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的历史启示（精选6篇）
篇1：戊戌变法的历史启示
戊戌变法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启示
戊戌变法和改革开放这两次中国历史上靠得最近的重大改革的命运和结果迥然不同。总结中国历次改革成败的经验教训以及外国的经验教训，能给我们许多重要启示。
1898年由康有为、梁启超倡导和推动，得到光绪皇帝支持的戊戌变法，由于遭到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廷保守顽固势力的反对和镇压，仅仅进行103天就寿终正寝。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具有宪政意义的政治改革，戊戌变法用血的教训给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份宝贵的经验：从政的美德是节制和谨慎，改革需取得保守集团的中立并拥有相当实力的支持者，通盘计划与具体推进协调进行，用地方改革拉动全局改革。
1978年开始，由邓小平倡导和推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已进行了三十多年，还将继续进行下去。迄今为止，这场中国历史上空前壮阔、持久和深刻的改革运动，从总体上来看，进行顺利，成果巨大，影响深远，势头经久不衰。
与历史上那些惨遭失败的变法相比，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以中国迄今唯一成功的改革范例载入了历史。为什么过去的改革大都失败，唯独改革开放取得成功、改革者们能功德圆满呢？ 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戊戌变法因为朝中大臣多为慈禧亲信，所以最终导向维护保守派的利益。维新派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身上并且急切的对慈禧展开进攻，操之过急，树敌太广，这是改革大忌。
任何旨在革除积弊，缓和矛盾，推动发展，富国强兵的变革，都有合理性和进步性。但谁来发动、领导和支持改革运动，却与改革的命运息息相关。
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从一开始就是由中国共产党亲自发动和全力推动的，始终处于党的坚强领导之下。邓小平是党的领袖，是改革的倡导者和总设计师，对改革的发动和推进起到了关键和独特的作用。但改革不是靠他一个人的智慧和力量，也不是靠一群人的智慧和力量，而是靠全党的智慧和力量。一句话，改革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意志和行动。
二是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世界上一切改革与革命的终极关怀，无不是为大多数人谋福祉。清末的中国民众正处在空前的水深火热之中。戊戌变法的维新派在政治改革上激情燃烧，而在解决具体民生问题上却一筹莫展，从而远远地脱离了底层群体，尤其是农民群众。光绪帝颁布的新政上谕数以百计，却没有一件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不仅如此，某些新政措施却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发生了直接冲突。地方老百姓对维新派的种种措施讨厌已极。
改革开放，固然有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根基、提高执政能力的考虑，但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它领导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革除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苏联模式”的种种弊端，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了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幸福，社会长治久安。
判断改革是非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衡量改革成效的标准，主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一切改革举措以人民利益为依归。人民不是改革的旁观者，而是改革的主人，直接参与改革，共享改革成果。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国家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普遍改善，实现了从温饱到总体小康的转变，现在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奋进。人民从改革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看到未来希望，因而衷心支持改革。三是改革策略正确
