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教育与学术思想

钱伟长教育与学术思想（共6篇）

篇1：钱伟长教育与学术思想

钱伟长教育思想感悟

自强不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为人民的忧而忧；乐，为人民的乐而乐。

——题记

记得上小学时就知道了中国“三钱”的故事，那时是童心，出于对科学家的崇拜和羡慕，总觉得他们是那么的遥不可及，无论是他们的光辉还是他们的成就。就在自己成为上海大学一员的时候，我知道钱老就是我的老校长了。虽未及见到老校长，但校园内钱老的光辉事迹、传奇经历却是时有耳闻。足见钱老已经永远活在了每一个上大人的心理。自此，我已深感荣耀。不仅仅是钱老的光辉，更是钱老的教育思想，让我相信我已经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在此，深切缅怀钱伟长校长。

我思前想后，觉得题记应该写为上大的校训，同时也是钱老对上大学子的寄言。因为那同时也充分体现了钱老的教育思想。不敢说我完全领会了钱老的教育思想，总觉的，钱校长站的高度是我目前无法企及的，自然对于钱校长的教育思想，我暂时是无法全面领会。我只能说说我对钱校长教育思想的一知半解。但在上海大学求学的这几年里，我相信一定能在校园里方方面面体会到钱校长的教育思想所在。

钱伟长大学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全面发展的人才观，他说：“我们首先要培养的是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文化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门家。”钱伟长认为，培养这样的人才要从拆除“四堵墙”开始。拆除“四堵墙”集中反映了钱伟长的办学理念，是他的大学教育思想的一条主线。

首先，“拆墙办学”，钱伟长认为，大学的科研应该是为社会服务的，大学不应该和社会脱节，这样才能办出特色，办出实力。也正如钱老所说：“我没有专业，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而大学的科研教学也正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因此要拆除校园与社会的“墙”。

其次，拆除“学校内各学科专业的墙”，因为条块分割的部门所有制已经明显影响了当代学科技术综合化发展的趋势；现代科学技术交叉复合的跨学科特点，决定了必须努力打通学科之间的人为界限，拓宽专业,以适应现代教育技术综合发展的趋势。现在科研方面的创新成果，多数是学科交叉的科研结果。由此足见钱老的远见卓识。

再者，拆除教学与科研间的“墙”。科学教育史告诉我们，高等学校只有办成教学和科研两个中心，才能培养出高水平的科学人才。钱校长就是这么做的，而且一直有一套自己独到的思想体系！他一直身体力行，告诉每一位教授、老师，要会主讲一门以上的课，承担一个研究方向的课题，到一个工厂(企业)兼职，经常深入到生产实践中。因为钱老就曾在首钢当过炉前工，深入一线生产实践。

最后一道“墙”是教与学之间的，教与学本就是一对矛盾体，教是学的诱导因素，学是教的最终目的。而学才是主动的，所以应该让学生通过主动学习，才能把老师的知识变为自己的知识，高等学校应该把学生培养成有自学能力的人。

透过钱校长的每一本著作，每一次言行，每一篇论述，都让我深觉他的高大，这高大包括思想、形象、成就！

现在全国高校实行的学分制、选选课制就是钱老的首创，也是在上海大学最先实行的。还有现在我们正在实行的短学期制，即一年三学期制！给了我们学生更多的空间去学习和发展自己的兴趣和专长。

钱老不仅是先进教育理念的探索者、也是教育和教学改革的实践家。他从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到担任上海大学校长，一直在亲身实践着自己独特的先进教育里理念和思想。钱老说：“教育涉及面极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为了办出能兴国的教育，培养出能肩负起振兴中华重任的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的跨世纪一代新人，无论遇到多大的阻力和困难，我们都要坚持不懈地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和创新的探索，千万不要停止。”而上海大学的到目前的成就已经证明了钱老教育思想的价值，他在力学方面的贡献是举世瞩目的，而钱老对于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不亚于他对力学的贡献。

钱老说，要创造良好的充满人文气息和科学氛围的教育环境,通过校园文化氛围的陶冶来形成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大学教育者一定要高度重视学生创办的报刊、学生组织的社团活动、文艺活动和各种学术讲座、学术沙龙在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人格修养和科学精神中的作用。促进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互融合和渗透是当今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基本方向,也是钱伟长教育思想最大的价值所在。

看了许多关于钱伟长校长的视频，其中有一句话让我记忆深刻：“我是爱国的，我没别的要求，你同意不？我希望国家强大起来，强大要有力量，这力量是知识！”一位老人为了祖国的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别无他求。在人间，他是一名绝对的大家；在天堂，也会是最闪亮的巨星，照耀着我们。上海大学学子们当永远铭记老校长的伟岸。

一个一生六次重大人生抉择都是以爱国主义为导向的教育家爱国者——钱伟长。其实我想对所有中国人说，钱老一生的信条和言行足已教育我们每一个上大学子，每一个中国人，为祖国的强大而奋斗。

从义理到物理，从固体到流体，顺逆交替，委屈不曲，荣辱数变，老而弥坚，这就是钱伟长校长人生的完美力学，无名无利无悔，有情有意有祖国。而他的教育思想，也犹如他的一生，光辉夺目，一天天改变着中国的教育，改凝聚起每一个学子的赤子爱国之心。

材料学院有色金属专业

胡尊玉

2011年9月17日星期六

篇2：钱伟长教育与学术思想

2010年7月30日，一位98岁的科学巨人、我们敬爱的钱伟长校长静静地走了，离开了他一生为之牵挂的祖国和人民，离开了深爱他的上大师生。时光流逝，又近一年，我们对钱老的思念之情却并未减淡丝毫。为表达广大师生深切缅怀钱校长之情，进一步学习贯彻钱伟长教育思想，推进学校教育教学改革，促进学校健康、快速发展，现决定在全校开展钱伟长教育思想征文活动。

