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国共两党文化名人争夺战（共5篇）
篇1：一九四九年国共两党文化名人争夺战
一九四九年国共两党文化名人争夺战
对于生逢鼎革的知识分子来说，1949年是短暂而漫长的一年。在这新旧政权更替之时，他们注定要进行一次地震般的分化与聚合。面临着激烈的文化抉择和人生选择。这一年，在政治军事大幕背后，蒋介石利诱文人赴台，中共则诚邀名士北上，演绎了一场20世纪中的文化名人争夺战。
国民党“抢救”的第一号人物
1948年11月、1949年1月陈布雷、戴季陶相继自杀，三个月内，蒋介石连失两位重臣，使他悲痛不已，终日唏嘘。
自己的身边已人才凋零。退守台湾也总是需要一些文人来支撑门面。于是，蒋介石考虑除了把国库的黄金储备以及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所、北平图书馆的图书文物运往台湾外，还着手制定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1948年1月底，平津形势趋紧。南京方面朱家骅、傅斯年、蒋经国等在蒋介石授意下磋商谋划“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的实施办法。很快，傅斯年草拟了一个详细的学人“抢救”名单，几乎是清一色的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囊括四种必须“抢救”的知识分子：各院、校、会负责首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者；在学术上有贡献者。在所谓“抢救”的学人名单中，院校负责人包括汤用彤、饶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抢救”的如毛子水等。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如杨振声、罗常培等，而身为北大校长亦曾担任国民政府要职的胡适自然位列“抢救计划”第一人。
在胡适还没有决定离开北平时，中共方面也对胡适进行了争取工作，并通过西山一带广播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平图书馆馆长。1948年12月13日，蒋介石专门派大员飞抵北平劝胡适南下，但胡适以正忙于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为由不肯南下。第二天，蒋介石两次亲自打电报催促胡适飞南京，说时间紧迫不容再拖延。14日，蒋介石派出专机飞北平，“迎接”以胡适为首的一帮学人。事已至此，胡适这才下了走的决心。15日。胡适、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等人分乘两架飞机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王世杰、蒋经国、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等在机场迎接，并把他们安顿在位于南京赤峰路的一家招待所。次日中午，蒋介石在宫邸设午宴为胡适一行接风。12月17日，北大50周年校庆正值胡适57岁生日，蒋介石夫妇在黄埔路官邸再设寿筵宴请胡适夫妇。蒋介石平日请客从不备酒，那天特为胡适备酒贺寿，可谓破格示敬。
就在胡适等人飞离北平后，1948年12月21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飞离北平，抵达南京，同机到达南京的还有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清华大学教授杨武之等24位教授。梅贻琦到南京后即被国民党政府授予“教育部长”之职，可几天后他便辞职，自称是未能将大部分的北平教授接运出来，感到惭愧。
去留的历史抉择
20世纪中叶中国社会的巨变，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文人的生存环境。上到最高层的国立大学校长、著名作家与教授、政学两栖的文化名流。下及普通的大、中学教员以及报刊编辑和后起的文学青年群体，无不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发生人格与人性的裂变。做出一种文化风气、学术资源、人生目标的选择。
与胡适恰恰相反，深受胡适栽培的吴晗则对北平的未来充满了期待。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吴晗曾潜心考据不问政治。1943年吴晗加人民盟后，不断追求进步，1945年便帮助民主青年同盟建立秘密印刷厂，翻印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毛泽东著作。这样，吴晗与胡适师生之间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1948年10月，吴晗为躲避国民党的逮捕进入解放区，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其新著赢得了毛泽东“将来成就不可限量”的嘉许。从解放区回到北平后。吴晗写信给毛泽东主动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直接投身革命运动。北平围城之后，吴晗多次全力挽留胡适均告失败。对此，吴晗深感惋惜。北平解放后，吴晗以副军代表身份参与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从此步入仕途，开启了“书生从政”的人生道路。
同胡适一样，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选择了南下。在梅贻琦等候南下时，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被推举为校务会议临时主席，肩负起了“护校”的重任。事隔多年。冯友兰坦言：“我之所以在解
放时没有走，主要是由于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1948年12月15日。也就是胡适乘飞机南下的同一天，冯友兰宣布，清华大学脱离国民政府。
胡适南下后，北大教授们自己成立了校委会，汤用彤被推选为校委会主席，成为事实上的北大校长。1949年1月31日，北京宣布和平解放。5月，北京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给汤用彤送来一份任命书，正式任命他为北京大学校委会的主席。
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学人并不愿意搭乘国民党的飞机离开北平，这里有学人们对文化氛围的眷恋，但更多的是强烈的爱国之情。傅斯年原来盘算许多名教授会“忠于党国”，大义凛然地飞回南京，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甚至有一天派了五架飞机到机场，却应者寥寥。傅斯年懊恼不已，不得不停止了飞机“抢救”。据季羡林回忆，胡适到南京后曾安排专机到北平，点名要接走几位老朋友，而他自己亲自到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航，舱门拉开，他满怀希望要同老朋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他想接的人大多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胡适当时大哭一场。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向来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生准则，虽与胡适一同登机抵达南京，可只在南京住了一晚，第二天便举家匆匆赶往上海。在上海，陈寅恪写信给时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表达了愿去该校任教的心愿。陈序经马上答应为陈寅恪南下广州做安排。1949年1月19日，陈寅恪乘船到达广州，陈序经派出一位与陈寅恪一家熟识的得力秘书卢华焕前往迎接。次日，岭南大学学报就以《为国家教育人才，文院添聘教授多位》为题报道了陈寅恪来到岭南大学任教的消息，轰动一时。
傅斯年一直没有忘记继续拉拢大陆学人，如在北京的郑天挺、罗常培、向达、汤用彤、冯友兰、饶毓泰、叶企孙、曾昭抡、钱三强、周一良、沈从文等，特别是极力电催岭南大学的陈寅恪赴台，但终未成功。
1949年6月，国民党在广州组织了“战时内阁”，其中核心人物之一有时任教育次长的杭立武。他是国民党“抢救学人计划”与“抢运两院古物”最有力的倡议者。
杭立武一直念念不忘在岭南大学的陈寅恪，他曾多次派人劝说陈序经动员陈寅恪离开大陆，陈序经一直没有答允。杭立武深知二陈的价值，多次碰钉子后退而求其次，力劝二陈先到香港看看情形再说，并说这样可以进退有据。最后，杭立武竟拉着“战时内阁”的财政部长徐堪找陈序经，要陈序经一同前往劝说陈寅恪赴港。杭立武此时已到了哀求的地步。他对陈序经说，如果陈寅恪答应去香港，他马上给陈寅恪10万港币及新洋房。陈序经立即抢白道：“你给10万我给15万，我盖新房子给他住。”
张伯苓先生是南开大学的创办者，对中国近代教育贡献殊大，为人忠厚谦虚，颇有人缘。这位著名的教育家早年立志“终身办教育，不做官”，有爱国激情，但却不懂政治，更不知政情。1948年7月，张伯苓到南京就任考试院院长，替蒋介石“跑龙套”。当他亲眼目睹“无官不贪，无吏不污”的现实后，对国民政府失望了。于是，张伯苓在南京就职不到一个月，就跑回天津。之后，张伯苓以养病为由，避居重庆，终日深居简出。1949年11月，蒋介石亲赴张伯苓住处，一再要求张伯苓离开重庆，去台湾或去美国都行，张伯苓未为之所动。蒋介石第二次来时，态度仍极为恳切，提出只要张伯苓肯走，什么条件都答应。张伯苓以人老多病作为借口推辞。蒋介石仍坚持道：“老先生要退休，到美国去休养，夫人、儿子和孙子，全家都去。不更好吗?去台湾也可以，无论去哪儿，生活一切都由我给想办法。”话到了这个份上，仍无回旋余地，蒋介石只好告辞了。张伯苓送到门外，二人站了很长时间，相对无语。
蒋介石飞离重庆后，又派蒋经国和张群来了一次，还是劝张伯苓离开重庆。事情仍无转机，蒋经国最后只得说：“给先生留下一架飞机，几时想走就几时走。”
这架飞机一直没有起飞。在飞机与故土之间，张伯苓选择了后者。
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74岁的张伯苓在新中国只逗留了短短一年两个月又二十余天。1950年5月，张伯苓到了新中国的首都，随后又返回天津，并亲临南开视察。他对发展新南开充满憧憬。但是，他的身体不遂人愿，于1951年2月23日病逝于天津。
北上!北上!
