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某的行为如何定性论文

李某的行为如何定性论文（通用12篇）

篇1：李某的行为如何定性论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 ，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构成挪用公款罪。在本案中，李某将公款挪用给矿产局使用的行为算不算“归个人使用”呢?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4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二十七次会议通过)中规定，“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这里的“其他单位”既包括非国有单位，也包括国有单位。

这样，对于挪用公款归其他单位使用的情形，只要具备“谋取个人利益”这一要件即构成挪用公款罪。本案中李某虽未获得个人可见利益，但其为情妇谋取的利益，既非国家利益，又非集体利益，当然属于个人利益。当然，这里的“个人利益”，不仅仅限于本人利益。

篇2：李某的行为如何定性论文

赵某是某市劳动就业局局长。4月，应本市矿产局局长王某要求，赵某擅自决定将本单位200万元现金借给矿产局使用用于基建，至今未还。作为回报，王某将赵某之情妇魏某安排到矿产局任办公室副主任。

在对赵某的行为定性问题上，存在几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赵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理由是：

赵某将200万元现金借给了其他国有单位――矿产局。劳动局和矿产局都是国有性质的单位，因此，无论是对于劳动局还是矿产局而言，其公共财产都具有国有性质，因此，劳动局将资金借给矿产局的行为，无非是将国有资金从一个口袋换到了另一个口袋里，资金的性质并未发生变化，因此赵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赵某的行为只是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其理由是：

赵某虽然具有将资金借给其他单位使用的行为，但他没有谋取到可见的利益，没收到可见利益的回报，王某将魏某安排到矿产局任副主任这种利益不是可见的、具体的、可用金钱来衡量的利益，因此不能认定为挪用公款罪中的利益，因此认为不构成挪用公款犯罪，充其量只能作为违反财经纪律处理。

第三种观点认为，赵某的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其理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 ，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构成挪用公款罪。在本案中，赵某将公款挪用给矿产局使用的行为究竟算不算“归个人使用”呢?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4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二十七次会议通过)中规定，“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这里的“其他单位”既包括非国有单位，也包括国有单位。

因此认为，对于挪用公款归其他单位使用的情形，只要具备“谋取个人利益”这一要件即构成挪用公款罪。本案中赵某虽未获得个人可见利益，但其为情妇谋取的利益，既非国家利益，又非集体利益，当然属于个人利益。当然，这里的“个人利益”，不仅仅限于本人利益。因此，对赵某的行为应认定为挪用公款罪。

篇3：李某的行为如何定性论文

颜某是一名交警, 负责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对超员、超载等违章车辆进行查处, 姚某是一名无业人员, 以帮助违章车辆通过收费站为业 (当地俗称黄牛) 。2008年, 姚某与颜某商量, 姚某提前将违章车辆的特征告诉颜某, 颜安排从车子其执勤地点通过而不予查处, 事后每辆车给颜1百元。2008年至2009年间, 二人通过上述方法, 放行违章车辆一百余辆, 姚某收取车主好处费4万元, 按约定分给颜某2万元。二人的行为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二、分歧意见

处理本案时, 对颜某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姚某勾结, 故意不正确履行职责, 放行违章车辆并收受贿赂的犯罪事实无异议, 但对二人的行为如何定罪处罚有以下四种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 对二人以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两个罪名数罪并罚。颜某、姚某相互勾结故意不履行职责, 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同时又收受贿赂, 是两个犯罪行为, 分别具备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应当数罪并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 应当比照刑法的相关规定以受贿罪定罪处罚。颜某、姚某勾结滥用职权并收受贿赂, 属于渎职罪与受贿罪发生牵连, 应当比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 以处罚较重的受贿罪定罪处罚。

第三种意见认为, 二人的行为成立牵连犯, 择一重罪以受贿罪定罪处罚。颜某、姚某勾结故意不履行职责是手段行为, 收受贿赂是目的行为, 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存在牵连时, 按刑法通说应择一重罪即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第四种意见认为, 由于证据上存在缺陷, 就低以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二人的行为成立牵连犯应当择重罪处罚, 但是由于不了解部分违章车辆的情况, 无法向车主收集到足够的证言, 因此, 认定受贿罪的证据不足。就低, 以手段行为即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

三、评析

渎职兼受贿的行为如何定罪处罚, 在理论界争论已久, 结合本案的证据情况, 从有利于司法操作的角度, 笔者同意第四种意见, 对二人的行为以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为宜, 理由如下:

1、以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数罪并罚显失公平

现实中, 渎职犯罪往往都与受贿罪紧密相连, 渎职的动机就是为了受贿, 也正因为受了贿, 才有了渎职犯罪的发生, 彼此间存在牵连关系。对这种行为是数罪并罚, 还是从一重罪处断, 需要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本案中, 滥用职权的手段行为和受贿目的行为比较, 显然非法收受钱财的行为更具社会危害性, 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轻重关系。按重罪处断, 而对轻罪不给予处罚, 并不会带来实质的不合理, 也不会因此放纵犯罪, 相反如何一味以数罪来处罚, 则违背了罪轻刑轻的刑法立法本意, 有显失公平之处。

