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某的行为应如何定性论文

2024-04-28

赵某的行为应如何定性论文(精选6篇)

篇1:赵某的行为应如何定性论文

赵某的行为应如何定性论文

赵某是某市劳动就业局局长。4月,应本市矿产局局长王某要求,赵某擅自决定将本单位200万元现金借给矿产局使用用于基建,至今未还。作为回报,王某将赵某之情妇魏某安排到矿产局任办公室副主任。

在对赵某的行为定性问题上,存在几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赵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理由是:

赵某将200万元现金借给了其他国有单位――矿产局。劳动局和矿产局都是国有性质的单位,因此,无论是对于劳动局还是矿产局而言,其公共财产都具有国有性质,因此,劳动局将资金借给矿产局的行为,无非是将国有资金从一个口袋换到了另一个口袋里,资金的性质并未发生变化,因此赵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赵某的行为只是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其理由是:

赵某虽然具有将资金借给其他单位使用的行为,但他没有谋取到可见的利益,没收到可见利益的回报,王某将魏某安排到矿产局任副主任这种利益不是可见的、具体的、可用金钱来衡量的利益,因此不能认定为挪用公款罪中的利益,因此认为不构成挪用公款犯罪,充其量只能作为违反财经纪律处理。

第三种观点认为,赵某的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其理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 ,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构成挪用公款罪。在本案中,赵某将公款挪用给矿产局使用的行为究竟算不算“归个人使用”呢?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4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二十七次会议通过)中规定,“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这里的“其他单位”既包括非国有单位,也包括国有单位。

因此认为,对于挪用公款归其他单位使用的情形,只要具备“谋取个人利益”这一要件即构成挪用公款罪。本案中赵某虽未获得个人可见利益,但其为情妇谋取的利益,既非国家利益,又非集体利益,当然属于个人利益。当然,这里的“个人利益”,不仅仅限于本人利益。因此,对赵某的行为应认定为挪用公款罪。

本人同意第三种观点,赵某的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

篇2:赵某的行为应如何定性论文

[案情]

3月7日上午,魏龙兵从吉水县城搭乘公共汽车往南昌市,坐在最后一排座位上。当汽车行驶到新干县附近时,驾驶员停车加油。坐在魏龙兵旁边的乘客毛昌仁将随身携带的一只塑料袋(内有用报纸包住的一捆钱共0元及一件上衣)放在自己的座位上,下车方便与购买食物。当客车加油完毕,驾驶员未清点旅客是否都已上车,即启动车辆继续行驶,毛昌仁因此掉车。此时,魏龙兵发现毛昌仁未上车,便将毛放在座位上的塑料袋取过来,见袋内有一捆钱,便偷偷地拿出钱来,藏在自己的衣袋里。毛昌仁掉车后,急忙拦截“的士”追赶十余分钟赶上客车,上车后发现那捆钱不见了,便询问周围旅客是否有人拿了。见无人出声,毛昌仁便叫驾驶员返回将车开往新干县公安局,由公安人员处理。这时魏龙兵出来阻挠,讲自己到南昌有急事,如果耽误了谁也负担不起,不同意将车开往新干县城。驾驶员不理,径直将车开往新干县公安局。在公安人员的教育下,魏龙兵承认拿了毛昌仁的钱,并当场交出。

[分歧]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魏龙兵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有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魏龙兵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乘客毛昌仁的一时疏忽而掉车,对其放在座位上装有20000元人民币的塑料袋已失去控制,这些财物属遗失物,魏龙兵将其中的20000元捡起来意图占为己有,其行为仅属于民法上的恶意占有,属于不当得利,不构成犯罪。

另一种意见认为,魏龙兵的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即魏的`行为已构成盗窃罪,理由如下:

1、毛昌仁放在座位上的财物不属于遗失物。所谓遗失物,是指由于持有者一时疏忽而脱离了自己和有关人员控制范围的财物。其特点是:持有人不知该物失落何方,自己也难以寻找。而本案中的毛昌仁虽然因掉车而把财物遗留在自己的座位上,暂时脱离了自己的控制,但他对这些财物的存放地点是清楚的,并且立即另行搭车追赶寻找。同时这些财物暂时脱离了毛昌仁的控制,但汽车驾驶员、售票员对其仍有控制、掌管的责任,实际上这些财物也仍在驾驶员、售票员的控制范围之内。因此,魏龙兵取走的财物,与在无人控制的场所捡得遗失物是不同的。

篇3:赵某的行为应如何定性论文

一、分歧意见

对本案谢某某该如何定性, 存在着四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构成侵占罪。理由是车主或车行委托谢某某代为办理车辆购置税手续, 其将相关款项交由谢某某, 已经构成一种代为保管、代为办理的民事合同关系。而谢某某拿到款项后, 未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 而是去伪造假的税收通用缴款书。其目的是想非法占为己有, 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行为应构成侵占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构成合同诈骗罪。理由是谢某某平时就接受多部车的车主或车行的委托向税务机关代缴车辆购置税, 其行为目的是为了赚取所谓的代办费, 实质上是一种生产经营行为。虽然没有订立书面合同, 但是现有证据能够证明确实存在合同关系, 即便只是口头合同的形式, 也不影响合同诈骗罪的成立。

第三种意见认为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本案中的《税收通用缴款书》虽然并非由银行印制、使用, 但是从案情也可以看出, 该税收通用缴款书客观上起到银行结算的作用, 并为银行金融机构所接受。2003年12月9日,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其他银行结算凭证有关问题的复函》称, 根据《支付结算办法》、《银发【1997】393号文印发》的有关规定, 办理票据、信用卡和汇兑、托收承付、委托收款等转账结算业务所使用的凭证均属银行结算凭证。因此, 对金融凭证的范围不能作过于狭义的理解, 只要在经济活动中具有货币给付和资金清算作用, 并表明银行与客户之间已受理或已办结相关支付结算业务的凭证, 均应认定为银行结算凭证, 属于金融票证的范畴。从该税收通用缴款书的功能和性质看, 其具有支付功能, 能进入银行结算业务, 由国家统一规定并为银行金融机构所接受, 是符合其他银行结算凭证的要求的。

第四种意见认为构成诈骗罪。理由笔者将在接下来的部分详细阐明。

二、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四种意见, 此案应定诈骗罪, 具体分析如下:

(一) 谢某某的行为不构成侵占罪

侵占罪是指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已有或者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 数额较大, 拒不退还的。侵占罪区别于诈骗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犯罪对象必须是代为保管物或者拾得物、埋藏物。本案中犯罪对象是车主预交的税款。车主并不是让嫌疑人代为保管, 而是委托其交由税务机关。

(二) 谢某某的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 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 数额较大的行为。本案中, 谢某某与车主形成的口头委托代办合同不涉及商品生产、交换、买卖, 不属于市场经济领域的经济合同;从侵犯客体来看, 并未侵犯合同诈骗罪所要求的市场经济管理秩序。因此, 不具有合同诈骗罪的犯罪客体。

(三) 谢某某的行为不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

金融凭证诈骗罪的犯罪手段是使用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 而本案的犯罪手段是通过伪造《税收通用缴款书》。区分诈骗罪与金融凭证诈骗罪的关键就在于本案中的《税收通用缴款书》是否构成刑法意义上的金融凭证。该凭证是由税务机关印制、发行、使用的, 不具有银行结算功能。而且对刑法的适用, 应秉承更加严苛的认定标准, 在没有法律法规等依据的情况下, 不宜随意扩大金融凭证的内涵和范围。另外, 金融凭证诈骗罪所保护的客体是金融管理秩序, 本案中伪造银行印章是犯罪手段而不是犯罪目的。犯罪目的是为骗取车主的税款, 而银行并没有被骗, 也没有遭受损失。

