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贝叶斯法则解析大众媒体的公共舆论引导作用——以老人摔倒“扶不扶”事件为例

媒体的传统“狼性”思维, 在传递新闻的过程中通常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吸引人眼球的、社会争议性较强的事件进行报道, 以此来吸引民众注意力, 提升媒体机构的社会影响力。而对于这一类社会争议性事件的报道, 媒体常有两种思维价值导向, 一是符合社会常理、契合民众道德标准的价值导向;另一种则是更多的阐述事件的负面影响, 以此作为“卖点”吸引更多受众的注意力。由于我们的大众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巨大, 因此这两种价值导向势必会在社会上形成巨大的价值偏差, 从而影响民众的价值判断甚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本文力图借助于贝叶斯法则, 通过对社会争议较大的“老人摔倒扶不扶”事件的媒体报道导向分析, 解释媒体在社会核心价值观构建和民众舆论引导方面的作用。

一、基于贝叶斯法则分析“扶不扶”事件中的媒体作用

在我们分析“扶不扶”问题之前, 先给定这样的一个基本前提, 即在目前中国社会中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好人、见义勇为是社会的普遍现象、被救助者也知恩图报。以上是我们分析问题的前提条件。

事件假设:X日X地有“老人甲”在路边摔倒, “路人乙”从旁边经过。

做如下定义, 并进行赋值:

老人甲摔倒后, 路人乙见义勇为对老人提供帮助为事件A;则路人乙见义勇为的概率P (A) =0.9, 则路人乙袖手旁观未对老人提供帮助为事件B概率P (B) =0.1;

老人甲在获得帮助后对路人乙表示感谢为事件C;老人甲被救助后表示感谢的概率P (C|A) =0.9;那么老人讹诈乙为事件D, 概率P (D|A) =0.1;

同时, 基于媒体的“猎奇”心态和“尖叫新闻”价值观的影响, 我们假设媒体更偏向于报道小概率事件, 因此又做如下假设:

事件E:媒体对某新闻事件进行报道;事件F:媒体未对事件进行报道;

媒体报道见义勇为被感谢被报道的概率P (E|C) =0.1, 见义勇为被感谢却未被报道的概率就是P (F|C) =0.9;袖手旁观和见义勇为却被讹诈被报道的概率分别为P (E|B) =0.9、P (E|D) =0.9, 则袖手旁观和见义勇为却被讹诈未被报道的概率就是P (F|B) =0.1、P (F|D) =0.1。

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果:

路人乙见义勇为并被老人感谢的联合概率为P (A∩C) =0.9*0.9=0.81;乙见义勇为却被讹诈的联合概率为P (A∩D) =0.9*0.1=0.09;乙见义勇被老人感谢被报道的联合概率为P (A∩C∩E) =0.9*0.9*0.1=0.081;未报道的联合概率为P (A∩C∩F) =0.9*0.9*0.9=0.729

路人乙见义勇为被讹诈被报道的联合概率为P (A∩D∩E) =0.9*0.1*0.9=0.081;未被报道的联合概率为P (A∩D∩F) =0.9*0.1*0.1=0.009