一、征文内容：

作为一名科学泰斗，钱校长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他以六十多年的报国之路，诠释了自己始志不渝的爱国情怀。他为上大学子留下“自强不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校训。他的人格魅力感动、感染了无数人。

作为一名著名的教育家，钱老为上大留下了比金子还宝贵的教育思想。对于上大全体师生而言，对老校长最好的纪念，莫过于将他的教育思想落到实处——培养更多全面发展、有创新精神的人才，把学校建设成为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

二、征文要求：

征文作品须为原创。要求立意新颖、逻辑严谨，文风朴实、语言流畅，感情真挚、事实准确，具有较强的可读性、感染力和说服力。题目自拟，体裁不限，字数以2500字左右为宜，诗歌30行以内。

三、征文截止时间：2011年9月19日。

四、基本任务

各学院研究生党总支至少提交两篇文章，直属党支部至少提交一篇文章。多投不限。

五、投稿方式：

以学院为单位，将来稿发至以下邮箱：hmguo@shu.edu.cn，并务必写清作者所在学院、学号以及联系电话。

六、征文发表：征文作品将择优在《上海大学》报、校园网纪念专栏上刊登，并向社会媒体推荐。

七、征文评奖：

篇3：钱伟长教育与学术思想

1.爱国是我终身不渝的情怀

2.我没有专业,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3.我们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爱国者, 一个全面的人, 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 其次才是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门家

4.我不是党员, 不过我还是拿党的事业作为我终身的事业

5.斗 (为自己内心深处所确信的原则、道理或良心而抗争, 编者注)

6.拼搏

7.一个人没有意志, 什么事情都办不成

8.我们必须实行开放式的办学

9.大学教师一定要搞科研

10.大学教育主要不是靠先生讲……要把“学”放在主要地位, 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11.要学会做人, 做一个正直的人, 一个有学问的人, 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12.要办出像加州理工学院那样的大学

13.我从来不相信有什么所谓“天才”

14.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

15.应该有满肚子的问题

16.借别人的刀来杀自己的猪

17.目光要远大一些, 不要去搞那些没有应用背景的雕虫小技

18.来上海是我一生做出的最正确的选择

在钱伟长先生从事高等教育事业半个多世纪的生涯中, 他立足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汲取西方先进教育理念、结合国家和上海发展以及自身二十多年的大学办学实际, 形成了以“要办出能兴国的素质型、创新型、应用型公民教育”为基本观点, 以兴国、创新、应用、素质、公民五大理念为核心词的大学教育观, 撰写了《论教育》《教育与教学工作的思考》《钱伟长文选》 (1-5卷) 等一系列教育论著, 形成了一套完整独特的大学教育思想体系。《钱伟长的教育观》这本书即是立足钱伟长本人的原著原话第一手资料, 分类阐释、例举、总结其教育观的基本读本, 可以说是为从事高等教育研究和大学教学的读者提供的专题资料, 为强调自身能力训练和素质培养的在校大学生提供的自主学习与创新思考的课外读物, 为广大社会读者提供的了解钱伟长先生大学教育思想的“入门手册”。

一个大写的“人”

本书采用的研究方法, 一是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 即大量收集原著文献, 积累卡片;二是依靠自己的思想感悟, 通过深入了解钱老的人生工作经历来感受其真实的内心世界, 找到钱老真正追求和信仰的东西, 发现钱老从事教育的根本主张。

笔者发现, 钱老是一个精力非常旺盛的人, 是一个饱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和西方理性思想双重影响的人, 是一个对生活极其热爱、对人生本质有清晰认识、面对现实利益有着自己更高价值判断的人。从求学和教育的角度说, 他追求的是一种大的学习目的和教育目标——兴国。为此, 他可以弃文从理, 也可以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国。他内心禀奉的是一种大的精神, 不畏强权而敢于坚持自己认定是正确的东西, 他一生追求的是一种能济世救国的科学。于是, 搞科研只是他的工作, 当大学校长也只是他的职业。他内心所想的, 就是如何能在今生更好地为养育自己的民族和自己身处的时代做点什么, 结果他靠着传统儒家一向提倡的自强不息精神和忧患天下精神、去西方求学所汲取的创新精神和靠顽强毅力锻炼出的能为国家健康工作50年的强健体魄, 先后成就了科学事业、教育事业, 成就为一个大写的“人”!

他借用的是西方教育的壳, 结的是中国教育的果。他在精神本质上追求中华传统文化所提倡的各种优秀品质, 他真正想要学生得到的也正是这种建立在爱国兴国前提下的种种能力。这是他的“大精神”。这种“大精神”表现在教育上就是他的教育理想的目标不是培养匠人, 而是培养国家和民族需要的有责任心的公民;不是培养专门的或单一的技术, 而是培养通用的长久的能力和方法, 这是一种本质的教育、通观的教育、普适的教育、智慧的教育。从这种意义上来说, 我们可以称钱伟长的教育观是一种“大教育”。

弄清这一前提, 我们就很容易理解钱先生的各种具体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活动。

他讲“要办出能兴国的教育”, 他讲要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通识教育、能力教育、公民教育, 讲教师要以学生为主体, 讲要开门办学、开放办学、拆掉四堵墙乃至包括破除我们内心深处的观念局限这第五堵、第六堵墙, 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培养学生心中要装着国家、想着社会、念着民众, 要有古希腊、古罗马公民那样对自己民族的责任心, 要具有一种博大的开放的世界眼光, 要具有从事任何一项工作的创新思维方法和适应能力, 而不仅仅是拥有一门知识或一项技术, 同时还要有“能为国家健康工作50年”的身体条件。这一切, 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

在钱先生的骨子里, 他就是一心想着国家, 一心想更多更好地为国家培养人才, 到了上海就立足上海, 为上海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他把教育当成实现自己爱国理想的途径和战场, 但在具体的教育手段的使用上, 他又把教育当成一门科学来研究和对待, 本质上是一位“教育科学家”。

