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演变及启示

国共合作演变及启示（共6篇）

篇1：国共合作演变及启示

西方国家税制结构的演变及启示

内容提要：根据主体税种的不同，西方国家曾分别实行了以财产税、流转税、增值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的4种税制结构。这4种税制结构各有所长，各有其适用的范围。税制结构的选择，取决于对社会经济发展中公平和效率的权衡，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的社会化、商品货币化程度。本文借鉴西方国家税制改革的经验，提出了推进我国税制改革的主要对策措施，包括科学选择主体和辅助税种、优化主要税种的内部结构、完善中央税与地方税结构等。

关键词：税制结构  公平和效率  改革措施

一、西方国家税制结构的发展与演变

总体上看，西方，国家的税制结构经历了由以直接税为主体到以间接税为主体，再到现代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的发，展过程。

1.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这是早期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实行的税制模式。在当时自然经济处于统治地位，商品经济处于从属地位的情况下，国家无法从其他方面课征足够的税收，只能以土地和人口作为征税对象，采用直接对人或物课征的人头税、土地税、房屋税、户税等直接税形式保证政府取得必要的收入。这些简单、原始的直接税，大多按照课税对象的部分外部标志来规定税额，如：人头税按家庭人口课征等。此外，也有非常有限的市场税和入市税作为辅助税种。

2.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资本主义发展之初，西方国家奉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税收政策主要遵循中性原则，把追求经济效率作为首要目标。一方面对国内生产、销售的消费品课征国内消费税，以代替原先对工商产业直接征收的工商业税，从而减轻了资本家的税收负担；另＿方面，为保护本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对国外制造和输运的进口工业品课以关税。这时的税制结构，一般称为以关税为中心的间接税制。

3.以现代直接税（所得税）或间接税（增值税）为主的税制结构。随着资本主义的日益发展，以关税为主的间接税制逐渐暴露出了其与资产阶级利益之间的冲突：保护关税成了资本主义自由发展和向外扩张的桎梏；对生活必需品课税，保护了自给的小生产者，不利于资本主义完全占领国际市场；间接税的增加还会提高物价，容易引起人民的反抗，动摇资产阶级的统治，更满足不了战争对财政的巨大需求。与此同时，资本义经济的高度发展，也带来了所得额稳定上升的丰裕税源，为实行所得税创造了前提条件。因此，第璐问澜绱笳角昂螅西方各国相继建立了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少数国家（法国等）则建立了以先进的间接税（增值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

4.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西方国家普遍陷入“滞胀”困境之中。西方国家普遍认识到，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虽然有利于社会公平，但高所得税抑制了纳税人储蓄、投资和风险承担的积极性，抑制了经济增长。为了促进经济的增长，西方国家在供给学派思想指导下，再次把税收政策的目标转向经济效率，各国纷纷开始了大规模的税制改革，80年代中期以后，普遍开征了增值税，许多国家逐步扩大了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出现了税制结构重返间接税的趋势，形成了所得税与商品税并重的税制格局。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税制改革与创新

1985年5月29日，美国总统里根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关于税制改革的咨文，由此拉开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规模税制改革的序幕。1986年美国政府提出了堪称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税制改革方案。此后，西方各国纷纷效仿，形成了以“低税率、宽税基、简税制、严征管”为特征的全球性税制改革浪潮。此次税制改革是半个世纪以来税制原则的一次重大调整，在税收的经济效率原则上，由全面干预转向适度干预；在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的权衡上，由偏向公平转向突出效率；在税收公平原则的贯彻上，由偏重纵向公平转向追求横向公平；在税收效率原则的贯彻上，由注重经济效率转向经济与税制效率并重。具体内容主要包括：

1.大幅降低所得税税率，特别是减少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档次、降低边际税率。税制改革后，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由11%～50%的15档税率减少到只剩15%和 28%两档税率，最高边际税率由50%降为28%.公司所得税也由原来的15%―46%的5档税率减少为 15%、25%、34%的3档税率。英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从改革前的6档，改为现在的25%和40%两个税率档次。其他西方国家的所得税税率档次都从以前的10多个档次减少到

不超过5个档次，还普遍降低了所得税的边际税率。至此，西方国家基本上不存在边际税率超过60%的所得税。

2.提高增值税在整个税收收入中的比重，扭转了长期以来重视所得税，忽视商品税的状况。20世纪80年代末期，西方国家在减少所得课税的同时，加强和改进了商品课税，主要是普遍开征了增值税。从1985年起，土耳其、葡萄牙、西班牙、新西兰、希腊、日本、加拿大等国先后开征了增值税。与此同时，许多国家提高了增值税的税率，扩大了增值税的税基，OECD国家增值税的平均税率由开征时的12.5%提高到了的17.5%.

3.税制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一是跳出了供给学派“单向”减税以刺激总供给的框架，强调应该通过减税与增税“双向”调节社会经济活动。这在美国克林顿的新税收政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增税主要包括对最富有阶层增收所得税，扩大针对有关医疗保险的工薪税税基，提高联邦汽油税等，而减税则主要针对中低收入家庭与小企业，并扩大对劳动所得税额扣抵的范围。其他OECD国家也有类似情况。二是在效率与公平原则及其他政府目标的结合与轻重权衡上，普遍调整了片而追求效率、忽视公平及其他政府目标的做法，努力促进各原则目标的协调。三是不片面强调追求“理想优化状态”和使用绝对中性的`“非扭曲性”税收工具，强调对各种约束限制条件的研究，注重“次优状态”的获取。四是更注重改革的循序渐进，注重经济行为主体的反馈信息，并没有刻意追求一步到位。

三、我国现行税制及税制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现行税制是1994年税制改革后形成的，其基本原则是“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实行的是以增值税为第一主体税种，企业所得税为第二主体税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这种税制结构实行近来，成效显著，但由于税制改革方案出台时间较仓促，使新税制从一开始就存在某些先天不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新的问题不断出现，使现行税制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

历史地看，现行税制在产生之日起就存在系统性缺陷和功能性缺陷。就系统性缺陷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在很大程度是从财政意义上进行的，难以充分体现供需总量调节的要求，对宏观税负水平缺乏科学论证和界定，不同税种间的改革缺乏系统性和协调性，影响了整体功能的发挥。就功能性缺陷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是以成熟的、理想化的市场模式为主要出发点，而且是在经济发展处于高速度和高通胀并存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改革的内容以统一税制集中税权为核心，基本放弃了税收对经济的主动调节激励功能，使税制缺乏适应变化的灵敏性和灵活性，制约了税收职能的全面发挥。