路人乙袖手旁观被报道的联合概率为P (B∩E) =0.9*0.1=0.81;未被报道的联合概率为P (B∩F) =0.9*0.1=0.81

由此我们可以计算出, “扶不扶”这件事被媒体报道出来的无条件概率为:P (E) =P (A∩C∩E) +P (A∩D∩E) +P (B∩E) =0.252

老人甲摔倒“扶不扶”这件事未被媒体报道出来的无条件概率为:P (F) =P (A∩C∩F) +P (A∩D∩F) +P (B∩F) =0.748

根据贝叶斯法则可知

老人甲摔倒“扶不扶”这件事在被报道出来的情况下,

(1) 路人乙见义勇被老人甲感谢的事后概率为:p (C│E) =0.321

(2) 路人乙见义勇被老人甲讹诈的事后概率为:p (D│E) =0.321

(3) 路人乙袖手旁观的事后概率为:p (B│E) =0.358

老人甲摔倒“扶不扶”这件事未被报道出来的情况下,

(1) 路人乙见义勇被老人甲感谢的事后概率为:p (C│F) =0.975

(2) 路人乙见义勇被老人甲讹诈的事后概率为:p (D│F) ==0.012

(3) 路人乙袖手旁观的事后概率为:p (B│F) ==0.012

根据上述公式可知, 在老人摔倒“扶不扶”的争议事件中, 虽然社会上见义勇为和老人知恩图报的占了绝大多数, 但基于媒体的“猎奇”心态, 在没有被报道的类似事件中, 施救者见义勇为同时被救者知恩图报的比例占了97.5% (即事后概率0.975) , 这说明文明有礼还是社会风尚的主流, 这是社会的真实景象。

但是, 另一方面, 在已被报道的类似事件中, 通过贝叶斯法则计算却出现了令人深思的结果。

在报道的新闻事件中见义勇为被感谢的占了32.1% (即事后概率0.321) , 见义勇为被讹诈的占了32.1% (事后概率0.321) , 路人袖手旁观的占了35.7% (事后概率0.357) 。也就是说在大众看到的关于“扶不扶”的新闻事件中, 见义勇为被感谢的报道还不足1/3, 而被讹诈和袖手旁观之类的负面新闻占了超过2/3, 这与未被报道的实际社会风尚97.5%形成截然不同的结果。

二、大众媒体的舆论引导机制构建

(一) 媒体报道倾向分析

当前, 国家大力提倡弘扬“正能量”, 正是基于现在正面新闻报道匮乏的社会环境。全国不乏类似于助人为乐和见义勇为的正面新闻, 如何在众多的新闻事件中保持“正能量”能占有主导地位呢?我们做如下讨论和对比。

1.当见义勇为被感谢的报道概率分别为30%、50%和90%, 其他不变时, 我们得到如下结果:报道概率为30%时, 可知事后概率:P (A∩C|E) =0.587, P (A∩D|E) =0.196, P (B∩D|E) =0.217;P (A∩C|F) =0.968, P (A∩D|E) =0.015, P (B∩D|F) =0.017。

报道为概率50%时, 可知事后概率:P (A∩C|E) =0.703, P (A∩D|E) =0.141, P (B∩D|E) =0.1 5 6;P (A∩C|F) =0.9 5 5, P (A∩D|E) =0.022, P (B∩D|F) =0.023。

报道概率为90%时, 可知事后概率:P (A∩C|E) =0.81, P (A∩D|E) =0.09, P (B∩D|E) =0.1;P (A∩C|F) =0.81, P (A∩D|E) =0.09, P (B∩D|F) =0.1。

可见, 当我们有意识地提高见义勇为被感谢这样的正面新闻时, 正面新闻在同类事件中被报道的概率有着明显的提升, 当我们分别将社会上见义勇为扶老人被感谢的事件的曝光率调整为30%和50%, 我们可以看到, 正面新闻在同类新闻中所占的比重将分别占到58.7%和70.3%。而当我们将报道概率提高的90%时, 见义勇为被感谢在同类新闻中所占比重占到了81%。

2.当见义勇为被感谢和被讹诈, 以及袖手旁观的报道概率均为50%时, 可知事后概率P (A∩C|E) =0.81, P (A∩D|E) =0.09, P (B∩D|E) =0.1;P (A∩C|F) =0.81, P (A∩D|E) =0.09, P (B∩D|F) =0.1。

3.当见义勇为被感谢的报道概率调整为50%, 见义勇为被讹诈和袖手旁观的报道概率为10%时, 可知事后概率:P (A∩C|E) =0.955, P (A∩D|E) =0.021, P (B∩D|E) =0.024;P (A∩C|F) =0.703, P (A∩D|E) =0.141, P (B∩D|F) =0.156。

4.当见义勇为被感谢的报道概率为30%, 见义勇为被讹诈和袖手旁观被报道的概率为50%时, P (A∩C|E) =0.719, P (A∩D|E) =0.133, P (B∩D|E) =0.148;P (A∩C|F) =0.8 5 8, P (A∩D|E) =0.0 6 8, P (B∩D|F) =0.076。

