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看病难”的思考和建议

破解“看病难”的思考和建议（精选6篇）

篇1：破解“看病难”的思考和建议

以创新解难题以改革求发展

―--对整合卫生资源，破解“看病难”的思考与建议

县委：

3月30日下午，上官书记在座谈会上宣布了一个重要的决策信息：县委将在三次全委会上对工作思路和战略重点进行微调，把“看病难”作为要破解的农民“四难”之一难；4月6日代市长刘强在我县调研时强调，“要整合农村医疗卫生资源”。我作为卫生事业第一线的领导干部，听了后，精神为之一振的同时感到肩上沉甸甸的。半月来，良心和责任促使我认真而焦虑地思考了一些问题。现将一些尚未成熟的想法和建议汇报给领导，供县委、政府决策时参考。

一、整合卫生资源，解决“治病难”问题的客观必然性

党的“十六大”响亮地提出新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明确指出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扭转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扩大趋势”。要使全面建设小康惠及8亿农民，保障他们身体健康则是重要的方面，因而建立健全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是必不可少的。县委提出来这项工作，是正逢其时的。这件事如果早几年，是没人理你的，现在在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当中把卫生工作特别是农村的卫生工作提上日程，非常现实，也非常及时。

首先，符合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要求，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医疗卫生事业历来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县委、县政府为加强我县农村卫生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全县农村基本上解决了缺医少药的问题，在防治传染并地方病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农民健康水平和平均预期寿命有了很大提高,为发展农村经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提高劳动力素质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农民健康保障状况堪忧、农村医疗卫生落后的现象不容回避。

抗击非典的斗争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卫生事业已经不只是单纯的医疗和健康问题，也是影响社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实现经济与社会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协调发展。健全公共卫生体制，加强公共卫生建设，就是坚持全面的、科学的、城乡统筹发展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人民群众的最基本需求，发展卫生事业，特别是建立健全公共卫生体系，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我们党和政府第一位的责任。健全公共卫生体制，加强公共卫生建设，是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公共利益的最基本措施，也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

其次，符合我县农村医疗卫生保障的现实状况：

一是农村100%的农民要自费看病，全县还没有建成初级医疗保障体系，离全面小康所要求建立比较完善的医疗卫生体系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二是由于农民健康保障事项牵涉到国家财政投入和农民减负等一系列政策性问题，不是哪某个部门能单独解决的，故近几年对农村卫生医疗体系建设没有具体的动作，导致农村医疗保障工作实际处于“真空地带”。

三是城乡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不合理，拉大了城乡差距。约占全县总人口20%的城镇居民享受着70％的医疗卫生保障服务，而约占80%的农村人口却仅能享受不到30%的医疗卫生保障服务。

四是农民医药费用支出增长大大快于农民收入增长，加大了“全面奔小康”的难度。从1993-2003年，全县农民平均纯收入由780元增加到2800元，增长了不到3倍，而同期卫生部门统计，农民每人次平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分别由10.9元和473.3元，增加到79元和2891元，增长了6.2倍和5.1倍。.医药费用迅猛增长，大大超过了农民承受能力，导致农民的医疗保障需求严重不足。“小病撑，大病抗，重病等着见阎王”，“病人医院一躺，家里一头牛白养”，是农民对当前农村健康保障体系的通俗描述。

综上所诉，可以说当前农民医疗保障较20世纪60、70年代有较大倒退。

再次，符合当前全县医疗卫生改革的客观要求：

从我们县的具体情况看，农村卫生工作面临的困难和改革任务更大，尽管我县在乡镇卫生院的经营机制和管理体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全省排序并不落后，但机制不活、投入不足、人才匮乏、设备简陋的落后状况仍然存在，并没有得到明显改观。

一是乡镇卫生院人才缺乏与人员富余并存。由于卫生院条件差，技术环境落后，政府又缺乏可操作的优惠政策，高层次人才“下不去”、“留不妆；近亲繁殖，子女不管是退伍兵还是初中生一股脑～，一旦进入卫生院，便端起“铁饭碗”，占据了工作岗位，造成用不上的人出不去，急需的人才进不来的被动局面。从人才层面上严重制约了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二是乡镇卫生院产权不明晰，乡镇卫生院属于县办县管的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其资产是国有资产，但它虽是事业单位，资金却无保证，导致政府无钱投入，个人不愿投入，集体不该投入，从而使绝大多数经营困难，职工利益无法保障；卫生经费的投入远远尚未达到国家所规定的占国民生产总值5％左右的要求；受财政投入不足、补偿经费不到位因素制约，预防保健工作也落得不实。

三是由于卫生院的医疗设备和技术力量落后，群众小病找村医，大病到县市级以上医院，部分农民因掏不起钱而有病不医；也由于预防保键得以加强，传染病发病率低，病源相应减少，使得卫生院业务量大幅减少，多数卫生院的病床使用率不到20％。除了卫生院，还有自成体系的计生指导站等机构，造成了农村卫生资源配置不当，资源不足与业务量不足的现象并存。

四是卫生监督执法机构不健全，体制不顺，手段落后，执法能力不强；农村医疗市场监督管理等方面还不到位，存在着一些行医人员水平差、治疗手段落后、无证行医、假冒伪劣药品流入农村医疗市场等情况，农民群众就医环境还不够理想。

五是卫生改革步子迈得还不够大。许多卫生院效益低下，无法按时发放工资，房屋建设维修、设备更新换代、人才培养、专科建设等只能等待省市县拨的一点有限的资金去应付。处于求生存难，求发展更难的状态。养成依赖上级“皇粮”的惯性与惰性，没有压力和动力，养懒了人，养没了本事，最后耗光了家底。人事制度改革进展十分缓慢，医疗机构普遍存在畏难情绪，求稳怕乱，推进力度不大；

六是卫生系统干部职工思想解放不够，卫生行政部门职能转变不够到位，还没有真正从“办卫生”转变到“管卫生”上来；一些医疗卫生单位的行业作风有待改进，人民群众对医疗质量和服务态度还不十分满意。

大家现在都在谈弱势群体，如果说部门当中弱势的话，我觉得卫生部就是个弱势的部门。

二、从科学统筹发展观出发反思医疗卫生事业的巨大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卫生事业发展的经济环境、体制环境、社会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卫生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但是，当前卫生改革与发展相对滞后，出现了几大极不适应的“症状”：卫生医疗服务现状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不相适应；疾病流行模式日趋复杂，现行卫生服务体系与疾病预防控制要求不相适应；现行卫生管理体制与经济体制不相适应。

国际上通常用两个指标来反映和比较一个国家国民的健康状况。一是平均期望寿命，一是婴儿死亡率。谈到这两项指标，我们往往会很自豪地指出，我国的平均寿命己从解放前的35岁上升到2001年的71.8岁，高于世界平均寿命（65岁）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寿命（69岁）。同时，我国的婴儿死亡率也从解放前的20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32‰，而世界的平均水平是44‰，中等收入的国家是30‰。不错，从这两个国际通用的指标来看，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总体上的确已经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前列。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此辉煌的成就主要是在八十年代以前取得的。人均寿命的增长基本上是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完成的。八十年代以后，增长似乎失去了动力。

农村卫生事业在1980－2000年间的进步并不突出。就人均寿命而言，在此期间，低收入国家平均增加了三岁，中等收入国家五岁，高收入国家四岁，世界平均四岁，而我国不过两岁。婴儿死亡率方面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在此期间，低收入国家下降了29‰，中等收入国家23‰，世界平均也是23‰，我国不过是11‰。

进入九十年代下半叶，我国健康领域的不祥之兆似乎越来越多。本来，我国在传染病和地方病的防治方面曾取得过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最近的一些趋向十分令人不安。我国法定报道传染病的发病率50年代是，每10万人3200，到1990年已下降到每10万人292，此后，进展开始放缓；1995年以后甚至有回升的迹像。结核病便是一个例子。在建国的头三十年，虽然资源比较匮乏，结核病的发病率下降了60－70%；后二十年，尽管资金更加充裕，治疗手段更加成熟，发病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上升的趋势。据估计，中国大约有四亿人受过结核病感染，其中将近10%的人会发玻目前，全国约有500万肺结核患者，居世界第二，占全球结核病患者总数的四分之一，而且其中相当多的人已具有抗药性。病毒性肝炎的情况更是不容乐观，其发病率高于结核病，并一直居高不下。现在，中国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的数量高居世界第一。很明显，这样的世界第一、第二绝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我县目前结核病流行也相当严峻，根据流行病调查结果显示，结核病的患病率为十万分之450。感染率为30％，而且呈逐年上升趋势。