在改革顺序上，先农村，后城市。农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相对来说，农村情况较简单，改革容易推开，城市较复杂，改革需做大量准备工作；农村改革见效快，第 1 页
可以为城市改革提供粮食和其它农产品的保障；农村改革成功能为整个改革积累经验，增强人们对改革的信心。
先侧重经济改革，同时不失时机地在某些政治领域进行改革。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终身制，既是重大政治改革，又比较容易做到。规定领导职务任期制，是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把政治改革引向深入。这些年来，围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的完善，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国家政治领域在民主和法制轨道上取得显著进步。先试点，积累经验，再逐步推广。经济特区建设、国企改革、税制改革、人事制度改革、农村基层选举改革等，无不在试点基础上推开的。
循序渐进，或“渐进式”改革，是中国改革的一条宝贵经验。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了30年历程，仍方兴未艾，任重道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深深懂得，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改革开放的道路不会平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会一帆风顺，但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意，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完全正确，成效和功绩举国举世公认。任何否定改革开放、让改革开放停顿或倒退的企图，都是不可能得逞的。改革的目标必将全面实现，一个现代化的、繁荣昌盛的、民主文明的、稳定和谐的社会主义强国必将屹立在世界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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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戊戌变法的历史启示
康梁两个早年经历与他们的经历与他们的思想有一定关系。有必要向学生介绍。课本中有一结论戊戌变法失败说明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应该是本书最荒谬的一个结论，没有科学依据，不伦不类，违背归纳法推理原则。
教学需要拿来主义，下面三篇文章对我启发较大。
《戊戌变法》一节中引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一段：“人人封章，得直达于上。举国鼓舞欢蹈，争求上书，民间疾苦，悉达天听。每日每署，封章皆数十，上鸡鸣而起，日哺乃罢。”这个材料是教材上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利用好，甚至有人会用错。
拿到这个材料后，我们要加以辨析：梁启超是在什么情况下写这本书的?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等流亡海外。海内外舆论相当大部分是指责康梁等人。在这种情况下，康梁等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而且还想争取海内外舆论尤其是海外舆论的支持，以解救光绪皇帝。所以，在戊戌政变结束后的`两三个月内，梁启超就匆匆写成此书。
这样特定的背景和写作目的，决定我们不能完全相信梁启超的这段话。梁启超之所以描述当时的形势是“举国鼓舞欢蹈，争求上书”，是想证明变法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普遍支持，是正义的。梁启超之所以描述光绪皇帝“鸡鸣而起，日哺乃罢”，是想树立光绪皇帝勤政、民主的开明形象。至于变法是否真的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光绪皇帝是否真正勤政和民主，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仅凭这段材料我们还无法下结论。
那我们该如何利用这份材料呢?
首先，我们能从材料中获取如下信息：梁启超认为当时变法的形势一片大好，光绪皇帝勤政、开明。
其次，我们要分析梁启超为什么会这么认为。这是因为：他想树立光绪皇帝的良好形象，他要证明变法的合理性。
再次，我们要分析梁启超的叙述是否是客观的，这就需要我们将这段材料和其他材料作比较。相当多的史料揭示，戊戌变法的群众基础比较薄弱。教材也是持这种观点，而且还认为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从逻辑角度来讲，正因为群众基础薄弱，所以变法才会失败。所以，梁启超的叙述肯定有夸大的地方。这种夸大，如果是无意的，这就表明康梁等人十分幼稚，没有看到变法危机四伏的恶劣形势;如果是故意的，是因为他要证明变法的合理性。实际上，梁启超后来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承认，当时为情势所逼，自己有夸大地方，是故意的。
