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体理性走向集体理性

从个体理性走向集体理性（共9篇）

篇1：从个体理性走向集体理性

从个体理性走向集体理性

陈思丹

09经济（医药贸易与管理方向）1***069

摘要：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关系问题是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范式。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往往是相互矛盾的。本文旨在从经济学意义上剖析个体理性对集体理性的背离，分析其矛盾的产生，探讨其矛盾的解决。实现从个体理性走向集体理性，其根本途径在于设计有效的制度安排。

关键词：个体理性；集体理性；公共品；博弈；制度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

1.1 个体理性

为了能够生存，人必需对自己的生存进行谋划、算计和寻找给予本体安全感与价值的源泉。这就是个体理性的基本行为目标。通常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效用、安全、自由。经济学主要研究效用问题。个人的生存过程就是一种不断追求效用满足感的过程，因此总会在特定的制度约束下，将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行动目标，如此行为即所谓的个体理性。［1］为了更接近真实世界的情况，当代经济学家更多关注的是不完美个人理性。［2］

1.2 集体理性

集体理性是一个以群体利益为出发点的追求效用的行为，它追求的目标是高效率、内部稳定和成员间的公平。通过生产和配置努力提高人们活动的效率，即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获得尽可能多的效用，是集体理性的基本行为。集体的稳定是集体存在的关键，协调好集体内部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是保证集体稳定的核心条件。对于一个集体而言，效率和公平缺一不可，追求效率最大化和成员间的公平理所当然成为集体理性的表现形式。

1.3 二者矛盾的根源

现实中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总是存在着矛盾：个体理性必须以集体理性为基础，但集体理性的获得或保障却可能是以个体的非理性为代价，集体理性必须以个体理性为前提，但个体的理性行为却未必能保证集体的理性状态。由于个人所掌握的信息不完全，个体理性总是有限的，从而导致决策时往往忽视一些长远的，公共的利益。著名的“囚徒困境”、“公用悲剧”、逆向选择理论、不可能定理等都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相背离的重要佐证。其实，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矛盾的基本根源在于个体利益之间的冲突，集体利益和集体理性不过是个体利益对立与冲突的建制化，组织化的表达。［1］个体利益的冲突来源于资源的稀缺, 稀缺的问题不能彻底解决, 利益的冲突也就不能消除。在现代社会中,利益冲突比较文明的体现是市场竞争。竞争本身也存在合作性竞争和非合作性竞争两种。合作性竞争可能导向集体理性,非合作性的竞争则必然导向集体的非理性。［3］公共品提供的困境的解释分析

假设整个市场中仅有张三和李四可以提供这种公共物品。张三和李四都是经济人，即希望以最小的付出得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之间是策略性依赖关系。现以张三的角度来分

析一下这个困境问题。如果情报显示李四会提供这种公共物品，在这种情况下，张三也提供的话，得到的利益是4个单位；不提供，得到的利益将会是9个单位，所以，张三选择不提供。反之，若情报显示李四不准备提供这种公共物品，则张三提供的话，给予了李四搭便车的机会，张三将损失1单位的利益；不提供，则不得利，也不损失。显然，两种情况下张三都会选择不提供。

如果两方的决定是同时做出的，或是没有办法得到对方的情报，只能靠揣测来做出决定的话，将出现下面的情况。同样是站在张三的角度，在假设李四提供与不提供的概率都是1/2,若张三做出的决定是不管李四提不提供，都将提供，则张三的得利是4×1/2+(-1)×1/2=3×1/2=1.5。若张三做出的决定是不管李四提不提供，都不提供，则张三的得利是9×1/2=4.5。根据上面两种情况，显然不管李四最终提不提供，张三的最优策略都是不提供。上述只是第一轮博弈的情况，在第二轮博弈中，双方都更加倾向于不提供，则提供的概率会小于1/2，而不提供的概率大于1/2，则提供的得利越来越小，而不提供的得利越来越大。

综上所述，双方不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是任何情况下的最优策略。所有博弈方的最优策略组合是（0,0），达到了纳什均衡，没有任何博弈方愿意偏离这种状态。此时公共物品的供给是不足的，私人部门的理性选择最终使得其整体福利受损。

可以看出，还有一种组合（4,4），与（0,0）相比，使整个社会的福利增加了8个单位。从（0,0）到（4,4）的改进，是博弈双方及社会公众所期望的，在这种过程中，只有人受益，而没有人受损，我们称之为“帕累托改进”。这种改进只有在双方都自愿提供公共物品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但要做出“提供”的决定，实际上是很艰难的，要承受很大的风险。所以，在没有足够的信任下，对大家都有利的（4,4）组合是很难形成的，即便形成了也是很难维系的。因为一旦有人违约，这种脆弱的关系便难以为继了。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个体，张三和李四是理性的，但作为集体，它们又是非理性的。这就是囚徒困境下，个体理性与集体非理性的悖论。如果大家都只从自己得益多少出发考虑问题，大家都只是打自己的小算盘，结果是谁都不作为，结果锁定在“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局面，无法实现合作双赢的结果。［4］集体非理性行为中的理性行为个体，我们称之为“理性的傻瓜”。如何实现从个体理性走向集体理性

3.1非合作性博弈问题的解决就是寻求合作之路

博弈可以划分为合作性博弈和非合作性博弈。他们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人们的行为相互作用时，当事人能否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协议。如果有，就是合作博弈，反之，就是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强调的是集体理性，是效率、公正、公平；非合作博弈强调的是个体理性，其结果可能是有效率的，也可能是无效率的。“囚徒困境”是非合作博弈的一个典型模型，“公地悲剧”同样也是个体理性导致的结果。

一块公共的牧地本来可放50只羊，超过了这个放牧量就会导致这块公共牧地严重退化，最后的结果将导致这个牧场最后放不了羊。假设这块公地有10户人家，每户人的放羊是5头，但是每户选择的最优策略是放尽可能多的羊，因为他可以获取通过饲养牲畜所产生的直接受益，但是仅承担一部分来自过度放牧的成本。［2］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将导致牧场严重退化，最终放不了羊。

非合作博弈有着一些基本假设，比如资源稀缺、经济人、共同知识和互相不信任等。资源的稀缺是人类生活的事实，自然界并不能主动满足我们的需要。经济人的理性行为仅仅考虑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然而由于资源是稀缺的，满足不了每个经济人的这种利益，结果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产生各种利益冲突，当个体之间没有达成共识，互相之间不信任时，必然导致非合作性博弈，这是个体理性导致的集体非理性，个体的最大自然偏好也满足不了。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非合作博弈所产生的集体理性缺失往往造成效率低下。与非合作博弈相反的是合作博弈，亦称正和博弈，是指博弈各方的利益都有所增加，或者至少是一方的利益不受损害，而其他方的利益有所增加，因而整个社会的利益有所增加。合作博弈强调的是集体主义和集体理性，是效率、公平和公正。［5］如何克服不信任显然是个体理性走向集体理性的通路。关于非合作博弈的研究表面上是描述非合作的规律，更深的目标其实是寻找合作之路。事实表明，只有合作才有最佳的共同结果。［6］

3.2 制度的建立

制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一般是指在特定社会范围内统一的、调节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一系列习惯、道德、法律、戒律、规章等的总和它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三个部分构成。好的制度是一个共同体成员自由选择的一个均衡结果，它使得每个成员在理性地思考自己利益的同时，总是没有积极性愿意打破这一均衡。制度作为一种中介和途径，使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双向互动：我们要保证集体理性必须依靠制度；同时，我们要获得个体理性，也必须通过制度。制度一方面塑形和保证集体理性，另一方面也生成和扩展个体理性，使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统一达到一种前进式、积极的统一。［5］

3.3 制度建立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3.3.1 组织的构建

制度与那些受益于制度的人在一起被称为组织，它可以是社团、协会、地区、国家等。它是个体为了自我利益最大化共同同意成立或者参与，它的意志是组织中个体利益的集中表达，同时也对个体起着约束和规范的作用。由于一致同意，组织的行为在个体之间具有权威性，组织内的个体对组织的行为都会遵守和合作。组织的存在就是为了增进集团中成员的共同利益,组织的高效率意味着提供和享受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5］Miller将管理者有技巧的、有责任心的领导能力看作是实现合作的重要因素。［2］

3.3.2 从有限到无限

囚徒困境的经典解法是将一次或有限次重复博弈演化为无限次重复博弈。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下，两博弈方采取触发战略：在第一阶段选择提供，在第t阶段，如果前t—l阶段的结果都是(提供，提供)，则继续采用提供策略，否则采取不提供策略，也就是说，双方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总是先试着合作，第一次无条件选择提供，如果对方也是合作态度，则坚持选择合作的提供，一旦发现对方不合作，也用不合作来报复，以后永远选择不提供。以这种方式迫使对方一开始就选择提供，达到双赢局面。对于私人部门而言，尽管它不可能无限期存在，但它的决策取决于它对未来的预期。处于正常状态的私人部门会预期下一期自己仍然存在，面临同样的决策，做出同样的预期，这就使得私人部门可能进入无限次重复博弈。关键的问题在于贴现率，如果贴现率不足够高的话，参与人就会选择注重当期利益的策略，使得公共品的供给再次陷入囚徒困境，如果每个参与人有足够的耐心，任何短期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所得都是微不足道的，参与人有积极性与对方合作，并惩罚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7］

3.3.3 相互信任

信任,在社会科学中，信任被认为是一种依赖关系。值得信任的个人或团体意味着他们寻求实践政策，道德守则，法律和其先前的承诺。卢曼给信任定义为：“信任是为了简化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 信任能够促进公共品困境中的合作的结论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因为在个人的得益不仅取决于自己的行动，而且还取决于他人的行动的相互依存的情形中，个体理性的行动的选择取决于他人的行动，并最终取决于他人的偏好。具体而言，囚徒困境中的囚徒应理性地做的事取决于他与另一囚徒的信任关系。如果囚徒有理由信任对方，追求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对他们来说就是理性的。［8］如何做到信任呢？⑴运用抵押做出可置信承诺；⑵建立品牌效应；⑶主动提供信息⑷采取针锋相对策略