现实地看，税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并产生了新的矛盾，主要体现在税制的结构性缺陷上：（1）主体税种名不符实。所谓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的税种模式事实上一直处于“跛足”状态，近10年来，流转税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一直在70%以上，而所得税的比重不足20%.（2）辅助税种调控乏力。两大类12个辅助税种占收入的比重不足10%，调控作用与理想设计相去甚远，社会保障税、财产税长期处于缺位或半缺位状态。（3）税负结构失调。从税源区域、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课税对象等角度分析，我国税收主要来源于东部，其次是中部；主要来源于第二、第三产业；主要来源于对商品流转额和所得额的课税；许多税种未能及时立制开征，导致税源遗漏。（4）税收管理体制不规范。 1994年建立的分税制，主旨在于提高中央税收收入比重，而且是在承认地方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导致税权的划分未能充分体现税收的公平和效率原则，也没有理顺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关系。由此引发了政府间的税收竞争，使得政府收入渠道混乱，形成了以“费”挤税、甚至“费”大于税的局面。

发展地看，现行税制不能很好地适应国情变迁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主要体现在：1994年税制改革出台之际，正值通货膨胀高峰时期，而目前，改革时的“短缺”经济和卖方市场的局面现已被供过于求、买方市场的局面所替代，市场经济体制已逐步取代计划经济体制。与此同时，随着国家之间贸易交往与合作的加强，经济全球化、税收一体化进程逐步加快，国与国之间的税制差异日益缩小。世界各国的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税率的水平与结构以及税种的格局等，均呈现出趋同的倾向。

四、我国税制结构改革的主要思路及对策措施

（一）科学选择主体和辅助税种

1994年的税制改革进一步确立了我国现行以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并重的税制结构。这种税制结构

在保证财政收入的基础上，形成了层次性的税收分配调控体系，从总体上看是合理的，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税制结构的进一步优化，需要在主体税种和辅助税种的选择与完善两个方面进一步推进。

1.主体税种的选择。目前对我国主体税种的选择有多种观点。我们认为，主体税种的选择不仅要注重其所筹集收入在整个税收收入中所占比重的大小，还要重视其对实现税收政策所起到的调控作用。因此，我国主体税种的选择应继续坚持流转税（主要是增值税）和所得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增值税征税范围广，涉及生产流通的各个阶段、各个领域，对社会经济生活起到普遍的调节作用。增值税征收管理的特殊性，使其具有较强的聚财功能，有利于保证财政收入随着经济发展而增长。我国现行增值税是生产型增值税，而世界大多数实行增值税制的国家都实行消费型增值税，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购入固定资产发生的增值税能否给予抵扣。我国长期实行生产型增值税的主要原因是财政实力有限，并把实行生产型增值税作为控制投资膨胀的重要政策手段。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方式已经发生转变，将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的条件已初步具备。从所得税来看，所得税具有自动稳定经济的作用。从我国近年来经济发展的过程看，存在着经济波动，需要运用一定的政策手段熨平这种波动。同时，所得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在实行累进税率的情况下，可以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调节社会成员的贫富差距，实现税收政策的公平目标。随着我国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通过所得税取得的收入在税收收入中所占比重也会相应增加。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人员、服务、资本等跨国流动速度的加快，会使居民个人跨国收入和非居民个人本国所得都相应增加，这必然要求强化所得税及其管理。

增值税与所得税具有不可相互替代的功能和特点，只有二者相互协调配合、优势互补，共同构成主体税种，才能有效地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如果仅以流转税为主体，存在难以解决的诸多问题；而如果仅以所得税为主体，为保证财政收入，同样会导致过高的所得税税率或较高的累进性而抑制劳动者工作、储蓄、投资和风险承担的积极性，阻碍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不利于本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等负面效应。

2.恰当地选择具有特定功能的辅助税种。为补充主体税种在实现税收政策目标中的不足，应根据税收环境的变化，对现行税制中的辅助税种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完善，使之更加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1）适时增设我国税收体系中缺位的税种。比如，在比较适合的领域开征环境税；本着谁受益谁纳税的原则，适时开征一些属于受益性质的税种，如对原始森林的复植、道路维护等开征森林维护税、汽油税等；从社会公平和调节收入分配的角度，结合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开征社会保障税，稳定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适时开征财产税、遗产和赠与税等税种。（2）取消那些设置不当或已失去意义的税种，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屠宰税、城乡维护建设税、筵席税等税种；合并房产税与城市房产税、车船使用税与车船使用牌照税等。

（二）优化主要税种的内部结构

就增值税而言，（1）应扩大增值税的范围。理想的增值税制应将所有商品和劳务纳入课征范围，并在商品生产、批发、零售及其他各类服务的所有环节征税。我国1994年实行的增值税制仅将征税范围扩大到所有商品生产、销售和进口环节，而劳务基本被排除在外。：西方国家的实践表明，增值税实施的范围宜宽不宜窄。（2）合理调整增值税的税率结构。我国现行增值税基本税率为17%，略高于实行增值税最为普遍的欧共体国家，远高于亚洲国家，并由于我国实行生产型增值税，扣除范围小，税基较大，使增值税税收负担水平偏高。就消费税而言，应从有效调节消费行为、增加财政收入的角度调整现行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对轮胎、护肤护发品、普通化妆品等免征消费税；对目前的一些高档消费、奢侈消费，应征收消费税。就营业税而言，我国现行的营业税和增值税都是我国流转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值税主要以商品流转额为课税对象，营业税则主要以非商品流转额为课税对象。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征税范围存在相互转换的情况。要真正解决营业税和增值税的税基划分问题，应该实现营业税向增值税过渡，最终实现流转税制的统一。就个人所得税而言，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实行分类课征制，即区分不同的所得项目适用不同的税率，存在着难以衡量纳税人的负担能力、不利于税收公平的缺陷。理想的方法是实行综合课征制，但又由于我国居民收入较低，且分配方式复杂，隐性收入较普遍等问题，缺乏必要的纳税人基础和税收征管体系。因此，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课征模式较为可行。当前，应针对综合课征制的一些缺点和个人所得税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采取相应措施完善个人所得税，如

适当降低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减少税率档次，适当拉大税率级差，扩大适用最低税率的征收面等。就企业所得税而言，主要是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减少和取消目前外资企业所得税中过多的税收优惠，对内外资企业实行相同的税收待遇，并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实行比例税率。

（三）完善中央税与地方税结构

（1）应改变按企业行政隶属关系和经济性质划分中央税和地方税的做法，实行按税种划分收入。应将与宏观经济稳定和对收入分配关系密切的税种和收入规模较大的税种作为中央税。除按现行分税办法将消费税、关税继续作为中央税外，建议将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也作为中央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则应作为中央与地方的共享税，实行税源共享，并取消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2）在给予地方政府必要税权的基础上，完善地方税体系。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应成为地方主要的收入来源，同时，地方可以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开征新税种，并有权对地方税税种进行适合本地情况的调整。（3）建立和完善省以下分税制。使省以下各级地方政府把有与其经济增长相关性较强且具有较强收入弹性，具有一定的增长潜力的税种作为其主体税种，形成完善的地方税体系，保证地方经济和各级政府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