此外，本来已被彻底消灭的各种性病（如淋并梅毒）又死灰复燃，并在各地泛滥成灾。由外国传入的艾滋病迅速蔓延，每年感染人数以30%的速度上升。根据最新官方数据，我国艾滋病感染者已达100万人。既使我们接受这个保守的估计，如果感染人数增长的势头不减，到2010年，总感染人数可高达1000万至2000万，会再创一个不光彩的世界第一。与那种灾难性后果比起来，目前让人谈虎色变的区区几千例非典型肺炎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

其它公共卫生问题，如职业病严重、精神病发病率上升、自杀率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食品卫生和环境卫生恶化等等，也都不同程度存在。

改革开放以前，尽管中国经济的底子很雹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很低，但在公共卫生领域，中国曾经被看作一个非常成功的典范。刚解放时，中国人民的健康指标属于世界上最低水平的国别组。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已成为拥有最全面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80－85％的人口享有基本医疗保剑这使得人均寿命从旧中国的不到40岁提高至七十年代末的近70岁，婴儿死亡率从195‰降到41‰。直到八十年代，每逢国际组织对各国进行排序，按人均GDp中国的排名虽然不高，但按健康水平，排名则高得多，赢得广泛的赞誉。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创造了连续二十多年高速增长的奇迹，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此同时，人均卫生费用大幅上升。在这个背景下，公共卫生事业本应得到更快的发展，但结果却令人失望。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对全球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进行了排序，中国被排在144位。为什么经济底子厚了、科技水平提高了、花钱多了，但公共卫生的状况却恶化了？对这个问题，我们早就该反思了。非典的危机警示我们：再不反思，更大的灾难随时可能发生。

中国的公共卫生形势之所以恶化，卫生部门当然要负一定责任，但更主要的原因恐怕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

1、对经济和市场的迷信

对经济增长的迷信。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本来，这里”发展”二字的含意是经济社会全面的进步，绝不仅仅是指经济增长。但在实际工作中，各级政府往往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更进一步，”经济增长是硬道理”又往往被理解成，为了追求经济尽快增长，其它一切都要让步，都可以被牺牲，包括生态环境、就业、职工权益、公共卫生。当一些人说希望”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时，他们往往假设只要经济持续增长、饼越做越大，其它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尽管政府从未公开说过公共卫生不重要，但其财政资源的分配清楚告诉我们，公共卫生不是它关心的重点。

所谓”政府卫生支出”包括两大块，一块是”卫生事业费”，一块是”卫生基建投资”.政府对卫生工作还有其它项目的支出，但这两项是大头，其余的是小头。由于实行”放权让利”的财政包干制，政府财政收支占GDp比重急剧下降，结果导致卫生支出占GDp比重一路下滑。卫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狂跌不止，我县财政的卫生事业费支出更是保持20年不变。20年前政府补贴可满足全院所有人员11个月开资，而到目前连光给未进社保的退休人员开半年工资都不够。”一打纲领不如一个行动”，从政府过去20年的财政支出结构看，公共卫生的确一直不是其重点。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经济增长一定不会带来公共福利（包括公共卫生）的改善。当经济增长的成果为全社会各阶层共享时，公共福利当然会得到改善。然而，当经济增长的成果为某些社会阶层独享时，不管增长的速度有多快，它都不可能改善全社会的公共福利状况。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早在七十年代就引起了发展研究学者的注意。只可惜，我们在过去二十年里埋头”一心一意谋发展（实际上是”一心一意谋经济增长”），把别国惨痛的教训完全忘到了脑后。经济增长固然是硬道理，社会公正更是硬道理。前者只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手段要服从目的，决不能本末倒置，让目的服从手段。

对市场的迷信。卫生改革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时面临的问题带有”短缺经济”的特征，如”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为了缓解供需矛盾，80年代卫生改革的重点是扩大卫生服务的供给，搞活卫生机构内部的运行机制。为此，政府相继推出了一系列鼓励扩大卫生服务供给的政策。如1980年xx批转卫生部《关于允许个体医开业行医问题的请示报告》，1985年xx批转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1989年xx批转《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随着卫生事业规模迅速扩大，医院装备质量明显改善，到八十年代末，城乡居民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的问题已基本解决。

九十年代以后，建立市场经济被确立为改革的目标，医疗卫生事业也逐步被推向市常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建立分担机制，使国家不再”包揽过多”；医疗机构改革的重点是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体系，建立所谓”合理的补偿机制”；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则着眼于引入竞争机制。在所有这些改革背后都有一个未加言明的假设：市场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包括医疗卫生资源。

实际上，这个假设的后半部分是完全错误的。在公共卫生领域（即社会全体成员预防疾并增进健康的事业），人们的行为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如为避免医院的收费，非典患者可能不去就医，结果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而医疗领域的特征则是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如医生给患者开一些不必要的药、或高价的药）。既使按照市场经济的理论，这两个领域也充满了”市场失灵”.大多数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之所以避免让市场力量支配医疗卫生领域，道理就在于此。在发达国家中，卫生总费用的绝大部分是由政府承担的。政府承担的份额在70%。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政府预算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为36%，本来就不高；到1990年，下降到25%；到2000年，下降到14.9%。这意味着，在20年时间里，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比重平均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与此同时，社会支出的份额（公费医疗经费）也从44%下降到24.5%。反过来，居民个人医疗卫生支出的比重节节攀升。从农村说，合作医疗取消之后，农民的医疗费用是100％由个人承担。换句话说，过去这些年我国卫生总费用的增长主要是由居民个人负担的。怪不得老百姓觉得医疗卫生的负担越来越重。

与其它国家进行比较，我们发现，我国的医疗卫生领域恐怕是世界上最市场化的之一。以前，有些人总是以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来反对政府对医疗卫生”包揽太多”.，这种托词实际上没有任何道理。2000年我国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3%，略高于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5%的下限。其中居民个人支出部分占60.6%，而这一比例在发达国家是27%。既使排除发达国家，这个比重在其它国家也低得多，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如果世界上最穷的国家都能由政府负担近六成的医疗卫生费用，经济欣欣向荣的中国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呢？

对经济增长和市场的迷信造成了指导思想的偏差。如果说在八十年代，指导思想的偏差还没有明显后果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恶果已越来越明显。结果，虽然经济繁荣了，种种危机却此起彼伏。具体到公共卫生领域，前一种迷信导致了政府失职，即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政府没有承担起来；后一种迷信导致了市场失灵，即市场对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既违反公平原则，也效率低下。

2，”重医疗、轻预防”：卫生防疫体系不堪一击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很长时期里，政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预防和消除传染病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方面。当时的口号是”预防为主”.通过一方面推行预防为主的方针，另一方面采用低成本的医疗技术，我国得以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保证人人享有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创造了名满天下的”中国模式”。广大居民，尤其是农民无需支付高额费用就能享受到基本卫生保健服务。基本卫生保健服务的广泛可及性和公平性大大改善了中国城乡居民的健康状况。

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过去成功的模式被人贴上了”平均主义”和”低水平”的标签，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也悄然从农村移向城市、从”重预防”移向”重医疗”，从低成本移向高科技――高成本。虽然政府口头上仍强调”预防第一”，但实际上，城市的医疗才是第一。医院购买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的费

都以失败而告终。其主要原因是政府无意承担农民医疗保障的责任，反倒坚持”筹资以个人投入为主，集体扶持，政府适当支持”。.实际上，相当多的县乡两级财政是吃饭财政，难以”支持”农民医疗保障；乡村集体经济脆弱，无力”扶持”农民医疗保障；结果担子最后还是压在农民自己肩上。所以，虽然经过十来年的努力，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得到恢复，其覆盖率在农村始终低于10%的水准。90%的农村居民没有任何社会医疗保障，成为毫无保障的自费医疗群体。前卫生部长张文康承认，既使这小得可怜的覆盖面也还不巩固，往往是”春办秋黄，一进、二送、三垮台、四重来”.2001年，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纯收入的2.9倍，还可以享受由国家补贴的医疗保障；农民收入低得多，却必须承担医疗保健的所有费用。中国卫生保障制度如此不公平，实在令人触目惊心。

