症结信贷论文

症结信贷论文（精选8篇）

篇1：症结信贷论文

投融资与小微信贷峰会——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症结

为切实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新36条），《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等法规和政策文件。强调要“抓紧完善鼓励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配套措施和实施细则，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市政、能源等领域”，规范各类借贷行为，合理引导民间融资，鼓励并规范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

中小企业融资长期以来是中国经济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在近年国进民退、宏观调控与经济减速的大环境中，此问题变本加厉，连民间融资一向活跃的沿海地区都出现了“金融危机”的现象，信用干枯、资金链断裂、企业纷纷倒闭，而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的处境更可想而知。中小企业是中国私营经济的核心支柱，是创造就业、税收与社会流动性的关键主体。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善融资环境，中小企业今后的发展将步履维艰，中国经济的活力将会显著下降，未来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增长将受到严重威胁。

那么，如何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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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症结信贷论文

本文来源《财经》杂志 2013-12-29

科研经费分配改革千头万绪，关联甚广，科技主管部门只能通过不断探索、试错，找到既符合国际科学界的普遍规律，又适合中国科研环境的路

科技部部长万钢连用两个“愤怒”表达他“无法容忍”科研经费贪腐的心情。2013年10月11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万钢通报了近期两起科研贪腐案。11天之后，财政部披露数据，全国财政科技支出从2006年到2012年，年均增长22.73％，七年累计2.42万亿元，占到同期全国财政支出的4.37％。

科研经费增长迅速，使用过程却不乏寻租，致使大量经费未能发挥效能。《财经》记者收集了近十年判决的科研领域较典型的15个案例分析，被告有财务人员、行政管理人员，亦有学术带头人。典型犯罪手法包括伪造签字、盖章等支取科研经费；签订虚假合同，或以劳务费、差旅费的名义骗取经费等。案例多以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定罪量刑。在量刑上，十年及以上有期徒刑的6例，其中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下称基金委）卞中被判死缓。

2014年已近，浙江大学水环境研究院原院长陈英旭因科研经费腐败问题，还在等待一审宣判结果。陈英旭案使中国环境领域投入最大的科研项目——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蒙尘。

当前财政收支矛盾突出，2014年科技预算从严从紧的信号已初显。只有从源头上制度革新，才能使科研投入用于正途，既提升国家创新力，亦使科研人员远离犯罪。

划拨：行政化协调弊病

卞中，原基金委财务局经费管理处的会计。他是《财经》记者收集案例中量刑最重的一名被告人。1992年，29岁的卞中进入基金委工作。从1995年至2003年间，他采用虚构拨款事实、偷盖印鉴、伪造进账单、削减拨款金额等手段，贪污基金拨款达1262.37万元之多，此外还挪用了2亿多元公款。

因贪污、挪用公款两罪，2004年其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基金委成立于1986年，是国务院直属的事业单位，资金主要来自中央财政拨款。其所管理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仿效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SF）模式，主要资助科学家在基础科学方面的自由探索，由科研人员自由提出选题并申请，基金委组织专家评审，选题通过后，可获得小额经费资助。

中国的国家科技经费，主要掌握在科技部手中，次之是中科院，第三是基金委，教育部排在第四位。

科技部掌管国家主体科技计划，由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及科技支撑计划构成。除“973”计划面向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外，其余两个计划也面向内资或内资控股企业。国家主体科技计划的项目堪称“巨无霸”，由中央财政拨款。2011年，科技部实际支出的中央财政科技项目经费达到275.1亿元。

国家主体科技计划申报程序与基金委不同，它是由科技部明确设定研究方向、范围、领域、性质、规模等；研究机构、大学根据科技部的指南，提出项目申请，编报预算；科技部组织立项评审与预算评估；通过后报经财政部批复，之后下达课题预算。

中央用于科技的财政拨款连年增长。2011年，基金委所发生的科研项目支出达到科技部半余——146.1亿元。基金委一直坚持给予科研人员更大的研究空间，主管的自然科学基金也是国家层面自由选题研究的唯一渠道。可惜的是，这一赢得科研人员普遍好评的基金资助机构，爆出了这起贪污、挪用巨额科研经费案件，震惊科研界。

基金委庞大的经费曾一度掌握在三个人手中——副处长吴锋、会计卞中与另一名出纳。至2003年案发前，基金委一直采用“以拨代收”的方式管理经费，也就是基金会将课题经费拨出后，收到银行回单和银行对账单，即视为课题承担单位收到款项，并不要求对方提供收据，而且，由于人手缺乏，会计和出纳混岗，卞中正是利用这些财务管理缺漏，以退汇重拨和伪造进账单等手段贪污和挪用科研经费。

卞中案后，基金委对财务管理进行了整改。对每一笔拨款都事先下发通知书，并要求受资助单位核对金额后寄回收据作为入账凭证。

不过，除了财务纰漏，此案还暴露出一个更匪夷所思的情况：在长达八年时间里，因卞中的行为，有将近200家单位没有拿到所承担的课题经费，或者只拿到了一部分，却无人对此提出质疑。

科研经费拨款普遍滞后，在科技界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据了解，年初启动项目，年中甚至年末经费才到账的现象经常发生。中科院化学研究所一位副研究员介绍，课题申报获批并与科技主管部门签订合同后，研究所的财务处一般就可以给课题组开设专用账号，财政部门划拨的经费到账前，研究所往往用自有经费先行垫支，供项目启动使用，经费到账后进行冲抵。由于划拨经费滞后是常态，科研人员和申请单位大多不会主动去催划拨经费。

实际上，有受资助单位打电话催款，卞中以尚未收到相关手续来搪塞，被催紧了，就腾挪其他项目的经费救急。

科研经费划拨迟滞这一怪现象，源于一个项目时常牵涉多部门、多单位，“立项”和“经费划拨”由不同部门掌管，各部门之间协调、衔接时有脱节（参见图表）。这些项目也十分庞大，下设多个子课题、数个研究机构参加。

“财政部门每年在短期内要处理几万个项目的预算审核、划拨经费，同时又缺乏具有较强专业能力的中间组织的支持，还不能粗枝大叶，导致经费划拨时间漫长。”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元说，这反映出的是长久以来存在的行政化协调弊病。

