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的核心思想

程朱理学的核心思想（共11篇）

篇1：程朱理学的核心思想

程朱理学认为理或天理是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认为万事万物各有一理，此为分殊。物、人各自之理都源于天理。天理构成人的本质，在人间体现为伦理道德“三纲五常”。“人欲”是超出维持人之生命的欲求和违背礼仪规范的行为，与天理相对立。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要求视为人欲，是封建纲常与宗教的禁欲主义结合起来。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

简而言之，程朱理学的思想特点表现在三方面，即一是使儒学进一步思辨化、理论化，二是它以伦理道德为思想核心，三是在理论体系的构建方面更多地吸收了佛、道的因素。程朱理学形成的原因意识儒、释、道三教长期论争和融合的结果，二是北宋学者大胆创新为其产生创造了条件，而最重要的一点是适应了赵宋王朝重建封建统治秩序的需要，受到统治阶层的扶持。

程朱理学的`历史地位

程朱理学亦称程朱道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

资料

南宋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们应当“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朱熹学说的出现，标志着理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

由于程朱理学适应了赵宋王朝重建封建统治秩序的需要，受到统治阶层的扶持，因此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在南宋以后6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程朱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人们的情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也有巨大的负面影响。

从体系的完备性上讲，理学做的很好，它基本上成功地完成了将宇宙体系，社会体系和人性体系统摄在了一起，使儒学本身变得精致而完善。程朱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期、后期最重要的儒家学派，它不但集儒家之大成，而且借鉴了道教、佛家的一些思想，形成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高峰。正因为此，古代社会后期它脱颖而出成为官方哲学，并由此成为了中国思想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思想体系。

程朱理学是一种以道德为本体的人文主义哲学，它确立了以道德为主体的独立性，执著地追求人生精神价值，将传统儒学哲学化了，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培养人的气节情操、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然而，逻辑的严密性上却有不足，而这是中国哲学的共性，也是中国哲学之所以在西方哲学面前式微的原因。到后期，理学发展越来越脱离实际，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从而反映出它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而且，由于实证主义的兴起和理学作为形而上学本身的缺陷，理学在当代再次被人们作为主流的信仰几乎是不可能的。

篇2：程朱理学的核心思想

(1)程朱理学使儒学进一步思辨化、理论化。与先秦、汉唐儒学相比，程朱理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其思辨性、理论化。我们知道，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其所具有的哲学思辨性深深吸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刺激了中国本土道家和儒家。但是，儒学家们并没有像道教那样快速作出反应。唐代，儒学中的有识之士如韩愈等就已经意识到儒学面临着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在文化上的严重挑战。宋代理学家们一方面借鉴佛教和道教在哲学本体论方面的成果，另一方面在传统儒学中寻找能够利用的因素。

(2)程朱理学更加强调伦理道德为其思想核心。理学家们标榜自己的学说为“实学”，批评佛道的学说为“虚学”。他们认为的虚实之别的`标准在于是否讲求义理。然而，理学所强调的义理在本质上就是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

(3)程朱理学更多吸收了佛、道因素。程朱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带有明显的佛道化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吸收借鉴佛教与道教的形而上学，建构儒学的伦理道德的形而上学;其二是借鉴佛道二家的传教谱系，创立儒家的“道统”;其三是把佛教与道教的禁欲思想吸收进来，把它作为程朱理学的核心思想，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主张。

篇3：程朱理学的核心思想

一、程朱理学中的美学思想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继汉唐之后第三个繁荣时期, 科技、文学、艺术和手工业高度发达, 在思想方面也有新的发展。两宋时期, 学术思想界出现了一种以“理学”著称的学派。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程颢、程颐学派和朱熹学派, 世称程朱理学。程朱理学把“理”或“天理”视为哲学的最高范畴, 认为理无所不在, 不生不灭, 不仅是世界的本原, 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它把儒家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 用“天人一理”的形式表达了出来。程朱的理学美学是极为重视人的主体地位, 其以人格美为核心, 整合了儒、释、道三大文化哲学, 而且在继承古典美学重直觉体验、重感悟的传统的基础上, 进一步强调分析、思辨。程朱理学对宋代的美学思想、艺术思维和艺术形式都有深远的影响。程朱理学中潜藏的美学思想, 使宋代美学和艺术焕发出独特的魅力。

理学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产物, 理学家将儒家的“中和”、“气象”联系道家对“静”、“忘”的理解, 加以调和并最终推向志、性、道、理, 其中又渗入了禅思的方法论。在艺术思维中, 将其调和、融会和流转, 而得到统一, 使宋人在温润与静观、平淡与明道中推出“远”、“逸”、“韵”等审美范畴, 并由此而形成了新的审美规范。宋代艺术家对“远”的体验是极为深刻的:“远”是宋人的一种艺术观念, 一种把握无限, 抒发情怀的依据, 也是宋人艺术思维的一种特色和准则。其次, 宋人对“逸”的追求和重视也是前所未有的。宋代黄休复提出逸、神、妙、能“四格说”, 将“逸格”列为第一。宋人推崇“逸格”恰恰是在当时的“道学”氛围中的曲折反抗, 是在艺术思维上自觉不自觉地崇尚儒家之雅和道家“天放”, 逃脱极端道德主义的一种策略。最后, 宋人对“韵”也有深深感悟, “有余意之谓韵”, “韵”的概念已深入到士大夫的艺术思维中。这样, 宋人艺术思维通过对远、逸、韵的品赏, 推出简古、淡泊、妙在法度之外的意境, 深刻影响了时代的艺术发展。总之, 理学在道德及审美上重在提高人的素质、道德、人格, 提高人的审美情趣, 使人通过艺术审美活动而逐渐超越官能欲望、功利目的而进入到形而上的自由愉悦境界。可以说, 理学对宋人的艺术思维方式、审美心胸、艺术形式等都产生了的深远影响。

宋代理学以“月印万川”来比喻“理”的境界。在宋代的文学艺术审美中, “月”传达出灿烂、静寂、感伤、朦胧、秀逸甚至清冷的意境。理学中, 以“月印万川”来说“物物各一太极”“人人有一太极”之“理”, 深刻影响了宋代艺术的审美意象。一弯凉月在宋人眼里是一个绝妙的意象, 凉月播撒下的清晖, 砌成一个幽冷宁静之世界, 使人通体透凉、物欲尽涤, 在宁静中归于宇宙之本体。宋人审美格调的改变, 说明了中国审美文化从汉唐的壮美转向优美, 从辉煌转向灿烂, 从“热”转“冷”, 自“动”向“静”, 由“绚烂”归于“平淡”。受理学影响的宋代艺术, 以典雅、秀逸、静寂、柔丽与小型化的审美特征见长。这一时代的文雅、思辨和精神静虑的宋代士人不再崇拜旭日喷薄, 而是转向吟花颂月, 静静地想自己的心事了。

二、宋代的建筑形式

(一) 规模缩小

受时代审美思潮的影响, 在建筑领域首先表现为建筑的尺度规模缩小。不论是北宋东京, 还是南宋临安, 宫殿和城池的规模比唐代长安都小得多。《中国建筑史》指出:“北宋宫殿布局不如唐代恢廓。”陵墓建筑规模尺度的也明显趋小。例如北宋的皇陵, 集中在河南巩县, 分布在相距10公里左右的地域范围内。呈现这种建筑布局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理学思想, 理学提倡“存天理、去人欲”, 在物质层面上不求其宏大, 但是在精神象征意义上含有深广的意蕴。