研究钱先生, 我们思考的出发点一定要从观念上把他当做一个具体的普通的教育思想者和实践者来研究和感知, 他的许多精深见解散见于他不经意间说出的一两句话里, 他虽没有写出成系统的教育著作, 但他“述而不作”, 他的教育思想是活跃的、本质的、系统的, 这也为我们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了广阔的可以发挥和想象的空间。当然, 这种系统性的思想总结终究还是要以钱老本人的思想言论和具体实践作为根本依据的。

通读钱老的所有著作我们知道, 钱老的教育思想是自成体系的, 只是他无暇系统地加以梳理和总结而已。倘若他当初不是选择了“弃文从理”, 而是在文史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依照他的拼搏精神, 他也一定能像他的四叔钱穆那样成为一位了不起的大家。历史的责任留在了我们这些后来者身上。思想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许多伟大思想的伟大性往往都要等待一段甚至更长一段的时间之后才能愈发凸显。钱伟长的教育思想也将是如此。

“大教育”理念

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张楚廷教授说:“所谓教育观, 即对教育中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所持观点之总和。”教育观是一个教育家对于教育理念、教育目标、教育方法、教育手段、教育效用以及对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本质理解的思想、理论、观念层面的基本认识和基本观点。不同的教育家有不同的教育观, 而不同的教育观又在根本上表现为常规的培养普通劳动者、传授一般知识的普通教育观和基于知识却又超越知识的以传授方法、陶冶情操、培养国家栋梁之才为主导的超常规教育观。本书将后者作为探讨的重点, 并将之称为“大教育”, 上升到一种“大教育”的观念加以阐发。

“大教育”是一个特定的概念, 它是相对于通常所说的仅限于单纯的知识和技能传授这样的常规教育而言的。这一概念在钱伟长先生的著作言论中虽然一次也没有出现, 但他的一系列教育思想的内容实质深深蕴涵的就是一种超越常规教育的“大教育”观念。

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同志曾使用过“大教育”这一词语或概念。

1989年9月4日, 邓小平同志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要点《改革开放政策稳定, 中国大有希望》中说道:“最近我看到学生的现象是可喜的, 他们真正在反思, 是个大教育啊。问题是很多, 但能进行反思就是一个最大的教育, 比读什么书都重要。”不过, 邓小平同志这里所说的“大教育”和“最大的教育”中的“教育”概念, 不是我们所说的教育观念意义上的“大教育”, 而是主要指经验、学习、教训等。

江泽民同志谈的“大教育”, 则主要是指一种社会化的或者是超出传统纯知识传授意义之上的全民素质教育观念。1994年6月14日, 他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我们的基本国情之一, 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办大教育。我们必须立足于这个实际, 深化教育改革, 使我们的教育结构和教育体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发展的要求。财政再困难, 也必须舍得把义务教育办好, 这是提高全民素质的奠基工程。”江泽民同志的“大教育”概念是同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全民教育观念相联系的。

钱伟长先生的“大教育”思想, 则散见于他在各种场合的讲话和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当中。他的核心教育理念就是“要办出能兴国的教育”, 即教育兴国, 教育要培养能兴国的人才, 培养全面发展的合格的公民。这是钱伟长教育思想的核心。

钱伟长的“大教育”思想是一种突破传统教育思维, 面向大时代、大需要, 培养学生大意识、大眼界、大能力的一种开放式、终身学习式的国家公民教育观。如果用一句话概括, 我个人认为就是“要办出能兴国的素质型、创新型、应用型公民教育”。当然, 这只是个人见解, 也是学习钱伟长教育思想的初步心得。从思想史的立场看, 研究者对于他人任何一种思想的概括都是有局限性的, 思想的真谛最终在于思想者的思想自身, 研究者发现或看到的只是其思想冰山的一角。笔者对钱先生教育思想的认识也是这样。当我努力用一句话或几句话对他博大的教育思想进行概括的时候, 实际上我已将自己的思维束缚起来。尽管如此, 出于本书向大众普及的需要, 我们还必须尽可能地对钱伟长的教育观进行提炼、概括。

首先, 钱先生的教育观是建立在他那以“兴国”为基点的爱国主义“大精神”之上的, 是一种国家战略层面的教育兴国主张, 这一主张无疑要求实施普遍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国民教育和公民教育。其次, 钱先生的教育观提倡把受教育者作为一个“人”进行全面培养, 对学生进行全面的素质教育, 使其成为一个全面的社会公民。再次, 钱先生的教育观是建立在他的以“创新”为导向的“大创新”观念之上的。他多年留学海外的学习背景和长期从事科学研究的专业训练, 使他对创新理念有着根深蒂固的切身理解:不仅从事科研需要创新, 从事教育也需要创新, 作为教育的对象和未来建设者主体的学生, 必须学会创新的方法、具备创新的能力。最后, 钱先生的教育观高度提倡“应用”和“应用性”。办大学要服务于国家和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大学专业的设置要切合国家和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要大力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篇4：钱伟长与钱穆高等教育思想比较

关键词： 钱伟长 钱穆 高等教育思想 比较

记得是2007年，我参加中国（无锡）吴文化国际研讨会后不久，有一次和江南大学研究员金其桢先生通电话，交谈中得知他正主持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钱伟长教育思想研究”。金先生问我是否有兴趣参加，我当即表示愿意。钱伟长先生是无锡钱氏的杰出人物，我国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当时还担任上海大学校长，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年长的大学校长了，他曾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是民盟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我作为无锡人、一名教师、民盟盟员，能参与钱老教育思想的研究当然是件无上光荣的事情。