篇2：国共合作演变及启示

国际上普遍将科学素养概括为三个组成部分，即对于科学知识达到基本的了解程度；对科学的研究过程和方法达到基本的了解程度；对于科学技术对社会和个人产生的影响达到基本的了解程度。公众科学素养是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数, 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因此, 此概念一经提出, 就受到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重视。美国早在1952年就进行了第一次公众科学素养调查。20世纪70年代以来, 一些发达国家普遍开始进行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如今, 定期开展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制定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一种制度化策略。

对中国公众科学素养的研究始于1989 年,是由中国科协管理科学研究中心开始研究的。在国家科委(后改为科技部)的资助和科协的支持下, 中国科协的课题组在1992 年、1994 年和1996 年进行了连续3 次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大型调查。在停滞5 年以后, 2001 年, 在中国科协的资助和领导下, 课题组建立了“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观测网”, 并进行了2003 年的第5 次调查和2005 年的第6 次调查。2007 年又进行了第7 次调查。2009年第8次问卷入户调查也于2010年完成，并且在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工作总结会上做出计划：今后将每5年进行一次全国大规模公民科学素养调查，并在期间进行专项调查与研究。

一、我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内容的演变过程

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 中国对科学素养的研究是在没有研究积累的情况下, 由一些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提出研究思路并获得国家有关部门的资助进行的。调查的理论、思想和方法基本参照米勒的体系。由于我们采用的是发达国家的知识指标，因此使用这个指标获得的数据是在发达国家社会形态中的知识维度体系上建立的。

然而，对科学的认识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 西方的指标和测度标准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我们应该根据我国的具体社会形态考虑适合中国公众科学素养的维度和调查研究的方法。

中国的人口众多、社会经济和教育文化发展不平衡、具有多民族和历史悠久的文化，与西方国家有太多的差异，加之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和需求与西方国家的不同所产生的信息和传播方式的差异，以及国民受文化和信仰的影响对科学技术信息的理解和误读，这些都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定性研究。应在长时间定性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项目反应理论和其它技术设计出适合本国特征的指标。在这个指标基础上设计出的适合本国的测度问卷，才能真正得出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水平、科学素养水平的变化与其它各个重要变量之间的关系。

从调查内容来看, 调查问卷从引进的最初,中国的研究人员就根据自身的理解和中国的国情不断地进行修改译文、增减篇幅、试验筛选新题、将开放题封闭等工作。随着研究人员对调查的深入理解和国家对调查结果的更多需求,指标体系也在根据国情逐步修改完善。

1992 年8 月进行的“中国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抽样调查, 问卷基本采用了当时美国关于科学素养的调查问卷, 在公众获取科学技术信息来源和公众对科学技术态度部分, 加入了中国国情题目。1994 年进行的第二次调查使用问卷与1992 年基本没有变化, 只是在调查背景变量上对少数民族群体进行了关注。

1996 年的调查问卷增加了公众对新的科学技术知识的了解程度、对经济学基本知识的了解程度以及公众迷信程度等内容, 以期问卷能全面反映中国公众科学素质状况。

2001 年的调查沿用了前3 次调查的指标体系。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尤其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在保留原来基本框架不变的前提下, 问卷做了部分修订。公众科学素养的测试问题仍然主要由科学术语和基本观点、科学方法和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等的了解程度构成。在调查我国公众科学信息的获得渠道和手段方面, 主要了解我国公众是如何通过大众媒体(如报刊、广播、影视、电子网络及聊天等)和参加科普活动的方式获得科学技术信息的。在通过主要媒体获得科学技术信息的问题上, 调查的重点放在公众使用现代媒体, 即电子媒体的状况上。在了解科学技术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方面, 观察了公众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利弊的看法、对技术和环境及自然的关系的认识以及公众认为科学技术最应该优先发展哪些领域等。

为了2003 年第5 次调查能够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上更好地适合中国国情, 在总结过去几次调查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 在广泛听取各方面学者的意见以后, 在2002 年对调查指标和问卷进行了大量的修改。经过修改后的问卷, 问题总量减少了1/4, 指标体系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更加清晰和明确。根据调查数据需要增加了民族和收入的背景变量, 使观察的范围更大, 获得的相关分析数据更多。

2003 年的调查仍然采用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采用的标准, 同时根据中国国情进行了一些修改。在公众科学素养的测试标准中, 科学术语在保留了“DNA”、“ Internet”、“ 分子”的同时增加了“纳米”;科学观点沿用了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16 个题目;科学方法包括“科学研究”术语、“对比实验”和“概率”的理解。在测试迷信程度方面,考虑到中国的迷信形式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我们邀请专家确定了在我国相对普遍的5 种迷信形式进行测试和追问。对我们自己设计的科学基本知识问题进行实验并通过项目反应理论进行筛选, 获得了初步实验结果。

我国公众接触和利用科普设施的状况以及不能接触这些设施的原因, 在2003 年的调查数据中也能够得到某种程度的反映;每年我国政府或者机构组织各种科普活动和长期进行的科普专项工作的效果, 通过调查也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了解。

在调查我国公众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态度方面, 既参考了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的调查指标, 也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了设计。通过对一组14 个问题的询问, 大体可以将我国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进行分类;公众对新技术的看法不仅反映了公众面对新技术的态度, 而且通过数据分析可以了解在新技术和新技术产品市场形成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同时也调查了我国公众对技术和环境之间关系的态度。

2003 年问卷的修改是比较成功的, 2005 年调查除对个别题目进行了文字上的修订外, 继续采用了2003 年的调查问卷。

中国科普研究所正在进行的2007 年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 是在《科学素质纲要》领导小组的支持下, 经国家统计局批准的一个重要项目。这是首次将这项调查纳入国家统计制度, 调查的级别由“国统函”提高到“国统制”的高级别。

2007 年的调查同时肩负着《科学素质纲要》对公民科学素质的首次评估任务。这就要求调查的指标体系要有双重考虑, 既要在国际上可以对话, 又要与以往调查的结果保持延续性。

2009年调查问卷的内容，在2007年问卷的基础上做了一些精简和调整。在公民对科学的理解方面，与2007年调查不同的是，在科学术语部分用“辐射”替换了“纳米”；在基本科学观点部分，删除了“吸烟会导致肺癌”，将“地球围绕太阳转”和“地球围绕太阳转一圈的时间为一个月”合并为一题，增加了乙肝的传染途径、声音的传播媒介、植物开花的基因和地球板块运动会导致地震四个问题。

在公民的科技信息来源方面，问卷内容没有变化，只是将对科学技术信息感兴趣程度与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的题目先后顺序进行了调整。

在公民对科学技术的态度方面，在保证调查指标完整的基础上，对公民对科学技术的看法题目进行了精简。[2][1]