篇3：戊戌变法的历史启示
一、保甲法、将兵法、免役法的启示:使小组合作学习大显神威
(1)保甲法:充分发挥小组合作学习的功效。保甲法规定: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农闲时集合保丁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保甲法既可使各地壮丁接受军训,与正规军相参为用,以节省国家的大量军费,又可建立严密的治安网,把各地人民按保甲编制起来,以便稳定封建秩序。
受其启发,为便于开展课堂合作学习和课后作业收交与综合实践,把全班学生平均分成10个小组,在历史课上,充分发挥集体智慧,完成课堂教学内容。很多难于讲解、必须由学生充分体验的问题,就可通过小组讨论来解决,以化解难点,突出重点,使师生在不同观点碰撞中产生思维的火花,在问题探究交流中共享学习成果。平时由小组长负责收交作业,这在减轻课代表负担的同时,也提高了作业收交的速度,更使那些经常拖欠作业者无所遁形,减少其负面影响。
(2)将兵法:切实发挥小组长的领导作用。将兵法是王安石变法中军事方面所采取的一项措施。自熙宁七年始,在北方挑选武艺较高、作战经验丰富的武官专掌训练,使将练其兵,兵知其将, 将兵合力,提高军队战斗力。
受其启发,在组建合作学习小组时,严格按照组内异质和组间同质的原则,使每个小组组员的学习成绩、学习态度、组织能力和行为品质等都有一定的层次搭配,每小组选出一名相对较优秀的学生担任组长,充分发挥小组长的模范引领作用,组内成员明确分工,组长组员协调行动,并通过小组评价,促进良好学习风气的形成,有效提高全班的学习效果。
(3)免役法:实施作业豁免权。面对学生沉重的学习负担,看到小小年纪都戴上了眼镜,教师和家长虽然很不情愿,但却又在扮演加重学生学习负担的始作俑者。应试教育中的题海战术,导致各科的模拟试卷压得学生喘不过气来。语数外首当其冲,理化紧随其后,政史也不甘落后。学生们怕了、累了、厌了!中考成了摧残学生身心,却又绕不过去的坎儿。如何减轻学生作业负担,笔者从王安石的免役法得到启发。
封建社会里,不分时间的为政府无偿服役一直是百姓的一个沉重负担,为保证不误农时,王安石推行的免役法规定由州、县府出钱雇人应役,使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民回乡务农。为此,笔者给那些已完成基本学习目标的学生以作业的豁免权,节省下来的时间由学生自由支配。作为激励学生的一项措施,只要学生能充分利用上课的时间,90%的学生是可以不做作业的,这就反逼课堂学习效率的提高。
二、农田水利法的启示:使学习历史的热情空前高涨
农田水利法是王安石变法在农业上所采取的一项措施,该措施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修筑堤防,一时形成“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热潮。由此笔者采取种种策略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如果说压力是一种动力的话,那充其量是被动的,而热情则是一种积极主动、更有效的动力。
(1)“全民”行动: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教师充满激情的上课会使课堂氛围高涨,从而有效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因此,笔者特别注重课堂气氛的渲染,努力营造一种平等、民主、和谐、热烈的课堂氛围,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例如,在提出一个问题要求学生整体回答时,或齐读一段重要文字时,笔者要求学生必须声音洪亮,简短有力。一次不行再来一次,再不行还来一次。有一次测试下来,学生的历史成绩不够理想,多数学生连基本的知识点都没掌握,为此进行了如下尝试:围绕每课的知识点整理成学案, 但并不以统一作业的形式来巩固,而是告诉学生:现在大家的学习负担很重,学习效果也不好,为了减负增效,如果哪位同学精力有余,可到老师这里来领取学案,自主进行巩固性复习。结果出乎意料之外,多数学生都积极主动地来领取学案,全班形成了要学好历史的共识,也就在那一年的中考中,我校的历史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2)激将法:激起学生的昂扬斗志。教学实践证实,激将法可激起学生的昂扬斗志,这在那些成绩不太理想的班级特别奏效。碰到这种情况,笔者用得最多的激将法话语就是:“我就不信我们班级永远垫底!”“只要同学们一如既往地努力,总归会有咸鱼翻身的一天。”几次下来,全班学生都在为提高历史成绩而努力,考完试后对自己班级的名次也非常关心,他们总是关切地问:“老师,这次我们班还是不是倒数第一?”听到这话真让人欣慰,学生有了这样的激情,咸鱼翻身也就指日可待!
(3)鼓励法:让学生充满学好历史的信心。学习成绩的好坏是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些学生即使已经很努力了,但成绩就是不理想。面对这种情形,教师一定要不离不弃, 要多鼓励、多关心、多辅导,指导他们调整学习方法,组织优秀生结对帮助,让他们重振希望,重树信心,坚持不懈,笨鸟先飞,相信他们同样会创造奇迹!