2、比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三款得规定无法律依据

有人认为, 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司法工作人员贪赃枉法, 有徇私枉法或民事、行政枉法裁判行为, 同时又构成受贿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因此可比照执行。但对其他渎职类犯罪与受贿罪发生牵连时, 我国刑法条文中并无择一重罪处断的具体规定, 且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三款仅是一条刑法分则特别条款, 区别于总则条款和普通条款, 因而它只能适用于该条, 而不能适用于渎职罪中的其他分则条款, 并没有普遍指导作用。因此, 比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三款处罚无法律依据, 有违罪刑法定原则。

3、择一重罪即以受贿罪定罪处罚存在证据上的缺陷

颜某、姚某的行为成立牵连犯, 按刑法通说应择一重罪以受贿罪定罪处罚。但送钱财给二人的违章车主来自于全国各地, 人数众多, 且由于是直接放行, 没有形成相关处罚材料, 因此, 既不知道全部行贿人的姓名和车牌号, 也无法查清他们的住址和联系方式, 无法全面收集到证言。虽然犯罪嫌疑人供认不讳, 但由于得不到行贿人证言的印证, 无法形成完备的证据锁链, 因此, 从证据角度考虑, 认定受贿罪的证据不足。

四、以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亦符合刑法基本原理

篇4：李某储存弹药行为应如何定性

本案争论的焦点在于李某是构成非法储存弹药罪、非法持有弹药罪，还是不构成犯罪？

［速解］本文认为：李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理由如下：

第一，李某的行为不构成非法储存弹药罪。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犯罪对象包括枪支、弹药及爆炸物，在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的行为。根据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相关解释，所谓非法储存是指明知是他人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的枪支、弹药、爆炸物而为其存放的行为。既可以藏在家中，又可以存在他处，如山洞中、他人家里等。不论地点如何，只要属于非法，就不影响本罪的成立。所谓非法，就是违反有关法律规定，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私自进行的有关行为。因此构成非法储存，必须同时符合三个关键要素：一是“明知”；二是“为他人储存”；三是“明知来源非法”。

但是在办理该类案件的具体司法实践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一是自己私自存放枪支、弹药、爆炸物的行为如何定性；二是拒不交代或无法查清来源的枪支、弹药、爆炸物的行为如何定性。于是《刑法》第128条第１款又规定：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违反我国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的行为。所谓非法持有，是指不符合配备、配置枪支、弹药条件的人员，违反枪支管理法律、法规规定，擅自持有枪支、弹药的行为。所谓私藏，是指依法配备、配置枪支、弹药的人员，在配备、配置枪支、弹药的条件消除后，违反枪支管理法律、法规规定，私自藏匿所配备、配置的枪支、弹药且拒不交出的行为。枪支、弹药无论是他人赠予的，还是拾来的，或者是曾经合法配带，以后应交未交的，只要是未经合法批准而私自持有、隐藏，都属于本罪要求的行为。这样就将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的行为纳入了刑罚处罚的范围。但是对于为自己私自存放爆炸物的行为在刑罚处罚上仍然出现了漏洞，而此类犯罪又在涉爆案件中占有较大比例，特别是在我市周边，个体无证采矿户较多，各级部门屡禁不绝，他们经常将炸药、雷管等爆炸物存放在距离村镇较近的山洞中，甚至就存放在人口聚集的居民区，其安全隐患不言而喻，如不对其进行严厉打击，势必严重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为了依法惩治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爆炸物犯罪活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并结合审判实践情况，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该决定第一条将《解释》第八条第一款修改为：“《刑法》第125条第１款规定的‘非法储存’，是指明知是他人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的枪支、弹药而为其存放的行为，或者非法存放爆炸物的行为。”该条修改意见明确将非法储存枪支、弹药和爆炸物的行为进行了区分，即非法储存枪支、弹药罪必须同时符合明知是他人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的枪支、弹药而为其存放的条件，而对非法储存爆炸物的行为则没有了这样限制性的规定。由此可见，李某家存放的子弹没有证据证明系为他人存放，也没有证据证明其系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或邮寄的来源，因此不符合非法储存弹药罪的构成要件，而是非法持有弹药的行为。

第二，李某的行为不构成非法持有弹药罪。李某虽然具有非法持有弹药的行为，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５条第（三）项的规定：非法持有、私藏军用子弹二十发以上，气枪铅弹一千发以上或者其他非军用子弹二百发以上的，以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定罪处罚。李某持有军用子弹十四发，显然没有达到非法持有弹药罪的追诉标准，因此其行为不构成非法持有弹药罪。

篇5：李某的行为如何定性论文

[案情]

3月7日上午，魏龙兵从吉水县城搭乘公共汽车往南昌市，坐在最后一排座位上。当汽车行驶到新干县附近时，驾驶员停车加油。坐在魏龙兵旁边的乘客毛昌仁将随身携带的一只塑料袋(内有用报纸包住的一捆钱共0元及一件上衣)放在自己的座位上，下车方便与购买食物。当客车加油完毕，驾驶员未清点旅客是否都已上车，即启动车辆继续行驶，毛昌仁因此掉车。此时，魏龙兵发现毛昌仁未上车，便将毛放在座位上的塑料袋取过来，见袋内有一捆钱，便偷偷地拿出钱来，藏在自己的衣袋里。毛昌仁掉车后，急忙拦截“的士”追赶十余分钟赶上客车，上车后发现那捆钱不见了，便询问周围旅客是否有人拿了。见无人出声，毛昌仁便叫驾驶员返回将车开往新干县公安局，由公安人员处理。这时魏龙兵出来阻挠，讲自己到南昌有急事，如果耽误了谁也负担不起，不同意将车开往新干县城。驾驶员不理，径直将车开往新干县公安局。在公安人员的教育下，魏龙兵承认拿了毛昌仁的钱，并当场交出。