1948年8月下旬，一艘名叫“波尔塔瓦”号的苏联货轮，满载着中国东北的大豆、皮毛、猪鬃、人参等土特产品和用于租船、接济民主人士的大量黄金，驶向香港。货轮慢慢地驶进港口。等上船检查的海关人员离开后，一个全身煤灰、锅炉工打扮的人匆匆跑进了洗澡房，等他再出来的时候，已经换上一身新服装。
这个人就是钱之光，他奉周恩来之命。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名义来到香港，秘密迎送在这里的民主人士去解放区。
9月下半月的一天，钱之光安排的第一批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4人北上，利用黄昏的掩护，打扮成短衫工人的模样，在章汉夫的陪同下，乘小舢板登上了苏联货轮。开始了北上的旅程。
第一批民主人士安全北上后，中共大连方面又租用苏联的货轮。装载解放区出口的大豆、人参、药材等土产，以便接回第二批民主人士，并买进和运回解放区急需的西药、纸张、五金等物资。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中共香港地下党成立专营运输的“联合公司”。几个月间，解放区与香港的“生意”越做越大。原来的“联合公司”满足不了业务需要，又成立了由钱之光担任董事长的“华润公司”。公司的下一个工作重点，就是把李济深安全护送到解放区。
如何让李济深摆脱敌特监视，安全北上，“联合公司”筹划了一幕十分惊险的“金蝉脱壳”计。与李济深同坐这艘轮船的还有茅盾、朱蕴山、章乃器、王芸生等30多位著名的民主人士。为庆祝这次难忘的航行和1949年元旦的到来，1948年12月31日，茅盾特地请李济深题词。李信笔写道：“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大事!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其兴奋之情跃然纸上。
1949年1月7日上午，轮船平安抵达目的地——大连。茅盾这样描写道：“轮船驶进了大连港。大家蜂拥到甲板上，贪婪地眺望这片神圣的土地。啊!我们来到了!我们终于胜利地来到了!”
随着新政协筹备工作的全面展开，接送工作也在逐渐加快。1949年3月初，应邀参加新政协的柳亚子和叶圣陶乘坐一艘挂有葡萄牙国旗的货轮从香港北上。想到此行非同寻常。两人兴之所至。赋诗唱和。柳亚子唱：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
叶圣陶和：南运经时又北游，最欣同气与同舟。翻身民众开新史。立国规模俟共谋。
这两首诗鲜明地流露出民主人士在历史大转折时期的真实心态。各界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北上参加新政协，作为这个时期中国政治舞台上所发生的诸多重要事件之一，深深值得后人追记。
从1948年8月到1949年8月，由钱之光和香港分局安排秘密北上的民主人士共20批约350人，其中有119人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所搭乘悬挂外国国旗的轮船10多艘。
1949年3月秘密接送基本结束。周恩来在中南海听取钱之光等关于接送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和开辟对外贸易工作的汇报时，对这段工作大加赞叹。
篇2：一九四九年国共两党文化名人争夺战
一、1948年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的产生
二、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的产生
三、“学部”的功能
四、从生物学家胡先蚨的遭遇看政治对自然科学的干扰
1949年以后中共和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紧张关
系始终存在。中共对人文知识分子一向怀有成见，也许是早已意识到人文知识分子很难在思想上与党协调一致，所以中共执政后从来就未信任过人文知识分子。虽然中共不得不留用了一些国民政府时代的知名知识分子，但对他们的使用却从来都有所保留。
评价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要看它对于学者个人政治选择的容忍程度，以及制度性运作的过程本身是否能相对宽容学者个人的政治立场和观点。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研究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科学院都是国家的最高科学（包括人文）研究机构，从这两个机构的院士（中国科学院称之为学部委员）产生过程中，可以比较不同时代的学术自由和政治宽容方面的差异。
本文选择比较1948年的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的选举过程及结果以及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的产生过程，因为中研院人文组（以下简称“中研院”）与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以下简称“学部”）是性质相似的两个最高层级的学术机构，两次成员的产生过程时隔不远，不少中研院当选院士仍是中科院学部委员的最佳人选，在这种背景下比较两个机构成员的变化，可以发现两个机构制度和政治文化的显著差异。
一、1948年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的产生
据后来当选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吴大猷回忆，1948年的中央研究院士选举过程是这样的：“（民国）35年由评议会筹办院士选举，先由各大学院校、专门学会、研究机构及学术界有资望人士，分科提名候选人，约400余人，（民国）36年由评议会审定候选人150人。（民国）37年再由评议会选出院士81人。”[1]
这是一次非常慎重的选举，从人文组当选院士的28人名单[2]可以看出，这次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以学术为唯一原则，没有意识形态色彩，也没有政治干预。
这可以从两个例子看出来。首先，当选名单中并没有国民党负责意识形态的主管人员[3]。其次，当时人文组的院士候选人共有55人[4]，多数是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学者，其中在国民政府中做过官的人也不在少数（像蒋廷黻、吴景超、何廉等），在当选率约为50％的情况下，这几位曾做过官的都未当选；而政治立场接近中共的郭沫若、马寅初反而能当选[5]，中央研究院并未因为郭、马的政治倾向就把他们排斥在院士选举之外，也未在院士选举中“做手脚”去阻挠他们的当选。当时的院士、后来长期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认为，这次选举对不同政治倾向的人能兼容并蓄[6]。
同时，这次选举相当公正，并无营私舞弊之类的事发生。“中研院”院士的选举主要由胡适、傅斯年和陶孟和负责，而胡适和傅斯年是关键人物。但与他们两人关系好的学者中，未当选者也很多。[7]
查考《胡适日记》，发现日记中曾记载了胡适当时准备推荐提名的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人选名单。[8]
名单上没有他自己的名字，可见是有回避制度，即推荐人不能自荐。在胡适提名的这些人选中，有2人未当选[9]。胡适推荐了政见不同的郭沫若[10]。董作宾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也明确说过，他愿放弃考古学界的院士人选位置，同时提名郭沫若，因为“沫若是院外人，以昭大公”。后来“中研院”的评议会投票果然将郭沫若和马寅初选为院士。
现在看来，那次的院士选举虽然不能说完美无缺，但大体上是公正的，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夏鼐对是次院士选举的评论是：“这次中央研究院举行第1次院士会议，可算是近年来国内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中央研究院创办已达20年，今年才举行选举院士；原拟选出80名至100名，听说选举时第一次投票仅选出60来名。一连投了5次票，才选足81名，可以说相当的郑重审慎。不管各方面对于这次院士名单的意见如何（尤其因为提名的办法不佳，有些可以当选的学者，根本没有被提名，以致无从选出，令人颇有遗珠之憾），我们如果说‘这一个名单，相当的足以代表今日中国学术界的情况’。这话大致不会有多大的错误吧。”[11]
可惜的是，“中研院”院士选举的良好传统在大陆却未能继承下去。
二、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的产生
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的产生方式就完全不同了。
据当时负责学部筹备工作并担任社会科学领域学术秘书的刘大年回忆：“第一届学部委员的产生属于协商性质，是协商产生的。自然科学方面的人选
是科学家推荐，但推荐不是选举。......社会科学方面是在提出名单之前，徵求了各学科主要人物的意见。我当时参加了这些活动，主要在北京地区找有关人士谈。北京以外的就没有去找，是书面徵求意见的。我记得当时找了这样几方面的人：哲学方面有杨献珍、艾思奇、张如心、汤用彤；语言学方面有王力、罗常培、丁声树、吕淑湘；历史学方面有季羡林；经济学方
面有狄超白，等等。当然不止这几位，还有一些我现在记不清了。在徵求意见时，我们首先把科学院的精神告诉他们。当时提出的人选标准主要有这么两条：一条是政治的标准。社会科学的的政治标准主要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另一条是学术标准，即在本学科中是否有成绩。所谓成绩就是看他的著作，以及群众对他学术著作的评价。根据这个要求，来徵求他们认为适合做学部委员的人选来。然后，党组根据这些意见拟出名单。”[12]
刘大年很明确地指出了1949年以后政治文化和政治运作是如何直接介入学术领域和学部委员的产生的。
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共有61人[13]；在自然科学的学部委员中，凡1949年未离开大陆的原中央研究院院士基本上都成了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但也有一个例外，即少了生物学家胡先蚨。在1949年赴美、赴台的24名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中，有10人是人文组的院士，也就是说，原中央研究院人文组的28名院士中多于三分之一的人离开了大陆；或者说，当年离开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主要是人文组的。
比较一下“中研院”和“学部”的人员组成就会发现，两者在组建理念上是完全不同的。“中研院”是以美国模式组成的，但成立时并无外国代表到场；而“学部”则是以苏联模式组成的，“学部”成立大会上通过的总决议明确说要“进一步学习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先进科学”[14]，“学部”成立大会还特邀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巴尔金、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和波兰科学院副院长维尔茨皮斯基出席。“学部”成立的年代是个政治笼罩一切的时代，连科学也未能幸免，其实那时先进的科学并不在苏联和其它“人民民主”国家。
