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通用8篇）

篇1：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

2014年05月02日 09:00 来源：《阅江学刊》2014年2期

作者：严强

摘 要：将国家治理与现代化结合起来，将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一个国家改革攻坚阶段的重大战略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启动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的标志。国家治理现代化 是在扬弃旧式现代化之后探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让改革具有了新的意义，而且赋予社会治理创新全新的性质，规定了未来中国式社 会治理的新体系。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治理创新

在中国近几年的社会科学界，新的理论和潮流不断涌现。新公共管理浪潮之后，治理理论开始流行。虽然在中国传统的官方话语中，早已出现作为管控、统治意义上 的治理概念，但现在流行的“治理”，则与多元共治、民主、法治等理念联系在一起。这一新的治理理论已经迅速扩展和延伸，并超出了政府治理和国家治理的概 念。［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中国梦的真正内容和全新理念，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战略，启动了新一轮 的思想解放运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使中国改革具有了新的意义，而且赋予社会治理创新全新的性质，构建了未来中国式社会治理的新体系。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的思想解放作用

积极赶超现代化是中国近35 年来改革开放、锐意进取的目标之一。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执政党、如何建设新型的执政党，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实 现科学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得到初步解决以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应当追求怎样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如何实现？这一直是执政党的顶层思考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尚未成功的时候就思考过未来现代化建设的问题。新中国建立以后，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一直是老一辈革命家们日 夜思索并致力追求的理想和目标。文革的浩劫使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努力遭受了巨大的挫折。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在启动实践标准大讨 论、推动思想解放、破除“两个凡是”的保守僵化思维之后，将中国带入改革、开放和赶超现代化的道路。最初10 年，中国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变革，在恢复了商品生产、激发了经济活力以后，一个更大的问题需要执政的共产党做出艰难的决断：在告别无效的计划经济体制以 后，要不要选择以往一直反对并努力消灭的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认为改革不能停，“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 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2］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于是兴起。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导向的改革让中国的生产力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农业、工业、国 防、科技以及教育、卫生等领域的现代化步伐逐渐加快。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现代化建设的赶超延续了西方曾经走过的道路，甚至是以西方发达国家提出的标准作 为评估和衡量的尺度。

但是，经过30 多年高速度的赶超，我们终于发现，始于西方国家、由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启动的现代化已经发展到了极致，其弊端渐渐暴露出来。这种现代化带来的现代性是片面 的、不可持续的，是一种旧式的现代性。“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社会与个人不和谐，社会和自然付出双重代 价的现代性。”［3］

这种旧式现代化及其导致的旧式现代性不仅阻碍着中国的发展，纵观全球，西方发达国家在面对这种旧式现代化时，同样徘徊不前。世界经济的动荡，美国华尔街 的金融风暴，以及欧洲主要国家相继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等等事件都和这种片面的器物层面的现代化有密切的关联。而且，以旧式现代化带动的全球化，导致了全球毒 品泛滥、全球环境污染、全球武器买卖、全球恐怖活动种种恶果，问题显然不是出在全球化上，而是出在旧式的现代化上。

整个20 世纪和21 世纪的前10 年，由于人类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旧式现代化进程中对自然的倒行逆施，招致了越来越严重的“绿色惩罚”，全球社会生活景观呈现出即将发生重大转折的种种迹 象。因而在全世界，在中国，探索新型现代性便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潮流和趋向。“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赢、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 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从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取得的巨大社会进步和付出的种种社会代价中，我们都能从正反两方面，亲身 体会到新型现代性的深刻意涵。”［4］

新型现代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人民的全面发展，是人民参与推动的现代化，是一种协同治理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在强调器物的现代性、人类消费领域的现代 性的同时，更加强调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新型现代化与旧式现代化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是一种以人民为主体、维护人民的尊严和幸福、体 现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持续发展模式。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下，改革和开放获得了新的意义。改革决不仅仅是我国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遭受挫折后寻找新的发展模式的一种尝试，也不仅仅是单 纯地解构旧的体制、建构新的体制，改革是中国走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增强特色社会主义活力的法宝。社会主义未来的发展就是通过不断的思想解放，创新制度、体制、机制和政策，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制度是公共权力机构实现其政治和社会功能的基本工具，是获得主导性权威的前提。制度决定了技术力量发挥的空 间和可能产生的活力。邓小平同志一贯重视制度建设，他主张对于总体社会运行中存在的问题“都要当作制度问题、体制问题提出来，作进一步的研究。研究时可能 还要接触到别的体制问题。”［5］邓小平同志对制度内涵的概括，既涉及结构方面的内容，也包括程序方面的规定，还涵盖一系列规范体系。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 各领域已进入深水区的改革要强化制度信心，逐步树立结构意识、规范意识、程序意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否达到现代化的要求，关键就是要看能否在重要 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中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赋予社会治理全新性质

中国式的社会治理是在社会转型中为推动社会各领域的协同改革而逐步提出来的。20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结束了十年文革浩劫之后，执政党中的改革派将经济建设确定为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决定了改革、开放一开始的定位是经济领域的体制改革，这和当时最 高领导层首先从经济上来定位社会主义本质是一致的。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支撑条件越来越多，而且单兵独进的经济体制改革策略也开始暴露出不合理性。民间不时涌出呼唤政治 体制改革的声浪，但令执政党和政府的高层更为担忧的则是因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权益结构失衡、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失序所导致的日趋激烈的利益矛盾和冲 突，以及不时危及到国家安定的重大生产事故、恶性交通事故和食品安全危机。

此外，文化领域不时出现混乱，生态环境日趋恶化，所有这些问题，让执政党和政府的上层开始思考中国社会正在分化的事实，需要统筹几大领域的改革、建设与 管理问题。其中，尤为急迫的是社会领域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党的十六大提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大领域建设的议题，十七大进一步将四大领域的改革、建设 和管理纳入和谐社会建设的整体之中。

社会治理与社会治理创新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为适应改革深入发展的要求而提出和实施的一项战略议题。但是，在本世纪初，当 社会治理作为一项广义的和谐社会建设，即国家总体建设布局中的重要任务被提出来的时候，它是以社会管理的面目出现的。社会管理从宽泛的总体社会管理中分化 出来后，与专门的社会领域的社会矛盾预防和处理相关联，并且着眼于保持社会稳定的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由此，社会管理一直作为政府的一项职能而被理解、规 范和设计。

社会管理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最初是被国内大量负面的问题压出来的。2003 年非典型肺炎的突然侵扰，让刚刚开始运行的“胡温体制”感受到中国总体社会不平衡的发展，以及在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中形成的新的社会结构所潜藏的新型风险和 不安全因素。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社会管理等议题被着重提出。同样，从旧式现代化向新型现代化转变的问题也被着重提出来。2003 年11 月21 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新一届领导通过抗击非典型肺炎这场疾病，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要注意协调发展。城乡发 展不平衡，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就如同一个人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样，一定会跌跤的。其中，“长腿”指的是经济增长，“短腿”指的是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6］社会管理作为一项特别受到上层关注的战略议题也是基于对阿拉伯世界不少国家内部**动酿成恶果的思考。多数阿拉伯国家经济结构单一，经济实力薄弱，不少国家失业率持续攀升，通货膨胀严重，社会矛盾和冲突加剧。2011年1 月，西亚、北非地区的动荡之火蔓延至埃及，爆发了一系列的街头示威、游行、集会、罢工等抗议活动，最终导致国家政权发生更迭。这些震惊世界的事件，强化了 中国高层领导维持社会稳定、安全和秩序的愿望。