目前，全国大部分村卫生室已变成了个体医疗点。现在乡村医生的数量只有1975年的三分之二。除了卫生人员相对数量减少外，他们的素质也令人担心。村级卫生人员中相当多的人只在30年前合作医疗高潮期接受过短期培训。虽然他们或多或少参加过一些后续培训，但在市场化的大环境下，他们要么不乐意、要么没有能力承担农村基本医疗保健的任务，如预防保舰传染病报告等。

合作医疗的解体，严重影响了农户的看病行为；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的破损，使一些已经消灭或控制的传染病再度复发；再加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健康状况方面的城乡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从1957年到1980年，农村人口死亡率下降幅度明显快于城镇，使城乡差距迅速缩校但1980年以后，农村人口死亡率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城镇人口死亡率还有所下降。结果，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里，人口死亡率方面的城乡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倒扩大了。

从阶层差距方面看，这里只提及一点。市场只青睐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因此，市场化的医疗无疑会对低收入阶层产生排斥作用。缺医少药的时代的确一去不复返了，但在医疗水平先进的今日，相当多的人却陷入了生不起并看不起病的境地。在这方面，两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提供了大量证据。一个证据是未就诊率高达三分之一。得了病为什么不去看病呢？原因固然很多，如自己觉得病不重、没有必要去医院，或工作太忙、没时间去看病，等等。但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患者是因为经济困难而无法就诊；而且，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这样的人越多。更令人忧虑的是变化的趋势。对比1993年和1998年两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结果，因为经济困难有病不医的人越来越多。低收入严重制约了人们的卫生服务需求。不景气的企事业单位职工、下岗待岗职工及其家属首当其冲。我们在县内一定范围也进行了调查，情况与全国大同小异。

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在表面繁荣的经济背后都掩盖着一个相当规模的贫困群体。他们有病不敢去看，病情严重该住院不敢住院，住了院尚未痊愈便匆匆离去、生怕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不得不”小病扛、大病拖”。”小病扛、大病拖”的后果往往是小病拖成大病，大病导致劳动力丧失，甚至倾家荡产。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因贫致病，因病返贫”的恶性循环正在变成中国城乡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在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的农村，一场大病，可以使原本殷实的小康之家陷入困境，使原本贫困的一贫如洗。正是因为疾病不仅严重威胁着贫苦农民的健康，还威胁着他们的生存，他们才会说出”不怕穷、就怕病”这样让人心酸的话。

4，医疗机构效率下降

根据卫生统计，近几年来，虽然我国人口还在增长，但医疗机构的门诊量和住院量双双下降。2001年全国医院和卫生院门诊总量为20.87亿人次，与1992年25.7亿相比减少了4.83亿。是不是中国人健康改善了，生病少了呢？显然不是，因为城乡居民的两周患病率从1993年的140.1提高到149.76.其实，门诊量下降的原因很简单，医疗费不断攀升，超出了很多人的支付能力，因而抑制了城乡居民对医疗服务的有效需求。

在门诊量减少的同时，住院病人增加不多，而医护人员的数量仍在增加，其后果必然是医疗资源的浪费。我们县医院病床利用率不足30％，乡镇医院不足20％。我们现在的医疗资源并不丰富。但在很多人该看病不敢看、该住院不敢住的同时，大量宝贵的医疗资源得不到充分的利用，这真是极大的浪费。

三，几点对策建议

以上谈到的如此严重的危机，绝不是危言耸听。它有着深层的、制度性的原因。上面列举的大量数据和事实表明，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在医疗卫生领域，政府失职与市场失灵同时存在。其后果是卫生防疫体系极不适应，卫生服务极不平等，卫生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下决心解决好农民治病就医问题，提高农民健康水平，实现科学统筹发展，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很紧迫的，同时又是十分艰难的。不可寄希望于一蹴而就，更不能单靠卫生部门或单靠向上争取星星点点投入。必须全社会参与，循序渐进，扎实工作，长期努力。

1，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发展是硬道理”这个命题。”发展”绝不能等同于经济增长，而是指全体公民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进步。经济增长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这个全面发展目标的手段。如果我们认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那么社会公正、环境保护、让所有孩子接受基础教育、让所有人健康生活是更大的硬道理。我们过去二十多年的经验证明，指望经济增长能自动带来其它目标的实现，无异于缘木求鱼。公共卫生是社会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因为人只有一次生命，享有卫生保健是一项基本～，它关系到人生命的长度和质量。如果一个地区人们的健康水平低下，经常受到病魔的折磨，得一场重病就可能搞得倾家荡产，那么，不管这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多快，城市看起来多么现代化，对相当多的人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认识到这一点，政府绝不能为了经济增长而忽略公共卫生，绝不能放弃自己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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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2，我们必须清醒了解市场的双重局限性。第一，市场充其量只能解决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无法解决资源分配的公平性问题。第二，也许在经济的很多领域，市场能够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但在外部性很强、信息不对称的领域，市场往往失灵，亦即，不光不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反倒会降低效率。公共卫生的公平性比经济收入和财产分配的公平性更加重要，因为身体健康关系到每个人生命的质量和谋生的潜能。既使不从道义的角度思考问题，为所有人提供起码的卫生保障也是建立一个完整公共卫生系统的前提。去年的非典危机告诉我们，如果疫情在贫困阶层中蔓延、在其它地方蔓延、在农村蔓延，全社会哪个阶层也逃不过厄运。既然公共卫生的公平性如此重要，把它交给市场便是完全错误的。另外，医疗是典型的信息不对称领域。卫生专业人员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蒙骗患者，患者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欺骗保险公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为自己的国民提供由国家财政支持的全民医疗保健计划，而不是把患者和医护人员推向市常

过去十几年，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改革医疗卫生制度。由于经验不足，认识上出现偏差，走了一些弯路是难以避免的。如果这次非典危机敲起的警钟能使我们清醒认识到”投资人民健康”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认识到现行医疗卫生体制的种种弊端，那么坏事就可以变成好事，使危机变成重建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契机。我们的医疗卫生体制曾经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创造过辉煌，只要走出指导思想的误区，我们完全可以再造辉煌。

3，必须解决对医疗卫生投入的认识问题。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教育是富国之本，对科技教育投入人无异议，但是，对医疗卫生投入属生产性投入，人们是认识不足的，甚或认为医疗卫生单位是有收入的机构。医疗卫生有对全社会之保障性，保障着各行各业、男女老幼之健康，保障着各条战线生产力之正常运转。医疗卫生服务，要达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之目标，这是涉及到全社会的一项系统工程，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投入才能实现。要达此目的，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及行政手段等。在发达国家，政府承担的卫生总费用的份额在70%。我们达不到这个水平，但起码应该努力恢复到改革开放前36％的水平。近些年不少方面都在喊：“人民＊＊人民办，办好＊＊为人民”，我认为这类口号不适用医疗卫生事业，各级政府应该树立起“全民卫生政府办，办好卫生为人民”的理念（当然这里说得政府办不是全包，而是以政府为主）。目前九年义务教育不是已经转过来了吗。所以财政对卫生的补偿应是同经济发展同步增长，而不能减少。前两年出现的三五年后给医疗卫生机构“断奶”的提法与实现初级卫生保健目标似乎有相违之处。

4，必须尽快建立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这是xx已经做出决定的。中央xx《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是建国以后第一个关于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这里面目标很明确，一个是到2010年要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农村经济社会相适应的卫生服务体系，一个是今年～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专门提出社会保障工作要加强新型农村合伙医疗的试点工作。

新型的合作医疗，首先是政府角度的行政支持、资金的支持、组织的引导、宣传发动等等，从组织管理上来说，倡导县里来统筹，政策上已经提出了组织的体系。从补偿的范围来说，主要是以大病发生的补助为主兼顾小病，主要是为了解决目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这个农村主要的矛盾。新型合作医疗与以往的合作医疗相比，它有了不同于以往的监督机制，一方面制度监督、组织监督和审计的手段，包括农民的代表参加到管理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另外配合的还有供方的改革。不仅仅是政府主办的乡镇卫生院提供卫生服务，一些符合条件的民办的机构、诊所的也可以为农民提供合作医疗规定的这些服务。农村卫生作为政府工作，已经摆到了政府的工作日程上。尽管卫生部门是提供卫生服务的，不是保障部门，但是经过协调还是确定由卫生部门来抓，因为现在还不是社会保障，所以这项工作没有纳入社会保障。卫生部在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上就提出来要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为突破口，推进农村卫生工作，要尽量抓试点工作，试点工作正在启动当中。由此我们建议，县委、政府应作出决策，组织有关人员到先行试点地区进行认真考察，以学习经验吸取教训，拿出我们的方案，再到省里千方百计争取进入试点县，过去的经验证明，试点单位往往能争取更多的国家支持。不多争取国家补助，不把新型合作医疗体系建立起来，要想解决农民看病难问题，是很难想象的。