“中研院”人文组原有院士28人，其中留学欧美的19人，有博士学位的13人，有硕士学位的3人（其余3人不详）；这些院士中有6人未出国接受西式教育，其中4人是前清科举出身（进士、举人、廪生各1人，1人不详），另外2人是国立大学本科或研究所毕业的。“中研院”人文组的院士构成中，除兼顾各学科的专业水平外，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法学家占较大比例，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4位院士均为知名法学家。
“学部”成立时学部委员人数增加到61人，是“中研院”人文组院士人数的2倍多，除了人数大增之外，更突出的是强化了人文学科的意识形态色彩。虽然“学部”的人数增加了，但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18位原“中研院”院士中，近一半人未被挑选为学部委员[15]，例如原“中研院”院士法学家周鲠生和钱端升以及社会学家陈达均未入选。将“中研院”院士中的法学家和社会学家排除在“学部”委员之外，反映出中共对法学和社会学的基本态度，早在此次“学部”成立之前，1952年实行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教育部就取消了大学里原有的法学和社会学系科。
这种现象正如法国左翼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说：“社会科学即便仅仅描述事实与效果，即使仅仅揭示某些机制（例如制造Symbolique暴力的机制），它产生的效果也具有批判性。因此社会学的存在本身便是无法容忍的。任何专制政体从一开始便取缔社会学。他们要求的是实用社会学，这种社会学有助于调解矛盾和冲突，有助于使统治合理化。”[16]
1955年“学部”成立之前不久，中国大陆刚发动“批判胡适”的思想运动，过去和胡适关系较近的学者自然就被从“学部”委员的挑选名单中剔除了。最典型的是顾颉刚，他是一位研究古代史的学者，其专业与政治并不紧密，但因为他过去和胡适的关系比较好，再加上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尹达的个人关系不好，于是顾颉刚就被排斥在“学部”委员之外了。他在日记中记载：“近来批判胡适历史学、考据学的文字中，常常牵到我和《古史辨》，因此，我在今天会上说个明白。”[17]
由于在大陆人文学界批判胡适的考据学时顾颉刚曾说了几句公道话，他认为考据学是反封建的，于是“闻者大哗，对予抨击”，当时学界的风气可见一斑。
“学部”成员的主体是来自延安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原延安“中央研究院”的人，如陈伯达、胡乔木、周扬、艾思奇、胡绳、范文澜、尹达、张如心等。这些被毛泽东称为“秀才”的人当中不少人当时正是负责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部门的主要官员，他们被挑选成为“学部”委员，就使“学部”委员的构成高度意识形态化了。这些人与原来的“中研院”院士本来就是同时代人，之所以在1948年未当选为院士，并非政治态度之故，实乃其学术水平无法望“中研院”院士之项背。虽然这些人被“任命”为“学部”委员，但他们的“学部”委员身分却未必能提升其学术水平，甚至他们其实也未必从事学术研究，而是以控制学术研究为己任。
三、“学部”的功能
郭沫若在“学部”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学部”的建立“为中国科学院进一步建立院士制度准备了条件”，这话反映出中国科学院荣誉学术地位的产生方式之独特。中央研究院由蔡元培先生创建于中国民国时期，到1948年选出第一届院士时已历20年；从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到院士的公正选举，本来已经在中国完成了建立院士制度的制度准备；而且在40年代后期的战乱环境中成功地选出了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为学术界一致好评，早已开创了中国的院士制度。后来在这方面“一切都从头做起”，不但抛弃了原有的学术制度和学术界文化，而且开启了政治对学术界文化的操纵。负责安排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名单并“指导”“协商推荐”过程的，并非任何学术机构，而是中共中央宣传部。让负责政治宣传的机构来安排学术机构、学术荣誉、学术地位的产生和学术机构的管理框架，显然是为了让学术为政治服务。这种制度必然把负有政治控制使命的人置于学者之上，同时也彻底剥夺了学术机构的自治式管理。
“学部”与“中研院”截然不同的地位就是个明证。“中研院”是学术的最高权力机关，而“学部”则更象一个管理学者的机关，在“学部”内学者的地位甚至低于行政人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竺可桢对此就很不理解，他在日记中说：“学部既有专家，应为最高权力机关，为何组织章程草案第十条院务委员会最高权力机关许多统是行政人员而院务常委会中行政人员的成份更大。”[18]
从前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的张稼夫的回忆中也可看出当时执政党对“学部”功能的认知。张稼夫提到，选举“学部”委员时，“自然科学部门并不感到困难，比较难的是社会科学部门。社会科学这个部门定学位没有个明确的标准，特别是科学院党内的一些同志，没有多少社会科学的著作。但他搞的工作是社会科学，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来不及写多少文章和不会著书立说，其中有一些人也有不少著作，这些人不进学部也不大合理。实事求是的办吧，后来还是在这些同志中定了一批学部委员。在这个工作中，矛盾最尖锐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他是这个学科的权威人士，不选进学部委员会不行，他下边一班人也会有意见。若选他进学部委员会，他却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只好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选上’。这样，陈寅恪就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会。”[19]
显然，陈寅恪能成为“学部”委员，是个特例。若按照当时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标准来看，陈寅恪是没有资格当选的，因为他不相信马列。他的这个“学部”委员身分是“钦定”的。“中研院”院士是选出来的，而“学部”委员是“定”出来的；除了“安排”一些学术界人士担任“学部”委员以维护“学部”的形像之外，也把当时负责意识形态控制的官员都“安排”进“学部”而成了委员，实现了对“学术”的“领导”。据说当时担任中宣部长的陆定一虽然从未从事过学术工作，却也在“学部”委员的预定名单上，因他本人主动放弃才未入列。
应当指出，在50年代中期，党内高层有人还是对管理控制学术活动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曾提到过：“对于科学院的领导工作，政治局表示不满。对学部委员名单，少奇同志指出必须十分慎重，要真是在学术上有地位的人；共产党员的安排亦必须是有学术贡献的，不能凭资格和地位，党派去在科学机关服务的人则不能以学者资格出现，要老老实实为科学服务。共产党员不能靠党的资格作院士。”[20]
但1957年的“反右”运动之后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到了“文革”期间则发展到极致，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军人成了学术研究机构的“领导”。
即使在由“延安来的知识分子”管理学术机构的时代，学术机构也很难有学术研究上的独立性。那些“延安来的知识分子”往往比中共高层的某些领导人更左倾，他们在帮助执政党建立意识形态控制的过程中，因为没有思想上的独立性，常常以“宁左勿右”的态度行事，结果必然把政治凌驾于学术之上。而这些人自己最后也逃脱不了悲剧式命运，先后担任中宣部长的陆定一和周扬都是如此。
四、从生物学家胡先蚨的遭遇看政治对自然科学的干扰
胡先蚨是中国生物学的创始人、享有世界声誉的植物学家，1935年42岁时就是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委员，他在中国生物学界有很高的威望，可以说是泰斗级的人物。1949年以后胡先蚨没有离开大陆，而是留下来继续生物学研究，那年他55岁，正是科学家的最佳年龄。然而，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时，在自然科学家中，胡先蚨是极少几个老中央研究院士而未成为学部委员的。不仅如此，他还遭到一系列批判打击，其原因非常简单──政治干预了自然科学的学术研究。
胡先蚨是留学美国的生物学家，多年来养成了坚持对科学研究的独立判断、维护学术尊严的学者品格；然而，在50年代的政治气氛中，一切以政治“正确”为首要标准，科学完全成了政治的婢女，胡先蚨因为坚持自己独立的学术见解，竟然无法为领导人和某些学术界同行所容。
在50年代前半期，中共采取了对苏联“一面倒”的政治策略，在政治主宰一切的环境下，这种国际关系方面的策略进一步演变成学术上对苏联“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观点的“一面倒”倾向，批评苏联学者的生物学观点居然被视为有“反苏”之嫌。
有个曾任苏联农科院院长的生物学者李森科提出了一些生物学方面与国际生物学界主流观点不同的看法，在苏联被捧上了天。1955年3月，胡先蚨在《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中，针对李森科的“小麦变黑麦”论点作了严肃的学术批判，指出李森科的学术观点不符合现代遗传学的理论，是反达尔文演化学说的非科学理论；胡先蚨还批评李森科是靠政治力量来支持其反科学的理论。他在书中告诫中国的生物学者、尤其是植物分类学者：“必须有深刻的认识，才不至于被引入迷途。”虽然那时苏联也有科学家（如苏卡高夫等）也批判李森科的非科学理论，但在中国科学界胡先蚨是率先公开批判李森科理论的第一人。
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1956年4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时一次发言中提到了胡先蚨，发言时毛泽东、康生等人也有插话，从中可以了解陆定
一、毛泽东、康生等当时对胡先蚨的看法。