2011 年是执政党和政府的高层密集性地研究、布置加强、改进和创新社会管理之年。2011年2 月19 日至23 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军队各大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云集中央党校，参加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专题研讨班。胡锦涛总书记在研讨班上发表 重要讲话，提出了社会管理创新的总要求，“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

同年5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题会议，提出要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调查研究，加强政策制定，加强工作部署，加强任务落实，全面提 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7 月，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正式发布，这一纲领性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和主要措施。9 月，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一词之变饱含深刻内涵，体现了理念的飞跃。11 月下旬到12 月初，中央领导同志分四路主持召开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片区会，围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总结经验，部署工作。

这种主要从逆向来把握的社会管理，就是政府运用各种手段，特别是带有强制性的治安手段，根据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表现、特点，寻找和实施处理 社会矛盾、社会问题，降低社会风险的方式和机制。只要观察一下政府部门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不难发现其主流表现为在依然滞后的行政模式下机械地重复着对社 会的规制———控制式的管理，社会管理体系的创新缩小为以强制性权力更积极地干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领域，社会管理体系创新只不过是政治体系运用旧的思 维方式维护社会稳定的意图和行动的另一种表达。［7］

在实际工作中，不少政府部门更习惯于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那套理念和做法，简单地把“管理”等同为“管控”，认为管理就是把人管住；甚至认为“管理”就 是“维稳”，加强社会管理就是维护社会稳定，而“维稳”依然习惯于使用行政的“硬”手段，习惯于事先“堵”和事后“灭火”。［8］社会管理的工作职能由各 级党委的政法委负责和统筹，加强社会控制、维护 社会稳定的意识非常强烈，倾向很明显。中央政法委的一位领导在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明确指出： “对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就业的70%的城市就业人口，我们把国有企业服务管理员工的经验延伸到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真正使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承担起服务管 理员工的社会责任，劳动关系就会和谐得多；对4.57 亿网民、8.59 亿手机用户，我们在发挥好有关部门依法管理职能作用的同时，把广大网民在净化网络环境中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发挥好全社会共同监督的作用，虚拟社会就会健康 有序发展。”［9］显然，在政法部门看来，社会管理就是对新的社会领域(如非公有制企业、网络虚拟社会)的重新管控。有学者把这种路径的社会管理创新称为“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范式”。

作为社会管控的社会管理创新，维权与维稳必然会形成对立，维护权益被视为对现有社会秩序的冲击和对社会稳定的挑战。政府对社会矛盾的态度是能压则压、能 捂则捂，崇尚“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公民权益普遍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冲突只有在被政府认为已经影响社会稳定的时候，才能受到高度重视，从 而陷入“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怪圈。为此，有学者希望通过创新社会管理来纠正压力维稳机制下的刚性稳定，树立科学维稳思维，变被动维稳 为主动创稳。［10］但是，无论是刚性维稳还是柔性维稳，社会管理创新都没有摆脱维护社会稳定、加强社会管控的路径。正如皮克所言，社会管理也许会形成多 元主体共治的格局，但最终形成的依然只能是国家统合主义体制。［11］

对社会领域的管理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中以后，社会管理就会被社会治理所取代。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架构中，社会管理显然不再局限为政府的一项职能，也 不仅仅是政府部门对某个领域进行的逆向式的单独管控，而成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总体治理能力的重要环节，传统的社会管理将必然转化为新型的社会治 理。

在努力构建国家治理现代化总体系统的过程中，社会治理和治理创新获得了全新的内涵。社会治理及其创新首先从正向的以民生建设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和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中得到理论与实践的规定性。社会治理及其创新就是建立和完善各种能够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以增加社会资本的社会制度、社会体制，相应地，形成各种能够良性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利益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产生合理的社会结构。社会治理及其创新从逆向的合作共治中得到理论与实 践的规定性。社会治理及其创新就是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公民个体根据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新表现、新特点和新趋势，共同创造正确处理这些矛盾、问题和风险的新机制、新实体和新主体，更好地缩小分歧、化解矛盾、控制冲突、降低风险、增加安全。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目标已经非常明确，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目标就是要紧紧围绕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问题，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 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要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必须兼顾两个方面：第一，要确保社会充满活力，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 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第二，要确保社会和谐有序，必须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通过增强活力来保证有序，通过有序来保证活力。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规定社会治理新体系

意识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是一大进步，自觉认识到需要进行治理，并把社会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才是真正的社会治理创新。有学 者提出，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正处于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阶段。他们认为，社会转型是指总体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渡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体社会 开始整体进入社会转型时期。从总体社会运行的角度分析，中国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由恶性运行向中性运行、进而向良性运行转化的过程。从总体社会转型的主体内容 分析，中国社会转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以经济改革为主体的阶段、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阶段和以政治改革为主体的阶段。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以社会改革为主体 的阶段，这是中国迈向现代社会不可或缺、至为重要的承上启下的阶段。这一判断是否确切还有待研究，但至少表明，社会治理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 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关键性的环节。［12］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部分和关键环节的社会治理及其创新，必须有基本的架构。社会治理创新的基点在于与总体社会中的其他领域相互关联适应，进行协同式 的制度、体制创新。社会治理创新不能孤立地展开，正像经济发展不能单兵独进一样。社会治理及其创新需要与政治领域的建设和治理、经济领域的建设和治理、文 化领域的建设和治理、生态领域的建设和治理形成系统、整体和协同的机制，在五位一体的建设和治理中推进并实现社会领域的建设和治理，通过社会领域的建设和 治理促进其他领域的建设和治理。

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极其重要的方面是在各个领域制度充分供给的基础上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 效的总体社会制度体系。因此，社会治理创新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协调、协同其他领域的体制改革、制度创新，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

第一，在社会治理中，建设、服务、治理三者是有机统一的。在社会建设中进行社会治理，在社会服务中推进社会治理。社会治理及其创新的重点在于以社会建设 为基础、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保障、以促进形成合理的社会权益结构和稳定的社会行为秩序为中心，构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体制，形 成制度、体制和机制、政策的结合。在总的社会体制中，在社会体制的约束和引导下，逐步建立社会领域中具体制度网络、社会领域中具体体制网络、社会领域中具 体机制网络和社会领域中具体政策网络。

第二，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在协调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关系的前提下，采用系统、综合、合法的方式有序地展开。在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创新社会治理的 关键在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社会治理，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自我调节和居民自治 的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 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在各方面、各 层次的利益诉求。

第三，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是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注重培育社会资本。［13］传统的社会管理和新型的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前者只重视政府的管控 作用，在社会管理的理念中，虽然也含有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内容，但主动管控的权力必须垄断在政府手中。在社会领域治理的初期，特别是社会组织非常少、功 能尚不健全时，这也许是适合的。但是在公众个 体和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不断提升，整个社会治理的背景和面对的条件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的态势下，这 种由政府单方面进行管控的社会管理就过时了。

