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及实现条件（通用8篇）
篇1：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及实现条件
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及实现条件
【摘要】我国的公共行政模式，正经历由单向管理模式向参与治理模式的创新转变：社会治理主体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社会治理的手段由平面化向网络化转变，社会治理的目的由工具化向价值化转变。在我国目前的行政生态下，构建这一模式，必须以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社会公共治理机制的建立、基层社区的健全发展作为支撑条件。
【关键词】公民参与；多元治理；公民社会；模式
变革和创新政府治理模式，使其具有对社会环境的最佳适应状态，是政府治理的永恒课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对“新公共管理”的市场治理模式的批判和质疑声中，“新公共服务”理论主张的开放、参与、合作、共赢的公民参与的多元治理新模式迅速崛起并日益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适应这一发展趋势，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公民参与的多维度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成为当前及未来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理性选择，正如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讲话中所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笔者主要从公民参与治理这一视角，探讨当前正处于转变中的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及实现条件。
西方公共行政治理模式发展的新趋势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西方发达国家政府行政改革的全面推进，以新公共管理为基础的市场治理模式（企业家政府）占据主导地位。这种行政模式在推动各国政府改革、降低行政成本、消解传统全能政府体制、走出政府行政效能困境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但它有着内在的缺陷或局限性，尤其是对公民参与的忽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很多学者对其有效性提出了批评。认为其背离了公共部门社会价值，忽视公共行政的公共本质，而这种忽视必然导致公共行政价值背离公共行政的本质属性，即公共性。另外，对新公共管理将民众视为政府的顾客，视为一种被动的、等待良好服务的消极角色，也提出了质疑。认为其使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转化为较为简单的买卖关系，因而降低了公民在治理过程中的角色与责任，难以培养公民的积极主动精神，有碍于民主治理的实现。在新公共管理奉为“圣经”的盖布勒和奥斯本的《重塑政府》一书中，你不会找到诸如正义、公平、参与等词中的任何一个。其所谓的治理主体多元化，只是执行主体的多元化，决策也即“掌舵”的权力依然垄断在政府手中；虽然它也强调顾客导向，但不管是服务标准的制定还是服务方式的选择，决策权基本上也都控制在政府手中；在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多元化中，不论是服务主体还是服务方式，依然由政府主导。因此，在热热闹闹的西方行政改革运动中，活跃着的只是政府的身影。
在这些批评声中，真正能够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新理论模式的是美国学者登哈特提出的新公共服务理论。“所谓新公共服务，指的是关于公共行政在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系统中所扮演角色的一套理论”。①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服务，而不是掌舵，现今政府的作用在于，与私营及非营利组织一起，为社区所面临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从控制转变为协商、提供便利。新公共服务理论高举善治的大旗，旨在重新探讨关于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新模式。它主张政府、企业、团体和公民个人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实现对社会事务的共同管理。在这种公民积极参与的多元社会治理中，公民的参与权和决定权得到极大程度的提高，公民在公共行政中扮演着积极的行动者角色，而原来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居于主要地位的选任代议者和公共服务职业者则从主导者转变为合作者和咨询者。新公共服务理论主张的公民参与的多元治理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核心是通过加强公民对社会事务的参与监督，从而建立起具有高度回应性的政府。
可以看出，新公共服务理论在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试图超越新公共管理，重构公共行政治理模式，为我们提供一个充分尊重民主、公民权和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理论框架。未来，这种强调公民参与的多元治理模式或许会替代当前那些基于经济利益和自我利益的治理模式而成为主导。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对官僚治理模式和市场治理模式的全盘否定。三种治理模式因其各自的价值与限制性，在特定的时期和环境下，可能会以某种治理为主导模式，但其互补的功能不可被偏废。正如登哈特所说，在民主社会里，当我们思考治理制度时，对民主价值观的关注应该是极为重要的。效率和生产力等价值观不应丧失，但应当被置于民主、社区和公共利益这一更广泛的框架体系之中。在这个框架中，其他有价值的技术和价值观（比如传统公共行政理论或新公共管理的核心思想）都可能粉墨登场。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争论肯定还会持续若干年。但新公共服务理论提供了一个令人振奋的观点，围绕这一观点，我们可以展望公共服务的前景。未来的公共服务将以公民对话协商和公共利益为基础，并与后两者充分结合。
转变中的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
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曾指出：“创造财富的新系统的出现，削弱了旧权力系统的每一根支柱，最终改变着家庭生活、商业、政治、民族国家以及全球权力本身的结构。”②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一直扮演着全能型的公共管理者角色。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目前，这种角色已经无法有效适应多样化的社会现实，无法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的社会治理体制，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社会变化的挑战。在公民参与的多元治理视角下，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府主导的，政府、市场、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实现社会治理从单向行政向合作行政的转变成为必然的选择。
社会治理主体由单中心向以政府为主导的多中心转变。多中心治理模式是整合政府、市场以及公众的多元结构。社会治理的主体既包括在社会管理中一直承担重要甚至主导角色的政府，也包括这些年逐渐凸现出来的作为政府重要补充力量的社会非营利组织、市场化组织等。在多中心治理模式中，政府在治理中的主导作用不能被忽视。因为我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保持稳定的现代社会政治秩序是最关键的，只有以此为保障，才能建立多元、健康的市场。加之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依然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市场本身还存在着缺陷，因此离不开政府的权威和作用。多元治理模式是以发达的社会中介组织为基础的，目前我国社会中介组织还处于萌芽阶段，需要政府大力培植并促使其发展。因此，未来我国社会治理模式应当实行以政府权威为主导、市场机制与公民参与相结合的模式，即在坚持政府权威作用的基础上，强调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强调市场机制的积极引入，从而建立起政府主导的，政府、市场、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社会治理的手段由平面化向网络化转变。共治、共享、共识是网络化管理的明显特征。市场原则、公共利益、社会认同之上的政治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结合等广泛的合作和协商民主，是网络化管理运作的基本路径。权力向度是多元、上下互动、相互依存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换言之，政府不再一权独大，依靠传统的统治权威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而是以公共服务精神为纽带，通过社会合作网络，将不同的公共服务主体联系在一起，通过灵活的组织结构和良好的分工协作，即建立在广泛协商基础上的合作关系，实现社会公共事务的共同治理。
