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启蒙哲学背景下的阐释论文

德意志启蒙哲学背景下的阐释论文（精选3篇）

篇1：德意志启蒙哲学背景下的阐释论文

德意志启蒙哲学背景下的阐释论文

一、“人的使命”问题的哲学史背景

“人的使命”(die Bestimmung desMenschen八he Vocation of Man)是德国启蒙运动后期(Spataufklarung)的一个重要观念。在18世纪后半叶的德意志，各个哲学流派—莱布尼兹袄尔夫学派、受英法思想影响的通俗哲学(Popularphilosophie)及康德的批判哲学—的学者展开了热烈的探讨。人们以这个概念为中心，热烈地讨论了如何成为人，如何作为人去生活的问题。

1.“人的使命”话题的产生

17，约翰·斯伯丁(Johann J. Spalding,1711-1801 >匿名出版了《关于人的使命的沉思》一书。此书出版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赫尔德称其为德语著述领域的新的“经典”。随后，这本小书在德国重印十余次，并被译为多种欧洲文字流传。在18世纪下半叶的德国神学界，斯伯丁的地位举足轻重。

2.门德尔松与阿伯特关于“人的使命”的争论

1761年，青年学者阿伯特(Thomas Abbt)同当时德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家门德尔松(MosesMendelssohn)就斯伯丁的这部著作展开争论。

阿伯特的评论题为《对人的使命的怀疑》(Zweifel fiber die Bestimmung des Menschen);门德尔松的回题为《神谕，关于人的使命》(rakel，die Bestimmung des Menschenbetreffend)。

阿伯特批评理性主义的观点认为，“不断完善”的.观念本身就是同人的能力相悖的。比如，人的记忆力如何不断地增长完善?此外，那种认为人类此生是为来世准备，从而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的想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对于人类的使命，人们不会有任何的认识。从本质上看，人类的认识不能算是理性的。

二、“人的使命”在康德哲学中的意义

按照Frederick Beiser的划分，1760-1766年，康德处于形而上学的“‘幻灭期”。这段时期是他批判哲学的准备时期。康德写于1761-176年间的《<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的批注》，是了解这段时期康德思想变化的关键文本。在这些批注中，他抛弃了对形而上学知识的单纯追求，转向了对人的关注和探索。

1.探寻“人的使命”的驱动力

那么，是什么原因推动人们去寻求这一终极目的呢?答案是人的理性自身的兴趣。康德哲学中，人类理性的一大特点就是其有限性。理性自身又不愿局限在其能力范围之内，它在自身的兴趣驱动之下，总是想要“从经验的领域开始并且逐渐地翱翔直上”。在《判断力批判》第76节，康德集中阐释了人类理性有限性，即可能性与现实性、推论的知性与直观的知性、“是”与“应当”。人类的理性在运用的时候必须注意这些界限，忽视这些界限，就必然导致理性的越界。这三组区分，看上去是消极的，因为其否定了理性通向无限世界的能力;但另一方面，它们促成了理性的实践转向，通过理性的实践运用，人可以期待一个无限的道德世界。

2.“人的使命”—人类发展的根本目的

《纯粹理性批半归中，康德奠定了他的批半}J哲学的基本原则，即理性的自我批判。借助对于知性和理论理性的批判，康德探讨了知识在何种情况下是可能的，理性超越经验的应用不可能形成任何知识。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论证了人应当按照道德律去行动，这样的人才是道德的。但是这样就遇到了一个问题，即道德和幸福的分离。在康德看来，道德是配享幸福的条件，完满的善应当是道德善加上相应的幸福。但是在这个世界上，这种完满的善是不能实现的。如何才能实现道德和幸福的一致?这就需要假设灵魂不死和上帝的存在。

三、康德对“人的使命”问题的解答及其在德国哲学中的回响

在康德的哲学中，理性因其自身的兴趣，要寻求终极目的。在理性自我反思的过程中，借助目的论原则认识到终极目的是“目的王国”中道德的人。这个作为三大批判顶点的终极目的，沟通了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的鸿沟，使人能在受到因果法则制约的自然界中得到自由，使“必然”和“应然”得以统一。