社会治理创新就是要推动政府和社会组织、公众个体的合作，实现协同共治，其关键在于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动社会组织明确权 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组织能够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负责，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 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并优先发展行业协会类、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在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即可。加 强对社会组织和在华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引导它们依法开展活动。

第四，社会治理创新的着力点是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任何总体社会形态中都存在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因此，不必一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了 矛盾和冲突就惊慌失措，甚至把公众和社会组织正当的维权活动也当成带有负面色彩的群体性事件，甚至有些学者在进行危机管理的研究中，也把这类十分正常的公 众维权行为、对政府不作为或错误作为的合法抗争算成突发危机事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推进这项事业需要进行许多尝试，肯定会 遇到许多矛盾和风险。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旧体制留下的矛盾、创建新体制时产生的矛盾、由于治理中缺乏经验引发的矛盾汇集起来，呈现出多种矛 盾交叉、共振、凸现的局面。

社会治理创新要做的工作就是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有问题能反映，有矛盾能化解，合法权益有保障。改革行政 复议体制，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联动工作体系，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的综合机制。改革 信访工作制度，推动在网上受理群众信访的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的机制。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加以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 度。

第五，社会治理创新的立足点是健全立体的公共安全体系。社会领域治理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在于在激发活力，并形成安全、有序的局面。在一个复杂性增加、风险 性变大的“全球风险社会”中，［14］应当将常态的风险防范和非常态的危机治理结合起来。在非常态的突发危机事件的治理中，要特别关注食品安全问题。强化 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的职能，建立最严格的覆盖全产业链的监管制度，完善食品药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全面保障食品药品安全。要持 之以恒地注重生产安全。深化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要关注灾害安全。健全防灾减灾救 灾体制。还要注意治安问题。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依法严密防范和惩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在当前实体社会与虚拟社会并存的环 境下，要特别关注网络安全。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的力度，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确保国家网络和信 息安全。

参考文献：

［1］严强．国家治理与政策变迁［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2］ 邓小平文选： 第3 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1： 373．

［3］［4］［6］郑杭，杨敏．关于社会建设的内涵和外延： 兼论当前中国社会建设的时代内容［J］． 学海，2008，(4)．

［5］杨百成．邓小平视野中的制度问题［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6)．

［7］孔繁斌．中国社会管理模式重构的批判性诠释———以服务行政理论为视角［J］． 行政论坛，2012，(1)．

［8］ 杨小军．社会管理创新：系统论视角思考［J］． 党政论坛，2012，(4)．

［9］周本顺．走中国特色社会管理创新之路［J］． 求是，2011，(10)．

［10］崔玉开．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就是变被动维稳为主动创稳———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于建嵘［J］． 行政管理改革，2011，(1)．

［11］ Frank N． Pieke．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Social Management in China［J］． China Information，2012，(2)．

［12］严振书．对中国社会转型期及其阶段性的认识与梳理［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11，(3)．

［13］严强．转型社会新资本体系结构［J］． 阅江学刊，2013，(1)．

［14］［美］詹姆斯·米奇利．社会发展： 比较视角下的发展观［M］． 苗正民，译． 上海： 格致出版社，2009．

篇2：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

这一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60周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

协商制度走过65年风雨历程。这一年，中国又将迈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步。

站在历史新起点上的两会，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

进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国人关注，世界瞩目。

两会实践：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凝聚成不可动摇的国家意志

2013年的金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而两会就是这两个制度的最集中体现。

在两会这个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殿堂，人民通过自己选出的人民代表表达心

声，各政党、界别、人民团体通过选出的政协委员建言献策，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透过两会窗口，可以观察到中国民主与法治不断进步的轨迹，也展现了国家

治理现代化的历程。

2014年的初春，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带来了一件件议案提案，审议、讨论

一份份报告，全面深化改革成为两会主旋律。

“今年我准备了13份议案和建议，从农村土地流转、加强农民工权益保障，到规范民间借贷，大部分与改革有关。”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律师秦希燕从自身

实践中感受到这种传递的力量：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作为一名人大代表，积

极参与其中是自己应尽的职责。

“人大代表身后是人民群众的期待，将真实的声音带来是我们的责任。”秦

希燕代表告诉记者，每年他都会抽3个月以上的时间到基层调研，来自百姓“热

乎乎的意见”就是他每一份建议形成的基础。

在多年履职经历中，2011年力推刑法修正案“恶意欠薪”入罪是最让秦希

燕代表感到自豪的“得意之笔”。“今年，我还将继续关注农民工群体，使他们的权益能得到更好的法律保障。”秦希燕说。

人大代表通过审议报告、提交议案建议等方式依法履职，来自不同界别的政

协委员则将社会各领域、各群体的声音集中上来。在全国政协委员郭瓦·加毛吉

看来，协商民主就意味着要充分听取各方不同的意见，这样，治国理政才能更加

科学。

收入分配、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建设公平中国„„代表委员们关心的问题，正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秦大河直指环境污染问题：大气污染治理暴

露管理纰漏，企业唯利是图、藐视法律，部门执法不严、惩处不力。

秦希燕代表从法律角度作出自己的分析：执法成本高、守法成本低、违法成本低，是制约环境行政执行力的重要因素。

代表委员在两会上建真言、献诤言，敢言、善言，让人感到人大和政协制度的活力。

3月9日12时是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代表提出议案的截止时间，以代

表团名义和30名以上代表联名提出的议案达到460多件。从初步分析的情况看，今年的代表议案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特别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主要

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角度，积极建言献策，努力推动国家各方面

制度更加成熟、定型。

截至7日14时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提案截止时间，会议共收到提案

5875件。这些提案聚焦全面深化改革和改善民生、聚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聚

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其中相当数量提

案关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推进司法体

制改革、打击和预防腐败、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等。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身份不同，但同样都是反映人民意愿，凝聚社会共识，都为推进中国民主法治建设、提升国家治理能力贡献着智慧。”曾担任十一届全

国政协委员的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说。

不仅如此，街头巷尾、互联网上、电视机旁，老百姓关注两会、热议两会，在两会之外形成了一个更广阔的“会场”。两个“会场”上，代表委员与人民群

众息息相通、心心相印，绘成一道中国民主政治生活的靓丽风景线。即使是最挑

剔的观察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两会制度作为保障人民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和社会

治理的重要平台，已越来越成熟与完善。

两会见证：民主法治每一次进步都推动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升

站在2014年的两会回望历史，代表委员们认为，两会的历程，就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治理

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

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70年代末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再到如今站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起

点„„新中国每一次的历史跨越，国家治理体系的逐步完善和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都离不开民主法

治的“保驾护航”。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民主法治保障越是有力，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就越顺利;民主法治一

旦遭破坏，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会遭受严重挫折。”连续五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辽宁省凤城市大梨树

村党支部副书记毛丰美说。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十八大以来民主法治的进步，越发坚定了我们的制度自信。从首次实行城

乡按相同人口比例“同票同权”选举全国人大代表、到十二届全国政协定期邀请各界别委员召开“双

周协商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中国特色选举民主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得到进一步发扬;从立法机关

完善科学立法，到执法机关推进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坚持公正司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步伐在不断加快。

为保证重大改革依法有序进行，过去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一揽子修改了19部法律，授权国务