据《陆定一传》的记载，当时陆定一说：“从前胡先蚨那个文件我也看了一下，看一看是不是能够辩护一下，那是很难辩护的。那个时候我们给他加了几句，就是着重他的政治问题，因为他那个时候骂苏联，所以我们就气了。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这个人在生物学界很有威望（毛泽东插话：不是什么人叫我们跟他斗一斗吗？）。后来我们把那个东西和缓了，报纸上没有提他的名字，是在一个什么米丘林的纪念会上有几个人讲话讲到他，我们掌握了这一点，就是报纸上的一个名字都不讲，因此没有和他撕破脸（毛泽东插话：胡先蚨的那个文章对不对？）他批评李森科的观点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康生插话：我问了一下于光远，他觉得胡先蚨是有道理的）。胡先蚨是反对李森科的，什么问题呢？李森科说，从松树上长出一棵榆树来，这是辨证法的突变，松树可以变榆树（笑声），这是一种突变论。（毛泽东问：能不能变？康生答：怎么能变呢？那棵松树上常常长榆树，那是榆树掉下来的种子长出来的。这件事情胡反对是对的。但胡先蚨说李森科可以吃得开是有政治支持着的，其实，斯大林死了以后，苏共批评了李森科，没有支持李森科，所以胡先蚨这一点没有说对。但整个的来讲，胡先蚨讲得还是对的，他只讲错了一个例子，我们不应该去抓人家的小辫子，就说他是错误的）。那倒不一定去向他承认错误。（毛泽东插话：那个人是很顽固的，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年纪七八十了。他赞成文言文，反对白话文，这个人现在是学部委员吗？）不是，没有给（毛泽东插话：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21]
毛泽东对胡先蚨其人略之一二，因为胡先蚨在“五四时期”是《学衡》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也是主将之一，那时胡先蚨反对过白话文，毛泽东对此还有印象。但毛并不了解胡先蚨的具体情况，毛泽东说胡先蚨“年纪七八十了”，其实那时胡先蚨只有63岁，仅比毛大2岁而已。
中国科学院最初上报的一个238名学部委员名单中本来是有胡先蚨的，但在最后确定的233人名单中，胡先蚨等几人却被抹掉了，“他们最终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落榜”。[22]
从陆定一的发言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并不反对把胡先蚨安排为学部委员，但是中宣部的官员、包括陆定一在内却对胡有很大的成见，最后坚持取消了胡先蚨的学部委员资格。直到1957年“反右”时，陆定一对胡先蚨仍然耿耿于怀，陆曾说过：“胡先蚨是不用戴帽的右派”。[23]
最令人感叹的是，主宰学术界命运的陆定一明知胡先蚨的生物学观点并不错，但却顽固地坚持打击胡先蚨的做法，原因只不过是不想“向他承认错误”。这些政治人物的一个基本思路是，他们什么时候都有理，错了也要坚持到底。
最近有人指出：认为胡先蚨的《植物分类学简编》“有‘严重政治性错误’的始作俑者，是北京农业大学6位讲师助教于是年夏给出版社的信函，要求停止《简编》的发行，随后在高教部的苏联专家提出‘严重抗议’，说‘这是对苏联在政治上的诬蔑’。继而中科院在纪念米丘林诞生100周年的纪念会上，对胡先蚨的观点进行了批判。”[24]
最早反对胡先蚨的其实还不是中宣部的官员，而是胡先蚨的学术界同行，即以乐天宇为代表的北京农业大学那些赞成李森科理论的人。这个现象在政治主宰学术的中国其实并不少见，屈从于政治压力、甚至善于利用政治手段打击学术界同行，是1949年以后中国学术界政治文化的必然产物。它表明，一旦政治介入学术之后，不少学术界人士的个人品格和行为也就随之卑污起来。毛泽东说，“不是什么人叫我们跟他斗一斗”，这个“什么人”，很可能就是乐天宇们。苏联专家给中宣部写信告状，指责胡先蚨“在政治上诬蔑苏联”，也是造成胡先蚨的重要原因。苏联专家的这种手法与乐天宇们如出一辙，在苏联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一些苏联学者之人品，并不比苏式体制下中国的乐天宇们好到哪里去。胡先蚨说李森科靠政治支持来维系自己的学术地位，其实基本上没有错，这一点后来已有公论。
胡先蚨于1968年去世，终年75岁。在“文革”中他的身心受到极大折磨，他被迫从原来居住的一处约300平米的住宅迁到一间仅有10平方米的斗室中，平生所藏之图书、资料和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散失殆尽。一代科学宗师，就在这样悲凉的生存处境中离开了人世。
当然，对胡先蚨来说，是不是拥有学部委员的名誉称号，并不是最重要的，一个真正的科学家的学术声誉并不取决于这种名誉称号，而是取决于他在科学上的贡献。中国的这种学术管理体制为什么会把一个一流的科学家排斥在外，才是值得深思的问题。胡先蚨1955年被从学部委员名单上除名，不是他个人的耻辱，而是这种体制的耻辱。
从“学部”的建立到前几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选出，相隔了将近40年，至今中国仍然没有建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院士制度。中央研究院本来已经为中国创建了良好的院士选举制度，这样的制度遗产却被“新时代”有意识地抛弃了。院士制度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科学和文化的最高象征，从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制度到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制度的转变，集中地映现出两个不同时代的政治文化特点和两种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较量。院士制最终为学部制所取代，也从一个角度体现了20世纪后半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注释】
[1]吴大猷，“中央研究院的回顾、现况及前瞻”，《传记文学》（台湾），第48卷第5期，第56页。
[2]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共有81人，其中人文组28人，他们是：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
[3]当选院士中的王世杰曾做过国民党的宣传部长，但在院士选举时他已离任而改就外交部长一职，是以法学家身份当选的。
[4]人文组55名候选人名单：吴敬恒、金岳霖、陈康、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唐兰、张元济、杨树达、刘文典、李剑农、柳诒徵、徐中舒、徐炳昶、陈垣、陈寅恪、陈受颐、傅斯年、蒋廷黻、顾颉刚、王力、李方桂、赵元任、罗常培、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徐鸿宝、王世杰、王宠惠、吴经熊、李浩培、郭云观、燕树棠、周鲠生、张忠绂、张奚若、钱端升、萧公权、方显廷、何廉、巫宝
三、马寅初、陈总、杨西孟、杨端
六、刘大钧、吴景超、凌纯声、陈达、陶孟和、潘光旦。
[5]1948年郭沫若的政治态度是人所共知的，马寅初在40年代的政治选择与郭沫若是一致的，国民党曾软禁过马寅初。30年代末期，马通过经济学家沈志远、许涤新和中共建立了联系，此后他一直是个左倾知识分子。40年代他是批评国民党最激烈的一个经济学家，写过很多骂国民党政权、对蒋介石、对四大家族和官僚资本的文章，国民党对他恨之入骨。1948年秋马寅初就被中共接到香港、然后转道抵达解放区。他的那些抨击国民党官僚资本的文章并没有影响他的当选。中央研究院在人文组候选人的评语中对他的介绍是：“研究中国金融市场及财政金融等问题。”（见李扬编，《国立中央研究院史》，第143页，中国科学出版社）
[6]1949年5月30日，竺可桢在上海见到陈毅，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到：“渠曾阅研究院院士录，见有郭沫若之名，知研究院之能兼收并蓄”。见《竺可桢日记》，第2册，第1257页，科学出版社，1989年11月。
[7]例如，张忠绂曾是胡适做驻美大使时身边的两个助手之一，但提名时胡适并未推荐他，张忠绂因别人的推荐但并未当选。还有潘光旦也未当选。
[8]
这个名单是如下：哲学，吴敬恒、汤用彤、金岳霖；中国文学，沈兼士、杨树达、傅增湘；史学，张元济、陈垣、陈寅恪、傅斯年；语言学，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考古学及艺术史，董作宾、郭沫若、李济、梁思成；人文地理民族学，想不出人名。见《胡适日记》手稿本第15册，台湾远流出版公司。
[9]是中国文学领域的沈兼士和傅增湘。
[10]《胡适日记》的记载显示，郭沫若在他的提名名单当中。
[11]《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分析》，《观察》周刊，第5卷第14期，第3页。
[12]刘潞，“刘大年忆郭沫若”，《百年潮》，1998年第4期，第61页。
[13]他们是丁声树、千家驹、于光远、尹达、王力、王亚南、王学文、向达、艾思奇、何其芳、吴玉章、吴晗、吕淑湘、吕振羽、李亚农、李达、李俨、杜国庠、沈志远、狄超白、周扬、季羡林、金岳霖、侯外庐、胡乔木、胡绳、范文澜、茅盾、夏鼐、马寅初、马叙伦、张如心、张稼夫、许涤新、郭大力、郭沫若、陈伯达、陈垣、陈寅恪、陈望道、陈翰笙、陶孟和、汤用彤、冯友兰、冯至、冯定、黄松龄、杨树达、杨献珍、刘大年、潘梓年、翦伯赞、邓拓、郑振铎、黎锦熙、钱俊瑞、骆耕漠、包尔汉、薛暮桥、魏建功、罗常培。
[14]《一九五六年人民手册》，第572页，《大公报》社。
[15]未成为学部委员的人文组院士包括如张元济、柳诒徵、余嘉锡（1955年逝世）、陈达、周鲠生、钱端升、顾颉刚、梁思永（1954年逝世）。
[16]桂裕芳译，《自由交流》，第53页，三联书店。
[17]顾潮，《顾颉刚年谱》，第35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3月。
[18]《竺可桢日记》，第3册，第568页，科学出版社，1989年11月。
[19]《庚申忆逝》，13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
[20]《杨尚昆日记》上册，第19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
[21]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第41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12月。
[22]李真真，“中国科学院学部的筹备与建立”，《自然辨证法通讯》，1992年第4期，46页。
[23]江西庐山植物园，《胡先蚨、秦人昌、陈封怀生平简介汇编》，第12页，1994年8月。
[24]即现在庐山植物园工作的胡宗刚先生，他是研究胡先蚨生平的专家，曾编过胡先蚨年谱。他的这段话载于胡宗刚的一篇文章，此文尚未发表。
篇3：国共争夺名人大战
１９４８年１月１３日，蒋介石派人飞抵北平劝说胡适南下，但胡适以正忙着筹备北大５０周年校庆为由不肯南下。第二天，蒋介石又两次亲自打电话催胡适飞南京，并于１４日再次派出专机飞北平，实施紧急“抢救计划”。“抢救”对象首先是胡适、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其次是陈寅恪、陈垣、毛子水、钱思亮等。事已至此，胡适这才下了走的决心，胡适小儿子胡思杜表示留在亲戚家。当时胡适想小飞机也带不走多少人就同意了。
