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准症结 破解难题 加快发展——关于龙里工业园区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

找准症结 破解难题 加快发展——关于龙里工业园区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精选3篇）

篇1：找准症结 破解难题 加快发展——关于龙里工业园区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

找准症结 破解难题 加快发展 ——关于龙里工业园区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

龙里工业园区是我县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是实施“工业强县”战略的重要举措。目前园区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亟待解决。如何搞好工业园区的建设，如何做大做强，是我县经济发展中不能回避的问题。为此，园区管委会根据工业园区的实际情况，通过深入企业、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对龙里工业园区进行了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龙里工业园发展的基本情况

龙里工业园区是在2002年1月农业部授予谷脚乡镇科技园区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工业园区。2006年5月经国家发改委审核和省人民政府批准升格为省级开发区。2003年4月，经黔南州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龙里工业园区管委会。按照黔南州《州县（市）共建工业园区管理暂行办法》的政策实行“精简、统一、廉洁、高效”的建园方针，诚信招商、优质服务，致力于做好园区企业的服务工作。2004年8月，为解决企业融资担保难的问题，园区成立了龙里金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目前园区总规划面积6.8平方公里,审核面积3.3平方公里，已开发面积约2平方公里，入园企业60家。经过几年来的发展，园区现已初具规模，取得了明显成效，为龙里县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园区经济已成为全县工业经济重要的增长极。2009年，龙里工业园区企业累计完成产值212169.1万元，同比增长33％，占全县规模工业总产值的62.5%；完成税收5932万元，同比增长11％，占全县规模工业企业财政税收的47.8%。园区经济对我县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显著。

（二）园区已成为我县招商引资项目的承载区。园区成立以来，在招商引资的竞争中不断创新思路，在工作中不断改进方法。一是严格实行“销售公司注册龙里、增加地方税收、环评达标、投资强度标定、土地招拍挂出让、优先使用本地工、投资主体变更备案”的七条原则，婉拒了一批高污染、高耗能、财政贡献率低、就业少的项目，逐步实现招商引资向更加注重质量、注重生态的方向转变。二是积极参加各种招商引资活动，广泛地宣传园区。三是利用园区网站发布招商信息和招商政策等，通过网络招商平台，积极开展网上招商工作。四是通过以商引商方式，让现有的外来投资企业影响、带动更多的客商来园区投资兴业。依托工业园区平台，工业园区在招商引资、承接产业转移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园区成立至今，已成功引进浙江红狮水泥、贵州基业钢结构、长通集团、弘康药业、贵州丰达凯莱等51家企业，协议引资316379万元，到目前为止园区已累计入住企业60家。

（三）园区已成为转移城乡剩余劳动力的重要载体。工业园区的快速发展，为我县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使不少富余劳动力解决了就业问题，增加了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平，直接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实惠，有效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截止到2009年底，园区共安置失地农民工520余人，安置我县劳动力3000余人。

（四）园区已初步形成了以制药、机械加工等为主导的产业集群区域。园区成立以来，结合自身实际，坚持走“以大项目带动产业化，以产业化促进园区化”的发展路子。通过努力，已初步形成了以制药、机械制造等为主导产业的聚集区域。目前园区共有制药企业12家、建材企业8家、建筑装饰工程企业8家、机械制造企业4家、其他行业28家。目前龙里工业园区已是全省聚集医药企业最多的工业园区之一。

二、当前工业园区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园区管理体制滞后，运转机制不畅。一是园区管委会虽然名义上是政府的派出机构，但实际上既“管”不了地又“管”不了人，既“管”不了职能部门又“管”不了企业，既“管”不了招商引资又“管”不了项目落地，由于责、权、事不统一，作用发挥受到限制，已不适应当前国内经济开发区行政效能建设的管理与发展要求。二是目前园区管委会编制数为7名，均为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为使园区工作能正常运转，2003年9月通过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向社会公开招考招聘了3名工作人员，并陆续直接聘用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0名。由于园区管委会未能在3年后与财政脱钩，实行自收自支，导致聘用人员工资难以保障，聘用人员缺乏归属感，思想不稳定，工作积极性受到挫伤。

（二）园区经费严重不足。根据《黔南州州县（市）共建工业园区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州、县财政每年按园区企业上缴各种税费后形成本级可安财力的30％返还给园区管委会用于工作运转，人员工资，园区管理、开发以及债务偿还等开支。”但由于该规定一直未能实施，导致园区管委会不能测算出自己自身的偿债能力和每年的经费来源，无法通过资金筹措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来完善园区的服务功能。2009年县财政经费预算为59.5万元，而实际上全年涉及工作经费为116.32万元，经费缺口达56.82万元，缺口经费只能向其它单位暂借。工作经费不足，严重影响了园区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园区规划不尽合理。一是园区建设总体规划缺乏前瞻性，发展空间受限。目前园区的规划是《贵州龙里医药工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2002年8月)按纯工业小区的模式进行规划，城市功能简单，没有考虑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合理衔接。二是产业规划不明确。园区成立之初虽明确把制药作为园区的主导产业，但是进入后GMP时代，可引进的制药企业已不多，一些职能部门在园区的招商引资工作中没能主动营造产业优势，完善产业链的配套，导致入园企业关联度不大，园区对投资商的吸引力和附着力不强。三是园区功能较为简单，由于功能区分不明确，园区开发建设存在一定的盲目性。