三、方田均税法的启迪:关注学情,实施分层教学
1071年,王安石主持制定了《方田均税法条约》,“方田”是指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地肥瘠分为五级,并依据“均税”,以“方田”丈量的结果制定税数。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对于学生的学习当然也应如此。
(1)在评价成绩时分类制订不同的标准。无论什么人,都喜欢被人肯定和表扬,初中生更是如此。所以在处理问题时特别要注意保护学生的面子,尤其是对学生来讲特别重要也特别敏感的成绩问题。为此,在评价一些测试成绩时,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制订不同的标准:有的学生就是那个水平,无论如何也考不到及格,那只要他的成绩与以往基本持平,就得表扬。有些学生平时考几分, 这次考了十几分,明显地进步,应该表扬。应该考优秀,而这次只考中等偏上的成绩,也不能为其找借口,应及时找其谈话,总结失利的原因。这样每个学生都会感觉到老师在关心自己,也可以促使他们进行明确的定位,向更高的目标努力。
(2)在学习动员时分别采用不同的语言。由于每个学生的成长环境不同,性格也有差异,因此,在对学生进行学习方面的思想动员时要分别采用不同的语言。对于主观努力、性格内向、成绩不理想的学生,要以鼓励性的语言为主:“老师和你一样,天资并不算好,但我努力了,成功了,只要你坚持努力,同样会取得成功的; 别人看一遍能记住的知识点,我们就看两遍三遍,总有记住的一天。”对一些自恃聪明、不用心的学生,主要以挫折教育为主:“真正聪明的学生从来不耍小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总有吃亏的一天;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笑到最后的人才是真正的胜利者。”等等。
(3)在布置作业时分层提出不同的要求。分层教学是我校实施的一种有效教学新模式,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布置不同的作业就是分层教学的内容之一。作业布置应体现层次性、针对性、有效性,而不是传统的不顾学情一刀切。例如,笔者在准备学案时,总要在不同档次的题目前做上不同的标记,对于哪部分学生做哪些习题做到心中有数,这样既可节省优等生做简单题目的时间,也可防止较差学生在难题上浪费时间。
篇4：戊戌改革的历史反思
戊戌变法时的维新志士们提出的改革目标是要使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他们的愿望和理想和今天有许多共同点。他们当时提出的改革措施是发展经济，发展文化，改革政治，实行开放，也有不少和今天共同的地方。康有为写了一本《大同书》，毛泽东主席批评他没有找到一条到达大同世界的路。我们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但要实现这一理想，还要走很漫长艰苦的路程。
我们通常把戊戌变法的失败归因于反动派的破坏，是由于袁世凯的告密和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这样说当然是不错的，但还不能非常透彻地说明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我们应该挖掘到更深的层次。试问：如果没有慈禧太后和袁世凯，戊戌变法是不是就能够一帆风顺，抵达胜利？事情看来还不那样容易，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问题在于：旧中国存在着阻碍改革的强固的社会基础，在这一基础上生长着保守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心理。慈禧太后和袁世凯都是这一盘根错节的社会基础的产物和代表。如果没有社会基础，顽固派是发挥不了那样强大的破坏作用的。铲除几个人比较容易，铲除阻碍改革的社会基础就要困难得多，要有几个世代的人们坚持不懈的努力。
面对着戊戌改革以及今天的改革开放，我们不禁要问：改革是如何发生的？一个社会在什么情况下会使改革起步？改革应该依靠什么样的力量？如何勾划出改革的蓝图并付之实施？在改革的道路上会有多大阻力，多少困难？怎样采取措施减少阻力？怎样使改革胜利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等等。这一系列问题至关重要，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中总结教训，加深认识。