篇2：德意志启蒙哲学背景下的阐释论文

阐释学(Hermeneutics)一词来源于希腊神话中赫尔墨斯(Hermes),赫尔墨斯双脚长有双翼、因此行走如飞,并成为在奥林匹斯山担任宙斯和诸神传令的使者,为诸神传送和传译消息。阐释学主要代表人物有施莱尔马赫、迪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姚斯等。读者接受理论的开创者姚斯基于阐释学所发展出来的接受美学,导致了世界文学从作者、文本到读者的过渡。施莱尔马赫的阐释学翻译观突破了文本理解的绝对观 , 强调了译者的重要性 , 这是哲学对于翻译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斯坦纳的巨著《巴别塔以后》提出翻译的过程就是读者和译者理解和诠释过程。2 0世纪8 0年代,阐释学被正式介绍到中国,学者们通过发文著书等形式逐步将阐释学翻译观的基本理念介绍给国人,自此,关于阐释学和翻译的研究润物细无声般在国内悄然进行,阐释学翻译观中的“视界融合”和多维观念亦与中国“以物观物”的诗学观点不谋而合(西风,2009)。《尤利西斯》中文译本的阐释性理解。

《尤利西斯》是英国现代主义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是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开山之作,这部作品因晦涩难懂而被称作“天书”。乔伊斯曾在苏黎世一家咖啡馆里对人说,“我在这本《尤利西斯》里设置了那么多迷津,它将迫使几个世纪的教授学者们来争论我的原意——这就是确保不朽的唯一途径”(萧乾2005 :15)。

20世纪90年代,萧译本(萧乾、文洁若译)于1994年4月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同年9月,金译本(金堤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尤利西斯》的两个中译本的问世,在当时可谓中国文坛和译界的一大盛世。来自译者本身的感言说明作为读者的译者需要首先在对原著有一个深刻客观的理解基础上再运用多种手段对原著阐释,以期以最佳的方式介绍给广大读者。萧乾与文杰若将《尤利西斯》这部作品创造性地呈现给了中国读者,并使他们读懂、理解了它。许钧(1997)曾说过 :萧乾与文杰若的译本语言生动、清晰。译者通过加注等其他方式使原作清晰易懂。而金堤认为,“原文中有不顺的地方,有作者有意让读者费解或不明白的地方,那是原文的韵味,译者就不能把它说明白”。译者观点阐明让我们可以清晰地意识到 :前理解与翻译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译者前理解的多样化可导致翻译的多样化,这里的“前理解”(即先理解或先结构)同样包括译者所谓的翻译观或翻译理念,它直接影响着译者的翻译实践,即呈现给读者的译作。

下面以《尤利西斯》中译本第二章—涅斯托耳开篇为例,简要说明阐释学翻译观在文本实践中的适用性。

例 :YOU,COCHRANE,WHAT CITY SENT FOR HIM?

--Tarentum, sir.

--Very good. Well?

--There was a battle, sir.

--Very good. Where?

The boy’s blank face asked the blank window.

Fabled by the daughters of the memory. And yet

it was in some way if not as memory fabled it.

萧译 :“你说说,科克伦,是哪个城市请他去的?”

“塔兰图姆,老师。”

“好极了。后来呢?”

“打了一仗,老师。”

“好极了。在哪儿?”

孩子那张茫然的脸向那扇茫然的窗户去讨教。记忆的女儿们所编的谎言。然而,即使同记忆所编的寓言有出入,总有些相仿佛吧。

金译 :“你说,科克兰,什么城市请他?”

“塔林敦,老师。”

“很好。后来呢?”

“有一个战役,老师。”

“很好。在什么地方?”

孩子茫然然的脸转过去问白茫茫的窗户。是记忆的女儿们编造的寓言。然而,即使不和记忆编造的寓言一样,也还是有一定的事实的。

这是小说第二章的开头,描写斯蒂芬在都柏林学校教书的情况。通过译文对比可以,萧乾夫妇确实遵守着“一个零件都不能少”的承诺但同时又不拘泥于文本本身,在语言上适当增词,增补了“讨教”,同时灵活变化被动句式为主动句式,最后一句的翻译风格更加符合汉语的习惯 ;金堤先生的译文关注原文的语言风格,侧重对等,无论语序还是句式,都力图符合原文的“韵味”。只要是合理的 , 就是可以接受的(祝朝伟张柏然 , 2002)。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去看这段译文,两位译家从属于自己不同的翻译观,并有着各自不同的经验和认知模式,即“前有前见前把握”不同,必然对相同的文本有着不同的阐释,相对地,意和形必然有着不同的模式。