（四）土地问题制约园区发展。一是目前园区可供开发的土地已经不多，园区用地需求与用地指标矛盾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有项目无地、有地不敢用或开发后不能办证、办证时间太长等方面，已成为制约园区项目引进和发展的“瓶颈”。二是龙里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尚未完成，导致盛峰二期、彤鑫机械、迪龙药业等九家企业的土地手续不能完善。三是企业良莠不齐，土地资源浪费严重。近年来，为吸引企业入住，相关部门引资过程中无论企业优劣、规模大小，来者不拒。致使一些入园企业圈大建小，有的企业圈而不建，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四是项目征地款兑现困难。一些被征地农户认为目前的土地补偿标准偏低，对征地持观望态度，造成征地款项难以兑现，项目无法动工。

（五）硬件设施投入不到位，基础设施有待进一步完善。一是虽然园区对园区垃圾填埋场、闭路电视、医院和客车站等基础性设施进行了建设，但由于缺乏建设资金，园区内污水处理、雨污管网、供水管网、道路绿化、道路路灯等基础设施长期不能完善，特别是污水处理、雨污管网和供水设施的建设投入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项目进入和投产企业的正常生产运营，离“功能完备、设施齐全”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二是社会化服务还是空白。园区作为众多人员的集聚区，医院、邮政、金融服务、商场、娱乐化设施等还比较欠缺。园区基础设施滞后，已经成为制约园区建设与发展的“瓶颈”，若得不到有效解决，园区的整体形象将受影响，很难吸引更多的企业前来落户。

（六）部门服务意识不到位，企业生存环境仍不够宽松。经济发展软环境仍然是影响园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一方面，部门职能错位，有的以管理者自居，有的“管理、培训就是收费”，有的执法单位动辄罚款，服务企业意识淡漠；另一方面，部门“中梗阻”现象还相当严重，“阎王好见，小鬼难缠”，企业往往在与具体办事人员协调时遭遇“梗阻”。更为重要的是，针对宏观调控的地方政策应对不够及时，各部门对政策信息反应不够灵敏，信息服务力度不够，宣传引导力度不够，尚未做到在思想和行动上的应对准备。

（七）园区经济发展不容乐观。从2009年园区企业完成的产值、税收情况看，建成的34家企业中，神奇、金桥、长通集团（4家）、富华、良济、盛峰、磊鑫、基钢等11家企业保持了良好的生产和发展势头；建工建材、通力达、丰达凯莱、和润机械和彤鑫机械等5家属新建成投产企业，由于产能和市场因素的影响，经济效益还未发挥；玉宏、同康、大成、青草堂、林隆、玖吾源、海日和王胎等8家企业因资金紧缺和内部管理等原因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剩余7家属规模小、效益差、运行质量低的小企业。总体上看，园区建成企业虽多，但是真正实现效益的企业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一，发展态势不容乐观。

三、对推进龙里工业园区发展的建议和意见

（一）加强对园区的领导，适当调整和改变工业园区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工业园区是推进工业发展的一种新模式，必须在体制上有所创新。龙里工业园区作为省级开发区，现行的体制已难以适应园区发展的需要，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园区的健康发展。因此，必须进行体制机制创新，才能永葆园区的生机与活力。一是明确园区管委会的管理权限，落实授予相应的管理职能，促使其在园区开发、建设、管理和发展中更好地发挥主体作用。二是参照我省其他开发区的先进模式，按照精干、高效、务实的原则，实行封闭运行，在园区内派驻县各职能部门，实行“一个窗口”承接办理制。三是明确园区聘用人员性质，解决聘用人员待遇。建议园区管委会聘用人员中，通过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向社会公开招考招聘的3名工作人员纳入编制，直接聘用的10名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工资统一纳入财政预算，以解决园区聘用人员的后顾之忧，提高园区工作积极性。

（二）实行政策倾斜，建立资金运作扶持机制。一是赋予园区土地收购储备职能。政府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建立起园区自我投入、自我发展的机制。建议成立园区土地开发公司，做好经营土地这篇文章，对园区土地收购储备、开发及利用，通过招拍挂出让储备的土地收益，加强资本运营和资源整合，为园区建设筹集资金，加快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实行税收返还。在财政政策方面，园区内企业实现的财政收入进行单列，由政府的财税等相关部门核定园区企业个数及范围，以园区成立之时为时段，将园区企业税收县享部分和上解州政府的税收分成的30％返还给园区，用于工作运转、人员工资、园区管理、开发以及债务偿还等开支，逐步形成园区建设自我投入的良性机制。

（三）加大规划编制力度，做大园区经济总量。一是合理完善规划。研究产业发展方向，突出园区特色，围绕产业集群化发展、产业延伸升级、循环经济等关键课题，着眼于区域经济的长远发展，编制与总规、详规相配套的高质量的产业发展规划。二是慎重选择项目。要充分调研项目入驻的可能性，深入研究项目是否符合宏观经济发展的要求，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适应市场的新需求。要大力引进和推动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带动作用大、能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项目，坚决限制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的项目，坚决拒绝落后生产力的转移。三是促进企业发展。培育骨干龙头企业，以大项目带动园区建设，以园区建设促进产业集聚，培育壮大中小企业，使之成为与大企业生产经营相配套的外围企业，成为大规模、集中化生产体系的组成部分，走出一条以小补大的良性发展道路。