3.3.4 有效的沟通

沟通能够传递信息，能够有效沟通的群体其合作也更多。其原因主要是有效的沟通：(1)有助于人们交换对他们所面临的困境的博弈结构的理解，说明相互合作是对大家有利的，而相互背叛是对大家不利的，以协调他们对相互合作均衡的预期。(2)使人们有机会对他们的合作行为作出承诺，减少对方对背叛的恐惧，诱出对方的承诺，减少对对方背叛的恐惧。(3)有助于人们说明他们在过去为什么会那样决策和他们如何从错误中学习。(4)提供了道德劝说的机会，如诉诸什么是要做的“正确的”或“恰当的”事情。(5)可能创造或强化群体的身份意识。［8］

3.3.5 群体规模

根据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集体理性的实现有两个条件：一是组成集体的个体不宜过多，二是具有促使个体谋取集体利益的激励机制。［9］大量研究发现，合作率随群体规模的增大而降低。其可能的原因很多：(1)群体规模的增大分散了背叛导致的伤害，同时，也使通过策略性行为塑造他人的行为变得更加困难，而匿名地背叛却变得更容易。(2)组织集体行动的成本也可随群体规模的增大上升。因为，沟通和协调各群体成员的行动会变得更加困难。(3)个人行动的效能和可见性会随群体成员的增多而被稀释，同时，监督和制裁他人的行为会变得更有挑战性。［10］

3.3.6 奖惩制度

公共品困境中的背叛者之所以背叛常常是出于对合作所进行的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因此，如果公共品困境中的博弈者有能力惩罚背叛者，使其成本大于收益，则合作更加可能。而对于守信者，可以给予适当的物质补贴及精神奖励，肯定、提倡、诱导合作行为。

3.3.7 适当的技术防范

对于上述“公地悲剧”问题，可以适当设置监督机构，以监督个体的行为是否符合既定准则。对于“公地悲剧”产生的污染问题，一个激进的方式就是禁止使用某些特别的化学物质。或者，通过规定既有的或潜在的污染者必须采取适当的技术防范设施，限制对空气的污染。［2］适当征收“环境税”和允许“排污权交易”，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激励”人们减少环境污染的作用。

3.3.8 公平

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及最后利益的分配要让每一个参与者认同并且感知到是公平的。人们对公共品的贡献倾向与他们感知到的公平程度成正比。因为，根据GEF模型，公共品困境中的人们在决策时同时受到贪婪、效率和公平三个动机的约束。贪婪动机表现为尽可能少地贡献于公共品，效率动机表现为贡献在数量上与创造和维护公共品所需资源相等的资源，公平动机表现为在感受到公共品的分配是公平的时候较之在感受到公共品的分配是不公平的时候，人们愿意更多地贡献于公共品。由于贪婪受到感知到的公平的约束，即使博弈者不贡献会更好，他们也会倾向于贡献，而且公平的考虑会使他们的贡献倾向明显地受到他人将贡献多少的预期的影响。如果博弈者预期他人将不贡献，他们可能认为只有他们贡献是不公平的，因而也不贡献。当然，博弈者也可能认为在他人贡献时他们不贡献是不公平的，而贡献于公共品。重要的是，公共品的分配原则对人们感知到的公平有明显的影响。［10］

3.3.9 信誉机制

有关信誉机制的研究表明，信誉机制要想自我实现，必须同时满足三个基本条件：(1)当事人有追求长远利益的动机(从这个意义上讲信誉就是当事人牺牲眼前利益追求长远利益)。(2)信息传播渠道通畅，人们能够方便地查询到交易对方的信用状况。(3)人们有积极性去惩罚失信一方。例如在一个小村庄，张三向李四借了10块钱，他们之间无需书面的合同或借据，甚至没有说清还款的日期。但李四并不担心张三会赖帐，因为，如果张三真的不还钱的话，李四就会把此事张扬给全村，张三就不可能再借到钱了。为了能继续借到钱，张三

一定会信守承诺按时还钱。在这个信誉机制中，可以清楚的体现出上述三个基本条件。［11］

3.3.10 面对差异化：走向“智猪博弈”

对于有差异的个体，“智猪博弈”的均衡是其解决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的选择。“智猪博弈”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合作博弈。尽管小猪仍旧是依据个体利益最大化做出行为决策，但大猪在依据小猪的行为做出决策以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增进了这个集体的福利，所以，二者实现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相统一的均衡。［1］值得注意的两点：

（1）“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均具相对意义，即“个体理性”中的“个体”不仅指自然人，也指大集团中的小团体，而“集体理性”中的“集体”在相对于更大的集团时，则转化为个人。从帕累托改进的意义上说，当集体成员的数量严格小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数量时，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对整个社会来说就是一件“好事”，尽管它对该集体的成员而言是一件坏事。在囚徒困境中，尽管二人都坦白使囚徒集体的福利减小，但是对整个社会而言这是有益的。同理，令商家痛苦的价格战却使广大消费者从中受益。［1］

（2）即使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社会，同样无法避免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例如《麦琪的礼物》，吉姆和德拉出于无私爱心的利他主义行为，结果却使得双方的利益同时受损。自私的社会有“囚犯困境”，无私的社会也有“麦琪礼物困境”。［12］这是因为，纯粹的利他行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利己的，当事人追求的是心理回报，这也是个体理性的表现。结语

本文认为个体理性就是个体人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偏好，而集体理性追求的基本价值是效率、稳定、公正公平，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往往是相互矛盾的。从“公共品供给不足”和“公地悲剧”两个典型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矛盾，其根源在于再资源稀缺的背景下，个体没有约束的最大化自己的偏好，个体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互相不信任，结果导致行为决策的不合作。这就需要在组织的框架下个体之间形成一套有效率的公正公平的制度，完成从个体理性到集体理性的通路。

参考文献：

［1］刁文淇、曹丽娟《从个体理性到集体理性》.《科学与管理》2008年.第4期

［2］R.Richter&E.G.Furubotn《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P4.《上海人民出版社》.［3］王苏珂《个体理性引发的集体非理性——解读经济危机》.《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年6 月第11 卷增刊

［4］王则柯.《博弈论平话》.《中信出版社》.2011.P26

［5］梁伟.《博弈论视角下个体理性到集体理性的进路》.《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6卷第10期.2009年10月

［6］欧国立.《合作博弈、集体理性与城市交通效率》.《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9卷第1期.2009年1月

［7］宋维佳.《走出困境：公共品供给的博弈分析》.《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1卷第4期.2003.［8］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9］魏 姝《从个人理性到集体理性——对管理核心问题的分析》.《南京社会科学》..1999.17 ［10］孙鳌、陈雪梅《公共品困境：类型、因素及对策》.《江淮论坛》2009．4 ［11］杜晓堂.《一个个体理性与集体非理性的悖论》.《中国大学生就业》.2003(4)［12］刘正山.《囚徒困境与理性悖论》.《国际金融报》.2002年09月06日第十八版

篇2：从个体理性走向集体理性

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及其解答

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关系问题是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范式.无论人们如何理解理性,理性总意味着人们对自己存在状态的一种正确把握.人的存在状态首先是需要的状态,对需要的正确认识表现为人的理性的基本诉求.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差异和矛盾首先就体现在这两种基本诉求的`差异与矛盾之中.而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矛盾的现实解答是一种广义的制度.

作 者：沈湘平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哲学副教授,博士,100875刊 名：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CPC JINAN MUNICIPAL COMMITTEE年，卷(期)：“”(2)分类号：B0关键词：个体理性 集体理性 诉求 制度

篇3：从个体理性走向集体理性

1 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

亚当·斯密“经济人”的假设提出了人类理性是从自利出发, 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个体理性的基本行为目标是:为了能够存在, 人必需对自己的生存进行谋划、算计和寻找给予本体安全感与价值的源泉。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 个人的生存过程就是一种不断追求效用满足感的过程, 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即是个人理性。个人理性既能产生积极作用, 比如:它可以激发人们的上进性, 激励人们努力拼搏, 争取更多的利益, 又会在一定的条件下产生消极作用, 损人利己, 就如水既能载舟又能覆舟一样。

集体是团体自身利益的理性寻求者。集体理性是一个以群体利益为出发点的追求效用的行为, 它追求的目标有三个:高效率、内部稳定和成员间的公平。集体通过生产和配置努力提高人们活动的效率, 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获得尽可能多的效用。集体内部成员的利益协调是集体稳定的保证, 是集体存在的关键。成员间的公平是集体理性的表现形式之一。

无论是个体理性还是集体理性也都是人的理性, 然而, 现实中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总是存在着矛盾和不一致: (1) 个体理性必须以集体理性为基础, 但集体理性的获得或保障却可能是以个体的非理性为代价的; (2) 集体理性必须以个体理性为前提, 但个体的理性行为却未必能保证集体的理性状态。著名的“囚徒困境、公地悲剧、逆向选择”等都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相背离的重要佐证。从根源上来说, 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矛盾是个体利益之间的冲突, 集体利益和集体理性不过是个体利益对立与冲突的制度化和组织化的表达。

2 个体理性:禄充旅游发展前期的选择

20世纪80年代, 禄充村民的主要生计是农业和渔业。从1982年开始有游客到访禄充, 这让个别村民意识到搞旅游赚钱容易。1986年一部名为《蹉跎岁月》的电视连续剧在禄充拍摄, 影片播映后, 引来了众多游客前来一观“蹉跎村”的风貌。有少数村民看到了商机, 就开始经营餐馆和酒吧, 生意红火。其他村民纷纷效仿开设了具有浓烈时代烙印的歌厅、舞厅、酒吧等娱乐设施。在村民看来, 1992年掀起的旅游热潮使小小的禄充村一夜间拥有了60多个酒吧, 灯红酒绿, 甚至还招来了“色情服务”, 娱乐之风相当盛行。1991年至1995年之间成为了禄充村民特别容易赚钱的时期, 当时在禄充村还设有中国银行, 且生意兴隆。