经过一年的学习和研究，我撰写了其中2章内容并荣幸担任副主编。该课题结题成果为2008年6月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8万字的专著《钱伟长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研究》。其实，在此之前，我对钱老的了解是很表面很肤浅的，当我阅读了他的文选尤其是《论教育》一书后才真正走近钱老，我为他炽烈的爱国情怀、对学术的执著追求和深刻而独到的教育思想所深深感染和钦服。本文想从人们不太注意的一个侧面，即钱伟长和其四叔、著名历史学家钱穆的高等教育思想比较中谈些学习体会。

1912年钱伟长出生在无锡农村一个贫寒的书香门第，16岁父亲病逝后就跟随四叔钱穆。钱伟长受家父和叔父的影响，从小爱好文史。考入清华大学后立志“科学救国”，弃文从理，选择了物理系，直至研究生毕业。1940年赴加拿大留学，获博士学位。1946年毅然放弃在美国优厚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回国，在清华大学任教，后任教务长、副校长。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83年出任上海工业大学（上海大学）校长，直至2010年去世。可以说钱伟长一生和高等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说：“正因为感到教师工作的重要，所以我不愿意离开学校，坚持留在教学岗位上。”钱穆（1895—1990），靠自学成才，早年在小学、中学任教，1930年由顾颉刚力荐，到燕京大学任教，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今香港中文大学），传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1966年，钱穆移居台湾，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钱穆形成了丰富的高等教育思想，是中国近现代重要的教育家。对钱伟长和钱穆的高等教育思想进行比较后我发现，一位以研究自然科学著称，一位以研究人文社会科学成名，但“二钱”的高等教育思想竟是那么相近，有的还颇为一致。

一、倡导全面发展

钱伟长一贯强调大学应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教育的主要目的不单是培养人才，更重要的是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他为原上海工业大学制定的培养目标是：“我们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门家。”钱穆为新亚书院制定的办学旨趣是：“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中西文化，为人类社会幸福谋前途。”提倡为学、做人并重，“一切教育方针，务使学者切实了知为学、做人同属一事”。“一个活得完整的人，应该具有多方面的智识，但多方面的智识，不能成为一个活的完整的人。你须在寻求智识中完成你自己的人格，莫忘失了自己的人格专为智识而求智识”。由此看出，“二钱”都主张大学首先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有道德的人，其次才是专家。

二、注重通识教育

钱伟长早在清华大学工作时，就反对学习当时苏联的专才教育，即专业分得过细、不重视基础的工程师培养模式，为此遭到错误批判。钱伟长指出：“我们主张学生的知识面要广，在广的基础上提高，在广的基础上专，才能提得高，专得有水平。我们主张理工合一，文理渗透，反对现在国内中学就文理分家的现象。”“一个通识的知识分子，跟一个专家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没有注意这个区别，过去反对通才教育，现在大家已经慢慢地认识到不能反对这种东西。所以，现在主张专业面要扩大一点。”“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除了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以外，还要学点文史知识，学点经济知识，学点管理知识，也要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现在我们知识面太窄，一个有创造性的人知识面一定要宽，要多了解各门学科的发展方向。”钱伟长的通识教育思想继承了早年清华优秀的传统，而清华的传统是欧美通识教育的中国化。钱穆说：“本院向来提倡通才教育，因为学问是不能分割的，应该互相融会贯通。求学问的门户当阔，基础宜广。”“本书院一切课程，主在先重通识，再求专长。”“于博通的智识上，再就自己才性所近作专门之进修；你须先求为一通人，再求成为一专家。”他主张，“学文哲艺术的，不要忽略了将来置身社会时之实际事务干练。学商学经济的，也不要忽略了各人应有的文哲艺术修养”。由此看出，“二钱”都注重以通识教育培养人才，而他们本人就是通才式的大师。

三、培养自学能力

钱伟长认为：“教师的教主要不是把知识教给学生，而是要把获取与处理知识的能力教给学生。教学大纲不是规定教师必须讲的内容，而是规定学生必须懂的内容。教师的工作是引导学生。”“现在，知识发展很快，永远也学不完，最好的办法是不要教师讲，由学生自己去学习，这就是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大学教育应该重视学生自学，大学教育就是要教会学生自学。培养学生自己学习新知识的能力，将来干什么，他就能学什么。”他强调：“要教会学生有科学处理问题的头脑和方法，这是最关键的。”钱伟长常常用现身说法来引导学生，他说他现在干的，什么原子弹、计算机，过去在大学里老师都没有教过，甚至未听说过，但现在不也在干么。他在上海大学推行的短学期制，有利于教师精简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率，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还能为教师提供充裕的科研时间。钱穆主持的新亚书院，在教学方面，侧重培养训练学生的自学精神与方法。自三年级开始，学习专门性质及技术性质之课程，注重学生自修与导师之间的个别指导，故上课时间较一、二年级为少。“于讲堂讲授基本共同课程外，采用导师制，使学者各自认定一位至两位导师，在生活上密切联系，在精神上互相契洽……以药近来大学教育专尚讲堂授课，口耳传习，师生隔膜，以致学者专以学分与文凭为主要目标之流弊”。“务使学者在脱离学校进入社会以后，对于其所习学业仍继续有研求上进之兴趣与习惯”。可见培养大学生的自学能力是大学教育的重要职责，“二钱”本身就是自学成家的典范。

四、重视科学研究

钱伟长倡导教师要教学和科研结合，认为高等学校必须是两个中心（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一支队伍。他说：“搞科研的目的是提高教学质量，学校必须搞科研，搞科研的人很容易把教学内容与他的科研成果结合起来，这就使教学的内容同该学科前沿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了。”“教好课是教师的天职，可是怎么教好是靠你们科研的工作，因为你们只有高起点地了解本学科的情况，才能把这个问题讲通。”“教学没有科研作为底子，就是一种没有观点的教育，没有灵魂的教育。”钱穆指出：“若使大学教育而忽略一种追求高深学问的学风之养成，而仅限于课业与学分之得过且过，这就绝不是大学教育使命之所在。这样的大学教育，实在说不上有多大的意义与价值。”“若不是正在过着一种追求学业的生活，那断不能说他已是一个理想的大学生。”“我们须在学校课业之外，再迈进一步，求能走向高深学业的长途程。”“二钱”深知科研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性，认为高校应该成为学问的殿堂、科研的中心。

