义，比如在变法过程中，其进行了大量的立法工作，通过探讨协商来确定法律的基本条例，开办法律教育来促进法学意识的发展，是法学文化成为当时秦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封建法律思想资源和人才资源的起源。同时，商鞅也强调法制的变通与修订，认为不同时期的社会应当有着不同的习俗和道德风尚，不同国情的社会应当采取不同的法律制度，将变化的法制意识深入人心，法制在维护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也希望社会发展所反映出的问题来修补法制的空白，这种法学意识与文化对于强化现如今我国所采取的“依法治国”基本方针是有借鉴意义的。

3商鞅变法对于我国“依法治国”的启示

商鞅变法的成功实施首先是秦国君臣对新颁布的法律树立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并且商鞅在执法过程中非常严格，违法必究，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观念融入在法制实施过程中，并且注重“诛法不诛心”，这些新型法制意识对于现如今我国“依法治国”基本国策实施也是大有帮助的，比如对我国高层领导的犯罪管控、对犯罪动机与犯罪实施的辨认与处理等，都可以从商鞅变法中得到一定的启示。

其次，商鞅变法的实施具有较强的阶段性，根据秦国当时的国情制定不同的法律，这点是关乎变法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现如今的我国依法治国也应当如此，虽然我国的法制建设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发展，但是依然还不够成熟，需要根据不同的国情进行不同程度的修订，最重要的是需要强化法制观念的灌输，避免社会对法制和法律缺乏认识与信心的现象发生，而对法律缺乏信心也正是现如今我国依法治国最大的障碍，需要政府管理机关在执法公正、公平上进行更大的改善。商鞅变法在法制观念和意识上的宣贯是非常值得借鉴参考的，当时的秦国无人不知商君，无人不知变法，也正是因为全国对商鞅变法的敬畏，才促进了变法在秦国的价值体现，最终使秦国变得强盛起来。

总结

无论是封建时期的法制观念，还是现如今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商鞅变法都对其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通过商鞅变法的实施使更多的人了解法家思想，使更多的士子产生了对法学的兴趣，这对于我国法学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促进了法制在政府管理机构中的形成，促进了法制作为政治实体的形成，促进了法学思想的传播与推广以及促进了法学意识与文化的发展，这些我国法学历史发展中的转变，为我国现如今所实施的“依法治国”基本国策提供了参考与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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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茹继田.和谐社会与商鞅变法[J].西部时评，2006（4）：29-31

篇11：商鞅变法性质

目的：富国强兵

作用：出现了“家给人足”的繁荣景象，全国百姓以私下斗殴为耻，以为国家立下战功为荣，国家战斗力不断增强，富国强兵的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国家。

结果

篇12：商鞅变法观后感

电视剧《大秦帝国》第一部《黑色裂变》讲述的是历史上有名的商鞅变法强秦的故事。常言道，变则通，通则行。变法者，革新也。魏人卫商入秦实施变法，对秦治国方略进行了最深彻也是极为成功的变革与创新。联系日前部机关组织开展组织工作研讨会，有几点联想和感悟。

变法之前提在于明情。商鞅提出变法，秦孝公认

同其变法之策，前提在于商鞅对当时秦国国贫民弱之国情的深切体察，来源于商鞅长年累月深入底层的游历。找准问题之根源，才能提高破解之办法。组织工作创新同样如此，必须首先充分掌握基层组织建设的总体态势，特别是要找准影响和制约组织工作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对症下药，谋划出针对性强、行之成效的创新思路。

变法之关键在于执行。变法的全过程历史20余年，其成功的关键在于执行。在执行立场上，商鞅十分坚定变法信念。变法过程触及老世族甚至王公大贵胄的核心利益，但商鞅坚如磐石，不为艰险屈服，不向权贵折腰，硬是一路坚持过来。在执行团队上，商鞅异常重视培养各个层级的骨干力量，从地方的里正、县令、郡守到中央的咸阳令、上大夫，无不坚定不移地贯彻变法。组织工作创新，关键也是在抓执行，创新思路再好，创新项目再多，不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亦是枉然。受蒙于商鞅变法，组工干部当牢固树立抓执行、抓落实的坚定信息和决心，并注重培养抓执行的团队，当把基层党组织书记抓组织工作的责任心调动起来。以乡镇为例，还应发挥和运用好各个工作片总支书记、分管书记的力量。