一种建立在个人理性基础之上的、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旅游开发马上就暴露出不良后果:村民在较短的时间内转变了生计方式, 原有的农田菜地被任意挪用为娱乐场地, 餐馆酒吧任意搭建改造, 污水任意排放到抚仙湖中, 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水土流失, 破坏了乡村景观。抚仙湖特产的抗浪鱼由于大肆滥捕而急剧减产甚至消失, 当年游客们围坐在抚仙湖边, 一边看着车水捕鱼一边品尝抗浪鱼的宏大场面让很多游客感叹“每人10元吃鱼吃个够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而现在想品尝抗浪鱼美味的代价是2000元一市斤。大量的外来消费娱乐方式的涌入改变了禄充村民的传统习俗和生活方式, 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变成了通宵达旦的“夜猫子”生活, 邻里关系甚至亲缘关系也因为争夺客源而变得紧张, 村民“唯金钱至上”的思想很快在社区里蔓延。社区中的年轻人追求现代生活的欲望较强烈, 难以主动传承当地文化, 导致当地传统文化逐渐流失。过度娱乐给原本只是一个小村子的禄充带来了思想改变、观念蜕变的影响更是无法评估的。这些对短期个体利益的狂热追求导致了社区旅游核心资源的迅速耗损以及旅游品牌的急速贬值, 俨然是一场场难以挽救的“公地悲剧”。

3 个体理性向集体理性的转变:禄充旅游发展中期的选择

个体理性支配下, 禄充旅游业发展初期暴露出来的问题, 促动社区居民反思追求自利最大化所付出的代价。除了上文中提到的一场场“公地悲剧”, 个体理性下的自利行为难以获得建设资金、无法提升景区品质、社区贫富明显加剧。个体与个体之间的重复博弈可以促成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统一:经过多次重复博弈, 自利的个体追求的并不是在某一次博弈中的期望收益最大, 是在多次重复博弈中期望收益总和最大。人们从追求自己的短期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转变到追求长期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再转变到追求共同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至此, 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实现了统一。

旅游业发展初期的禄充社区期待一种更好的发展模式。在这个选择过程中, 政府扮演了主导角色。1997年10月成立了禄充风景区管理委员会, 正科级, 事业编制, 主要负责景区管理、规划、建设、服务等工作。管委会在景区的规划、基础设施建设、景点开发、景区经营管理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景区宰客现象得到遏制, 公共秩序明显改善。2006年初, 禄充风景区正式启动创建国家A A A A级景区工作, 从三个方面对景区进行了提升建设:一是完善景区服务设;二是规范景区管理体系;三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2009年2月2日, 禄充风景区荣膺国家4A级旅游景区称号。这个标志性事件说明了个体理性的集合逐渐导致集体选择的理性, 而促进了景区的飞跃。

然而, 从1997年至2009年的10余年间, 代表政府的禄充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应有的职能并没有得到完全发挥, 主要原因是景区的经营管理主要由村委会负责, 加之受到村民的极力阻挠, 管委会只好由成立之初的县政府派出机构降格为镇政府 (现街道办事处) 下设部门。回到个人理性来解释这个现象, 不难发现当禄充社区居民发现政府主导型的旅游发展模式可能会剥脱居民的决策权、可能会给居民的经营带上紧箍咒、可能会影响社区的经济收益时, 不管是作为个体的家庭或个人, 还是作为集体的社区, 就会出现抵制态度, 并采取保护现有利益的措施。

4 集体理性:禄充旅游发展后期的选择

政府主导型的旅游发展模式受到阻挠, 作为个体的居民更期待代表集体的社区能够有所作为, 能真正实现“社区的态度和行为实际是社区成员的集合表现”随着社区参与旅游的发展, 分散经营导致的投入高、效益低、缺乏竞争, 不利于管理, 以及资金缺乏, 难以形成规模经营的后果, 使社区意识到成立社区主导型的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的必要性。2009年云南澂江笔架山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由村民选举产生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并根据《公司法》规定设置了股权:50%为土地及自然资源, 算作集体财产;50%由村民自筹, 每股1000元, 以户为单位购买股份, 20股2万元封顶。非禄充村民小组的农业户口的个人均不得入股。2009年年底, 即公司初建之时, 村民有思想顾虑, 担心搞集体经济不可靠, 入股户数和金额都不多, 2009年当年仅筹集资金150万。

利益分配是个体和集体都比较关心的问题, 利益分配通常包括提取公积金和支付股权分红。提取公积金主要用于三个方面:一是社区旅游产品的开发、基础设施的建设、市场推广等;二是建立社区的社会保障体系, 改善社区居民福利;三是培训居民参与旅游的技能、提高居民服务和经营水平。禄充笔架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将村民入股的资金大多投入到景区建设中, 截止到2013年总建设资金达到了1300万元, 主要用于抚仙湖沙滩建设, 从海南等地购买上等的白沙铺设了一片休闲娱乐的白沙滩;还用于修理新大街、下水管道、古树湾的建设。还有一部分资金用于取缔临时餐馆、游船的补贴。当时在取缔游船的压力和阻力是相当大的, 个人经营的铁船折价收购费用就高达450万元, 收购后进行修理继续使用, 但归公司所有和经营管理。公司另外一项较大的支出是公司员工的工资支出和管理费用。公司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问题, 2009年聘用村民100多人, 2012年230多人, 尤其照顾村中残疾人就业, 主要从事水上娱乐销售员、景区绿化环保员、景区管理员等, 平均每年每人的工资收入达到1万多元, 因此每年公司的工资支出达到300多万元。同时自公司成立, 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全员培训, 培训内容包括服务礼仪、游客心理、景区管理、普通话等。

支付股权分红, 2009年当年笔架山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筹集资金150万, 次年分红每一万元分得750元, 每人分得170元补助。看到收益的村民在2010年入股积极性大增, 2010年筹集存进股份资金390元, 次年分红每一万元分得2000元, 每人分得500元补助。2011年筹集资金670万元, 次年每一万元获得红利1500元, 且每人补助670元。2012年筹集资金930万元, 次年每一万元红利2000元, 且每人补助900元。

为了进一步研究居民对笔架山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态度, 我们做了专门的访谈:“我们是属于禄充笔架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员工, 我们海滩上的工作人员有三个小组, 我是销售组的, 另外还有绿化组和综合组。我们销售组的主要任务就是销售水上娱乐项目, 主要有自行车、皮划艇、沙滩椅。我们销售小组也是分三个小组的, 我们每个组都有自己的任务, 每个月公司都会给我们制定任务, 因为我们每个组所处的地区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销售目标也不一样。公司给我们订的销售目标我们要是超额完成的话, 我们就会有销售奖金, 虽然公司订的销售目标比较高, 但是在旺季都能超额完成, 我们都能领到奖金。”另一位员工说:“其实我以前也是自己经营水上娱乐项目的, 以前都是自己赚多少就全部是自己的, 当然要是亏了也要自己承担。现在虽然是由公司经营, 我只是替他们打工, 但是我每年领的工资加上股票分红, 每年的收入也跟我自己经营的时候差不多, 但是我觉得现在要比较轻松一些, 因为我只要管销售就行, 不像以前自己经营的时候什么都要自己操心, 一天累得要死。现在挺好的, 我只顾销售就行, 下班了就回家, 睡觉都睡得很安稳, 不像以前睡觉都要担心会不会有人偷我的船, 睡觉都睡不安稳, 我还是比较喜欢现在这样。”这样的心理和态度表明社区居民零星的、各自为阵的决策方式转变为追求整体与个体利益均达到最优的集体决, 实现帕累托最优。因此, 从长期来看社区主导的乡村旅游中社区村民的博弈具有从个人理性向集体理性转变的机制和可能, 它反映了村民们长期利益最大化的心理需求和内在驱动力。

5 结论

禄充风景区的发展历程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的早期阶段, 社区居民在个体理性之下的选择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却导致了环境、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问题。政府主导型的旅游发展中期阶段又遇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在统一过程中的碰撞与矛盾。最终社区个体还是选择了社区主导型的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个体理性向集体理性的过渡。然而, 现实是股份公司的经营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还存在例如:管理层信任危机、缺乏科学管理、居民小农意识严重、分配不均等问题。社区居民的个体理性并不会因为股份公司的存在而消失或被替代, 因此解决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冲突的办法不是否定个体理性, 而是要正确引导个体理性, 努力化解两者矛盾, 在满足个体理性的前提下达到集体的理性选择。

摘要：禄充风景区的发展历程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的早期阶段, 社区居民在个体理性之下的选择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却导致了环境、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问题。政府主导型的旅游发展中期阶段又遇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在统一过程中的碰撞与矛盾。该文借鉴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理论, 对禄充旅游发展不同阶段的选择进行分析, 并重点解读禄充笔架山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集体理性选择的结果, 文章将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个人理性,集体理性,乡村社区,股份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刁文淇, 曹丽娟.从个体理性到集体理性[J].科学与管理, 2008, 28 (4) :92-93.

[2]陈明珍.个人理性利弊分析[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4, 33 (3) :11-13.

[3]唐任伍, 刘立潇.行政管理过程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 2013, 336 (3) :83-86.

[4]刁文淇, 曹丽娟.从个体理性到集体理性[J].科学与管理, 2008, 28 (4) :92-93.

[5]池静, 崔凤军.乡村旅游地发展过程中的“公地悲剧”研究——以杭州梅家坞、龙坞茶村、山沟沟景区为例[J].旅游学刊, 2006 (7) :17-23.