社会治理目的由工具化向价值化转变。提高社会的效率不应该成为社会治理的最终目的，在效率实现的基础上体现社会公正，保障和实现公民的基本权利，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应该成为公共行政的最终旨趣。因此，在对政府以及其他组织与公民关系的认识上，应该树立这样的理念：公民作为政府行政行为或者市场行为的相对方，享有参与权和发言权。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不仅直接影响到行政行为或市场行为的效果，甚至影响到政府的合法性。政府以及市场化组织与公民之间不仅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服务提供者与服务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同时还是被监督者与监督者的关系。政府、市场、公民应该携手共赢，共同承担社会责任。我国公民参与的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实现条件
研究一个国家的行政制度和行政行为时，必须进一步了解其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新公共服务所倡导的公民参与的多元治理模式作为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特有社会制度下的理论体系，在西方国家运用时是以发达的理性官僚制、完善的宪政体制，强烈的公民意识作为基石的。在中国目前的行政生态下，构建多元化社会治理模式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政府职能的合理界定是前提。“强政府”的社会管理，强在管理的有效性。因此，要解决好“强政府、大社会”社会治理中的政府角色的合理定位，实现“万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一是创新政府治理理念，建设服务型政府。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在服务中加强管理，实施人本管理，以服务人民为根本宗旨，着力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政府应当把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向公众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强化科学化公共治理作为职能转变的目标。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主要体现在改善经济调节、加强社会管理、严格市场监管和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作为服务型政府，其工作重点应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因此，凡是属于社会公共领域的事务，公民、社会组织承担不了的、市场机制也不能解决的，政府不能缺位，必须努力解决，并且要坚决管住管好。三是积极推进政府公共服务方式创新。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均等化，正在成为公共服务方式创新的发展方向。部分公共服务的提供，可以引进市场竞争激励机制，通过购买、委托代理、发包等方式交给社会组织、中介机构，由市场、社会来提供，或由城乡社区等基层组织承担，以扩大公共服务的供给，解决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投入不足、经营不善、效益低下、资源浪费等问题，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和供给方式的多样化，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四是进一步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要分工明确，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能自己办的，就让其去办；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就让其去调节；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能自我管理的，就让其去管。
社会公共治理机制的建立是保障。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强调由多元公共管理主体构成的网络化的公共行政体系，不同主体具有平等的地位，通过协商和合作的方式共同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因此必须建立多中心的公共治理机制。首先，应加强制度建设，一方面强化政务信息公开的制度约束，另一方面从制度上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途径和渠道，保障其他社会组织和成员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合法权利。其次，加快公共基础领域改革，打破公共基础领域的行政垄断，积极推进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和社会化进程，拓宽其他社会组织和成员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空间和领域，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整体效益。再次，自觉培育社会公众参与和自我管理意识。行政职能的转变离不开社会公众的支持，而社会公众自我管理意识的增强又成为转变行政职能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为社会公众实现自我管理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和实现手段，而政府的正确引导又成为社会公众真正实现“自治”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社会公众参与和自我管理意识的培育离不开组织上与制度上的支持与保障，通过积极推进社区居民自治，实现基层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保护自治组织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人民群众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社会公众真正成为社会公共生活的主人。最后，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切实发挥社会中介组织在社
会公共治理中的作用。一方面为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创造条件，理顺社会中介组织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培育社会中介组织的自律机制，加强对组织成员的培训和管理，提升中介组织的业务素质和能力。
基层社区的健康发展是路径。社区是居民自治组织，但同时也肩负着基层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任务，社区作为具有共同文化维系力的群众基础机构，为居住在一个固定区域内的居民，起着一种媒介桥梁作用，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为社区内的居民具有共同的利益，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因此，公民在社区层次上的社会参与具有积极性、主动性。
社区治理模式要发挥作用，必须注意四个原则：第一，规模原则。即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服务，以最低规模的社区组织结构完成预期的服务目标。这一原则同时还意味着在解决公共政策的问题中，由下而上的自治过程比中央由上而下的管制过程更有效。第二，民主原则。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过程中采取民主决策的原则，让居民有充分而平等的机会参与社区事务的制定和执行。第三，责任原则。社区的成员是社区的拥有者，公共事务应以其偏好与需求为依据。因此，政府官员或民选代表所扮演的角色，应从过去凌驾于公民之上的角色，转变为支持公民参与的角色。第四，理性原则。社区主义治理模式的理性是一种类似哈贝马斯所构建的沟通理性，即所有社区成员，包括政府、民意代表、人民等，为解决公共问题理性地表达、倾听与了解自己与他人的意见、价值和选择，在共同参与中充分的理解对方。