对于拨款迟延问题，科技部和财政部开始按照科技人员的需求，每年加快拨款速度，要求每年90％的拨款任务在4月底完成。财政部专门印发通知，要求2011年立项的民口重大专项项目预算于2010年7月30日前报送，以保证经费及时到位。然而，截至2010年9月底，没有一个专项报送2011年预算。从2008年的数据看，当年1月－9月，科技部所属科技计划项目的预算执行率只有75.24％，基金委只有33％。

课题负责人：科研管理一手抓

中国多数高校、科研院所在科研项目管理责任的设置上，都是采用“课题组负责制”。

课题立项后，项目承担单位的财务部门设立单独账号，实现经费的独立核算，以确保专款专用，而在项目执行过程中，课题负责人享有科研经费的有限使用权和有限审批权，对每一笔支出的真实、合理、合法负责。

所谓有限是指支出额度和使用范围。如中科院一些研究所规定：3000元以内的经费支出，课题负责人签字即可报销；3000元－1万元的支出，需要由实验室主任审核签字；1万－5万元的支出，则要由主管副所长签字；5万元以上的支出，必须由所长签字才有效。

尽管如此，课题负责人通过化整为零等方式，对所承担课题的经费具有更大的支配权。

原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段振豪事发时，担任地球深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和课题负责人，按规定他可以做主1万元以内的报销。自2002年至2011年间，段振豪承担项目资助经费约计1081万元。这些经费的使用基本由他本人和秘书车春兰掌握。两人以报销科研项目经费为由，使用虚假票据报销差旅费、复印装订费，骗取科研经费共计124万余元，车春兰得到少量好处费。另外，车春兰独自用虚假票据报销租车费、劳务费、差旅费共计17.85万元。

2011年5月间，段振豪又利用科研经费设立虚假子项目，套取现金。此案证人证明，其曾帮助段振豪以网站制作名义串过现金，合同数额为5.85万元。2013年元旦前，段因贪污罪被判有期徒刑13年。

段的作案手法，在财政部、科技部等部委多项规定中均严令禁止。《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央财政科技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中规定，严禁违反规定自行调整预算和挤占挪用科研项目经费，严禁各项支出超出规定的开支范围和开支标准，严禁层层转拨科研项目经费和违反规定将科研任务外包。但这些作案手法在科研圈已不鲜见。

与中国课题组制相似的英国，项目经费拨款后，也是由所在学校管理，由校财务设立项目账户。“课题负责人不直接管钱，且对经费使用非常自律。”一名在英国高等研究机构服务的研究员说。

课题负责人将科研经费视为自家“小金库”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约有80％的科研经费需要通过竞争获取。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为鼓励科研人员争取科研经费，自行制定内部政策，允许从课题经费中提成作为科研人员的奖励。

美国东华盛顿大学商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宁分析，收入与课题数量挂钩，这是变相鼓励科研人员多申请课题，而不是根据自身能力和学科发展需要量力而行。

项目执行: 管理和财务脱节

涉及科研经费的犯罪案例与经费管理方式密切相关。中国课题经费不乏使用过程的财务监督，但未能起到效用。

国家主体科技计划项目，程序十分严格:课题承担方每年度要填写财务决算报告，讲明课题经费管理和使用情况，报送科技部后，才能获得下一年度继续拨款。项目还需做中期评估，由科技部组织专家或委托中介机构，会同财务部进行专项财务检查或评估。在课题完成后，课题负责人还要协助课题承担单位向科技部提出课题财务验收申请。

问题主要发生于课题承担单位财务与科研两部门的脱节。清华大学《中国财政科技拨款体制的若干问题与对策研究》（下称《科技拨款研究》）分析，科研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为两个互不相干的独立部门，导致科研部门只重视争取项目，而经费使用是否合理有效，不在其评估和职权范围内；财务部门又对科研管理规定不熟悉，只能判断经费使用是否符合财务规定，无法判断是否合理。

按理说，财务部门对项目经费拥有审核权、核算权和监督权。比如，在申报课题预算时，规定要求课题负责人会同财务部门制定预算，但实际操作中，“财务只是履行表格上的签字盖章，很难对课题经费有发言权”。《科技拨款研究》课题负责人汝鹏称，“清华财务部门管理已经很严格，即使支出经费买书，财务人员都要求看小票，检查是否与课题相关，但因专业偏差，财务很难监管到位。”

这就使一些经费执行人员有隙可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下称北航数学院）党政办公室主任孟江涛案颇为典型。程序上，北航数学院的经费支出，需经大学、学院及项目负责人三层财务监督。然而，由于财务人员对课题经费使用没有行使权力，孟江涛得以通过伪造领导签字这一简单手法，多次作案。他伪造副校长、院长签字，虚开会议通知，虚构会议支出和办公用品等，多次挪用项目经费共计237万余元。

北航副校长郑志明在数学院承担了多项科研课题。依据他的说法，在项目执行实施阶段，如招投标、采购、召开会议等，主要由学院党政办公室主任负责，负责人便是孟江涛。直到孟案发时，郑志明查了自己的课题经费，才发现原本100多万元的经费只剩下4000多元。而案情的最终败露，并非财务人员对项目使用的合理性质疑，而是北航数学院的一名行政秘书偶然发现，孟江涛经办的几笔经费报销单上，领导签名的笔迹与以往不同。

经费使用：侵占“潜规则”

课题经费使用通常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前者系课题研究过程中直接计入成本的费用，包括人员费、设备费和其他研究经费等。间接费用又称管理费，是因实施课题而发生又难以直接计入课题成本的费用。

这在具体执行中为课题承担方制造了寻租空间。在所有案发的科研经费贪腐中，都存在科研单位工作人员巧立名目，通过报销形式非法支取或占有科研经费的直接费用的现象。

课题组一般由研究人员、辅助人员和临时聘用人员组成。依相关规定，由科技主管部门拨款的课题，劳务费应在项目申请书及项目任务书中有预算，且劳务费只能发放给临时聘用人员，以及参与课题没有工资性收入的相关人员。