通过对上述例子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金译尽量保持原文的语言风格,使译文简练,甚至略带有抽象难懂的意味 ;而萧译通俗易懂,行文流畅,增词幅度较大 ,二者都体现了各自的翻译风格。

此外,注释性翻译是译者为了准确而充分地再现原语的思想内容,给译文添加了注释或注释。其目的是让译语读者能够像原语读者理解原文那样理解译文。一般注释是针对人名和地名等专有名词的注,尤其是乔伊斯喜欢用古书和歌曲中的句子。像《尤利西斯》这样的意识流小说,涉及人物、历史事件、地名、神话、文化、宗教背景与我们中国文化是大相径庭的,因此大量的注释是必要的。萧乾夫妇在译文中用了大量的注释,全书共十八章,共加了5840条注释,仅第二章就用了86个注释。金译偏少一些,用了75个注释。但不可否认的是 :注释就像是教师的讲解,译者必然会加入自己的理解,注释越多也会折射出译者的个人风格,尤其体现在《尤利西斯》大量的文内注释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现代哲学阐释学强调理解的历史性,阐释的主体有其无法消除的历史特殊性和局限性。译者被鼓励并必然会充分发挥创造性理解和把握原文意义,从自己的“前理解”视域出发,努力实现与文本视域的融合。海德格尔提出的“前理解”概念指人的生存体验离不开人类整体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具体的历史文化环境。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可能作为一个透明人理解原文从而得到作者要表达的原初意义。翻译加注可以有效地传递原文化,特别是民族特有的文化,如果不加注,读者就会不知所云,在接受上也会有困难。两译本相比较而言,萧译本加注更多一些。此外,两译本的加注方式也大相径庭,萧译本采取的是集中注释,金译本则是脚注。相比之下,脚注更加方便阅读,也能节省阅读时间,而集中注释到文外则会让读者把译文翻来翻去,影响阅读质量,不利于读者把篇章的前后连贯起来。在译文加注的形式上,前一种无疑更利于读者所接受。

二、小结

中国的传统哲学认为,言为心之声,为意之形,意属形而上,言属形而下。这一点类似于西方解构主义译论中“作者死了”的观点。詹姆斯·乔伊斯曾说过,在写作时要采用18种视角与18种风格来体现作品的主题,在《尤利西斯》这部作品中,乔伊斯大量采用意识流写作手法来描写人物瞬息万变的、混乱的、半清醒状态下的思想与感受,这本身就决定了不同的译者对其作品阐释的不同。

篇3：哲学阐释学视角下的译者的主体性

在中西方传统译学研究中，作者和原文一直处于中心和支配的地位，而译者总是被置于次要、从属甚至隐形的境地，其形象在历史上常常被比喻为“仆人”。[1]这种尴尬的地位使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必须遗忘自我，绝对客观忠实地传达原作者的创作意图，传达原文的一切。译者的主体性不被鼓励，也不被承认。自1990年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 Lefevere)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 (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问世以来，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问题首次正式提出，翻译研究也开始摆脱译作与原作二元对立的封闭、静态的体系，而进入语境、历史和文化等宏观动态的境地，探讨影响整个过程的操控因素。不难看出，译学研究的转变经历了一次由本体到主体，由一元到多元的跨越，从而将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的研究置于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20 世纪60年代后，盛行于西方哲学的阐释学理论(Hermeneutics)，给译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考和启示。尤其是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理论，为译者主体性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撑。根据哲学阐释学的观点，翻译就是译者以阐释者的身份，在尊重原文和原作者的前提下，对原文做出主观的理解和阐释，充分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的过程。这一过程中，译作必然渗透阐释者的主体意识。本文将从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的角度探讨译者的主体性。