5，必须解决卫生资源分布不合理、“重医轻防”问题。当前，我县公共卫生建设中存在的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公共卫生体系不健全，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能力差，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机制不完善，卫生执法监督工作不到位，公共卫生投入水平低等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造成的。加强公共卫生建设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转变政府职能的现实需要。加快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健全公共卫生体制，加强公共卫生建设，把政府职能由过去的“办医院”为主，转变到加强疾病预防控制，加强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建设，加强卫生执法监督和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基本医疗保健服务上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医疗和健康权益。这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内在要求和现实需要。

目前我县在卫生资源中，政府卫生资源占90％以上，社会（民资）卫生资源占不到10％；在政府卫生资源中，又有90％以上集中在医疗单位，只有10％左右在防保领域，这种卫生资源配置畸形现象，是长期“重医轻防”和利益驱动的结果，不利于卫生事业协调发展。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医防合一”，加上普遍亏损，防保人员每月仅三百元的工资也欠发，工作积极性不高。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按照“医防分设，保防保，放医疗”的原则，将乡镇防保职能从卫生院中分离出来，在乡镇设立防保所，按省里规定的五千分之一比例招聘防保员，经费按每人每年不低于8000元标准补助，并列入县财政预算。在每个村聘用一名兼职防保员，县财政每人每年补助1200元，逐步形成以市疾控中心为龙头，县疾控中心为骨干，乡镇防保所为基础，村级防保员为网底的四级防保体系。

6，必须认清形势，加快改革步伐。我们现在的卫生体制，形成于20世纪50－60年代，至今，虽有许多改变，但其基本构架仍是原有的，也就是说，比起中国社会的其他方面，近20年来，它缺乏本质性的改变。我国的改革除了在经济体制方面推进外，在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住房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以至在政府职能转换、党政机关领导方式等方面也都有所推进，而在卫生体制方面则少有动作，更少有为人赞许的成效。它在我国属于改革相对滞后的部门和领域。不但在组织结构上基本延续了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在行为、思维方式上延续了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习惯，就是有关”改革”的思路也只停留在80年代。卫生体制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块堡垒。卫生系统自己在80年代推进的改革是从调整分配机制，提高医疗卫生机构的工作效率开始的，希望以此来改变卫生医疗机构的补偿机制和内部运行机制。这种目标的确定，从一开始就把”利益”和”效率”放在了不恰当的位置，忽略了卫生系统在社会体系结构中的不同其他系统、部门、领域的品性和现代国家对人的健康权的责任。结果带来了医生开大处方、多用高新仪器检查，医院乱收费，以及医院和药厂间的药品回扣，医务人员和患者间的”红包”等问题日益严重。医疗费不断上升，医德下降。至2001年，国家把医药行业列为预防职务犯罪的八个重点行业和领域之一。以加强管理，产生效益为目标，在医疗卫生机构推行的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改革，并没有使医院成为具有自我约束力和自我激励机制的事业法人。相反使医院兼备了两种体制的弊端。同时，多种经济成分办医，也未能改变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和农村卫生资源的匮乏，反使更多的资源拥向收益高的医疗保健服务。因此，县委、政府必须尽快把卫生改革列入议事日程，在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允许和支持卫生行业采取比其他行业更加灵活的政策，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

下步医疗卫生改革应依循以下思路：

一、医疗卫生改革应主要从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着手，但将医疗卫生改革纯粹纳入市场经济--商品竞争，是不全面和不确切的，而且，可能将卫生改革引向歧途。将医疗卫生纳入纯商品竞争机制，必然使卫生服务受到拜金主义冲击，一味追求高收入和诱发不正之风，使医疗卫生的福利性和保障性被遗弃。

二、加强医疗管理方面的政府职能，包括对公共卫生、公立医院的管理；对非公立医院的监督，对自然垄断的管制；建立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机制，如药检、医生资格、技术质量的监督等。

三、增加公共卫生投入，将公共卫生作为重要的财政支出项目，重点关注老年人和低收入者，完善“紧急救助功能”，其中特别要加强农村医疗体制的改革。

四、医疗服务对外开放，大力引进民营资本、国外资本，依靠竞争提高服务质量并使医疗价格趋于合理化。

五、建立由有关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有关部门要实行分工负责制。县委办、政府办、人大政协科教办等综合部门要加强政策调研和方案论证，牵头制定相关政策；卫生部门要做好对农村卫生改革与发展破解农民看病难问题的指导和监督检查；计划、财政部门要认真落实农村卫生补助政策，并会同卫生部门制定实施区域卫生规划，合理配置农村卫生资源；农业、劳动保障部门要积极支持并指导合作医疗等多种形式的农村健康保障办法的建立；药品监督部门要加强农村药品质量监督管理；人事、编制部门要加强对农村卫生管理体制和卫生机构人事制度改革的指导；价格主管部门要会同卫生部门加强对农村卫生机构医疗服务价格和药品价格的监管；税务、工商部门要认真落实税费优惠政策；教育部门要把中、小学健康教育纳入教学内容；宣传、文化部门要加强对有关农村卫生改革政策、公共卫生知识的宣传。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通力协作，促进农村卫生工作全面发展，切实解决农民看病难问题。

其他，如卫生内部需要解决的人员素质、改善环境、行风建设、行政职能转变等问题，受篇幅限制在此不做赘述。

以上思考与建议仅供领导决策参考。有不当之处望批评指正。

县卫生局党委**

2004年4月25日

篇2：破解“看病难”的思考和建议

提起办证，在民间几乎所有的人都皱眉头。只要亲历过办证，没有几个不被刁难。即便没有办过证的人，也是闻“证”发怵。总之一句话：现在办证就是难。

办证难，难到何种程度，就像人们说的那样：一个证件办下来身上会脱一层皮。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办证都是如此，有的证件办起来还是十分方便的，老百姓还是满意的。

究其办证难的原因：一是难在办证部门只想要权利，不想承担责任。办一个证要多种证明。办证单位为避免单位独立承担责任。要求多个部门都要出证明，一旦出现问题与自己单位无关。层层推诿下来，最后全是申请办证者的错。二是难在办证单位和工作人员把办证变成了提高社会地位和勒、卡、要、的工具。证等同权力，权力就是钱。权力就是在社会上有地位、有用处。办证工作人员脸难看，事难办是敛财的一种手段。试想如果办证工作人员工作态度好，服务周到热情，谁还会请他们吃饭？送卡？送钱？三是难在有些办工作人员水平低，不熟悉业务。申请办证者咨询点什么事都跟挤牙膏似的。其实他们自己本身就不知道。所以害的申请办证人员老得跑来跑去。四是难在一个证牵涉多个部门，互相推诿。往往是办一个证，表面上许多政府部门都在管，但实际上谁都可以不负责，把申请办证的老百姓当皮球踢来踢去。这种现象，在涉及多个政府部门或者是异地办证，最为普遍。五是难在办证详细要求不公开。比如不说明具体流程，多次要材料就属最典型，办一个证跑多趟，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遭遇，去办证部门办个证，无论是政府网站，还是对外公示牌，都查不到办证所需手续或是专门的咨询电话。六是难在管理手段滞后。如今是信息化时代，部分办证要求严重拖了社会的后腿。好多根本不需要的东西还硬是抱着不放手。比如头胎为什么要办准生证？在医院生产的时候，办出生证的时候，都要查明小孩子的生份证的。上户的时候父母有无超生，一查便知。另外办什么护照什么营业执照，有身份证一查便知。根本不需要申请办证者再提供其它资料。再者政府设立的行政办证服务大厅不能一步到位把证办好，需要申请办证者到办证单位和办证大厅两头跑。费时费力多花钱。

