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保护民族品牌吗？

我们需要保护民族品牌吗？（通用13篇）

篇1：我们需要保护民族品牌吗？

当我写下这个题目时，我就在想会不会遭到很多人的怒骂，骂我是“卖国贼”，骂我是“愤青”，在这儿，我要声明本人是非常支持国产品牌的，也很希望它们能稳健并快速发展。但我写这篇文章是以消费者和品牌的角度来写的。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创造了不少奇迹。三十年过去，在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的今天，透过奇迹背后我们还是需要认真反思的，反思一下我们的奇迹是怎么样产生的，反思奇迹是怎么样取得的，反思我们的成功企业留下了那些宝贵的东西，那些是可取的，那些是值得我们保留的。当然，反思是为了明确今后的路子该怎么走，清晰我们跟国际化企业有多大的差距，更是让企业今后纠正一些往日的浮躁，平静地对待发展和生存这些关键问题。

中国三十年过去产生的奇迹其实是在几方面前提下取得的：

一是“改革解放”。改革来自计划经济的各种“清规戒律”，打破所有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枷锁，对存量生产力进行无限的释放，解放了思想上的许多条条框框。这样的“松绑”使那些勇敢的战士获得了从来就没有的能力发挥，让一些敢于与政策和制度斗争的先锋者成为企业家。因为那个时候只要你敢于打开“改革”这个引擎，生产出来的产品就会形成“井喷”地变成商品，你就会轻易成为企业家，你的商标就有可能成为“中国名牌”、“中国驰名商标”，

二是“对外开放”。如果仅仅是“改革解放”，相信我们的企业也不会有那么多奇迹出现，至少没有国际技术和管理的引进后所取得的成果。在上世纪80年代，刚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经过一轮经济管理与先进技术投入后取得划时代的成果，要急速应用于各个产业的技术和管理升级，我们国家也刚好赶上这个千载难逢的时代打开国门，迎进了这些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

三是中国巨大的人口数量形成的人口红利因素。“廉价劳工”创造了中国低成本竞争力，凭借着“低价格”冲击国际市场。就像顺德格兰仕一样，借着“价格屠夫”这一独门利器，迫使日本和美国的一些行家都把生产线搬到格兰仕来，但格兰仕的微波炉整机利润却不到1块钱。

我们的品牌就是在这种前提下得到了创建和成长，不可否认很多品牌都是在这样“机遇母亲”的呵护下成长起来的，没有经过风雨的洗礼，没有经过竞争环境的博弈和锻造，这样的品牌自然很难走得稳、站得直，也很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在保护下长大的品牌是怎么样的?我们看看一些行业的品牌和企业的表现就会清楚不过。

在奶业行业，当我们惊叹像蒙牛这样的奇迹在中国大地出现时，整个奶业行业却出现了三聚氰胺事件，中国30万婴儿却无辜遭受着毒害。害人又害己，奶业全线也首次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胁，当牛根生依然打出“民族牌”，呼吁保护民族品牌的时候，想必响应者也寥寥无几。

我们的房地产，地方支柱产业。当40000亿救危资金放闸时，不少资金流向了地方房地产，但这时候房价却开始上扬了，我们失业了，买不起房了。可房地产老板还说“中国人太有钱了，房价太低了!”

篇2：我们需要保护民族品牌吗？

最近因为迈克尔・乔丹一纸诉状而“享誉世界”的乔丹体育，正忙着为自己正名。强调与“飞人”乔丹的毫无瓜葛，是乔丹体育力证为民族品牌的关键一环。一方面它在中国市场成功注册了尚属空白的乔丹中文商标;另一方面又在现实中模糊着消费者的认知，以借助篮球飞人的影响力和“洋名字”迅速打开市场。

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在给出的多个运动品牌中，受调查者普遍了解“耐克”“阿迪”是外国品牌，有95%的人同时会把中国乔丹当做外国品牌。在现实与法律的缝隙间游走，乔丹体育此举的商业机敏乃至狡黠令人侧目。作为已经在国内合法使用了的商标和品牌，“飞人”乔丹想要在法律层面一棍子将其撂倒，恐怕没有将篮球砸进篮筐那么容易。

事实上，对于“飞人”选择在乔丹体育上市前夕高调炮轰，其时机拿捏之精准，让人不由得对其深层动机进行揣测。

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才来维护“个人名誉”，难逃“放水养鱼”之嫌;更为关键的是，当下运动品牌已经进入了寸土必争的惨烈境地，耐克、阿迪等国际品牌对中国二三线市场虎视眈眈，而这一领域恰是安踏、乔丹体育等本土运动品牌的根据地，耐克旗下也有“乔丹系列”，由飞人出面直接狙击乔丹体育，这一仗未打已先赢，

奥运年爆发这场官司的商业背景或不容忽视。

护名也好，谋利也罢，乔丹中国维权举动都深刻地凸显出我们的一批“民族品牌”的尴尬。乔丹体育否认“傍名人”，却连乔丹两个儿子的名字中文、拼音写法及变体的商标一锅端;更有甚者类似“小乔丹”、“桥丹”、“丹乔”等乔丹家族的“堂兄表弟”亦被“一网打尽”，累计注册商标已多达131项。某种程度上，此类所谓防御性商标注册越多、越细，乔丹体育的品牌不自信越明显。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族品牌?也许借鉴和模仿都是必经的过程，但我们更需要汲取和创造。奉行彻底的“拿来主义”，或在短时间内赢得市场，却赢不来尊重，更大的代价则是销蚀创新的动力和基因。

市场经济中品牌的确立，需要有自己核心文化价值的沉淀，有对品牌内涵自我探寻的过程，有可以溯源的历史。若非如此，或许有朝一日，科比、罗斯、詹姆斯、韦德等一众球星也都可能成为我们的“民族品牌”，这是我们商业智慧的闪耀、创造力的发挥还是民族品牌的尴尬与悲哀，答案不言自明。

篇3：我们需要这样的“成功”吗

近期,笔者有幸观摩了一节内容为“快速跑”的小学市级优质课。在准备活动中,教师安排了“桃花朵朵——快找同伴”的游戏。在简要介绍规则的同时,教师强调每个人必须在计数“1、2”之内完成才算成功,其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听教师的口令,快速做出反应,准确找到同伴。

第一次,教师喊道:“2朵”,学生两两迅速抱在一起;第二次,教师喊道:“4朵”,学生基本能够完成;第三次,教师喊了5朵,但在计数结束后,有一小部分学生没有找到自己的同伴。此时,只见面前有6个女生,以3个为一组紧紧抱在了一起,这时,教师提示:“我喊的是5朵,要5个人抱在一起,赶快,5、4、3、2、1”。在教师倒计时的过程中,只见这6位女生心领神会地合在一起,但很快她们就发现多了一个人。忽然,有个学生对另一个学生说道:“你离开”,那位学生犹豫了一下,好像没有主动离开的意思,眼看教师的倒计时快要结束了,只见其余的5位学生一起指着她说:“你快离开呀,要不然我们都失败了”,面对集体的“指责”,那位女生茫然了,不知所措,但最终还是无奈地离开了她心爱的群体,不得不接受自己一个人的失败。在接下来的主教材学习中,当大家练习得兴高采烈时,笔者却发现刚才被集体“抛弃”的女孩始终一动不动,似乎其他学生的喊声、笑声与她无关。在整节课中,该学生始终没有再参加任何活动,没有与同伴做任何交流。