院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实现了进一步简政放权，激发了

经济社会发展活力。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阚珂对此评价说：“全面深化改革，首先要求坚持依法办事，运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各项改革举措。需要修改法律的可以先修改法律，先立后破，有序进行;有的重要改革举措，需要得到法律授权的，要按法律程序进行。”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应有之义是，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通过制度保证人民依法参与民主

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让公众有更多表达的机会和舞台;用法制约束权力运行，将

减少权力侵犯百姓利益的现象发生。”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怀化市市长李晖说。

“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的脚知道。”总书记用这样一个生动的比喻，说明一个国家选

择什么制度走什么道路，必须符合国情和人民意愿。

在中国，两会已被历史和实践证明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能够在最大范围内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国家

治理的积极性，并将其转化为建设国家、推动发展的正能量。

“我们一定要有制度自信，走自己的路，办自己的事，不为各种干扰所惑，保持政治定力。”全

国政协委员迟福林说。

全面深化改革，我们更需要倾听民意、凝聚共识，更需要科学决策、于法有据。这为充分发挥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为国家治理现

代化开创更为美好的前景。

两会标杆：让制度优势落实到具体实践当中，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前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不搞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那一套，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广泛的代

表性和强大的执行力。”正如来自湘西偏远山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向平华所言，通过两会形成共识、凝

聚力量，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得到最广泛、最有力的保障，有利于增强制度的执行力，有利于集中

力量办大事。

新形势下，社会深刻变革，利益诉求多元，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更需要充分发扬民主，统筹

兼顾，把提高基层治理的效力落实到实践当中去。

全国人大代表、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振江说，近年来，一些地方对涉及不同群体

利益的决策发动群众参与，实行听证制度，广泛征求社会各阶层的意见;还有地方在重大项目启动前

引入社会和环境风险评估机制。这些新的改革举措，背后体现的是由“管理”到“治理”的国家治理

模式的深刻转变。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要求我们必须树立法治理念，善用法治

思维，提高依法执政水平，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就要求用好两会这一民主政治平台，不断推进法治进步，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发挥积极的规范、引导、保障和促进作用。

修改预算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修改立法法、食品安全

法、安全生产法、证券法等;制定资产评估法、航道法、期货法„„今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列出了一份详细的立法清单，立法对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完成深化改革各项任务的“保障”“先

行”作用跃然纸上。

“在立法计划基础上，应根据改革推进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需要立法或修法时，常委会应事先

介入，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妥善解决重点难点问题，有效防止部门利益法制化和地方保护，发

挥立法过程中的把关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吕薇说。

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放眼未来，发扬民主，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必将为完善国

篇3：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

一、协商民主制度化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起到全方位的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做样子的,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个方面的,应该是全国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级的。当前,我国社会生活多样多元多变的特征日益凸显,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诉求多元化,利益矛盾时有激化。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协商机制,能把各个阶层的价值观念、利益诉求汇集起来,以化解矛盾,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遵循求同存异,发扬体谅、合作、参与、协商、包容的优良传统,既反映多数人的普遍愿望,又吸纳少数人的合理主张,既听取支持的、一致的意见,又听取批评的、不同的声音,从而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这就有助于拓展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有助于基层民主的发展,有助于党和国家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有助于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现在,人民政协创造的协商民主已经被拓展到人大、政府和社会,正在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形成纵向从中央到地方直到社会基层,横向从立法协商、行政协商、参政协商、民主协商到社会协商,这样一个网状的协商民主体系。这个体系将和选举民主体系进一步结合在一起,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并带动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科学发展,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起到全方位的支撑和推动作用。

二、协商民主制度化为人民当家做主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发展历程都告诉我们, 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服务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以能够取得事业的成功,靠的是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如果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治国理政、管理社会。人民当家做主是国家治理的根本要求,让人民满意是国家治理的最终目标。一句话,国家治理得好不好,人民说了算。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突出了中国特色,为人民当家做主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主要体现在一个“实”,人民当家做主不是一句口号、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 保证人民依法有效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力。首先,从人民参与实践的完整度来看,一方面,人民是否真正当家做主,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另一方面,人民当家做主必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国家治理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的工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人民对自身利益的实现和发展上来。其次,从人民参与实践的广泛度来看,人民是否真正当家做主,要看在治国理政时在人民内部各方面是否进行广泛商量。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 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涉及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人民内部商量好怎么办,不商量或者商量不够,要想把事情办成办好是很难的。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 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做到发扬民主、 集思广益,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这样做起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才能具有深厚基础,也才能凝聚起强大力量。再次,是从国家政策制定是否以人民利益为准绳来看,人民是否真正当家作主,要看共产党是否能够广泛听取人民内部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其一切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是为人民利益而制定和实施。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国家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其一切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其一切工作部署和工作安排,都应该来自人民,都应该为人民利益而制定和实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发展协商民主的重要前提和基础,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以人民利益为准绳,通过多种形式的协商,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广泛接受批评和监督,可以广泛达成决策和工作的最大共识,有效克服党派和利益集团为自己的利益相互竞争甚至相互倾轧的弊端;可以广泛畅通各种利益要求和诉求进入决策程序的渠道,有效克服不同政治力量为了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固执己见、排斥异己的弊端;可以广泛形成发现和改正失误和错误的机制,有效克服决策中情况不明、自以为是的弊端;可以广泛形成人民群众参与各层次管理和治理的机制,有效克服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中无法表达、难以参与的弊端;可以广泛凝聚全社会推进改革发展的智慧和力量,有效克服各项政策和工作共识不高、无以落实的弊端。

三、协商民主制度化突出体现民主不是装饰品和摆设的执政理念

篇4：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但从我国区域发展的现状来看，各地发展不平衡仍将是一个较长时期里的客观状况。要改变这一状况，实现区域发展的共赢，离不开中央政府作用的有效发挥。对于中央政府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胡鞍钢教授明确指出：“解决区域差距问题，促进欠发达地区快速发展，中央政府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经济学家丁宁宁也指出：“中央政府在区域经济布局合理化上要发挥更大作用。”那么，中央政府如何发挥其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呢？

一是政府治理理念的创新，即政府治理理念由“单一行政区划管理”模式向“区域公共管理”模式转变。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央向地方下放权力，地方政府逐渐成为具有相对独立利益的经济实体，其发展本地经济的积极性被大大调动起来，但与此同时，随着“行政区经济”的强化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地方保护主义、地区发展的马太效应、行政区划交界地带管理真空等等。这些问题不仅突破了传统行政区划的刚性束缚，扩散和蔓延到由多个地区组成的某一经济区域，而且还超越了计划体制下那种由上至下的政府治理能力域限，衍生为区域性公共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行政区行政的僵化法则已经力不从心，迫切呼唤区域公共管理这种治理新机制的诞生，这对中央政府来说，无异于一个严峻挑战，即中央政府要从自己熟悉的对“单一行政区划的管理”向“区域公共管理”转变。作为中央政府，既要发挥其特定的权威，又要作为地方政府间关系的重要协调者(中央政府不是唯一的协调者)，促使区域性公共问题解决，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同时，中央政府还应当大力推进市场机制的建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打破条块分割，消除区域性壁垒，根除地方保护主义，鼓励各种生产要素和商品合理有序流动，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