心性内敛使宋代的建筑没有了汉唐的恢宏壮观、气吞如虎, 城市面积、陵墓规模缩小, 证明了宋人的文化心态和审美心理趋“小”。理学家们的“心安身自安, 身安室自宽”, “谁谓一室小, 宽如天地间”的观念, 深深影响了宋人的建筑审美观念, 如, “墙高于肩, 室大如斗”而“气吐胸中, 充塞宇宙”, 室小而气不小, 室小而象征宇宙。同时, 理学崇尚“天人合一”, 在园林美学上, 小巧精致为上。当时司马光在洛阳筑园, 名为“独乐园”, 显然是表征了园主的内敛性心态。这是理学思维对主体心性所规范的观照方式。他们可以在一件玩物、一座园林、一处景观中观照到无限的宏浩宇宙天地。

理学心态系内敛型, 回归主体心界, 一切都根源于心性。宅心为大, 遂能包括万有。以心之方寸去牢笼天地, 万物便皆备于主体之心, 方寸宇宙就成为心学的重要命题。

(二) 布局随意

唐代都城及其宫殿平面追求方正、严谨、大气, 布局具有严肃性, 呈严格的棋盘方格, 四平八稳, 坦荡广阔, 确有阳刚, 雄健之美。如京都长安分108个里坊, 里坊区域内设东市西市, 其平面图呈现为一个一个方格, 这里道路纵横, 充满了直线, 通衢直路传达出严肃的情趣与风韵。

然而时至宋代, 这种唐风被宋人改变。虽然从北宋东京平面想象图来看, 其城平面大致仍为方形, 几条重要干线, 仍然是直线, 但是, 整个城市平面, 已失去严格的棋盘格式布局。东西向的街道, 没有一条是直线贯通全城的。道路之间的间距也不规则。外城与内城的城墙, 也没有一处是笔直的, 曲线因素糅入了城市总体规划, 曲线给人的感受是比较自由与随意。这种随意, 可能是由于特殊的地形、地貌所致, 实际上任何地形、地貌都是曲折而无直线因素的, 直线是人工产物。当崇尚方正、笔直的平面观念一旦被破除, 建筑的布局就有点松弛、自由、随意起来。当人们已经把都城、宫殿与陵寝之类的直线与方格不作为必须执着追求的目标时, 城市建筑的曲柔因素就变得丰富起来。

(三) 清雅柔逸

从宫殿建筑看, 不仅巨大尺度的宫殿组群在宋代已不多见, 而且其个体形象也多清雅柔逸之风。宋元宫殿的造型尤其其屋顶檐口, 已不如唐代宫殿那般厚重。屋顶不像唐代宫殿那样平展、舒放和浑朴。宋元宫殿屋脊, 屋角的起翘之势, 给人以秀逸、柔美和轻灵的感觉;并且其斗拱尺度趋小, 雕饰与彩绘丰富、细腻, 尤其建筑的大木作、小木作做工趋于精细, 这使宋代宫殿建筑显得更加清逸有神韵。

宋代是中国古典园林的成熟期。艺术风格更为清淡雅致, 意境创造更加自觉, 诗情画意更加浓郁, 通过借景、补景等艺术手法来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如山西太原的“晋祠”。晋祠主殿圣母殿和“鱼沼飞梁”是北宋遗物。其造型优美, 形制奇特的十字形桥式在我国现存实物仅此一例。鱼沼飞梁, 全沼为一方形水池, 中立34根小八角形石柱, 柱顶架斗拱和梁木承托着十字形桥面, 整个造型如飞鸟。

(四) 装饰细致

宋代建筑包括室内设计, 都与唐代有明显不同, 在建筑技巧娴熟的基础上, 着重建筑细部的刻画, 一柱一梁都要进行艺术加工, 装饰更着力于细致处理。格子门的一条门框可以有多种断面形式, 窗格的棱条表面要加上凸起的线脚。雕花造形极尽丰富的变化, 活泼灵动。在彩画中每一朵花的每一花瓣都经过由浅到深的多层晕染。

在墓葬建筑中, 壁画出现了墓主夫妻饮宴、墓主出行、墓主观戏之类题材的彩绘及雕刻。工匠观察事物细致入微, 绘笔刀功熟练。宋人希望将生活中美的感受永远保存, 在建筑中表现出了人们的审美理想。这些壁画和雕刻对于其后的民间图案发展有着指导性的意义。

三、结语

尽管在物质层面, 宋代建筑具有尺度缩小、布局随意、清雅柔逸、装饰细致的基本特点, 但是并没有使人感到小气、肤浅、柔靡, 相反, 宋代建筑自有其精神境界, 似乎是对理学审美观念的践行。

从某种程度上说, 建筑总是根植于一定的文化土壤和文化背景中的, 建筑物化了一个时期的思想和技术, 也物化了一个时期的审美文化。古今中外的建筑艺术, 无一不是和彼时代的文化精神一脉相承的。当下, 在全球化和读图时代的背景下, 中国的传统文化被冷落、被忽视。通过对宋代建筑的研究, 可以使人们深刻地体会到中国古人的才能和智慧, 有助于我们感受那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 唤醒自身的文化自觉意识, 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上下五千年, 中华民族积累了丰富的传统文化, 这些资源举世无双。我们应当从西方追求豪华的建筑理念上转向对自身传统文化的关注, 对自身文化传统拥有自信心。

宋代建筑的艺术成就, 尤其是建筑背后所包含的精深的文化底蕴, 对现代的建筑设计、审美教育, 以及各审美文化领域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启示和导向作用。

参考文献

[1]郭学信.宋代士大夫文化心理探析[J].西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02)

[2]蔡如君.宋元家居及装饰研究[J].南京理工大学, 2007 (06)

篇4：程朱理学的核心思想

文/杜车别

来源：天涯社区煮酒论史

程朱理学中所说存天理灭人欲，并非是禁欲主义，而只是说把人的欲望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而在程朱理学创始者那里，存天理，灭人欲的矛头更多的是统治阶层的人员。

理学思想家在承认事物发展变化乃是大自然固有本性所决定的，并非受鬼神的支配，更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同时，甚至把揭示事物的道理上升到一种使命感责任感的高度。所以我们可以说理学的建立就意味着科学精神的确立。

李约瑟强调程朱理学的近代性，而所谓近代本质上就是西方资本主义萌芽到资本主义早期的一个阶段。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程朱理学的产生和普及以及随之而来的科学精神的确立本身就标志着宋代正处于从资本主义萌芽社会发展到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本身就已经是星火意识上升为燎原意识的标志。

失荆州是由于大意吗？

文/jyjlx666

来源：天涯社区煮酒论史

通过对比阅读《三国演义》、《三国志》、《资治通鉴》，我认为，关羽失荆州，是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等方面的原因使然，而不是由于大意。

首先，是由于刘备集团对全国的战略形势没有足够正确的认识，尤其是没有把握住全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仍然幻想走刘邦当年“暗渡陈仓”的老路。