五、服务社会国家

钱伟长高等教育思想的中心内容是“拆掉四堵墙”，实行开放办学，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培养急需的人才。钱伟长多次强调，上海大学的特色就是“上海”两个字，上海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学校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他经常说，他自己没有专业，祖国的需要就是他的专业。钱伟长一生就是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服务于祖国，无论遇到多大的委屈，总是无怨无悔，正如他所言：“回首平生，虽遭遇坎坷，历尽艰辛，然自强不息之精神未泯。”钱穆反复谈到学生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和谐一致问题。“在私的方面，应知一切学问知识，全以如何对国家社会、人类前途有切实之贡献为目标”。教育学生要具备中国文化精神和服务精神。钱穆认为，来学校求学，并非为了拿张文凭，谋一份职业，“如果我们单是为了找一职业为谋生之途，那只是自私自利，并非是诸位来求学之主要目的”。“父母生了我们这一个人，有手、有脚、有头脑、有聪明，更有机会受高等教育，完成了你一个人，总要记得将自己所学，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对人类服务有贡献”。这里，“二钱”指出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要有服务理念，通过毕业生服务，为社会、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以上对“二钱”高等教育思想的比较不是很全面，但从中可以领略到两位大师思想的相通之处。两人尽管所处环境不同、际遇有别，但都对教育事业的追求矢志不渝并提出了先进的教育理念，钱伟长更站在新的时代，呼吁“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是高等教育的目标之一”。钱伟长72岁受命担任原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大刀阔斧改革，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把“名不见经传”的一所大学（后和其他几所大学合并）逐渐发展成为跨入国家重点建设的211大学行列的上海大学，在2003年全国30多所高校的本科教学评优中，上海大学名列第一。钱穆55岁只身南下香港，在困顿流离中创立新亚书院，主持校务长达15年（1949-1965），传承中国文化，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人才（如余英时、严耕望等）。无论是高等教育思想还是办学实践，“二钱”都是领时代之先，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书写了辉煌的篇章。

参考文献：

[1]钱伟长.《论教育》.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

篇5：钱伟长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探析

钱伟长先生在研究教育重大问题时, 总是站在时代发展的潮头, 把教育摆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高度来认识。钱伟长先生关于教育的一系列论述, 都是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工作大局、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中华民族振兴的大局出发的。善于从宏观的全局上去认识我国的教育问题, 是钱伟长先生重要的思想方法之一。钱伟长先生指出, “没有全局思想、系统概念的人是很难在我们国民经济和政治生活中起很大作用的。这个关系很重要, 说是说得很简单, 做起来很难。”[1] 他强调看问题“就是先看全面, 再看全局里边的个别重要点。从全局来了解片面的东西, 理解得就更深。”“全局懂了, 细节自然就解决了。”[1] 钱伟长先生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代表了教育发展的方向, 这些思想论述不是着眼于当前, 不是急功近利, 而是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钱伟长先生在论述教育问题时给我们提供了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和策略。灵活地运用这些思路、方法和策略能使我们有效地解决现在和未来出现的问题和矛盾。钱伟长先生从全局和战略上考虑问题, 以未来的需要为长远目标, 这一切都体现了钱伟长先生教育思想的全局性意识和超前性思维。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高度确立教育优先发展的地位, 并且切实落实这一战略地位, 是贯穿钱伟长先生教育思想的基本立足点。因而钱伟长先生论述教育问题时, 总是站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度, 站在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和国家民族未来命运的角度, 高瞻远瞩, 高屋建瓴。

二、强烈的时代性特征

钱伟长先生认识到“当今的世界正处于激烈竞争和充满挑战的时代。”“经济和科学技术的竞争已成为决定命运的因素。教育是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一个国家在当今和未来21世纪的景况如何,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今天的教育。”[1] 中华民族要想雄踞世界之林, 决定因素是国民素质, 关键则是科教兴国, 因而就教育而言必须实施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主动发展的同时, 培养多层次的符合时代需要的人才。钱伟长先生把握了时代的特征和中国的国情, 强调“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时代, 正在进行着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教育是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 这种转变同样也将在教育领域内进行, 这是无可怀疑的。”[1] 他提出“必须有更广阔的知识面, 才能适应新兴科技发展的需要, 才能培养时代需要的人才。”[1]

对当今世界科学、教育、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的敏感和准确把握, 使钱伟长先生的教育思想富有时代性的理论特色。当今时代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 社会竞争、特别是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与国之间的竞争, 现象上表现为争创新知识、争创新科技及争创与掌握核心技术方面, 但竞争的实质是竞争创新能力。这种新形势要求一个国家和地区要想在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和赢得竞争的胜利, 就必须高度重视教育在培养和提高民族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方面的基础性作用。钱伟长先生认为“这是一个新时代, 要靠创新来创造我们的新时代。所以学校应重视有创新意识的人, 而不是重视死读书或读死书的人。”[1] “我主张各方面的人来, 他们各有不同作风, 互相竞争, 学校就有生气, 会出好成果。”[1] 他强调“现在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 需要我们在工作中学习大量的新东西。这是一个思想方法。”[1] 钱伟长先生的这一思想, 正是这种时代要求的观念反映。