改革是一种社会需要。当社会矛盾尖锐、各种弊端滋生、社会难以正常运转和发展时，才会唤起改革的意识和改革的行动。一部分先进人士最先认识改革的必要性，他们集合起来，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戊戌变法就是这样，这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下产生的一种社会需要，是由康有为等人发动并得到光绪皇帝支持的政治运动。所以，社会矛盾的尖锐和先进分子的觉醒、集合就能使改革启动。但是，改革的进展和成功取决于更加复杂的因素。
改革要有广大群众的支持
改革的成功要有相当多人的支持，这就一定要制定改革的理论、纲领，并广泛宣传，让群众理解改革的必要性和目标、步骤，吸引群众，投身到改革中去，为之奋斗。改革运动的领袖总是杰出的政治家、理论家，学识渊博，思想深邃，智力高超，能够以创造性的理论教育群众，使群众围绕改革，产生强固的凝聚力，并能以自己的洞察力烛照改革前途上的困难，带领群众前进。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学识高深，写了许多著作，从各方面阐明了改革运动，他们提出了当时所能提出的较好的主张。遗憾的是，他们的理论并不成熟，对中国情况和改革运动的规律所知不深，特别是他们所能影响的群众范围还很小，只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官吏，因此在政治舞台上起不了很大的作用。他们虽然说服了光绪皇帝来支持改革，但和顽固派较量，力量对比仍然悬殊。当时，广大人民没有文化知识，处在社会底层，维新派做不到对他们联系和进行教育，人民群众的绝大多数处在变法改革的圈子之外，对变法不是一无所知，就是漠不关心，也就谈不上理解和支持改革。因此，反对改革的势力大大超过了支持改革的势力。戊戌变法也就不能不以失败告终。戊戌变法后，梁启超痛定思痛，写了一篇《新民说》，要与民更始，从老百姓的启蒙教育做起；孙中山以后也懂得要“唤起民众”，“扶助农工”；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更是努力发动群众，注意依靠群众。民主革命胜利后，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又一次讲到“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唤起民众，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用改革的理论武装他们，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在民众中焕发出认同、团结、奋发、拼搏的精神，才能破除阻力，使改革乘风破浪，迅速前进。
改革要在稳中求进
改革是个渐进过程，是新质要素的逐渐积累。对现存事物不必要、也不可能使之在一夜之间全部改观。改革不是用暴力行动一举摧毁旧秩序，而是通过和平的、民主的、有计划的步骤，促进新旧体制的交替，要稳扎稳打，步步推进。最佳的改革方案是使社会不发生剧烈震动，而又使社会成员不断受益，使改革在一个安定而宽松的气氛中持续进行。有时候，改革也会带来一时的经济衰退、生活下降和政治动乱，一定要把损失和动荡控制在一定范围，减少到最低程度。改革者当然不能因暂时困难和挫折而惊慌失措、动摇退却，但又要充分重视困难，实事求是地估计社会的承受能力。改革措施如果引起剧烈的动荡，并使很多人蒙受重大经济损失，总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改革的目标和构想是远大的、雄心勃勃的，而每一改革的步骤和具体政策必须审时度势，十分谨慎小心，切勿操之过急，急于求成。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在不可能大有作为的情况下，却开出了许多空头支票，高喊“大变”“速变”“全变”，要求几年之内“大见成效”。百日维新期间，诏书频颁，新政繁多，像雪片似的下达，企图百废俱举，一步登天。有些改革措施，固然十分必要，但涉及很多人的生计利益，就要谨慎从事，例如，精简衙门，裁撤冗官，停止科举考试，将各地寺庙改为学堂，这些无疑都是正确而必要的政策。但是不作准备，不分步骤，不对有关人员做出妥善安排，贸然颁发一纸命令，强制进行，不但不能生效，反而在许多官吏、僧道和知识分子中引起疑虑和恐慌，增加了改革的阻力，对改革实无益而有损。
执行改革者的品质和行为十分重要