篇4：从个体理性走向集体理性

[关键词]行政管理；个体理性；集体理性

以前我们认为，个体理性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它是个体追求价值最大化的一种工具，其次是个体解决逻辑矛盾的一种方法。换而言之，个人理性是根据已知的信息，使个人效用最大化的一种行为。而集体理性是使得群体效用最大化的行为过程，以高效率或内部稳定为目标，平衡成员之间的关系。集体当然是由个体组成的，所以个人行为直接影响集体利益和集体行动。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资源不足，个人不得不争取更多的资源和利益，当这种偏离行为出现在所有的个体中，这就发生了集体非理性的现象。

一、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带来的矛盾

1.影响行政管理的及时性

行政管理建立在感知、分析、认可管理主体基础上，进入管理议程的社会问题可以被纳入行政主体的视野，并且被有针对性的制定和实施相应的管理解决方案。因此，社会问题是否能够处理得当，这本质上取决于管理主体的态度和判断力。管理者作为最重要的主体，控制权力和信息资源，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有能力安排与自身利益相关的议程，这将不排除问题解决过程中出现的利己主义。因此努力确保个人理性是重要的。综上所述，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冲突会影响识别问题的及时性，这有可能致使集体的非理性。

2.影响行政管理的合理性

制定明确的管理计划是行政管理的核心，建立管理目标，设计主要方案，策划管理计划是指导行政行为，使得行政行为符合集体理性的重要步骤，从而获得集体利益最大化。管理者的个人理性非常重要，因为这一系列的行政行为的过程中，管理者、部门或政府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执行了相关的行政管理行为。如果管理者无法保持个体理性，将会轻易损坏集体利益，致使集体非理性的发生。

3.影响行政管理的有效性

行政管理计划的执行是指对公共资源的使用，行政主体的计划，组织，协调，沟通，监督和其他活动，遵循程序指令的变化。有些学者认为：“被实现的政策目标，计划的作用仅为10%，而剩余的90%来源于执行的有效性”，执行计划是整个行政管理过程的关键环节，与能否达到预期的目标直接相关。行政计划的执行过程中，由于每个参与者受到自身利益的诱惑和交易过程的压力，這就引起了冲突和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个参与者都想要获得最大的收益，并尽量减小损失。执行的主体是管理者和地方政府，这将直接影响行政管理行为的有效性。

二、行政管理可以采用的方法

1.平衡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

显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利益引导两个理性形成合力。在管理系统中，如果进一步提高个人和集体利益的总容量，通过控制集体利益对个体利益的影响。其次，明确个人和集体的利益关系。计划经济时代，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地方利益服从中央利益分配模式仍不完全正确，这个简化，集成，模糊的利益之间的关系是不利于实现集体理性。明智的选择应当说是通过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行政系统在各种利益关系中的位置。一个更尊重个人的利益的行政机构，可以防止片面强调集体主义的优先级；二是在完善系统在高低组织之间的利益分配，对资源的利用市场公平竞争规则在同级机构的方法。

2.制定并完善相应的行政管理制度

首先，创建多元化的行政管理系统，并建立健全完善的监督体系。现有制度下，中国公共管理主体相对单一，这是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政府行政机构控制或影响了绝大多数的公共资源配置的权利，个人理性是管理者的一部分。在管理系统中，应创造更多合理的奖惩措施，大力奖励对集体有突出贡献的个体，同时严厉制裁“搭便车”的行为，明确个体之间的差异，激励和惩罚后进分子，使得个人可以选择提高集体的利益，使得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同时实现最大化。

3.提升行政主体的道德水平

行政机关的管理原则和管理传统主要受到内部的信念、价值观、理想、行政道德、行政意识等因素的影响，当习惯和行政规范组成了行政文化，贯穿于行政管理的整个过程，就会对个人的行为选择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优化公共管理的文化环境，坚持与时俱进，构建先进的公共行政文化，建立集体利益的价值观，培养个人健康心理学，不断规范管理主体的信念、想法和概念，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矛盾。

三、结语

总之，平衡和处理好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间的关系，对于做好行政管理工作来说，是缓和矛盾冲突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应当明确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逐步完善正式制度，加强非正式制度能够带来的正面影响，减少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最终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

参考文献：

[1]唐任伍，刘立潇.行政管理过程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3，06：83-86.

[2]周旭.行政管理过程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研究[J].科技风，2015，09：274.

作者简介：邓超（1987-11），男，初级，主要从事行政管理专业教学工作。

篇5：从舶来品走向理性选择的论文

关键词：英语教学法；舶来品；后方法时代；理性选择

一、中国英语教学法中的“舶来”现象

1978年，国家教育部制定并颁布了《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英(俄)语教学大纲》，详细说明了中小学外语教学的目的、要求、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使中国的外语教学得到全面恢复。1982年5月，教育部又召开了全国中学外语教育工作会议，公布了《关于加强中学外语的意见》。《意见》指出，“凡学过外语的初中学生，报考高中应考外语，考试成绩从1983年起百分之百计入总分”［1］31-32。从此，外语的学习与考试成绩紧紧挂钩，不论是教育部门还是学习者以及他们的家长，都开始意识到外语学习的重要性，“中国的外语教育、特别是英语教育，开始步入迅速发展的阶段”［1］32。

从把英语成绩纳入正式的考试体系到现在，中国的英语教学已经跨过了20多个春秋。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随着英语在与世界各国交往中重要地位的凸显，为了国民更好地掌握这门国际语言，中国的英语教学也在探索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改革与创新，以期达到二语习得的最佳效果。在这个过程中，英语教学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也经历了几个主要阶段，即从传统的语法翻译法，到听说法，再到交际法。当发现这些教学法并不能达到理想的外语教学效果时，认知法、任务型教学法以及其他教学法在中国的外语教育界也争相崭露头角。但是，综观这些教学法，无不带着舶来品的痕迹，如语法翻译法来自欧洲，听说法最初是美国的“军队专门训练方案”［2］，交际法则是产生于欧洲共同体的功能教学法的一个分支，现在在国内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任务型教学法也是英语教育家Prabhu在印度教授英语时提出的，这些外语教学理论和流派，大多是从欧美发达国家发展起来，然后被当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推向世界的，难怪拜克斯(Bax)称这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的表现［3］。

二、中国20年来引进的主要英语教学法综述

1.语法翻译法产生的背景和在中国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语法翻译法是外语教学中最古老的一派，它是欧洲人教授古典语言(古拉丁文和古希腊文)的传统老法，产生于中世纪。当时古拉丁文和古希腊文是约定俗成的“国际语”，是各国共同的文化载体，是各国受过教育的人的必修课程。但是，这两种语言即使在当时的欧洲也已经是“死亡”了的古代语言［4］，在各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谁也不用它们来作为口头交际的工具，学习这种语言的目的只是用来读懂用这种文字写成的各种经文、学术著作、官方公文和告示等。可以看出，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语法翻译法以古文为学习对象，以阅读为主要教学目标。至于语音上，则丝毫没有严格的规定，更缺乏一套培养学习者口语能力的方法。

十年**之后，中国的外语教学逐步走向正规。1986年的《全日制中学英语教学大纲》将英语教学的目的定为“对学生进行听、说、读、写的基本训练，侧重培养阅读能力，注意培养自学能力，为进一步学习和运用英语打下一定的基础”［1］32。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受过高等教育的英语师资还非常缺乏，围绕着这个大纲，语法翻译法在英语教材的编写方面、在课堂英语的具体教学实践中，一直占着主导的地位，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优势。教师可以充分利用母语，先讲课后所附有的汉语语法讲解的内容，再对课文的句型和文章进行以翻译为手段的教学。

从语法翻译法产生的背景来看，为了能准确无误地理解古代的官方文献资料，这种方法特别注重语言的逻辑性、词汇的准确性和语法的规则性，但是对日常交际非常重要的听和说却没有涉及，所以到了1993年的《全日制高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就明确地规定了要对学生进行听说读写的基本训练，要侧重培养阅读能力。

2.听说法产生的背景和在中国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听说法最早产生于美国(20世纪40年代后期)，其真正起因是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二战以后，美国政府发现被派往亚洲和欧洲的美国士兵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但实际效果却让人失望。于是美国政府求助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和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正是他们的努力，促成了外语教学的“听说法”［2］92的诞生。另外，当时录音机的使用在美国已经非常普及，程序教学和教学机器也正在兴起，这些都为外语学习者提供了多听和多练的机会［1］4。

听说法强调听说领先，教学以句型为中心，注重反复实践，形成习惯。听说法的主要长处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培养学生初级的外语口语能力，它能“立竿见影”，对于那些没有英语基础又要急用的学习者来说比较实用。我们国家外语教学受其影响，20世纪60年代前期曾被引进高校作为试点的“听说领先法”就是这种方法的别名［4］119，20世纪70年代高校英语专业的入门课本也是根据这一教学法思路编写的。1993年的《全日制高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也明确了英语考试要有口试和听力测试的要求。

由于听说法注重听说领先，忽略语言的语法结构知识讲授，中国的学习者在课堂上操练之后，课后没有实际应用的机会和场合，结果是用这种方法培养出的学习者在学习到一定阶段之后，发现自己的英语无法有真正的提高，而课堂上的言语操练与实际生活又远远脱节，于是这种教学法又贬声四起，取而代之的是来自欧洲共同体的另一种教学法，即交际法。

3.交际法产生的背景和在中国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在20世纪80年代风靡全球的交际法最初被称为“意念——功能大纲”或者“功能——意念法”［1］6，它产生于西欧共同体，中心是英国。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欧洲共同体各国之间的直接人际交往日趋频繁，语言隔阂成了直接交往的重大障碍，于是，欧洲共同体委员会文化合作委员会组织了一百多位专家，历时四年，制订出第一批功能法的教学方略和大纲，目的是使用所学语言并在该国家进行真正的交际。这一方法在欧洲各国产生成效后，很快被很多国家的外语教学引进。我们国家1988年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第一次提出“初步运用英语交际的能力”，教材的编写和教学内容的安排也首次使用“功能意念”的概念原则，并提供了功能意念项目表［1］32。

产生于欧洲共同体的交际法是为了人们交际的需要，欧洲共同体各国的互相往来也为人们提供了展示所学外语的机会和条件，在真正的人际交往中外语应用成为习以为常的事情，由最初的外语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第二语言。而在我们国家，即使英语学习的人口已经超过美国的总人口，可英语的应用却仅局限在课堂上。课堂交际和生活交际相去甚远，脱离生活的交际是交际教学法在中国的最大局限。近年来，国内有人将交际法和传统教学法作了对照实验。五年的实验结果证明：传统教学法教出来的学生语言基础扎实全面，读写能力强，会欣赏优美的文笔，但口头表达能力不如交际法培养的学生流畅；后者则偏重口语能力，但在语言运用的准确性、写作能力和文法意识方面则表现出明显的弱点。实验还发现，交际法培养的学生中，口语能力强的愈来愈强，弱的愈来愈弱，差距很大［5］。