虚发劳务费是公开的“潜规则”。2012年，“中科院以项目名义发近亿元福利”的报道沸沸扬扬，中科院新闻办公室在接受媒体访问时也承认，根据审计署的审计，该院所属九个单位在部分科研项目执行过程中，确实存在扩大人员经费开支范围的问题，其中绝大部分用于职工工资，极少量用于科研项目聘用人员的社保费等。事后，中科院将科研经费归还原渠道，并调整了会计账目。

科研人员对此亦有无奈情绪。汝鹏就表示，“该花的人工钱，项目经费无法列支。比如，一个项目请博士后就不能够列支劳务费用，研究员在项目上的劳动付出也没有回报。按科研经费中的劳务费规定，只能够去请一些对项目意义不大的学生，这不利于项目的进行。”

国外的科研经费也有很大比例用于人工费支出，是依据市场定价的基础，付给课题组长以外的博士后等人员。比如，美国大学的教授，如果是9个月岗位，其申请的项目经费可以用来支付自己另外3个月的工资，必须以其现有工资为参照，而且必须在项目申请的预算里明确列出；如果是12个月的岗位，则教授不允许从科研经费中支取劳务费。

“在中国，课题组长们从科研经费中提成最多，这是不合国际惯例的。”美国东华盛顿大学商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宁表示。

《科技拨款研究》以英国的草原及环境研究所为例，展示了这家研究所2003年－2005年的财报数据，显示三年中员工成本稳定保持在项目经费总支出成本的52％－54％之间。“这保障了英国科研人员的收入，使得他们不会因小钱而去贪污挪用科研资金”。一位英国研究人员表示。

中科院新闻办称，政府有关部门正在研究科技资源配置制度的深化改革。近年来，国家部分科技计划已经允许在科研项目经费中按一定比例开支必要的人员经费。

审计：堵漏晚矣

一个科研课题结题时必须通过财务审计验收，事实上因审计而发现问题的案例多属意外。

中科院自动化所生物测评中心原主任助理何杰因国家审计署的专项审计而案发。案发之际正值其新婚，这个“被带走的新郎”令经办该案的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检察二处副处长张小兵记忆犹新。他告诉《财经》记者：“当时审计署审计发现有一个公司总是收到科研经费，但没有产生产品，去工商局调取该单位法人照片，恰巧审计过程中有相关人员是搞人脸识别技术的，一眼就看出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就是何杰本人，他用的是高中时候的照片。”

这完全是审计署的偶然发现。“何杰的案发属于延伸审计，而一般不进行延伸审计。”张小兵称。

检方指控，2005年至2006年，何杰以自动化所名义，与北京蓝盾信安科技公司签订两份虚假协议，并使用蓝盾公司出具的发票，在自动化所报销71万元。该公司是其伪造“刘长利”虚假身份证明注册的。此外，何杰还利用职务之便，截留7.2万元测试认证费。最终，何杰因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以国家主体科技计划项目为例，按照程序，结题时，专项经费1000万元或以下的课题，由课题承担单位在科技部认定的会计师事务所范围内，自行选择一家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结题财务审计。专项经费1000万元以上的课题，由科技部条财司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

广州一位大学教授告诉《财经》记者，“审计相当严格，我有九笔报账清单被要求查看，有研究生补贴、实验经费、交通、内部合作转账等。其中，内部合作转账一项，我的研究生在经办时第一次打错银行卡，于是又转了一次，对此审计提出疑问。按要求，全部审计完后，对有疑问的账目需要课题负责人当面解释说明。”

依据审计报告，课题主管部门再组织财务验收专家组，或者委托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进行财务验收。验收结束后，课题承担单位需在规定时间内，将课题结余资金按原渠道上缴。

在实际操作中，这种外部“事后”审计较为严格，但许多贪腐之举此前已经完成。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副局长罗猛对《财经》记者分析，“绝大部分单位对权力运作的事后监督多，预防性的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少。”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监察审计处工作人员薛凯麟的观点是，传统的“事后”监督应转变为，“事前－事中－事后”立体式监督模式，由传统的“项目负责人－项目子部门－经费使用人”的纵向审计，向“学校科研部门－财务部门－项目负责人”的横向审计转变。

此外，目前国内没有“对科研经费的使用情况和效益性相关的责任制度，缺乏对经费使用的有效监督手段”。薛凯麟说。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科技部的一份通知中提出，将逐步建立国家科技计划（基金等）经费的绩效评价制度。

篇3：瑞士信贷:中国经济的两大症结

这两大症结不除, 经济很难回到双位数的增长。

不要预言通胀何时见顶, 见顶之后可能还有新顶;不要预言增长何时触底, 触底之后也许又有新底。不要预言货币政策何时转松, 任何定向宽松估计都是技术性的, 货币环境正常化才是今后若干年的主调;不要预言房价何时反弹, 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对房价其实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在我们看来,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弱增长周期, 它的背后乃是弱信贷周期、弱出口周期、弱房地产周期、弱中小企业周期。

目前中国经济, 除了流动性泛滥、资产泡沫化之外, 存在着两大症结——银行去中介化和经济去实业化。这两大症结不除, 经济很难回到双位数的增长。许多人认为, 现在银根很紧, 我们不以为然。这里有三组数字, 比较眼下的金融环境与雷曼倒闭之前的环境, 暂且假设雷曼危机前的金融水平处于相对正常状态。从贷款及货币供应看, 今天的新增贷款GDP比率是20.4%, 雷曼前为17.8%;今天的总贷款GDP比率是120%, 雷曼前为99%;M2GDP比率, 今天为182%, 雷曼前为153%。从利率角度看, 一年期贷款利率为6.3%, 雷曼前为7.5%;一年期存款利率为3.3%, 雷曼前为4.1%。从这两组数据看, 目前的货币环境远松于雷曼倒闭前的水平。