１２月１５日，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等人分乘两架飞机抵南京明故宫机场，第二天中午，蒋介石在官邸设午宴为胡适一行接风。
１２月１７日是胡适５７岁生日，蒋介石夫妇在黄埔路官邸再设寿筵宴请胡适夫妇。蒋介石平日请客从不备酒，那天特为胡适备酒贺寿，可谓破格示敬。所谓知遇与感恩，这也是胡适晚年在政治上始终不能与蒋氏分手的重要原因。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１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飞离北平，抵达南京，同机者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江文锦等人。国民党政府立即授予梅贻琦教育部长之职，可几天后他便辞职，自称是未能将大部分的北平教授接运出来，他感到惭愧，实际上，却是相当一部分学人并不愿意搭乘国民党的飞机飞离北平。
这段时间共产党方面也未放弃对胡适的争取，至少希望他不要离开北平，不要离开北大。
在胡适还没有决定离开北平时，西山一带的中国共产党广播电台，已经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北大同仁与下属也有劝胡适留下的，但胡适只是摇摇头，还是决定走。劝得急时，他留下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后来有朋友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给胡适的一个口信，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但胡适听后，只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
１９５２年２月，毛泽东在接见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说了一段对胡适盖棺定论的话：“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找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该恢复名誉吧。”
恐买不到进口安眠药，他才随胡适一道南迁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离开北平，据他自己说，多半是因为他更适合南方气候，抑或怕共产党来了，只能吃小米，或买不到对他的严重失眠症至为重要的进口安眠药。
陈寅恪一家只在南京住了一晚，第二天便匆匆赶往上海，在上海，他写信给时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表达了愿去该校任教的心愿。陈序经求才若渴，马上答应为陈寅恪南下广州作安排，１９４９年１月，陈寅恪一家搬进了岭南大学。
１９４９年６月，国民党在广州组织了“战时内阁”，杭立武任教育部长，杭立武一直念念不忘在岭南大学的陈寅恪，他曾多次派人劝说陈序经动员陈寅恪离开大陆，陈序经一直没有答应。杭立武深知二陈的价值，多次碰钉子后退而求其次，力劝二陈先到香港看看情形再说，并说这样可以进退有余。到最后，他竟拉着“战时内阁”的财政部长徐堪一块赶到岭南大学，亲自向校长陈序经摊牌，要陈序经一同劝说陈寅恪到香港。杭立武对陈序经说，如果陈寅恪答应去香港，他马上给陈寅恪１０万港币及新洋房，陈序经当时抢白道：你给１０万我给１５万，我也盖新房子给他住。杭立武带上财政部长一同劝说，大有即时兑现之意。
直到１０月初，叶公超主持的“外交部”还在广州办公，还在为国民党认为必须离开大陆的各色人员办理护照，也就是说，直到这时若想离开大陆，陈寅恪随时都有机会，但陈寅恪却始终对这种机会不屑一顾。
不买蒋介石账的前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
张伯苓先生是南开大学的创办者，为人忠厚谦虚，颇有人缘。他于１９４８年７月出任国民党考试院院长。
他在南京就任考试院院长不久，便以“体弱需静养”为借口，离开了南京考试院，避居重庆，终日深居简出。
有一天，他收到南开校友来信，信上有一句话：“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张伯苓看到这封信喜形于色。“飞飞”是周恩来在南开中学学习时的笔名，张伯苓认为，“恩来为人正直忠厚，办事周到。”终于听从了自己学生的劝告，决心不离开大陆。
解放前夕，蒋介石曾三番两次到张伯苓住地，催促他回任考试院院长，要求他尽速离开重庆，去台湾和美国均可，乘飞机如有顾虑，可在机舱设卧铺，夫人和儿媳都可以随行。后来蒋氏又派张群和蒋经国来劝行，他都婉言拒绝了。
蒋介石第二次来，态度极为恳切，只要张伯苓肯走，什么条件都答应。张伯苓低头不语，主宾对坐无言，室内出现僵局，还是张夫人打破了沉默，对蒋说：“蒋先生！他老了，又有病，做不了什么事啦！也该退休了！你让他辞职吧！”蒋说：“老先生要退休，到美国去休养，夫人、儿子和孙子，全家都去，不更好吗？去台湾也可以，无论去哪儿，生活上的一切，都由我给想办法！”张夫人答：“我们３个儿子都在北方，我们哪儿也不去，他舍不得儿孙。”蒋介石见事已至此，多说也恐难奏效，又沉默了一会儿，起身告辞。张伯苓送到门外，又站了好半晌，两人仍是相对无言。
东躲西藏的国民党中央大学校长
１９４８年下半年，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考察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吴有训接到蒋介石一连几封加急电报，内容都是催其赶快回国，吴有训只好匆忙打点行装登船返国。吴有训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
回到南京，蒋介石让他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一天，国民党教育部长杭立武在上海找到吴有训家中，取出一大叠银元和金圆券，说这些钱先解燃眉之急，如果不够，还可再给，并说蒋委员长让他尽快飞抵台湾，什么时候想走就挂个电话给他，他可以帮助办好一切手续。
中共地下党得知这一情况后，忙和吴有训取得联系，嘱咐他赶快更换住址，并尽量不要外出，不要接待来客，在家安心等待上海解放。
两个月后，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５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上海。当天晚上，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反复播出一段话：“吴有训先生，你在哪里？听到广播后请你马上启程赴厦门，那里有人接你……”此后每天都能听到这一广播，直到厦门解放为止。
茅以升被引进一间大厅
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５日，茅以升走出病房，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乘车来到金神父路１１８号，这里戒备森严，军官引领茅以升走进一间大厅，“噢，蒋介石！”茅以升不觉一怔。
蒋介石不等客人说话，抢先开口：“茅博士，坐、坐，请你来是想和你商谈就任上海市秘书长一职之事。上海战火已起，人心思乱，政局不稳，迫切需要在教育界、工程界享有声誉的一位科学家出任秘书长，以安定人心。”
中共地下党上海的负责人得知蒋介石要任命茅以升为上海市秘书长，赶快派人通知他可以出任，并让他利用这一职位尽力阻止汤恩伯炸毁上海的工厂。
５月１６日到２５日上海解放，茅以升做了整整１０天的上海市秘书长，他利用这一身份，说服外国领事团起草了一份照会，禁止汤恩伯破坏外国在沪开设的工厂。这份照会措辞相当强硬，汤看后大吃一惊，只得下令不得破坏外国人在上海的工厂。
篇4：梁实秋谈国共两党
来源：民主中国 2003年第7期 本站发布时间：2003-7-13 阅读量：161次
提起梁实秋，１９４９年后，海峡此岸的人们大概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篇中学课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句经典的鲁迅式的谩骂几乎笼罩了梁实秋的一生，如同一个挥之不去的咒语，一个鬼魅般的标签，长期以来遮掩了梁实秋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真实面目。梁实秋生于１９０３年，比鲁迅晚生了２０多年，１９２６年，他结束在美国３年的留学生涯，一年后新月书店出版他的第一本著作《浪漫的与古典的》，他以一个年轻的教授、文学批评家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阵营的重要一员。他与鲁迅的交恶也始于那个时候。然终其一生，他对鲁迅杂文、散文、小说的评价基本上都是客观的。自上一世纪８０年代“
解冻”以来，世人往往也只注意梁实秋的“雅舍小品”、他的莎士比亚翻译、他的英汉辞典。最近看到广告，《梁实秋全集》将要面世，透过他的全集，人们将有可能较为全面地了解梁实秋其人。
在我看来，最值得一提的，还是莫过于梁实秋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新月》，以及３０年代中期在北平自办的《自由评论》上，所发表的那些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文章，对此人们陌生已久。如果说他对国民党毫不留情的批评只是表现出他足够的良知和勇气，那他对共产党的深刻批评就显示了过人的见识和智慧。
１９２９年到１９３０年，胡适、罗隆基、梁实秋在《新月》杂志发表一系列猛烈抨击国民党政权无视人权、一党专制、压制思想自由的文章，连蔡元培、张元济等德高望重的知识界前辈都为之叫好。当然，同时也遭到了当局的围剿、反扑。新月书店结集出版的《人权论集》无疑已成为中国人争取人权的一本经典，一部纪念碑式的著作，是数千年长夜中的一束光亮。其中收入了梁实秋在《新月》第２卷第３号首发的《论思想统一》一文，在这篇脍炙人口的名文中，２６岁的梁实秋为思想自由和发表思想的自由大声疾呼：
“思想是独立的；随着潮流摇旗呐喊，那不是有思想的人，那是盲从的愚人。有思想只对自己的理智负责，换言之，就是只对真理负责；所以武力可以杀害，刑法可以惩罚，金钱可以诱惑，但是却不能掠夺一个人的思想。别种自由可以被恶势力所剥夺净尽，惟有思想自由是永远光芒万丈的。一个暴君可以用武力和金钱使得有思想的人不能发表他的思想，封书铺，封报馆，检查信件，甚而至于加以‘反动
’的罪名，枪毙，杀头，夷九族！但是他的思想本身是无法可以扑灭，并且愈遭阻碍将来流传的愈快愈远。”
为此，他发出了“我们反对思想统一！我们要求思想自由！我们主张自由教育！”的呐喊。那一年，他还在《新月》第２卷第９号、第１１号接连发表两篇文章，继续围绕着自由、尤其是思想自由问题展开凌厉的攻势。
在《孙中山先生论自由》一文中，他在列举了“批评政治的报纸杂志随时有被禁止取缔的危险，人民随时有被党部行政机关及军队逮捕的危险，„„人民随时有被非法征税的危险”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真有自由的，只有做皇帝的，做总统的，做主席的，做委员的，以及军长师长旅长，他们有征税的自由，发公债的自由，拘捕人民的自由，包办言论的自由，随时打仗的自由，自由真是充分极了！可是中国人民有什么自由呢？”