[分歧]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魏龙兵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有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魏龙兵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乘客毛昌仁的一时疏忽而掉车，对其放在座位上装有20000元人民币的塑料袋已失去控制，这些财物属遗失物，魏龙兵将其中的20000元捡起来意图占为己有，其行为仅属于民法上的恶意占有，属于不当得利，不构成犯罪。

另一种意见认为，魏龙兵的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即魏的`行为已构成盗窃罪，理由如下：

1、毛昌仁放在座位上的财物不属于遗失物。所谓遗失物，是指由于持有者一时疏忽而脱离了自己和有关人员控制范围的财物。其特点是：持有人不知该物失落何方，自己也难以寻找。而本案中的毛昌仁虽然因掉车而把财物遗留在自己的座位上，暂时脱离了自己的控制，但他对这些财物的存放地点是清楚的，并且立即另行搭车追赶寻找。同时这些财物暂时脱离了毛昌仁的控制，但汽车驾驶员、售票员对其仍有控制、掌管的责任，实际上这些财物也仍在驾驶员、售票员的控制范围之内。因此，魏龙兵取走的财物，与在无人控制的场所捡得遗失物是不同的。

篇6：设立私服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设立私服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肖佑良

【案例】11月至2月，高某、王某、周某在湖北省十堰市某小区单元房内合伙非法经营网络游戏。采用非法手段截取官方服务器的资源文件，并从官方网站下载了客户端程序，在租用到两台服务器后便私下开设网站，非法运营侵犯上海某数字娱乐有限公司着作权的海盗王游戏，向玩家出售价格比官网便宜几十倍的虚拟装备，直至案发时违法所得19万余元人民币。

【分歧】该案在处理中，存在四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高某等三人以营利为目的，未经批准，在网上开展非法互联网出版活动，扰乱互联网游戏出版经营的正常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高某等三人以营利为目的，未经着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计算机软件作品，违法所得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侵犯着作权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高某等三人明知海盗王游戏服务器端程序系他人的商业秘密而采取非法手段获取，未获得授权架设服务器擅自运行海盗王网络游戏，并向玩家出售游戏中的虚拟装备谋取利益，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较大损失，系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因未达到立案标准而不构成犯罪。

第四种意见认为：高某等三人的行为既侵犯他人的着作权，又侵犯他人的商业秘密，成立想象竞合犯，根据想象竞合犯的处罚原则，应以侵犯着作权罪定罪处罚。

【评析】笔者同意第四种意见。理由如下：

网络游戏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部分是服务器端程序，这是主体;另一个部分是客户端程序。这两个部分的程序，尽管形式上是分开的，实际运行起来却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一款网络游戏的发行，必然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获得合法授权的运营商自己架设服务器运行网络游戏服务器端程序，另一方面，向客户发行网络游戏客户端。当网络游戏的服务器端和客户端都运行起来，客户端与服务器端自动建立联络，玩家才能够进入游戏环境中操纵游戏角色，进行游戏活动。

私服，指未获得着作权人的授权，非法获取网络游戏服务器端程序，私自架设网络游戏服务器，发行与私服相对应的客户端程序，从事商业运营和拥有自己客户群的行为。私服是相对获得授权的游戏运营商的官服而言的。

从本质上讲，私服其实就是网络游戏的盗版行为的一部分。网络游戏的盗版，具有四个独特之处：一是必定要对非法获取的原版网络游戏的服务器端程序和客户端程序稍加修改;二是不需要有完整的作品复制件向客户转移，只需向客户提供网络游戏客户端程序即可;三是服务器端和客户端同时运行联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向玩家提供游戏服务和产品;四是获取违法所得的方式多种多样，既可以是销售游戏点卡，又可以是出售会员、出售游戏人物的装备、出售级别等等。可见，完整意义的网络游戏盗版行为，除了架设私服之外，还必须有众多的玩家共同参与才可能做到。这种发生在网络空间的网络游戏盗版行为，其“复制发行”的概念及非法获利的方式，与传统盗版的复制发行概念及非法获利的.方式相比，有明显差异。从实质上看，官服及其玩家群是正版，私服及其玩家群就是盗版。

私服的危害性。首先是严重损害网络游戏运营商的利益。盗版者通过私服提供与正版者几乎相同的网络游戏产品和服务，更重要的是，与正版游戏相比，私服对网络游戏设置较低的难度系数，升级更快，出售的游戏点卡或者装备的价格更低，私服自然就吸引了大批玩家，直接分流减少了正版游戏运营商的客户群，给网络游戏运营商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其次，私服是非法的，面临随时被取缔的命运，所以私服的游戏玩家群体的利益无法获得保证，无法进行维权。再次，从长远来看，私服的泛滥成灾，不仅损害了权利人的知识产权和合法权益，阻碍了网络游戏的研究和开发，而且将破坏我国网络游戏这一新兴产业的健康发展。