二、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内容演变对我们的启示

科学素养仅仅是公众理解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测试公众科学素养的目的是为了解公众对科学的态度服务，而公众对科学的态度决定了公众对科学的支持程度、对科学家的信任程度。科学素养调查主要是观察被访者对科学的认识，而不仅仅是了解被访者对测试问题设计者所设计的问题的了解程度。科学事实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但在认知过程中，一定会受到媒介的影响，媒介按照社会对信息的需求进行议程设置。发达国家在讨论转基因技术的科学伦理和人的权利时，发展中国家正在讨论饮用水安全、食品安全、环境评估是否要公众参与等问题。乔恩·米勒的指标、测试问题重在观察美国除国会议员、政策执行者、大企业领导人以外的热心公众、对科学议题感兴趣公众的科学素养水平，其目的是为了观察美国科学决策、公共政策决策中公众的参与能力，以便保持美国民主决策过程的公开化和透明化。从这一角度看，任何知识与信息都具有社会性。而研究者由于着眼点不同，其设计的指标、测试问题以及解释调查数据的角度也不同。

中国的调查与西方国家的进路不同，决定了中国目前的相关研究存在一定缺陷。中国科学素养概念形成的过程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西方国家对科学素养的讨论，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激发科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进行广泛讨论，并由学术界将研究结果以学术报告的形式发表，从而进一步带动更深入的讨论。中国是在国家确定了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和目标，而意识到人的素质在达到这个目标时将起重要作用，同时感受到封建迷信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对建立科学世界观将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借鉴西方国家关于科学素养的思想和概念，逐步形成了中国对科学素养概念的理解。由于起点不同，中国许多研究基本上是照搬西方模式进行的，导致对中国国情的研究不够深入，且缺乏必须的概念化过程。这种研究缺陷必定导致照搬西方国家的指标和测试问卷。在进行类似的社会学调查时，可深切体会到，在预定的指标调查范围内对精确数据的苛求长期存在。殊不知这种调查结果数据越精确，距离“事实”就越远。

这里的“事实”指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历史、经济、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公众对科学的认识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社会学研究方法最重要的是在社会属性中寻找研究对象的态度的形成基础。这个寻找过程需要长时间的定性调查的各种试验。仅仅通过国外设计的科学素养指标来测试中国人，其结果不可能准确。虽然这种结果在国际比较中有一定意义，但对有针对性的解决中国自身问题来说，其调查数据的价值不大，统计结果并不能说明其因果关系。为了有效地探索中国语境中中国公众的信息渠道及其变化、公众搜索信息的能力、获得科学技术信息的手段与方法等与他们形成对科学技术态度之间的关系、突发事件与重大科学技术事件对科学技术态度形成的模式，从而建构中国自己的公众科学素养研究指标和问卷，我们不仅要依靠量化调查数据，同时要认真研究和进行定性调查。在探索本国语境中公众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和态度时，应从认知、理解、态度转变和行为变化等方面进行系统定性调查，然后再设计定量调查指标和问卷。参考文献：

篇3：中国警察体制演变及启示

我国的警察体制呈形成到逐渐发展的一个历史演变过程, 这是一个很漫长的演变过程, 通过演变我国警察体制在不断的修改和完善。从而在我国警察体制演变过程中总结我国警察体制的利弊, 通过利弊的启示开展思考。

一、中国警察体制的历史演变

(一) 中国警察体制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警察体制的形成与发展基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北洋军阀统治前期, 北洋政府在清末创设的警察体制基础上, 进一步加强, 进行了军警结合。同时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加强总揽全国警政的内务部, 使它成为拥有广泛职权的规划和领导全国警务的中央机构;改组京师警察机构, 成立了拥有庞大机构和广泛职权的京师警察厅;从而延伸到地方, 成立地方警署, 管辖地方警务。从而初步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比较完整的警察网络。这也标志这警察管理制度的建立, 同时也标志着警察体制的初步形成。

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 警察制度是继承了北洋政府警察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性质大体不变。实行的军警结合, 警察、宪兵、特务三位一体。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中国的22年期间, 警察制度逐渐完备, 警察管理较为规范, 警察立法非常丰富, 警察机构进一步扩充。警察内部的管理体制逐渐完善并普遍地走上法律化、制度化的轨道。同时警察的社会管理职能和在实践中的作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这两个时期促使我国警察体制的形成与发展, 使我国警察是摆脱封建的约束, 至警察体制的形成与发展。这标志着是我国警察行政的独立化、组织系统化、行为法制化、警务职权走向力量化。

(二) 中国警察体制发展的新趋势

1949年后, 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警察体制的发展走了新的趋势。警察体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公安工作与历史上的任何朝代的警政工作都有本质区别, 这种区别表现在它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是以保护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宗旨, 这充分体现了警察体制的人民化、服务化。

1950年4月, 美帝侵朝战争爆发后, 国内残存的反革命势力乘机扰乱国内社会, 发动暴乱。致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国家为了维护了社会秩序保护人民切身利益发动了人民与警察一同反抗反动势力。使我国警察在与反动势力斗争中, 粉碎和制止了反革命势力对新生政权的颠覆与破坏, 保卫了国家安全, 对惯匪、惯盗、破坏金融财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进行了及时打击。保证了土改工作的顺利完成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工商业社会主义的改造和其他社会改造工程, 营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

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给新中国刚刚成长壮大、走向成熟的中国警察体制也造成了空前的浩劫。粉碎“四人帮”后。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经过拨乱反正, 端正思想路线, 开展教育训练, 整顿纪律作风, 使警察体制以及警察队伍的建设逐步加强。使在警察体制倡导下的人民警察队伍能更好利用自身的职权服务于民。也标志着中国警察体制从初步形成过渡到发展的新趋势。

二、通过中国警察体制的历史演变引发的启示

中国的警察体制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过程中逐渐摸索建立, 在经历历史演变后的警察体制已经逐步的在完善, 但是在演变中的警察体制还是有与当下相同的问题存在。

(一) 警察体制中警察权力的限制

在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警察体制到当今的警察体制中也都呈现出警察权力的问题;当然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 也是警察体制刚刚形成时期, 对于职能和权限的划分并没有个很完整的解释和指导思想。在摸索和成长的道路上, 随着马克思主义体系融入, 也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指导路线的影响, 以民为本是我国警察体制发展的基本, 在严格控制政府权力的同时, 就不断对警察体制的改革, 按照以民为本、以法制的原则。一方面调整警察的管辖权限, 一方面加强司法制约机制, 把警察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降到最低点, 努力实现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 确立以公民为本位的执法理念。

随着国家法治水平的提高, 随着人权保护水平的提高, 警察权力会逐步缩小。因此, 公安机关也必须与时俱进, 转变传统的警察全能观念, 确立警察权力有限、私权优于公权、民权大于警权的新理念。

(二) 树立“服务型”警察的观念

在历史演变历程中警察曾经是独裁者的工具, 用来镇压、欺骗、监视民众的, 甚至至今都还存在着警察为政府打压民众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必须树立正确的观念, 改变其思想。必须树立警察是通过维护社会治安秩序而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 因而, 警察是服务者, 是为人民服务的公务人员。所以要在警察等公务员的思想中树立“服务型”警察的观念, 使警察在工作中做到服务优先为民的思想。

参考文献

[1]魏克枝.警察体制改革的思考[D].郑州大学, 2006.