4.任务型教学法简介

任务型教学法起源于1979年N．S．Prabhu在印度高科技区进行的一项强交际法的实验(BangaloreProject)。在实验中，他提出了许多任务类型，并把学习内容设计成各种交际任务，让学生通过完成任务进行学习。Prabhu的这项实验引起了语言教学界的关注。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越来越多的语言教育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逐步发展到今天在国际第二语言和外语教学中备受瞩目的“任务型语言教学法”。

任务型教学法要求学生运用所学语言完成具体任务，并强调学生的主动参与，强调交际的过程和语言的功能，注重发展学生的学习策略，因而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语言运用的能力。

2003年，我们国家制定颁布的《英语课程标准》在教学建议中提出，“倡导任务型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1］46。笔者认为，任务型教学法还属于新生的教学流派，在任务的选择方面、学生的参与形式方面以及教学评价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三、后方法时代的启示

在20世纪，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或者外语在进入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重要学科领域以来，探究最佳教学的教学流派层出不穷。和在我们国家的实践一样，当后一种教学法克服了前一种教学法的弱点时，新的问题又会接踵而至，没有一种教学法能解决外语教学中存在的所有问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语言教学中的方法运动，即寻求最好方法，已经成为过去，语言教学已进入后方法时代”［1］230。

可以看出，后方法时代是对最佳方法否定的时代，是对寻求最佳教学法反思的时代。它给中国外语教学最重要的启示是：1)没有一成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教学法。教师必须以辩证的观点反思各种教学法的利弊，融各家之长，根据具体教学环境和条件设计个性教学，创造出满足学生实际需要的教学方法，以取得最满意的教学效果。现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外语教学研究中心秘书长包天仁教授所创造的“四位一体”英语教学法［6］，适合中国国情、学情和教情，效果显著。更重要的是，它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教学法，对国外教学法提出了一种挑战。它打破了国外教学法对我国教学法的霸权和话语权，使中国这个世界上学英语人数最多的国家在外语教学法领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声音。2）在应用各种引进的教学法和教学流派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充分考虑在中国的各种适应性因素，绝不可以盲目照搬，人云亦云。刘润清在《论大学英语教学》中就说道：“脱离具体情况去讲哪一种方法最好不是科学态度。”［7］实践也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存在巨大地区差异、师资差异、教学条件差异和学习者差异的国家，单一教学法是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教学问题的。

参考文献：

［1］李丽生．英语新课程改革理论与实践［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31-32．

［2］章兼中．国外外语教学法主要流派［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90．

篇6：从个体理性走向集体理性

最早开始研究人类理性问题的欧洲学者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根据“经济人”假设提出人类理性就是从自身出发, 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现代社会研究大多数都将“理性”定义为“假定涉及的目标和现实社会总是恒定不变的条件下, 因此, 只要行动可以周密完备地计划, 可以使目标的实现得到最大化的体现这种行动就可以称为理性的, ”并且这种理性“具备有达到理性的思想意识, 但又是有局限性的

首先我们来解释下:“个体理性”在博弈论中英文给出的就是游戏理论, 既然是游戏那么就需要有游戏规则, 就会有个输赢。在经济学中给出的解释就是理性人, 他的假设前提是个人利益最大化, 即使在有约束的时候也是最大限度的维护自己的利益。可以总结起来讲就是一切为了个体。那么集体理性就是一个以群体获利为最终目标的行为。它代表的是整体利益, 团体合作。不以损害个人利益为基础争取整体利益。这样一来不难看出两者是具有明显的特点的。

2 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相悖之处

个人理性既与集体理性相一致又与集体理性相矛盾。二者存在的相悖之处:

2.1 从公共品特性使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出现想搭便车, 爱搭便车, 的心里

往往他们的出发点使资源使公共的, 不用白不用, 即使自己不享受也有别的个体在享用。不用反而觉得自己吃亏的, 没享受到应有的利益。然而集体理性需要团体的每个人都付出而不是一味的免费的索取, 所以从中看出两者的明显出发点和终止目标的不同编产生了冲突。

2.2“逆向选择”中表现出来的信息不充分

“旧车市场”模型是典型的信息经济学中的一个模型, 因为信息的不充分不对称导致买卖双方不信任无法达成合作的目标, 反而因为互相的猜忌淘汰了好的产品, 使双方的既得利益都将下降。还有具名的“囚徒困境”的模型, 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每个囚徒都会追求个人利益的最优方案, 而不考虑对方所选的方案, 也不可能过达成合作的模式, 结果却跟预期期望的结果相差甚远, 因此导致是单个利益和集体利益均达不到预期的结果有时甚至损失更加惨重, 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由此也可能产生出诸多冲突。

3 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的调和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我们必须把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两者有机结合在一起, 形成统一性, 从而在实际工作中, 一方面要理顺集体理性中的个人行为, 把我们提高到一个更好的境界,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理性人要遵从集体效益, 这样两者才能更好地调和, 向好的方向发展。

3.1 设立监管机构

监管机构的作用主要是防止个人的投机行为, 只顾自己利益, 却损害了集体利益。基于这个情况, 必须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来行使监管权, 监管机构通过选举产生, 代表广大职工行使监管权利, 保护集体的利益, 同时要把监管机构利益和集体利益挂钩, 防止监管人的个人经济行为, 如果做出损害集体的行为, 就必须受到一定程度的惩罚, 情况严重的话可以让其脱离集体。

3.2 组织契约的建立

个人行为必须经过有效的规范, 才能最终形成有效的组织契约行为, 有效的组织契约一般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 非常明确的权责规定。责任则包括集体公共品费用和维护集体效率等, 权利则表现为个人不仅有权追求自身利益, 而且还可以获取集体公共品, 两者并不矛盾;第二, 要有一定的惩罚措施, 通过惩罚措施来约束一定的个人行为, 对于违背了集体组织契约行为就应剥夺其在集体中所享有的权利, 其收益全部归集体所有;第三, 建立信息交流机制, 充分的信息交流有助于组织减少不必要的“逆向选择”, 避免集体利益受到损害, 充分的信息交流机制是一个组织契约形成的必要条件。

结束语

综上所述, 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大环境下, 如何平衡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 是做好任何工作的重要基础, 调和之间的矛盾很关键。而在实际中, 更应当充分重视个体利益, 在具体的工作中才能有效的避免偏重集体利益的利益分配格局的出现, 才不会导致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失衡, 才能有效避免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出现矛盾以及冲突, 从而达到确保工作顺利惊醒并逐渐提高效益的发展目标。因此, 在社会实践工作中, 重视处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的问题, 是尤为重要的一个问题。

摘要：“理性人”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关系问题是现代学科的一个重要范式, 本文主要从博弈论的视角考察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的关系出发, 提出设立监管机构、组织契约的建立、规模的合理确定等观点, 从而使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达到调和状态。

关键词：个体理性,集体理性,冲突,博弈论,调和

参考文献

[1][美]阿兰·艾萨克.政治学的视野与方法[M].段小光, 张继武, 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2][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 郭宇峰, 李崇新,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篇7：从个体理性走向集体理性

[关键词]个体习性；集体理性；利益；冲突

1 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会冲突的起源分析

人类为了进行计划、判断、算计和奋斗给予自己安全感与价值是人类理性的基本目标。而集体理性，是在个体理性的基础上，人们有选择的或者处于某冲原因结合成集体，整个集体所要面对的问题时给予的处理的方案。对于个体理性而言，它诉求的是个体收益的最大化，而集体理性诉求的是高效率、内部稳定、集体成员间的公平，最重要的还是在不破坏个体收益的基础上能使得整个集体有所收益。

就拿博弈论中最出名的“囚徒困境”来分析，甲乙两个共谋犯罪的人一起被监狱，在不能相互沟通的环境下，甲乙面对的有两种选择。下面我用表格的形式来展现甲乙两人的选择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结果。

最后两个囚犯都选择了坦白，各入狱八年。在无法进行沟通的情况下，甲、乙都有理性的选择了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但同时，从这个例子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对于个体的最佳选择，不一定是集体的最佳选择。集体的最佳选择，未必就是甲、乙都沉默，这样因为证据不足两人只需各判一年。由于集体中的个体都有自己的目标，都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在加上集体的目标也并非是个体的目标。所以在实现个体目标的时候，集体的目标又尚未达到，很多情况下都需要降低集体的利益以达到个体的利益

2 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产生冲突带来的影响

2.1 为行政管理的判断识别带来了较大的干扰

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只有先被管理主体感知、分析和认定，并进入行政管理议程的那部分才能有针对性的制定、执行相应的管理方案。所以这完全要依靠管理主体对此的判断以及态度。当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发生冲突的时候，到底是应该侧重保障集体的利益还是个体的利益给管理主体带来了很大的干扰。同时，就判断识别这一方面，也是相当的艰巨。因为有些从个体理性的角度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在集体理性的角度确实完全不行的。管理主体无法进行，也就阻碍了后面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相应计划的顺利进行。

2.2 影响了行政管理制定行政管理方案的合理性

行政管理方案的制定是建立在行政管理问题上的，先确定所遇到的问题，然后再根据其问题建立相应的方案，再对方案进行实施与运作。在制定方案的过程中，若集体中的某个个体采取理性的行动，成功的将偏向于自己利益的方案与总方案结合，这样就很容易导致集体非理性的产生，同时，集体利益也会受损。例如在如今的中国的管理制度当中，高层的管理者会在个人的理性以及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在管理制度方案中强行插入对自己有利的那部分，而处于底层的管理者没有反抗的余地只能接受，导致整个集体高层收益丰厚，底层个体只能默默忍受，从而使整个集体分裂成了两个小的集体。