二、案例分析与思考

1. 倒计时的原因

“快找同伴”这个游戏在体育课教学中运用非常普及,此游戏的目的是锻炼学生的快速反应能力。教师在准备活动中安排该游戏,对主教材是一个较好的铺垫,教学内容安排较为合理。但是,当有一部分学生没有快速找到自己的同伴时,教师该不该随意延时,该不该倒计时?笔者在课后通过与上课教师的交流,得知教师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考虑到让大部分的学生都能尝试到成功。但是,结果却是伤害了个别学生的心灵。

2. 倒计时是否可行

在教学中,情感目标可以通过教师的“精心”设计实现。在本次课中,教师先用“快找同伴”的游戏达成认知和技能目标,又有意设计“倒计时”的环节,在加大难度的练习中渗透了德育教育,原意是要锦上添花。事实上,当教师在加大游戏的难度时,即报出的数字比较大时,教师可以在倒计时的时候观察学生的反应,当学生们互不相让时,教师可以抛出问题:“当遇到这种情况需要做出选择时,我们应该怎么办?”让学生去讨论解决的方法,最后,教师再进行正面引导和教育,这种身临其境的德育渗透教育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3. 如何做到合理运用游戏

篇4：我们需要中医吗？

陈晓旭就是被中医害死的!中医90％是糟粕，10％是精华!

——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

“围剿”中医者，大都连“今天的中医现状”、“中医究竟怎么了?”都没有过多的兴趣去了解，凭自己的一丝记忆或道听的一些传闻，便大张旗鼓讨伐开了。

——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何裕民

医药科学是建立在物理、化学、生物学、统计学这些学科的基础上，医学早已成为现代科学的一部分。但是中医却独立于物理、化学、生物学之外，不可能是科学，因为没有一个科学学科是可以自成一统，而不与其他学科发生关系的。

——科普作家方舟子

中医学理论是长期临床实践经验的总结，是用古代哲学思维方法解释人体生命现象及其规律的理论，是讨论人与自然如何才能和谐相处的理论。中医学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包括人体生理现象、发病规律、诊断方法、药物性质及功效特点。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副院长王清海

中国说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十个医生有十种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

——近代哲学家梁漱溟

现在的中医界有许多平庸之辈打着“阴阳五行”的幌子在骗人，中医教学理论体系上的混乱和质量的低下导致了后继乏人的现状。但这一切不是废除中医的理由，恰恰正是我们需要给予中医更多关注的原因。

——《文汇报》

我希望关于中医科学不科学的争论应该收场了。真正有发言权的是那些看中医吃中药有疗效的人，是得到了中医药医疗服务的老百姓。

——卫生部副部长王国强

中医西医孰优孰劣，中医要不要废除，目前讨论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在市场竞争中，谁是最终的赢家就能说明问题。

篇5：我们需要鲁迅吗（本站推荐）

鲁迅是相当偏激的，因此有人说“鲁迅只是一个偏执的文人”，甚至有人说，“鲁迅就是一愤青。”国人向来有一特色，就是专拿名人做文章——或者是做所谓的与名人商榷文章，或者是做翻案文章，或者是揪名人道德小辫子做所谓的拷问文章。其实其醉翁之意不在名人之小辫子，在乎名人之名也。君不见，因做名人文章而随名人一起出名者屡见不鲜么？尤其骂名人无疑更是出名之终南捷径。自然，若是骂之有理有据，借而出名也未尝不可，但若是有意的用曲解、误解吸引眼球，无疑颠覆了批判的基本起点。窃以为，骂，总得对所骂对象有起码的了解，看许多骂者，对先生文章还未曾读过几本，读的几本也多是误读，就迫不及待赶来骂人，所以忍不住出来小声说几句。

二、鲁迅偏激之举例说明

鲁迅的偏激是已经成公论了，然而，鲁迅这些偏激言论的语境是什么？心境是什么？前言后语是什么？不了解其具体时代背景和具体语境，小了说就是断章取义，大了说就是颠倒黑白。例如鲁迅曾说过废除汉语，不读中国书的言论，今天看来似乎是文化虚无主义，无疑是完全否定传统的偏激言论了。但我们看他说这话的具体背景：当时北洋军阀提出“尊孔读经”，大搞文化复古，扼杀新学的传播。当时，传统文化在整体和实质上阻碍着中国文化的更新和进步，所以，鲁迅针对此，鲁迅故意矫枉过正，特意说过头话，提出不读中国书，希望青年们多读外国书，解放思想，面向世界。当然，中国书中有很多精华，你今天尽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说鲁迅不会辨证的继承，但在当时残酷条件下采取这种不温不火的批判继承只会是隔靴搔痒。其实说这话的人根本就不懂辨证法，在矛盾双方对立特别尖锐情况下，往往历史的发展要越过它应该有的度，再往前走一步甚至两步，在解决矛盾后才退回到它的应有重心。（原话不是如此，这是恩格斯说的，典型的例子就是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专政）鲁迅对中国书说所发言论就是此意。

其实就鲁迅的本意来说非但不是要全面否定古书，其实还要对古书进行科学的整理和继承。对于古书代表的传统文化，在价值层面他是激烈否定，但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他是注意继承的。他自己对古书的整理和继承，如《唐宋传奇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等。这些整理的水平之高恐怕近代以来很少有人能和其比肩。因此鲁迅对古书和传统的否定是精神层面，绝对不是文本层面。

他之所以是传统的最激烈批判者，正和他最深地继承了传统相关。很多反鲁迅偏激的人，既没有理解传统，也没有理解鲁迅，更没有理解鲁迅对传统的真态度。

就是在现在，鲁迅对传统文化价值层面和学理层面的区分仍对我们有指导意义。很多人现在谈到传统仍然是精华啊国粹啊的老调，甚至睁着眼睛说瞎话扯淡说二十一世纪是儒学的世纪啊，中国文化将是西方文化的调停者啊等等屁话。其实现实的情况是，传统中的好东西已经被我们糟蹋完毕，剩下的糟粕到是发扬光大了，比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的老传统——在年初的SARS危机中，比如“为尊者讳”的愚民政策——在年尾某位伟人110年诞辰中媒体的扬善抑恶。由此看来，鲁迅有意为之的偏激在今天仍然不失为一记猛药和当头一棒。鲁迅自己也曾说“原意是要开窗，但故意说成拆房子”。因为他了解中国的保守是太深了，因为这里“搬动一张椅子都要流血。”是也！

三、我们比过去更需要他，包括他的偏激

至于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更不能说是偏激。今天看来他的批判不是狠了，而是不够。只要稍微睁开眼睛，只要稍微具备理性，就不难做出判断——今天个国民性距离鲁迅批判的时候，是进步了，还是更龌龊了！荧屏上处处可见的奴隶和奴隶主言论，围观跳楼拿别人悲剧做谈资的看客，官场上迎来送往的面子文化和推诿无能，公共汽车乘客听凭恶势力轮奸少女的麻木自私和懦弱，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见啥人说啥话的圆滑世故和老练，视民为草芥不尊重生命只膜拜官位的冷酷，……。这些丑陋、愚昧、瞒和骗（先生语），在先生死后非但没有退缩，反而变本加厉，愈演愈烈！不正说明先生之偏激之必需么？