在《罗素论思想自由》文中，梁实秋首先引述了罗素１９２２年３月２４日在伦敦演说《自由的思想与官方的宣传》中的一番话，“俄国的压迫思想比起无论哪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都严酷”，布尔什维克强迫著名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从马克斯的观察点”来教美学，“美学上的节奏学说如何能与马克斯主义发生关系，他实在没有法子办，但是为了免于饿死，他也只好尽力地去发现那种莫须有的关系。”
最终却未能免于穷困而死的下场。梁实秋赞同罗素的见解，他说：“天下最专制的事无过于压迫思想，我们小的时候做‘秦始皇焚书坑儒论’的时候，大概都可以知道这是秦始皇的愚民政策”，但他对罗素羡慕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抱有怀疑态度。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梁实秋和张东荪、罗隆基、冰心等朋友在北平创办《自由评论》周刊，晚年他在《槐园梦忆》中忆及此事曾说：“我对政治并无野心，但是对于国事不能不问。所以我办了一个周刊，以鼓吹爱国提倡民主为原则。”
他在创刊号发表的《算旧账与开新张》（此文同时作为《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发表）中开宗明义指出，“国民党自执政以来，最使知识阶级分子感觉惶恐不安者，即是其对思想言论的自由之取缔干涉，且其设计之工推行之广手段之严，皆远过于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之所为。”“一二九”运动发生后，他在《我对于学生运动的感想》文中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废除***，实现民主宪政，保障国民的舆论自由。在《宪法上的一个问题》文中他直言“假如一个政府对外只知道在睦邻的美名之下屈服，而对内则在建立中心思想的名义之下实行统制，我敢断定这个政府是不会长久的”。
在对国民党口无遮拦的批评之外，他发表了《我为什么不赞成共产党》一文，明确表示“我一向不赞成共产党和共产党主义。”虽然他说“我不是研究政治经济的人，从学理上讨论共产主义，那不是我所能胜任的事。”但他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最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对于民族精神的蔑视。共产党的理论，重视阶级而不重视民族。他们的革命的策略是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国内的一个单纯革命党，它是听命于第三国际的，它是世界革命的一环，它是为阶级斗争。第二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的对于私有资产的仇视。我自己不是资本家，我也不依靠资本家维持生活，并且对于一般资本家大地主之剥削民众，我也深恶痛绝，但是对于私有资产这个制度，我仍是拥护的。我至今还以为私有资产制度不应废止；而资产之应加以限制，贫民之应加以救济，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们要的是公平，不是平均。共产党所采取的是报复手段，要造成恐惧，这是我所不能赞成的。第三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他们的反民主手段。在政治方面，他们是要***的；在思想方面，他们也是要排斥异己，定于一尊。此种不容忍的态度，与民主的理想背道而驰。所以，我站在民主的立场，便觉得法西斯蒂之专政，共产党之专政，国民党之专政，都同样的不是妥当的办法。议会制度，也许是不能成为最有效率的政治制度，但民主的精神，即服从多数意见，尊重少数人之权利，最大量之个人自由，公开讨论的风气等，是任何国家所不可少的。只有民主的国家里，才有个人自由之可言。民主精神是人类几千年来付了很大代价才获得的一点智慧，凡反民主的姿势，都是开倒车。”
这些言论，尤其是第三点，即使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感到痛快淋漓。在梁实秋看来，“政治上最不公道的是***”。他不是三民主义者，他认为作为一党的党义，国民党自有在其党内宣传并要求党员信奉的自由，但不能强迫党外的每个人接受。他不赞同共产主义，但当国民党以刺刀将共产党人淹没在血泊中时，他公开为共产主义辩护，“共产主义在理论上有很大一部分是合理的，事实上亦有很大的一部分被一般有思想的人接受了。言论自由应包括共产党人宣传自己主张的自由。
”为此他主张在大学中开设“共产主义”的课程，请有学识的无党派人士纯粹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讲授，他在《如何对付共产党？》一文中认为：
“共产党的问题也是社会的不公道所酿成的。从历史上看，没有一次革命与变乱没有它的政治或经济的背景，绝非仅仅是‘好乱成性’的少数人所能煽惑掀动的。”
为此他直截了当地发出了“加入共产党，不犯罪；信仰共产主义，不犯罪；组织共产党团体，宣传共产主义，亦不犯罪，因其未作武力扰乱故也”的声音。他同时认为，“共产党人或信仰共产主义者若以暴力扰乱程序攘夺政权，则是犯罪，当明正典刑”。就事论事，客观中立，反对暴力，这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以和平、理性的方式，不屈不挠地争取不折不扣的思想、言论等自由，就是他们的全部追求，是手段也是目标。
作为白璧德的信徒，一位吸收了西方人文主义精髓的文学批评家，梁实秋对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深恶痛绝，“‘文艺’而可以有‘政策’，这本身就是一个名辞上的矛盾。俄国共产党颁布的文艺政策，里面并没有什么理论的根据，只是几种卑下的心理之显明的表现而已：一种是暴虐，以政治的手段来剥削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种是愚蠢，以政治的手段来求文艺的清一色。”“无论谈到什么，总忘不了‘
阶级’，总忘不了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方面，其优劣所在，自然还值得讨论，可是共产党人把这理论的公式硬加在文艺的领域上，如何能不牵强？我想有一天他们还要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数学，马克思主义的物理化学罢！”（《所谓“文艺政策”者》）
在《文学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这位文学人性论的倡导者强烈地质疑了“
文艺工具论”的观点，“把文学当作‘武器’！这意思很明白，就是说把文学当做宣传品，当做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这与文学本身无害的，但是我们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
尽管如此，当他面对上个世纪３０年代中国苦难的现实时，他也认为，“福建江西各处农工苏维埃是不能用‘匪区’二字来一笔抹杀的。这共产党的活动是否可以挽救中国大众的苦痛，姑且不论，不过这运动之足以震撼人心，尤其是知识分子及青年，是不容讳的事实。”（《所谓“题材的积极性”》）
这是梁实秋当年的真实想法，他信仰思想自由，主张各种思想多元并存，兼容并包，独立思考是他的生命线。在国、共两党两种不同思潮截然对立的时代，他坚持不依附大权在握、颐指气使、生杀予夺的国民党，也不赞同共产党暴力革命的道路，而是作出了自己独立的判断。他在１９３５年说：“这十年来国内研究经济的学者们，有谁可能堂堂正正地发表过反对共产的论著？共产问题在中国是这样严重的大问题，而学者名流、思想家，竟躲避着这一个最迫切的问题，而不痛切地表示意见。”其实，在他之前，１９２９年罗隆基曾在《新月》发表过《论中国的共产
篇5：黄埔军校与国共两党将领十大人才
中国国民党
杜聿明 著名抗日将领，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黄埔系骨干将领。于1904年11月28日出生在陕西省米脂县，死于1981年5月7日，号光亭，毕业于黄埔军校，军衔是国民党军队的中将，参加过的较出名战役有桂南会战和昆仑关大捷，特别是昆仑关战役，后因淮海战役中的徐蚌会战大败被俘，直到1959年获准特赦释放，成了一介平民，恢复了自由。1981年病逝于北京。
杜聿明1912年就读于榆林中学，1924年6月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追随蒋介石。在国民革命军东征讨伐陈炯明中初露头角，历任军校教导团副排长，武汉分校学兵团中尉连长，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中队长，教导第2师营长、团长，第17军第25师旅长、副师长等职，曾参加北伐战争、长城抗战、淞沪抗战。
1933年以副师长身份指挥长城古北口对日战斗，激战三昼夜，歼敌2000余人。1937年，杜聿明受命组建国民党第一个陆军装甲兵团。1937年5月，首任装甲兵团团长。7月率部参加淞沪会战。1938年7月任第200师师长。1939年11月任第5军军长，率部参加桂南会战，指挥桂南昆仑关对日作战，使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受到重创，歼灭日寇4000余人，击毙敌旅团长，获昆仑关大捷。1942年3月任中国远征军第1路副司令长官兼第5军军长，率部参加滇缅对日作战。1943年1月任第5集团军总司令。在解放战争时期被蒋介石视为股肱，堪称救火队长，奔波于辽沈、淮海两大主战场。1945年10月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指挥所部进攻东北解放区。1948年8月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10月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旋回徐州任原职。
1949年1月9日在淮海战役中所率各部全军覆没，于现安徽省宿州市萧县张庄寨镇张老庄村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所俘。1959年12月4日第一批特赦，1961年3月，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1964年被特邀为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委员。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委和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副组长。1981年病逝于北京。胡宗南
(1896～1962)别名琴斋，字寿山，曾化名秦东昌，汉族，浙江镇海（今宁波市镇海区）人。陆军一级上将，黄埔系一期生，是蒋介石最宠爱、最重要的军事将领，其一生历经黄埔建军、东征、北伐、内战、“剿共”、抗日战争，直到1947年指挥进攻占领中国共产党的首府延安，转战西北，官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成为手握几十万重兵、指挥几个兵团的二级上将与名震一时的“西北王”。胡宗南(公元1896～1962)，原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原名琴斋，字寿山，浙江安吉塘浦鹤鹿溪人。出生于浙江镇海陈家铺。父亲胡际清单身先来鹤鹿溪，初做药材生意，后以丈量田亩、办理田产买卖和登记粮册的庄书为业。后生母亡故，父亲在鹤鹿溪续弦，方将他从镇海接来，时年7岁。有两弟两妹，皆为嗣母所生。胡家早年除不多的田产和一座房舍外，别无恒产。8岁人当地私塾，自《三字经》学至“四书”、“五经”。l3岁，进孝丰县城高等小学堂读书。6岁那年，武昌起义成功，孝丰也随之驱逐知县，宣布共和，劝民剪辫。在小学堂里，首先剪辫的章旭初遭到许多同学的讥讽，却得到胡宗南的支持，从此两人结下深交。l7岁时，考人吴兴中事。读中学时，各科成绩优良，尤以体育、地理两科更为突出。