眼下老百姓对办证难的问题深恶痛绝，一个共同的声音就是要求各级政府下决心改办证难为办证易。如何改？这既是老百姓迫切关心的问题，又是党和政府在当前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但办证难是多年来滋生的社会毒瘤，要摘除这个毒辣又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笔者认为：只有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局出发，办证难的问题才能够逐步彻底解决。一是大幅度的精简证件。现在我们的证件确实太多太烂。一个人沒出生就得办证，否则还是个非法人。成人后至离开世界，需要办的证件多得数不清。这就给国民增加了许多麻烦和苦恼。其实老百姓都知道，有许多证件是个别部门在部门利益驱动下产生的，根本没有必要保留，因此建议对所有证件情况进行一次审计清理，能合并的合并，对可要可不要的证件坚决取缔。二是改办证工作人员“做官”变“做事”。建立机制让办证工作人员由在办公室被动等要资料变主动找资料。如申请人只需要提交办证申请，办理证件就由这个办证工作人员负责，按规定的工作日把证件办好。只有这样才可以把公务员从“做官”改为“做事”。三是改办证人员工作时间，申请办证者大多都有工作，往往是平常上班时间抽不出时间办证，一般都是利用工作之外的时间办证，因此建议办证单位实行星期天和节假日上班制度，保证让所有需要办证的人员能够随时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去办手续，四是改责任追究，矫枉必须过正。实行办证工作人员接收办证申请责任制，谁接收的办证申请，谁必须负责在规定的工作日之内办理终结。办证所需要的资料有责任人负责搜集索要。五是各级设立投诉网站。投诉网址在每个办证窗口公示。接到投诉迅速调查处理。

篇3：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中小企业,融资,金融服务,建议

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 加大投放力度, 支持与服务地方经济的发展, 银行责无旁贷, 既是落实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社会责任的需要, 更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然而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 现有的金融服务水平与能力和中小企业旺盛的金融需求之间存在一定距离, “融资难”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下面我从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成因、破解的几点建议、具体的做法等三个方面简要分析如下:

一、中小企业融资难成因

通过对中小企业融资现状的调研, 笔者认为, 造成中小企业融资难、难融资的因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从企业的角度分析, 一是信息不对称影响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使银行缺乏向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动力;二是规模小, 积累少, 较难提供有效的抵质押担保手续;三是财务制度不规范、信息透明度不高, 信用状况较难给予客观评判;四是普遍存在业绩不够稳定, 核心竞争力不强, 发展前景较难评估的问题。

其次, 从银行的角度分析, 一是由于直接融资渠道不畅、多元化融资平台尚未建立, 导致中小企业资金需求过分依赖于银行信贷, 融资压力集中于银行系统;二是风险补偿机制不健全, 中小企业贷款经营成本高、风险大, 可控性低, 促使银行审慎放贷;三是对不良贷款的严格问责、绩效考核, 监管部门的评价压力, 银行开展中小企业贷款积极性受到影响。

第三, 除了以上两种因素外, 也同时存在以下制约因素, 一是有效的房产、土地手续不全, 直接制约了企业融资的渠道, 加大了企业通过其他渠道融资的成本;二是企业办理房地产抵押他项权证过程中存在银行委托专业机构评估, 地方职能部门又重复评估、评估收费过高的问题, 加大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促使企业在使用银行融资方面因综合成本过高望而却步;三是地方担保机构分散、担保实力弱, 政策门槛难以跨越。各家银行对担保机构的注册资金要求不尽相同, 有5000万元, 或1亿元以上的, 总体来说, 要求担保公司实力较高, 造成符合条件的地方担保公司屈指可数。四是企业融资渠道单一, 多渠道的直接融资体系尚未建立, 造成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局面, 有资料调查显示, 中国中小企业融资共有95%以上来自银行贷款, 银行贷款仍然是中小企业融资的主渠道, 同时中小企业信贷活动“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 效益好的中小企业, 越来越成为金融机构争夺的客户, 状况并不十分好的中小企业或者受到冷落, 或者因担保或抵押条件被拒之门外。

这些年来, 我国政府对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视度不断提高, 在政策、资金、渠道等方面对中小企业给予了积极扶持。但不容否认, 这种扶持的数量相对较少、服务范围也相对有限, 难以满足中小企业现实的迫切需求。这种融资困难的存在不仅抑制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 也不利于引发全社会的创业热情, 也进而会延缓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

二、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几点建议

(一) 政府要努力改善中小企业创业环境,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1、由财政拨款建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江浙一带已推广) , 专门用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技术含量高提供一定贴息, 或对新创业企业提供一定数量的创业基金, 弥补银行对新建企业至少经营一个完整年度后才能融资的空白点。

2、整合辖区内担保公司, 化零为整, 提高担保公司的担保实力, 实现特色区域批量化、其他区域龙头化的担保融资策略。

3、梳理对企业融资方面的各项收费, 特别是重复评估、高收费的现象, 地方应实行统一标准, 解决县域之间有差异, 企业办理有难度的问题, 切实实现企业融资在地方职能部门的绿色通道。

4、定期发布企业有关信息, 创造银行企业接触、结合的条件、机会, 促使银行了解企业、企业选择银行的良性互动, 实现银企之间的信息有效对接。

5、加大对企业征信管理、财务规范的监管力度, 从外部约束企业实现规范化、标准化的运作, 譬如地方可由人民银行或其他职能部门牵头, 将客户涉及的工商、税务、水、电、交通违章等信息集合起来, 建立统一的信息发布平台和个人征信查询平台, 实现鼠标一动、个人征信信息一目了然的效果, 解决银行信息不对等, 惜贷、不敢贷的现象。

(二) 企业要完善有关制度, 加大产品创新, 实现自身功能的不断强大

1、要主动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去规范财务制度, 以制度为准绳, 实现银企信息的对称, 促使银行在选择企业方面有支点、有判断, 有决策。

2、完善有关产权手续, 实现融资手续的齐全。

3、加大产品创新、科研投入, 提升核心竞争力, 实现自身造血功能的持续。

(三) 银行要用好政策, 加大产品创新力度, 有效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1、充分用好用足上级行的政策, 成立专门的组织和团队, 建立一套有别于大中型企业业务的流程, 适当延伸贷款审批权限, 简化审批程序, 缩短审批周期, 提高审批效率, 从政策、机制、体制方面支持与服务号中小企业。

2、加大产品创新的力度, 提供支持中小企业各种需求的信贷产品, 譬如建行推出的“速贷通、成长之路”两大品牌, 一方面, 对于信息较充分、信用记录较好、持续发展能力较强的成长型小企业, 建行实行在评级受信后办理信贷业务;另一方面, 在提供足额有效担保前提下快速解决小企业融资需求, 简化流程, 不需评级授信, 以满足企业“少、频、快”的需求, 在中小企业中颇有影响, 深受欢迎。

3、主动筛选优质中小企业, 帮助企业完善有关制度, 提供有关产业信息, 实现其自身造血功能的壮大。同时加大对批发性行业融资的批量化运作, 不断扩大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支持广度、深度。

三、具体在操作方面的几点想法

(一) 着眼长远, 从战略层面明确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地位

抓住中小企业市场, 就抓住了高速增长的业务机会, 同时, 服务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 也是银行履行社会责任, 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发展的需要, 必须上下高度重视, 思想统一。

(二) 建立机构, 从组织方面明确专业化经营业务体系

针对小企业客户群体的各类现实需求和成长特点, 要按照专业专注的原则建立了有别于大客户、大项目的独立运作体系, 形成了融资快捷方便的专业化经营体系, 实现企业业务真正能做起来。同时要组建专门的小企业经营管理部, 实现专业化、流程化分工, 从人员、资源方面单独配置, 单独考核, 优化流程, 提高效率。

(三) 创新产品, 从业务品种方面满足不同层次、对象的不同需求

要针对不同层级的客户、不同的需求, 银行要研发出不同的产品, 大中小并重, 实现银企需求的无缝对接, 最终达到双赢。

(四) 控制风险, 从银企健康发展的角度建立健全风险控制制度

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 要积极主动建立风险评价机制, 实现银企风控对接, 确保银企健康发展。

篇4：文登市破解招用工难的几点思考

“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按照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和胶东半岛高端产业聚集区的总体要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自主创新为动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目标，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大力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全力打造经济文化强市，力争率先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2011年，围绕南海新区、经济开发区、城市文化商务区“三区”建设，突出民生建设、财税建设、项目建设“三个重点”，坚持集中集约集聚发展、高端高质高效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民生为本和谐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创先争优发展“六个发展”，努力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

能否破解招工难题，建设一支数量充足、技能熟练的产业工人队伍，关系到“十二五”规划的实现和我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从全国范围来看，各地市普遍存在招工难的问题，既有我国经济回暖、企业订单增多和中西部地区因经济增长而需要扩大招工的因素，也有新生代农民工期望值与部分企业用工条件差异较大的因素，还有供求双方在技能素质、招聘时间及信息对接上错位的因素。各个因素的制约导致出现了全国范围的结构性“用工荒”。就我市而言，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吸引更多的外来务工人员，如何提升现有产业工人的素质以及如何让他们拥有归属感。