（四）多渠道融资，加快园区基础设施及配套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是工业园区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引进各种资金，通过向市场找资金，让招商引资金，变土地为资金，靠滚动出资金，在银行融资金等方式，加大资金引进力度。在工业园区建设中，要坚持“以规划为指导、基础设施先行”的方针，多渠道筹集资金，解决好园区供水、供电、道路等基础设施滞后的问题，使硬环境真正“硬”起来。同时加快完善园区医疗、公共交通、文化娱乐、金融、商贸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高园区服务功能和水平，使龙里工业园区成为宜工、宜商、宜居、宜乐的新城区。

（五）切实解决园区工业发展土地问题。首先，针对部分企业至今未获得土地手续问题，必需加快我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步伐，在增加建设用地指标的同时，及时帮助相关企业完善土地手续，打消企业的后顾之忧，真正做到招商引资项目“引得进、留得住、能发展”。其次，要盘活土地存量。一是对已批复而久未动工的项目闲置土地，要清理整顿，根据不同情况，或按政策收回，或督促开工建设；二是加大工业园区周边农户宅基地整治力度，建设园区安置小区，从而置换出更多的闲散土地，为工业园区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最后，要完善项目进入机制，规范用地。要着眼长远、未来和发展，制定相对较高而又切实可行的入园标准，把有限土地让给产业层次较高、投资强度较大的企业入驻，确保入园企业素质和节约用地。

（六）实施招商引资牵动战略，加快园区发展步伐。继续把招商引资作为园区建设的重中之重，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拓宽招商区域，改进招商方式，在扩大规模，优化结构，提高质量上务求新的突破。一是抓好园区现有存量的盘活，按照打捆整合停产企业的思路，加快编制项目建议书，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积极引进资金、技术，使停产企业早日恢复生产，产生效益。二是围绕项目招商。要利用园区的特色优势，进一步挖掘园区的特色和优势，做好园区的包装和推介。根据工业园区主导产业的定位，制定项目发展规划，对一些前景看好、拉动作用大的产业，要加大项目可研力度，利用既符合产业政策又极具吸引力的项目招商。三是打造“政策洼地”，以良好的发展环境招商。增强政策优惠力度，强化园区软环境治理、建设，用宽松的政策、优厚的条件吸引客商、吸引资金。

（七）切实解决园区发展软环境瓶颈。一是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树立“环境是第一竞争力、是影响经济快速发展的第一要素”和“投资者至上”的理念，自觉增强服务意识，主动为项目单位解决各种困难和问题。二是完善支持工业项目建设的政策措施。按照有助于减轻项目负担、推进项目建设、加快项目审批的原则，改进、完善支持工业项目建设的政策措施，并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承诺，接受社会监督。三是进一步减化审批程序。对已公布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必须执行到位；对保留的审批事项，审批部门要做出承诺，限时办理。对以各种理由和名义到重点工业项目单位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扰乱项目建设环境的，或拒不执行有关优惠政策的，要严格追究责任。

龙里工业园区被批准为省级工业园区已有4年多的时间，与我省其它省级开发区相比，我们的差距依然很大，存在的问题依然很多。差距和困难并不可怕，关键是如何正确对待，加以解决。逆水行舟，知难而上，才不会错失良机，只要我们坚定园区发展的信心，创新园区机制体制，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在困境中开创局面，采取切实有效的举措，狠抓落实，就一定能把龙里工业园区做热，拉动龙里经济大发展。

篇2：找准症结 破解难题 加快发展——关于龙里工业园区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

一、辽宁城镇化发展的四个历史阶段

1. 第一阶段为“一五”和“二五”时期, 城镇化进程呈现先扬后抑走势。

这一阶段, 国内外形势有利于国家集中精力发展经济, 部队官兵开始大量转业, 城乡人口流动不受限制。正是在这十年间, 辽宁承担了振兴国家的重任, 成长为共和国长子。特别是在“一五”时期, 全国共上马147个大型建设项目, 除去43个军工项目, 剩余的104个民用项目有26个摆放在辽宁, 正好占到25%, 居全国之首, 可见辽宁当时在全国的重要性。随着重工业兴起, 辽宁城镇化实现快速发展, “一五”以前, 辽宁城镇化率为23.4%, 到“一五”末期 (1957年) 非农人口增长95.5%, 而农业人口仅增长2.1%, 城镇化率达到36.9%, 增幅为57.7%。同期全国城镇化率增幅为29.5%, 辽宁是全国的1.96倍。

“二五”期间, 辽宁城镇化发展基本稳定, 农村人口增长速度开始高于城市。到1962年, 农业人口较1957年增长107万, 增幅7.1%, 而非农人口增加46.7万, 增幅5.3%。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是, “一五”末期和“二五”前期, 我国连续出台相关规定, 对城乡人口流动进行严格限制, 户籍制度正式出台实施。农村人口从此被限制在当地, 数量持续增长, 这种势头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初期。正是由于农业人口增长快于非农人口, 才导致“一五”和“二五”时期辽宁城市化先扬后抑的走势。尽管如此, 这一阶段扎实的重化工业基础, 仍然使日后辽宁城镇化发展有了好的开端。