再比如看阿Q正传，很少有读者是站在“这就是我”的角度去观照阿Q，大家似乎都在看一个与自己无关的第三者的故事。据我观察，相当的中学语文老师在和学生学这篇课文时，几乎都是采取旁观者的角度，很少能以这就是现实，阿Q、小D们就是我，就是你，就我们当中的每一员的意义上看待这篇伟大的作品，结果本来深刻哀痛的悲剧被一代人误读为讽刺的轻喜剧和闹剧。鲁迅在其中蕴涵的对哀伤和爱被许多人误读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呜呼，这除了说明我们仍然是阿Q，还能说明什么呢？只有阿Q本人才会在读这篇作品时否认写的就是他自己本人——承认自己Q身份才是告别Q的起点。比如，阿Q的摆阔心理，欺软怕硬，自欺欺人，故意健忘，睡秀才娘子床的“革命”理想仍然在我们身上根深蒂固，甚至以更恶俗的方式放大，比如神舟上天后流露出来的小农意识的浅薄，比如对连续发生的灾难和人祸视而不见，比如对弱势群体规模浩大的歧视，比如对所谓“全面小康”令人作呕的讴歌。

因此，回到鲁迅，回到他的偏激，不仅应该，而且必须。因为黑暗还那么重，只要我们“不愿被黑暗吞没，或成为黑暗的一部分”（先生语）

四、关于鲁迅遗嘱

当年鲁迅在遗言中说“希望自己速朽”，其实蕴涵了深刻的悲凉。（我不否认鲁迅内心深处的怀疑主义和“鬼气”）。其实已经对后来人的争论有清醒的预见，可惜，先生不会速朽，因为先生憎恨的丑恶依然在上演。

鲁迅自己是对启蒙有深刻怀疑的，比如他说“愿意听大炮响，不愿意听诗歌，因为有力量的人不须说话，只需杀人”（凭记忆写，不一定准确，仅是大意）。先生何尝不愿意听诗歌！只是黑暗的深重和残酷不断超出他最坏的预料，常使他以“不惮最坏的恶意推测某些中国人”的底线也屡被突破，因此不得不说出让某些人失望的话：希望自己的孩子“倘能做些实事最好，千万莫做什么空头文艺家”。这是鲁迅最自己一生启蒙的一个悲观总结，更凸现启蒙的悲剧命运。

鲁迅最后的鬼气和偏激体现在他那著名的“由他们去，我是一个也不宽恕”。常成为后人诟病之处。最近读书读到法国史，读到一个也留下“不宽恕”遗言的人物。这位是17世纪法国著名的铁腕首相黎塞留。黎塞留一生为路易十三的统治铁面无私，殚精竭虑，树敌无数。临死前神甫问他要不要宽恕他的敌人，黎塞留坦然回答：“不！除了公敌，我没有一个敌人。”也许这话同样适于鲁迅。

五、鲁迅开药方和革命

有人苛求鲁迅说他破坏多而建设少。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不是政治家，文学的意义是把我们生存丑陋不堪的真相揭露出来，文学的使命是使人觉醒，并没有义务也不可能开出什么救世的灵丹妙药。路要靠醒来的人自己走，“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先生自己就对许广平说人生的路无外乎是歧路和穷途，但即使如此，也要在荆棘里择一条路出

来。

篇6：我们需要保护民族品牌吗？

这问题其实没有一个正确答案。对刚踏入职场的人来说，似乎没有那个资格。首先，没那么多的机会给你选，而且，这时候你真的还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你也不知道每份工作意味着什么。也许你觉得自己性格外向，能言善道，听上去一定适合销售工作。但你可能没想到销售也得做大量报表，跟人强颜欢笑，虚与委蛇……每个工作都有很多琐碎猥琐的一面。如果把日常工作内容一项项分解开来，一定有的是兴趣有的是麻烦。问题不在于你有多Enjoy那些兴趣，而在于你是否能忍耐那些麻烦。

更难的是，那些你认为喜欢的事，你真擅长吗?我知道有人热爱写作，为腾出时间写小说到40岁还在打短工，收入没保障，老婆孩子苦不堪言，虽作品一直未获发表仍坚信自己会成功。手稿我见过，惊讶而难过：实在没多少天分。如果只是兴趣也就罢了，但当成职业就太艰难了。

篇7：我们需要保护民族品牌吗？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身体酸碱性的理论传播开来，感冒发烧甚至癌症的源头被认为是身体变酸。有专家表示，60%的中国人的身体正在变酸。在这个概念下，每个人都惴惴不安，舍碱的保健品也成为了灵丹妙药，人们都希望通过中和自己找回健康。事情是这样吗?

人们通常用pH值来衡量人体体液的酸碱度。在正常状态下，血液的pH值精确保持在7.35-7.45之间，为弱碱性。这个pH值也是人体细胞完成生理功能的最佳酸碱度。

恐酸说认为，在人代谢过程中，细胞将体内的营养物经氧化分解获得能量时，会释放出各种酸性代谢物。人体体液变酸就意味着内环境的改变，使细胞各种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酸于是成了万恶之源，可导致骨质疏松、糖尿病、肾炎、动脉硬化、痛风甚至皮肤松弛。酸性体质导致癌症的主要依据是日本医学博士用实验证明100%的癌症患者是酸性体质。但更多实验也证实血液酸化和疾病之间是互为因果。即虽然血液偏酸可能导致疾病，但多种疾病也会导致血液变酸，所以很可能你身体的多种不适先来自于疾病，然后才开始变酸。美国科学家张健经论证后表示：酸性体质这概念纯属于虚乌有!

其实酸碱度不光不能决定我们的健康，甚至很难被改变。酸并非从口入，虽然恐酸说一再强调，保持人体弱碱性的基石是合理膳食。并将凡在体内分解的最终代谢产物是酸性的，像红肉、面粉、油脂、糖类等称为酸性食物，反之，像蔬菜、水果、豆制品等被称为碱性食物。但即使你天天撮入所谓的酸性食物，也不可能把pH变成68。因为人的体液具有很强的中和缓冲功能，其自身就能够维持酸碱度平衡，无论你摄入的食物是酸性、碱性，人体的pH值基本不变。

人体从消化到排泄再到呼吸系统都精密地控制着酸碱平衡。就拿小肠说，它会根据食物的成分来调节对胰液中碱的再吸收，无论何种食物，到了胃里被强胃酸混合后变成酸性，到了肠道又被碱性的胆汁等混合变成碱性。而且，我们的血液中含有血红蛋白和氧合血红蛋白等几大缓冲系统，也使酸和碱无法引起血液pH值的急剧变化。当血液带着代谢产物经过肾脏时，肾脏会将酸性物质排出体外，并回收碱性物质，同时还控制和调整酸碱物质排出的比例，以保持机体pH值恒定。我们吃进去食物经过代谢后的最终产物之一为二氧化碳，能与水结合生成碳酸，这是体内最多的酸性物质，但我们的肺不断地排出二氧化碳，成为调节酸碱平衡效率最高的器官。