篇4：国共合作演变及启示

解放战争时期民盟与中共合作方式的演变与启示

●王云飞

解放战争时期，民盟与中共的合作方式经历了互相支持、密切合作，实现转变、全面合作，接受领导、合作建国的演变。本文试对这一过程进行梳理，得出历史的启示。

解放战争时期；民盟与中共；合作方式；演变；启示

解放战争期间，民盟与中共合作奋斗，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那么，抗战胜利之初坚持中间路线、对国共双方态度“不偏不倚”的民盟，是怎样逐步加强与中共合作，走上与中共合作建国道路的呢？本文试对这一过程进行梳理，考察民盟与中共合作方式的演变，得出启示。

一、为实现和平与民主的共同目标，民盟与中共互相支持、密切合作

（一）为争取和平建国共同努力。抗战胜利后，民盟与中共分别提出了和平、民主的口号，并为争取和平建国进行初步合作。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阐明中共关于“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1]。8月15日，民盟中央发表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2]。

重庆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广泛地与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会晤，阐明中共和谈立场，表明诚意。毛泽东等曾多次与民盟领导人接触，对民盟建议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参加政治会议的主张表示赞赏，希望与民盟在为民主和平所作的努力中相互支持。9月，会谈一度出现僵局，张澜发表《给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在舆论上敦促蒋介石认真将谈判进行下去。在各方共同努力下，10月，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

（二）在政协会议期间协商合作。政协会议召开前后，中共与民盟代表团合作，结成了反内战、反独裁的政治联盟，在重大问题上互相商量、互相支持。1945年11月，中共与民盟达成4条合作协定。在政协会议上，中共与民盟达成谅解：在提出重大政治主张之前，事先彼此协商。这种政治上的互相信任与合作，使民盟在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与中共采取一致立场。

（三）为维护政协决议共同斗争。政协会议后，中共坚持政协路线，坚决反对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坚持内战独裁的反动政策。民盟也积极参加维护政协决议的斗争。

1946年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召开后，周恩来两次在记者招待会上揭露国民党破坏政协决议的行为，号召全国人民各界人士为实现政协决议进行坚决斗争。3月20日，张澜在对记者谈话中明确表示民盟“不愿贸然参加政府”[3]。之后，罗隆基发表声明，拒交民盟的国大代表名单。与此同时，民盟积极参加国统区的争民主反内战运动。坚决拒绝承认伪宪法；参加上海各界组织的“二九”惨案后援会，支持并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这期间，民盟与中共并肩合作，为在国统区形成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二条战线起了重要作用。

斗争中，民盟盟员与各地组织多次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迫害。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等人先后被国民党杀害，民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被国民党指使暴徒捣毁……面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中共与民盟互相支援，患难与共。中共多次及时通过电文或记者招待会支持民盟，严厉谴责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1947年10月，国民党诬陷民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企图颠覆政府”[4]。11月，在国民党高压之下，民盟总部被迫解散。

这一时期的斗争中，民盟与中共为实现和平、民主进行了密切合作。其中，既有为实现和平、民主进行的政治上的合作，也有在面对国民党迫害时的互相声援和支持。尽管民盟一直以“中间党派”面目出现，在国共两党之间保持“独立”和“中立”，但“并不是不辨是非曲直”，它“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亦就是民主与反民主。凡是民主的都是朋友，凡是反民主的都是敌人。”[5]面对国民党逐步暴露的内战、独裁的本质，目睹中共为争取和平、民主所作的努力，民盟逐步与民主的朋友站在了一起。

二、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独裁统治，民盟实现转变，与中共全面合作

民盟被迫解散后，新华社发表时评，鼓励民盟继续同国民党当局斗争。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民盟组织。会议主张彻底推翻南京国民党政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赞成土地改革和没收官僚资本；放弃中间立场，支持武装斗争，与中共携手合作，共同奋斗。这标志着民盟基本上接受了中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之后，民盟开始与中共全面合作。

（一）支援人民解放战争。民盟各地组织以各种方式支持人民解放战争。民盟北京、上海、广州、江西等支部先后组织多批盟员知识分子或青年学生赴解放区或游击区，参加人民解放战争。民盟湖北支部发动盟员搜集武昌营房、武汉城郊城防布置、武汉三镇党政军警重要机关资料等情报，送交中共地下组织或直接送往解放区。民盟福建省支部派遣成员打入国民党军队，搜集驻闽国民党军队军事情报，交给中共党组织和游击队。1948年11月，民盟中央发表《告蒋军官佐士兵书》，奉劝蒋军官兵赶快放下武器，退出内战，率部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

（二）参加反蒋爱国民主运动。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进行，民盟直接参加了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斗争。1948年3月至5月，国民党“行宪国大”召开后，民盟要求各级组织声讨行宪丑剧；反对国民党盗用民主民意实行独裁暴政的伪国大、伪宪法及其产生的蒋政府；声援国统区学生、教职工的反迫害、反饥饿斗争，抗议国民党政府的镇压暴行；揭露美国扶日的阴谋，组织盟员散发反对美国扶日的传单，支持学生反对美国扶日的爱国运动。

（三）响应中共“五一”号召。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号召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热烈响应。5月6日，民盟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联名通电全国，响应中共号召。同一天，他们又致电毛泽东，表示拥护中共中央“五一”号召。6月14日，民盟单独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吁请各民主党派共同为迅速实现新政协而努力。

中共中央对各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号召十分重视。5月2日，中共中央要求上海局就召开新政协若干问题征求各民主党派意见。8月1日，毛泽东给民盟等民主党派负责人回电，对他们赞同召开新政协、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6]。这期间，民盟中央联合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各界爱国人士，就民主统一战线纲领、新中国工商业建设以及文化建设等政策进行广泛深入地讨论，汇集讨论结果供新政协会议参考。9月，应中共中央邀请，沈钧儒、章伯钧等与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进入东北解放区。11月，沈、章代表民盟发表对时局声明，重申对建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的看法，表示要跟国民党斗争到底。

这一时期的斗争中，民盟实现了历史转折，开始了与中共全面合作的新时期。配合中共解放战争进程，民盟在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开展国统区反蒋爱国运动，争取国民党官兵起义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推翻国民党统治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承认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民盟与中共合作建国