2. 第二阶段为“三五”时期和“四五”时期, 政策因素导致城镇化率陡降。

这一时期, 正是“文革”时期, 正常的经济秩序被打乱, 加之“上山下乡”等类似号召, 政策性因素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远大于经济因素。“三五”时期辽宁农业人口剧增, 五年共增长362万, 增幅达到20.2%, 年均增速接近“二五”时期的三倍, 农业人口一举突破2000万, 非农人口却从1000多万回落到900多万。这种此消彼长造成“三五”时期城镇化率大幅下降。“四五”时期城镇化略有增长, 但“文革”尚未结束, 增长仍然缓慢。

3. 第三阶段从“五五”开始直到“十五”结束, 城镇化发展回到正常轨道。

这一时期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 国家政治、经济、人口政策都发生了巨变。“文革”的结束,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改革开放的大潮, 计划生育的强力推行, 这一系列大事件把辽宁城镇化发展重新拉回到正常轨道。“五五”时期, 是辽宁二产、三产、城镇化率第一次同时增长的时期。这五年里, 辽宁二产比重达到历史最高的68.4%;农业人口增长停滞, 非农人口大幅增长21%;城镇化进入高速发展通道, 共提高13.1%, 达到35.1%, 增速接近“一五”末期水平, 城镇化率较全国高16.1个百分点, 增速也较全国高1.2个百分点。

从“六五”开始, 辽宁省二产绝对量虽然大幅增长, 但三产增幅更快, 使得二产比例逐年下降。辽宁城镇化发展逐渐由二产拉动型过渡到三产拉动型。三产比例由“五五”末期的15.2%增加到22.3%, 增长7.1个百分点, 增幅达到46.7%。在三产的带动下, 辽宁城镇化率增长5.3个百分点, 达到40.8%, 增幅为15%。但此后, 辽宁城镇化率虽然仍在逐渐提高, 但增幅已经开始放缓, 这与老工业基地逐渐衰落有关。由于国企效益逐渐下滑, 产业工人收入增长放缓, 三产水平也难有提高, 推动城镇化的内生动力严重不足, 导致此后辽宁城镇化在增速上一直落后于全国水平。

4. 第四阶段从“十一五”至今, 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2010年, 辽宁城镇化率达到61.2%。在本轮城镇化发展中, 由工业振兴带来的城市扩张成为影响城镇化发展的主流因素。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从“十五”末期开始, 进入“十一五”后, 辽宁“两大基地, 三大产业”的谋篇布局基本完成, 发展潜力开始释放, 辽宁老工业基地再次焕发青春。此次工业振兴除了原有城市工业大发展以外, 县域工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成为辽宁推动城镇化发展的另一突出亮点。以地处辽宁省内陆地区的开原市的城镇化发展为例, 2005年, 开原GDP为53.1亿元, 在辽宁44个县 (市) 中仅排第22位,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5.5亿元, 仅列第19位。进入“十一五”以来, 开原经济实现跨跃式发展, 到2010年GDP实现320亿元, 是2005年的6.1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180亿元, 是2005年的11.6倍;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已经排在全省第7位;城镇化率也由2005年的22.7%增长到51.4%, 提高了126%。由于“十一五”时期辽宁工业快速全面崛起, 二产比重增加6个百分点, 三产发展不能跟上二产的进度, 导致三产比例比“十五”期间下降4个百分点。

二、辽宁城镇化发展的主要特点

辽宁城镇化率在全国处在领先位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0年辽宁省城市化率已达到61.2%, 在除直辖市以外的省及地区中排名第二, 仅次于广东省的66.2%。

1. 沈阳、大连两个特大城市作用突出。

自建国以来, 沈阳和大连始终是辽宁经济的两个主要增长极。2010年, 沈阳和大连固定资产投资额之和超千亿元, 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62.5%;城市化率分别达到67%和61.3%, 容纳非农人口共计1056.7万人, 占全省非农人口的38.3%。沈阳和大连是辽宁甚至是东北的发展龙头, 这两大龙头的迅速发展对周边地区城市化推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几年, 沈阳城市发展无论在规模、品质和影响力等方面都在进行整体升级, 总体呈现“东优、西进、南拓、北统”的发展趋势, 成为辽宁中部城市圈的中心, 辐射带动力明显增强, 大量吸引国内外资金和人才, 初步形成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区域性国际城市。大连市作为东北亚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 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1000美元, 位居国内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 (直辖市除外) 第五位, 已达到中高收入国家的水平。

2. 辽宁中部城市群逐渐形成, 并发挥重要作用。

以沈阳经济区获批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标志的辽宁中部城市群正加速崛起。2009年, 沈阳经济区地区生产总值9984.7亿元, 占全省63.7%, 八城市平均增速16.7%, 高于全省3.6个百分点;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719亿元, 平均增速27.6%, 高于全省10.3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4611亿元, 占全省的66.6%, 平均增速20.1%, 高于全省3.3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7702亿元, 平均增速47.4%, 高于全省16.9个百分点;区域总面积7.5万平方公里, 总人口2363万人, 城镇化率65%。辽宁中部城市群, 城镇化水平较高, 城市配套设施相对齐全, 已经形成了较为密集、成片连带的发展态势, 是全省经济增长和城镇化发展的核心。