钱伟长先生关于教育的思想论述, 反映了当今时代精神的核心, 就是改革与发展。他高瞻远瞩地指出“时代在前进, 科学在发展, 我们是培养现代化科技人才的。”[1] 他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科学地回答了当今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钱伟长先生强调“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 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 使国际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更加着眼于科技——人才——教育。”[1] 在现代社会发展和中国现代化建设中, 教育必须不断加强自身的改革, 变传统教育模式为现代教育模式, 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培养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他说“改革本身就是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国家发展很快, 现在是人才跟不上, 关键是人的思想束缚在旧的体制里, 我们要求培养的人要跟上时代要求, 所以我们要进行改革。”[1] 钱伟长先生始终把人才的培养、教育的发展与时代精神密切结合起来, 认为教育的发展和全民素质的提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要求。

三、创新的开放性特征

改革开放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创新发展注入了不竭的动力, 从开放性上来把握钱伟长先生的教育思想,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以改革开放统揽全局, 敢于创新、鼓励创新、善于创新是钱伟长先生教育思想最鲜明的特色之一, 教育要开放、要创新, 是贯穿钱伟长先生教育思想的一条主线, 是钱伟长先生教育思想的灵魂所在。更为重要的是, 钱伟长先生不仅明确指出教育要开放、要创新, 而且指出了教育开放与创新的发展构想与基本途径。钱伟长先生关于改革开放条件下教育创新的论述,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钱伟长先生完全认同党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 并以此为前提思考教育如何开放与创新发展的问题。他提出教育必须开放。“我们必须实行开放式的办学。一是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 ……二是与国外进行人才和学术交流, 迅速引进适合国情的新科学、新技术。”[1] 钱伟长先生以开放的视野, 把中国教育的发展放在世界的背景上来考察, 提出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不仅要立足于中国, 还要放眼世界, 教育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种开放心态是钱伟长先生的一贯思想。他指出, “我们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正在变, 目前正处于好的时期, 也正是我们可以大有作为的时期。”[1] “我们的国家正在改革开放, 改革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 学校的改革是教学制度的改革, 其他改革是第二步问题。根本的问题是教学改革, 教学改革是上课、课堂的改革, 实验的改革。”[1] 他认为21世纪将是世界经济大变革的世纪, 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必须抓住机遇, 趁势而上。

开放意味着获得生产力, 而孤立和封闭则导致僵化。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 由于闭关锁国、小农经济, 造成了一个孤立封闭的社会环境与心理环境, 极大地窒息了民族的活力。钱伟长先生认为“自然界都不是封闭的, 而都是开放的系统。”[1] 有高度组织性的系统更应该是开放的, 要实现四个现代化, 必须打破封闭状态。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 就应当把教育看作是一个开放的体系。“现在我们再不能把我们国家封闭起来了。邓小平提出要开放, 这是对的, 否则我们无法增强我们的国力。科学方面也是这样, 所以我说要重视科学框架问题, 我们过去的科学框架有封闭性, 许多学科就是这样。”[1] 在教育改革中要克服教育系统的自我封闭状态, 促进教育系统与社会大系统的融合, 进一步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加强学生的社会实践锻炼, 加强产、学、研合作, 提倡校际间的相互交流与协作等。

学习外国教育之长, 就是要吸取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 吸取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特别是要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教育发展和管理的成功经验和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以及当代科学技术文化最新发展的教材、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钱伟长先生精辟地指出, “我们大学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与国际社会的发展也是密不可分的。”[1]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应积极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用好世界银行对我国教育的专项贷款。对支持发展教育事业进行捐款的社会团体和个人, 要给予嘉奖和表彰, 并制定具体的减免税政策。”

钱伟长先生善于把握国际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发展的动向, 并对教育如何改革与发展作出独到的论述。从他的这些论述的精神实质来看, 也反映了世界先进的教育思想理念。例如他关于创新的一系列论述, 充分体现了钱伟长先生立足于现代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以及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 深刻揭示现代教育应具有创新性的本质特征。他强调, “高等院校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关键, 是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学生, 使他们带着满脑子问题进入社会, 去学习、研究、工作。只有具有这样意识的青年大批涌现, 我们国家才能在短时间内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1] 所以, 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 勇于独立思考, 进行创新性思维, 是钱伟长先生教育思想的又一重要特点。在他看来, 教育是创新的基础, 不断创新是现代教育的基本特征和存在形式, 在已有的基础上再进行创新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是现代教育的重点, 也是衡量教育竞争力的指标。

四、突出的实践性特征

钱伟长先生的教育思想不是空洞的理论阐释和逻辑推导, 而是为了解决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际问题, 从实际出发提炼出来的求真务实、精辟管用的教育思想, 是教育改革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升华。钱伟长先生的教育思想形成于他长期以来致力于理论联系实际的探索与研究, 具有鲜明的管理品格和实践指导意义, 正是这一实践品格奠定了其教育思想在现代教育思想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

实事求是是钱伟长先生的一贯风格。钱伟长先生一贯反对华而不实的空洞理论, 他强调“我们要培养的是弄通了马列主义的人, 是能结合当前我们国家的情况来进行工作的人, 是实事求是的人。如果一个人只会把死记硬背的东西拿来套用, 他就不是实事求是, 不是按具体情况来处理问题, 这样的人, 对我们的国家是没有多大用处的。”[1] 钱伟长先生教育思想的最基本思路就是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这一点贯穿于钱伟长先生教育思想的全过程。例如, 早在1957年, 针对我国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 钱伟长先生指出“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待培养目标问题”[1] 。1985年在谈到人才培养问题时, 他说, “要积极地实事求是地发展人才培养的数量, 增加人才培养的‘品种’。”[1] 1995年在全国政协第八届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的发言中, 他针对教育发展中存在的一些紧迫问题, 提出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切实解决教育发展中的几个紧迫问题”[1] 。钱伟长先生的教育思想不是靠逻辑的推导演绎出来的, 而是为了解决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际问题, 从实践中提炼出来的。钱伟长先生的教育思想都是通过大量的讲话、谈话、对话来表达的, 没有纯粹的理论专著和学术论文, 风格朴实无华, 简明扼要。但这些论述包含着他对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历史和现实经验的深刻总结, 包含着他对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一系列基本问题的深入思考, 包含着他实事求是地去研究和总结我国教育发展的经验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体现了他着眼于回答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务实态度和风格。