5.当见义勇为被感谢的报道概率为30%, 见义勇为被讹诈和袖手旁观被报道的概率为10%时, P (A∩C|E) =0.927, P (A∩D|E) =0.0 3 5, P (B∩D|E) =0.0 3 8;P (A∩C|F) =0.7 6 8, P (A∩D|E) =0.11, P (B∩D|F) =0.122。

由2、3、4、5我们可以看出, 当媒体有意识地报道见义勇为被感谢的事件, 并减少负面新闻报道对正面新闻的传播有着显著的效果, 鉴于见义勇为被报道的概率很难达到较高水平, 我们平时就应有意识地减少负面新闻的报道, 按5的报道概率进行报道更符合社会发展和事实。

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讨论, 假设在大众因为媒体影响, 见义勇为的人减少, 讹诈别人的人增多, 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6.当社会上见义勇为的人仅为50%, 讹诈别人的人依然是少数, 只有10%时, P (A∩C|E) =0.88, P (A∩D|E) =0.011, P (B∩D|E) =0.1 0 9;P (A∩C|F) =0.0 8 3, P (A∩D|E) =0.083, P (B∩D|F) =0.833。我们可以看出, 此时, 即使我们下大力发掘和报道见义勇为被感谢的事件, 减少被讹诈和袖手旁观事件的报道, 新闻中类似事件的正面报道也仅能占到88%。

7.如果社会上见义勇为的人仅为50%, 讹诈别人的人也大大增加, 媒体将陷入更尴尬的境地:P (A∩C|E) =0.75, P (A∩D|E) =0.083, P (B∩D|E) =0.167;P (A∩C|F) =0.0 3 6, P (A∩D|E) =0, 3 2 1, P (B∩D|F) =0.643。我们可以看出, 当社会上见义勇为和知恩图报的人仅剩下50%时, 即使媒体十分重视正面内容的宣传和引导, 我们能在媒体上看到的正面新闻比例也仅为同类新闻中的75%。而一旦整个社会中积极向上的分为降低, 想要单纯依靠媒体扭转局势则变得困难重重。

(二) 媒体舆论引导机制的构建

面对以上这些情况, 我们的大众传媒必须树立正确的新闻报道理念, 将弘扬社会正能量作为相关事件报道的核心价值。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建立大众媒体的舆论引导机制:

1.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到媒体从业人员内心。大众传媒作为社会道德风尚的“孵化器”和社会信息传播的“把关人”, 理应从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通过媒体的新闻报道, 传递良好的社会风尚, 并争取将核心价值观内化到每一个媒体从业人员的内心深处, 多发掘社会的积极一面。

2.树立正确的报道理念, 审慎而有节制的报道争议性事件。在目前我国“一元体制, 二元运作”的媒介制度下, 媒体除了要学会适应市场机制下的新闻报道方式, 更应秉持正确和客观的新闻传播底线。

3.净化信息来源, 确保新闻信息的准确和客观。媒体在收集相关事件的新闻资料时, 应确认相关新闻线索的来源真实。

4.减少“媒体审判”现象的出现。在事件仍在进行过程或缺少权威机构的结果认定时, 媒体应避免出现过早的结果判断。尤其是在社会争议较大、民众讨论较多的事件上, 更应坚守报道底线, 仅对已知信息进行报道, 避免“结论”代替“事实”。

5.勇于自我纠错, 还原事件真相。在新闻报道对大众舆论产生错误引导时, 媒体必须本着对社会负责的态度, 肩负起还原事实真相的态度进行报道。

摘要：以当下热点的老人摔倒“扶不扶”事件为例, 通过bayes (贝叶斯) 法则对新闻媒体在社会争议事件中的引导作用进行分析, 并针对同一问题在不同的先验概率下的情况进行讨论, 据此分析问题的解决途径。

关键词：贝叶斯法则,大众媒体,舆论引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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