3. 县域经济逐渐崛起, 成为辽宁省今后中小城镇发展的主要动力。

县域经济的发展, 使农业剩余劳动力不必再像以前那样往大城市集中, 而是就近就地转化身份, 并直接推动当地城镇化发展。2010年, 辽宁省超额完成县域经济三年倍增计划, 44个县 (市) 地区生产总值几乎占到全省的半壁江山, 达8300亿元, 增长24%, 高出全省平均增速10个百分点以上;财政一般预算收入492亿元, 增长44%;东港、开原、凤城、大洼、调兵山跻身全国百强县, 目前百强县总数达到10个;在“东北30强县”榜单中, 辽宁有16个县 (市) 上榜, 包揽前5席;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0年达到6908元, 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000元以上。通过全面实施“六个一”工程, 全省县城公共服务功能逐步完善。随着县级重点工业园区建设不断推进, 县城吸纳人口、提供就业的能力明显提高。这一轮县域经济的爆发增长, 为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带动全省农业经济和农村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对于加快全省城镇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4. 形成了一批具有较强综合经济实力的中心镇。

“十一五”期间, 全省先后建设了20个国家发展改革试点小镇, 61个全国重点镇, 100个省级中心镇, 32个特色旅游乡镇。特别是腾鳌、西柳、牌楼、耿庄、牛庄、甘泉、大屯、南台、高坨子、感王、望台这11个镇, 2010年被确定为省重点建设小镇。全省各地已经成长起来一批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的拥有特色产业、初具产业规模、较有经济实力的中心镇, 这些小城镇促进了县域经济快速发展, 显示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此外, 辽宁沿海经济带, 北黄海开发开放等许多项目建设都促进了辽宁城镇化的发展。

三、辽宁城镇化发展需要破解的难题

城镇化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作为老工业基地代表的辽宁, 能够实现城镇化的良性健康发展, 对东北甚至是全国都有典型示范意义和参考价值。推进辽宁城镇化又好又快发展, 仍然需要破解诸多难题。

1. 城镇化发展速度尚不及东南沿海发达省份。

2006-2010年, 辽宁城市化率年均增速0.76%, 低于同期全国1.4%的年均增长速度;期间, 江苏省增速为2.57%, 浙江省为2.3%, 山东省为1.79%, 均大幅高于辽宁。在城市化率上, 一些省份与辽宁的差距正逐渐缩小。另外, 辽宁对人口的吸引力尚不及发达省份, 而城镇对人口的吸引力是决定城市化发展速度的重要因素。2006-2010年, 广东年均吸引外来人口为176.6万, 浙江为65.7万, 江苏为34.2万, 山东为16.2万, 而辽宁只有13.2万。

2. 基础设施和城市功能亟待提升。

由于缺乏稳定、规范的资金来源, 一部分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紧张, 投入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于城市扩张和实际需求, 造成城市的应有功能不能充分体现。“十五”时期, 辽宁省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收入为917.2亿元, 其中, 城市维护建设税、公用事业附加费、中央及地方财政拨款三项为323.6亿元, 仅占35.28%。与其他一些经济发达省市比较, 辽宁城镇化资金来源的稳定性稍差。联合国社会发展部认为, 发展中国家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应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 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0%-15%。而辽宁省“十五”时期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额占GDP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只有2.54%和6.46%, 低于联合国界定的标准。投资总量不足, 是导致城市基础设施服务更新慢, 交通、给排水、供气等设施建设滞后的主因。

另外, 辽宁公路仍然跟不上城市化进程 (见表1) 。虽然铁路密度除直辖市以外 (以下全国排名均不包括直辖市) , 辽宁居全国第一, 但公路运输具有方便快捷、运力充足、覆盖面广等许多铁路无法企及的天然优势, 公路网络对地区经济发展和城市辐射作用, 在现阶段仍远大于铁路。2010年, 辽宁境内公路密度排在全国第15位, 等级公路密度排在全国第14位, 高速公路密度排在第8位, 与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实力不相匹配。公路发展滞后, 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核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力, 降低了城乡联系便捷程度。

3. 城镇化发展极不平衡。

表现在区域城镇化发展不平衡、城镇化健康程度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发展不平衡。以沈阳和大连为代表的辽宁中、南部地区城镇化率较高。其中沈阳和大连, 人均GDP超过5万元, 城镇化率均超过60%。铁岭、朝阳、葫芦岛人均GDP都未达到2万元, 城镇化率只有30%, 仅相当于沈阳和大连的一半。而且, 全省有8个城市的城镇化率明显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最低的只有29.1%。从全省来看, 城镇化与人均GDP和个人收入紧密相关, 人均GDP较高的地区, 正常来说城镇化率也应相对较高, 这样才是一种健康的城镇化。但在一些城市, 二者却极不相称。例如抚顺市人均GDP比全省平均低11%, 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省平均低13.6%, 而城镇化率却高于全省15%。这种城市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不对称, 事实上造成了城市的卫生教育环境基础设施和人民生活水平都相对落后, 社会保障能力亟待加强, 通常有大片棚户区存在, 是一种低水平城镇化, 是一种不健康的城镇化 (见图3) 。