（一）接受中共领导。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各民主党派开始承认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领导地位。1949年1月22日，沈钧儒、章伯钧与其他党派、民主人士50余人联名发表《对时局意见》的宣言，揭露蒋介石假求和的实质，表示“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7]这表示民盟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3月，民盟中央临时工作委员会致书毛泽东，表示“愿以至诚接受贵党领导，在新民主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并愿与贵党密切配合，尽其应尽之责”。毛泽东回复表示“无任欢迎”。[8]5月28日，张澜等人在上海解放后发表声明，承认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领导地位，表示要切实遵守新民主主义，实现以工农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联合政府。

（二）积极参加新政协。随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与中共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达成一致，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开幕。会议代表662人，在党派代表中，民盟代表18人，与中共代表数量相同。民盟主席张澜在开幕式上讲话，他说，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战斗，和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民主分子奋斗牺牲的结果”，认为，“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之下，精诚团结，共相勉励，以完成这个建设新中国新社会的历史使命”。[9]会议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张澜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沈钧儒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章伯钧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罗隆基等三人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三）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民盟热烈电贺，表示“今后当竭诚地以全力拥护政府，坚决执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完成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建设！”[10]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一些民盟领导人被任命担任国家要职：沈钧儒任最高法院院长，黄炎培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章伯钧任交通部长，罗隆基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史良任司法部部长，胡愈之任出版总署署长，曾昭伦任教育部副部长。从此，民盟在中共领导下，为巩固新政权，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继续作出新贡献。

四、历史的启示

（一）要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抗战胜利后，争取国内和平，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头等大事。中共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为实现和平、民主，接受国民党谈判邀请，并作出很大让步，表现出很大的诚意。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我们的方针是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用这些让步去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11]民盟提出建设民主国家的方案，在国共两党间居中调停时，多次强调要以人民利益为重。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指出，政协会议“应以国家人民的利害为目标，不能以党派的利害为目标。”张澜在政协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到，政协会议的目的“不是党派的利益，而是国家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12]在和平、民主成为人民迫切要求的情况下，民盟与中共始终坚持以人民利益为重，这也成为双方进行政治合作的根本前提。

（二）要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抗战胜利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纲领代表了广大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和愿望。这成为民盟与中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1947年12月，中共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行动纲领。这标志着全面实现新民主主义纲领的条件已经具备，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大势已不可逆转。与此同时，民盟开始认识到，在国民党独裁统治下，仅仅依靠和平、合法斗争，要实现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于是，在中国革命伟大历史转折影响下，在血的教训下，民盟基本上接受了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实现了历史的转变。民盟开始与中共同心同德，全面合作。

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中共引领历史潮流发展，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革命胜利努力奋斗。民盟顺应历史发展，积极转变，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之中。这一过程告诉我们，一个政党必须顺应历史发展大趋势，与时俱进，才能在历史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要坚持中共领导，继续加强民盟与中共的合作。抗战胜利后，中共根据七大制定的政治路线，继续领导人民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努力奋斗。虽然这一时期被民盟认为是在中国实现民主“千载一时的机会”，但是，民盟在中国发展民主、建设资产阶级国家的梦想还是被国民党打得粉碎。与之相反，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稳步前进，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在与中共的政治合作中，民盟逐步认识到中共的正确性，开始接受中共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影响。正是在中共的影响下，民盟保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与中共实现全面合作，参与缔造了新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民盟与中共风雨同舟，亲密合作，体现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兄弟情谊。这是历史的真实写照，也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47.

[2][3][5][7][8][9][10][12]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60.153.87.505-508.516-517.582-584.590.79、117.

[4]俞云波等.中国民主党派史述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86.

[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七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273.

[1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28、1160.

D231

A

1009-928X（2011）08-0016-03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篇5：国共合作演变及启示

作者：郭熙保 袁蓓 《光明日报》（2015年04月29日 16版）

计划生育政策在控制我国人口总量方面的作用有目共睹。今天，顺应时代需求，我国已对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调整。下一步是否还需继续调整？如何调整？这亟待决策者认真思考。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韩国人口政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几度调整，可为我国人口政策提供一定参考。

1.1961—1971年：计划生育政策出台

20世纪60年代初，韩国人口增长率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的2.9%。当时大多数韩国人从未接触过生育控制思想，学术界对人口问题的研究也很有限。最早向政府提出人口控制政策建议的是社会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高凰京。该提议从接受社会咨询委员会和经济顾问委员会评估到提交并获得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通过仅用时两个月。1961年10月，代理总统朴正熙在一次全国性新闻会议上宣布将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表示控制人口是为了推动经济增长，劝说与鼓励是推行计生政策的主要手段。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初期，工作重点是普及避孕方法，推进信息传播、教育和说服工作，计划到1971年和1981年将人口增长率分别降至2%和1.3%。

政府首先开展工作帮助民众获取避孕方法，紧接着构建生育服务基础设施，大规模向民众提供计生服务，将“少生孩子，让他们健康成长”作为计生标语。1963年，在总理的倡导下，政府所有部委均参加到计划生育工作中来。为能更好地制定和评估计划生育政策，韩国政府组建了人口调查与人口科研机构。

农村居民被列为重点人群。政府积极向农村妇女宣传计划生育、营养、妇婴保健和基本家庭经济知识，并招募大量计生人员到乡镇展开家访，通过劝说使理想家庭子女数从五个降至三个。

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高生育率并不全是韩国民众自愿生育行为的结果，也是避孕手段与知识缺乏的结果，因此，顺应民众需求的人口控制政策引发韩国人口增长状况转变，取得了巨大成功。尽管第一阶段人口控制政策重点在农村，但战后遣返人员和农村人口大量涌入使得大城市生活环境急剧恶化，城市人口控制生育的愿望尤为强烈，导致城市生育控制效果反而比农村更为显著，形成城乡间生育差距扩大的局面。

2.1972—1991年：计生政策随经济发展而调整

20世纪70年代，韩国政府将产业政策调整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此时，五六十年代高生育率下出生的人口多已成年，城市劳动力供给充足，韩国政府加大了人口控制力度，推进“二孩”政策。

韩国政府于1973年颁布了《母婴保健法》，改变了计划生育缺乏法律依据、依靠行政命令与内阁决定的局面。由此，母婴保健和计划生育成了韩国调控人口数量与质量的两大手段。在学者建议下，韩国政府在人口控制政策目标和手段中注入了许多新要素。首先，政府开始对计划生育家庭给予积极的财力支持，通过多方面经济刺激政策控制出生率。其次，提高医疗卫生水平，降低婴儿死亡率。第三，纠正性别偏好。1971年，韩国采纳了“不分男女，两个以内”的计生标语；1978年，计生标语改为“一个好女儿胜过十个儿子”。1981年，韩国人口增长率降至1.53%，略高于目标水平。然而，纠正性别偏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此时，前四个“非均衡”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给韩国埋下了一系列隐患。全斗焕政府担心“婴儿潮”会再次引发生育高峰、恶化经济，于是强化了生育政策目标，将单一“两孩”改变为“两孩”和“一孩”并行，并重点调整性别偏好问题。1982年，韩国政府更改了七十年代的社会支持政策，规定“二孩”及以下家庭才能享有与绝育手术挂钩的优惠。1986年开始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相应的社会支持与教育说服行动也从“二孩”转为鼓励“一孩”家庭。