通过对我市用工情况调查来看，目前全市共有各类企业20000多家，（其中老国有集体企业260家，个体私营组织16000多家，私营企业3000多家，外资企业160多家），从业人员近20万人，其中规模以上企业（百强企业），从业人员达到9万人，占从业人数的47%，其中包括部分外资企业。外来劳动力6万多人。在当前的生产状况下，规模以上企业缺工较少，在2200人左右（不包括预期开工企业缺工数），分布在服装、家纺、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企业。除规模以上企业外，其他缺工现象大都分布在规模不大、靠来料加工、电子装配等企业。全市企业用工形势喜忧参半。喜的是，绝大部分企业对“用工荒”的问题很警觉，提前采取了各种措施，起到了很好的留人效果。特别是春节后，多数企业员工基本稳定，人员流失不是很大，有的完全没有流失，甚至招到了10%以上的新工人。例如，万得集团，2011年新招工人100多人，生产经营保持正常。规模较大、生产经营稳定、员工待遇较好、用工规范的企业基本不存在招工难的问题。例如天润曲轴、中航黑豹等企业。忧的是，面对南海蓝色经济区建设的快速进展，企业投入运行的逐渐增多，通过对用工需求关注情况看，前期共计缺工410人。其中缺口在50人以上的4家，南海卓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缺工160人；现代风电科技有限公司缺工70人；华硅新能源缺工60人；科斯特新能源缺工50人。预计到10月份，7家企业投产对人力资源需求量将增加到1500多人，整个南海新区对用工需求呈增长态势，这需要我们想方设法地解决好，把“忧”变成“优”。

总结目前文登市招用工出现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验思维的局限，缺乏创新的工作思路。

长期以来文登市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的是一味追求低廉劳动力的加工出口型企业，而目前企业又面临着转方式、调结构的大趋势，很多的企业没有充分意识到传统的盈利模式已经没有市场，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更多的是依靠生产自动化核心技术的掌握，而这又要求企业拥有一支高素质的技术工人队伍，来提供企业转型升级的人力资源保障。

新生代的农民工与老一辈的农民工不同，他们大多都受过一定的教育，又受过所在城市的熏陶，思考问题的能力、维权意识、受尊重的程度等普遍增强。表现出的几个特点，一是，在城乡统筹发展中，农民工迫切需要从单纯为城镇提供劳动力的流动就业状态，向落户城镇就业与流动就业并行的状态转变，成为中国特色工业化、城镇化的生力军。二是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农民工迫切需要从提供简单劳动为主，向成长为有技能、素质好的现代产业大军转变。三是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迫切需要从重点解决基本劳动权益问题，向逐步实现子女就学、医疗卫生、住房租购等公共服务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转变。但是我市的很多企业没有意识到他们对于用工环境、发展空间、城市归属感的思维转变，拿招用老辈农民工的方法来对待新生代的农民工，带来了沟通不到位，要求和措施不对称等问题，使很多企业在这场农民工用“脑”来选择用人单位的战役中败下阵来。

二、过度依赖春季招工，结构性招工难表现突出。

文登市众多企业招工普遍把工作重心放在春节前后的招工黄金期，而对其他月份的招聘没有足够重视。结合文登市实际来看，地处胶东半岛东段，这样的地理位置、城市规模决定了我市流动人口较少，如果再没有优厚的条件、充分的保障，对于务工人员就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因此，要转变招工方法。首先要抓住春季招工的黄金时期，为全年的总体招工打下基础，其他月份的招工也不能放松，特别是7、8月份，是新成长劳动力和各类院校学生毕业谋求岗位的黄金时节，所以说用工企业和政府部门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在用工市场部分，文登市企业“招工难”与部分群体“求职难”的结构性矛盾长期存在：缺工的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一些低技能劳动者又难以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出现了月薪不到2000元的办公室文员好多人抢，而月薪4000多元的技工招不到的尴尬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相关部门应加强对二者的引导，在缓解缺工企业“招工难”的同时，为低技能的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培训和深造机会，使他们掌握一项能适应市场就业的技能。

三、职业教育滞后，本地劳动力供给不足。

新落成的职教中心的投入使用，为文登市提供了很好的产业技术工人培养平台，未来五年内将为我市南海新区建设提供人力资源支持。但也应看到社会整体对职业教育认识不全面，甚至部分存在一定偏见，导致职校的学生沦为“四低人才”：学历文凭低，工资待遇低，生活质量低，社会地位低。目前没有将职业教育意识渗透在基础教育里，学生没有养成正确的择业观念，应该让学生根据自身兴趣和能力，提前做好就业规划，主动的选择职业教育，这样发展空间会更大。学生家长对职业教育也没有充分认识，片面认为只有考大学才有好出路，这样的教育观念、就业理念有待转变。此外技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很多学生不知道自己学的技能是否找到好的工作，相关的就业配套措施仍不健全。

新成长劳动力由于受就业观念影响，总希望找活轻一点、环境好一点、待遇高一点的工作，不愿到基层和生产一线就业，又缺乏专业技能，出现了“就业难”；由于就业技能不高、适宜岗位不多，出现有岗无人，也造成“招工难”的局面。

四、农民工返乡潮现象出现，打工地归属感缺失。

每年春节都有大批的外来务工人员回家过年，企业也想尽办法安排包车免费送他们回家，希望他们节后继续来企工作。但是等节后开工时却发现回来的职工少了两三成。文登市芸祥家纺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其实细究农民工返乡潮的根本原因在于外来务工人员对打工地缺乏归属感。调查很多的外地来文打工者，他们表示我们的工资上涨幅度明显跟不上物价上涨的幅度，这样的现状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很大压力，他们很难在这里组建家庭，更不用说安居乐业了。另外“外乡人”的身份使他们的社会保险、住房保障、子女就学等公共服务方面的要求更加迫切，而这些要求目前尚未完全满足，致使他们在此地没有归属感，找不到自己在这座城市的“根”，导致了他们春节过后大批职工不回厂，即使工资低点但他们更愿意留在老家工作。

面对文登市在招用工工作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提出几点建议和对策：

一、鼓励创新模式，破解招工难题。

政府坚持“走出去，引进来，开发本地，互惠共赢”的思路，积极组织招工洽谈会、供需见面会，让用人单位与劳务输出地有效对接，早准备、早动手，争取在春季招工黄金期“走出去”，到西部劳务输出县市组织招聘会。每年元旦后、春节前，组织用工企业到省内外的劳务合作基地洽谈招工事宜。例如2011年年初，带领13家用工企业到山东滕州、河南濮阳、河北广平县举办推介活动，达成合作基地意向78家次，协议引进劳动力2800人，每家企业且都建立了自己的招工基地，有效缓解了2011年度我市企业用工压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走出去”要与“引进来”里应外合，“引进来”的效果要比“走出去”的效果明显。“引进来”是邀请劳务合作机构代表来文考察用工环境，让实事说话。2010年11月举办的2010-2011年度人力资源交流洽谈会，邀请了来自陕西、河北、河南、贵州、宁夏等省内外劳务合作机构65家代表近100人参加洽谈会。实地考察文登企业，与67家用工企业签订劳务合作协议达323家次，达成就业意向6000多人。

在保证春季用工的基础上，更要注重每年的7、8月份的人才招聘。在2010年10月份，有2家企业急需车工、钳工方面的技术人才，他们到技工学校找到就业处的负责人，就业处的负责人告诉他们，校方的各类毕业生供不应求，已经有企业提前预订了，而且还签订了协议。

鼓励企业建立长期的、稳定的劳务合作基地，保证相对稳定的劳务合作的同时，更要开发本地的新增劳动力，让新成长劳动力尽快成长为企业需要的技能人才。加强与各类职业院校合作，充分发挥劳动力的商品属性，鼓励企业签订培养协议，订单对口式培养企业真正想要的技能人才。2010年市职教中心与烟台中心大酒店的定向培养餐饮酒店服务员的尝试值得推广，双方就实习场所的选择、实习经费的负担等事项以合同方式加以明确，首批学员得到了用人单位的肯定。同时做好对职业教育的宣传和舆论引导，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支持技能就业、扶持技能致富的良好氛围，引导各类毕业生树立职业教育成才的理想和抱负，让本地新生劳动力成为我市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源动力。