目前，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社区的健康发展：一是发挥社区在社会参与中的作用，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进社区居民依法民主管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二是完善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体系，加强城乡结合部、城中村、流动人口聚居地等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三是积极培育社区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发挥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机构、驻区单位积极作用，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志愿者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推动社区服务业健康发展。四是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和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公民参与的多元治理追求的是多元社会利益在行政治理过程中获得平等的代表和表达，追求的是在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共识甚至形成合意。它的发展，需要一个强国家，也需要一个“强社会”；需要一个开放的政府和完善的参与制度，也需要一个利益代表和表达机制充分发育的社会。我们应在借鉴国外相关理论和成功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和创新，在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的基础上，建设一个共治的良性的社会。
篇2：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及实现条件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治理各领域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理念和目标，即“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笔者认为，只有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切实解决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创新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径，使社会治理实现从一元单向治理向多元交互共治的结构性变化。要实现社区内的自治组织管理，为社区内自治组织提供有利条件。加强社区公共空间的开放程度，建设文化活动中心、社区广场、群众阅读室等公共活动场所，使人们能够在社区活动的过程中相互交流，促进各种社区组织的活跃度。要赋予社区组织独立的法律主体地位，明确社区管理、社会组织管理以及党组织管理之间的关系，有效杜绝多方管理、责任推诿等问题。社会组织要从“服从”向“协同”转变，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学联、青联、科协、文联、记协、残联、贸促会等人民团体应在引导相应群体的行为、维护其权益、化解矛盾方面发挥更大作
用。社会组织要明确自身的服务使命和宗旨，从以往的服从政府领导逐渐向协同社会治理的方向转变，突出社会组织自身的主动性，提升社会组织成员自身的素养，建立良好的公共服务形象。
确保利益协调机制畅通。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我国也存在诸多社会矛盾、冲突与问题，这严重阻碍了社会治理创新的成效，构建畅通的利益协调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实践中，要重点加强对困难群体的关注，予以及时和必要的物质帮扶，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切实为农民群众解决包括失地、就业、保障等现实问题。完善对进城务工人员以及弱势群体的公共服务，在医疗、教育、子女安置、住房等多方面加强管理与帮助。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切实保障社会成员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利益，最大程度实现社会平等。要保证分配公平，进一步加强技术、资本、管理以及劳动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制度建设，提高劳动报酬所占的比重，确保社会建设的成果能够在收入分配中得到合理体现。企业要建立公平合理的工资发放制度，推动工资分配在起点上实现公平。要改变以往按照身份、户籍以及编制进行工资分配的不平等限制，严格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实现同工同酬。此外，政府还要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科学化建设，在充分尊重企业工资分配自主性的前提下，加强必要的监督，促进劳资双方平等协商工资分配方式的形成。
推动政府的社会治理模式向“服务型”转变。政府的社会治理
模式向“服务型”转变，并不意味着完全剥夺政府的权力，而是要实现合理“分流”，将社会治理的权力交还社会，培养政府与公民的合作与诚信。可以考虑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模式，在治理方法上广泛吸纳社会智慧，鼓励和挖掘来自社会成员与组织机构的社会治理力量，促进社会治理创新构思的不断产生。政府不仅要积极转变理念，为社会治理提供完善的服务产品，还要肩负起社会组织力所不能及的其他服务，并对公共服务生产和供给进行有效的宏观监督。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利益调节机制的建设和优化，使群众能够认识到从合法途径获取利益的重要性，明确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从而通过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和引导，使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都能够得到更好的满足。要重视社会民生问题，牢牢把握改善和保障民生这一工作重点，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为出发点，积极创新工作理念、方法与手段，特别是要把保基本的责任履行到位，但同时也要扩大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通过政府职能转变、拓展治理主体来提高民生事业的质量和效率。在保障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加快社会各领域事业的快步发展。要将科学的财政体制覆盖到广大城乡地区，从住房、就业、教育、医疗、收入分配以及社会保障等多方面为更多的群众做好服务，以期赢得社会各界群众的有力支持与认可，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
积极借鉴先进的社会治理思想实现制度优化。许多国家在社会
篇3：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及实现条件
一、当前社会治理创新与变革的缘起
伴随着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社会分化日益加剧, 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组织不断涌现。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 因为社会利益的分化而引发社会矛盾的现象层出不穷, 社会治理因此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为有效缓解社会冲突、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与稳定, 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成为当务之急。为此, 必须厘清和明确社会治理创新和变革的缘起, 只有深刻把握了社会治理创新与变革的逻辑动因, 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治理与创新的实践。
(一) 多元化、复杂化社会深层次结构与传统社会治理方式的冲突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化, 已经将原有的一元化的社会结构逐渐将其解构, 进而迫使政企分开、国家与社会生活分离。最终使得一元化的国家与个人、社会共生的社会模式得以瓦解。在逐渐解构一元化社会治理结构过程, 势必加快社会的流动性以及公民的再组织化, 从而形成多元化主体社会阶层。深化改革势必也会影响政府体制下的单位, 原本体制内人员逐渐向社会人角色发生转变, 从而扩大了社会流动人员的基数和层次结构。以宁波为例, 改革开放促进了宁波海外贸易发展, 加速了宁波经济的快速转变, 同时也造成了宁波作为流动人口数量较为庞大的海滨城市。2013年宁波市全市范围内可调查的暂住人口高达485万人, 90%以上是来自于外省市。宁波市原有的社会结构因此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可以预见,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城镇化进程的加剧, 这种变化仍将持续。
城镇化进程中社会转型的结果导致社会治理对象、规模和结构均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原有的一元化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然不能很好适应当下快速发展的形势。除了少数体制内人员 (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央企工作人员等) , 在体制外人员的社会人员关系包括了社会保障 (医保、养老服务) 、人事就业、社会权益表达等都将纳入社会治理范畴。可见, 社会治理对象和功能在不断拓展, 原有政府主导下的社会治理方式已然难以甚至不能很好地承接和实现治理功能, 寻求新的治理模式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需要。