第三组数字则显著不同。今天的存款准备金率为21%, 雷曼前为17.5%;一月期上海同业拆借利率目前水平也大幅高过三年前的水平。这组数字的确偏紧, 不过这仅反映出银行体系内资金短绌, 全社会范围内流动性并不差;这仅反映出银行无法将资金有效地配置到实体经济中最有需要的企业与个人手中, 并不代表金融领域内的投机者缺少资金。银行的金融中介功能似乎出现了弱化。当储蓄进入银行, 第一个20%被锁进央行的准备金账户, 动耽不得。第二个20%借给了地方融资平台, 如今只有不断续期才能使贷款不变坏帐, 也动耽不得了。第三个20%去了信托基金, 央行限制贷款额度, 银行便以投资的名义将资金注入信托, 最终进入房地产项目, 大多资金也被死锁, 动耽不得。第四个20%给了大型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不缺钱, 投资速度也已放缓, 于是资金的周转速度下降, 货币效率下降。只有最后的20%, 仍在银行全权和自由掌控之中。假如一个人的肺部坏死五分之四, 他一定跑不快, 这便是中国银行业目前的资金分配效率。

篇4：传播疲劳三大症结

当喧哗归于平静，如果做一个小调查，那些为“神舟六号”事件营销砸下大把真金白银的企业，哪一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恐怕很少有市民大众能指出一二。北京华盛时代广告公司首席策划李光斗表示，“神舟六号”的营销大战明显不如“神舟五号”做得好，“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客户脱颖而出”。

“神舟六号”事件万人瞩目，企业肯投入巨资，看中的当然就是这种注意力。面对“神舟六号”发射升空，曾创造“神舟五号”营销神话的蒙牛乳业副总裁孙先红就坦陈，“观看‘神舟六号’发射电视直播的人数将超过5亿，这是非常难得的资源。”然而，为什么那些赞助企业在这次“神舟六号”事件营销中表现平平，被业界认为患上了“‘神舟六号’传播疲劳症”？症结何在？

传播大环境已变，赞助企业还在跟“疯”营销

营销专家问的第一问题是，有哪些赞助企业认真分析过“神舟六号”与“神舟五号”的传播大环境有何不同？专家指出，“神舟五号”是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而“神舟六号”则是第二次，根据传播递减原理，相比较而言，“神舟六号”的轰动效应弱于“神舟五号”。 当“神舟五号”的赞助企业少且事件营销的力度薄弱时，蒙牛抢先发力，自然饮得“头啖汤”。而此次“神舟六号”的赞助商猛然间翻了一倍多，不仅数量达到了13家，产品也从饮用水、牛奶横跨到空调、养生酒等，因而众声喧哗，对消费者的心理冲击大打折扣。

面对众多企业蜂拥挤入“跟风营销”的热情，一直对“事件营销”比较关注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教师刘茜表达了自己的困惑：“一些企业到底想要得到什么？这个事件的影响力和它的产品特性有没有真正的联系？它的消费对象是谁？市场目标是什么？”

至于企业能不能清晰地解答这些问题，刘茜认为，首先要看企业在决定采用这种营销方式前是否做过市场调查。企业只有先对这些问题有了清晰的定位后，当外界有事件发生时才能迅速做出判断：究竟有没有必要搭乘这样的便车，避免陷入凡是大活动都要参与的盲目状态。

“以前可以说是‘跟风’，但现在更像是‘跟疯’。”知名营销观察人士黄江伟用这种调侃的语气来描述一些“神舟六号”赞助企业的市场行为。

传播同质化，未能深挖品牌与“神舟六号”的契合点

“在为‘神舟六号’喝彩并掏出大把大把的金钱时，传播同质化的现象已经很严重，比如你是合作伙伴，我也是；你是赞助商，我也是；你赠送产品，我也不甘示弱。但群雄扎堆营销的做法最终反馈到市场和品牌上究竟有多大正向的推动力？”市场观察人士曹增光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至于普通的祝贺“神舟六号”飞天的广告，李光斗表示，这些贺电往往湮没于众，不能给人留下任何影响，“贺客盈门的情况下，送的礼物必须要有特色”。

曹增光指出，一窝蜂争食的做法未必能收到预期效果，在众多企业一拍脑门奔向热门事件的时候，有没有冷静思考一下，单纯挂个“神舟六号”的标签，消费者就会趋之若鹜地为产品买单么？

“为了迅速拉动销量本无可厚非，” 曹增光表示，“但在事件营销的过程中应该仔细琢磨一下，事件本身与品牌的契合点，进而提炼出更为贴切品牌内涵的内容加以诠释，而不是简单地挂个事件营销的帽子去大作特作。”

李光斗也认为，这些企业患上“‘神舟六号’传播疲劳症”的原因，是没有找到自己产品跟“神舟六号”的关联性。蒙牛“神舟五号”营销成功的核心，“关键是蒙牛找到了自己的产品和这一事件的关联性”。李光斗指出，借助大事件营销，就像请明星做广告一样，必须找到企业和这个“明星”的关联性，否则就是两层皮，给人留下的印象不深刻，稍纵即逝。

在李光斗看来，蒙牛找到了“强身健体”这个和“神舟五号”的关联性，而诸如科龙这样的企业，除非说明自己的技术和“神舟六号”的高科技相关，否则就容易让人忘记。

心态浮躁，忽略事件后期连续性的管理

从企业一窝蜂似的“神舟六号”事件跟风营销中可以看出，“目前国内企业在运用‘事件营销’时缺乏平和的心态。”刘茜评论道。

刘茜认为，这些企业尤其看重当时有多少家媒体在报道这件事情，当时有多少人关注并购买了产品等短期效果，而忽略了后期连续性的管理，“当时销售量的提升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其实‘事件营销’本身最大的作用就是让人们能够对产品或品牌有一个认知，其他效果则取决于事后的相关工作”。

“单个事件产生的影响毕竟是短期的，而消费者对一种产品从认知到最终成为忠实的客户则是一个层积过程。”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公共关系系副教授何辉指出，“这就更需要事件过后有一个连续性的管理，需要企业在以后的活动中通过各种相关信息不断地提醒消费者，不至于事件降温后就被人们淡忘，前功尽弃。”因此，何辉建议，企业在事件营销之后可以顺水推舟地做适度的促销活动，让消费者对产品有体验的机会，同时企业再通过广告潜移默化地培养消费者的这种偏好，慢慢地引导他们成为企业的忠实客户。