钱伟长教育思想的实践性涉及教育发展、教育教学质量、教育教学改革、教师队伍建设以及教育管理等多方面的内容。紧密结合实际, 具有翔实而切实可行的改革创新措施, 是钱伟长教育思想实践性的重要体现。一方面, 它具有实践针对性, 不是空议论, 而是针对教育实践中的重要问题提出理性观点和科学决策, 如他为了突破高校办学与社会经济建设“两张皮”格局, 推进大学与产业部门结合, 教学、科研与生产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而提出的“拆四垛墙”的观点, 为了适应学习型社会需要而提出的终生学习思想等;另一方面, 它又具有实践操作性, 他的论述是可以具体贯彻、落实的, 可以因时、因地、因情而转化为教育教学改革的决策与实际行动。如钱伟长先生提出并实施的一系列教学改革思路——实行学分制、选课制和一年三个学期的短学期制等, 为构建培养创新人才的制度与机制平台作出了有效的探索。

五、鲜明的民族性特征

钱伟长先生既是一位教育家, 又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他的教育思想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思想。钱伟长先生立足于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国家的现代化征程中, 将中华民族的教育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他对教育问题的精辟而独到的思考充分体现了他的高瞻远瞩和民族情怀。钱伟长先生的教育思想属于中华民族教育思想的范畴, 是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教育思想。

钱伟长先生的教育思想具有很强的民族性, 集中体现在他有关教育的主旋律就是教育必须服务并服从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宏伟目标。民族凝聚力来自何处?钱伟长先生认为它来自于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教育是形成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基础和源泉。他指出“在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道德中,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内容。爱国主义除了历史的内容外, 还包涵丰富的现实内容, 即实行改革开放,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为国家强盛和富裕而奋斗的丰富实践, 已可以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动力和凝聚力量。”

钱伟长先生的教育思想是在汲取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因子的基础上, 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形成的。钱伟长先生还十分注重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作用, 强调要对学生进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革命传统教育, 进行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的教育, 使学生具有远大的理想、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摘要：我国当代著名教育家钱伟长先生的教育思想是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思考, 为解决中国教育的实际问题而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其基本特征, 可以从全局性、时代性、实践性、开放性和民族性等五个方面来进行考察分析。

关键词：钱伟长教育思想,特征

参考文献

篇6：钱伟长的教育“遗嘱”

上海大学老书记方明伦赶到时，只差半小时就能见钱老最后一面。一个礼拜前，他接到钱老的病危通知时，就准备着这次“冲刺”。让方明伦感到欣慰的是，“钱老走得很安详”，瑞金医院院长朱正纲说钱老患的是“多器官的功能不全”，对于一个98岁的老人，这很正常。

钱老已经创造了一项纪录，逝世前，他还担任上海大学校长，是世界上目前在位的最年长的大学校长。从副校长、常务副校长到校党委书记，方明伦与钱伟长并肩工作了整20年。

另一位被视为钱老亲密同事的上大教授戴世强也忙碌了起来。他向每个后到的媒体解释，最早发布的消息称他是‘‘钱伟长的学生”、“钱伟长的学术伙伴”不准确，“我的导师郭永怀是钱先生的同门学长，按辈分讲，钱老是我师叔。”

戴世强更认同的身份是“钱伟长研究者”。他正在策划2012年的ICNM-VI(非线性力学会议)，准备以此共庆钱老百岁华诞，现在他的计划改变，明年送走最后一批博士生后，他要专心撰写《钱伟长传》。

从钱学森之问到钱伟长之实践

作为一名历史人物，官方对钱伟长的解读是3个标签：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民间对他的解读另有角度，比如“武器科学家”、“右派学者”，钱老是—个发光的“多面体”。

在本刊记者对上大师生进行随机调查后，发现他们无一例外地认为，钱校长留下的最大财富是教育思想，这也是他在“三钱”(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中独树一帜的地方。

1983年，邓小平亲自下调令，任命钱伟长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并加注“此任命不受年龄限制”，这正是钱伟长担任“终身校长”的由来。钱伟长旋即在这块自留地里展开大刀阔斧的实验，最有影响力的是“拆墙运动”，即破学校与社会之间、师生之间、科系之间、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四道墙”。之后，就是推行“三制”，在全国率先推行学分制，并形成了以学分制、选课制、短学期制为核心的特有教学管理模式。

“他在教育理念上的超前性甚至要高于他的科学眼光。”方明伦说。他还记得，1993年，钱老做出了—个大胆的决定：上海工大参考高中会考成绩录取。1997年，合并后的上海大学又这样搞过一次，“会考成绩5A4B可进上大，7A2B可挑专业”。

据上海大学教务处介绍，对97级学生的就业水平及就业后的发展跟踪表明，这届学生是最优秀的。由于上海5所著名高校的联合反对和对上大抢走生源的投诉，两次试验昙花一现。

戴世强说，“他的未竟事业是将上海大学打造成‘中国的加州理工’，为上海打造一所与上海齐名的大学，他的教育思想是留给我们最可贵的财富和遗嘱，我们只要照做就可以了。”从2004年起，上大开始组织对钱伟长教育思想的系统研究。

爱国关口“6+1”

方明伦与戴世强对钱伟长不约而同的第一评价是“纯粹的爱国者’’。

每逢人生面临重大选择的关口，是“爱国”这枚重砝码决定天平倾向何方。戴世强总结为“六大爱国关口”：

在进入清华历史系第3天，钱伟长决定学物理，因为这一天正是1931年9月18日，“当时清华有航空系的话，他更可能学航空。”

从清华毕业后，钱伟长考取了第7届留英公费生，因为要转道横滨，发现护照上有日本签章，同船公费生们一致认为有失国体，将护照扔进黄浦江，“是钱伟长挑的头，林家翘等跟着。”