二是区域政策的创新，即区域政策的制定由“应时型”向“系统型”转变。国家区域政策是中央政府根据区域差异而制定的促使资源在空间的优化配置、控制区域差异扩大，协调区际关系的一系列政策的总和，其目的是解决“问题区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以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成长和社会公平的合理实现。建国后，国家实施了许多旨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计划和政策，这些计划和政策多是应当时的需要而出台的，在此之前，没有一个系统、完整的区域政策体系，也没有对“问题区域”作出深入细致的分析，因此，区域政策缺乏有效的针对性，更多地表现为应时性。如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三线建设”，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特区政策”、“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扶贫政策”、“国家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支持力度的政策”等等。而且区域政策工具极为单一，主要有资金投入和给予优惠政策两种，难以起到协调区域发展的作用。因此，当前应当从全国经济整体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角度，出台针对“问题区域”的系统的区域政策，与此同时，还要出台与之相配套的区域政策工具，充分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和产业引导方面的作用。如在劳动力密集的落后地区，可以引导产业向劳动密集型产业方向发展，提高就业率；而对于生态环境破坏比较严重的落后地区，可以通过政府专款专用的方式，改善生态环境等等。

三是政府投资重点的转移，即对落后地区的资金援助由重生产性投入向重社会性投入转变。近年来，中央政府对欠发达地区的资金投入力度不断加大，截至2005年，西部开发累计开工重点工程70项，投资总规模9 700多亿元。中央累计投入各类财政性建设资金5 600多亿元，其中，长期建设国债3 100亿元。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各类转移支付累计7 600多亿元。虽然资金投入规模很大，但在资金使用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偏重生产性、盈利性经济类基础设施的投入，如用于工业、建筑、交通、邮电、商业等企业的生产性投资等，而对于社会保障、文教、环保、医疗等公共事业的投入则明显不足。显然这样一种资金分配方式难以直接地使当地人们享受较为均等的公共产品，难以直接提高当地人们的生活质量。因此，中央政府要有意识地把资金更多地引向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尤其是教育领域，因为教育落后是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匮乏的根源，而人力资源短缺又使得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失去了动力源泉，从而难以摆脱贫穷的境地，因此，加强对落后地区人力资本的投资，促进人文发展，才是帮助欠发达地区脱贫致富的关键。

四是区域治理方式的转变，即区域治理由“无法可依”向“有法可依”转变。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但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在区域开发和发展的立法方面还是空白，难以保障西部开发、东部振兴和中部崛起的区域政策目标的实现，也难以规范政府进行区域管理的行为。同时，与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也不适应。为此，我国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在区域立法方面的经验，尽快开展区域政策法规的研究和制定工作，在条件成熟时，出台与区域规划相关的法规条例，如《区域协调发展法》、《区域规划法》、《欠发达地区开发法》等，逐步构建起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法律框架，使区域治理由“无法可依”向“有法可依”转变，确保区域政策的贯彻落实。

五是区域治理组织机构的重组，即区域管理机构由分散型向综合型转变。区域协调发展不仅要有良好的政策法规，更要有实施具体合作事宜的组织载体，对跨区域和区域内的问题作出有效协调。但从目前状况来看，中央政府尚未建立起一个独立的、统筹区域政策研究和制定的专门性区域协调机构，而只有按区域开发任务分别成立的区域开发办公室，如西部办、东北办和中部办。这种模式既难以协调区域间的发展，也难以促进区域内的合作。再加上这些区域开发办公室，其职能没有得到立法机构(全国人大)的明确界定，没有独立的决策权，也没有独立掌握区域政策基金工具，因而在相当大程度上制约了其实际效率和效果。因此，在当前条件下，可以考虑在中央设立一个综合性的区域管理委员会(直属国务院)，把西部办、东北办和中部办的职能都包括进去，由区域管理委员会协调并统一区域政策。

此外，中央政府要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进程中大有可为，还应转变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机制，即对政府官员的考核由重经济指标向重综合指标转变。长期以来，我国对官员的考核侧重于经济指标，把一个地方GDP增长与否看做衡量官员政绩最重要的尺度。在这种考核方式作用下，官员把主要精力集中于本地经济发展的速度，千方百计招商引资、上大项目，力图在短期内实现GDP的大幅度增长。从经济发展规律来说，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往往会给经济的持续发展埋下隐患，不仅对当地经济发展不利，而且还会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地方保护主义以及跨区湖泊、河流污染严重而无人过问等问题就是明证。因此，只有建立起科学的政府官员绩效评价体系，通过正确的引导，规范官员的行为取向和行为模式，才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篇5：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心得体会

10月28日至31日，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这一决定具有重大意义，是为人民共和国长治久安、为中华民族万世开太平的重大举措。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7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积累了丰富成果：坚持党领导一切工作，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经受了实践考验，已经逐步成熟。

随着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们越来越认可社会主义中国的制度优势，社会主义的吸引力感召力越来越强。中国面对着前所未有的伟大斗争，需要把自己的制度优势发挥好、巩固好，使之更加成熟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而不是向着其他方向成熟定型。我们治国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取得历史性成就。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成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来，我们进一步建构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实行全面领导的民主集中型的国家治理体系。这一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优越性十分明显，是能够持续推动中国进步和发展、确保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而这一制度和治理体系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是因为它具有形成强大生命力的根本源泉、根本政治保证、根本思想路线、根本组织原则以及干部制度。

新中国70年，是我国经济社会繁荣昌盛、创造发展奇迹的70年，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完善、国家治理取得巨大成就的70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围绕社会主义社会的治理问题不断探索，最终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了国家治理体系，取得重大成果和重大成就，为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

坚持党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领导，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建立和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建立生态保护制度和长效机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并由此带来的社会全面发展进步，是新中国70年社会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成就的集中体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需要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需要通过治理效能来实现和彰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中国创造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但面对新的世情国情党情，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还面临一系列来自国内外的现实挑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们要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强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感，以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篇6：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

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正如文章中所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凝聚着我们党治国理政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是制度之治最基本最稳定最可靠的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特别是 2014 年 10 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成为党的历史上首次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铺展法治中国壮丽蓝图，使法治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引领、规范、保障作用越来越突出。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法治既是必要途径，更是制度保障。从亲自担任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主任，到先后主持召开 3 次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会议，再到 2 次出席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定方向、定规划、定举措、抓落实，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

用，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十三五”时期，法治建设实现了全方位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鼓舞人心、振奋人心、凝聚人心。

公平正义是法治追求的核心价值，是法治的精髓和灵魂，是法治中国的生命线。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制定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路线图、施工图，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从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到把“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法治建设全面发力，提升了全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打牢了深厚的群众基础，让法治建设的脚步更加铿锵有力。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治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法治的伟力在于人民真诚的信仰。今年以来，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到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从助力打赢三大攻坚战到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成效显著，都是在人民群众中树立法治权威的生动实践，都是用法治守护公平正义、守护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真实写照，都印证了人民群众的真诚信仰是法治的生命之基、力量之源。

篇7：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

---2008年春季行管本科毕业论文

[摘要]“三农问题”不仅是我们党和政府一直关心的头等大事，也是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的社会问题。近年来，农业现代化的这个代名词频繁出现在官方媒体的画面上。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关键是一个乡村治理的问题。中国乡村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两委关系失调和乡村关系紧张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乡村治理的制度绩效。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是提升乡村治理制度绩效的重要措施。[关键词]农业现代化；乡村治理；两委关系；乡村关系