事件背景

众品牌争食“神六”盛宴

据东方早报10月12日报道，中国航天基金会所收到的赞助已经超过3000万元。中国航天事业冠名商分“合作伙伴”、“赞助商”和“特许企业”三类。“合作伙伴”是最高级别的冠名商，它同时也是“赞助商”。而中国航天基金会一般在一个行业或领域，只授权一个冠名商。

获得“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称号的共有8个企业，它们包括：内蒙古蒙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飞亚达(集团)有限公司、香港查氏纺织有限公司、科龙集团、中石化长城润滑油、匹克运动鞋、广东凤铝铝业有限公司，其中后4家是今年新增的冠名商。“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是中国航天事业最高级别的合作类型，其产品、技术、服务享有在所属领域内惟一可以使用“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中国航天专用产品”标识的相关权。

广东大印象公司、飞亚达、农夫山泉、新时代健康产业集团、福建晋江福原食品、福建雅客食品也被授予其他级别的赞助商身份。其中，广东大印象公司的乾隆御酒成为了惟一被授权的中国航天专用庆功酒。中国航天基金会已向国家工商总局申请了15大类、174个品种的产品上相关冠名权。现在已获得有关称号的企业才10多家，所以，还有相当多的空白领域，可供其他企业来参与冠名。

没有成为赞助商的企业，也通过其他方式充分利用“神六”升空的时机。海尔以及康佳向航天员捐赠了生活用电器；康佳集团则为中国航天员中心捐赠了高清数字液晶电视、等离子电视等。云南海鑫茶叶、云南康乐茶叶得到付费提供10克云南普洱茶搭载“神六”的机会。

篇5：语文教学的症结何在

语文教学的症结何在

语文教学的症结在于对语文本质特性--工具性认识不足,写作教学没有放到应有的地位,语文教师自身素质不高,大众化教学的制约,高考命题难以消除的`缺陷,等等.

作 者：刘志庆  作者单位：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常州,213015 刊 名：考试周刊 英文刊名：KAOSHI ZHOUKAN 年，卷(期)：2009 “”(12) 分类号：G63 关键词：语文教学   症结   素质教育  

篇6：用人腐败是甲午战败症结

据中国军网1月10日报道，威海军分区司令员丁伟杰撰文探讨中日甲午战争的教训与思考。

用人腐败——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的一大症结

济南军区威海军分区司令员 丁伟杰

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近日，笔者再次察看了驻地刘公岛上陈列的“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感慨良多。

分析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的教训，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观点不一。笔者戍守甲午故地威海，研究大量史料发现，北洋海军的甲午之败有体制腐败、防御消极、挪用军饷、指挥不当等诸多因素，此文不作一一评述，仅从北洋海军用人腐败这一角度加以探析，浅谈一见。

教训之一：用人徇私结派、拉拢裙带，必然造成英才不举、军机贻误

北洋大臣李鸿章于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1875年5月30日)奉旨开始督办北洋海防，而创办海军就要有人统领，丁汝昌被李鸿章物色为北洋海军提督人选，固然有多种原因，多方见解，但与丁汝昌系淮军出身，是李鸿章安徽老乡则有直接关系。

从丁汝昌投奔李鸿章被留在北洋海防差遣，到李鸿章正式奏请由他统领北洋海军，期间国内第一所培养海军军官的福建船政学堂的前几届学生已经毕业，派赴英国的第一届海军留学生也陆续回国，但李鸿章认为：“各管驾由学堂出身者，于西国船学操法固已略知门径，而战阵实际概未阅历，必得久经大敌者相与探讨砥砺。”当李鸿章将这些有着海军经验的“学生官”排除在海军统领人选之外后，可供选择的也就寥寥无几了。

当时重点的人选有两个人：一个是丁汝昌，一个是洋务派道员许钤身。许钤身精通洋务，而且比丁汝昌更早接触海军，统领海军的条件比丁汝昌占优，但许钤身最大的缺点是桀骜不驯，他曾多次对李鸿章表现不恭，令李心生不快。而丁汝昌虽然出身陆军，也不太懂洋务，但他最大的特点是对李鸿章惟命是从，选择丁汝昌更便于李鸿章控制北洋海军，使它和淮军一样成为自己的私产。

综合这些因素，李鸿章最终把北洋提督的人选锁定在了丁汝昌身上。但有不少亲历战事的军官，曾于战后对丁汝昌出任北洋提督的资格提出过疑问。洋员泰莱称他“不谙航事，实际上为傀儡提督”。也有人含蓄称“海军提督非阅历多年，深谙西法之水师官不可”。

由于丁汝昌不谙航事，导致海军训练针对性、实战性不强，在甲午海战中付出了惨痛代价。

黄海海战中，丁汝昌指挥北洋海军以横阵迎敌，严重限制了舰队机动与舰炮火力运用的有机结合，舰船协同混乱，指挥不力，致使北洋舰队损失5舰，日军虽伤多舰，但一舰未失。

海战后不久，中外评论家就指出，北洋舰队战败“原因虽多，要以横阵之不良为最大失策”。由此可见丁汝昌在海军战役战术指挥方面的缺陷和失误。

同时，也正是由于丁汝昌对李鸿章有恩师同乡的裙带关系、惟命是从的亲信关系，在甲午海战中，面对日军的进攻，丁汝昌三番两次听从了李鸿章“如有违令出战，虽胜亦罪!”的指令，尤其是在刘公岛防卫战中，一味强调防御，保存舰船实力，一次次错失了主动出击的战机，导致刘公岛很快失守，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纵观北洋海军将领队伍，拉帮结派、拉拢裙带的现象比较普遍。

北洋军官大多出身福州船政学堂，以福建人居多，他们人多势众，常常刻意排斥非闽系军官。长期拉帮结派且排挤打压异己，让闽系军官主导了水师军政大权，导致有才能的非闽系军官得不到提升重用，甚至连身为北洋水师提督的安徽人丁汝昌也不得不承认：“孤寄于群闽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