进行改革是为人民、为社会谋利益，不是为改革者、执行者自身谋利益。执行改革的政府官员为政清廉，公平执法，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富有献身精神，才能给改革树立良好的形象，赢得群众的敬服和拥护。改革的失败常常和执行改革者的品质和行为联系在一起。营私结党、贪污腐化、以权谋私是改革的腐蚀剂，最容易败坏改革的声誉。所以，树立廉政，整肃政纪，使弊绝风清，是改革成败之所系，决不能掉以轻心。戊戌变法中，顽固派攻击维新派夤缘隶进，馈礼不绝，宾客盈门，车水马龙。“今日一袍料，明日一马褂料。今日一狐桶，明日一草上霜桶”（章太炎《革命道德说》）。维新派的行为不自检束，遂授人以口实。康有为逃亡海外期间，也有滥用和挥霍华侨捐款的行径。宋代的王安石变法，其方向和目标都是正确的，但变法阵营内麇集着像吕惠卿、蔡京这样的腐败分子，给变法抹黑，而反对变法的阵营内反而有大批正人君子、学者文士，如司马光、程颢、程颐、苏轼等人。这样，王安石变法就难以得到社会的信赖和支持，这是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
防止改革目标在实施过程中被扭曲
改革的方向、目标、政策即使是好的，但观念上的东西一旦接触实际，可能扭曲变形，“橘逾淮而为枳”，什么样的土壤中只能结出什么样的果实。所以，改革者不但要制定政策，而且要反复估量政策在实际中的可行性，并且要监督其实施，形成一套信息反馈机制。有时，一种很好的创议和政策，但在实施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各种力量的拉曳，会变得面目全非，好事反而变成坏事，政策实施的后果会使政策的制定者大吃一惊，大出意外，变成不是原来所设想的后果。戊戌维新派主张编练军队，想不到帮助了军阀的兴起；他们鼓吹立宪政治，想不到十年以后却在宪法的招牌下出现了皇族的集权。有时候，一种政策措施要在较长的时间中才能显示出或正或负的效应。
当然，戊戌变法中可以研究的、带规律性的东西很多，在这里不能一一列举。总之，我们要深化改革，必须进一步研究改革的规律、改革的理论。从过去和今天的实践中进行研究，总结其经验教训，加深对改革的理解，以促进当前的改革。
篇5：初中历史戊戌变法知识点内容总结
戊戌变法从186月11日开始实施。其主要内容有：
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同时规定，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
但因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而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
戊戌变法是一次具有爱国救亡意义的变法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这次变法促进了思想解放，并且对思想文化的发展和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二.变法内容
文教改革
创办京师大学堂;所有书院、祠庙、义学、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各省会设高等学堂，郡城设中等学堂，州县设小学;鼓励私人开办学堂;设立翻译、医学、农务、商学、路、矿、茶务、蚕桑速成学堂;派皇族宗室出国游历，挑选学生到日本游学废八股、乡会试及生童岁、科考试，改考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以及定期举行经济特科;设译书局，颁发著书及发明给奖章程，保荐格致人才。
主要措施为：
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
经济改革
康有为强调中国必须以工商立国，才能富国养民;另因为官办企业多弊病，故也着重鼓励民办企业;设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并在各省设分局;广泛开设农会，刊印农报，购买农具，订立奖励学艺、农业程序，编译外国农学书籍，采用中西各法切实开垦;颁发制器及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在各地设立工厂;在各省设商务局、商会，保护商务，推广口岸商埠、开放八旗经商的禁令，名其学习士农工商自谋生计;倡办实业，促进生产;鼓励私人开办工矿企业。
军事改革改用西洋军事训练;遣散老弱残兵，削减军饷须支，实行团练，裁减绿营，举办民兵;颁发兴造枪炮特赏章程;筹设武备大学堂;武科停试弓箭骑剑，改试枪炮。
社会改革将城乡许多祠堂、庙宇改为学堂，破除迷信。