3 缓和行政管理过程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的可行策略

行政部门在实施管理过程中，其首要任务就是处理好人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关系，防止二者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从而妨碍了整个行政管理活动的顺利进行。以下列出几点可实施策略来缓和两者之间冲突的出现。

3.1 解决集体内个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当在一个集体内个体之间因为自身的利益发生无限制的冲突时，集体利益是几乎完全不存在的。所以在一个由有理性的、寻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个体组成的集体内，一定要明确每个个体的利益，防止因为个体间的利益而引起不必要的冲突

3.2 增加有选择性的激励手段

在《集体行动的逻辑》这本书当中，曼瑟尔·奥尔森也谈论过此话题。他认为，当集团有了一定大的规模后，如果它没有一定的“选择性的激励手段”，它是很难实现它的组织目标的，激励手段指的是向潜在集团中的个人提供积极诱导。如今的销售行业就做的还算到位，给职员的一定的底薪，然后根据职员自身的业绩给予相应的提成。作为职员的个体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会努力的提高业绩，这样个体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同时提高，这就是有选择性的激励手段。

3.3 完善正式制度

正式制度需要对个体行动的结果形成确定性的预期，达到理想的秩序状态，使得集体理性得以维持。这需要集体对每个个体的任务以及个体所处的地位进行合理的安排，创建管理多元化、全面的监督体系，层层分工，这样既促进了个体之间的相互合作，同时也使得个体在有约束、有竞争的情境中实施管理。

4 总结

行政管理过程中遇到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发生冲突是无法避免的。因此，只有不断地通过完善和强化行政管理工作的体系和制度、理顺二者的关系，行政部门才可以及时的发现识别问题，并制定相应的行政管理问题，将行政效能发挥到最大化。

参考文献

[1]孙庆仁.当前我国行政管理特色[J].企业导报，2011（12）.

[2] 孙维君，战晓华.完善行政程序促进依法行政[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2（05）.

[3]郝铁英.提高行政效率之我见[J].长白学刊，2013（02）.

作者单位

南昌职业学院

篇8：从个体理性走向集体理性

完全理性假设是传统经济学的重要前提之一,其整个理论体系构建在此假设基础之上。但基于完全理性假设分析实际问题时,常常会出现一些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的研究结果。针对传统经济学中完全理性假设的这种缺陷,西蒙等学者提出了更符合社会经济实际情况的“有限理性”假说,即“行为主体打算做到理性,但现实中却只能有限度地实现理性”。有限理性理论纠正了传统经济学中完全理性假设造成的现实偏差,其分析结果更符合社会经济实际情况,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理论与实际的脱节。而对有限理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不仅有助于务实有限理性理论的理论基础,使得该理论得到更好的应用,而且还有助于提高决策者的理性程度以更好的进行决策。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目前,对于影响决策者有限理性的因素的研究已有较多成果。首先西蒙[1]认为有限理性是由于人们的认知能力的不足所导致的;Rubinstein[2]将有限理性的原因归纳为简化问题的倾向和认知能力的不足;Conlisk[3]则认为有限理性的成因是决策过程中存在复杂的成本和激励机制;以Kahneman和Tversky为代表的行为决策学家们则将有限理性的原因归因于人们在决策时存在的框架效应[4]、心理账户[5]、成本沉没效应和过度自信[6]等。何大安[7]认为行为经济人的抉择是在认知局限、环境不确定和信息不完全条件下做出的;李亮[8]主要分析信息、心智成本、非理性因素这三方面如何作用于行为人的决策过程;柴盈、何自力[9]把有限理性产生的机理归为行为人自身的生理限制、直觉和推理双系统原理、心智成本为正;江涛、覃琼霞[10]将影响有限理性实现程度的因素概括为认知、环境和随机扰动因素。

本文在相关文献梳理的基础上,主要从决策者自身和决策环境两方面来考虑,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对影响个体决策者有限理性的四大因素——认知、心智成本、不确定性和信息成本进行系统研究,分析有限理性与这四个影响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对影响因素之间的交互效应进行研究。

1 决策者自身条件的限制

从决策者自身来说,在决策过程中影响个体决策者的有限理性的因素主要有认知和心智成本。

1.1 认知

认知对于个体决策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决策前,认知是决策者分析判断的基础,直接关系到最后决策给决策者带来经济收益的多少;在决策过程中,认知影响决策者对信息的获取、加工、处理和利用,还影响决策者对他人行为的预测,进而影响对备选方案的最终结果收益的分析计算;在决策后,决策者通过对决策结果的反馈进行认知学习,优化改进决策。

完全理性假设意味着人是全知全能的,能够找到所有信息,在决策过程中可以找出所有备选方案,还具有完备的计算和推理能力。但是有大量研究和事实表明,人是达不到全知全能的,人的认知有限,存在一定的偏差,因而只能是有限理性。

认知是指决策者关于自己所处环境的所有知识、观点、信念以及情感,包含了人的认识水平、智力水平、判断能力和计算能力。由于受到生理、心理能力的限制,人脑对信息感知能力、记忆能力以及逻辑运算能力等都有限,这样就影响了决策者对信息的获取、加工、处理和利用,从而使决策者不可能找出所有备择方案;即便能够找出所有备选方案,受逻辑计算能力的限制决策者也不能完全量化所有方案的结果,不能完全了解这些方案的所有后果,进而最后不能对所有方案进行比较分析从而选择最优方案。

如果在决策过程中时间、信息等外在条件允许,个体决策者对于所要决策的问题能够达到完全认知,其可以找出所有备选方案,然后进行比较分析计算选择最优的方案。但是,这种最优化决策要付出极大的代价,通常得不偿失,而且现实的经济社会满足不了这样的条件。实践表明,现实的决策者大多只能找到相对满意的备选方案。

1.2 心智成本

完全理性假设认为心智成本为零,人的心智是一种唾手可得的无限资源。但是事实上,心智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在利用心智时必将有成本发生,如此则理性就存在限制[11]。比如,决策过程中的计算,决策者需要进行思考、分析、推理,这个过程会耗费决策者的脑力和时间,这就是心智成本。

心智成本是人类运用理性与非理性,并对其进行合理配置所花费的成本。心智成本包括理性计算的思维成本、对信息理解和处理的成本、认知协调成本以及与情感、动机、偏好、价值观相关的心理成本[12]。也正是由于心智成本的存在,要想达到完全理性对于个体决策者来说其所需的心智成本太大,有时甚至难以承受。因此,在实际的决策过程中,决策者有时不愿意运用自己所具有的理性分析能力,或者只是部分地运用,如此决策者达不到完全理性,而只能是有限理性。

由于心智资源是稀缺的,决策者倾向于以最小的心智成本获得最大的心智收益,即心智成本最小化。在复杂的环境中,面对难度较大的决策问题时,决策者往往在决策过程中利用经验、直觉等快速节俭方式简化信息,借助一些非理性因素进行决策,都是为了减少心智成本。卡尼曼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结合直觉和推理双系统模型指出,行为人在理性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往往采取一些启发式决策来代替最优选择的方案,比如易得性启发决策、代表性启发决策、小数原则和调整与锚碇效应等[9]。

2 决策环境的复杂性

从决策环境来说,在决策过程中影响个体决策者的有限理性的因素主要有不确定性和信息成本。

2.1 不确定性

完全理性假设意味着不存在不确定性,即使存在不确定性,也可以预知其概率分布。然而在实际决策过程中,大多数决策都是在不确定甚至决策者完全无知的情况下做出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不确定性的存在性。决策者不但不知道他人的生产函数、效用函数,而且对有不确定性的参数个数、取值范围及其概率分布都一无所知[13]。此外,环境随时间在不断地变化,会出现更多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指环境中固有的不可预知性,这一不可预知性既包括自然环境的不确定性,也包括由决策者之间交互作用产生的社会环境不确定性,即人们不可能计算自己决策与他人决策的交互影响。不确定性不同于风险,对于风险决策者可以通过一些方法预知其概率分布,而对于不确定性的概率分布是无法预知的,甚至对未来所要发生的事情都一无所知,这些未来事件对于决策者来说是全新的、从未见过。决策者的行动选择可以看作是一个适应或者对抗所在环境的博弈过程,环境的不确定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决策者在行动选择过程中无法达到全知全能的理想境界,从而导致了有限理性。

2.2 信息成本

完全理性假设意味着市场上信息充分,决策者拥有完全信息,从而可以找出所有备选方案。显然这与社会经济实际情况不相符,因为现实的市场经济是不完全竞争,达不到信息充分和信息完全,而且行业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使得信息分布在不同的决策者手中。即使随着计算机网络、电话等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当今已是信息社会时代,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信息,但是对于个体决策者来说,其不可能拥有完全的信息。因此,在决策过程中,决策者需要在环境中通过一定的工作获取有用的信息来帮助其进行决策。

由于市场中的信息不完全、不对称,个体决策者所需要的信息分布在市场的各个角落,不可能以整合的形式位于市场的某个地方,信息的分布密度决定了信息获取的难度,密度越小则难度越大。决策者以获取对自己决策有用的信息为出发点,借助一定的工具和手段,花费一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在市场中寻找信息。但是由于个体决策者自身条件——如对信息的感知能力、寻找信息的方式、对潜在信息的发掘能力等存在有限性,以及决策者所能花费的时间、精力和财力等因素的限制,最终决策者所能寻找到的信息是不完全的,从而其决策达不到完全理性条件下的最优,而只能是有限的最优。因此,由于信息成本的存在,个体决策者只能是有限理性。

3 影响因素的交互效应

认知、心智成本、不确定性和信息成本四个因素并不是独立地影响个体决策者的有限理性,它们之间还存在着交互效应。就拿认知来说,决策者的认知过程并不是孤立地在个体内进行,还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决策者也就是在与外界环境的交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认知。

3.1 认知与心智成本的交互

决策过程中所需的心智成本受决策者认知水平的影响,决策者的认知水平高,其所需心智成本就相对要低。决策者的认知水平高,也就是其认识水平、智力水平、判断能力和计算能力较高。这样首先是决策者对决策问题能够达到迅速认识和准确理解,然后在信息寻找过程中对信息的获取、加工、处理和利用也能较快进行,最后也能够较容易地对备选方案进行逻辑推理和计算以得到最终结果,进而比较分析选择最优方案。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决策者所需要的时间、精力和脑力会相对少些,从而决策者消耗的心智成本就较低。