纵观北洋舰队的几十名管带中，较好的如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经远舰管带林永升，在黄海之战中英勇就义。但这样的将领毕竟太少，而且还不被相容，邓世昌就因“不饮赌、不观剧、非时未尝登岸，众以其立异，皆嫉视之。”可以说，派系结党私营，用人失察失误，严重制约了北洋海军军力战力的发展。

教训之二：将领庸才无德，贪生懦弱，注定带来军心涣散、自毁长城

李鸿章创建北洋海军，注重武器装备，开设新式学校，把一些将领送到国外深造，甚至还聘请了164名洋员来华帮教训练水师，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但李鸿章对培育北洋官兵的德行操守却关心甚少。北洋海军正是因为缺少了基本的军人武德和操守培育，导致出现了一大批贪生怕死、懦弱无能之辈。甲午战争爆发时，本应是军人报国、建功立业的机会，但临阵脱逃者比比皆是。

在黄海海战中，中日双方舰队的实力不相上下。北洋舰队的优势是铁甲舰和重炮较多，其中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无论装甲、吨位、火炮口径都是当时世界领先、远东一流的战舰。单纯从军力上看，中国舰队还略占优势，但海战的结局却是相反。反观其败因，北洋海军将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是重要原因。在激战中，济远、广甲、扬威三舰惊恐万状，仓皇逃窜，不但削弱了战斗力，还严重扰乱了军心。尤其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在丰岛和大东沟海战中，两次临阵脱逃，撞坏己方战舰，均谎报军情，极尽能事为自己表功开脱，闭口不谈畏战逃跑之事。

陆军方面，战死的将领只有左宝贵、马玉昆等几位，逃跑的却大有人在。

朝鲜牙山之役，提督叶志超不但仓皇逃窜，还谎报军情，“饰败为胜，欺君邀赏”。清廷不但不追究其领导责任，还令他统帅平壤诸军，诸将以其庸懦无能，皆轻视之，失败之命运，不需日军来攻，已可预知。果然，叶志超故伎重演，率部“一夕狂驰三百里”，退过鸭绿江，朝鲜战场彻底溃败;旅顺是清朝经营多年的远东第一大军港，是渤海的钥匙，北京的门户，从地理位置、防御体系来说，只要守城官兵士气旺盛，指挥得当，坚守数月不成问题。但守将龚照屿“贪鄙庸劣”，未见敌军就乘小船逃往烟台，守军土崩瓦解，日军只用了6天就攻占旅顺。

更为严重的是，在刘公岛之战中，北洋海军官兵竟发展到集体投降哗变的地步。洋员马格禄与部分军官牛昶昞、严道洪等请降，“各管带踵至，相对泣”，“刘公岛兵士聚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觅生路。”管带王平竞带领十艘鱼雷艇结伙逃跑，结果被日军或击沉、或俘获，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就悉数毁灭了。北洋海军官兵如此贪生怕死，自乱阵脚，自毁军心，岂有不灭亡的道理。

反观甲午海战中不乏英勇作战者。刘公岛南2海里，岛岸线不足千米的日岛炮台上，管带萨镇冰带领30余名水兵，用仅有的8门火炮抵抗住了日本舰队25只舰数百门速射炮的轮番围攻，直至弹尽炮毁。共激战坚守8天，击退日军海陆军多次进攻，大大迟滞了日军攻占刘公岛的脚步。以民族英雄邓世昌为代表的部分将士，表现出了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英勇作战，以身殉国，但像这样的壮举毕竟屈指可数。倘若北洋海军官兵皆能英勇无畏，群起而战之，恐怕战局就会另当别论。

教训之三：治官执法不严，管教不力，势必导致精神萎靡、军纪涣散

甲午海战，北洋舰队屡战屡败，溃不成军，没有打过一个胜仗，没有击沉过一艘敌舰。这与当时的北洋海军军纪涣散、部队精神萎靡有着直接关系。

北洋海军诸将领统带部队，不能以身作则、严格治军，加上大气候的影响，造成北洋舰队管理混乱，军纪涣散。据史料记载有二例：

1886年8月，北洋海军应邀到日本长崎访问，官兵上岸后在妓馆闹事，与日人殴斗引起事端，导致8人死亡、42人伤残的重大事件。事后李鸿章不但不处理，还以“武人好淫，自古而然，只要彼等追求功名，自可就我绳尺。”为其部属开脱，一味姑息迁就;丁汝昌在海军基地刘公岛营造店铺敛财，岛上开设赌馆、烟馆、妓院等多达70多家，因此还与部下发生龃龉，他自蓄优伶演戏，生活骄奢淫逸。

实际上，北洋海军成军之初曾仿效英、德海军制度，制定了内容详尽、规定严格的《北洋海军章程》，包括船制、官制、考校、军规等十四章，共三万余字。同时，军事训练也很严格，曾聘请英国海军上校琅威理为总教习，全权负责训练。

琅威理出身皇家海军，责任心极强，“日夜操练，士卒欲求离舰甚难，是琅精神所及，人无敢差错者。”不论操阵、研炮、营规，皆要求达到世界海军的水准，不久军容为之一肃。

但琅氏任职后期，舰队的中高级将领对他执法过严，深为不满，矛盾日增，尤其是副提督刘步蟾与琅氏矛盾积深，在集体诋毁下，最终琅氏愤然辞职离去。

琅氏离职后，北洋舰队“操练尽弛，自左右总兵以下，争携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

北洋海军还发生过用军舰载货载客挣钱和从朝鲜走私人参牟利的事件。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在威海、烟台、福州有5套公馆，娶有两房姨太太，在舰队常去之地金屋藏娇。威海之战的紧要关头，来远、威远二舰管带邱宝仁、林颖启还在岸上嫖妓未回，二舰无人指挥，都被日军击沉。北洋海军许多管带还以权谋私，把军事训练、保养船械等款项侵吞，致使船械“应换不换”、“应油不油”，战技术性能受损。