回到本案，根据国务院下属的几个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对“私服”、“外挂”专项治理的通知》，其中外挂、私服都被认定是非法的。然而，这个通知只是部门意见，并非国家规定。网络游戏市场到目前为此，尚不存在符合国家规定的市场秩序行为，自然不存在有违反国家规定的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虽然擅自设立私服的行为是非法的，但是只违反部门规章，()并不违反国家规定，是非法而不是违法。设立私服的行为，既不具备非法经营罪所要求的行政违法性，又不具备非法经营罪所要求的刑事违法性，故成立非法经营罪的第一种意见并不妥当。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之规定，非法出版、复制、发行他人作品，侵犯着作权构成犯罪的，按照侵犯着作权罪定罪处罚。因此，本案高某等三人擅自架设私服营利的行为，符合侵犯着作权罪的构成要件，成立侵犯着作权罪。

网络游戏服务器端程序的极端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毫无疑问，所有游戏运营商都将穷尽一切手段保护网络游戏服务器端程序这一核心商业机密。 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和《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网络游戏服务器端程序应当属于商业秘密的范畴。网络游戏程序既是作为智力劳动成果的作品，个人或者单位具有相应的着作权，同时网络游戏服务器端程序又是被其拥有者采取防护措施的商业秘密。对此商业秘密，擅自设立私服的行为人，是心知肚明的，依据《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密论。”故本案擅自设立私服的行为，还符合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构成。因本案行为人违法所得数额仅是较大，尚未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只是没有达到立案标准而已。

篇7：李某的行为如何定性论文

性？

2011年05月10日 来源：检察日报

案情:2007年3月26号，福建某高速公路施工，水泥罐车驾驶员魏某驾车从搅拌场把水泥浆运到施工便道一半坡上卸水泥浆，其间有另一辆施工车要经过，魏某决定把车开到一旁，因为半坡起步车轮打滑，整部水泥罐车翻出路外，正好压到工地的看料工棚，致工棚中的看料人夏某当场死亡。

分歧意见:对本案的定性，主要存在以下三种分歧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魏某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第二种意见认为，魏某的行为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第三种意见认为，魏某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评析: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首先，交通肇事罪与重大责任事故罪都是过失犯罪，但二者成立的时间条件和空间范围有很大的不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交通肇事罪原则上只能发生在公共交通管理范围之内，虽然道路交通安全法将“道路”扩展为“单位管辖范围内但允许社会车辆通行的地方”。本案中，建设中的高速公路的施工便道显然不属“公共交通管理”范围内，而是正在施工中的路段。魏某从事的行为也并非交通

运输活动，而是在施工现场进行“生产、作业”的行为;交通肇事罪具有危害交通公共安全的本质属性，本案中魏某在施工便道驾车，不具有危害交通公共安全的可能性。

其次，魏某的行为同时符合过失致人死亡罪和重大责任事故罪两个罪名，属于法条竞合犯。重大责任事故罪相对于过失致人死亡罪来说，属于特殊条款的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罪属于一般条款的规定。行为符合特别条款时，应按特别条款的规定论处。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的过失致人死亡罪还规定“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因此本案也应当适用特别条款规定，按照重大责任事故罪定罪量刑。再次，魏某的行为符合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把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行为主体范围限定于工厂、矿山、林场、建筑企业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刑法修正案(六)扩大了重大责任事故罪主体的适用范围，从立法原意看，对该罪修订的目的是为了扩大适用范围，进一步确保安全生产，将原来“不服管理、违反规章制度，或者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修改为“违反安全管理的规定”，强调的是只要涉及到安全管理规定，那么就属于本条规制范围。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基本犯罪构成有三个:一是在生产、作业中(主体为生产、作业的一切人员);二是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三是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严重后果。本案中魏某违反安全操作规定，符合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篇8：李某的行为如何定性论文

一、分歧意见

对本案谢某某该如何定性, 存在着四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构成侵占罪。理由是车主或车行委托谢某某代为办理车辆购置税手续, 其将相关款项交由谢某某, 已经构成一种代为保管、代为办理的民事合同关系。而谢某某拿到款项后, 未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 而是去伪造假的税收通用缴款书。其目的是想非法占为己有, 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行为应构成侵占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构成合同诈骗罪。理由是谢某某平时就接受多部车的车主或车行的委托向税务机关代缴车辆购置税, 其行为目的是为了赚取所谓的代办费, 实质上是一种生产经营行为。虽然没有订立书面合同, 但是现有证据能够证明确实存在合同关系, 即便只是口头合同的形式, 也不影响合同诈骗罪的成立。

第三种意见认为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本案中的《税收通用缴款书》虽然并非由银行印制、使用, 但是从案情也可以看出, 该税收通用缴款书客观上起到银行结算的作用, 并为银行金融机构所接受。2003年12月9日,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其他银行结算凭证有关问题的复函》称, 根据《支付结算办法》、《银发【1997】393号文印发》的有关规定, 办理票据、信用卡和汇兑、托收承付、委托收款等转账结算业务所使用的凭证均属银行结算凭证。因此, 对金融凭证的范围不能作过于狭义的理解, 只要在经济活动中具有货币给付和资金清算作用, 并表明银行与客户之间已受理或已办结相关支付结算业务的凭证, 均应认定为银行结算凭证, 属于金融票证的范畴。从该税收通用缴款书的功能和性质看, 其具有支付功能, 能进入银行结算业务, 由国家统一规定并为银行金融机构所接受, 是符合其他银行结算凭证的要求的。

第四种意见认为构成诈骗罪。理由笔者将在接下来的部分详细阐明。

二、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四种意见, 此案应定诈骗罪, 具体分析如下:

(一) 谢某某的行为不构成侵占罪

侵占罪是指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已有或者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 数额较大, 拒不退还的。侵占罪区别于诈骗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犯罪对象必须是代为保管物或者拾得物、埋藏物。本案中犯罪对象是车主预交的税款。车主并不是让嫌疑人代为保管, 而是委托其交由税务机关。

(二) 谢某某的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 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 数额较大的行为。本案中, 谢某某与车主形成的口头委托代办合同不涉及商品生产、交换、买卖, 不属于市场经济领域的经济合同;从侵犯客体来看, 并未侵犯合同诈骗罪所要求的市场经济管理秩序。因此, 不具有合同诈骗罪的犯罪客体。

(三) 谢某某的行为不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

金融凭证诈骗罪的犯罪手段是使用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 而本案的犯罪手段是通过伪造《税收通用缴款书》。区分诈骗罪与金融凭证诈骗罪的关键就在于本案中的《税收通用缴款书》是否构成刑法意义上的金融凭证。该凭证是由税务机关印制、发行、使用的, 不具有银行结算功能。而且对刑法的适用, 应秉承更加严苛的认定标准, 在没有法律法规等依据的情况下, 不宜随意扩大金融凭证的内涵和范围。另外, 金融凭证诈骗罪所保护的客体是金融管理秩序, 本案中伪造银行印章是犯罪手段而不是犯罪目的。犯罪目的是为骗取车主的税款, 而银行并没有被骗, 也没有遭受损失。

(四) 谢某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谢某某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实施了伪造银行印章的行为, 一个月内连续作案多起, 从伪造银行印章开始说明谢某某即产生非法占有税款的主观故意。从赃款使用情况来看, 谢某某辩解用于二手车经营的情况无法查证是否属实。谢某某事后补交2部车的税款只能说明其对该2部车的税款没有非法占有主观故意, 而不足以推定其没有非法占有其他6部车税款的主观故意。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 (三) 关于金融诈骗罪的部分列举了金融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情形: (1) 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 (3) 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根据该规定, 笔者认为谢某某明知自己没有归还能力, 而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来弥补亏空的手段, 足以认定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主观故意。

篇9：李某的行为如何定性论文

犯罪嫌疑人王某在一家工厂打工。 年 11 月6 日8 时，王某趁自己一人值班之际，撬开老板的抽屉，盗走欠条两张，共计 11 万元。盗得欠条后，王某连夜租车找到打欠条的杨某和胡某，假称老板急需用钱，派自己前来讨账，杨某和胡某以前均知道王某系其老板的雇员，王某共计从两人手中取走现金 56000 元后潜逃， 2007 年底王某被抓获归案。在对本案的定性中出现了以下几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王某的行为属于合同诈骗。王某本人与出具欠条的杨某和胡某之间并无合同关系，是王某的老板与杨某和胡某之间有经济合同关系。但王某以虚构事实并持有他人因合同关系而产生的的债权凭证作为向对方索要债务的凭据，其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的犯罪构成。

第二种意见认为，王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虽然现有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借条也是一种有价证券，但从事实上看，当犯罪嫌疑人占有该借条后，即取得了向债务人索款的权利，而相应地真正的债权人因失去了该借条，就丧失了追索权，从而失去了借条所记载金额的财产的所有权。 因此盗窃借条类似于盗窃银行存单的性质，侵犯了真正债权人的财产所有权，应构成盗窃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王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法律解读

首先，王某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指以书面形式形成的合同(不包括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劳动法中的劳务合同以及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等)。因为在合同诈骗罪的认定中，需要能够证明被告人所利用合同存在的证据，虽然合同具有的形式较多，但不同形式的合同，在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具有举证难易程度的区别。口头合同虽然也是民事法律认可的一种合同形式，但由于此合同通常不具备书面合同应具有的周全的核心条款，往往在出现诈骗后双方只能提供言词，很难从证据上印证事实。因此，从证据的客观性来说，口头合同不应成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另外，合同诈骗罪是诈骗罪的一种特殊形式，从立法者设立该罪的目的来看，是为了维护诚实信用的市场秩序和保护公私财物的所有权，着重强调的是通过签订、履行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杨某和胡某虽与王某的老板之间存在某种因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但本案中王某的行为，与上述合同诈骗的构成特征并不相符。

其次，王某不构成盗窃罪。本案中需要弄清楚的是借条是不是有价证券?有价证券本身没有价值，但由于其代表一定量的财产权利，持有者可凭其直接取得一定量的商品、货币或利息、股息，因而客观上也就具有交易价格，故称为有价证券，一般具有固定格式。 对于有价凭证、有价票证、有价证券，承兑机构是见票即付，也不会对债权债务关系是否成立提出异议。而借条是证明当事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一种书面凭证。从民法的观点而言，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不是以是否有借条为条件的。 有借条的存在，但有相关证据证明债权债务关系消失的，则认定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没有借条，但当事人双方均承认有借贷关系的，也认定当事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成立。对于借条，债务人有权对持票人拒付，也可对债权债务关系是否成立提出异议，并可以诉讼方式予以认可。因此，借条的功能更多的属于证据的凭证，其次的功能才是债权的凭证。 显然，借条不具备有价证券的特征。 所以直接盗取借条的行为不构成盗窃。 盗窃他人欠条后销毁或没有取得实际财物的，可不按犯罪处理。而盗窃自己写给他人欠条的，可以按盗窃罪认定，而且是既遂，因为他和真正的盗窃并无多大区别，这时的借条就是他返还财物的重要凭证，如果借条没有了，那就意味着他已经取得了别人所占有的财物。