所以面对新的就业形势，文登职教中心明确提出，将以打造海洋职业教育中心为目标，围绕海洋生物、海洋装备制造技术、海洋化工等领域，增设新专业，打造集海水生态养殖、数控技术、焊接技术、船舶机械装置安装与维修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实训基地，为文登蓝区建设提供技术人才支撑。

二、建立企业调薪制度，改善职工生产生活环境。

从调研中发现，职工选择用人单位的第一参照指标仍然还是薪资水平。伴随物价、房价的上涨，外来务工人员的第一需求势必是满足生存需求为前提。但是目前文登市企业的薪资制度多是参照政府的最低标准进行调整，职工薪酬大部分采取计件工资的模式，也导致了违规加班加点现象的出现，劳动争议时有出现。这就要求企业建立调薪制度，应该在政府公布的最低工资基数的基础上，结合市场资源的供应情况进行主动调薪，因为主动调薪对于职工的激励作用更大，更能调动职工生产积极性，等到职工说我要走了，再提出来给加薪，那样为时已晚。

企业自身也要积极改善职工的生产环境。目前正是企业产业机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企业经营者应着力加大设备更新、工艺革新、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投入，以人为本地降低生产劳动强度，保证职工生产安全。同时关心职工生活，提倡人性化管理，完善职工的生活娱乐设施，真正做到让职工工作安心、生活舒心。

三、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给职工广阔的成长空间。

建立企业守法诚信档案，全面推进企业劳动保障诚信制度，促进劳动关系和谐。市劳动监察、公安、工商、工会等部门应加强联合执法力度，严肃查处超出规定的加班加点、拖欠克扣工资、不按规定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不签订或不履行劳动合同、侵害职工人身权利等违法行为，依法取缔非法经营企业和非法劳务中介组织。及时高效处理劳动争议，司法部门、工会、妇联等组织要快速高效地开展维权工作，努力营造安全和谐的用工环境。

新一代的务工人员不再仅仅满足于会干分配的具体工作，更要求在技能提升及专业创新方面有所提高，企业应制定鼓励职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政策，并给一线生产职工开辟晋升渠道，让他们有机会步入企业的管理层，真正赋予他们作为企业建设者的责任感。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制定了企业内部职工晋升制度，一线材料研发职工最高可以晋升为工程师的级别；一线维修工最高可以晋升为总经理助理级别。这一制度的实行极大的激发了一线生产工人的创新热情。中航黑豹对技术工人实行等级补贴，让拥有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资格的职工每月可分别享受50元、200元、300元补贴，工人们培训学习热情高涨，专业技能不断提升，带来的是企业成本的降低和效益的大幅度提高。保障了职工的合法权益，给了职工广阔的舞台，才能让职工更好的留在企业、扎根企业、服务企业。

四、完善公共服务，让职工真正找到归属感。

外来务工人员迫切希望实现子女就学、医疗卫生、住房租购等公共服务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一般而言，“图新鲜”是外出打工人员的最初想法，一旦城市和行业的新鲜感淡漠，必然会有谋求发展、谋求转变的心态，况且新时期打工者的学历层次较高，使他们对软性心理感受的重视程度加强。调研中发现，在择业方面打工者对城市发达程度、对周围环境的熟悉程度、个人喜好、亲友关系与消费成本的重视程度等几个方面同样看重，政府部门在引导企业树立“本地人、外地人都是文登建设者”的观念同时，要彻底清理不利于外来劳动者就业、安居的条文，完善相关政策，让外来劳动者在子女入学、户籍管理、入党入团、评优奖励等方面享受与本地劳动者相同待遇。加大力度推行工伤保险和医疗救助。在全社会范围内定期举办外地来文优秀建设者和创业者的评选活动，鼓励他们积极投身到建设文登中来。

安居助乐业，筑巢留人才。住房是外来务工人员的一大心病，房价的上涨让收入有限的外来职工很难拥有自己的住房，没有自己的家就很难让他们在内心对城市有归属感，认为自己始终是城市的“外来人”，绝大多数外来职工只能通过自行租赁或租住集体宿舍等方式来解决居住问题。租住地点集中在城乡结合部、“城中村”、集体宿舍、工地工棚等地，住房普遍存在空间狭小、设备简陋、安全隐患多等问题，既影响城市形象也增加社会管理成本。

根据住建部《关于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精神及各地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的经验，结合文登市实际来看，未来五年南海新区外地工能达到50000人，其他镇企业有10000多人，如此庞大外来人口队伍的住房问题必须依靠政府这只“有形之手”予以调解。可以通过必要的公共财政支出来满足农民工对住房的需求。在南海新区，在建设之初应合理规划，参照经济适用房标准出资建设外来职工公寓；在城区、经济开发区，可将辖区内闲置的学校、仓库、厂房改造成适合租住的集体公寓；在城乡结合部等外来职工聚居地，可以利用“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整理出来的村内闲置土地，经法定程序批准建设低租金房屋。同时改善集体宿舍和工地工棚的居住条件，提高卫生和安全标准。

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将外来职工的住房问题纳入城镇住房制度中，试行农民工城镇住房公积金制度，加强对外来职工聚居地房屋的监管，形成完善的行政监督管理制度、责任追究制度，促进外来职工住房市场的形成和正常发展。鼓励企业参与职工公寓的建设，政府在建设用地、税收政策方面进行优先照顾；有条件的企业自己出资建设，政府采取减免税费或以税顶费的形式进行补贴；对于无力建造的企业应考虑给租房职工发放补贴，尽量减轻外来职工的生活压力，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由于外来职工公寓投资风险大、收益率低、回收期长等先天劣势，导致很多开发商不愿意涉足此领域，对此应采取市场运作模式，政府适当补贴，市场化物业管理。

外来职工住房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和暂时的问题，它与户籍、土地、财税金融等一系列制度的改革密切联系，必须置于城市住房保障体系改革的大格局中统筹考虑、科学规划、完善监管，真正把外来职工公寓建设作为职工满意、社会满意的民心工程。

篇5：破解“看病难”的思考和建议

车辆税收是“行业税收”的统称，是指从事交通运输行业的纳税人按照国家税收政策法律规定应该缴纳的各项税收。通常是按照纳税人的经济性质来确定涉及到的税种，它包括交通运输行业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税、印花税以及教育费附加等。虽然车辆运输行业税收占总税收的比重不是很大，但税收征管的难度确实不小。为此，笔者就破解车辆运输行业税收征管难题谈几点看法，以供商榷。

一、车辆税收征管逐步由单一征管向复合征管转变

众所周知，车辆是内地陆路运输行业的主要运输工具，车辆运输包括客运和货运。那么，从行业税收征管角度来讲，过去，车辆税收征管完全靠地税部门一家“唱独角戏”，征管手段落后，强制措施乏力。近些年来，可以说国家对车辆税收的征管高度重视，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2005年，国家税务总局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强机动车辆税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5]79号），提出采取“以票控税、信息共享、协同管理”的措施，即“一条龙”管理办法，加强机动车辆税收在生产、销售、购置、使用各个征收环节的信息沟通，实现上下各环节协调配合管理。车辆税收的征管由一家征管变为多部门同管，要求国税部门、公安交警部门协助管理车辆税收。这一办法的出台，的确对车辆税收的征管起到了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国家税务总局多次发文要求加强车船税征管工作，2007年，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还联合下发了“关于保险机构代收代缴车船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7]98号），明确车船税交由保险公司代收代缴。湖北省地税局联合湖北省监管局出台了《湖北省机动车车船税代收代缴管理办法》，从2007年7月1日起由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交强险）业务的保险机构代收代缴车船税，这一办法有效地解决了车船税单一税种的“征管难”问题。

近些年，各地就货物运输结算还采取了“以票控税”的办法，利用“发票”实行税收源泉控管，等等这些办法，在很大程度上都有效地堵塞了车辆税收管理的漏洞，减少了车辆税收的流失。归结起来，这些办法和措施，给车辆税收征管带来利好有三：一是车辆税收“一条龙”管理，公安交警部门“先税后验”，关口控管效果明显；二是车船税随“交强险”由保险公司代收代缴，单一税种的征管难度降低了；三是货物运输结算采取“以票控税”，索要结算发票这一部分税收管住了。同时，这些办法和措施也改变了车辆税收征管模式，目前车辆运输行业税收“以地税部门为主体征管，以国税、交通、交警和各个保险公司等部门为协助征管”的复合征管模式雏形已初步形成。