其次，是刘备集团对荆州战略地位认识不足。最后，荆州地区的军事存在不利于刘备集团。

《三国演义》有很强烈的“拥刘反曹”情结，美化以至神化关羽，就是为了丑化曹、孙。而俗话说，《三国演义》是“七分史实，三分虚构”，描写关羽失荆州，便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四大文明古国新论

文/亲王殿下

来源：天涯社区煮酒论史

“四大文明古国”这叫法本来是没有的，1906年时梁启超写诗时胡诌，结果文人骚客们很用心地拿来宣传了100年，宣传的多了，连自己也会忘记了真假。与此类似，“四大文明古国”的英文作“Four ancient civilizations”，直译是四个古文明。在国外，不但没有“四大文明古国”的叫法，就连“四个古文明”的叫法也鲜有，而且不但没有这样的提法，说起古文明，甚至并非次次都能提到中国。

在梁启超的年代，外患内乱，民不聊生，国家前景不明，人民也缺乏自信。这时候，作为一个思想家、文学家，梁老师的话不但无伤大雅，反而有鼓舞士气的作用。

新军的辫子

文/阿彬一号

来源：天涯社区煮酒论史

厄内斯特·乔治·莫理循的书信集《清末民初政情内幕》内中有当时在北京的记者巴克斯于1905年12月的某日致莫氏的一封信，他写道，中国新式陆军刚刚换上了欧式制服，同时剪去了辫子。当时士兵们不愿意，要由军官带头方才肯剪。受此风影响，街上的警察，也把辫子剪去了三分之二。巴克斯还注意到剪了辫子的士兵过街时，受到孩子们嘲笑的窘境。

篇5：程朱理学的核心思想

程朱理学的正统化实现及其历史命运

程朱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统治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一种官方哲学.但是,理学在其初始发展阶段由于被斥为“伪学”而几度遭到禁止.发生在北宋时期的“元?学禁”以及南宋的“绍兴学禁”和“庆元学禁”都给理学以沉重打击.但理学毕竟是一种较为完备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由于其政治适应性,尽管历经坎坷而终成正宗.这其中既有反道学斗争的缺陷,使得对理学的批判无力,也有魏了翁等人恢复发展理学的积极努力,更重要的是封建统治阶级对程朱理学的政治需要.因此,理学的正统化实现乃是历史的必然.程朱理学毕竟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哲学,其唯心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它必将被民主主义的思想所取代,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作 者：高建立 作者单位：<商丘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河南,商丘,476000刊 名：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LIN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2003“”(5)分类号：B244关键词：程朱理学 伪学 二程 朱熹

篇6：程朱理学什么时候成为官方哲学

程朱理学什么时候成为官方哲学？

南宋。

程朱理学是儒学发展的重要阶段，适应了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发展转变、封建专制主义进一步增强的需要，他们以儒学为宗，吸收佛、道，将天理、仁政、人伦、人欲内在统一起来，使儒学走向政治哲学化，为封建等级特权的统治提供了更为精细的理论指导，适应了增强思想上专制的需要，深得统治者的欢心，成为南宋之后的官学。

篇7：程朱理学的核心思想

从心到精神--程朱理学与荣格之自我意识比较

程朱理学有一个鲜明特色,就是特别强调精神自我,认为精神自我高于生物自我,不仅视为天理,而且视为人性的本质.刘师培曾说过:所谓理学就是伦理学加心理学.我们可以进一步说,理学所谓心理学是与现代心理学有很大不同的心理学,是探讨个人的精神自我的发展规律的.心理学,即精神自我心理学.程朱理学的精神自我心理学的贡献主要表现为对精神自我的结构从内容与功能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提出了创造性思想.现代心理学应该总结这份宝贵的遗产,为心理学的科学化作出贡献.

作 者：郭斯萍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西,南昌,330027刊 名：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200336(2)分类号：B84-06关键词：程朱理学 精神自我心理学 自我结构

篇8：程朱理学的核心思想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侯外庐先生主编的《宋明理学史》、张岂之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史》、张立文先生的《宋明理学研究》等,能够对宋代理学的思想内涵及其渊源有清晰论述,但是仍然摆脱不了马列主义和西方哲学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的理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相当影响的论著,标志着大陆宋明理学的研究已经树立了较为成熟的学术典范,为将来更为深入与全面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近几年来,理学研究的角度思路开拓,但关于政治斗争与宋代理学相联系的研究成果较少,笔者涉及也不足。沈松勤的《南宋文人与党争》论述了南宋党争对文人的影响,其中较大的篇幅论述了南宋学术斗争,对本文的写作有着许多启示。

二、程朱理学创立阶段:政治环境和政治际遇对道学创立的影响

宋初以来,学术上基本继承唐末三教并行的状况,太祖、太宗、真宗虽然对三教各有所偏,但都是宽容对待,三教相互影响尤其是儒学糅合佛道的态势因而得到延续。仁宗时期更加注重以儒治国,信任忠厚正直的大儒执政,并且抑制朋党专政,能够令士大夫各抒己见,防止一家独大、学术不兴的局面。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施行仁政,朝廷大多是忠君仁德君子当道,朝中的奸佞小人还不足以改变大体宽厚仁德的政治局面,尤其是庆历前后,晏殊、欧阳修、文彦博、范仲淹等名臣当政,这些大臣大多本来为儒家学者,为在其位能够励精图治而在学术上辨经疑古,从儒家经典中发挥自己的见解,研究现实的治国之道,他们的见解虽然不尽相同,都能够聚集在朝廷各尽其用。

(一)政弊显现,宋儒分化,学派林立。

宋初以来文人治国,士大夫自然需要从儒学中找寻治国治世的指导思想,更改创新后的儒学将迎来“大展拳脚”的复兴机遇。然而到北宋中叶,“冗官冗费”的政治体制导致的“国弱民贫”的弊端逐渐显现,之前三教并行的学术思想已经不合时宜,更为合理、实用的政治指导思想需要被士大夫探索出来。仁宗时期,疑古之风更盛,儒学士大夫普遍摒弃之前重视经典本身,章句训诂的学术,认为佛道之学难以用之于解决实际政治问题,注重经世致用,穷其义理,发挥自身不同的见解。如欧阳修主张传承韩愈复兴儒学本义,疑《周易》而作的《易传》;刘敞著作的《七经小传》:周敦颐研究《易》而得《易通》、《太极图说》,主张心性义理之学,建立哲学化的道学基本架构。

(二)周敦颐的政治际遇与道学创立。

《宋史·列传·道学》开篇便讲到:“三代盛世,天子以是道为政教”,“文王、周公既没,孔子有德无位”,因而制礼乐典章,定《诗经》,修《春秋》,赞《易象》,以传五帝三代之圣学,然而“孟子没而无传”,直到千年之后的宋中叶,周敦颐“乃得圣贤不传之学”。元代史学家和后世学者包括朱熹等理学家都将周敦颐奉为道学开山祖师,这是无可非议的。前文提到周敦颐所处的政治环境,为道学的产生促兴提供了有利条件,那么周敦颐个人的政治际遇对其传承”不传之学”,开创强调心性义理,穷极伦理本体的道统理学有着怎样的影响?周敦颐开创道学的渊源来自于援佛、道入儒,将佛道具有辩证法性质的学说渗透到儒家道德伦理和人性论之中,将具体的社会学说上升为具有本体论高度的抽象哲学,初步建立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