(二) 供给公共服务不能有效满足多样性的社会需求的冲突
市场化改革在瓦解和重组传统社会结构的同时, 也促进公共需求的持续增长。公共服务领域公共服务需求的无限性和供给能力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这种矛盾的客观存在既反映出当前公共服务管理体制失灵的一面, 同时也成为推动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变革与创新的重要动力。宁波城市化进程走在了全国前列, 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指标也名列前茅。尽管经济发展对社会功能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是不能有效地解决社会各个方面的诸多问题。倘若外在经济环境发展过快, 社会发展的步伐没有及时跟进, 经济发展中所引发的新矛盾势必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的诱因, 结果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加剧, 进而影响到社会公平、正义大环境建设, 甚至会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局面。因此, 采取何种方式去化解政府单方面向社会公众供给服务的状况, 同时借助何种恰当的方式去满足多元化的社会需求, 这些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只有诉诸于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和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有效应对和解决上述问题, 在寻求变革的过程中解决因为经济社会发展而引发的新问题和新矛盾, 实现“以变治变”。
二、社会治理创新的宁波模式
(一) 以项目为载体的服务供给模式
由于需求本身具有内生的性质, 从传统实践来看, 上级对下级命令式的任务分配和实际需求是无法对接的, 也无法解决需求的分散特点, 因而造成资源只能集中供应的矛盾, 最终导致实际需求和资源分配的不一致。为了解决这样的矛盾就应当以实际需求为导向, 并以项目为载体。前者会改变传统的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封闭的运作方式, 真正反映了公众的实际需求, 将原本处于体质外的公众真正融入到社会管理, 成为社会管理的主体。后者突出的服务供给方从单一主体转变为多种主体, 强调了多元参与的合作式的社会治理理念, 最终将形成以实际需求作为驱动的从下至上的资源分配制度。因此, 为了在社会公众的实际需求引导下, 寻求为社会公众提供新型的社会服务, 在本文所指的服务供给模式主要是以项目为载体。以项目为载体的服务供给模式, 不同于传统的仅仅依靠上级的具体指令行事、自上而下的政府管理制度, 而是明确提出了从管理整个环节的下游的社会公众的实际需求出发往上游逐层递推式的新型发展模式。该模式重点强调的是社会自我管理。
基于这种服务供给模式, 来分析镇海区招宝山街道的“健康干预与促进项目”。该项目深入贯彻了这种服务供给模式, 为了克服自上而下、低效的传统治理制度, 首先将社会公众分为一般和特殊群体。其次, 针对不同群体的差异性健康需求开展对应健康干预与促进项目。这些项目由退休教师和退休医生组成的街道健康促进协会负责开展和人员分配。通过邀请健康讲师团、心理咨询协会和医疗事业单位的专业人员为公众普及身心健康方面的知识。另外, 招宝山街道卫生服务中心负责对项目进行监督跟进、分析和评估后期状况。从以上实施措施来看, 此模式主要依靠项目本身的针对性、模块化和可评估性的特点从而向不同群体提供个性化服务而形成的社会自治和服务供给的一体化。从以上的实践来看, 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能够发现在实施后仍可评估修正, 从而说明了以项目为载体的可操作性。综上所述, 以项目为载体的服务供给模式是一种社会自我管理的新型管理模式, 它从社会公众的实际需求出发, 让社会公众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它改变了传统的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制度, 让社会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成为一种可能。
(二) 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模式
宁波市海曙区政府为解决市民求助难问题, 建立了市民求助平台——“81890”。服务平台的互动桥梁功能, 为市民提供了生活和公共事务方面的服务, 很好地解决了市民日常生活的琐碎问题。从平台架构来看, 整个平台包括规划方、服务方和使用方。海曙区政府作为平台的规划方, 负责平台的全程搭建、组织、融资和监督管理;平台的服务方包括相关政府机构、非盈利社会团体、企业单位和个人志愿者等等;平台使用者主要为市民个体。从实践效果看, 该服务平台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收获, 达到了政府、企业单位和市民的三者共赢的良好局面。很显然, 该平台打破了传统的一元管理模式, 实现了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模式。在此模式下, 社会公民能够参与到社会治理过程中, 社会公民成为了社会治理的主体, 公民主人翁的意识因此得以强化, 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从服务平台实际操作来看, 此服务平台能够针对公民多样化的服务需求提供多种个性化服务, 其效率和回应性均胜于传统模式下政府管理的效率和回应性。
综上, 政府通过和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公众的合作, 不仅可以吸收各方力量的参与以增加公共服务的多样性供给, 而且激发了社会公众的参与热情, 让公众体会到公共参与的意义, 实现了高效的社会治理。在这一过程中, 社会组织是作为社会功能逐步完善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的社会公众组织形式, 在公共合作治理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它是社会治理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这种新型的社会公众组织形式需要政府政策的精心培育, 在培育过程中需要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 但这种主导作用是基于以社会公众实际需求为出发点而不是一味的自上而下的传统指令行为。换言之, 社会组织的发展并不会削弱政府部门的主导地位, 相反, 社会组织日益成为政府实现社会治理的重要的合作伙伴, 一种新型的、基于社会治理的政社关系也因此得以应运而生。
三、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趋向
当今中国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 中国的发展需要改革和战略转型, 转型不仅包括经济转型, 而且包括社会转型。其中, 社会治理体制的变革作为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体制的变革建立在政府职能的切实转型和多元参与格局的基础之上。社会治理有别于社会管理, 两者虽仅一字之差但有内涵上的本质不同。社会管理强调的是政府单一的主导行为, 而社会治理重点突出的是社会力量的多元参与, 是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报告中的新提法, 是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前提条件。然而, 强调政府职能转型并不意味着政府职能的消失, 强调社会公众参与也并不是完全否定政府在社会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和重要作用。社会治理具有复杂性、众多性等特点, 任何一个组织的能力都是有限, 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所有的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在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之间寻求一种多元机制的协同治理, 努力发挥各自的优势, 实现共建共管共赢的格局。
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是当今马克思中国化的又一项伟大成果,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具体体现在:第一, 社会治理中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 打破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政府管理模式, 为社会公众各种需求提供了多样化的解决方法, 改变了社会事务治理中政府“单打独斗”的局面;第二, 最大程度地激发和促进了社会公众的参与, 整合了各种社会资源, 促进基层民主的有效开展, 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人民群众自主管理公共事务的目的, 增进了社会和谐与稳定;第三, 多元化参与格局的营造大大减轻了基层工作人员的压力, 使得基层工作人员有更多的精力专注于公共服务的供给, 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与水平, 增进公民对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满意度。