篇10：本案如何定性论文

[案情] 曾某、刘某毗邻而居，关系很好。年底刘某得病需钱冶疗，曾某便主动给刘某送去3千元钱，并对刘某说：“你先用着，以后再说”。刘某收了钱，并表示谢意。3个月以后，曾某、刘某因相邻纠纷闹翻，曾某要求刘某返还3千元钱，刘某拒绝。4月初，曾某起诉到法院，要求刘某返还3千元钱。

[分歧] 对本案处理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曾某要求刘某返还3千元钱的诉讼请求不应支持。刘某没有向曾某借钱的意思表示，而是曾某主动给刘某3千元钱的，曾、刘之间是一种赠与关系，不存在借贷关系。故不应支持曾某的诉讼请求。

第二种认为，应支持曾某的诉讼请求。因曾某未明确表明该款是赠送给刘某的，因此不能推定曾、刘之间形成赠与关系。既然曾与刘之间不存在赠与关系，根据中国人的语言具有含蓄性特点，则可认定曾、刘之间形成借贷关系，因此应支持曾某的诉讼请求。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篇11：李某的行为如何定性论文

被告人唐某, 男, 1993年**月**日出生, 农民, 2016年4月21日被因本案被逮捕。

被告人倪某, 男, 1995年**月**日出生, 农民, 2016年4月21日被因本案被监视居住。

本院以二被告人犯抢劫罪, 向某某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某某区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查明:被告人唐某、倪某经事先预谋, 欲将王某某喝醉后取走王的手机。2015年12月20日晚, 被告人倪某借口失恋将王某某约出, 三人先后在黄岩区、椒江区的KTV、酒吧等地喝了三场酒, 后将王某某带至黄岩区**街道**酒店内, 趁王熟睡之际, 由被告人唐某取走王某某的价值人民币4012元的苹果6S手机。次日下午, 二被告人共同将该手机销赃于路桥数码城一店铺。

某某区人民法院认为, 二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相互结伙, 当场使用暴力、胁迫以外的其他方式劫取他人财物, 其行为均已构成抢劫罪, 依法均应予惩处。公诉机关指控二被告人的罪名成立。鉴于二被告人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认罪态度较好, 系初犯、偶犯, 已赔偿损失, 并取得谅解等, 依法并酌情对二被告人均予以从轻处罚。据此,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 以被告人唐某犯抢劫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被告人倪某犯抢劫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一审宣判后, 被告人唐某提出上述, 认为:原判定性不正确, 其行为不构成抢劫罪, 而应构成盗窃罪。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唐某、倪某事先预谋, 约被害人王某某喝酒, 并将王某某喝醉后而取走王的手机的主观故意明确;客观方面, 二被告人趁被害人酒后处于“不知反抗、不能反抗”的状态下劫取财物, 系使用暴力、胁迫以外的其他方式劫取他人财物的行为, 依法构成抢劫罪。故原判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 量刑适当, 审判程序合法, 遂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二、主要问题

经预谋将被害人约出来喝酒, 趁其熟睡后, 继而取得财物的行为如何定性?

三、评析

本案主要涉及抢劫罪和盗窃罪本质特征及其在客观方面的区别。盗窃罪的本质特征是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 即趁财物所有人没有发觉的方法暗中取之, 而抢劫罪在客观方面主要是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 使财产所有人不能抗拒、不敢抗拒、不知抗拒或者丧失抗拒能力而劫之。所以盗窃系“和平”, 非暴力取得钱财, 抢劫系强制取得钱财。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应定性为盗窃罪。

理由:1、本案中, 二被告人的主观故意是秘密窃取。二人为了从被害人身上取得手机, 预谋是趁被害人喝醉的时候将手机偷来。2、“喝醉”不属于具有《刑法》评价价值对人身和社会具有危险性的行为, 不胜酒力而醉酒的原因大致有因兴奋、高兴而主动多喝, 有因为抹不开面子而被动多喝, 有因为猜拳行酒令而不得不喝等。本案中, 喝酒是被害人的自愿行为, 被害人陈述自己感觉喝不下了, 就没有喝了, 二被告人不存在强行灌酒的行为, 不存在社会危害性。3、将“喝醉”作为评价抢劫罪的犯罪手段会产生法律逻辑上的混乱。非转化型抢劫罪中, 整个犯罪的实施类型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行为人用犯罪致被害人晕厥, 然后取得财物;第二种是行为人使用犯罪手段迫使被害人主动交付财物;第三种是行为人使用犯罪手段从被害人处抢走财物。上述第二种情形与灌醉酒后取走财物的情形相似, 但是, 该种实施类型中, 被害人的参与正是抢劫罪中的后果体现, 并非手段行为。如果将被害人的参与的手段行为认为构成抢劫罪, 就会产生逻辑上的混乱。因为被害人在喝酒的过程中, 是主动参与的, 且参与是手段行为, 则必然会得出结论:被害人与行为密切配合后, 共同实施了将被害人“喝醉”的抢劫行为, 被害人与行为人构成共犯。那么本案中被害人也要被追究刑事责任了, 这很荒谬。4、本案证据无法证明酒后被害人已丧失反抗力, 故被告人取得财物与醉酒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为本案中虽然喝了三场酒, 但被害人没有当场被喝趴下丧失反抗能力而被拿走财物, 而是选择了与被告人一起去住酒店, 给被告人创造了盗窃的机会。晚上睡觉是自然规律, 因为被害人熟睡才是被告人取得财物的原因。综上, 本案应认定为盗窃罪。