三、神宗至钦宗阶段,政治斗争中处于下风的道学

(一)变法与反变法之争影响下的道学。

神宗朝熙丰变法之前,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和道学士大夫主导的反变法派的论争已然展开,不论两派的各自的利益出发点,神宗以当时积贫积弱的局面为出发,必然是支持变法,尤其王安石的“三不足”给予神宗很大的信心,但这却带来道学士大夫更为激烈的反对和远离,因为王安石的“三不足”和具体的措施更是让理学士大夫认为其“功利”之心,令主张遵循“天理”反对“欲”的理学何以立足。

变法前夕即熙宁初年,支持理学的在朝士大夫吕公著推荐理学名士二程、张载、张戬等人,他们都是反对变法的,因而在朝时间均不长。熙宁前后出现的理学大家,充分证明周敦颐之后理学得到传承与弘扬,在吕公著的推荐之下,理学更是成为当时具有影响力的学派,变法前王安石还未得宰相之位,理学派大有与王安石争夺占据中央朝廷的态势。但是,变法与否的最终决策权在皇帝神宗,王安石的新学派和理学派无非在于谁适应神宗的决策。从这一角度看,道学并不落于新学。

道学士大夫也曾为反对而反对,这既是激烈的政治斗争的结果,也是此时的理学理论尚未完全成熟的反映。当然道学遭到抑制,这些士大夫不可能将矛头引向帝王,只能是加剧对当政之臣和新学的斥责,甚至批判王安石的为人,这实际是学派不断分化、斗争的开启,包括后来理学的分化、外延,不能不说政治斗争是其中重要因素。

(二)元祐更化和绍圣绍述,党争不断,道学因利受害。

元祐年间,历来反对熙丰新法的高太后垂帘听政,召回大量因反对变法而被罢黜的保守派,这些保守派虽然对于新法无一不持否定态度,甚至恨之入骨,新法被全部废除,旧朝支持新法的士大夫遭到了排挤。绍圣后,哲宗亲政,对于以司马光为首保守派不理性的完全废除新法不满,而且得政的保守派士大夫私结朋党对其亲政造成阻碍,便绍述神宗复熙丰新政,再进用新法派罢黜包括道学士大夫在内的元祐党,道学再次在政治斗争中沉沦,以致后来更为严重的禁锢直至北宋末。可以说道学士大夫是因反对熙丰新法得到了司马光的信任和启用,道学得以在朝廷争夺政治地位和扩大影响力的机会,又因司马光过激的执政和陷入党争而招致退出朝廷的后果,可见在道学影响力不足的政治斗争中,或受利或受损,不能说与自身学术、政见完全无关,但却不是自身可以左右的。

(三)崇宁党禁对道学的影响。

徽宗崇宁年间,罢黜元祐党人,重用奸臣蔡京、童贯等奸臣,蔡京以“复哲宗绍述之政,兴安石新法”的旗号排除政治异己,朝廷“君子退而小人进”,推崇变法派士大夫和新学而抑保守派和元祐学术,令建中靖国年间刚刚缓解的党争和党禁在崇宁年间变得有过之而无不及,反对蔡京的士大夫成为元祐禁党,以程颐、程氏门人为首的道学士人及其道学遭到极为严重的禁锢。元祐“旧党”被罢黜之后,就连他们的子弟、学生都不能够到京城去且官僚不能与他们结交,期间还曾下诏元祐学术不能用于政事,只要不是提倡的新学书籍一律不能用。对于道学派士大夫,直接诏令“追毁程颐出身文字,其所著书令监司觉察”,不但追贬道学宗师程颐的官衔,他的著述也遭到了严格控制,可见此时道学传学也步履维艰,以致后来南渡之后,杨时已是程系理学在朝廷的仅存硕果。

四、高宗阶段,程系理学由尊到罢

(一)绍兴更化,全面尊崇伊川门人,程系理学昌兴。

建炎初,士大夫无不怨恨蔡京祸乱朝纲,附带对王安石新政没有什么好感,“崇宁以来,禁锢元祐学术,高宗渡江,始召杨时置从班,召胡安国居给舍,范冲、朱震俱在讲席,荐焞甚力。”高宗在刚刚建立南宋政权之时,自然要获得朝野士人的拥护,因此要推崇元祐学术尤其是洛学以笼络士大夫。自建炎开始,高宗便召道学,谯定、杨时、尹燉、胡安国等先后等到召用,绍兴年间实行全面更化,为元祐党人平反,“(建炎四年秋)丁已,申命元祐党人子孙于州郡自陈,尽还当得恩数”。任用元祐党人的后学、子孙,褒录元祐党籍,恢复元祐政术;废黜安石新学,尤其从程系理学士人中选用。绍兴年间,秦桧、张浚、赵鼎先后任相,他们无一不选拔重用伊川门人,推崇洛学。

(二)主战主和之争,程系理学士大夫失势。

绍兴八年至绍兴十一年间的绍兴和议,是高宗朝政治的重要转折,政治斗争发生变化,也是程系理学在朝廷地位的转折点。众所周知,高宗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历来主和,在主战主和之争激化的绍兴中期重用同样主和的秦桧,坚决主战的理学士大夫与以高宗、秦桧为首的主和派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从绍兴十四年到二十五年间,赵鼎、李光、王庶、张浚、胡铨等大臣不依附秦桧党,遭到诬陷以致迫害,如绍兴二十五年时,“凡一时贤士五十三人,桧所恶者,皆与狱”。吕中说:“断得秦桧之毒,尤甚于安石、章、蔡诸人。”

五、程朱理学的崛起

淳熙后期,王淮、郑丙等当政中央,常常弹劾污蔑朱熹和道学,皇帝都没有完全认同,后来王淮罢相,朱熹得到入朝进奏的机会,有人告诫朱熹不要对皇帝言及“正心诚意”的道学理论,但是事实证明朱熹关于“天理”和“人欲”,告诫孝宗正仁德之心的见解是得到认同的,孝宗对朱熹说:“不复以州县为烦也。”朱熹从州县职官到位列朝廷要职,朱熹及道学理论将在朝廷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这必然引起异派势力的攻击,不免与他们进行政治斗争。孝宗任命朱熹为兵部郎官,因学术讨论见解不一而遭到兵部侍郎林栗的弹劾。林栗污蔑朱熹本无真才实学,剽窃张载、程颐的学说还称之为所谓的“道学”,自恃清高,违背圣意不肯供职实属伪诈。林栗从学问到品德对朱熹都大肆否定。但孝宗认为这是有失公允,言过其实,尤其在重要朝臣周必大、薛叔似、叶适等人的辩解之下,朱熹得到了信任,林栗遭到贬谪。后来朱熹给孝宗的密疏,大论天下根本在于皇帝正心,当务之急在于辅太子、任良臣、振朝纲、易风俗、惜民力、整军政六要点,得到孝宗的重视和大为赞赏:“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寝,亟起秉烛,读之终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宫,兼崇政殿说书。”可见孝宗本来崇尚程朱理学,只是不喜清议,不会将道学打入“死牢”。尽管周必大、留正对道学态度反复无常,但庆幸的是他们在相位期间大都拉拢以朱熹为首的道学士大夫作为自己的政治势力“羽翼”,所以程朱理学不至于受到严重的抑制和创伤,为其在光宗后期的势力崛起做好了准备。