一、阐释学视域中的主体性研究

阐释学是关于意义、理解以及阐释的理论。阐释学的发展经历了古希腊阐释学、中世纪的文献学、施莱尔马赫(F.Schleiermacher)和狄尔泰(W.Dilthey)的古典阐释学以及海德格尔(M.Heidegger)和伽达默尔(H.G.Gadamer)为代表的西方现代阐释学等几个阶段，不断走向成熟，成为西方世界当代最主要的思想资源之一。

伽达默尔的阐释学探究理解和解释现象的本质和特征,以及得以发生的条件和普遍规律。伽达默尔强调理解的历史性、有限性,指出正因为理解行为具有这一不可或缺的前结构,它所产生的意义便不会是纯客观的,而是带有主体成见的新的意义,理解过程绝不会最终完成,而是始终开放的,有所期待、有所创新。理解活动是一个视野融合的过程:理解绝不是理解者完全放弃自我，而是从自我出发,与文本的视野汇合,从而不断扩展和丰富自己原有的视野,并最终形成一种过去与现在、传统与当下、文本与自我相互交流与补充的新的意识整体。

阐释学是关于意义、理解以及阐释的理论，哲学阐释学宣称作者本意根本是不存在的，因此对作者本意的寻求自然也是徒劳的。哲学阐释学强调历史性的普遍存在，认为理解的过程必将渗透着历史性。1975年，哲学阐释学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出版《真理与方法》一书，提出人是历史的存在，有着其无法抹杀和消除的历史局限性和历史特殊性，任何阐释者在进入阐释的过程时都不是一张白纸，相反地，他肯定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主观、客观条件的限制，带着自己的生活经验、知识传统、道德伦理和文化意识等到阐释过程之中去，而且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理解的独特方式，因此文本的意义并不只是由作者最开始的意图来决定的，它还决定于阐释者的历史处境。不同的历史背景让阐释主体具有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从而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偏见，进而对原文本做出完全不相同的阐释。哲学阐释学中理解的历史性导致了理解的创造性。

就翻译而言，译者即是阐释者。翻译作为阐释过程也不可能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无论哪位译者都会受到各自历史条件的制约。作为理解和阐释的主体，译者自身的历史条件总是不同于原文作者，因此，注定使阐释者会对原作产生特定的偏见，对原作的理解不同于原文作者的本意。这样一来，阐释过程不再是译出纯粹客观的原文本意和作者意图，而是带着前理解的阐释者眼中的原文本意，也就打破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作者本意的过分迷信，确立了译者作为阐释者与文本之间的主—主对话关系，体现出阐释者的主体地位。

此外，不同的阐释者具有不同的历史性，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的阐释者对同一文本的理解和阐释也不尽相同，进而在阐释过程中做出不同的理解与选择，书写出不同的译本，甚至即使是同一名阐释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同一文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与阐释。因此，阐释绝不是机械地复制原文文本，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是阐释者带着自身的历史性，对原文进行独特的理解和传达的过程。正因为如此，译者由于和原作者处于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下，而产生不同的偏见，对原文存在不同的理解，进而创造出不同的译文，而译文成了原作者与译者两主体间相互对话和作用的产物，译作必然带有阐释者的痕迹，渗透着特殊的历史性，也必然体现阐释者的主体意识。

结语

“译者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原作的理解主体，又是译文的创作主体，其理解与表达具有创造性和主体性。”[2]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理论为译者主体性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哲学依据。在哲学阐释学理论视角下，阐释者不再是原文及原作者的“仆人”[3]，而是显示出主体性与主体意识，成为与原作者具有平等地位的主体。由于理解的历史性，阐释者总是带着自己的偏见进行阐释，译文不可避免的体现特定历史时期与时代背景的特征。同时，哲学阐释学也认为阐释就是视域融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阐释者的视域并没有被原作的视域所取代，而是与原作者的视域相融合，而形成全新的视域。据此，译作是译者与原作者通过源文本这一媒介发生对话产生的，阐释的过程必然渗透着阐释者的主观意识与主体性。

另一方面，阐释者的对原文本的理解与阐释并不是不受任何约束，没有任何限制的。从视域融合的角度看，阐释者与原作者虽处于不同的历史环境中，有不同的视域，然而，两者之间还存在公共视域，公共视域是阐释者的阐释行为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对阐释者的行为起到规约的作用。因此，阐释者的主体性是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主体性。

[1][3]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中国翻译,20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