其实，人体系统虽然一般呈弱碱性，但保持酸碱平衡最重要。人体中有几个地方还必须偏酸才算健康，人正常的尿液是呈酸性的。此外所谓的酸中毒其实离我们很远。人体血液pH值低于7.35时为酸中毒，但事实上，只有当肺部疾病影响正常呼吸，肾脏疾病影响正常排尿，医生才会查看他们的`血液pH值是否能维持平衡。

最后要说，过多地摄取碱性食物也会引起身体的不适，甚至反而会增加酸的含量。少吃面粉及富含蛋白质和脂肪的红肉等，过量摄取碱性食物.人体缺乏脂肪、蛋白质和糖，将造成营养失衡，也会促使体内脂肪分解增加供能，生成的酸性物质将增多。

总之，虽然少食红肉多吃蔬菜确实对身体有益，但你大可不必大量买入含碱的保健品。如果你实在担心自己是酸性体质，那不妨喝点苏打水，因为即便是酸中毒，医生给患者最常用的也仅仅是小苏打。

5.下列关于身体酸碱性的认识，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A.人体的酸碱度不是身体健康与否的决定因素，一些疾病发生在所谓的酸性体质上，原因是多样的，疾病与血液酸化也可能互为因果。

B.人体的酸碱度很难改变，人体体液具有很强的中和缓冲功能，人体也能够根据食物的成分或体液的酸碱变化自动调节人体的酸碱度。

C.人体应该追求平衡，偏酸或偏碱性要根据肌体的具体情况而定，一味追求身体呈碱性，过多摄取碱性物质，反而可能导致酸碱失衡。

D.人体体液最佳酸碱度是PH值为7.35-7.45，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呈弱碱性，在这个范围内，人体细胞能最好地完成各项生理功能。

6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与作者观点一致的一项是

A人的身体系统通常呈弱碱性，但这不是由人的饮食结构决定的，有时过少摄人油脂等所谓的酸性食物，反而会造成身体中酸性物质的增多。

B.人体的体液变酸，可能会导致各类细胞功能无法有效发挥，从而引发骨质疏松、糖尿病、肾炎、动脉硬化、痛风甚至癌症等多种疾病。

C.要保持人体的酸碱平衡，并不需要盲日服用碱性保健品或碱性药物，而主要应该控制膳食，调整饮食习惯，要多吃蔬菜、水果等碱性食物。

D.人们所称的酸中毒其实不会发生，因为即使天天摄人酸性物质也不能降低PH值，人体的酸碱度是由人体自身系统严密监控着。

7.根据原文，下列分析和理解恰当的一项是

A身体酸碱性理论在最近一段时间广为传播，人人皆知，这导致含碱的保健品十分抢手，在社会上，服用苏打水盛行一时。

B现在人们大量食用高蛋白、高脂肪和高糖类食物，造成6o%的中国人正在变为酸性体质，这足人们罹患众多疾病的主要原因。

C富含蛋白质和脂肪的红肉类物质之所以被认为是酸性物质，是因为有人认为它们在体内分解后.最终会产生酸性代谢物。

D消化、排泄和呼吸系统能控制人体酸碱度，消化系统增加酸性，排泄系统增加碱性，呼吸系统则通过排出二氧化碳来调节酸碱性。

参考答案：

5.D(PH值7.35-7.45在文中指的是血液的PH值)

6.A(B.这是本文否定的观点;C.本文认为膳食状况不能影响人体的酸碱平衡;

D酸中毒也有可能出现)

7.C(A.人人皆知苏打水也盛行一时属无中生有;B.变成酸性体质一说

不符合作者观点，前后也无因果关系;D.消化、排泄和呼吸系统在酸碱控制上都是综合

篇8：我们的民族品牌怎么了?

改革开放以来, 许多曾经风光无限、誉满神州的老品牌或失去了往日的市场占有率, 或根本消失。这令许多消费者、特别是中老年消费者惋惜。到底是什么使这些曾经风光的老品牌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呢?

竞争力缺失

人们现在怀念的那些民族品牌的商誉大都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或改革开放的初期建立起来的。在那时, 制造业企业还是国有经济一统天下, 民营企业根本就不存在或刚刚开始发展, 外资企业也还受到很大的投资限制。另外, 当时的物质产品生产能力还无法充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市场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阶段, 产业内部基本不存在市场竞争的问题。

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 国有企业, 特别是那些在国家计划环境中有机会采用较为先进设备的国有大型企业, 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轻易建立起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来, 甚至连广告都不用做, 如“凤凰牌”自行车, “上海牌”手表, “蝴蝶”牌缝纫机, “三五牌”座钟等。

所以, 这种品牌不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的结果, 缺乏市场竞争力只能是温室的花朵。一旦引入了市场竞争, 有了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竞争, 许多老品牌往往就会因为缺乏真正的市场竞争能力而被淘汰。尽管我们在感情上希望这些品牌全部都能够生存、成长起来, 有朝一日成为世界级的著名品牌, 但这是一个意料之中的结局。

为什么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老品牌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难以存活?这些老品牌的产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对消费者的需求缺乏灵敏的反应, 缺乏新产品开发的能力与动力。一些产品几十年不变, 甚至连颜色都不会变, 更谈不上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究开发了。

例如,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自行车生产国, 但我们的自行车在市场化改革前几十年都不变, 保留着当初学习制造自行车技术时的模式, 师傅怎么教徒弟就怎么造。这样的企业怎么能够适应市场的竞争呢?怎么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呢?怎么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呢?那时的产品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 多少有点“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霸王”的味道。而如今经济搞活了, 市场放开了, 民营经济来了, 外国企业来了, 有市场竞争了, 商品又不短缺了, 企业的生存环境就大不一样了。

人们对老品牌衰落有一种悲观的情绪在里面, 似乎从此我们就不会再有自己的民族品牌了。事实上, 我们不应该对新的民族品牌的成长过于悲观。我们往往只看到没落的老品牌, 却没有注意到更多的民族品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

市场竞争就是这样, 有生有死, 优胜劣汰, 新陈交替, 否则, 经济怎么能够向前发展?我们应该满怀信心地面向未来, 真正有市场竞争力的、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品牌会随经济的发展成长起来。

我们应该相信民族的智慧, 我们的国家正在为民族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更为开放、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 伴随着民族企业的成长壮大, 一批批有竞争力的民族品牌也会涌现出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与品牌的兴衰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现在的国际著名品牌和跨国公司都是数十年, 甚至上百年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的最后优胜者。

我国在成为世界制造大国的同时, 目前还鲜有响誉全球的知名品牌, 属于品牌小国, 这也是民族企业频遭批评的地方, 其实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我们搞市场经济才只有短短不到30年的时间, 而民族企业走向国际市场也是近十几年的事情, 而那些有生命力的国际品牌的诞生绝非短时间就能够做到的。

在现阶段, 我们国家大规模发展加工制造业, 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日本、韩国、台湾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不要轻易责备企业家无远大志向, 满足于赚取蝇头小利。企业家是最有远见、最有创造力和最喜欢“钱”的一群人, 他们只会做最有利于财富创造的事情, 这毫无疑问。做“贴牌”而不是自创品牌, 那是因为时机未到, 风险过大。注册一个品牌很容易, 但把这个品牌做成一个有竞争力的品牌则是一件高风险、高投入和需要经历漫长过程的事情。