我们认为, 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本案应定性为抢劫罪。

理由:1、本案被告人没有采取暴力、胁迫手段, 而是以喝酒的方式将被害人喝醉后非法占有了他的财物, 从表面看, 被告人的犯罪手段不同, 但实质是一样的, 即两种行为都使被害人失去了反抗能力, 然后非法占有他人财物, 属于以暴力、胁迫以外的其他使被害人丧失反抗能力的方式实施的抢劫罪。二被告人均参与了预谋, 并把被害人叫出来一起喝酒, 期间因被害人没有喝醉, 被告人提议换地方喝酒, 共喝了三场酒, 最后为了创造拿手机的机会, 又开房间叫被害人住酒店, 此时被害人已酒后熟睡, 已经丧失反抗能力, 故被告人取得财物与醉酒之间存在因果关系。2、二被告人无灌酒的行为, 被害人是否喝醉存疑。但是, 二被告人经事先预谋, 主观心态上已达成了将被害人喝醉而取走其手机的共同故意, 为创造在被害人喝醉后而取走手机的机会, 二被告人亦在客观上实施了将被害人约出, 并连续多场次喝酒的行为。被害人在进入宾馆后迷迷糊糊很快睡着了, 此时的状态正是二被告人事前预谋时所追求的希望发生的状态。虽无法判断被害人醉酒达到何种程度, 但被害人之前的喝酒行为对其身体机能的反应、疲劳状态必然有影响, 在客观上已造成被害人处于不知抗拒的状态。二被告人的行为已符合抢劫罪中以暴力、威胁方法以外的手段使他人处于不知抗拒的状态, 而劫取他人财物的特征。3、被害人在犯罪实施过程中的主动参与, 并不会得出被害人与行为人构成共犯的结论, 比如我们熟悉的诈骗犯罪, 要构成该罪的要件, 必然会有被害人主动交付财物的行为, 难道此时被害人与行为人构成诈骗共犯?显然是荒谬的。本案中, 被害人主动参与喝酒, 也是因为被告人倪某自称失恋, 需要喝酒浇愁, 其出于朋友感情, 欣然付约, 事实上, 其是落入了被告人精心设计的陷阱里, 从而主动喝酒。所以被害人的喝酒也是其受被告人蒙骗从而陷入错误认识而做出的行为, 不能以此来减轻被告人的罪责。

摘要：抢劫罪和盗窃罪都是侵财性犯罪, 盗窃罪是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 而抢劫罪是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 使财产所有人不能抗拒、不敢抗拒、不知抗拒或者丧失抗拒能力而劫之。所以盗窃系“和平”, 非暴力取得钱财, 抢劫系强制取得钱财。而在司法实践中, 行为人采用除暴力、胁迫以外的其他方法, 使财产所有人丧失抗拒能力取得财物, 从表面上也是“和平”取财, 造成了混淆, 引发了如何定性的争论, 我们要拨开迷雾看本质, 准确地适用刑罚, 才能罚当其罪。

关键词：抢劫,醉酒,盗窃

参考文献

篇12：交通肇事逃逸的行为定性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快速便捷交通运输工具-----汽车, 急剧增加。汽车的增加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便利, 但同时也伴随着可怕的交通事故。而交通肇事逃逸又是交通事故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交通肇事后逃逸事件在我国时有发生, 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不仅使受害人生命财产得不到及时的救助, 败坏了社会道德, 影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 同时又增加了有关机关处理交通事故的困难, 造成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以及交通管理秩序的混乱。因此, 深刻认识和分析交通肇事逃逸行为, 正确规定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刑事责任, 严厉惩罚交通肇事逃逸犯罪人员, 都为有效规制和预防交通肇事逃逸行为, 创造良好的交通秩序环境, 提供了极大地帮助。

一、逃逸行为的定义

“逃逸”是一书面话语的概念, 在交通肇事中表现为“逃跑”的客观行为。在我国刑法中一般是把犯罪后自首的行为, 作为从轻处罚的情节, 但对于犯罪后逃避法律追究的逃跑行为, 一般不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但在交通肇事中“逃逸”行为被用作定罪量刑的相关术语, 这就交通肇事逃逸行为有了复杂的含义。对于刑法意义上的“逃逸”行为, 我们应当明确它违反了什么, 为什么要受到刑事处罚, 而不能将“逃逸”的描述与逃跑的行为等同。因此, 根据刑法中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以及《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74条第1款对交通肇事逃逸的规定, 对逃逸行为的含义作以下几个方面的剖析。

1、交通肇事行为的严重程度, 这是交通肇事后逃逸罪认定的前提和基础。在交通肇事逃逸案中, 交通肇事行为必须达到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程度, 如果行为人没有造成上述严重后果而逃逸的, 只能作为治安处罚的从重情节考虑。

2、行为人的主观意识, 即肇事的行为人在逃逸时, 是明知自己的行为导致了交通事故的生, 如果行为人没有意识到交通事故的发生而离开现场, 则只能认定其构成一般交通肇事罪。当然, 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造成交通事装作不知道的, 仍应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