变法之保障在于同心。商鞅变法，秦孝公给予了最大程度的认同和支持，可以说，没有秦孝公的支持，没有秦孝公作坚强的后盾，没有秦孝公与商鞅志同道合，其变法难以坚持。除此之外，还有太后、公主等权力中心的重量级人物鼎立支持。这一点，对组织工作创新的启示是，每一项创新项目，每一个创新措施，必须置于党委工作全局和大局之下，必须争取上级党委、上级领导的全力支持，整合各方面力量支持，形成上下同心，齐抓共管的格局。(来源：好范文 http:///）唯如此才可形成整体推进组织工作的合力。

篇13：商鞅变法的成功的原因有哪些

一、商鞅变法的背景及内容

1. 商鞅变法的背景。

商鞅变法是在东周末年诸侯争霸的背景下进行，这次改革的目的就是争霸。在这一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整体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西周时期形成的宗法血亲为基础的通过周礼来进行规范的统治制度已经很难规范和拘束这个分崩离析、礼崩乐坏的时代，各方诸侯都在努力寻求改革，希望通过一种新的、可以替代周礼的统治工具来对统治制度进行改革，商鞅变法亦是如此。就这一问题全国上下在改革之初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旧贵族政治势力代表甘龙、杜挚，竭力维护奴隶制的“礼治”，先后声称：“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从进步的社会历史观出发，当场针锋相对地予以批驳，他以“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和“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诸多史实为例，论证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的管理思想，阐明时代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等方面措施必须有所变化，宜应“不法其故”，“不循其礼”，力言实施变法革新，当机立断，非此无以实现强国利民[1]23。这种背景下的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是“一断于法”，即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改革，改变了西周时期“国家大事，在祀与戎”[2]的格局，实现通过“法”来对国家进行规范的目的。

2. 商鞅变法的主体思想。

商鞅变法在整体上是为了适应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变革要求，以“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作为基本观点，从农业、富国强兵、法制推进等方面进行改革。商鞅变法的思想由四个主要部分构成，第一个部分是中农抑商的思想。战国时期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在诸侯割据、战乱纷争加剧的同时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然而，在当时的统治者眼中来看，国家的繁荣与强大不能依靠商业贸易，而是要依靠农业生产，他们认为商业贸易是一种小部分人通过交换谋取利益的手段，本身并不能创造社会产品，一旦以这些活动作为发展的基础就会削弱国家的整体实力，所以他们都主张以农业生产为主，不主张商业贸易，商鞅变法亦是如此。第二个部分是向统治特权开刀，废除分封制和世袭世禄的制度，实行郡县制和人才选拔制，从而发掘了大量的人才，盘活了秦国的行政管理，使整个国家充满了活力。第三个部分的思想是强兵政策。在战乱时代，强兵既是称霸的基础，也是生存的基础，因此商鞅变法中非常重视对战功的奖励。第四个部分，是依法治国的思想。商鞅变法时的“依法治国”与现代的“依法治国”有很大的不同。现代的依法治国是指法律在国家治理中具有最高的权威，通过法律来对权力进行限制和规范，从而达到国家的治理，其相对应的是人治，即人作为最高的权威。而商鞅变法中的“依法治国”是为了突出“法”的地位，即通过法律来治理国家而非通过其他的方式来治理国家，这里的“法”并没有最高权威的意义而是具有工具意义，突出与以“礼”治国的区别。商鞅变法的理想是“国治：断家王，断官强，断君弱。重轻，刑去。常官，则治。省刑，要保，赏不可倍也。有奸必告之，则民断于心，上令而民知所以应。器成于家，而行于官，则事断于家。故王者刑赏断于民心，器用断于家。治明则同，治暗则异。同则行，异则止，行则治，止则乱。治则家断，乱则君断。治国者贵下断，故以十里断者弱，以五里断者强。家断则有余，故曰：日治者王。官断则不足，故曰：夜治者强。君断则乱，故曰：宿治者削。故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3]，就是希望通过法来达到国家治理的目的。