建国后，国家先后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并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优先实现工业现代化。而在经历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可以说我们的工业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与此同时同样面临着一个越来越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农村问题。

在中国，农村在地域上是一个很广阔的天地，而所谓的城镇其实在实质上更多的是包括了广大乡村在内的城与镇，由于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也就是所说的同质社会。在以乡村为共同体的单位中：具有区域性强，流动性小，封闭，分布呈现蜂窝状，内部血缘、姻亲、家族观念比较强的特点。因此，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必须考虑与之相关的中国农村的特殊性。

一､我国农业现代化已进入第五历史阶段

农业问题始终是关系我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农业现代化道路是解决农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建国以来,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分为五个历史阶段，从本世纪初至今是第五阶段。目前我国已处在工业化中期,从2000 年到2005 年,我国GDP 由8940 亿元增长到192321 亿元,人均GDP 由880 美元增长到1703 美元,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条件已经成熟｡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要求,从而研究推进农业现代化进入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指导的新阶段｡党的十七大提出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是在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国情,指明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中国的农民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中国农民的转型。中国的农村最重要的一个是怎样使单个的农民怎样走到组织化的问题，这是怎样实现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键。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就是一个新型的工业现

代化。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关键是一个乡村治理的问题。

二、乡村治理的现状分析

乡镇操纵村委会选举和村民因为村委会选举而群体上访，是村委会选举成为学界及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话题的原因之一，并引起政策部门的重视。最近几年，一些学者或媒体人士，起草数部《村委会选举法》草案，试图通过制定村委会选举的详尽条款，来解决村委会选举中上级政府操纵选举和村庄选举产生争议等问题。

村委会选举中有两类完全不同性质的矛盾，一是由于乡镇干预村委会选举引出的矛盾，比如乡镇指定村委会正式候选人，引起村民不满和抗议。二是由于村庄内不同派系竞争引发的矛盾，比如，由于宗族斗争引发的选举竞争或者贿选引出村民的不满等。在发达地区农村或城郊农村，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土地升值，村集体一般占有大量资源，这些资源引起村庄内部的激烈争夺，从而引出严重的矛盾。这种因为村集体拥有大量资源而在选举中出现竞争的情况，十分正常，也很普遍。几乎所有发达地区农村，真正推开村委会选举，村庄内的不同派系都会激烈竞争。从媒体报道来看，动辄数十万元贿选的村庄，以及村民动议罢免村委会的村庄，大都是这些拥有集体资源的村庄，如珠三角、长三角、山西一些有煤炭资源的地区等。这些发达地区农村激烈的选举竞争及由此引出的村庄矛盾，与乡镇是否操纵无关。

与发达地区情况相反，在广大的中西部农村，包括东部不发达的农村地区，村集体不仅缺乏资源，而且往往背有巨额债务。以湖北省为例，2005年全省村均负债接近百万元，如此之高的村级负债，使村庄精英不愿意当村干部，村民也不关心村庄选举。相反，乡镇政府为了完成自上而下布臵的村两委换届选举任务，而不得不走村串户，动员村民参加村委会选举的投票。

村庄内部分歧，除以上因为村集体资源占有差异引出的矛盾外，还有选举本身引发的持续性矛盾。村庄是一个熟人社会，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落选的村民及其支持者，并不乐意接受选举失败的现实。他们落选后，在选举后的村庄事件中故意为难当选者。因为落选者的故意为难，当选村干部什么事情都办不成。有一次选举，就有一些落选者，有若干次选举，就有很多落选者，村庄熟人社会的传统关系被撕裂，村庄内部矛盾越来越大，而选举显得毫无办法。在村庄因选举而

被撕裂，不同派系都借助国家法律作为指责对方的武器、作为不服从于己不利的选举结果的工具时，无论法律规定多么详细，村庄竞争双方都可以找到对对方不利，并指责对方乃至指导村委会选举的乡镇政府违法（程序不正义等）的理由，乡镇政府被拖入村庄内部的矛盾之中。

乡村关系紧张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第一，乡镇政府擅自委派、指定或者撤换村委会成员，乡镇政府包揽、干预村民自治事务，侵害了村民的民主权利。第二，一些乡镇干部脱离实际，一味追求政绩，搞形式主义，客观上加重了农民负担，导致乡村矛盾激化、干群对立。第三，在一些发达地区，乡镇政府利用自己是基层政府的政治地位控制乡镇企业的经济实力，采取行政的和经济的手段变“指导关系”为“领导关系”，控制或干预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务。①

三、提高乡村治理绩效的措施

（一）规范乡村治理外部结构

1、规范两委关系

村两委是设在乡镇（街道）下一级行政村的组织构，即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简称“村两委”。

（1）正确认识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明确区分领导权与管理权。

首先，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明确党支部拥有领导权，对本村负有政治领导责任。党支部的职责就是抓大事，把握和驾驭全局，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村党支部要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要求，抓好上级党组织各项方针政策的落实，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支部的意图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实现领导方式的转变；第二，把握农村经济社会运行的趋势与特点，讨论决定本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遇到的重大问题；第三，支持和帮助村委会依照法律法规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尊重村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协调、动员各方面力量，形成推动农村发展的合力；第四，教育和培养党员干部队伍，加强党支部的自身建设和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基层组织配套建设，尤其要建立和落实重大决策支委会集体讨论决定制度和党员议事制度，为农村社会发展提供组织保证；第五，做好新形势下农村的思想政治工作，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乡村治理创造良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第六，要对村委会的工作实施有效的监督，把过去以行政监督为主要手段转变为以法律监督和制度监督为主要手

段。

其次，村民委员会拥有管理权，负责处理具体事务，主要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我们可以把它细化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协助基层政府开展工作；第二，支持和组织村民依法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其他经济，承担本村生产的服务和协调工作；第三，依照法律法规，管理本村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教育村民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第四，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教育和推动村民履行法律规定和义务，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技知识，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第五，依法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村务公开制度，涉及村民利益的各种款项的收缴与使用、村集体项目及村公益事业的建设承包方案、计划生育指标落实方案、救灾救济款物的发放情况、水电费的收缴等等，都必须及时公开并接受村民查询；第六，村委会要自觉地维护村党支部的领导核心地位和作用，重大村务要及时向村党支部汇报，争取村党支部的支持，同时还要定期向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报告工作，接受基层党组织和村民的监督。②

（2）充分发扬基层党内民主，促进两委关系协调发展。

党内民主建设是系统工程，需要科学谋划、稳步推进，而其中的起点，只能是基层的党内民主实践。一方面基层民主是党内民主的基石。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组织体系中的基础层级，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也是凝聚、组织党员开展活动的领导核心。当前，扩大民主不仅是全社会日益强烈的政治诉求，也是广大党员的共同愿望，是凝聚党员力量的强大纽带。党内基层民主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基础工程。只有发展党内基层民主，才会把党员的智慧、热情激发起来，把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号召力整合起来，从而为党的民主建设提供坚实的思想组织基础和良好的先导条件。另一方面基层民主是党内民主的动力。民主进程的快慢和民主质量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推动力量的强弱。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和党的活动的主体，党内民主建设离不开党员的参与、支持和推动。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员参与党内事务、行使民主权利的基本单位，只有在基层组织率先发展民主，落实党员民主权利才会得到最直接、最现实的效果，才能调动广大党员推动党内民主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党