六、理学的劫后重生

“嘉泰初,学禁稍弛”,士大夫多认为党禁太过,而且打击面太广招来了士大夫对其政治主张的反对,因此党禁得以缓和,以朱熹为首的一些理学士大夫恢复了官衔和名誉,“嘉泰二年,追复朱熹焕章阁待制致仕”。开禧二年,韩侂胄专权,治理朝廷军政大事,“小人擅朝,欲为专宠固位之计,往往至于用兵”,之后韩侂胄准备不足的“开禧北伐”和史弥远的拜相更是使理学恢复了“元气”。宁宗本来不满足于屈居江南的现状而主战,韩侂胄因党禁招至反对需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本,加上他认为金国正处于虚弱状态,因而在军事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匆匆北伐,结果未能取胜还在政敌史弥远的主导下被杀,同时,对于道学的党禁也走到末尾。庆元党禁更大程度上是争权的政治斗争,以打击道学派官僚为主要目的,是因为道学派官僚对于韩党干政的强烈阻拦和反对而并不主要由于学术分歧,后来非道学派官僚也因与韩党政见不合而备受打击,致使儒林浩劫。由于在经历几朝的政治斗争,位居州县的道学派士大夫培养了众多的在野士人,朱氏门人继而入仕,承办教学,道学较其他学派在这场浩劫后凭借更有广阔的基础,自宁宗后期迅速走向复兴。

七、结语

综上所述,朝廷政治斗争和学术之争,其实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但是封建专制下的政治永远是比学术更有力量的,宋代的朝廷政治斗争和学术斗争之间,虽然也是互为因果,相互影响,但开端是提倡经世致用的士大夫没有经过类似之后的政治斗争首先占据了朝廷中枢,之后理学派士大夫与新学派士大夫谁在政治斗争中获得皇帝信任谁就取得朝廷政治的权力,谁的学说就成为朝廷政治的指导思想成为官学,可见,朝廷政治斗争左右着程朱理学的发展轨迹和方向。政治斗争处于下风阶段,程朱理学在地方传播学术,得势时则通过政治优势扩大影响力,这只是不同的发展方向,当然在受到严禁打击的时候,对于程朱理学发展是极大的阻碍。政治斗争激烈到党禁,是专制势力为谋取政治利益而采取的,更多出于私心,对学术也是极大的不利。可见,一定程度上,政治斗争的过程是学术争鸣的体现也会促进学术、思想的繁荣,而政治斗争的结果———朋党专制则会扼杀学术的发展,导致思想的保守和禁锢。

每一项中国传统的思想、学术都如程朱理学一样,深深植根于其产生发展所在的时代,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密不可分,是一段历史时期内经济、政治、文化的凝练成果。站在历史的、客观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否定一项传统学术思想在形成之后带来的消极影响和作用,可以否定它对于当今时代的消极作用,甚至可以否定它的内涵本身,但我们无法否定它的发展历史以及它所处的时代,因为我们曾经从那里走来。

参考文献

[1](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全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3]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4]沈松勤.南宋文人与党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5]游彪.宋史十五讲[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6]许忠.论宋明理学的形成及其历史必然性[J].齐鲁学刊,2000

篇9：程朱理学的核心思想

【关键词】 程朱理学;宋代坐具;存理灭欲;理性

[中图分类号]J20 [文献标识码]A

宋代的艺术创作成就在中国历史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宋代的汉族工艺美术具有清新、淡雅、朴实的艺术风格，而宋代的坐具也秉承了这一艺术特色。

由于两汉时期佛教的传入、北魏时期的民族融合、隋唐五代时期高型坐具的出现，使传统的起居方式到了宋代得到了革命性的转变——由原来的席地而坐变成了垂足而坐。隋唐和五代时，高型坐具只流行于达官显贵之间，到了宋代，除了椅、凳等高型坐具，其他如桌、几等家具也不断推陈出新，在民间也得到广泛的使用。同时， 宋代木匠们将建筑的梁柱式框架结构运用于家具设计当中（图1），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设计潮流，[1]70以致宋代坐具在结构上表现出简约轻快、隽秀古朴的特点， 并逐渐成为一种时代风尚。

一定时代艺术的形成必然要受到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作为宋代颇有影响力的思想流派，程朱理学对宋代家具设计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程朱理学思想概述

程朱理学亦称程朱道学，是宋明理学中体系中最具影响力的学派之一，由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开始创立，并不断的发展，到了南宋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承。南宋的朱熹成为了理学之集大成者。

（一）周敦颐“主静与无欲”

程颐、程颢早年求道于北宋的文豪周敦颐，师之以礼，可以说周敦颐开启了程朱道学之本源，因此他被后世之人视为理学之鼻祖也不难理解。周敦颐十分强调“一”与“无欲”的修养（这也是宋明时期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他在《通书》中说道：“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请问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学者圣人首先要做到“一”，就是要排除私心杂念，明白透彻地认识事物，胸襟开阔。[2]60他在《太极图说》中：“无欲故静。”孟子也曾说：“养心莫善于寡欲。”[3]55周敦颐也认为：“盖寡焉以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诚立，贤也;明通，圣也。是圣贤非性生，必养心而至之。”[2]61他强调了寡欲是贤德之人的一种高尚品性。

（二）程颐、程颢“天理之道”

而后，程颐和程颢作为理学的创始人，把孔孟之后中断了1400多年之久的儒学道统真正承接起来，以“理”为最高哲学范畴，强调内心生活和精神修养。程颢在《遗书》中提出：“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别。”他认为天理作为一个普遍法则适用于整个大千世界，这个普遍法则也为天人合一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2]86这个普遍有效的“天理”掌控着大千世界，并决定人与事物的属性。而天理的这种意义本身就表现了天人合一。在程颐看来：“主一无适，敬以直内，便有浩然之气。”主一无适就是专心于一处同时心无旁骛。[2]115程颐的格物思想的本质就是以人的理性作为衡量事物的尺度，体现出一种明显的理性主义精神。他也曾经说道：“吾日履安地，何劳何苦？他人日践危地，此乃劳苦也。”可见，在以道德准则严格约束自己方面，程颐是真正贯彻执行的。

（三）朱熹“存理灭欲”

到了南宋，朱熹在关于理事关系的讨论方面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以理节欲本是孔孟儒家哲学的固有思想，宋代儒学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演变，使道德思想规范尽可能地支配人们的行为，而在这一点上朱熹与二程是一脉相承的。在《中庸章句序》中：“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他认为，“人心作为个体所涵盖的自然属性本质上并无好恶之分”[2]200， “人之初，性本善”。而“人心”与“私欲”是不一样的，“存天理，灭人欲”并不是要消除“人心”，而是想通过道德准则来克服过分追求私欲的思想意识。朱熹的这个思想也贯穿着理性主义精神，这对宋代文化生活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引导意义。[4]264

综上看来，程朱理学重视人的本位作用，以人性之美为主导思想，不仅实现了儒、释、道文化的三教合一，[3]53而且在继承和发展传统儒学的基础上，有着更深层次的探索。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程朱理学对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所潜藏的美学思想对宋代的艺术思维和形式都有积极的意义。[1]69