二、商鞅变法的实现途径

在变法中，商鞅从树立法律权威、规范国家制度和制定刑罚体系三个维度塑造封建法律。在改革之初，不仅许多大臣坚持以礼治国作为基本方略，百姓也对法律不信任、不了解。为了推进变法，商鞅从塑造法律权威做起，他命人在城门口贴了一个告示，告示上写着如果谁将门口的杆子扛进城就给谁一笔不菲的奖金，很多人看到告示都不敢相信，最后有个年轻人试了，果然获得了告示承诺的奖金。商鞅的这一举动彰显了政府的公信力，打下了变法的信任基础。这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对其后的中国法律发展更加具有重要意义，它使法制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商鞅还采取了两项重要举措，一是通过法律规定了政府职权和职责，对老百姓提出了要求，通过法律确定了土地所有制，确定了国家的基本制度，使法律的规范意义得到凸显，法律作为一种成文的、可预测、可知晓的行为规范取得了人们的信任，法律权威逐渐树立。这相当于在政府和百姓之间以法律为形式建立了一种社会契约，从而使国家管理更加高效；二是制定了严刑峻法，这里的严刑峻法不仅约束百姓，还约束统治阶级，只要违反了法律规定就要受到法律的惩罚，中央集权的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格局形成，创造了一个国家一部约束性法律的政治基础。商鞅的这些做法使秦国迈入了“依法治国”的轨道，并且最终吞并了六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封建王朝。

三、商鞅变法对中国封建法制形成影响

首先，商鞅变法为中国封建法制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商鞅变法是将法家思想注入国家统治当中，经过具体的制度改革后法律成为了国家政治统治的权力桥梁，最高统治者通过法律将社会上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串联起来，任何人触犯了这条绳子都能够在最高统治者的意志下解决，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的形成，使得统治者对法律的依赖性更强，使社会群体不得不遵从法律，这样法律作为政治统治工具才真正具有了权威性，才真正从民间学派思想变成治国方略，所以说商鞅变法为中国封建法制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封建法律得以发展的政治实体。

其次，商鞅变法使法律权威在社会上得以确立。秦国的强大使各国纷纷效仿，一时间“变法”成为各国试图强大的途径，社会和诸侯都对法充满信任。同时，商鞅变法中的法律责任不仅针对被统治阶级，还包括了王侯将相，任何人触犯法律都要受到法律处罚，法律成为一种既能限制人们行为，也能保护人们利益的工具，从奴隶社会中赤裸裸的“刑罚”变成一种具有“维权”功能的“正义”价值符号，使整个社会都自愿遵守法律，真正树立了法律权威。在这一点上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也予以肯定，他认为：“商君说秦孝公以变法易俗而明公道、赏告奸、困末作而利本事。民后知有罪之必诛，而告奸者众也。故民莫犯，其刑无所加。是以国治而兵强，地广而主尊。”[4]123

第三，商鞅变法促进了法律事业的发展。在商鞅变法的过程中，除了制定法律制度树立法律权威以外，还进行了大量的立法，开办法律教育，为中国封建法律的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和人才资源。

最后，商鞅变法使中国的法律文化开始形成。商鞅明确地反对儒家之“礼”，认为“前世不同教”、“治世不一道”[5]30，即认为不同时期的社会有着不同的习俗和道德风尚，因此治理国家的方式也因为这些而有所不同，当时社会已经发生了变迁必须采取新的更加强硬的治理方式，主张“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6]，同时认为“以治法者，强；以治政者，削”[7]，法治是最好的统治方式。商鞅的这些思想通过实践使秦国最终统一天下，而法治思想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壮大，深入人心。