这一时期的计划生育政策鼓励将绝育作为避孕首选方法，所有处于生育高峰期的群体都被列为目标人群。片面强调终止生育，加之其他避孕方法使用常具有不连续性，造成了年轻人过度依赖流产的问题。韩国“六五计划”期间，避孕措施转为多种方法结合，1986年，20-29岁妇女的避孕措施转为可逆方法。

为改变新生婴儿性别比严重失调的局面，韩国政府于1987年修订了《医疗法》，禁止性别鉴定，对提供该服务的医生予以重罚并取消执照。为提高妇女社会地位，政府再次修改了多项法律法规。

从1983年起，韩国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即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孩子)，完成了计划生育政策控制生育率与普及避孕的两项基本目标。然而，生育率下降速度之快、实现目标用时之短是计划者和人口学者始料不及的。低生育率目标实现后，韩国并没有马上放弃生育控制，而是直到1989年公共医疗机构才停止免费发放避孕药具，控制生育政策开始有所松动。

3.1992—2004年：经济腾飞后颁布重人口质量政策 到20世纪90年代，总结以往成就，韩国政府肯定了计划生育政策在前六个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中的贡献。但关于政策的未来走向问题，韩国社会存在着继续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和推迟人口零增长到来两种不同观点。综合分析之后，韩国政府认为未来人口政策目标是维持低人口增长率，推迟人口零增长到来，并采取措施避免老龄化的不利影响。

为此，韩国政府决定逐步退出计划生育执行与管理工作，只向低收入群体提供免费避孕服务，其他人群的避孕转交给个人医疗保险体系，但政府仍为私人医疗机构计生服务提供经费支持。为扭转新生婴儿性别失调局面，1994年再次修改的《医疗法》加重了性别鉴定处罚力度。1995年，出生性别比恢复正常。

然而，随后出现的生育率持续下降却引发了新问题。为此，1994年12月韩国政府成立了人口政策审议委员会，负责总结过去人口政策的成绩，评价人口政策对未来经济社会的影响，以及确定新人口政策方向和21世纪应采取的措施。

1996年6月7日，韩国采纳并宣布了人口政策审议委员会提出的新人口政策，将人口政策重点从人口数量控制转移到质量与福利上来。新人口政策目标包括以下六个方面：将生育率维持在1.7%；防止新生婴儿性别比失调；降低流产率；解决青少年生殖健康服务需求；赋权妇女；改善老年服务。新人口政策取消了独生子女社会支持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新人口政策将青少年列入目标人群。针对青少年不断上升的未婚流产率与不当性行为，新生育政策向这一群体提供了生殖健康、计划生育等方面的咨询与教育。

尽管新人口政策放弃了生育数量限制，但生育率并未能如人所愿地维持在1.7%的水平。世界金融危机推波助澜下的新生育观使得韩国生育率1997-1999年连续三年下滑，进入21世纪，更是跌破了1.3%的超低生育水平，2005年则达到1.08%。随着生育率不断下降，2003年韩国成立了老龄化与未来社会委员会，旨在支持生育，并为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做政策和程序上的准备。与此同时，韩国学者开始认识到性别偏好不仅不会提高生育率，当低生育偏好与性别偏好叠加时，还会导致更低生育率的出现。4.2005年至今：老龄化威胁下开始推行鼓励生育政策 超低生育率将使韩国在不久的未来面临来自劳动力供给、经济增长和政府财政支付能力等方面的严峻挑战，为此，韩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政策。

2005年，韩国政府颁布“低生育行动框架与人口政策”，鼓励生育政策正式启动。至今，韩国已发布了五个“低生育与老龄化社会基本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2006-2010）是要建立有利于生育与保育的环境，为老龄社会反应系统奠定基础；第二个五年计划（2011-2015）是要稳步恢复生育率，建立起老龄化社会反应系统；第三、第四和第五个五年计划是将生育率提高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并成功应对老龄化。

为创建有利于生育与保育的社会环境，“一五”期间着重于以下三方面工作：构建整个社会、国家和家庭共同承担儿童保育责任体系；创建有利于家庭生活的社会环境，保障工作与家庭间的平衡；扩大社会对下一代的投资，为儿童和青少年创建安全的成长环境。“一五”计划期间，政府建立起了全国响应体系、中央与地方政府合作绩效管理系统等，并通过大量活动增强公众对低生育与老龄化问题的认识。2010年10月26日，韩国内阁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又在提高财政支持力度、扩大支持人群和保育支持政策三个主要方面进行了改进。

2006和2007年，韩国生育率出现小幅回升，但2009年1.15%的生育率使韩国依旧是世界低生育国家之一。2010年颁布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韩国政府再次确认了低生育与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并将人口政策总体规划的执行视为国家头等大事。2014年7月11日，健康福利部部长在韩国第三个“人口日”的庆祝演讲中指出：仅仅是生育激励与儿童保育支持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低生育势头，鼓励生育政策重点应转向家庭和孩子，并在包括经济、社会政策的更大范围的国家管理中认真考虑人口危机。

5.韩国生育政策演变对我国的启示

韩国与中国在国情方面有很多类似之处，在发展初期，都具有经济落后、资源贫乏且人口密度高的共同特征，两国人口生育政策变迁也有相似之处。但是，韩国的经济起飞比中国早20年左右，开始实施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也比中国早20年左右。因此，韩国人口生育政策的演变可作为一面镜子，为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提供借鉴。

篇6：国共合作演变及启示

张宝山

受国际国内严峻金融形势的影响，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目标已转变为“扩内需、增就业、促增长”。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巨大，已占到全国企业总数的99%，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小企业不仅在分散市场风险、完善市场竞争机制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在吸纳新增就业、扩大内需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支撑力量，中小企业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发动机。在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冲击下，我国中小企业陷入了出口减少和融资困难的“两难”窘境。鉴于中小企业对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政府及时出台了相关财税和信贷政策，积极扶持中小企业经营，努力解决其融资瓶颈。2003年实施的《中小企业促进法》，使得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有了法律基础，但是随之而来就是要明确政府政策扶持的范围，即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的界定问题。2011年6月我国政府出台并执行新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该标准的实施对于中小企业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在中小企业划定标准上有长达近百年的历史经验，站在不同角度审视我国《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或许在实施新标准的背景下，能指引相关扶持中小企业的优惠政策落到实处。

日本中小企业划定标准的演变及修订动因

日本对中小企业的界定是经过严密的科学论证，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加以修订完善而形成的，加之日本和中国同属于东方文化的范畴。