1948年，钱伟长准备赴美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研究所工作，填写申请表时，在最后一栏“若中美交战时，你是否忠于美国?”他不加踌躇地填“NO”。

制订自己的专业计划时，放弃专长而转入国家急需的自动化等全新领域……他那句“中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流传开了。

当了25年“右派”，无怨无悔地搞科研，“文革结束后，关于钱老的谣言很多，传他要叛逃国外。一点儿抱怨没有不可能，但他很快就走了出来，说这是母亲打屁股打错了。”

担任上大校长，践行着教育梦、强国梦，“他生前就知道自己等不到一所优秀的大学在中国出现那一天，但他在踏踏实实地为后人铺路。”

2005年7月，93岁高龄的钱伟长穿着大红校长服出现在主席台，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上大毕业典礼，这次他修改了上大校训，“我们的校训是‘自强不息’，我希望加两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如果说“洋务运动”和“革命”是中国最早两代留学生的关键词，那么“三钱”先后离去，他们所代表的那个以“科技强国梦”为特征的第三代中国留学生时代也渐渐远去。

一波混合了留学与移民的新浪潮正席卷着中国，高端人才流失触目惊心，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的2010年度《科学与工程学指标》的最新报告，2002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90％以上5年之内仍选择留在美国，这在留美学生来源国家当中比例是最高的。

“我们投了那么多钱，在为外国大学培养预科。”戴世强说，“先别问留下了什么，首先得先留下来。”

大师剌痛了现实

“钱学森之间”对中国教育进行了总起性的追问；钱伟长的教育实践、以身作则，深深刺痛着中国教育的现实。

钱伟长是跨界能人，文史、理工双全，一生都在华丽转身。敢揽“中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的“瓷器(China，中国)活”，是要有金刚钻的。

“若在今天，钱伟长能否考取清华及能否自由转系，还得打个问号。”方明伦说。钱伟长进清华的成绩单是中文100分、历史100分、物理5分、数学和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0分。

钱伟长被扣“大右派”的帽子，主要罪状正是主张理工合校，这被视为反对苏联模式。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周哲玮评论说：“学术观点的争论演变为影响钱伟长先生几十年的政治结论，恐怕也是历史的逻辑，非个人所能预料和改变的，最后，以清华大学为代表，基本上走上了美国大学的路。”

担任校长后钱伟长用“拆墙”的实际行动为自己平反，“那种把学科与学科之间界限划得很严、各种专业分工过细、互不通气的孤立状态必须打破。我们主张理工合一，文理渗透，反对现在国内中学就文理分家的现象。”

身为校长，钱伟长的一句名言是：“大学校长不是官。”

他有两套名片，一套是去北京开会时用的，上面是其社会职务；一套更常用，上书‘(上海大学校长、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所长、《应用数学和力学》主编”。戴世强称“校长、所长、主编”是钱老的“三件宝”。

戴世强说，“当官应该在45岁之后，最好在55岁之后，学术已有成就，发展余地已经不大，可以专心干些行政工作，否则学术就荒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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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成右派，从某种意义上说挽救了钱伟长的学术，他的29个社会职务只剩下教授一职，而且从一级降为三级，但从1958年到1966年，他完成了科学咨询、建议百余件，讲课12门，编写教材约600万字，为杂志审稿300余件，1982年又拿了一次国家科技二等奖，这完全是个人成就。相比而言，钱学森、郭永怀在1957年之后，基本没有什么成果问世。”戴世强说，“全国一千多所高校的一万多名校长都应该以钱老为例，思考今天应该怎样当校长。”

钱老不挂虚名，事必躬亲，上海大学新校区规划草图就是他画的，教学楼之间以长廊打通，还特意为女厕所增加了蹲位。

诚信是钱老对现今学术造假的又一现实刺痛。一名研究生毕业后，别的学生用他提供的程序，无论如何得不到论文中所述的结果，这是涉嫌假算!钱老知道后很生气：“现在就假算，将来不是要祸国殃民吗?”他定下规矩：研究生在学位论文答辩前，组织程序考核，必须通过试算。

处理过几起剽窃案的方明伦说：“防麻烦的最好力法就是教授不要随便署名。”钱伟长指导研究生的论文，从来不署名，出书从不接受稿费，而是要来一些书一一送给朋友和属下。

“我姓钱，但我没有钱。”钱老曾说。

30年后，再读《钱伟长传》

大师皆凡人，不是无背面的四面佛，钱伟长也有A面B面。

这是戴世强的人物史观。在动笔写《钱伟长传》之前，他讲了三原则：一，钱伟长是人，不是神，我想还原一个真实的钱伟长；二，必须秉笔直书；三，做到不为尊者讳。“先出节本，全本放在30年后出版。”

在本刊记者的再三要求下，他只做了有限的“剧透”。比如，1946年，钱老回国，不一定全为爱国故，还有儿女隋长，儿子生下来6年没见面了；也是为了前途，年轻的钱伟长听从了国内来客的劝告，“现在国内没有人才，回去有的是我们发挥的机会。”

还有，钱伟长既豁达又很记仇。对于错划右派，他以“母亲错打了儿子的屁股”之心面对，而对个别“死对头”却一直难以宽宥。

这是一位连钱伟长喜欢嚼纸片都观察到的可怕“史官”。“细心的人一定能发现，钱先生在专注地讲话时，会不由自主地从桌上的报纸上撕下一个小角(面积大约1～2平方厘米)，放到嘴里嚼，大概有助于思维吧!我留意了一下，没见到他把嚼过的小纸片吐出来，有点像影视里地下工作者暴露时那样把纸片咽下去了。”

遇到这样一位史家，是钱老的幸或不幸?

江山不幸诗家幸，诗家不幸史家幸。30年后，我们又将怀着怎样的心情捧读《钱伟长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