外资蚕食

“民族品牌不仅是企业的, 更是民族的。没有民族品牌的崛起, 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很难说真正强大。”对于民族品牌的重要性, 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并购律师李建平表示。

正因为对民族品牌抱有深切的感情, 对并购问题的研究, 一直是李建平律师投入精力最多的领域之一。他表示:外资针对我国企业的“并购方针”主要包括“控制、吞并、垄断”, 而在具体手段上, 外方最常使用的有四招。

第一种手段, 李律师称之为“斩首行动”。他解释说, “斩首行动”通常目标直指行业龙头, “并购完成后, 外资一般会以种种理由将中方的品牌搁置, 然后利用中方的渠道来大力推广自己的产品, 使中方品牌逐渐丧失生命力, 进而达到取而代之的效果。”

第二种手段是“拖垮蚕食, 争夺大股东地位”。李律师表示:“通常, 跨国公司会凭借自身优势, 利用中方急于招商引资的心理和行政压力, 提出种种不平等条件, 如:坚持与中方企业的优质资产合资 (企业最具核心技术和最赢利的部分) ;要求控股、独资;压低中方股权估价;控制企业经营权等。”

签订霸王条款后, 外方会步步紧逼。先是合资并掌握控股权, 然后使合资企业长期处于亏损或微利状态;之后, 再提出“增资扩股”建议, 迫使中方出让全部股权;然后再“神奇的”使独资公司恢复盈利。

1988年成立的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 多年里一直是全国电池生产行业的翘楚。而进入中国的美国吉列公司, 却长期无法打开局面, 其市场份额不及南孚的10%。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就在2003年, 南孚电池已占据中国电池市场半壁江山之时, 南孚却突然被竞争对手美国吉列公司收购了, 舆论一阵哗然。

原来, 早在1999年, 正值南孚发展的黄金时期, 在南平市政府吸引外资政策的要求下, 南孚电池的股东们以南孚69%的股份作为出资与多个外资投行组成中国电池有限公司。其中, 外方持股49%, 中方持股51%。

其后, 南孚一度出现巨额亏损, 不堪压力之下, 南孚随即向外方股东出让了股份。到2002年时, 外方股东对南孚的控股达到了72%。令南孚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控股南孚的外方股东居然将持有的全部南孚电池股份出售给了美国吉列公司, 并从中狂赚5800万美元。2003年8月11日, 美国吉列公司宣布, 已经买下中国电池生产商南孚电池的多数股权——南孚成了它的子公司, 大半个中国市场唾手而得。

第三种手段是瞄准中国庞大的中低端消费人群, 通过并购处于品牌链下端的本土成功品牌, 大举占领中国市场。

我国著名护肤品牌大宝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成立于1999年的北京大宝化妆品有限公司是由北京市三露厂股份制改造而来。这家有着20余年品牌历史的国有厂家, 凭借着其大众化的价格、过硬的质量, 在中国工薪阶层中享有广泛的信赖。

2008年7月30日, 美国强生公司用23亿元人民币收购了大宝。尽管今日, 大宝依然以它亲切的面貌活跃在老百姓的视野之中, 但它已经不再是一个民族品牌。强生借收购大宝, 牢牢抓住了中国的中低端市场。

第四种手段是大搞地方政府公关。李律师解释说:“外方利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弱点 (冗员、缺乏资金、需要技术升级等) 以及急于招商引资的心理, 和地方政府搞好关系, 然后通过地方政府官员对企业施压, 达到合资的目的。”

有专家提出, 政府引导错位, 尤其是部分升迁心切的官员为了通过“加大招商力度”, 提高自己的政绩, 把我国一些优秀的品牌企业拱手让予外人, 是导致我国民族品牌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此, 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会长王巍先生表示, 中国过去吃过不少亏, 但中国人也长了经验和教训。随着中国法律法规与监管机制的不断完善, 中国的并购活动也将日趋科学和成熟。比如2008年, 我国出台的《反垄断法》, 就说明我国政府在对待外资并购的问题上已经日渐成熟。

对于部分一心想攀上“洋亲”的民族品牌, 著名营销专家张桓告诫说:“我历来不赞成企业尤其品牌商标所有权被外资收购或者合资, 外方看中的往往是我国的市场和企业的渠道资源, 而并非想跟我们一起永续经营国产品牌。”

企业家如何应对外资来势汹汹的并购潮流, 李律师提出建议:“并购也好, 合资也罢, 都是纯粹的市场行为。企业是否接受并购, 须由双方共同协商达成。对于恶意并购者, 我们要留心眼, 如果一个企业在提出并购时, 对攫取目标公司的控制权和排除同类产品的竞争表现出强烈意愿, 被并购企业要保持警惕。”

消费者盲目崇洋

从欧典地板到索菲亚衣柜, 从施恩奶粉到美国加州牛肉面, 国货热衷起洋名的疯狂源于公众盲目崇洋的弱国心态。

26岁的李晨 (化名) 几天前和笔者聊天时“才第一次听说达芬奇家居”, “是给有钱人买的, 这‘假洋鬼子’跟我没关系。”

说这番话的时候, 她摆弄着IPONE手机, 对着SONY的电脑。她对于“达芬奇”这样的“假洋鬼子”毫无兴趣, 甚至充满了鄙视, 但是她愿意和那些真的“洋鬼子”亲密接触。

比如, 她喜欢雀巢的咖啡, 立顿的奶茶, 去电影院只看“好莱坞大片”, 年底发奖金的时候总得买一瓶香奈儿的香水奖励自己, 平时手头紧的日子, 也会去天意之类的批发市场挑一个“高仿的品牌包”, 这个“品牌”, 当然都是名头响当当的“洋品牌”。

在李晨看来, 这种洋货遍地的生活“太普遍了”, “周围的同事朋友几乎都如此”。

“ (在北京) 随便走进一家商场, 二三层的黄金地段和铺位几乎都是一水的外国品牌。”在某大型购物中心从事销售工作多年的范女士表示。

“一般来说, 要是这个东西是外国的, 就会好卖一些。前段时间电视台曝光的卡尔丹顿, 我们这儿卖的还行。”范女士进一步解释说, “为了吸引客流, 商场更愿意选择比较成熟的品牌, 对入场品牌的门槛要求越来越高。”

与达芬奇家居一样, 卡尔丹顿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制造”, 只是在意大利注册商标, 并没有设厂生产。

起了个洋名, 一套进价6000多元人民币的卡尔丹顿浅色条纹西服售价高达18880元, 而且竟然“卖得还行”。

怪不得重庆市的一家卡尔丹顿直营店的店员称“一年营业额达数百万元”, 卡尔丹顿公司品牌拓展部的夏总经理宣称“作为代理商或者加盟商, 利润有足够的保障。”

既然有“伪洋货”之嫌的品牌都能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 更遑论那些真正的外国品牌, 大至奔驰、宝马, 小如可口可乐, 都不断地宣扬中国市场在其全球战略中的重要作用。

即便“外国名牌”近几年频频曝出质量问题, 国内消费者也毫不在意, 甚至继续热捧的做法早已见怪不怪。

今年4月,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首都各大商场的休闲裤进行随机抽检, 结果, 众多知名的外国品牌被检出虚标含量、甲醛含量超标、色牢度不合格等严重问题, 不合格率接近四成。