摘要：新世纪以来, 各级政府纷纷探索建立现代社会治理体系, 以期加强和提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文章在探究社会治理创新与变革缘起的基础上, 重点考察了宁波市探索社会治理创新的模式及其实践。宁波经验表明, 社会治理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的根本之道是在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建立一种合作治理的模式与格局, 最大程度地发挥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的功能优势。只有建立现代社会治理体系, 才能从根本上提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
关键词：社会治理,模式,公共服务,合作治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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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实现中国梦需要社会治理创新
社会治理是中国梦的有机构成部分
作为中国梦的有机构成部分，创新社会治理至少可以在社会层面实现以下三个具体梦想。
安全之梦。人心稳，百业兴。社会不稳，一切都是空想，实现中国梦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人类社会发展史反复证明，一个稳定和安全的发展环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进步、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科技昌明最不可缺少的基础性条件。中国人民深知社会安全和个体安全的弥足珍贵，对社会的动荡和分裂所带来的深重灾难有切肤之痛。国家动荡，内部争乱不止，就难以集中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人民也不会有长久的安全感和稳定感。通过不断创新社会治理，可以形成并保持稳定和安全的社会秩序，让老百姓感到安全踏实，让经济社会发展平稳有序。
和谐之梦。在安全的基础上追求和谐，是中国梦在社会层面的进一步展开。和谐是人类社会长久以来孜孜以求的共同理想，是当代中国人民共同企盼的生活状态和奋斗目标；同时社会和谐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社会治理创新通过完善社会治理体制，形成维护群众利益的各项机制，以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处置为基本手段，消除各种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可以在减缩社会代价的基础上，增进社会进步、增强社会活力，使不同社会群体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和谐共处。
幸福之梦。安全与和谐的梦想集中沉淀在人民的心理层面就表现为幸福之梦。长久的安全感和社会和谐稳定，会在人民的社会心理层面形成一种共同的国民幸福感。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新社会治理，让社会长治久安，可以为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提供强力保障，也可以防止冲击社会心理底线的事件频繁发生，使人民在心理上平和而知足，过上一种更有尊严、更加幸福的生活。
社会治理创新是实现中国梦的基本保障
社会治理为科学发展提供基本保障。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是发展，只有走科学发展之路才能真正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中国梦，才能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创新社会治理，将为科学发展指导下的国家富强与民族振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譬如，通过社会治理创新，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从源头上防止和化解社会矛盾，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强化公共安全体系和企业安全生产基础建设，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保障经济生产安全运行；深化平安建设，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依法防范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另外，通过完善国家安全战略，高度警惕和坚决防范敌对势力分裂、渗透、颠覆活动，确保国家安全，也从内外部为科学发展基础上的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提供强力 保障。
社会治理为深化改革保驾护航。当前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涉及利益格局的再调整，但“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高度出发，创新社会治理，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能够充分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方面，通过畅通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统筹各方面利益关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另一方面，社会治理创新实际上在做人的工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群众工作是社会管理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工作”。通过夯实社会治理的群众基础，可以凝聚起方方面面的智慧和力量，进一步汇集起改革的共识，为改革的深入提供强大的动力。最终做到在改革中谋发展，在发展中求稳定，以和谐推动实现改革的最终目标。
社会治理创新激励人民参与实现中国梦全过程。在日益个体化的现代社会中，个人的自主意识、利益意识日益增强，几乎每个社会成员都有自身独特的诉求，这种“碎片化”的诉求无法让广大人民群众形成团结一致的合力。通过社会治理创新可以让被解散了的“原子化”的个人，在同一个目标下重新汇聚起来，激发人们为努力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热情。具体而言，在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通过不断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使服务型政府深入人心；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使人民的利益都得到充分的表达和维护；充分发挥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和群众参与社会事务管理服务的热情，培育参与能力，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通过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形成共同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合力。
以全面的社会治理创新助推实现中国梦
以社会治理理念创新助推中国梦。在中国梦这一宏伟目标的指引下，社会治理创新应当跳出维稳讲维稳、管理讲管理，形成“大维稳大和谐”的社会治理新理念。未来的社会治理工作应做到以服务为先导，通过寓社会管理于社会服务中，强调管理与服务并重，使管理以服务的形式体现出来，在无形之中实现社会治理目标。这种治理与服务的新型关系，体现了社会治理的服务化发展趋势，与中国人民的安全和谐幸福之梦的内涵遥相呼应，为实现和维持社会长期和谐稳定提供了基本保障，也值得其他领域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借鉴。
以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助推中国梦。社会治理事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本质是以人为中心和目的对具体人的治理。社会治理不当极易使政府自视为社会管理主体，而人民群众则被视为治理对象。在当前的社会治理体制中，社会组织尤其是公众参与不足成为最大的“短板”所在。在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应进一步落实群众工作路线，尤其是要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为民做主”转变为“由民做主”，让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到社会安全和谐幸福之梦的创造过程之中。
以社会治理基层化助推中国梦。创新社会治理的重点难点在基层，活力源泉也在基层。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社会治理创新要始终重视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关口前移，在基层进行源头治理；通过人力财力物力向基层的倾斜，以及先进理念与方法在基层的有效运用，真正在基层做到以人为本、服务为先。把管理服务做到群众身边和群众心里，以面对面的直接服务管理消弭怨气、赢得民心，以扎实的群众工作将社会矛盾消弭于萌芽状态，促进社会的安全与和谐，增进人民的幸福程度。