l9l5年中学毕业。之后，胡宗南先后受聘于孝丰县立小学和私立王氏小学，任国文、历史和地理教员。1922年到1924年间，并任《孝丰日报》总编辑。后因与同校教员争夺校长职位失败，父亲又硬逼他与不相爱的女子成婚，遂决然离家出走，到上海找到开毛竹行的同学章旭初。1924年，得章资助，南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
1925年到1928年，在广州革命军两次东征陈炯明和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实现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中，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攻打孙传芳与直鲁联军的战斗中，数立战功，由班长累升至师长。1929年至1930年，在蒋桂、蒋冯、蒋唐战争和蒋阎冯“中原大战”中，为蒋介石打败对手积极效力。l932年，率部入赣、鄂，“围剿”红军。是年，复兴社成立，成为“十三太保”。1933年，红军徐向前部西移入川，胡率部入甘驻天水，以备阻截。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至川北毛儿盖，胡率部阻截。次年，升军长，率部威胁陕北红色根据地。
1937年，参加淞沪战役，抵抗日军侵略，升至军团长。次年，移驻关中。此后，既参加兰封、信阳对日作战和入晋对日作战，又多方遏制中共和八路军的抗日活动，奉行蒋介石的“限共”、“反共”政策。l945年，升战区司令长官，在郑州主持171军投降仪式，领陆军上将衔，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946年，国民党当局发动全面内战，胡宗南部是国民党在西北的主力。次年，率部进犯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晋为一级上将。战败退往四川，据守成都，不久退驻西昌，后又兵败去海南岛。蒋介石派顾祝同查办，令其回西昌“戴罪立功”。1950年西昌解放，胡去台湾。此后，相继任“江浙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兼‘‘浙江省政府主席”、“总统府”战略顾问和澎湖防守军司令官等职。1962年病逝台北。
关麟征
（1905-1980），）原名志道，字雨东，汉族，陕西户县人，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用兵以稳，准、狠著称，长于急袭的千里驹师的首任师长，生性傲岸，有陕西冷娃之称，部将杜聿明、郑洞国，刘玉章、覃异之、张耀明皆一时之名将。1924年4月到达羊城，后乘船去黄埔岛，入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为第一期学员，他被编为第三队，并参加了中国国民党。5月5日开始第一期新生入伍，6月16日举行开学典礼，关麟征和新学员一起聆听了孙中山先生的讲演。孙中山勉励学员不仅要做一个有高度才能的军人，而且要做一个不怕苦、不怕死的军人。他的话，对关麟征以后的戎马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军事教育
课程方面，他学习了典、范、令和四大教程，并从事军事操练和实战演习，为以后征战疆场奠定了初步基础。
黄杰
(1902～1995)，字达云，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1960年），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湖南省长沙县人，1903年11月2日生于长沙县樃梨乡一个耕读之家。早年就读长沙岳云中学、湖南省立第一中学。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后编在学生第三队。同年11月毕业后，任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侦察队中尉排长、侦察队队长等职。滇西大捷1944年11月初，他指挥4个军11个师，攻占龙陵，中旬攻占芒市，12月初克复遮放，翌年1月中旬攻克畹町，消灭了侵入滇西的日军。旋越过国境，进入缅甸，继续追击日军，并于1945年1月27日与中国驻印军及盟军美军在芒友胜利会师。黄杰指挥的这次反攻滇西缅北战役，经8个月浴血奋战，以伤亡4.8万多人的代价，击败日本侵略军56师团，打通了中国到缅甸、印度的国际交通线，对争取同盟国对中国抗战的物资援助起了重要作用。因指挥对日作战有功，美国政府授予其“自由勋章”；国民政府授予其“云麾勋章”。1945年3月，中美盟军准备向日军发起总反攻，成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他出任第1方面军副司令官兼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副司令，参与指挥了对日反攻作战，为抗战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戴笠
（1896一1946）小名春风，字雨农。浙江江山人。曾就读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中华民国情报机关将领。曾负责国民政府情治机关，担任军统局副局长（但为实际领导人）。1946年3月17日，其从北平飞往上海转南京的途中因飞机失事身亡。由于其行踪不定、神出鬼没，被美国《柯莱尔斯》杂志称为“亚洲的一个神秘人物”、“中国近代历史上最神秘的人物。1926年入黄埔军校，毕业后任蒋介石侍从副官。1928年开始进行情报活动。1930年建立国民党第一个特务组织调查通讯小组，深得蒋介石宠信。1932年3月，蒋介石为加强特务统治，先组织力行社。后在南京秘密成立“中华复兴社”（又名“蓝衣社”），被任为特务处处长。以残酷无情著称的戴笠，号称“蒋介石的配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最神秘人物”。‘杀人魔王’戴笠，恶名昭著。他任国民党军统局长8年，曾密令残杀了许多革命烈士，是双手沾满烈士鲜血的刽子手。欠下血债累累，本书作者通过收集大量历史资料，进行细致比较、深入和生动的描述和评析，揭示了当年国民党特务系统活动的内幕。1938年特务处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任副局长。1942年．美蒋联合组成特务机关“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戴兼为主任。1943年，兼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缉私总署署长，不久又兼任财政部战时货物运输管理局局长。1945年被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毕生积极发展军统特务势力，排除异己，残害人民，破坏革命。1933年6月暗杀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杨铨，同年11月捕杀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共产党员吉鸿昌，次年将上海《申报》主持人史量才刺杀于沪杭道上，种种血腥事件，都由戴一手布置。1946年3月17日，戴笠从北平飞往上海转南京途中因飞机失事丧命。1951年春天，戴笠墓被夷为平地。
陈大庆（1905～1973），中国国民党军将领，军事家。字养浩。江西崇义人。黄埔军校一期学员。曾参加东征、北伐等战役，并参加对江西中央红军的五次“围剿”。抗日战争后，历任国民党第四师师长、新编第二军军长、二十九军军长、第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鲁苏豫皖边区副总司令等职。先后参加南口、台儿庄、武汉外围、鄂北、豫南、中原等战役。抗战结束后，任南京卫戍司令部副总司令官、京沪杭警备副司令兼淞沪警备司令等职。1949年到台湾后，任“国家安全局” 副局长、局长。并被授予陆军一级上将军衔。1962年后，历任台湾“警备总司令”、“军管区司令”、“陆军总司令”、“省政府主席”、“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从1944年起一直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1973年8月22日卒于台北。黄维
中国国民党军将领。号培我。江西贵溪人。早年就读于黄埔军校第一期、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一期。曾任第十八军第11师第32旅旅长、第11师副师长。1934年5月，任第11师师长。1935年4月，授陆军少将。1936年赴德国学习军事。回国后，任第十八军军长。1939年6月，授陆军中将。1940年11月，任第五十四军军长。1943年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高级参谋、军委会督训处副处长。1945年任青年军第三十一军军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青年军编练总监部副监。1948年9月，调任第十二兵团司令官，仍兼新制军官学校校长。同年12月，在淮海战役中被俘。1975年3月，获特赦。后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黄埔同学会理事。1989年3月20日卒于北京。毛人凤(1898年-1956年)，浙江江山县人，中华民国陆军上将，军统局长。毛人凤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曾是戴笠的助手，在戴笠去世后，于1946年接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主要负责打击中共的间谍组织，人称“军统巨枭”、“杀人机器”。2009年，在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影片《建国大业》中，由姜文饰演毛人凤这位“中华民国”时期的军统头子。毛人凤(1898—1956)，原名毛善余，后更毛人凤，字齐五，浙江省江山人。曾入上海复旦大学，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因病休学。