政治改革(一)开放言路。光绪皇帝下诏，允许报纸“指陈利弊”，“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又下诏，凡院、部司员欲条陈意见，可以上书，通过本衙门的“堂官”(首长)代传。普通百姓可以到都察院呈递。(二)精减机构。撤销詹事府(主管皇后、太子家事)、通政司(主管内外章奏)等六个衙门，各省也要做相应精减。(三)任用新人。维新派杨锐、刘光第、谭嗣同都被光绪任命为“军机衙门章京上行走”(秘书)，参与新政。(四)仿效康熙、乾隆时的旧制，在紫禁城内开“懋勤殿”，使之实际上成为皇帝与维新派讨论制度改革的机构(未能实行)。康有为还有些未发表的新政，如：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及教会、以孔子纪年、制订宪法、开国会、君民合治、满汉平等、皇帝亲自统帅陆海军、改年号为维新、断发易服及迁都上海等。根据康有为表示，自君民合治以下的新政都得到了光绪的同意。
三.失败原因
根本原因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过于弱小，即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慈禧所代表的顽固派掌握实权，实力强大。
直接原因其一，守旧派势力强大，当时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不在光绪皇帝手中，而为以西太后为首的王公、大臣所掌握。维新派只有少数几个人，没有实权。西太后最初曾指示“今宜专讲西学”，但是，当她感到变法触及到她自己的权力和清廷王公贵族的利益时，就动手遏制、镇压。其二，维新派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指责西汉的古文经书全系刘歆伪造，《孔子改制考》将孔子打扮为“改制立法”的祖师爷。两书都没有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不用说守旧派反对，当时的一些开明人士也不赞成。此外，维新派某些激进的宣传，也增加了社会阻力。其三，维新派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只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和极少数的官僚，甚至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其四，维新派及光绪皇帝在实施变法上的某些冒进措施。变法一开始，光绪皇帝就因不满自己的老师、军机重臣翁同龢的持重、顶撞，将其开缺回籍。大量裁减冗官，仅京师一地，涉及闲散衙门十多处，失去职务者近万人，但是又没有安排出路。因王照上书被阻而一下子罢免六个部长级大员，也操之过急，并且失之过重。其五，变法手段单一：采取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和平”、“合法”方式。
四.后世影响
戊戌变法作为近代中国的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具有进步意义。虽然被慈禧太后扼杀了，但也为之后爆发的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
政治经济
一、推动了清政府的自我改革。
19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带着光绪逃到西安，这给慈禧以惨痛教训。签订《辛丑条约》后，慈禧太后下令实行新政，其内容有：编练新军;废科举，建学堂;奖励民办工厂;改革法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预备立宪;成立咨政院、咨议局等。其中有些改策已经超出了当年维新变法的内容。
二、激起了民众对满清政府的愤恨，推动知识分子由维新向革命转化。
戊戌维新失败后，支持孙中山革命的人增多了，不少对清政府抱有幻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党人(此条更准确的说应为戊戌政变的影响，而不是戊戌变法本身的影响。)。
思想文化
一、推动了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
(1)变法理论更加深入人心。
人们普遍认为，不变没有出路，变是古今通理，中国还应该大变、全变。
(2)民主思想进一步传播。
维新派只敢讲“民权”，承认人民有参与管理政治的权利，但是不敢讲“民主”，不肯承认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戊戌维新之后，民主思潮就充分发展起来了。
(3)激起了新一轮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热潮。
戊戌维新失败后，更多的年轻人出国留学，更多的西方学说被译介到中国，中国的思想界更为活跃。
二、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奏。