此外, 城乡发展不平衡, 导致城乡界线越来越明显。2010年, 辽宁固定资产投资16043亿元, 其中城镇占94.4%, 投资额增长31%;而农村仅占5.6%, 投资额较上年下降40%。在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普遍得到提高的同时, 城乡之间差距呈现了扩大的趋势。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逐渐拉大, 2005年, 城乡收入差距绝对值为5417.4元, 到2009年则相差9803.4元, 是2005年的1.8倍;城乡人均消费差距也由2005年的5674元拉大到9865元。城乡之间差距越大, 就越难实现城乡统筹, 农民融入城市生活的难度也越大。

4. 小城镇发展滞后。

与大城市相比, 辽宁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 积聚作用较弱, 城镇化程度也较低, 对辽宁城市化率提高贡献不大。首先, 一些城镇建设规模过小, 集聚效益难以发挥, 且各类设施建设跟不上。全省包括县城在内的577个建制镇镇区人口只有540万, 每个城镇平均9359人;不含县城的镇区人口只有360万, 平均每个城镇仅6700人。在“城市——小城镇——村庄”的人口结构中, 辽宁城市容纳人口占48.4%, 小城镇占12.8%, 农村占38.8%, 呈现出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不合理结构。由于小城镇规模效益比较低, 所以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的供给与城市相比都有很大差距。例如小城镇自来水普及率仅为76.7%, 城市则为97.2%;小城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不足3.7平方米, 而城市则达到39.2平方米;只有31.2%的执业医师在小城镇, 人均医师拥有量不及城市的一半。其次, 大部分城镇建设特色不明显, 快速的城市化导致历史特色风貌逐渐消失, 地方文化也随之流失, 而形成了千篇一律的城镇景观。此外, 低等级的产业结构以及分散化的布局使环境日益恶化。

5. 城镇化率评估指标有待完善。

非农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一直是衡量我国城镇化水平的重要指标, 但这种统计方法在实际中会出现明显的缺陷:一是由于我国长期实行户籍管理制度, 严格控制农业户籍人口向非农户籍人口的转化, 使得大部分已实现了非农职业的农业户籍人口无法进行户籍转换。二是随着农村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的迅速发展, 尤其是城市建设的扩展, 城市经济关系广泛渗透到农村, 农村生活方式逐步城镇化, 部分农村地区已成为城镇的一部分。在这样情况下, 采用非农户籍人口占总户籍人口的比重来测算区域城镇化水平, 无法反映大量虽为农业户籍人口, 但已实现了职业非农化和居住地域城镇化的现实, 也无法反映外来人口在城镇高度集中并参与城镇生活的现实。以沈阳市为例, 用非农人口比重反映城镇化率为67%。但根据实际人口情况测算, 沈阳城镇化率应该已经达到84.4%。理论数据与现实情况的巨大差距, 会造成发展规划滞后于现实需求, 往往有时被认为是超前的规划建设, 在实施以后发现仅是刚好够用, 甚至是已经落后。具体表现在城市基础配套设施跟不上人民的实际需要, 例如交通拥堵, 医疗、教育资源紧张, 城市卫生存在诸多死角等等。

6. 土地政策制约城镇发展。

城乡土地二元结构矛盾非常突出, 使得城市与农村的联系缺少了“土地”这一最重要的衔接媒介, 城市的经济活力与大量民间资本无法有效、直接地传递到农村, 农村的广阔空间和生态环境经常处于闲置, 农民无法自由获得土地增值收益, 收入长期处于低水平增长状态, 城乡发展差距有逐渐拉大的趋势。现行制度下推进的城镇化是单向的 (即只有农民由农村向城市的迁移, 而不存在城市居民向农村的迁移) , 土地所有权不能在市民与农民之间转换 (市民与农民这样的称呼本身就有歧视性, 应该统称公民) , 宅基地不能入股、置换、抵押或转让, 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主体不明确, 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尚未完善。

四、继续培育有利于促进城镇化进程的政策环境

辽宁城镇化发展虽然起步早, 但近年来发展速度不及东南沿海发达省份, 领先优势正逐渐被这些省份赶超。但也要看到, 辽宁城镇化已经全面进入加速发展的阶段, 正迎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老工业基地振兴、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沈阳经济区获批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第十二届全运会落户辽宁、县域经济的迅猛崛起, 这五重战略机遇的叠加以及由此形成的综合政策优势, 对于辽宁来说, 可谓前所未有, 千载难逢。

辽宁要抓住这一系列叠加机遇, 制定和完善各类城市发展规划, 加强城市化的规划管理。一是集中有限资金, 重点突破, 在重点区域提升城市化品质, 特别是要加快沈阳经济区和沿海经济带建设步伐, 增强区域综合竞争力。二是要以铁路、公路、高速公路为一体的交通走廊和城际连接带建设为突破口, 加速推进沈阳经济区八城市一体化、同城化。以新城和新市镇为载体, 布局产业、聚集人口, 将沈阳经济区八城市连为一体, 实现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互动发展。三是依靠统筹城乡发展, 狠抓小城镇功能建设, 加快二、三产业向重点中心镇集聚。四是提高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 发展公共租赁住房, 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 增加中低收入居民住房供给, 完善公平分配办法。