二、程朱理学语境下的宋代坐具结构设计

以下，本文试通过对宋代坐具中的玫瑰椅（折背）、圈椅、交椅、坐墩等的分析来诠释程朱理学对其结构产生的影响。

（一）玫瑰椅（折背）

玫瑰椅（图2）是产于南方的一种官帽椅，搭脑左右和扶手前端不出挑，也称南官帽椅，实属于官帽椅的一种。这里所提到的玫瑰椅是指明清之前的折背式样，其特点是靠背高度低矮，多数与扶手齐平（也有个别的靠背高于扶手而与后来的玫瑰椅基本相同），我们可称其为“平齐式扶手椅”。它属于一种过渡形式，可视为明清玫瑰椅的前身。在宋李公麟《画中琴》（图3）、《十八学士图》（图4）中就出现过玫瑰椅的形象。在李匡乂《资暇录》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载：“近者绳床（指椅子），皆短其倚衡，曰‘折背样’。”“短其倚衡”即指椅背低矮，“折背样”中的“折背”言其椅背高度相当于普通椅子高度的一半，而非指其靠背可折叠。[5]30宋代玫瑰椅的最大特点是完美地利用线条的起伏变化和简约精致的架构组成优美的比例，有的甚至精简到没有牙头、牙条、牙板的加固与装饰。这个特点在宋代后期显得愈发的明显，在南宋《商山四皓会昌九老图》、《博古图轴》（图5）等画中的均能看到类似的玫瑰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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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椅的构造凝练简约，几乎将框架式结构精简到无以复减的程度。可见，早在1000多年前的宋代就已经做到了极简主义，越是简单的造型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越发厚重，这种构造实质上与程朱的理学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结构形式尽量做到“灭欲”，除繁以简，正如朱熹所提倡的“以道德意识克服过分追求利欲的意识”。在理学影响下，追求理性之美成为了宋代家具发展的一种趋势。

（二）圈椅

圈椅（图6）起源于宋代，最明显的特征是圈背连着扶手，从高到低环形而下，造型圆婉优美，稳重对称又不失变化，是我们民族独具特色的家具之一。南宋佚名《无准师范像》（图7）、牟益《捣衣图》（图8）中的圈椅，宽大厚重，浑圆丰满。装饰上承唐、五代风格，造型也趋于完美。随着椅子坐高的增加，宋代圈椅已经具备后来经典明式圈椅的大体造型特征。[6]177

圈椅造型为上圆下方，外圆内方。暗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乾坤之说，乾为天为圆，坤为地为方，而外圆内方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崇尚的一种内在哲学。[6]178“天圆地方”（图9）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典型的宇宙观，将先人这种传统的哲学视角引入宋代家具之中，突出了宋代人“格物穷理”的理学精神，通过“穷尽心力，持之以恒”，来体现“天地万物之理”。圈椅上半身张弛有度，背板多以S型或C型弯曲，以扭动的扶手及其粗细变化体现出太极的柔劲。下半身方正内敛，与上半身形成鲜明对比，这一静一动的辩证关系，正如周敦颐在《通书》中所提：“物则不通，神妙万物。”[2]57宋代坐具设计将理学中的辩证关系体现得淋漓精致。

（三）交椅

交椅是宋人在马扎（胡床）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吸收了圈椅上半部分的特征，增加了靠背以及扶手的功能（图10）。宋代交椅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直后背交椅，是不带扶手的，这种交椅又可分为横置靠背和直靠背两种;另一类为圆后背交椅，圆后背交椅样式可分为有搭脑与无搭脑两种。[7]49搭脑前曲作扶手的靠背交椅，通常称太师椅。这种椅通常为圆搭脑、竖向靠背式，椅圈合围成形，有的椅圈做成三段曲，有的在靠背附加荷叶形托首[6]74，因为这种托首实用，所以携带出行十分方便，如南宋《春游晚归图》（图11）。太师椅是古代家具中唯一用官职来命名的椅子。当然，到了明清，太师椅在造型与功能上与宋代相比可谓是大相径庭了。

“太师”是高贵与身份的象征，在同时代的椅类家具中，能被尊称为“太师椅”的，一定是椅类家具中的翘楚。也象征着坐在太师椅的人的地位尊贵、受人敬仰。[8]74说明当时的人们对于身份等级的重视。可见，在传统儒学复兴与理学构建的过程中，儒家传统的礼治秩序对宋代家具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宋代家具在塑造古朴与典雅的同时，还不忘追求的“君臣父子”的秩序感和稳定感。因此，“礼”也成为宋代家具的核心内涵。当然，过度保守和拘束的礼教思想也限制了宋代家具的发展，显得过于教条，变化不足。

（四）墩

墩是一种伴随着高坐起居方式发展而流行起来的坐具，造型多为框架式，由凳面和相连的镂空腿足组成，中间圆腹饱满，造型多似古代的鼓，从唐代到宋代，结构上发生了很大程度的变化（图12）。在陈设上并无过多要求，且移动、携带方便，成为坐具的重要种类，[9]72至今依旧使用广泛，其形象可见于北宋佚名《夜宴图》（图13）、南宋苏汉臣《秋庭婴戏图》（图14）中 。

宋代的墩没有明清复杂多变的造型以及堆砌繁琐的装饰纹样，它的构造精微内敛、清淡简约，图案素雅、厚重，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只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恁地放纵便是敬。”[2]194可见，宋代十分注重内省式的体验，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更多的是挖掘事物本身的内涵，墩便是其中的一个集中体现。

墩在宋代还是作为高级官员特殊待遇的坐具。例如《宋史·丁谓传》：“遂赐坐。左右欲设墩，谓顾曰：‘有旨复平章事。’乃更以杌进，即入中书视事如故。”可见当时墩的级别低杌一等，宋真宗原本是要贬谪丁谓的官职，经由丁谓解释后，又恢复其同平章事的职务。宋代坐具有着较为明显的等级划分，[10]47它将程朱理学中的纲常体系推到更深的境界，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宋代整体的社会审美价值观也发生了相应变化。追求天理，崇尚理性以及稳定有序的观念在宋代家具工艺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展示。

三、小结

宋代的理学大师们着力于架构一个系统化的哲学体系，并使其逻辑化、抽象化，这个过程实质是将自主意识形态负载于伦理道德框架之内，而要获得大众认可，需将这种价值观推向一个形式化的物质载体之中，因而，程朱理学始终贯穿宋代家具发展的始末，在这种文化体系之下，宋代以其独有的内敛气质造就了古代家具艺术成就的高峰。宋代坐具的发展在中国家具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虽在造型与装饰上不如明清那么耀眼，但其设计所体现出含蓄内敛、简约端庄的特点却是宋代理学核心精神之所在，这种理学文化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代家具造型和设计。通过对宋代坐具中体现出的理学观念的研究，如注重格物之用、重视家具实用性的态度、崇尚简约的理性美、追求秩序井然的礼制精神等，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宋代家具设计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对当代设计师而言，这一系列的探究，可以让设计师们汲取古代家具的精华，兼收并蓄，推陈出新，设计出既蕴含宋代家具古朴儒雅的韵味，又刻有时代烙印的现代家具作品。

篇10：论程朱人格思想及其矛盾

论程朱人格思想及其矛盾

中国文化历来重视人格问题,致力于培养、造就、发扬和实现理想、高尚的人格.程朱等理学家在批判和吸收佛道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理学,重新塑造了儒家的人格理想.他们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关系入手,提出了“灭欲”、“存理”的“内圣”修养方法和“格物致知”的认识法及“圣贤气象”和“孔颜乐处”的.人格实践.但其也存在着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即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的矛盾;理想人格和“人欲”的矛盾;“内圣”与“外王”的矛盾.