同时，由于军纪废弛，各舰管带虚应敷衍，弄虚作假，致使北洋海军后期军事训练形同虚设，打靶演习时“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驰。码数已知，放固易中。”来远舰大副张哲荣在战后反思：“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故一旦兵兴，同无把握。虽职事所司，未谙款窍，临敌贻误自多。”

可见，北洋海军对将领的粗管疏问、放纵迁就，导致了贪腐之行滋长、骄奢之举蔓延、虚假之风盛行，注定了北洋海军倾覆灭亡的历史命运。

甲午海战给中国军人留下的重要警示：腐败是毁军亡国的第一破坏力

潮起潮涌提剑立，一生长为国家忧。遥想当年，威海湾刘公岛前，舳舻相接，旌旗蔽空，可谓盛极一时，世界惊叹，然而仅仅6年之后，北洋海军却因用人腐败问题，导致官员队伍整体无德昏庸、无能懦弱，致使这支庞大的舰队樯橹灰飞烟灭了，这不能不给我们以深刻的警醒和启示。

北洋海军用人失察失误的教训，关键是选人用人的标准不清、界限不明，往往带着“长官意图”选人，搞先入为主;带着“虚光浮影”选人，搞概略瞄准;带着“门户之见”选人，搞裙带提携，导致提拔使用了一些无德无才无能、吹牛皮说大话玩花活的官员，出现了用人不准、用人不公的腐败问题。

由此联想我党成立90多年的历史，能够领导中国革命斗争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正是因为始终坚持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选拔任用根本标准，才确保了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忠于党的可靠的人手中，形成了坚强有力的领导。以史为鉴，军中用人，贵在坚持用战斗力标准选人。

当前，我们有的单位在选用干部时，还存在没有完全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的问题，考虑“管得住、不出事”较多，关注“冲得上、打得赢”不够;考虑眼前资历和背景来头较多，注重知识结构和创新能力不够。

邓世昌在北洋海军中是不可多得的懂海军、能作战、要求严的将领，但在晚清官场“累日以为劳，计岁以为阶”的大环境下，他因年龄轻、资历浅，“虽贤智而终不得越”。因此，围绕能打胜仗目标选人用人，必须把战斗力标准立起来，落实到干部考评任用的全过程，多选打仗需要的人、研究打仗的人、关键时刻能冲上去的人、富有血性和责任担当意识的人，确保把政治上可靠、能思打仗之策、练打仗之技、务打仗之效的优秀干部选出来、用起来。

用人是最大的导向，也是最大的形象。用好一个人，激励一大片;用错一个人，打击一大片。优化选人用人环境，就要积极营造“有为者有位、吃苦者吃香、实干者实惠”的鲜明导向，努力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要贯彻群众路线。金杯、银杯不如官兵的口碑。一个干部工作、生活在官兵当中，其德才如何、表现怎样，能不能胜任本职，官兵看得最清楚，也最有发言权。因此，选人用人要切实落实好官兵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真正做到考察评价看公论、选拔任用重民意，加上严明赏罚、违法必惩、违纪必究，就会让那些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干部没有市场。

如果对那些不轨之举、不端之行宽容，实际上就是对公正和公平的亵渎，是对老实人的轻慢，是对实干者的漠视。

篇7：中国大学生的症结

我突然领悟到，人的学习能力也是一种资源，善于开发它，它就用之不尽，竭泽而渔，必然殃及后日。学习能力是个综合指标，包括传统观点认识到的智商、学习方法因素，当然也包括学习的愿望。学习本来是让人进步的，可为什么我们总说“学生苦，苦学生”呢？那是因为学习是一种在单调中创造精彩的过程，知识不是感性的知觉、浮躁的大脑可以把握的，人需要让心沉下去，凝于所格之物，一段时间后才有所领悟。学生时代我们一方面接受事物很快，另一方面又充满青春和躁动。所以这个时期，让心静下来的时光是最宝贵的。

可是，心静不能靠压抑，正如防洪不能靠堵，一个年轻人，如果不能发现自己内心由衷感兴趣的事物，是很难单靠意志力将心凝住的，即使真的这样做到了，也是违背自然规律的。但凡违背规律的事，大自然一定会找回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一个学生，长时间的被逼迫去学自己不愿意学习的东西，青春能量的累积肯定是要释放的，因为青春本来就充满着对丰富性的诉求，本来就该是激荡的河流，而不是水龙管子里被控制了流速的自来水。

可惜的是，没有潜心研究一件事物，就很可能看不到它的真颜，也无法确定自己是不是喜欢它。中国学生在高中肆无忌惮的透支着自己的“静心力”，重复化、模板化、灌输式让我们搞不清楚喜欢还是不喜欢了，甚至，即使是本来喜欢也变得讨厌了到了大学，好多学生的“静心力”已经透支殆尽，需要去闯荡、去折腾来为生命注入新的丰富性，这样才能补充新的“静心力”。然而大学时代一个青年理性意识萌醒，渐渐具备了对问题的独立思考能力，可以用自己的认知重新理解、构架他所处的时代和世界，正该是好好读书，涉猎各种知识的黄金时期。

大学生不爱学习，静不下心来学习，怀疑学习有没有用，觉得在自习室里坐久了很压抑，考试前预习、学习加复习，考试后不知所云，男生成绩普遍不如女生，保研男丁稀少。这些问题，我以前看来都觉得错在我们学生没有尽自己的本分，错在青春的荷尔蒙分泌太多了，今天对比美国学生的状况，我不禁怀疑：美国的孩子为什么大学里能静心学习，是他们比我们更乖吗？是他们荷尔蒙分泌的比我们少吗？显然不是。有些问题出现了，我们不要急着找出“罪魁祸首”，不要忙于拿“不努力”这样的态度性的词汇来定性，问题没有这么简单，背后是有深刻的根源的。

童年、少年的时代本来就该是用来玩的，理性梦醒之前，自然的意志充盈着少年的心灵，教育要做什么呢？教育就是要让孩子们把自然的意志充分的舒展开。一个16、7岁的少年，生命中就不该有什么big deal，他可以勇敢地承接内心的感受，并把感受翻译成行为。着急懂事吗？为什么要着急呢，该懂事的时候自然就懂了。