报道称, 这样的休闲裤, 会引发皮炎和细菌感染等多种疾病。涉及西班牙品牌ZARA、英国品牌万宝路、美国品牌暇步士等知名企业。

其中ZARA自2009年8月以来, 在中国已连续7次被检测出问题。

短短27个月的时间里, 共有7次被检测出问题, 可ZARA在中国的版图扩张非但没有受到影响, 反而呈现出加速趋势。其母公司Inditex今年3月份宣布, 2011年其门店覆盖中国城市的数量将从目前的30个增加到42个, 并且长驱直入地切入了诸如长沙、淮安等中国庞大的二三线市场。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指出, 洋品牌受追捧的原因之一, 是因为国货假冒伪劣太多。蓝哥智洋营销咨询有限公司首席顾问于斐也认为, 国货质量不佳, 有关部门治理不利, 久而久之便伤害了消费者对本土品牌的信心, 让消费者对本土品牌形成一个恶劣的印象, 甚至认为外国的产品一定会胜于国内的产品。

但是, 这似乎无法解释, 为什么中国消费者对于质量查出问题的“洋货”依然追捧。

早在2007年12月,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就曾联合新浪网对2563名青年进行了网上调查。调查结果显示, 59.2%的青年认为自己周边大多数国人普遍有点崇洋媚外。大约1505名被调查者认为这种崇洋心理主要体现在“很多人只认洋品牌”。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社会心理学研究室主任杨宜音认为:这种心理其实是“因为有了外国东西都好的刻板印象, 不加分析地心向往之, 在情感和行为上排斥中国的一切。”比如很多国人一谈到“洋”和“外”, 就会有先进、科学、好、高贵、现代等刻板印象。这种行为和价值取向是崇洋媚外的表现。

“中国消费者对品牌的认识比较浅, 片面地认为国外的品牌比较好。”蓝哥智洋营销咨询有限公司首席顾问于斐指出, 这种片面的观点和盲目的崇拜让很多国际品牌在进驻中国市场之后, 能够享受免检的“超国民待遇”。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素以“公正与国际接轨、开放和大国气度”的心态来欢迎来自国外企业的投资。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中国民族品牌应该何去何从, 值得人们深思。

延伸阅读之外国如何保护民族品牌

美国:企业树立品牌文化法律保护有点过头

一位美国著名金融作家在其《品牌的自信》一书中说:“在现代社会中, 著名品牌早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商业信任, 而是演变为一种信念或文化的象征。”美国的品牌给人带来的感觉正是这样。美国是世界头号经济大国, 也是当之无愧的品牌大国:在全球500强企业中, 美国企业占据了一半。美国的大企业在打造品牌的过程中, 除了追求品质过硬、优质服务以及策略性营销等基本要素外, 更看重如何塑造出独特的品牌魅力, 从而赢得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

“哈雷”摩托车就是一个能充分代表美国文化的品牌, 而它百年的发展历史也是美国企业创建和维护自身品牌的最佳例证。哈雷从生产第一辆摩托车开始, 就在着力塑造一种“摩托文化”:高挑的车把、超长的车身、宽大的车胎以及震耳欲聋的发动机声, 代表着梦想、叛逆和奋斗, 这正是美国精神的缩影。哈雷摩托也因此深得美国青年的喜爱, 以至于“年轻时有辆哈雷摩托, 年老时有辆凯迪拉克轿车”, 成了很多美国人终生的梦想。但哈雷维护品牌的道路也经历过曲折。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 大量价廉物美的日本摩托车拥入美国市场, 哈雷摩托遭遇重创, 甚至一度将公司控股权转卖给别人。但即使在这么困难的时候, 哈雷仍然拥有一批最忠实的消费者。公司的高管们也意识到这样的品牌认同感是日本摩托无法比拟的, 应该大力培养并加以利用。于是, 哈雷一方面通过游说美国国会和政府, 要求保护本国摩托工业, 一方面在全球建立“哈雷车主俱乐部”, 输出哈雷文化。终于, 在赎回公司控股权的两年后, 哈雷起死回生。

此外, 美国企业和品牌的成功也离不开相关法律和政策的支持。美国是一个法律体系极其完备的国家, 就保护本土品牌而言, 对内有《购买美国产品法》, 对外有著名的“301条款”。前者规定, 美国联邦政府机构除特殊情况外, 必须购买本国产品, 工程和相关服务也必须由国内供应商提供。在国际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 此法历经70多年, 不但从没有过实质性修改, 反而美国国会还要定期对其追加一些特别规定。而“301条款”则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贸易收支因欧日崛起而恶化的情况下, 将美国从积极的自由贸易政策带入了贸易保护主义。按照“301条款”, 美国可以对任何“损害了美国商业利益”的国家进行贸易制裁, 从而为美国本土品牌提供最优厚的庇护。但是近年来, 美国政府也意识到这种保护并不利于本土企业成长, 因此使用时越来越谨慎。

日本:模仿美国曾走过弯路品牌创立成国家战略

“日本人的左脸是松下电器, 右脸是丰田汽车”, 是现在“日本制造”给世界留下的印象。但在几十年前, “日本制造”也曾是“品质低劣”的代名词, 大量的日本廉价货、仿造货充斥世界。上世纪70年代, 丰田汽车也与其他日本厂商一样, 只知道追随美国式的“计划性规模生产方式”, 大量生产相同的产品。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降低成本, 而没有任何品牌观念。但后来, 丰田汽车决定以技术含量确立品牌竞争力, 创造了著名的“智能自动化”生产方式, 并以此在国内站稳脚跟, 并打入国际市场。

索尼公司的创始人盛田昭夫被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誉为“洗刷了‘日本制造’品质低劣恶名”的民族英雄。索尼的经验告诉我们, 要想打造出一个品牌, 企业家必须有坚定的技术和品牌自信。盛田昭夫在公司创立时就立下誓言, “开发任何公司无法仿造的独家产品”。为了培养消费者对索尼产品的信心, 他在世界各种高端媒体不断宣传“创造世界最先进产品的索尼”等口号。上世纪60年代, 为了开拓最重要的美国市场, 盛田甚至全家迁居美国。他花大价钱在纽约第5大道租下住房, 参加各种聚会, 结交很多商业朋友。他还找到美国最好的广告公司, 花掉其年销售额的15%宣传其产品。为了研究一个产品, 索尼公司可以用10年时间。而一旦认为具有市场潜力, 索尼就会立即大量生产, 定价也要高于其他产品。大量生产为的是降低成本, 高价格则确保了大量资金可以被投入到质量检查、流通渠道的建设、广告以及新产品的研发上,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对日本政府来说, 品牌战略则被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 要以品牌“树立日本的新形象”。8年前, 日本政府就开始实行“日本品牌发展支持事业”。政府面向中小企业, 募集和挑选具有日本文化特色和地域特色的品牌, 为其承担2/3的研发、宣传和推广资金, 帮助其开拓市场。记者参加过一个应对全球变暖的国际会议。当时, 日本代表团自己组织了一个小会, 时任环境大臣的小池百合子甚至亲自出面, 为丰田的混合动力汽车做宣传。

“知识产权战略本部”是专门负责以国策推行日本品牌战略的政府部门。它的一份报告表明了日本构筑品牌的基本理念, 很有借鉴意义:一、以公正市场环境下的自由竞争激发企业活力;二、建立能充分发挥每个人能力和个性的体制;三、继承传统的同时挑战新的创造;四、树立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品牌。