二、分析目前车辆运输行业税收征管难的原因

从实际征管工作情况来看，车辆运输行业仍然是税收征管的一个难管行业。一方面，车辆运输行业比较特殊，从事运营的成员比较复杂，车辆买卖过户频繁以及车辆运输在区域间有很大的流动性；另一方面，毗邻地区或县（市）间税收政策执行不够统一，税收征管方式和税（费）收负担存在着差异性，车辆运输费用结算和车辆税收出现“车往税负低或费负低处跑”的问题。再加上交通、交警等部门配合不协调，国税、交通、交警和地税部门车辆信息不互通，保险公司履行职责不到位等问题，从而导致车辆运输行业仍然是行业税收管理的“难管领域”。究其车辆运输行业税收“征管难”的原因，主要有五：

难点一，车辆运输行业中个体私营占有很大比重，导致车辆税收控管困难。从各地情况来看，运输企业经过改制后，逐步转向民营化，个体私营占有很大比重，除了少量客运有客运公司营运外，很大一部分客运、出租车辆和货物运输车辆以及农用车辆几乎被个体私营所占有。纳税人大多数为自然人，税源零星分散，车辆税收覆盖征收面比较广，给日常税收征管带来一定的困难。

难点二，车辆营运流动性大，车辆户籍地与营运地不一，导致车辆税收属地管理困难。从目前运输行业情况来看，“业主”营运地点不固定，客观上就造成了车辆税收管理监控难，再加上个体私营车辆买卖过户更换频繁，一部分车主还与税务部门进行“游击战”，从而导致属地税收管理和日常税收征管时纳税对象情况掌握不清，更谈不上要求“车主”按期申报纳税了。

难点三，职能部门配合不协调，车辆信息不互通，车辆运输行业管理和税收征收管理脱节。目前，国税、公安交警、交通运管和地税部门车辆信息交换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相互间工作配合还不协调，导致车辆行业管理“缺位”，不利于车辆税收的管理。由于车辆是机动的，而税务人员又不能上路行使检查权，这给追

缴税款工作及采取税收保全和强制执行措施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这就客观上要求借助职能部门的力量来加强税收征管。但实际上又受到职能部门的制约，部门有部门的“规矩”，如不准“搭车”收税收费，不准派驻人员等等，“先税后验”难以达到理想状态，这也是税收控管上面临的问题。

难点四，区域间或毗邻县（市）间的车辆税收政策执行不统一，“人为因素”影响了车辆税收的控管。税收负担有差异影响了车辆税收的源头控管，也导致“以票控税”办法失控。目前从各地的情况来看，“税往低处流，车往低处跑”的现象普遍存在，不少“车主”利用交通便利的条件，运输结算时不到本地开票结算，甚至车辆落户也在区域间和毗邻县（市）间转移，从而降低了“以票控税”的作用。

难点五，车辆税收征管质量不高，税收管理员的工作责任心不强，车辆税收的征管很大程度上依赖依靠职能部门的控管。目前，就车辆税收管理来说，车辆“户籍式”管理和车辆税收专业化管理还有一定的差距，尤其是个体运输户“定税”管理不到位，车辆运输行业税收仍然是各地税收征管的薄弱环节。就税收管理员而言，很大程度上把税收管理寄希望在交警部门“先税后验”把关上，寄希望在保险公司代收代缴上和客运公司代扣代缴上。也就是说，除企业申报、代收代缴和代开发票部分外，税收管理员好管好征的税款征收起来了，难管难征的漏掉了；企业单位（要结算票据）的税款征收起来了，个体私营（不要结算票据）的漏掉了；公司客运的税款征收起来了，个体中巴出租车辆漏掉了。

除此之外，车辆税收管理难度大，税收成本高，征管手段落后，也是影响车辆税收征管的一个重要因素。地税部门为车辆税收工作要组织协调多个职能部门，要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和精力。

三、破解车辆运输行业税收征管难的对策

从各地车辆税收征管情况来看，“征管难”和税收流失问题还是相当严重，尤其是货物运输不索取发票部分和个体营运部分。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认为要强化措施予以解决，既要治标又要治本。

措施一，强化职能部门工作配合，建立车辆信息共享机制，形成多部门齐抓共管车辆行业税收的管理格局。针对车辆流动性大、税源分散、难以控管的特点，地税部门要与国税部门、公安交警、交通运管等车辆管理部门加强协作配合，对车辆行业管理要“建网和联管”，形成“政府牵头、部门联管、网络支撑、信息共享”的行业管理工作格局。实行部门联控联管，对车辆行业的管理形成合力，抓住车辆登记和检验的关键环节，采取部门联合办公或派驻人员等方式实现“先税后验”和税检同步。要与国税部门和车辆管理部门建立车辆信息传递制度，及时掌握应纳税和未纳税车主的有关信息。要与公安、交通部门联合，大力整顿车辆税收征管秩序，重点清理整治车辆“黑户”和“流串户”，从而促使车辆税收管理秩序的根本性好转。

措施二，强化车辆税收源泉控管，严格运输结算“以票控税”管理和车船税代收代缴管理。从税源控管角度上说，发票是控管的最好手段。但“以票控税”不能包罗万象，不能一法治百病。因为车辆运输行业个体经济占有很大比重，这是其一；其二，运输费用结算中不索要发票的也占有很大比例。因此，车辆税收征管还要在“以票控税”的基础上采取相应的措施。如：实行分部门、分单位、分税种代扣代缴和代收代缴，对客运车辆营业税由客运公司代扣代缴；车船税由各保险公司代收代缴等等。

措施三，强化车辆税收基础征管，全面掌握车辆信息，摸清车辆税源底数。要充分利用交通、交警等车辆管理部门车辆存量信息和国税部门新增车辆的信息，建立车辆税源管理档案，一车一档，详细记录车主的基本情况、家庭住址以及车辆的载客量、载货量、载重量等情况和车购保险情况，分类分车建档立户，夯实征管基础。同时，对车辆行业税收要建立考核机制，形成“车辆台账、专业管理和目标考核”的工作机制。也就是说，要针对车辆行业的特殊性，不断完善车辆行业税收管理办法，抓户籍信息建车辆台账，抓基础管理强日常考核，对车辆税收实行专项目标考核。

措施四，强化车辆税收执法力度，严格执行税收政策，统一车辆税收负担。各地税务部门（尤其是毗邻地区间）都要严格执行车辆税收政策，统一政策口径，加强车辆税收属地管理，避免出现车辆行业税负不均和区域间或毗邻县（市）间税负畸轻畸重的问题，防止少数纳税人钻税收政策和行业管理的空隙，减少车辆户籍异地登记的问题和车往税负低处跑的问题，从而维护统一规范的车辆税收管理秩序。

措施五，按照精细化管理要求，对车辆行业税收实行专业化管理，强化税收管理员工作责任。由于车辆有其行业的特殊性，车辆税收征管难度很大，这就客观上要求车辆税收征管要有一支过硬的专业化的干部

篇6：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几点思考

一、政府要为小微企业融资提供良好的公共环境。小微企业贷款困难的主要症结在于信息不对称和无法提供有力的担保。政府要继续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支持银行获取更可信赖的软信息，帮助企业增加信用等级。要打造公共信息平台。加快推动地方公共信息平台建设，将散失在各个部门涉及小微企业和经营业主的经营及信用信息，集中归并到政府征信系统和个人征信档案中来，便利银行低成本查询。要创新担保机制。纠正担保公司不规范行为，堵塞制度漏洞，真正发挥其行业功能。建立由地方政府、银行、小微企业三方共建的信保基金或者风险基金池，并利用政府公信力，采用市场化运作模式，引导银行支持有发展前景的小微企业转型升级。

二、政府要继续引导和支持银行向小微企业融资。小微信贷投放力度不够，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金融资源供给总体上依然不足，需要政策的进一步引导和支持。要放宽融资服务准入门槛。进一步支持发展服务中小企业的专项性、区域型小型金融机构，扩大企业的融资渠道。要创新社区银行设置方式，降低对网点面积、必备人数等要素的限制，鼓励地方中小银行到乡镇和社区与农信社开展良性竞争，提升农村地区金融服务质量。要增加信贷资源供给。监管部门要适度放松信贷额度指标，并将银行通过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募集资金发放的贷款进行单列，不纳入贷款总额计算，从总体上增

加小微贷款指标配给。要适度给予政策扶持。参照对农信社系统收费优惠的规定，降低它们的查询费用。政府可按照银行支持当地经济发展的力度，给予一定的财政性配套存款，扩大风险补偿范围和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