以社会治理法治化助推中国梦。“法治保障”是党的十八大对社会管理创新提出的最新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通过依法治理来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这就要求坚持依法治国的原则，把法治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突破口，实现社会治理过程全面法治化，逐步建构法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一方面，完善公民权利保障的法律体系。要从法律上、制度上、政策上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切实保障人民在政治、法律、机会、权利和分配上的平等地位。另一方面，以法治理念引导社会治理创新。牢固树立依法治理的理念，加强社会治理领域立法、执法工作，强化“尊重和保障人权”意识，杜绝社会治理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侵权行为。唯有如此，社会治理才能有规矩可循，人民群众的权利才能得到充分保障，安全之梦、和谐之梦与幸福之梦才能真正 实现。
篇5：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及实现条件
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不公正及治理途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的差距迅速扩大,从而引发了种种社会不公正现象.从人们所重点关注的社会公正问题着手,由对“公正”和“社会公正”的界定开始,探讨了几种常见的.社会不公现象,并在深入分析引发这些社会不公问题原因的基础上,提出治理途径.
作 者：张爱国 ZHANG Ai-guo 作者单位：安庆师范学院,法政经济学院,安徽,安庆,246011刊 名：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HEFEI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年，卷(期)：23(3)分类号：C914关键词：社会公正 原因 治理途径
篇6：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及实现条件
宅吉社区申报贵阳市“社会治理创新奖”材料
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以来，宅吉社区就以高度地政治敏锐性，结合自身基层特点着手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规划和推进，至贵阳市“新型社区〃温馨家园”公益项目上马，“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推进速度和质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进一步提升，并成功沿着与十八大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要求高度契合地轨迹，开启了“小社区、大社会”社会治理模式。一、一个系统工程的提出，奠定起创新基础。
党的十八大之后，为全面推进社区建设、发展，宅吉社区党委通过深入研判，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党委领导，以作用发挥良好的基层党组织、党员队伍为骨干，通过一系列理念的不断转变和工作机制的建立健全，全面整合各类社会资源，首重平安，从扶持弱势群体、解决突出问题、缓解社会矛盾、优化公共服务等方面逐一找准切入点实施突破，全面打造“宅居平安、吉祥家园”系统工程。以此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建设，确保群众安居乐业、社区安定有序。
与此同时，为有力推进这一系统工程的打造，社区党委积 极探索并整理出了一条特色工作思路，即：别人还没有进行的尝试，要大胆探索；别人已有的成功经验，要发扬光大；别人做得好的工作，要结合实际做出特色；别人有特色的工作，要敢于创新。自此，“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人特我新”这一立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宅吉精神正式确立，强有力地助推了系统工程的打造从构想阶段进入实施阶段。
二、社区大党委制的实施，凝聚起区域合力。宅吉社区的“大党委”由社区党委成员、驻区单位党组织负责人、非公企业党组织负责人和从对群众影响力较大的党员中聘请来的兼职委员组成。针对党委委员们来自各行各业各个层面的这一特点，社区党委在建强“大党委”方面，尤为重视其凝聚力的提升。
为切实增强“大党委”凝聚力，社区积极着力于建立、落实“大党委”联席会议制度和聘请、考核、激励、退出机制，坚持每月召开一次“大党委”联席会议，专题听取工作情况汇报、研究社会治理形势、制定社会治理方案、统筹推动各项工作。通过会议的经常性召开，进一步紧密了委员间联系；通过会议对社区重大事项进行通报、组织探讨、共同决策，确保了委员们的知情权、参议权和决策权；通过会议对上级党组织文件精神的集中传达、学习，以促进思想认识统一的方式确保“大党委”的合力。进而为“大党委”作用的广泛、良好发挥，特别是实现社区区域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地基础。
三、社会力量介入的引导，打开了多元局面。按照“社会治理”的要求，社区党委积极致力于对社会力量介入的有序、规范引导，依托社区一线服务平台优势、驻地大学校园志愿者储备优势和社会爱心企业物力优势，以公益服务为切入点，面向社会公众努力形成了更为广泛参与、积极互动的院落活动开展格局。自此，各类公益社团、法律社团、媒体单位、爱心企业等社会资源在社区的引导下纷纷涌入，为社区开展公益宣传、帮扶慰问、法律援助、健康义诊等各项活动无偿提供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支持，社区也由此成为推进社会公众参与公益活动开展、公共服务，进而参与社会治理的一线平台。
这种激发、引导举措，促使社会公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了良好释放，社会资源共享利用率得到大幅提升，变“社区管理”为“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成为了可能。
四、打造幸福院落的突破，开启了治理模式。2013年4月，就在积极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之际，宅吉社区党委迎来了贵阳市委、市政府“新型社区、温馨家园”公益事业项目的上马，社区党委立即依托公益项目，立足实际，强宣传、广发动，自治、整治双管齐下，努力将好事办好、实事办实，以“良好地实现了老旧小区管理组织、体制机制、生活环境的三个到位”为目标，将打造白腊井“幸福院落”提上议事日程。在白蜡井“幸福院落”的打造、建设过程中，宅吉积极以“三聚”+“三问”的创新工作法初步探索出一条以老旧院落综合整治为突破、以院落充分自治为核心、以集成服务为抓手，创新基层社区治理的新模式，初步实现了政府归位、社会满意的多重效果，良好地实现了“四提升”。
一是群众满意度得到提升。白腊井“幸福院落”的打造告一段落后，社区各项工作得到了群众的高度评价，满意率大幅提升。
二是群众参与度得到提升。通过整治，院落居民实现了从漠不关心到理解支持、从被动接受管理到主动参与管理的转变。在各项群娱活动中，群众参与度达85%以上。
三是群众安全感得到提升。在院落整治中，通过“社警合一”等综合创新手段的采用，使深化平安创建得到了强有力的推进，实现了“零发案院落”的建设目标。
四是院落和谐度得到提升。整治后的老旧院落自治组织作用充分发挥，邻里关系更加和谐，居民素质逐步提升，全面杜绝了越级上访、信访积案、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谐成为主旋律。五、一套实践经验的总结，确保了复制推广。
作为典型的住宅型老旧社区，不仅止“白蜡井”院落面临着老旧城区整体规划不科学、基础设施不完善、社区管理不到位，治安形势差、卫生状况差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同样困扰着社区的其他居民群众。因此，社区党委在成功打造白蜡井 “幸福院落”后，开始积极着眼于可复制、可推广对实践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归纳为“三聚”+“三问”。
一聚民愿，争取支持。
白腊井“幸福院落”院落打造伊始，社区就建立起专项调查工作组，对院落内居民挨家挨户展开了历时2个月的摸底宣传动员，历时近4个月，以先后组建起17个工作组、派出干部2013人次；平均每户走访2次以上的入户频率；召开各类座谈会13场次征求意见、广泛发动，展示改造蓝图打动人心，从而使绝大部分居民群众对院落升级改造给予了积极支持。
二聚民智，广纳良策。
在激发了居民群众对院落升级改造的积极性后，社区党委一方面派出专门工作组实地勘察基础设施缺失地点、类型及影响群众生活的程度及范围，另一方面，考虑到居民需求层次性复杂、多样性突出，再次以入户工作组、坝坝会等方式就居民群众对院落升级改造的期许情况进行全面摸底，结合两方面的情况形成《打造白蜡井“幸福院落”实施方案（初稿）》，并再次提交院落居民群众审议，经过二次系统调整，《打造白蜡井“幸福院落”实施方案》才正式定稿。一张获得上级有关部门充分肯定且满载居民群众智慧与期望的美好蓝图才自此绘成。
三聚民心，达民所愿。