内民主建设才具有强大而持久的支持力量。因此，发展党内民主必须从培育基层民主这一推动力入手。③

两委关系失调，在一定程度上是农村基层党内矛盾的一种反映。有数据显示，通过直接选举当选的村委会主任中党员占有很高的比例。根据《1999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资料汇编》所刊载的部分省、直辖市、自治区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总结中所提供的数据，新当选的村委会成员中党员所占的比例，广东省为78.7%、四川省成都市为70%以上，山东省为64.5%、湖南省为63.2%、青海省为63.7%、广西自治区为67.5%、安徽省为67.6%.这表明大多数村委会成员都是党员，通过发展党内民主，切实保证党员的党内民主权利，把党员在党内的关系理顺，那么两委关系失调也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④

（3）正确处理“两委一体化”。

为解决两委关系失调问题，很多农村推行“两委一体化”的办法，该办法是指通过法定程序，两委的主要领导即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由一个人来担任，两委成员广泛兼职，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这样既减少了摩擦，又减少了领取“误工补贴”的干部人数，减轻了村民负担。有学者认为“两委一体化”的关键是把党支部书记臵于村民的选举约束之下，这样并不妨碍村民的民主权利。⑤也有学者对“两委一体化”持反对态度，认为它是“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回归，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容易滋生腐败，容易把身兼两职的党支部书记推向矛盾的前沿，不利于党的领导权威的巩固。笔者认为，应该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不能对此一概肯定或否定，只要是通过合法程序，村支书担任村委会主任也是正常的，这是村民自由选择的结果。但是如果把这一做法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大力提倡、硬性推广则是不合适的，试图通过不正确方式甚至非法手段实现“两委一体化”的做法是对民主的践踏和破坏。

2、规范乡村关系

对于如何规范乡村关系这个问题，学界大致有“县政、乡派、村治”⑥、“建立大农村社区”⑦、“乡镇政权退出农村社会”⑧、“乡政府改乡公所，村镇并列自治”•等不同认识。笔者认为，要规范乡村关系，不能单纯从乡镇或者村庄一方面进行，而是必须从乡、村两个方面同时入手，在完善村庄民主的同时，改革乡镇政治体制，完成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型体制的转变，由此建立一种国家与社会的互

强关系。第一，完善村庄民主，进一步提升村庄的自主性，增强村庄对乡镇政府的谈判能力。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村委会的自主性还比较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身与乡镇政府建立民主合作关系的能力。对此，必须实行完整意义上的村庄民主，在村庄范围内，村委会代表村民管理村庄内部事务，协助乡镇政府完成国家任务，村庄与乡镇政府各自的权能由法律做出明确的界定，各治理主体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行使各自权力。第二，改革乡镇政治体制，完成压力型向民主型治理体制的转变。首先，合理划分乡镇权力，规范乡镇政府行为。其次，调整和改革现行的目标责任体制、政绩评价体系以及乡村财政体制，减轻乡村的行政压力和财政负担，为乡村关系的调整提供更大的空间。第三，切实精简机构和人员，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和行政方式。当前应结合农村税费改革，推进乡镇管理体制的改革，明确规范乡镇政权应具备的基本功能和职责，确定适当的机构和人员，节约管理成本。

（二）规范乡村治理内部结构

1、提高村委会直接选举的水平和质量。主要应做好以下方面工作：

第一，进一步规范村委会民主选举。要着手制定关于村委会选举的专门性法律，用相应的程序法对民主选举进行法律引导，做到有法可依；各级地方政府要加强相关的地方立法工作，参照有关法律制定相应的、可操作性强的实施条例；村庄内部要在有关政策法规的指导下，制定各具特色的选举方法，规范选举程序。• 第二，要加强法制宣传和教育，让广大村民知道村委会民主选举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办法，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做到知法、懂法。

第三，要自觉守法和严格执法，尤其是基层干部应做自觉守法的模范，在指导工作中严格遵照法制进行。对于违犯法律和制度规范的人，坚决给予处罚，借以保证法令的畅通。

2、完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拓展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功能。

村民代表会议在乡村治理中主要应该发挥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功能，这是村级组织体系和权力结构中重要的平衡性力量，起着影响村庄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的作用。但是由于对村民代表会议的认识不到位，加之现实运作上的某些缺陷，村民代表会议的实际功能还远远没有达到其应有的水平。从目前乡村治理的现实运作来看，人们往往把关注点放在村民代表会议的民主决策功能方面，而忽视了

它的民主监督功能，而且民主决策功能的表现有时也差强人意。对此，必须完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努力拓展村民代表会议的内在功能，真正发挥其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有学者呼吁，要进一步凸现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在村庄中的最高权力地位，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确保村民代表会议发挥村庄民主治理的决策和监督作用。

总之，农业的现代化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是一个伴随着多种矛盾相互交织的过程，并且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到来各种矛盾愈加的尖锐化。因此，制定农村政策、解决农村问题必须紧紧围绕着农业，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民为切入点着实解决农村的工作！

注释：

①赵寿星：《论中国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问题》，，2002-11-1.②参见白钢：《走出解决“两委”关系失衡问题的理论误区》，，2002-10-31.③中共扎赉特旗委组织部：发展基层党内民主的目标和路径研究。2009-1-6 ④参见白钢：《走出解决“两委”关系失衡问题的理论误区》，，2002-10-31.⑤党国英：《“两委合一”是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2002-8-26.⑥徐勇：《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转换》，，2002-9-20.⑦沈延生：《中国乡治的回顾与展望》，《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1期。⑧张鸣：《当前乡村治理结构的随想》，，2002-10-26.参考文献: [1]姜春云.中国农业实践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现代化研究编写组.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M].北京:

篇8：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

一、农村治理现代化对农民意识提出的新要求

(一)现代农村治理要求农民具有权责意识

权责意识公民意识的核心内容,农民树立良好的权责意识,意味着对国家法律的认可,同时也是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规定。农民真正行使国家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权利是农民形成公民意识的萌芽,而承担相应的义务则意味着农民在农村治理中对其所处主体地位的认同。权责意识是一个国家的公民素质中的重要部分,权利和责任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现实生活中,农民能把握好两者的关系是农民公民意识理性化的重要体现。

(二)现代农村治理要求农民具有法治意识

法治意识是公民意识的重要内容,法治意识要求农民在实践活动中自觉遵守法律,抵制违法行为,树立法律观念。农民树立法治意识,表明农民在参与基层群众自治中,能够依法行事,理性的处理各种问题,这是农民公民意识成熟的重要标志。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的良好的法律”[1],在农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农民要想成为与城市公民一样的公民,就必须树立法治意识,以法律为其最高的行为准则。

(三)现代农村治理要求农民具有参与意识

参与意识是农村治理的重要前提,是农民践行其权利与义务的主人翁意识。农民树立参与意识,主动参与到农村治理中并积极与实践进行互动,对权利与义务形成的理性认识,并将其公民意识转化为相应的实际活动,表明了其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认可。农民作为农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社会主体,在对其主体地位有了理性认识的条件下能主动通过社会组织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参与村民自治,实现自身价值,表达利益诉求,这是农民公民意识成熟的重要表现。