早年从事军中幕僚工作，1934年，被戴笠聘为助手，成为军统骨干人物。曾于浙江省警官学校、武汉与西安行营第三科、军统局任职。抗战爆发后，主持军统首脑部情报作业，掌握核心机密。抗战胜利后，升任军统局副局长。后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仍任副局长，1947年任局长。1949年去台，保密局改组为“国防部情报局”，续任局长。曾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1956年12月11日因心脏病死于台北，时任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毛人凤与戴笠是同乡且是小学同学，先于戴笠投考广州黄埔军校，但因体检未合格落榜，回家后曾向乡间混混戴笠建议也投奔广州黄埔军校，并以自己的钱财资助戴笠南下广州报考黄埔军校。应该说毛人凤是戴笠的贵人，使混混戴笠初识黄埔，劝导和出资赞助戴笠投奔黄埔军校，从而改变了戴笠自己的命运。日后戴笠发迹，的确也没有忘了这位老乡的恩情，对其感恩有加。戴笠死后，毛人凤成为军统特务巨头之一，他是当年暗杀周总理的喀什米尔公主号专机爆炸策划人。1959年10月被国民政府追赠陆军上将。
郑洞国(1903—1991)，字桂庭，汉族，湖南石门人。他早在学生时代就参加过“五四”运动。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参加东征和北伐。郑洞国是最早参加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将领之一。曾参加过长城古北口战役、平汉路保定会战、台儿庄大捷、徐州会战、昆仑关战役。1943年春，郑洞国参加中国远征军担任新1军军长，参加收复缅北要地密支那攻坚战。东北内战时期，指挥了热河攻略和两次四平街会战，1948年底，在长春兵败解甲。死后受到两岸共同追悼。
宋希濂，字荫国，汉族，湖南省湘乡县人，抗日名将，中国国民党著名将领，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十四兵团司令。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长沙长郡中学、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肄业，日本陆军步兵学校、重庆陆军大学将官班甲级一期毕业。曾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等战役。
中国共产党
左权，字孳麟，号叔仁，曾用名左纪权，1905年3月15日—1942年5月25日，湖南省醴陵市（县级市)人，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的高级将领。其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赴苏联学习；1934年参加长征。1936年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他协助指挥八路军，粉碎日伪军“扫荡”，取得了百团大战等许多战役、战斗的胜利。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左权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不幸壮烈殉国，年仅37岁。周恩来称他“足以为党之模范”，朱德赞誉他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为纪念左权，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
陈赓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新中国国防科技、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之一。历经北伐、南昌起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汗马功劳。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61年3月16日在上海逝世，终年58岁。徐向前
（1901.11.8-1990.9.21），原名徐象谦，字子敬，山西五台县人，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之一。徐向前(1901.11.8-1990.9.21)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参加了北伐，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广州起义。1929年受命开创鄂豫边区根据地。1932年底开创川陕根据地。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抗日战争中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先后出任过总参谋长、国防部长等职。林彪，原名林祚大，字阳春，号毓蓉；曾用名育容、育荣、尤勇、李进。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在井冈山时期先后任营长、团长、军长、军团长等职。参加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等职，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重大战役。解放后历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中组成反党集团，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蒋先云，湖南省新田县大坪塘乡大坪塘村人。在众多有名无名的英雄烈士中，那威名赫赫、战功赫赫的蒋先云，他是红透了黄埔的一期高才生，以其卓越的才能，成了国共两党合作与交往的桥梁。在承上启下，出谋定计，沟通信息和促进团结合作，发挥过无可代替的作用。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相继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湖北省工人纠察总队队长，5月28日在河南临颍英勇牺牲，后被追赠为中将军衔。刘志丹，名景桂，字子丹、志丹。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刘志丹（1903—1936），早年就读于永宁山高等小学。1921年考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曾任学生会主席，组织领导**。1924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受党指派入黄埔军校第4期学习。1926年秋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担任中共陕西省委秘密交通工作。1928年初率一批干部到豫陕边界地区开展农**动，培养赤卫队骨干。4月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起义失败后，于1929年春返回陕北，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奉命打入陕北、陕甘边一些军阀部队和民团，开展兵运工作，组织革命武装力量，曾先后任营长、团长、旅长等职。1931年9月，阎红彦、吴岱峰率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大队突破黄河天险进入陕甘，刘志丹和谢子长按照陕甘省委的指示，与吴岱峰、阎红彦一起将晋西游击大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总队，对外暂称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后任总指挥），与谢子长率部转战陕甘边，创建革命根据地。，学习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开辟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1933年9月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11月后历任红26军42师参谋长、师长，率部北上庆阳、合水，与地方武装相互配合，开展游击战争。罗瑞卿
（1906年05月31日—1978年08月03日），汉族，四川省南充市舞凤乡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将之一。他参加过长征，在抗日战争时期主持过抗日大学的工作，建国后曾是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共和国的副总理，文革时期受林彪等人诬陷遭批判，1977年被平反，次年去德国治病不幸逝世。陈伯钧
（1910~1974），原名国懋，字少达，达县河市坝人。1923年，陈伯钧考入省立万县第四师范，积极参加**。1927年2月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第三营第六连第一排排长。上井岗山后，参加了争取改造袁文才部的工作。1928年4月朱毛会师后，任工农红军第三十一团第一营第一连连长。
在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五次反“围绕”的战争中，陈伯钧多次负伤，屡立战功。1930年1月，任红六军第一纵队参谋长，7月，任红二十军参谋长，11月，任红三军主力第七师师长，参加了活捉敌师长张辉瓒的龙岗之战。1932年7月，任红十五军军长。1933年1月，任红五军团参谋长。1934年2月，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领导者的打击，调任十三师师长，参加长征。1935年7月，调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参谋长。1936年7月，任六军团军团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陈伯钧历任要职。1937年8月，任一二O师三五九旅旅长。1938年6月，调任抗日军政大学任总训练部部长。后任军事学院副教育长。1943年7月，调任三八五旅副旅长。1945年8月，任联防军副参谋长。1964年1月，调北平军调处，任热河执行小组中共代表。8月，在东北任军政大学教育长。1948年8月，任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兼四十五军军长。新中国成立后，陈伯钧在人民军队建设和军事教育工作中做出了新的贡献。1950年，协助刘伯承筹建军事学院，主持训练工作。1950年，协助刘伯承因病请假，陈伯钧代理院长。1957年9月，调任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1962年9月，任院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任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林彪点名诬陷，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74年2月6日，不幸逝世 聂荣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