戊戌变法后，新式文化事业勃兴，国内出现办学热，创办新式报刊热，出版新书热。戊戌时期，维新派为了对人民进行“启蒙”，曾提倡白话文和“小说界革命”。维新运动失败后，白话报刊更多出现，白话文得到更多提倡。除“小说界革命”外，维新派继续倡导“诗界革命”、“曲界革命”、“思想革命”、“道德革命”、“宗教革命”以至“史学革命”。
五.历史评价
国内评价
中国历史学家翦伯赞《中国史纲要》：
维新运动具有救亡和抵制人民革命的双重性质，但变法主张的公开提出，起了主要是积极的政治影响。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萧功秦：
戊戌人士激进变法的失败，最直接的后果，是加剧了社会内部的政治两极化过程。
一方面，这这场变法引起了以满清权贵保守派的政治反动。他们以情绪化的方式，更为顽固地坚持“祖法不可变”的立场。一批更为昏庸、眼界更狭隘的“原教旨”保守派进入了权力中枢，并进而强化了朝野本来就存在的非理性的排外主义势力。他们注定成为清王朝残存的权威合法性资源的巨大消耗者。
另一方面，戊戌变法的失败，使相当一批现代化知识精英，由于对体制内的变革失望，而开始走向体制外的革命。“革命排满”从此成为日益强大的政治思潮。清王朝充当中国变革的主导者的可能性，将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
这种两极化过程使中国未来的命运，将由此充满了更多的变数。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喜所：
戊戌变法失败的基本缘由不在康梁维新派的变法内容和详细战略上，而在于当时没有呈现一个使变法胜利的整体的社会环境，以及与此相联络的强大的促进变革的政治和经济力气。
国际评价
英国政治家罗伯特·赫德：
篇6：商鞅变法的历史故事
战国初期，7个诸侯国中，秦国是比较落后的。有一天，在秦国京城的南门外，一根三丈长的木头竖立着，周围站满了人。担任左庶长(秦国官名，相当于中原各国的卿)的商鞅当众宣布，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去，就赏他10金(秦以一镒为一金，一镒合24两)。人们听了，议论纷纷，都不相信有这样的便宜事，谁也没去动它。商鞅又下令说，谁要是搬了，增加到五倍，赏他50金。这时，一个男子从人群中走出来，说“我来扛”就不费力气地把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立刻叫人赏他50金。围观的人都惊呆了，不由自主地说：“左庶长说话是算数的。”
商鞅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得从头讲起。商勒(约公元前390～前338年)，卫国人，原名公列鞅，后因他在秦国变法有功，封于商地(今陕西商县)，后人叫他商鞅。当时的秦国，因远在西方，与齐、楚、燕、韩、赵、魏六国相比，比较落后，经常受到强国的欺负。比如秦国河西地区大片肥沃土地就被魏国强占了。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为使秦国强盛起来，便下令求贤，广聚“有能出奇计强秦者”。这时在魏国怀才不遇、有志难以施展的商鞅得到了这个消息后就来到秦国。他三次晋见秦孝公，对他说，“要使秦国富强起来，必须实行变法，一方面要奖励英勇善战的将士，同时还要制定新的法令，做到依法办事，赏罚分明”。秦孝公很赞成商鞅的主张。可是一些朝廷大臣却竭力反对。甘龙说：“圣人不改变民俗就可以统治，智者不变更制度就可以治国。”商鞅驳斥他说：“治国没有一成不变的办法，必须因时因事而异。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必一味效法古代。商汤、周武王没有恪守古制，却能使国家强盛;夏桀、殷纣倒是死守古法，没有变革，却灭国了。可见，反古法者，无可非议;因循守旧的`人却不值得赞扬。”他劝说秦孝公不要犹豫，要下定决心，只要能使国家富强，就不必遵守旧习惯和老规矩。秦孝公很快颁布了新法。新法令规定：官职大小和爵位高低，一律以战功的大小为标准，贵族没有军功就没有爵位。老百姓多生产粮食和布帛的，免除官差。凡因懒惰而贫穷的应入官府做奴婢。
新法实行后，效果十分显著，农业生产发展了，军事力量也强大了。秦国很快摘掉了落后帽子，并打败了曾欺负过它的魏国。秦孝公更加信任商鞅，在公元前362年提升他为大良造(相当于相兼将军)。两年后，商鞅又开始了第二次变法，主要内容有：废井田，奖励垦荒;健全地方行政机构，由国家派官吏直接管理;规定刑无等级，不管普通百姓还是王公贵族，凡是违法者，一律依法治罪。并建议迁都咸阳，以便向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