大自然是守恒的，今天你将压力前置，明天必然会有后置的释放，今天你透支了“静心力”，可以每天持续地学习，明天就是一批批大学生，在理性萌醒的时候感受不到运用理性探求真知的愉悦。你想获得超额收益，结果错置了时间，获得的效果更差。所谓“少壮太努力，老大更伤悲”，不是劝学子不要努力，而是说努力也要遵循着一个自然规律。

中国很多大学生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学伤了”，不是说这群人丧失了学习能力，至少大学时代，这个本应该最适合学习的时代，不适用于这群人。这个群体需要为生命注入丰富性的元素才能恢复“静心力”，从而恢复学习能力。

事已至此，已经丧失“静心力”的我们该怎么做呢？毕业工作是个好选择，读研也可以，不过应该换个学习的方式。前阵子和杨威学长聊天，他说自己是确定了那个研究生项目只有半年时间在学习，其余时间都在做项目、外出交流才决定读研的。“知道这个项目学习时间少，所以选择这个项目”，这乍一听很别扭，实则是适应我们之间的生活经历的。

学制、老师、学生，构成大学的三大元素都没有做好演绎一个“大”大学的准备，三者的结合就形成了“变型的大学”，西方大学的每件事，我们也都做了，但是做的每一招每一式都差了微妙的一点。处在这个时点的中国大学生，当重新思考我们的大学实然的是什么样子。

篇8：我们的教育症结何在?

一是教育功能的异化倾向

我们倡导教书育人、培养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但是当前, 教育的选拔功能不断扩展, 比如, 初中教育的目的是为让学生升入好的高中, 高中教育的目的是为让学生升入好的大学, 甚至大学教育的考研功能、硕士研究生教育的考博功能都在不断强化。与此同时, 教育育人功能有所弱化, 分数至上, 升学第一, 学生全面发展成为次要。与之相关的又必然带来两大顽症:一是中小学学生负担居高不下:二是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异化为一种“工具”, 失去了教育原本的价值追求。

二是教育观的庸俗化倾向

引领社会与服务社会是教育的两项基本职能。但是, 在许多情况下, 我们过多地强调服务, 而轻视了教育对社会的引领。例如, 中小学学生仍处于重负之下,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 社会与家长要孩子接受“更高更好”教育的诉求在不断增长。在许多地方, 对教育质量的考核由高考录取率转为一本上线率、“211”“985”学校的录取率, 好像上了这些学校才是接受了“更高更好”的教育。从科学的教育观来说, 最适合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 “适合”就是适应社会需求、适应学生特点。因而, 中职教育、高职教育与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绝无好坏之分。如何破除对“最好”的迎合和追求, 如何真正引领社会, 教育的使命还任重道远。

三是教育追求的功利化倾向

教育的追求应当是多元的, 但其主体追求应当是非功利的。近代以来, 一直存在着三种教育追求: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个人兴趣而读书、为功名利禄而读书。值得注意的是, 第三种追求有不断增加之势, 使教育追求的功利化倾向越来越严重。以大学的学术研究为例, 几乎所有的大学都陷在考核与攀比的漩涡中, 追求各种指标的数量, 从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 到博士点、硕士点;从论著总量, 到三大检索的论文数量等, 真正的学术精神被弱化甚至并化。众所周知, 大学应该自觉地承担起以科学、思想、文化来引领社会的历史责任, 大学应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家园、科学摇篮、文化基地。当整个社会出现功利化倾向的时候, 大学应该保留净土的本色。

四是教育内容的教条化倾向

教育内容既要立足传统, 传承科学, 又要紧紧把握现实与未来, 它是鲜活的富有生命力的科学组合, 但是, 在一些地方和课程中, 教条化倾向在窒息着它的活力。如某地小学6年级《思想品德基础训练》上有这样一道选择题, 内容是:“现在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是为了什么?”有三个备选答案:“1.将来找一份好工作;2.建设现代化强国;3.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许多同学分别选择了1和3, 而标准答案只有2, 其他的任何选择都是错误的!这个小例子说明我们教育有多么教条, 要求学生死背标准答案。生龙活虎的学生被“产品化”了, 师生的创造力被扼杀了, 想象力被抑制了, 这不是一个小病, 而是一大致命的病根。

五是教育体系的僵化倾向

我国的教育体系主要有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三大系列, 三大系统之间互相封闭, 无法沟通。比如, 一个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 往往只能升入高职院校学习, 升入普通本科院校的机会极少, 这无疑直接制约着一个人的人生道路, 并且对于建设学习型社会是一种巨大的制约。我们应当积极构建互相贯通的教育体系。通过学分互认、学籍与学历互认, 使全部的学生乃至全部的社会成员都能在不同时段、不同条件下选择最为适合的学习方式。

六是教育理性的弱化倾向

教育理性就是不媚俗、不唯上、不唯钱, 真正按照教育规律办学。近年来, 这种科学理性有不同程度的弱化倾向。以大学教育为例, 一些大学盲目跟从就业需求, 不从教育规律和本校实际出发, 一味强调以就业岗位需求为方向设置专业与课程, 不断开设所谓新专业, 这未必符合教育理性的要求。

七是学校设置的层次化倾向

教育的层次化是指我们的学校是按层级划分而非按类别划分, 把学校分成一级一级的, 人为地形成高下优劣。这种不科学的划分法, 不仅导致了学校的攀比心态, 更严重的后果是, 造成了各类学校在办学定位上的混乱, 导致了学校贪大求洋, 盲目发展, 导致了所培养的人才不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真正的高等教育应该是分成不同类型的, 不同类型学校有不同的分工, 各安其位, 各行其道。有培养精英型人才的, 有培养应用型人才的, 有培养技能型人才的。各类学校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只有培养人才类别的不同, 都应该办出自己的特色。

八是学校的行政性倾向

学校的行政性是指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和思维来解决教育和学术问题, 比如政府像抓GDP一样抓教育, 这是长期以来根植于教育的一大痼疾, 导致学校成了行政权力的延伸, 政府对教育管理, 简单化、数字化和长官意志化, 而不是依法治教, 依教育规律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