二、农村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农民公民意识培养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缺乏现代化农村治理中要求的主体意识

农村治理现代化要求农民作为治理主体具备主体意识,但是由于受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小农意识的影响,农民主体意识的独立性往往处于缺失状态。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其中一些落后的封建思想在农村仍有影响,农民常常受到“臣民意识”、“宗法等级”等封建腐朽观念的影响。在农村治理中,农民个人的主体意识寄存于集体意识当中,常常附和、顺从他人的观点,总是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能独立参与政治生活。在村民自治中,农民甚至容易受到利益的驱使而出现“盲从”现象,基于这种盲从心理,农民无法正确认识自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其主体意识的独立性将会进一步被削弱。农民缺乏主体意识的主要表现:其一,农民缺乏公共精神,对公共利益漠不关心。其二,主人翁精神不足,参与政治生活被动。农民的主体意识是村民自治制发展的源动力,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农民主体意识的缺乏将会阻碍农村治理现代化的良性运行。

(二)农民缺乏现代治理实践活动中要求的民主意识

农民缺乏民主意识,并不是不具备民主意识,而是在农村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农民的民主意识与实际生活中所要求的相比还远远不够。参与村民自治制度是农民参与农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四个民主”是农民参与村民自治制度的主要方式。在村民自治的现实发展中,由于经济发展缓慢、受教育水平低、“乡政村治”的管理模式不规范等原因,农民会形成“人治大于法治”、“人情大于法理”的思维模式,由此会引发一系列漠视法律的事件产生,民主与法律总是相伴而生,忽略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农民的民主意识。农民缺乏民主意识的主要表现:第一,对民主制度理解不足,很少参与公共生活。第二,农民的民主权利被忽视,得不到尊重。民主意识是社会主义国家极为重要的意识,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民主意识缺失不仅会造成村民自治制度的失序、阻碍农村治理现代化进程,甚至会导致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存在发展缺乏合法性。

(三)农民缺乏公民意识培养体系中要求的政治人格

农民公民意识培养体系的建立是国家推进农村治理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措施,但是由于教育内容、教育目标、教育方式的设定不符合农村社会发展现状等方面的原因,导致农民公民意识的形成不充分。农民的公民教育不同于传统的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重点是传授科学文化知识,而农民的公民教育则是注重其政治人格的完善。农民的公民教育效果在于农民自身对教育内容、教育理念等方面的内化程度,农民受教育程度的落后直接影响农民对公民意识的接受程度不高,进而影响农民公民意识的普遍形成。农民受教育程度不足的主要表现:一是,对国家颁布各项政策理解不足,缺乏实践性。二是,无序参与政治生活,甚至会借助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阻碍政治体系的有效运行。在农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对农民公民意识的培养主要在于培养农民能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物,充分行使权力,自觉履行义务。制定科学合理的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体系,培养农民的政治人格,提高其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才能扮演好农民作为农村治理的主体角色。

三、农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公民意识培养的着力点

(一)确立农民在基层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培养农民的主体意识

农民是农村现代化的基本单位,也是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因素。在农村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农民主体地位的确立是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内在要求,农民能充分树立作为国家主人的使命感,成熟的主体意识是公民意识的重要基石。农民的主体意识的确立意味着农民意识到自己具有与他人一样的平等权力,农民的主体意识是对自身与国家、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形成的较为理性的认识,其一旦发育成熟就会获得相应独立的人格。在主体意识的独立性方面,农民需要明确自身的主体地位,能够不依附于他人独立的参与政治生活,并且认识到自身具有的是不可剥夺的政治权利;在主体意识的自主性方面,农民需要在基于自身理性认识的前提下参与村民自治,不要盲目跟风,摆脱从众心理;在主体意识的自律性方面,农民需要意识到自身作为国家基层治理中的现代公民,在参与政治生活时,其政治行为是受到法律的约束的。村民自治制度确立了农民的主体地位,农民的主体地位内在要求其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呈对等状态,“如果一个国家普遍缺乏权利意识,那么它的人民只能在专制和奴役的道路上徘徊”,[2]农民可以通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觉行使国家赋予的权利并维护其自身利益。通过与实践的不断互动,农民逐渐认识到自己是国家在国家基层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树立主体意识,实现自身价值。

(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的核心内容,培养农民的参与意识

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村民自治制度的建设,有序的村民自治制度的展开是农民参与意识的提高的重要因素,“以有效参与为切入点,不断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更能够激励农民树立全面的公民意识”,[3]因此,培养农民参与到村民自治制度中是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在农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通过深化村民自治制度,来使“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更为法治化、程序化、制度化,“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将“四个民主”理念落实到实践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在民主选举方面,规范民主选举的具体运作方式,充分按照法定的选举程序运作,避免贿选等不合法行为的产生,杜绝农民体制外政治参与;在民主管理方面,为“村规民约”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机制,在国家的法律法规体系下运作,增强其可操作性;在民主决策方面,规范村民会议等形式的自治活动,避免在民主决策中产生程序性问题,通过群策群力的方式最大程度的降低决策的失误;在民主监督方面,落实财务公开是保障农民监督权的重要前提,村务公开实质就是财务公开,农民通过对财务公开的监督,能有效的遏制村民自治中的腐败行为。在农村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通过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知识与技能,扩大了农民在涉农政策方面的影响,由此,我国农民的参与意识,民主意识,权责意识等公民意识必将得到良好的发展。

(三)规范农村多元的政治参与主体,培养农民的民主意识

农民的公民教育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是农村治理现代化有序运行的内在需要。农民作为受培育的主体,要具有与现实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公民意识,从而才能够积极主动、理性自愿的参与在到农村治理当中去,现实中,农民公民意识培育体系中有多元力量协调发展——政府、家庭、学校、社会。作为政府,要为农民的公民教育实施提供政策上的保障,在开展公民教育的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作为家庭,要为农民的公民意识培育提供启蒙式的教育,家庭的启蒙教育是农民公民意识形成的孵化器;作为学校,要为农民的公民意识培养提供系统的教育,同时要注重实践教育的培育。在教育目标方面,根据农村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将教育目标制定的更加细化,从而发挥现实性的指导作用。在教育内容方面,根据农民“因循守旧”、“小农意识”等思维习惯的现实考量,制定一些培养农民权责观念、民主法治观念等方面的课程。在教育方法上,改变传统的“填鸭式”教育、“应试”教等方式,调动农民学习的积极性,增强农民理性分析问题的能力;作为社会,要创造良好的农民公民意识培育的外部环境,在农村治理发展中,形成培育农民公民意识的共识,充分发挥好农民公民意识培养体系中的检验作用,最终使公民意识内化为农民心理的自觉意识。通过系统的农民公民意识的培养,农民的政治态度、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将会得到大大的提高,农民的政治人格也将得到健全。

摘要：现代农村治理的推进要求作为治理主体的农民具有包括权责意识、法治意识与参与意识等在内的公民意识。但是,从动农村治理现代化有所裨益。

关键词：农村治理现代化,农民公民意识,民主意识,主体意识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商务印书馆,1983:199.

[2]谢鹏程.公民的基本权利[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