因此，借鉴和吸取日本有关中小企业界定标准的历史经验就非常有必要。

1940年，日本以职工人数小于100人作为划分中小企业的依据。1946年，日本政府为了挽救濒临破产的经济，实施“倾斜生产方式”的经济政策，同时为进一步扩大中小企业的扶持范围，相应地将职工人数标准上限提高到200人。1950年，开始采用职工人数和资本金额作为划分标准，进一步将职工人数上限提高到300人。1963年，日本颁布《中小企业基本法》，首次以立法形式界定了中小企业的划定标准，此次标准相对于之前的三次标准来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其一，行业划分采取四分法，有利于政府根据经济建设的需要有针对性地扶持特定行业的发展；其二，采用职工人数和资本金额复合指标，有利于增加政府实施扶持政策的活动空间；其三，不同行业划分标准的指标上限不宽不窄，比较符合当时日本国内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截至20世纪末，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美国，处于世界第二位，正是因为其庞大的经济总量。1963年制定的中小企业标准与实际经济发展呈现脱节现象，因此，1999年对1963年中小企业的划分标准进行了修订，将不同行业的资本金标准提高到与国民经济相适应的额度，职工人数标准基本没有变化。

日本对中小企业划定标准的修订总共达五次，每次均服从国民经济的需要，尽可能地提高划定标准上限，从而避免因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界定过窄引致政府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政策实施的僵化，从中也可看到日本出台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准确实施中小企业

保护政策。此外，2010年颁布《中小企业宪章》，虽然划分中小企业的标准没有变化，但是将其地位提升到“国民经济的牵引力和社会发展的主角”。与我国《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相比，日本不论职工人数还是资本金的上限均严重小于我国同类型企业相应指标上限，如果仅从“量”的角度比较的话，日本中小企业的范畴基本上与我国小微企业的概念相同。

美国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的演变及其特点

美国着手探索和研究支持保护中小企业发展的工作，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末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期间，由于此前美国政府对经济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导致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倒闭或者被兼并重组，造成了严重的失业问题，危害到社会稳定与安全。因此，美国政府开始着手研究支持中小企业发展问题，对于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一定的贷款支持和优惠政策。1953年颁布《小企业法案》，首次以联邦政府法律的形式界定了小企业范畴，成立了永久性隶属于联邦政府专管小企业认定、担保、融资等一系列工作的小企业管理局，不过该法案界定中小企业的标准是定性准则，即凡属独立拥有和经营，且在所属行业中不处于主导地位的企业均可认定为是小企业。然而，该定性标准由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随意性过大而备受争议，随后美国小企业管理局修订了该指标，采用定量指标加以代替，即规定凡企业资产总额在1000万美元以下的可认定为小企业，这些小企业就可以享受到政府的扶持政策和融资优惠。随着小企业的蓬勃发展，中小企业管理局又将企业雇员人数作为划分小企业的一个指标，并用较易获取的销售额

指标替代原有的资产总额指标，即雇员人数在500人以下或销售额在500万美元以下的企业均可认定为小企业。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为了防止不符合标准的企业享受小企业的优惠政策、侵占小企业的融资资源，也从企业独立经营和产业发展政策的角度制定了小企业的标准。但是两种标准并行的结果是统计混乱，不利于政策的实施。由于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不直接受理小企业的认定等工作，因此，美国现行的小企业认定标准，以小企业管理局颁布的标准为准。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在北美工业分类系统的基础上，将小企业划分为20个产业大类，近1000个细分行业，每个行业依据其具体特性，或是采用年均雇员数，或是采用企业前三年平均销售额，作为划分小企业的标准，操作性极强。

美国小企业划分标准有如下两个特点：其一，小企业归属的行业划分非常细致；其二，具体行业的小企业划分标准唯一，操作性极强；此外，在美国中小企业划定标准的演变过程中，虽然也曾经出现过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相结合的现象，但是由于在小企业认定的具体实施中两者易起冲突，最终以定性指标被舍弃而告终。美国的经验似乎启示人们，在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的制定中定性指标不易操作，也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在同样拥有中小企业数量巨大的欧盟，定性指标却是划分中小企业的必要指标，那么欧盟的认定标准是如何制定的呢？

欧盟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的特点

欧盟将中小企业视为欧洲经济发展的源动力，较早地认识到中小企业对欧洲经济的贡献，但直到1996年欧盟才制定了首个中小企业的划分标准，现行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是2003年欧盟委员会在1996年标准基础上加以修订的。现行标准的特点有三：第一，采用两个定量指标即雇员人数和年营业总额或年资产负债总额，以及一个定性指标即被认定企业不能被其他企业拥有25%以上的股权来划分中小企业，并且年营业总额和年资产负债总额相较于1996年的标准有较大提高，凸显指标设置时考虑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雇员人数指标较1996年标准没有变化；第二，引入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企业“独立性”的概念，即被认定企业不能被其他企业拥有25%的股权，主要区分独资、合伙和有限责任公司，旨在避免和减少利用政策漏洞冒充中小微企业的“搭便车”行为，尽其所能地保证使有限的资金和优惠政策落实到真正应该得到扶持和帮助的中小企业上；第三，首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微型”企业的概念，使欧盟中小企业政策更有针对性，微型企业的认定主要根据雇员人数指标，虽然年营业总额和年资产负债总额也作为参考，但是微型企业没有“独立性”的界定，因为微型企业多数是没有雇员或者只雇佣自己家庭成员，2003年只有自己或者家庭成员经营的微型企业就达900万家，占欧盟企业总数的46.61%，而到2009年末该类型的微型企业数量达到了1906万，占欧盟企业总数的91.8%，吸收的就业数量占全社会从业总量的29.7%，由此可见，微型企业已成为欧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主要启示

日本、美国和欧盟关于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的制定是动态的，均立足于本国国情，制定的标准均作为认定那类企业可以享受政府颁布的优惠政策，对我国中小企业标准的界定以及促进中小企业的良性发展具有以下两点启示。

其一，中小企业划分的定量标准是相对指标，而不是绝对指标，每个国家应根据本国国情设定具体的定量标准，2003年中国和欧盟中小企业的数量占企业总数量的百分比均为99%，但是按照当年年末汇率换算后，欧盟对中型和小型企业划分标准的上限要比中国高出一倍多，而日本1999年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的上限又比中国相同类型企业的划分上限小得多，这或许有汇率换算方面的误差，但整体来讲，不同国家和地区所采用的定量指标不具有横向可比性。

其二，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是一个动态的完善过程，亚洲文化区的国家不倾向于采用定性指标，而欧美国家一般较认同定性指标作为中小企业的划分标准，虽然定性指标在美国的实施过程中因与定量指标相冲突而被遗弃，但是有关企业“独立性”的定性指标在欧盟地区被广泛地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