白腊井“幸福院落”整体改造提升工程队进场后，院落群众热情高涨，为这个已经有着30多年的历史老旧院落就要按照自己意愿焕然一新而高兴。不少居民热情地为施工队伍送去 凉茶、赠送瓜果，以犒劳这些为了建设他们的家园而洒下辛勤汗水的施工队员们。随着院落内柏油路面、文娱小广场、停车场、下水管网、绿化带、路灯等基础设施全部立足于效能最佳方案进行规划并投入施工，群众的意愿得到了全面实现。院落居民群众们纷纷感慨，这次升级改造，质量高、效果好，规划布局合情合理，大大超出了大家的预期，让人很难想到这是个已有30余年的老旧居民住宅区。是真正让大家满意的改造工程，院落内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得到了较好的交汇与融合。
一问民需，以群众需求为工作目标。
为进一步掌握群众的需求，社区以“幸福结”为题，就生活中如何才能找到幸福结点展开了多次大讨论，以促使社区开展的群众服务与管理更加有的放矢。通过“幸福结”专题讨论，社区党委根据群众意愿围绕治安、民生、环境、党建和精神文明建设良好地实现了“五位一体”的工作目标。
一是平安到位，建设零发案率院落。采取“网警合一”+“群防群治”+“物管进驻”的联动、互补、常态方式，和设立“院落治安形势研判室”适时有针对性地制定、实施治安举措，努力实现院落零发案；设立“院落消防应急站”夯实防火救灾力量，实现应急救灾统筹，确保“幸福院落”有一个平安、宁静的环境。
二是服务到位，侧重社区服务。在加大开展常规性服务的同时，侧重于以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企业和人士为救助资源，通过“电子商务进社区、打造就业新渠道”等模式开展就业、创业帮扶，着力推进民生救助及创业、就业，为“幸福院落”的实现筑牢物质基础。
三是管理到位，合力环境保护。对院落实现物业常态化管理，通过设立12319公共服务平台联络站，设臵分类垃圾箱，维护好绿化带，确保公共照明设备充足，杜绝乱涂乱画、乱搭乱建等不文明行文，从而为“幸福院落”披上美丽外衣。
四是创新到位，打造党建特色阵地。两院落内党员数量的优势为开展各类特色党建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以此开设“白草苑”廉政课堂，搭建“腊梅苑”实践阵地，营造“井曲苑”和谐文化，为两“幸福院落”的建设缔造带头骨干力量。
五是弘扬到位，构筑精神文明高地。以建设院落道德爱心展示长廊和电影墙、定期开展院落文化主题活动、评选“最美院落人”等方式，在院落内树立精神文明标杆；以挖掘、打造“古井文化”和开设市民小课堂，搭建塑造文化的活动和载体，进而筑起精神文明高地，为正能量的传播、推广积累最有利的势能。
二问民计，以群众智慧为工作依托。
在结合群众需求制定具体工作目标后，社区开始着手依托群众推进工作的开展，以便最大限度调动群众积极性和提升群众的参与度，帮助居民群众依凭自身智慧创造美好生活。因此，社区党委大胆打破常规，选择了不派驻干部进院落，把社会治理主动权最大限度赋予民众，依照法定程序成立业主委员会并实行市场化运作，以引导、依靠居民自治的方式推进百腊井“幸 福院落”的长效维护和管理。如今，百腊井“幸福院落”的长效维护管理职责全部交由从居民群众中产生的7名业委会委员、8名值班人员、2名保洁员共同自主安排，且所有经费均由物管费、停车费等市场化创收所得予以解决。
三问民效，以群众评价为工作标准。
为动态检验白蜡井“幸福院落”建设成效，社区党委建立起以献爱心“连心桥”、畅纽带“连心树”、强互动“连心线”为主构架的“三连”平台，全面畅通与群众的关联渠道。
连心桥——主要侧重于各类文娱、扶贫济困活动的开展，在丰富群众业余生活、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的同时，从群众参与活动的情况变化掌握社区在群众中的凝聚力，从群众遇到的困难情况来查找社区工作还存在的不足。
连心树——鼓励居民群众以匿名的方式，表达出自己最真实的意见、建议和心愿、诉求，使社区党委能够收集到居民群众当面不便说、不愿说的心里话，并充分展示社区党委尊重每一位居民群众话语权的积极态度。
连心线——以公开的各类热线电话、微博、电子邮箱为居民群众畅通与职能部门的联系渠道，使居民群众能以尽量直接的方式获得职能部门的服务，协助职能部门以较为便捷的方式接触群众，从而发挥好社区在职能部门与居民群众之间的纽带作用。
自“三连”平台建立以来，开展各类活动21场次、收集意见建议43篇/条、协调处理各类群众与职能部门相关事务 68件，社区的凝聚力、工作开展、群众满意度、作用发挥等情况反映变得更加真实、更加一目了然。
这些实践经验的总结被很快得到了运用并得到了现实佐证，在成功打造白蜡井“幸福院落”后不久，庆丰路、贵信花园、开磷花园等一个个“幸福院落”相继诞生，正以“以力铸点、以点连线、扩线成面”的方式分步骤、纵深、整体推进着社区的建设和发展。
六、创新社会治理的尝试，前进中没有止境。
当前，社区党委正以建强社区党员干部队伍、弘扬传统文化、丰富群众文娱生活，密切党群干群联系为切入点，以有效增强居民群众归属感和凝聚力为目标，进一步夯实和扩大社会治理创新成果。
抓作风，动真格。在全市首设曝光台，通过曝光加大对不正之风的查处力度，以动真格取信于民；
元宵节，举办灯谜游艺会。宅吉社区男女老少数百人共同以看表演、猜灯谜、品元宵的方式迎接传统文化的回归；
除冰扫雪，便民暖民。《贵阳日报》记者在2月18日那场降雪中对宅吉党员干部的行动颇为赞许，誉为“小行动背后的大实干”；
三八节，“三八”妇女节维权周宣传活动。从着眼妇女权益助推家庭和睦，进一步夯实社区和谐的基石；
清明节，网上祭祀。引导社区群众在传统与文明间，选择一种更符合时代要求的生活习惯； 种“连心树”，近党群心。《贵阳日报》等公共媒体不止一次予以肯定，盛赞宅吉为“连心树”精心浇水施肥，让其茁壮成长、枝繁叶茂，让其挂满老百姓的心里话，正是开展实践活动的题中之义；
端午节，包粽比赛。以传统佳节为契机，再次开启街坊邻里间的和谐之门；
党的生日，“七一”演讲赛。党群同台共话党的伟大、生活的幸福……
与此同时，为了能给群众切实打造出一个安宁祥和的生活环境，社区党委一方面积极开展“网警合一”治安工作，新增高清摄像头46个、超B级锁芯67个、平安E家300个、门禁系统27套、电子防盗门35扇、治安岗亭及值班室19个，一方面积极联合贵州商专、贵州财经大学等驻地单位向各院落派驻党员及志愿者开展巡逻、职守达697人次，在“两严一降”行动中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用辛勤的汗水进一步加固了护民、安民保险。
经常性通过开展各类传递正能量的公益活动、文娱活动的开展，从精神层面的引导、塑造、充实入手，催生、夯实和谐幸福元素。如：征集专业爱好体育人才、亲子运动会等。
积极拓展助创业、就业和关爱、救助渠道，为和谐幸福奠定物质基础，推进党群融合取得明显成效。如：宅吉技能就业培训通过公共媒体向全社会展开，社会爱心募集通过公共媒体共同推进。特别是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社区“好媳妇”杨俊平、宅吉“宝”电工老赵等一个个生活中鲜活的正能量被社区党委有意识地放出，使他们以整合零星个体为整体优势的方式，形成了助推新风尚的强大力量。
宅吉社区各项工作及活动如火如荼的开展，不仅为社区争得了省级“五好”基层党组织、市级“新型社区、温馨家园”等荣誉，还引起了《贵州日报》、《贵州都市报》、《贵州商报》、《贵阳日报》、《贵阳晚报》等主流媒体及《云岩周刊》、《贵中云岩》等云岩区核心媒体、中国文明网等新兴媒体的高度关注，他们纷纷以经常性报道、整版报道、头版报道和专题报道等形式，向全社会积极展示宅吉社区动态，一篇题为《凝心聚力打造“幸福院落”——云岩区宅吉社区积极探索“小社区、大社会”治理模式》的文章在《党建视野》的刊载，突破了云岩区近年来没有基层党建经验推广文章在该刊物单篇报道的局面，市委、市政府社会治理现场观摩会在宅吉的召开，则使“宅吉社区”成为了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排头兵和样板区。
宅吉社区党委
篇7：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及实现条件
近年来，新余市按照中央关于“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新要求，结合本地实际，选择民营企业家相对较多的渝水区水北镇作为试点，积极探索以党委引导、基层商会为载体，本土民营企业家多角度参与本地乡村治理的新路子，取得良好成效。今年春节前夕总书记视察江西时，对新余市“党建+商会”创新做法给予肯定。
一、改革举措
一是创新组织建“平台”。新余市在水北镇建立江西省首家有别于异地商会、全部由本土民营企业家组成的乡镇商会——水北商会，并充分发挥商会与会员联系紧密、影响力大的优势，构建以商会党委为核心，会员企业支部为主体的乡镇商会党组织架构。根据企业和党员的区域分布，以行业统建方式，建立建筑行业、新兴行业、文化产业、服务业、客运物流业5个党支部；以区域统建方式，建立了宜春、九江、赣州、深圳、江苏5个流动党支部，实现了商会135家会员企业党组织全覆盖，不仅破解了非公企业党组织组建难的问题，而且为
本土民营企业家搭建起了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和建设的坚实组织平台。
二是明晰职能防“空转”。明确商会党组织主要职能是：加强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实现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全覆盖；团结引导民营企业家回报家乡、服务社会、联合发展，积极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和建设。明晰的职能促进了商会党建工作的常态化开展，有效防止了非公企业党组织机构空转现象。
三是双向互动求“共生”。建立“党组织与商会领导层”、“党组织与理事会”等双向互动机制，做到工作相互通报、活动相互沟通、大事协商解决。商会党组织与商会良性互动，党委带支部，支部带党员，党员带会员等“党建+商会”工作新机制，破解了非公企业党组织和党员作用发挥难问题，形成“共生效应”。
二、改革成效
一是培育了乡村社会治理和建设的新的力量。成立3年多来，水北商会党委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家自愿为家乡建设捐资近7000万元，其中新农村建设捐资3900多万元，学校建设捐资960多万元，居家养老基金捐资850多万元，修桥修路捐资460多万元。同时，各支部会员利用各自在本村的威信和影响，出面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共197起，排查隐患129起。通过有效引导，商会会员在参与新农村建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弘扬社会良好风尚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成为参与农村社会发展和治理的一股新的重要力量。