韩国:员工以责任感打造品牌消费者用国货表达爱国

如果你到过韩国, 就会发现韩国满街跑的车都是韩国品牌——现代、起亚、双龙, 几乎所有人用的手机都是三星、LG, 甚至在韩国开外国车都会让人觉得可耻。就是韩国人这种强烈的“爱用国货”意识, 使一个个名不见经传的韩国企业, 在短时间内积累了大量的资本, 拥有了再投资和发展的能力, 其中一些更是在数十年间成长为巨型跨国企业。

三星是韩国民族品牌走向世界的一个典范。在三星的成长初期, 政府的呵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年韩国政府采取了“舰队式”发展战略, 从税收到银行贷款, 到市场准入, 为企业大开绿灯, 使之由小到大, 由弱变强。其实,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像三星这样的大财团都受到过政府从资金到政策上的巨大援助, 有些优惠甚至违反了公平竞争法和金融法。可是, 如果没有这些政策, 当时弱小的韩国企业或许根本无法抵御跨国企业的冲击。不过, 韩国政府并不是单纯地为保护民族产业而庇护落后, 而是让企业在世界的竞争中, 提高质量、树立品牌。1969年三星公司刚成立时只是一个盲目的模仿者, 为日本三洋制造廉价的12英寸黑白电视机。20多年前, 三星电子出口到美国的微波炉, 由于质量低下, 令西方人认为三星只是一个模仿别人的地摊产品廉价公司。直到1993年三星李健熙会长提出新品牌经营哲学, 确立“高档数码战略”, 才使三星的品牌从大路货中破茧而出。

而作为企业, 自身坚持不懈的努力也是其走向世界大品牌的关键。缺乏丰富资源、廉价劳动力和巨大的国内市场, 让韩国人生来就具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他们知道, 如果不努力工作生产出最好的产品、不创造出最先进的技术拥有最强的品牌, 自己的企业甚至是国家随时都会陷入困境。所以在韩国, 特别是大企业, 8小时工作制仅仅是一个梦想, 很多人主动工作到深夜, 用行动创造企业的品牌和形象。做事认真敬业, 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企业归属感, 是韩国品牌风靡全球的重要原因。

法国:高举经济爱国主义大旗对外资并购设种种障碍

十几年来, 已有很多起外国公司的并购计划在法国“流产”, 而重创几乎都来自法国政府的出面干预。以至于法国给世界留下了“经济民族主义”的印象。但法国人却认为, 政府保护法国企业的利益, 就是保护法国的形象、尊严与未来。

1999年美国沃尔玛想收购法国家乐福。法国政府迅速做出反应, 撮合家乐福与另一家本土超市合并, 成功抵御了沃尔玛的入侵。2005年, 美国百事公司欲收购法国达能, 法国政府要人纷纷出面表态, 要誓保这个“法国工业的瑰宝”, 最终令百事放弃了收购意向。2006年, 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有意收购法国能源企业苏伊士。尽管有时任意大利总理的贝卢斯科尼出面致电当时的法国总理德维尔潘, 但依然遭到坚决回绝。德维尔潘还一手撮合苏伊士与法国燃气公司火速合并, 逼迫意大利公司知难而退。这样的例子还不止这些。面对跨国并购的挑衅, 法国政府还专门立法规定包括涉及国防、信息安全以及生物技术等11个行业不许外国公司染指, 随后又将法国本土的20家国际知名企业, 如家乐福、巴黎春天百货等列为“特别保护企业”, 反对外国对其“恶意收购”。

其实, 法国政府并不是像外界想象的那样毫无理性地干预市场, 这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因素。正如法国高等商科学校教授热拉尔说的, 法国的公司都兼具经济与社会的双重功能, 其社会保障功能更为重要, 一大批员工终身依附于企业, 因此法国才把“经济爱国主义”当作一项国家战略推行。从短期来说, 政府出面保护本国企业免被“恶意并购”, 可以避免大批工人失业;从长远来看, 对一些如电力、石油等基础产业出面保护, 则可以避免国家能源将来对外依赖性过强。此外, 法国的公司法和民法还有条文规定, 公司在进行并购时, 被收购公司所拥有的资产、负债以及向员工提供的各种福利待遇都随之转移到新合并公司。想收购法国企业, 就得背负高福利的重压, 外国企业也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篇9：我们需要“保卫”汉语吗？

近日，中国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发布了《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盘点了2015年的热词和流行语，“互联网+”“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主要看气质”“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等都榜上有名。

从时下流行的互联网和工业、商业、金融业等的创新融合，到一份网上被热议的女教师辞职信；从歌手晒照片后引发的网友跟风晒图游戏，到起源于国外的流行说法，都被收进了去年的“热词榜”。

这些词语分为几类，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类是一年中出现的新的事物、现象、观念、认识和科技成果，比如“互联网+”，有效保持和利用水资源的“海绵城市”，指代在线课程开发模式的“慕课”等。

第二类是随着一些词语的语义磨损出现的替代词。比如当人们觉得说“很好”已经不足以形成巨大的冲击力时，会改说“巨好”“超好”等，虽然“超”原本是一个动词。

第三类是网络上出现的减缩造词，比如前些年人们用得很多的“人艰不拆”“不明觉厉”“喜大普奔”“城会玩”“何弃疗”等。

被多数人以“好玩儿”的心态迅速吸收、使用的网络用语，对于汉语——一个已经存在数千年的古老语言意味着什么？是新创意，还是污染源？能迅速发酵，会不会积累沉淀？而对奔袭而来的网言用语，汉语需不需要被“保卫”？

篇10：我们需要保护民族品牌吗？

With the widespread development of city, more and more people have high desire to live in the city rather than stay at the village. Gradually, a great many cities are experiencing difficulties which are nothing new change in the history of cities except in their scale. Some cities have lost their origin purpose and not found a new one. Have you ever considered the changes that are taking place and will take place in your city? Should we move to the city?

随着城市的广泛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不想待在乡村，而对住在城市怀有高度的热情。渐渐地，许多城市除了在规模的扩张上有了新的改变，其他的还是完整如初。有些城市已经失去了最初的目的，并且没有找到新的。你考虑过你所在的城市正在发生或者将要发生的改变吗?我们需要搬到城市吗?

For one thing, a large or rich city is going to attract immigrants who want their children require advanced education which is the best choice. There are surrounded by the best equipment and teacher. What’s more important is the atmosphere. In the city, you can know much more than before.

一方面，一个大城市或者经济发达的城市吸引那些想要他们的孩子接受先进的教育的移民者是一个最好的选择，那里有最好的设备和老师。更重要的是有氛围，在城市，你能了解比以前更多的事。

For another thing, in order to follow the step of city, we may pursue the money blindly .Under this pressure our way of lifestyle of city, even our bodies, become radically changed. We will go through an identity CRIsis and endeavor to find out who we are and what our strengths and weakness are. Because we lake of good education in former days, we may lose the sense of balance.