摘要：商鞅变法是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发生巨大变化的战国时期进行的, 他总结了历史经验, 结合社会实际提出了“依法治国”的观念, 在改革中逐渐树立了法律权威, 培育了法律人才, 创造了法律文化氛围, 促进了中国封建法制的形成。

关键词：商鞅变法,依法治国,封建法制形成

参考文献

[1]余德仁.“治世不一道, 便国不必法古”[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0, 27 (6) .

[2]左丘明.左传·成公十三年.

[3]商鞅.商君书·修权.

[4]李锋敏.诚信视角下的商鞅变法[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 2007 (3) .

[5]于力.商鞅的“变法理论”研究[D].吉林大学, 2007.

[6]商鞅, 商君书·说民.

篇14：商鞅变法的决策思考

商鞅变法的故事众人皆知，然而，变法前的那段争论，更值得引起管理者决策时的注意。

为了保证变法的进行，坚定变法的信念，商鞅向秦孝公反复强调，不能疑惑，不能讨论，即所谓“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在商鞅看来，尤其不能让下层老百姓参与关于变法的决策。因为智者和愚民不在一个档次上。“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所以，“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尽管朝廷大臣中有甘龙、杜挚同商鞅争论，但是，这种争论对变法的决策并不具有方案讨论的意义，而是非此即彼的对抗。最后，由孝公一槌定音，封死了反对者的口，变法开始推行。

人们大多赞扬商鞅变法的强国效应，秦国也正是在商鞅变法之后崛起的。然而，从逻辑上看，良好的效果不能推论出决策方法的科学性。商鞅变法的成功，不能推论出此前的“封口”和压制不同意见就是正确的。能逮住老鼠的猫固然是好猫，然而瞎猫有时也能碰上个耗子。假设我用求神问卦的方式决定了一笔生意，而且这笔生意还赚了大钱，我不会得出结论说求神问卦的方法就是正确的，更不会把求神问卦的方式无限制地推广到所有决策中。后来的人们，往往因为商鞅变法的成功而忽视了此前争论中存在的决策弊端，对这种变法陷入盲目赞扬，这是在当今的决策中值得警惕的。

按照现代决策的要求，人们一般认为，决策在提出问题确定目标阶段，尤其是在方案论证阶段，直到拍板定案之前，需要倾听不同声音，广泛征求意见，尤其要重视反对性的意见。而商鞅变法的决策，可以说基本出自孝公和商鞅两人的“密谋”，一开始就从根本上否定不同声音。只要有质疑和反对意见，就看作是“敌对势力”。这样，就使决策问题的界定、目标合理性的论证以及备选方案的完善等事项，成为不容怀疑的定论，决策的优化也就无法实现。造成这种偏失的根源，是古代的专制体制和对抗性思维。所以，不仅商鞅，后来的历次变法无不发生这种问题。比如宋代的王安石变法，支持者和反对者几乎水火不容，执政者一换马，政策就会来个180°大翻转。这样的决策，偶尔有成功者，如商鞅，但多数会失败。从决策方法的角度看，商鞅变法的成功具有偶然性，不值得在方法论上效仿。即使商鞅变法成功了，但他被五马分尸的自身遭遇不能不说同这种变法方法有关。

从思维角度看，产生这种失误的原因是追求“同”而不是追求“和”。西周末年，史伯就指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春秋时齐国的名相晏婴，曾进一步发挥了这种求“和”不求“同”的思想，强调只有不同的调料五味杂陈，才能做出美味佳肴；只有不同的乐器短长疾徐配合，才能演奏动听的音乐。孔子甚至把求“同”还是求“和”上升到做人准则，以此界定君子小人。在决策时，能不能放弃对立思维，而是从“和”的角度看待不同意见，是我们今天应该格外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