作 者：李晓 作者单位：青海师范大学,青海,西宁,810008刊 名：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QINGHAL NATIONALITIES INSTITUTE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29(1)分类号：B244^6关键词：程朱 人格思想 矛盾

篇11：嵩阳书院：程朱理学发祥地之一

嵩阳书院与二程讲学

嵩阳书院是程颢、程颐长期从事学术活动的地方，是宋明理学的重要发源地，有关二程的史迹本来是很多的，然而，因登封、嵩山位于中原腹地，历史上战争频繁、屡遭兵燹，许多史迹早已荡然无存。难怪清初登封学者郭文华在为《嵩阳书院志》写的“序”中说：“嵩阳书院，宋藏经处，两程子置散投闲与群弟子讲学地也。其地忽兴忽废、忽盛忽衰，自唐、宋、元、明以迄今，兹政不知历几年所。”嵩阳书院山长耿介在《嵩阳书院志》中也发出了“书院创于宋，为两程子过化之地，岂无金石遗文可资采辑？而代远年湮，断碑残碣与荒烟蔓草俱尽。呜呼！”的感叹。

二程的父亲程珦曾先后在黄陂、庐陵、润州、虔州等地做官。二程的少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其父的任所度过的。他们受业于周敦颐门下，即是在程珦虔州任所的时期。宋嘉祐元年（1056），程珦将其父亲程遹和祖父程希振的坟茔迁葬洛阳伊川，并把家也搬到洛阳。

程珦安家洛阳的第二年，程颢考中进士，先后去鄠县、上元、晋城等地任主簿、县令。熙宁二年（1069）到京师开封，“授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时值王安石开始变法，由于程颢多次上疏极言新法之不便，“首为异论”，仅供职九个月即被贬为镇宁军签判。两年多以后的宋熙宁五年（1072），罢职回到洛阳。从此直到元丰八年（1085）病死，其间除任扶沟知县二年多、监汝州酒税一年左右外，十多年中大多住在洛阳或讲学嵩阳书院。程颐回洛阳的时间大约也在熙宁五年。此间程颐曾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应召至京师任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一年零八个月；又于绍圣四年（1097）被削籍送涪州编管三年。除了这两段时间，到大观元年（1107）病死前，总计在洛阳或嵩阳书院居住或讲学达30年之久。

聚徒讲学，是二程在嵩阳书院的主要活动。据二程弟子刘立之和范祖禹在《伊洛渊源录》卷二记述：

明道既归洛（民国以前，登封归洛阳

管辖——作者注），从容亲庭，日以读书劝学为事。明道经术通明，礼义精微，乐告不倦，士大夫从之讲学者，日夕盈门，虚往实归，人得所欲。自此以后，居洛殆十余年，与弟伊川先生讲学，士之从学者，不绝于馆，有不远千里而至者。

从这段话足可以说明来听二程讲学的人是很多的。程颢回洛阳居住或讲学嵩阳书院前已写了《定性书》《论霸王疏》《论十事疏》《论养贤疏》《谏新法疏》等，回到洛阳不久，或在其家、或在嵩阳书院向弟子讲授了《识仁篇》；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程颐也写了《颜子所好何学论》《试汉州学策问》《答张载书》，随后又写了《与吕大临论中书》。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这时二程的思想已经形成了体系，而且比之旧儒学是颇有新意的体系。由于又有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韩绛、韩维等有影响人物的支持，再加上弟子的宣传，其影响扩大得很快。

程颢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不受重用，遂潜心于学术，与其弟程颐开创“洛学”，奠定了理学基础。在嵩阳书院讲学的名人中，影响最大的要首推二程。二程兄弟创立了“洛学”，是北宋“濂、洛、关、闽”四大学派之一。在北宋理学五子中，他们是核心人物，是理学的创始人，是后来朱熹所形成的理学大成的直接源头。二程既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又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有重要影响的著名教育家。

崇福宫和嵩阳书院毗邻，是宋真宗赵恒祈求福佑的地方，二程的父亲程珦长期挂有“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宫”的职衔，年逾不惑的二程因之常来嵩山，先后在嵩阳书院讲学十余年，各地学者慕名而来，多的时候有生徒数百人。二程对学生平易近人，讲学通俗易懂，教导循循善诱。学生虚来实归，皆有获益，有“如沐春风”之感。程颐在嵩阳书院讲授《周易传》时，听者数百，学生规模对于古代书院来说是一个大突破。也可以说嵩阳书院是程颐讲易之地。程颐在元丰五年（1082）前后曾长时间在嵩阳，除讲学外，还作有游嵩山诗：“鞭赢百里远来游，数日阴云暝不收；遮断好山教不见，如何天意异人谋。”

二程讲学嵩阳书院，主要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为教材，通过四书，达于六经；以孔孟学说为理论体系，兼撷取佛教、道教中的有益成分，对传统儒学进行了改造和创新，开创了理学发展的新阶段。他们尊崇孔孟的思想理念，认为教育必须识得“仁义礼智信”之礼，最终成为具有理想人格之“圣人”。程颢、程颐在嵩阳书院的一系列讲学活动和成果，是对儒学的一次历史性的发展和完善，世人称之为洛学。因此嵩阳书院成为中国新儒学的发祥地之一，为后世所熟知的“洛学”也诞生于此。

嵩阳书院与“吾道南矣”

杨时师学程颢时 “吾道南矣”的典故来源，主要是依据《宋史·杨时传》中的记载：

杨时字中立，南剑将乐人。幼颖异，能属文，稍长，潜心经史。熙宁九年，中进士第。时河南程颢与弟颐讲孔、孟绝学于熙、丰之际，河、洛之士翕然师之。时调官不赴，以师礼见颢于颍昌，相得甚欢。其归也，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颢死，时闻之，设位哭寝门，而以书赴告同学者。至是，又见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远千里从之游，号曰龟山先生。

虽然上述记载没有明确说出程颢“吾道南矣”就是发生在嵩阳书院，但“嵩阳书院，宋藏经处，两程子置散投闲与群弟子讲学地也”（参见清耿介《嵩阳书院志》“郭文华序言”）。二程提举嵩山崇福宫，讲学嵩阳书院，“吾道南矣”典故在嵩阳书院代代言传时间已久，书院中保存有较多有关杨时的行迹，这些实物就是不容置疑的很好证明。

宋神宗赵顼元丰四年（1081），28岁的杨时被授予徐州司法之职没有赴任，而是到河南洛阳嵩县程村、伊川县伊皋书院、嵩山嵩阳书院拜著名学者程颢为师，研习理学，由于成绩突出，与游酢、伊熔、谢良佐成为程门四大弟子。杨时学成南归，程颢站在嵩阳书院大门前目送远去的杨时，感慨地说：“吾道南矣！”四年后，程颢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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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在《宋元学案·龟山学案》中也有“吾道南矣”的记述：