另一方面，为了跟上城市的节奏，我们盲目追求金钱。在这种生活方式的压力之下，甚至我们的身体，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们会经历身份危机，我们试图找到我们是谁，我们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因为以前我们缺乏好的教育，我们可能会失去平衡感。

Weighing up these two arguments, I don’t know which answer is the best. Maybe it depends on your family and their needs. Although more and more people in China no longer stay at village, I still hope the reality of life in the city is sweet. The cherished ideal of home has great importance for many people.

篇11：地球母亲需要我们保护作文

我醒来时已被一个怪异生物救了，我在他家享受了一顿饭菜后意外的发现他家的水果比我们地球上的篮球还大，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是因为他们注重保护环境，把环境和自己一视同仁，所以会这样。”

过了N个月后，我在那个星球散步在一条河前停了下来，那个外星人说这条河能治百病，这时一位得了癌症的外星人喝了一口水竟然好了，原来这也是因为他们注重保护环境，把环境和自己一视同仁才会这样的。

篇12：我们需要保护民族品牌吗？

我们愿为您真诚热情的服务, 帮您致富成功。欢迎各位朋友前来交流、指导、学习。

联系人:颜廷林 沈阳农业大学 教授13019382804

贺明东15942032345 13079200789

篇13：我们还需要大师吗？

所谓的电影大师时代其实很久之前就已落幕了。

伯格曼逝世的消息传出来的时候，不少人震惊的不仅是他的离去，更讶然他竟然还活着——虽然这有些不敬。这个情绪更强化了他与这个时代的距离感——他似乎只活在过去，活在他早就登上的殿堂中；他被崇拜得太久以至于我们几乎都遗忘了他原来一直与我们同在。

而如果没有前几年那部短片《爱神》，安东尼奥尼的去世恐怕也会引起相同的不敬反应。他们都太“经典”了，经典到仿佛已被尘封于教科书中，最终要靠死神来通知大众他们的存在。这不过又一次凸显了那个事实：所谓的电影大师时代其实很久之前就已落幕。

是的，大师们早已远去伯格曼和安东尼奥尼淡出影坛20多年了，而他们是在同一年放慢了创作的脚步；1 982年，伯格曼以《芬妮与亚历山大》为电影生涯划上了句号，安东尼奥尼则拍了他中风之前的最后一部电影《一个女人身份的证明》。

上世纪50～70年代涌现出来的这一批电影大师，绝大多数人的影像人生也定格在了那个年代。“后大师时代”惟一的大师基耶斯洛夫斯基也已离去十年有余。费里尼、塔可夫斯基早就被供奉于圣坛之上，新浪潮的主将特吕弗也只是刚刚看到法国新新浪潮的浪尖，法斯宾德在伯格曼告别影坛的那一年就把生命燃烧殆尽；更远一点，异教徒帕索里尼在1975年终结了他的毁灭之旅，而“最后的贵族”维斯康蒂，与达利同时代崛起的路易斯·布努艾尔，似乎真的属于更古老的年代了。

当然，侯麦站在了数字革命的前沿，但他的电影几十年如一日地讲述中产阶级的审慎欲望这出道德剧；戈达尔还是一如既往的前卫，不过他对电影语法的破坏、对声画关系的颠覆，使其在70年完全脱离电影工业的政治电影中结束了最激越的实验；70年代尚未获得册封的曼努埃尔·德·奥利维拉和安哲罗普洛斯也许是少数还在坚持那种经典艺术电影风格的导演，哲学、长镜头，很“大师”，也很符合半个世纪前的特征，近百岁的奥利维拉仍以差不多一年一部的速度拍片，所以也终于熬成了大师；大师的徒弟文德斯、赫尔佐格和贝尔托鲁奇早就告别了“逆子”年代，或重复自我，或保守倒退。

也许，惟一的例外是阿伦·雷乃，随着年事渐高，他的心态却变得越来越轻快活泼，今天的他更像老顽童，不知疲倦地尝试电影形式的新玩法，每部作品都洋溢着喜剧气氛，带来不拘一格的新意，让人感到他是真正活在这个时代的大师。

“大师”这个命名本身就是属于现代主义(尽管这个词现今已经被滥用)，这些导演之所以被称作“大师”，因为他们拍的不仅是艺术电影，而是某一类型的艺术电影。无论他们多么强调电影形式与风格的重要性，在其艺术的核心，深刻的价值关怀从来不缺席。大师作品的共同特点——探讨生命、死亡、时间、信仰、存在、记忆、异化等宏大命题，充满了形而上的哲学思辨，对传统线性叙事的坚决背离，动用复杂的电影语言表现人的内心等不可表现之物——这些完全可以在乔伊斯、卡夫卡的小说与蒙克、达利的绘画中找到共鸣，也就是现代主义典型的深度模式与纪念碑式的不朽情怀，这种崇高的美学注定要以“大师”这种让人敬畏的“崇高”称谓来命名。

这些导演被命名为“大师”的关键，正是他们通过电影艺术的变革用来探索那些叫人望而生畏的问题。在此之前，电影只是文学故事的另一种叙述方式，他们用影像来承载哲学让电影变成了与文学比肩的独立艺术门类。

这种高端美学也注定是那个年代的产物，二战创伤，冷战阴云，经济危机，性解放，中产阶级苦闷空虚，知识分子彷徨焦虑，那一代导演在终极思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与之相应，在电影语言上也尽量向诗和哲学靠近。也是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与社会现实，政治与电影空前接近，造就了他们在当时巨大的影响力，这种紧密联系在1968年戛纳电影节上达到了高潮——戈达尔、特吕弗等率领电影人要求电影节停办、支持五月风暴的学生运动。

进入80年代之后，经济繁荣，政治对立不再呈现为两大阵营的分裂，知识分子回到书斋，保守主义复苏，享乐气氛弥漫。对于“花童一代”的子女们来说，前辈的努力不过是证明了叛逆终究要结束，那些形而上的追问不过是指向无解的终极，“意义”就是没有意义，生命不过是一场游戏，电影亦然。阿伦·雷乃之所以让人感到他活在当下，就是因为他不再沉迷于时间与记忆的超越性命题，更乐于捕捉游戏的快感。

与其说大师已死，不如说“大师”这个称谓失去了生命力；与其说大师时代终结，不如说崇尚大师、膜拜权威的时代终结。艺术电影难道就只是《甜蜜的生活》《镜子》《细语与呼喊》吗?在没有“大师”的今天，电影未必就与思想渐行渐远，未必就越来越缺乏智慧含量，不然齐泽克又如何对《黑客帝国》做出洋洋洒洒解谜一般的深入分析?思考者、艺术创新者、社会批判者、个人表达的迷恋者其实从来就没少过。

尽管西方电影大师的时代在80年代已经落幕，但对于中国电影来说，直到80年代才真正沐浴了大师的光辉，而且对中国电影的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在那个影像资料相对匮乏时期，艺术电影是一种罕见的资源，看大师作品也就成了难得的特权，只有进入如电影学院这样的地方才能充分享有。所以，文革后几代电影学院学生几乎不可避免地陷入深重的跟随大师梦想之中，从第五代到五代后的青年导演，莫不如此。以至于中国电影的商业类型片至今仍然不成气候。

随着影碟时代来临，今天的影迷和新生代电影人更多地把大师影片当作多元电影文化其中的一元，大师情结正在逐渐消退。一大标志或许算《疯狂的石头》与宁浩这样持职业导演心态的电影人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