心智成本决定了决策者运用理性和非理性的状态和程度,这样也就左右着决策者的认知水平。完全运用理性时决策者的认知水平较高,完全运用非理性时决策者的认知水平较低,在实际决策过程中决策者是理性和非理性都运用。正是由于心智资源的稀缺性,决策者才需要在决策过程中节约心智成本,运用一些经验去认知新的决策问题,从而在认知过程中决策者会利用一些思维捷径——直觉、情绪、路径依赖等。利用思维捷径不仅可以节省心智成本,在运用合理的情况下还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有时能够快速且很好地解决问题。

3.2 不确定性与信息成本的交互

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决策者不知道什么事件会出现以及每一事件出现的概率,不清楚他人的行为及决策。此时,决策者需要努力寻找信息,尽量利用信息降低不确定性来达到对环境的进一步认识。不确定性高,对于未来事件决策者更加不了解,决策者寻找信息的难度加大,借助已有的工具和手段只能找到少量的信息,且其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很大,有时甚至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寻找信息。

而若信息难以寻找,在面对本来就不确定性的决策问题时,决策者就更加不知所措了。信息难以寻找,决策者对于未来事件及有关他人的决策信息就无从所知,从而增加了环境的不确定性。

3.3 决策者自身与决策环境的交互

在实际决策过程中,决策者以已有的认知为基础,面对环境的不确定性,通过预期和知识采取行动寻找信息,决策者通过认知对这些信息进行评价分析,选择对决策有用的信息,构造备选方案。不确定性通过已寻找到的信息反馈影响决策者的认知,从而形成新的预期和知识。如此循环,构成了决策者认知与环境的互动过程,这也是一个决策者不断学习提高认知的过程,同时整个过程会消耗决策者的心智资源。不确定性高时,决策者必须尽量发挥已有的认知对决策问题进行认识、理解,利用各种手段和工具寻找所需要的信息,构造尽可能多的备选方案,此时决策者所需的心智成本也就增加了。

现实的决策者是处于一个相互交往的社会组织中,组织中的其他个体对决策者也有一定的影响。在组织中,人们相互交流学习,决策者不仅可以吸取他人的认知成果,而且把自己的认知成果传递出去,从而形成集体认知和行为。利用集体认知通常有助于提高决策者的理性程度,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反而会降低决策者的理性程度,比如“羊群效应”,决策者就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此外,决策者不仅要对他人的偏好、信息与决策等进行正确的判断,而且还有考虑自己行为对他人行为的影响及自己决策对他人决策的影响。

4 总结与展望

有限理性是比完全理性更符合社会经济实际情况的假说。本文系统分析了认知、心智成本、不确定性和信息成本这四个因素对有限理性的影响,并对它们之间的交互效应进行了研究。分析研究表明,正是由于认知的有限、心智成本的存在、不确定性的存在、信息成本的存在,个体决策者的理性程度是有限的,不可能达到完全理性。

因此,为提高决策者的理性程度以更好地进行决策,可以从认知、心智成本、不确定性和信息成本这四个方面来考虑。首先可以通过学习等过程努力提高决策者的认知,多进行实践,在实践过程中积累一些决策经验,增加决策者的心智资源。然后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尽可能的以较小的代价获取较多的有用信息,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找到接近最优方案的满意方案。最后还要考虑这四个因素之间的交互效应。

篇9：从“激情飞扬”走向“理性担当”

关键词：中小学；班主任；共同体；专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编码：A 文章编号：2095-1183（2013）09-0029-05

在2012年《班主任之友》庐山笔会的自由论坛上，笔者聆听了来自河南济源、山东济南、广东深圳、江苏苏州等地的老师们关于班主任共同体发展的经验之谈，感触良多。虽然新课程改革与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背景为班主任的专业成长创设了良好的教育生态，但是高负荷的工作量、事务性的工作特质和班主任个体对专业发展的普遍性冷漠，却又都是实在的问题。

一、“激扬青春”：班主任共同体发展的现状描述

在社会学意义上，共同体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腾尼斯认为“共同体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1]，金迪思等则认为，“是指这样一群人，他们直接地、频繁地、多方面地互相接触和互相影响”[2]。它是人与社会原初一体意义上的本真的社会形态。在庐山笔会上，每位老师的发言都无一例外地重点表达了对成长中“重要他人”的感谢，这从某种意义上也折射出个体对共同体的一种期盼与依赖。综合各位老师的发言，笔者觉得当下的班主任共同体发展呈现出的是一种“激扬青春”的成长热情。

（一）班主任民间共同体的“热情飞扬”

顾名思义，班主任民间共同体是一种纯民间性质的班主任聚集，它们没有明确的发展规划、没有严格的组织制度和纪律约束，基本上采取的都是自由进出的方式，研究也显得随意。当前，班主任民间共同体的组成和运行方式各异。

1.班主任民间共同体的组成与运行

首先，按照共同体人员的组成来看，可以将其分为学科型共同体和德育型共同体。所谓学科型共同体，就是人员以某一个学科为主，依托学科发展的机制和力量，汇聚在一起，共同研究班主任工作和自身的专业发展。如苏州吴樱花老师创建的“青葵社”团队，就是以语文学科为依托建立的一个民间共同体，她们最初的成员都是语文老师中的班主任，其运行方式最初是借助学科组的活动来进行的。所谓德育型共同体，就是人员以班主任为主，共同致力于班主任工作的优化和专业发展，如河南济源一中秦望老师的“8+1”团队，就是以德育处管理下的班主任队伍为依托建立的一个民间共同体，他们的核心成员都是本校的班主任，其学科背景各异，运行方式则完全是以德育话题的学习与研究，融合理论研修、课题研究、实践专题等方式。

其次，按照共同体运行的载体来看，可以将其分为网络型共同体和实体型共同体。所谓网络型共同体，就是以网络为运行载体，借助QQ群、BBS论坛等各种形式的网络平台，通过班主任工作研讨与交流而形成的民间共同体，它的特点是突破地域限制，最大程度汇聚志同道合的班主任。如以天津曹建英老师为首的“心语”团队，就是以网络期刊《心语月刊》为载体，借助“教育在线”等平台，通过各个主题的在线交流和成果展现，汇聚了全国各地班主任的一个民间共同体。所谓实体型共同体，是以实体组织的形式存在于学校和地区教育中的民间共同体，它的特点是成员之间有着经常性的面对面交流，其运行有着相对可靠的组织保障，但是规模一般相对较小。如秦望老师的“8+1”团队就是这样的共同体。

当然，上述的划分不是绝对的，尤其是网络型共同体与实体型共同体的界限在现实的操作中越来越呈现出交融的态势，实体型共同体的活动也充分运用了网络手段，而网络型共同体的运行也出现了借助论坛、研训班等形式的探索。

2.班主任民间共同体发展中的困惑

当下，班主任民间共同体的发展异常活跃，全国各地都存在着各种形式、各种规模的民间共同体，但是综合来看，民间共同体的发展存在着一些共同的困惑。

首先，缺乏教育理论的引领，是民间共同体可持续发展受到制约的根本原因。民间共同体的成员主要是一线的班主任老师，高负荷的日常工作消磨了大量时间，理论学习成为一种奢望。在笔会的自由论坛中，老师们的发言也呈现出这样的困惑。从民间共同体的发展进程看，在经历了最初的“蜜月期”之后，常常会陷入如何进一步持续提升的困惑，而这个困惑的根源则在于缺乏对共同体发展的理论引领，诸如对共同体的价值追求在哪里，共同体发展的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支撑在哪里，共同体发展的方向与抓手在哪里等问题的思考。

其次，缺乏有力的外部条件支持，是民间共同体发展的普遍性障碍。民间共同体都是志同道合者的自由联盟，大多数最初都是“秘密组织”，成员内部力量是共同体发展的全部力量来源，因此，共同体发展的普遍性障碍就是受到自身工作环境、人际关系、学校制度、组织资源等外部条件的制约。

再次，人员流动的低成本，使得民间共同体的发展缺乏稳定性。目前来看，民间共同体大多数实行的都是进出自由的“开门主义”（秦望老师语），这一方面给予了成员极大的自由度，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意味着成员进出共同体的低成本，这势必会削弱共同体的稳定性，而且也对共同体自身的凝聚力建设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虽然，我们也提到了共同体的核心成员概念，即共同体中有相对稳定的几个人，但是这种稳定如果没有对于成员发展的可持续吸引力，那么它将主要基于“熟人社会”的人情关系来维系，这最终是不利于共同体健康发展的。

（二）班主任官办共同体的“雄心壮志”

相对于民间共同体而言，官办共同体则是一种由学校或是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的班主任聚集，它们有着相对明确的发展规划、较为严格的组织制度和纪律约束以及较为雄厚的财力支持。

1.班主任官办共同体的组成与运行

当前，班主任官办共同体的组成和运行方式基本类似。一般来说，在人员组成上，都是通过一定预设条件的筛选，将一部分优秀班主任进行汇聚；在运行方式上，官办共同体普遍采取工作室、研训班的形式，通过定期或是不定期的培训，使班主任保持一定的聚集和学习状态。依据官办共同体运行主体的差异，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学校共同体、地方共同体和全国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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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学校共同体，是以学校为运行主体，其成员都是来自本校或是本教育集团的内部，其存在的目的主要是提高学校德育工作水平，优化本校班主任队伍建设。如，南京一中的“青年班主任论坛”，是以35岁以下班主任为主要成员，每学期召开一次，每次确定一个学校德育工作主题，论坛一般为3-4天，内容包括定向主题的外校参观和对应专题的写作与研讨，其目的在于通过定期的研训，快速提升青年班主任的工作能力，提高学校德育工作水平。