3、逃逸的目的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 这是“交通肇事后逃逸”认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许多交通肇事逃逸案件中, 肇事人逃跑的目的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但也不排除少数人有其他目的, 如害怕遭到被害人亲友及其他围观群众的殴打, 这些人往往在逃离现场后, 很快通过报告领导或报警等方式, 接受法律的处理。他们的主观恶性要小得多, 因此, 在交通肇事罪认定时, 应加以区分。另外, 交通肇事后逃逸, 并不单指的当场逃逸, 也包括事后逃逸, 关键是看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与社会危害性, 有些交通肇事行为人将被害人送往医院抢救, 但在之后却畏罪逃跑的仍应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

因此, 我们可以说, 交通肇事逃逸行为是交通参与人明知发生交通事故后, 在有关机关控制之前, 肇事者逃逸或者虽未逃逸但拒不抢救伤者和财产或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行为。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必须有不救助的行为性质或者不协助调查的行为性质。

二、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先行行为

先行行为是适用于刑法的不作为犯罪中, 它是引起不作为犯罪中的作为义务的一种先在的条件。由先行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问题, 在法学理论界存在着诸多的争论, 其中包括先行行为是否限于违法和有责?先行行为能否有犯罪行为构成?等等问题。关于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中的先行行为问题, 是研究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关键。

1、交通肇事逃逸中的先行行为

在我国现行的刑法中, 交通肇事罪是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先行行为。即如果行为人在先前的交通肇事行为中不构成犯罪, 那么其逃逸行为也构不成刑法意义上的逃逸行为, 不会受到刑事处罚。根据我国刑法第133条的规定, 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 因而发生重大事故, 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此, 逃逸行为的先前行为是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 并且伴有重大事故, 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我们可以这样说, 交通肇事罪是按照交通事故后果的严重程度, 以及肇事者在交通事故形成中的作用来判断是否构成犯罪的。所以, 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先行行为是交通肇事罪。

2、交通肇事行为与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联系和区别

在我国, 交通肇事逃逸行为是作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情节来定位的。他们之间一下的区别:

首先, 从侵犯利益的角度看, 交通肇事罪违反的是交通运输安全管理法规, 侵害的是公共交通安全;而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违反的是交通事故处理法规, 侵害的是受害人的生命健康安全或者财产安全, 损害了特定的交通安全管理秩序。

其次, 从主观认识方面看, 交通肇事行为是一种过失性的行为, 行为人对于事情的结果是持不希望的态度;而肇事后逃逸, 是为逃避法律责任或者是逃避救助义务, 这是在主观上故意违反法定义务, 具有逃避责任主观恶性。

再次, 从危害的后果看, 交通肇事行为, 造成的是受害人人身及财产的损害;交通肇事后逃逸则造成了新的危害后果。

三、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独立入罪分析

对于交通肇事逃逸行为是否能构成独立犯罪, 刑法理论界现存在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交通肇事逃逸是交通肇事行为的继续, 逃逸的实质是行为人“趋利避害”心理的作用结果, 从而使结果进一步加重, 行为人尽管在主观上对被害人加重结果存在放任之心, 但这一点并没有与进一步的行为相联系。而有的学者则认为交通肇事逃逸行为是一种独立的犯罪行为, 可以实行数罪并罚或者把它作为吸收犯来处理。

1、犯罪化的必要性标准使肇事逃逸可以独立入罪

在我国的刑法中, 犯罪化必要性标准, 是指确定不法行为构成犯罪的标准, 应当符合国家管理的客观需要。即当民事制裁、行政制裁等一些法律调控手段, 对于一些不法行为无效时, 在客观上需要刑法介入, 以加强对不法行为的打击和控制力度。

根据我国目前的法律, 虽对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加大了惩罚的力度, 但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肇事行为产生的威慑力还不够, 逃逸仅是交通肇事逃逸罪的重情节, 并没有引起交通肇事者的足够重视, 因此, 交通肇事逃逸的现象屡见不鲜。如果刑法将逃逸行为从交通肇事罪中独立出来, 就会有利于增强法律对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威慑力, 从而遏制逃逸行为的发生。

2、肇事逃逸独立入罪符合社会正义的要求

维护正义是法律法规的根本目的之一, 正义的价值正是对刑事规范的限制, 通过这些限制促进社会和谐和个人自由发展。

3、肇事逃逸独立入罪利于发挥刑法的威慑力

将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单独入罪, 有利于表明了刑法对于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重视, 也能引起交通参与人的足够重视。根据刑法经济学的原理, 每一个犯罪行为人在实施犯罪之前, 都会进行利益的权衡, 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行为方式。交通肇事罪的独立入罪有利于发挥刑法的威慑力。

综上所述, 将逃逸行为从交通肇事罪中独立出来, 不但增强了法律对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威慑力, 充分发挥刑法的规制作用, 有力打击和遏制交通肇事逃逸行为, 而且能使交通肇事罪单纯化, 保证此类案件定罪标准的统一, 避免适用上的混乱局面。

参考文献

[1]于改之:《不作为犯罪中的“先行行为”的本质及其产生作为义务的条件》,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0 (5) 。

[2]侯国云:《有关交通肇事罪的几个疑难问题》, 中国法学, 2003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