二程得孟子不传之秘于遗经，以倡天下，而升堂睹奥，号称高第者，游、杨（时）、尹、谢、吕其最著也。顾各子各有所传，而独龟山之后，三传而有朱子（朱熹），使此道大光，衣被天下，则大程“道南”目送之语，不可谓非前谶。

这里的“道南”，是指杨时学成南归时，老师程颢站在嵩阳书院大门前的平台上目送杨时说：“吾道南矣！”而杨时不负老师之期望，回到江南后，开创东林书院，对传播二程理学发挥了重要作用。三传而有朱子，是指杨时传之罗从彦，罗从彦传之李侗，而朱熹师学于李侗。朱熹可以说是二程的四传弟子，朱熹以二程学说为本，兼取诸家之长，最终集理学之大成，完成了对旧儒学的学术创新。从二程到朱熹，经过众多弟子的传播与发展，终于形成了系统的新儒学思想体系，被称为“程朱理学，”以后发展为宋明理学。因此说，朱熹之学和二程先生、杨时是一脉相承，同出一地。以二程及南宋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能够发扬光大，成为以后影响我国封建社会达七百年之久的统治思想，是和嵩阳书院当时这种丰厚浓郁自主的学术气氛分不开的。现在嵩阳书院大门前的平台，即为“道南台”，又称“吾道南矣”处。

嵩阳书院与程门立雪

杨时、游酢师学程颐时“程门立雪”典故的最早史料记载，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二程语录·侯子雅言》：

游、杨初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人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

《侯子雅言》的作者侯仲良，字师圣，宋代理学学者，陕西华阴人，是程颐的亲表弟，对此应该更了解、更清楚、更准确。

另一个是《宋史·杨时传》，前文已录有引文，此不赘述。

宋哲宗赵煦元祐八年（1093）五月，已经年届40岁的杨时，第二次来到洛阳，按照十余年前的行程，先到洛阳嵩县程村、再到洛阳伊川县伊皋书院寻拜程颐先生。最后到达嵩阳书院时已是冬天。一天杨时和游酢去嵩阳书院拜见程颐，天正下着大雪，程颐正闭着眼睛坐在讲堂内打盹，杨时与游酢就侍立门外，等到程颐醒来，讲堂门外的积雪已经一尺多深了。这就是广为流传的“程门立雪”的典故。不过，在侯仲良《雅言》中叙述的“程门立雪”故事和《宋史·杨时传》中稍有不同是，杨时和游酢去嵩阳书院拜见程颐，程颐正在讲堂内闭目养神，他们就在老师身旁等候。等程颐瞑坐后睁开眼睛，天色已晚，程颐就让他们明天再来。这时，门外下的积雪已经有一尺深了。嵩阳书院讲堂前的砖砌月台，人称“程门立雪处”或“程门立雪台”。金、元、明、清多有重修。今存此台，为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重新修筑。台上竖立的明代刻制二程的言、听、视、动“四箴碑”，原为登封县文庙石刻，该庙上世纪80年代末被整体扒毁，1988年，由登封县文物局将其移立保护、展示于此。

嵩阳书院与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夫，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推行新政，司马光强烈反对，与王安石一起在宋神宗赵顼面前争论，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于是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司马光请判西京（洛阳）御史台，长期挂有“提举嵩山崇福宫”的职衔，自此居住洛阳或嵩山十五年，绝口不论朝政。崇福宫位于嵩阳书院东侧不远处，该宫不是一般寺庙，也不是普通祠堂，而是专为宋真宗赵恒祝厘（禧）和祈求福佑的地方。凡宫中主事者，都由皇帝委派朝官充任，因为是为皇帝祈福，朝臣引为无上荣耀，往往是“力请而后授”。但是到了王安石变法之际，朝中政见严重分歧，崇福宫就变成反对变法者投闲置散的场所了。崇福宫先后容纳过许多重臣和学问家，司马光就是其中著名人物之一。

司马光在游嵩山中，发现嵩阳书院东墙外的叠石溪，环境幽静，溪水潺潺，怪石嶙峋，水石相间，相映成趣，溪流两岸，花草妖娆，十分喜欢，便在这里买了一块宅地，建筑了别馆，并命名为“独乐园”，作为临时别墅。每年夏季，司马光来此居住避暑，每每至崇福宫履职，讲学嵩阳书院，就住宿在别馆中。《资治通鉴》的编纂工作也就跟随司马光从洛阳转移到嵩阳书院和嵩山别馆中，据说司马光在嵩阳书院独乐园别墅内藏书上万，为编书准备了充分的材料。在讲学嵩阳书院的这段悠游岁月期间，司马光以儒学的历史观，融合理学的思想，编撰了《资治通鉴》的第9至21卷。

每年的冬季，司马光都是回洛阳居住。春、秋两季，司马光来到嵩山之后，在别馆往往是住几天便走了，故有“暂来还是客，归去不成家”之句。司马光尝偕邵雍游叠石溪、小住别馆，两人心心相通，司马光即兴作《叠石溪》七言诗曰：“石下泉声蔓草深，石上露浓苍苔遍。山鸟惊起飞且鸣，叶坠空林人不见。”邵雍也即兴应和一首《叠石溪》七言诗：“两辔并游叠石溪，断崖还合与云齐。飞泉亦有留人意，肯负他年到次栖。”从邵雍诗中可以看出，也有归隐嵩阳之意。后人称司马光居住的别馆名曰司马温公别馆，该别馆在宋代位居嵩阳书院东墙外、现在嵩阳书院（明、清书院）东北百余米处，古今均属于嵩阳书院外部园林范围以内。司马光讲学、编撰《资治通鉴》两件事，为嵩阳书院增色不少。

嵩阳书院与儒学道统

儒家“道统”一词，最早是由朱熹提出来的，意思是儒家传道的系统。为突显嵩阳书院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清初学者郭文华康熙十九年（1680）《嵩阳书院程朱子祠记》说：

学程朱理学，以上溯夫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

郭文华只说了“上溯”圣人，没有言明“后继”先贤。窦克勤的解释比郭文华更清楚，他在康熙十九年《嵩阳书院记》中也说：儒学前有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以开其统，继有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以大其传，后有周、程、张、朱以缵其绪，而斯道何尝一日泯于人心乎？

这就是儒家千百年来认可的传道谱系和代表人物，也就是朱熹夫子说的“道统”。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河南巡抚阎兴邦捐俸银委托登封知县王又旦、嵩阳书院山长耿介在书院内“藏书楼前，辟阶基，饰轩楹以祀三圣，颜曰道统祠，止奉三圣人者，以其过化存神之地也”。三圣人乃是帝尧、大禹、周公。

尊道统，端士习也。夫学必明其所主，而道贵崇乎其正。

由此看出，祭祀道统三圣人，是嵩阳书院的传统，正是这种祭祀形式，使得嵩阳书院成为接续、传承理学正宗嫡传的主要场所之一。这种祭祀形式在中国书院祭祀文化中也算是一个个例。

嵩阳书院作为千百座书院中的典型代表，其教育形式虽已远去，但其积累起来的文化不会消退，它将以不断变化的方式被重新发现和界定。这些精华部分作为博大精深书院文化的标签，深深烙印在嵩阳书院，时间越长，传之愈广，文化传承，弥足珍贵。

（作者系河南登封市文物管理局副局长、中国书院学会副会长、嵩山文化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