消除城乡土地二元结构, 培育城乡人口双向流动机制, 对推进城市化进程十分关键。逐步明晰农村土地产权, 双向推进城镇化发展, 对于合理配置社会资源, 防止土地被侵占挪用, 减少土地所有制所引发的各类问题都有决定性作用。如果土地为个人所有, 土地物权人明晰, 适用法律保护时简单明确, 土地所有者利益更容易被保护。今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须“坚定不移地支持土地流转, 旗帜鲜明地尊重农民意愿”。既要强化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 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又要改革征地制度,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加快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 要保证土地征用有利于富裕农民, 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 有利于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 为加速推进小城镇建设提供保障。

摘要：辽宁城镇化发展大体分为四个历史阶段, 城镇化率经历过快速增长和陡然降速的极端过程。目前城镇化发展速度尚不及东南沿海发达省份, 城镇基础建设滞后, 小城镇集聚作用较弱。实现高水平高质量的城镇化是“十二五”时期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使命。

篇3：找准症结 破解难题 加快发展——关于龙里工业园区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

我国资本市场体系是以沪深主板市场为主的“倒金字塔”结构, 主要为大中型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作为对资金需求迫切的众多中小企业, 很难通过沪深主板市场获得直接融资而且中小企业也很难从商业银行获得间接融资。作为资本市场体系的基础—场外交易市场, 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银行主导的融资模式是目前南京市大多数中小企业最主要的融资渠道, 然而融资环境的缺陷以及信贷资源配置小加之中小企业自身的因素, 造成了南京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状。

南京区位优势明显, 综合经济实力较强, 中小企业和高科技企业众多, 科教实力雄厚, 但中小企业的发展长期受到资金短缺的制约。南京发展场外交易市场将有效解决众多中小企业, 尤其是高科技企业长期存在的融资难问题, 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有利于发挥南京的人才、科技优势, 促进南京科技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竞争优势;有利于资本市场体系的完善, 促进形成“正金字塔”结构。本文通过对南京发展场外交易市场和中小企业融资的分析, 对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解决和发展场外交易市场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南京场外交易市场的发展现状

当前我国内地场外交易市场主要包括: (1) 中关村代办股份转让系统; (2) 根据国务院相关支持文件而由地方政府设立的区域性非上市公司股权交易场所。主要分布在天津、重庆、上海等地; (3) 其它区域的场外交易市场。这些场外交易市场规模发展较快, 成交活跃。相比之下, 南京场外交易市场发展较为缓慢。

南京目前的场外交易市场主要包括南京产权市场、南京技术市场和南京联合产权 (科技) 交易所。

南京产权市场是指以南京产权交易中心为固定交易场所、以国有资产交易为主体的有形市场。南京产权交易中心成立于1994年, 是经市政府批准设立, 从事国有产权交易活动的唯一指定机构。南京产权交易中心主要职能是储存、发布产权交易信息;组织撮合产权转让项目;托管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有改制企业股权等。

南京技术市场是指南京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 (南京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 指导推动的南京地区技术转移的无形市场, 是南京地区的十大要素市场之一。南京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 (南京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 隶属于市科委, 是南京行政区划内技术市场管理机构, 主要从事南京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和技术市场管理。南京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是南京科技成果转化、技术转移服务的主渠道。

南京联合产权 (科技) 交易所 (以下简称南京联交所) 是根据省、市相关文件要求, 由市国资委、市科委牵头于2011年7月29日组建的公司制企业, 目前注册资本3000万元, 股东为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市国资委下属的南京产权交易中心和市科委下属的南京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

三、南京发展场外交易市场的SWOT分析

(一) 南京发展场外交易市场的优势与劣势

南京发展场外交易市场具有多重优势, 主要体现在区位优势明显、政府支持力度大、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科技产业园区数量众多等方面。南京发展场外交易市场的劣势表现在南京场外交易基础比较薄弱, 缺乏明确的政策支持, 同时专业人才相对欠缺。南京虽然是中国科教第三城, 拥有丰富的科教资源, 但在建设场外市场方面的专业型以及复合型人才都相对欠缺, 因此南京需要大力培养和积极引进各类相关人才。

(二) 南京发展场外交易市场的机会与威胁

南京发展场外交易市场的机会主要来源于南京成为国家科技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以及国家关于南京区域发展的相关政策, 包括《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等。南京作为区域中心城市, 在加强与江苏沿海地区联系, 积极服务沿海中小型以及科技型企业等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这也是南京发展区域资本市场、发展场外交易市场的重要机遇。

南京发展场外交易市场的威胁也客观存在。南京发展场外交易市场面临着来自上海的巨大压力。上海作为全国性的经济金融中心, 在建设区域性乃至全国性场外交易市场方面优势极为明显。上海有着良好的场外交易的基础, 大批优质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以及强大的号召力, 国家政策倾斜力度较大。此外, 上海已经组建了上海股权交易托管中心, 并正式投入运营, 因此对南京发展区域性场外交易市场, 发展场外交易市场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四、发展南京场外交易市场的路径

(一) 南京发展场外交易市场的总体思路

南京发展场外交易市场, 应坚持走以市场化为基础、政府引导与市场化相结合的道路。南京发展场外交易市场的路径, 既要借鉴国外场外交易市场的成熟经验和国内先进地区场外交易市场的成功经验, 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又要服从南京区域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规律的要求, 符合南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