二是形成了民营企业家回报家乡的有效合力。过去新余走出去的民营企业家有着报效桑梓、服务社会的愿望，但囿于缺乏组织平台，仅靠个人单独行动、小打小闹、资金分散、办不成大事。如今通过商会这个统一平台整合，分散的捐赠形成可办大事的资源，资金使用效果十分明显。如经过集中整合民营企业家捐资，水北镇已形成了850多万元的农村“老年人养老基金”。用养老基金每年的增值收入，在10个行政村建立了27个“颐养之家”，为358名老年人免费提供“一日三餐”，解决了农村老年人特别是留守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问题。
三是改变了民营企业家在群众中的社会形象。商会党组织一方面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家回报家乡，一方面大力宣传民营企业家帮助家乡发展的典型事迹，让农民群众切身感受到了这些企业家扶持家乡修路建桥、建造校舍、养老助学等的好处，极大改善了民营企业家和农民群众的关系，优化了民营企业家整体形象，有效化解了农村“仇富”现象，增进了农村社会团结和谐。在当地，除了企业家捐资解决老年人“一日三餐”问题，还有许多事例在农民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反响。如从熊坑村走出去的企业家熊氏四兄弟，捐资3600多万元，为遭受特大洪灾的本村居民重建家园，村民每户均获得一套3层住
房，一座崭新的新农村在灾后废墟上拔地而起，成为当地老百姓口口相传的美谈。
篇8：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及实现条件
1 农村畜禽养殖业污染中的突出问题
1.1 庭院式养殖是环境保护的盲点
农村小型畜禽养殖场涉及千家万户, 虽然个体养殖量少, 但总体数量却不容忽视。在我国大多数地区, 规模化养殖场仅是少数, 地方小型养殖场数量总和远远超过规模化养殖场, 并且粪污大部分未经处理或未彻底有效治理, 直接施于农田或排入沟河, 对广大农村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我国在防治畜禽养殖污染方面, 可执行的法规只有原国家环保总局于2001年5月公布实施的《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规范的是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小型养殖或放养养殖不在“办法”调整范围之内。因此, 小型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在国家法规上存在着“盲点”, 难以依法管理。
1.2 认识有偏差, 思想难统一
在农业领域, 发展畜禽养殖业比种植业更具有经济效益上的优势, 不少地方将发展畜禽养殖业作为优先发展的举措之一, 予以大力发展和推广, 使得畜禽养殖业发展无序, 导致恶臭扰民、污水横流, 环境污染严重。
江苏省从2005年开始, 在全省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对人畜粪便管理上提出要求, 在开展生态示范区、生态村、优美乡镇的创建活动中, 对畜禽养殖也提出相应要求。但这些内容都侧重于卫生, 而不是污染问题, 且标准要求多, 分管部门多。同时, 由于缺乏强制性措施, 资金投入难以到位, 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1.3 布局无序是治理污染的难点
许多小型畜禽养殖场随意扩张, 布局散乱。在不少镇、村, 小型畜禽养殖场或建于房前屋后、小塘边以及田边, 或与居民区穿插布局。这些畜禽养殖场大多属于粗放式经营, 产业水平低、资源消耗高、浪费大、污染重。由于没有实施统一规划, 分散的点源污染带来了广泛的面源污染。
1.4 部门协调困难管理缺位
由于小型畜禽养殖问题未纳入政府日常行政管理范围, 无审批、无证照、无主管部门, 因而也无规范性管理或强制措施。镇 (区) 和农业、卫生、环保等部门的职责分工不明确。群众举报投诉污染生活水源、居住环境散发臭味等问题, 环保部门难以进行协调, 也不能实施强制性措施, 使问题难以解决。
2 对创新污染治理模式的几点思考
国家对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日益重视, 国家环保部和农业部等部门先后制订、发布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相关标准、技术规范和政策, 最近又印发了《全国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 明确了“十二五”期间,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和防治重点。如何创新污染治理模式, 实现畜禽业可持续发展, 笔者有以下几点建议。
2.1 严格环境准入政策
开展农村生态养殖示范创建活动。鼓励各乡镇积极创建环境优美乡镇、生态村, 开展健康养殖示范场创建活动。畜禽产业区域布局按照生态农业发展的要求, 进行统一规划, 对新、改、扩建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严格执行环评制度, 加大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力度。划定禁养区和养殖小区, 实行规模养殖场和养殖小区三级审查制度。
2.2 加强国家立法
农村家庭作坊式的小型畜禽养殖户已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 他们既非个体工商户, 也不具法人资格, 原则上不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适用范围。原国家环保总局《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也只是针对规模化畜禽养殖户, 且只作为部门规章, 立法层次低。由于现行的法律法规对小型畜禽养殖场的管理未加以规范, 环境管理措施未落实, 因此, 加强这方面的立法势在必行。
2.3 注重产业合理布局
在产业结构调整上, 要改变农村经济的发展模式, 根据地区特点和自身优势, 加快产业升级。改变只注重数量和总量, 忽视质量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加快农村生态环境的综合整治, 做好优美乡镇、生态村的建设工作, 做到统筹安排、突出重点、分类指导、整体推进。
具体而言, 应设立禁养区、限养区和重点发展区域, 划定重点养殖区域, 在养殖主体不变的情况下, 将大量分散的小型畜禽养殖场集中, 便于统一管理, 并且形成合力集中治污。提供从饲料加工到产、供、销及卫生防疫、养殖等方面的服务和便利条件, 提高养殖户的积极性。
2.4 加大养殖治污投入
增加资金投入, 对示范场、先行场, 建议采取“以奖代补”的方法, 在畜禽用地、治理技术、工程资金等方面应给予专项优惠政策。对原来污染突出但经过整治见到成效的企业, 实行“以奖促治”, 对按时完成治理目标、考核情况较好的企业, 优先安排“以奖促治”资金。通过扶持、引导等方式, 探索畜禽养殖零排放技术, 因地制宜推广条垛式发酵技术, 加大力度引导有机肥加工利用, 示范引导各畜禽养殖企业进一步向生态、有机、循环和环保方向发展, 造福百姓。2.5建立养殖环境管理体系推动环保机构向县以下延伸, 逐步建立覆盖农村的环境管理组织体系。充实农村环境保护力量, 保证必要的监测、执法装备、经费等工作条件, 完善农村环境监测体系, 建立健全环境监测指标体系和信息系统, 加强对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的环境监测。加大对农村环境的监督执法力度, 坚决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法, 对不符合条件新上的规模养殖点一律不予审批, 不发放排污许可证。同时, 加大环境监督执法力度, 严肃查处违法行为。对重点养殖户 (场) 做到每月一查, 提升应对畜禽污染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 对污染严重, 群众意见较大, 且无法落实治污设施的畜禽养殖户 (场) , 依法进行关闭。
2.6 制订养殖与加工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规划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以保障区域环境安全、促进畜禽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推动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提升污染防治水平, 才能达到畜禽业发展与环境污染控制“双赢”的目的。江苏京海禽业集团近期制订了《养殖与加工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规划 (2013~2017年) 》 (以下简称《规划》) , 并邀请南京农业大学、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江苏省耕地质量保护站等单位专家组织了论证。《规划》针对京海集团今后五年鸡粪排放量和禽产品加工固废弃物不断增加的实际情况, 提出再投入1 500万元资金, 实施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三期工程建设。实施期内将重点搞好养殖与加工废弃物快速高效含量处理、高附加值有机类肥料产品开发和鸡舍及有机肥生产基地环境优化三大工程, 并进一步加强产学研合作, 积极引进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 实现产能翻番和产品提档升级。到2017年, 完成全年治理畜禽养殖与加工废弃物20万吨、生产有机肥7~8万吨的目标。
2.7 做好矛盾化解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