所谓地方共同体，是以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为运行主体，其成员是在该行政区域内的班主任老师，其存在与运行主要着眼于区域内班主任队伍的建设和集中展示区域内各校德育工作的特色与创新。如：谢德华老师所在的深圳市光明新区名班主任研修班，就是以集中研训的形式汇聚全区的优秀班主任，采取“听、说、读、写、研、展”的形式促进班主任的专业提升，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展”，就是通过优秀班主任的讲座、示范班会以及全区的班主任能力大赛、班会课大赛来集中展示班主任的学习成果，展示全区的德育创新成果。

所谓全国共同体，主要是指以国家教育行政部门为运行主体，成员涉及全国各地的“国培项目”，其目的主要是对各地的优秀班主任进行轮训，以促进班主任队伍的专业化发展。如，2010年开始的“知行中国”骨干班主任国培计划，就是由教育部统一部署，由各地区负责实施，采取现场研讨与远程教育相结合的方式，逐步推进对小学、初中和高中班主任的轮训。

官办共同体中的另一重要形式是“名师工作室”，它采用行政力量的推动，通常以一位或多位优秀的班主任为主持人，汇聚该行政区域内的部分班主任，其目的是发挥优秀班主任的辐射力，以榜样示范、集中研习等形式促进班主任内部的互帮互助和班主任群体素质的提升。如，孙玉玺老师所在的济南市“班主任名师工作室”，其成员的选拔非常严格，通过各级行政区域的笔试、面试等形式的考察，最终选出30名优秀班主任组成一个团队，共同研讨当前班主任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相互交流与展示自身的工作创新。

2. 班主任官办共同体的发展困惑

这几年，班主任官办共同体的迅猛发展，一方面表达了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对班主任队伍建设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班主任队伍建设已经成为制约德育工作进一步创新发展的重大桎梏。客观而言，“知行中国”项目的全面推进，“班主任名师工作室”的遍地开花，都展示出国家在班主任队伍建设上的长远眼光。但是，班主任的成长带有非常明显的个体性和内隐性，也给当前各种官办共同体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首先，缺乏有力的领袖人物，使得官办共同体的发展缺乏内聚力。以研训班形式存在的官办共同体，其参与人员多为选拔之后产生的，所以成员的能力素质好，往往会出现群龙无首的状况，共同体内聚力不强。以“名师工作室”形式存在的官办共同体，其名师多为被动安排，所以在工作中主动性不够，实际的运行基本上还是一种内部成员的研训形式，其内聚力较弱。

其次，人员发展的功利性，使得官办共同体的发展缺乏内驱力。当前，为了吸引优秀班主任的参与，各级官办共同体都带有明显的荣誉性色彩。在实际运行中，不少班主任参加选拔与研训，其目的并非真正为了提升自身的素养。这种功利的、强制的外力推动很难激发成员的发展内驱力。

再次，人员的定期更新，使得官办共同体的教育成效大打折扣。为了最大范围地轮训班主任，官办共同体的人员都实行周期性轮换，使得学员一旦结业就失去了与共同体的关联，再次沦入单打独斗的窘境。事实上，参与过研训的班主任往往会对后续的工作有更多的期待，但现实又无力支撑，这样的矛盾必然会大大削弱官办共同体的影响力与成效。

二、“理性担当”：班主任共同体发展的应然趋向

诚然，班主任共同体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班主任专业发展的关注。然而，民间共同体的“热情飞扬”掩饰不住其后续乏力的事实，官办共同体的“雄心壮志”也解不开内聚力与内驱力缺失的困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是人们对班主任共同体发展立场的困惑，即班主任共同体为谁而在？为什么而发展？

笔者以为，当前的民间共同体基本上是一批人成就一个人，而官办共同体则是一个人实惠一批人的发展路径。具体而言，民间共同体基本上是一个领袖人物带领一批热情四溢的班主任积极研讨，著书立说，但是最后真正为大家熟识的只是一两个领袖人物。官办共同体则相反，它出于某一级官员的顿悟，并借助行政力量让一批人得到实惠，当然，这里的实惠主要是福利性、荣誉性的，对于真正的班主任专业发展而言功效甚微。可见，班主任共同体的发展要真正走向与班主任专业发展的有机融合，必然要摆脱当前仅靠热情或行政力来驱动的现状，以理性的担当，实现自身发展与班主任业务提升的相得益彰。

（一）端正发展立场，明晰共同体的理性担当

共同体的立场决定共同体发展的方向与高度。笔者以为，班主任共同体的发展必须确立为班主任专业发展服务的基本立场，服务于班主任的个体成长与群体提升。

第一，共同体要成为班主任个体发展的引路人。班主任的个体成长是共同体的首要立场。班主任工作的实践性强，使得班主任个体发展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性，因此，共同体的发展目的不在于将所有人纳入一个标准的工作模式中去培养，而是要善于通过各种形式的研讨、展示与交流，为个体的发展提供一种方向、思路与可资借鉴的路径。当前共同体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也是源自于此，无论是民间共同体的领袖影响力还是官办共同体的集中研训与工作室，都是将班主任置于某种权威模式之中进行格式化的培养，这势必抹杀班主任个体发展的创造性与生动性。

第二，共同体要成为校本德育优化的助推器。校本德育成效是衡量共同体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因此班主任共同体的发展必须具备学校立场。当前，大多数共同体如网络型共同体、地方和全国共同体等，往往忽视德育的校本价值，研讨与培训的内容都是浮于表面的所谓共性问题，导致班主任回到学校仍然无所适从，最终重走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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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共同体要成为群体唤醒的星星之火。班主任是一个群体，德育的改善必须是班主任群体的共同行为，因此，共同体的发展还必须具备群体立场，这个立场不仅要求共同体的发展要惠及共同体内部的个体，还要发挥它的辐射力，去唤醒整个班主任群体对自身发展的关注。换言之，每个共同体都要成为星星之火，通过小群体的成功，促进大群体的觉醒，使得班主任工作不再只是一种事务性的任务，而能真正提升班主任工作的幸福感。

（二）厘清内外关系，实现共同体的健康发展

对于班主任的专业发展，共同体必须有所担当，但是这个担当不是盲目的，而是理性的，为此，必须厘清一些基本关系。

1.责任与边界

诚然，班主任共同体需要感性与激情，但是不能被感性和激情所左右。班主任共同体必须为班主任的个体成长与群体觉醒有所担当，但是作为一种理性担当，它的责任不是无限大，而是有着自身的边界。就个体而言，其发展根本上是内在的，因此共同体无法成就每一个个体，它只是引路人，而不是保姆；就群体而言，班主任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虽然共同体具有唤醒的责任，但是不可能拯救当下的德育。承担责任过多，势必造成最终的无法承担，因此对班主任共同体要明晰边界，不可赋责太多。

2.开放性与排他性

班主任共同体要真正为班主任的专业发展服务，必须保持高度的开放性，以不断吸收新鲜的血液，适应新的变化。但是，任何一个共同体也同样具有“群体自私”的特质，即它一旦形成某种“默认一致的概念”，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对异于该“默认一致的概念”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可能是针对共同体内部成员，更多的则是针对共同体外部的力量，这将使得共同体发展相对稳定，但缺乏活力与创造力。

3.个体性与公共性

“共同体的生活是相互的占有和享受。”[3]所以，班主任共同体内部应该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同时共同体的发展旨在促进班主任个体与群体的发展，因此共同体必须体现并坚守公共性的特质，既要探索一般性的德育工作规律，也要恪守教师职业的公共情怀。但是，班主任的成长是内隐的、个体的，校本德育、地区班主任队伍建设是差异化的，因此共同体发展又必须体现个体性，彰显自身的特色。

（三）关注结构优化，提升共同体的教育力

班主任共同体的存在是人的聚合，但不是一般意义的聚合，它的存在与发展都印刻着浓郁的教育意蕴，既是为优化教育行为而存在，也是为教育教师而存在，更是为了教育的唤醒而存在，因此共同体发展必须关注自身的教育力提升，注重结构的优化。

1.人员结构要合理

当前的共同体组成基本上都是清一色的青年班主任，他们工作有激情、有干劲，但是年龄偏小，工作经验相对较少。从群体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过度同质化的群体容易产生群体的极端行为，如遇到挫折，年轻的共同体容易集体放弃；遇到不理解，容易逆反等。为此，在共同体的发展中，必须关注人员在年龄、学科、性别等方面的合理搭配，以更好地融合年长者的沉稳与年轻者的活力，理科生的科学精神与文科生的人文情怀，男生的激情四溢与女生的细致入微等，以形成共同体内部的教育合力。

2.知识结构要完整

当前共同体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志同道合的班主任，他们年龄相仿、教育背景相近、教育理念相似，加之容易受到领袖人物权威观念的统领，所以共同体的知识结构是相对单一的，这个特点在民间共同体中尤为明显。同时，来自教育一线的他们，实践经验丰富，但理论知识相对缺乏，这就容易造成共同体发展的单一化偏向。为此，需要注重理论素养的提升，多开展专项的读书研修活动，同时要鼓励共同体内的观点碰撞，创设条件加强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联合，以优化知识结构，提升群体的教育力。

3.组织结构要健全

当部分以优化的结构形成整体时，能够获得1+1>2的效果，所以共同体的持续发展需要健全的组织结构为保障。当前的共同体基本上只是一种人的聚合，其运行也只是以人情关系或行政归属为纽带，缺乏各尽其能而又各得其所的分配方式，其成员的劳动与享受缺乏应有的相互性，需建立一个有序的组织结构体系。具体而言，一方面，要依据共同体的目标规划和运行特点，设立分工明确的常设性组织机构，以克服当前只是一两个领袖人物大包大揽带来的负担太重与难以持续的弊端；另一方面，要依据各个成员的优势与特点，设立临时性的项目研究小组，以克服领袖观点的权威化趋势，在组织层面上最大程度地保障共同体内部的观点鲜活与多样，从而促进共同体教育力的充分彰显。

参考文献

[1][3][德]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62.

[2][美]金迪斯，鲍尔斯，等.人类的趋社会性及其研究：一个超越经济学的经济分析[M].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71.

（作者单位：南京市第一中学

江苏南京 210001）

责任编辑 颜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