(二) 多层次对接提升“交易”与“融资”的效率

1. 与南京高科技产业园区直接对接。

南京拥有以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园区群体, 这些产业园区聚集着众多非上市高科技企业以及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快与这些高科技产业园区的直接对接, 既是南京场外交易市场完善自身机制的内在要求, 也有利于更好的促进园区内科技企业的发展, 增强南京高科技产业园区的整体竞争力。

2. 与科技型中小企业直接对接。

南京拥有众多的中小企业, 其中多数为民营企业。截至2011年, 南京共有中小企业24万家, 民营科技企业2793家。场外交易市场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对接, 是科技型中小企业解决自身融资难问题的迫切需求, 也有利于市场本身的发展壮大。

3. 与全国性场外交易市场对接。

与多层次的资本体系相似, 场外交易市场本身也具有鲜明的层次性, 包括全国性场外交易市场和区域性场外交易市场。要建立并完善两个层次场外交易市场之间的对接制度, 主要包括与全国性场外交易市场之间建立合适的协调机制, 同时要根据不同层次场外交易市场具体情况, 引入有升有降的转板机制。针对不同层次市场上的挂牌企业划分为不同类别, 如上市级、维持级、退市级。

4. 与主板市场的对接。

建立与主板市场的对接, 是完善场外交易市场对接机制、提高自身吸引与服务中小企业能力的要求, 也可以为主板市场提供优质的上市资源, 有利于促进主板市场的发展壮大。

(三) 运营模式创新

1. 以股权交易、知识产权交易、技术产权交易为主的组织架构。

南京场外交易市场要构建以股权交易、知识产权交易、技术产权交易为主的组织架构。除此之外, 还应该探索有形资产产权的交易。各交易平台相互补充, 相互协调, 相互促进, 构建运转有效的组织架构, 促进进场企业长远发展。

2. 以会员制为主体的组织模式。

场外交易市场的组织模式主要有公司制和会员制两种组织形式。对于刚处于起步阶段的交易所而言, 实行会员制利于扩大市场规模, 活跃市场交易, 促进交易所的发展和壮大。南京联合产权 (科技) 交易所在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借鉴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的成功经验实行会员制, 制定会员体系, 规范会员条件, 从而实行有效的内部治理结构, 利于增强交易所的筹资能力。

3. 以协议定价为主的交易模式, 逐渐向混合做市商转型。

南京联交所目前规模有限, 进场企业数量较少的情况下交易模式适宜采取一对一的协议定价方式, 这也是借鉴了众多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后选择的适合自身现实条件的交易模式。但以后随着交易规模扩大, 应逐渐向混合做市商转型。采用混合做市商制度不仅避免了单纯的做市商制度所带来高成本、监管困难等问题, 而且弥补了竞价制度下缺乏流动性机制的缺陷, 特别是解决了不能满足机构大宗交易需求问题。

4. 业务方式创新。

(1) 现有股权交易业务的进一步延伸。股权交易业务是场外交易市场的核心业务, 也是解决科技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主要方式, 在发展股权交易业务的同时, 要兼顾其他业务的创新, 形成股权交易业务为主、创新业务为辅的多样化、全方位的业务体系。

(2) 按中小企业融资与股权交易需求开发交易模块。南京场外交易市场形成以股权交易、知识产权交易、技术产权交易等无形产权交易为主的交易模块, 还包括有形资产交易模块。南京场外交易市场应根据中小企业融资规模和股权交易需求来开发满足不同层次的交易模块, 扩大交易范围, 吸引更多的中小企业上市和投资者交易, 促进市场交投活跃。

(3) 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创新中小企业融资方式。一般来说, 包括场外交易市场在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属于直接融资体系, 而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机构则属于间接融资体系。根据国际上的先进经验, 将二者结合起来往往可以更好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因此, 场外交易市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创新中小企业融资方式有着重要意义。

五、政策建议

(一) 政策是前提, 要尽快出台相关政策

参照兄弟省市的做法, 建议成立南京股权交易市场工作指导委员会, 统筹、指导和协调推进该项工作。积极争取国家清理整顿交易所联席会议和省政府支持, 采取省市联办等多种形式, 以联交所为基础, 搭建全省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出台推进南京发展资本市场指导性文件, 整合现有政策, 鼓励、支持企业进场挂牌、交易, 使联交所成为拟上市企业孵化、培育基地。

(二) 制度是保障, 须尽快构建制度框架

南京要想建成一个富有活力的场外交易市场, 各项制度的设计至关重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做市商制度的设计; (2) 进场企业融资制度的设计; (3) 监管制度的设计; (4) 流动性问题的设计。对于流动性不足的股票, 建议由两家或以上的券商作为做市商来提供报价。 (5) 进场、退出互通机制的设立。在制度上设立通畅的场外交易市场转场内市场上市的绿色通道可以大大提高场外交易市场的作用和吸引力。

(三) 人才是关键, 要积极培养引进人才

需要引进金融、证券、法律等相关领域的专业型人才, 或者把部分人才派到海外学习, 加强对现有员工的在培训, 提高开展场外交易市场业务的水平和市场开拓能力;最后还要建立、完善人才激励机制, 激发他们的活力和创造力, 从而更好地发展南京场外交易市场。

(四) 健全南京场外交易市场的监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