(四) 谢某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谢某某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实施了伪造银行印章的行为, 一个月内连续作案多起, 从伪造银行印章开始说明谢某某即产生非法占有税款的主观故意。从赃款使用情况来看, 谢某某辩解用于二手车经营的情况无法查证是否属实。谢某某事后补交2部车的税款只能说明其对该2部车的税款没有非法占有主观故意, 而不足以推定其没有非法占有其他6部车税款的主观故意。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 (三) 关于金融诈骗罪的部分列举了金融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情形: (1) 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 (3) 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根据该规定, 笔者认为谢某某明知自己没有归还能力, 而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来弥补亏空的手段, 足以认定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主观故意。

篇4:李某储存弹药行为应如何定性

本案争论的焦点在于李某是构成非法储存弹药罪、非法持有弹药罪,还是不构成犯罪?

[速解]本文认为:李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理由如下:

第一,李某的行为不构成非法储存弹药罪。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犯罪对象包括枪支、弹药及爆炸物,在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的行为。根据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相关解释,所谓非法储存是指明知是他人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的枪支、弹药、爆炸物而为其存放的行为。既可以藏在家中,又可以存在他处,如山洞中、他人家里等。不论地点如何,只要属于非法,就不影响本罪的成立。所谓非法,就是违反有关法律规定,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私自进行的有关行为。因此构成非法储存,必须同时符合三个关键要素:一是“明知”;二是“为他人储存”;三是“明知来源非法”。

但是在办理该类案件的具体司法实践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一是自己私自存放枪支、弹药、爆炸物的行为如何定性;二是拒不交代或无法查清来源的枪支、弹药、爆炸物的行为如何定性。于是《刑法》第128条第1款又规定: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违反我国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的行为。所谓非法持有,是指不符合配备、配置枪支、弹药条件的人员,违反枪支管理法律、法规规定,擅自持有枪支、弹药的行为。所谓私藏,是指依法配备、配置枪支、弹药的人员,在配备、配置枪支、弹药的条件消除后,违反枪支管理法律、法规规定,私自藏匿所配备、配置的枪支、弹药且拒不交出的行为。枪支、弹药无论是他人赠予的,还是拾来的,或者是曾经合法配带,以后应交未交的,只要是未经合法批准而私自持有、隐藏,都属于本罪要求的行为。这样就将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的行为纳入了刑罚处罚的范围。但是对于为自己私自存放爆炸物的行为在刑罚处罚上仍然出现了漏洞,而此类犯罪又在涉爆案件中占有较大比例,特别是在我市周边,个体无证采矿户较多,各级部门屡禁不绝,他们经常将炸药、雷管等爆炸物存放在距离村镇较近的山洞中,甚至就存放在人口聚集的居民区,其安全隐患不言而喻,如不对其进行严厉打击,势必严重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为了依法惩治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爆炸物犯罪活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并结合审判实践情况,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该决定第一条将《解释》第八条第一款修改为:“《刑法》第125条第1款规定的‘非法储存’,是指明知是他人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的枪支、弹药而为其存放的行为,或者非法存放爆炸物的行为。”该条修改意见明确将非法储存枪支、弹药和爆炸物的行为进行了区分,即非法储存枪支、弹药罪必须同时符合明知是他人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的枪支、弹药而为其存放的条件,而对非法储存爆炸物的行为则没有了这样限制性的规定。由此可见,李某家存放的子弹没有证据证明系为他人存放,也没有证据证明其系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或邮寄的来源,因此不符合非法储存弹药罪的构成要件,而是非法持有弹药的行为。

第二,李某的行为不构成非法持有弹药罪。李某虽然具有非法持有弹药的行为,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第(三)项的规定:非法持有、私藏军用子弹二十发以上,气枪铅弹一千发以上或者其他非军用子弹二百发以上的,以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定罪处罚。李某持有军用子弹十四发,显然没有达到非法持有弹药罪的追诉标准,因此其行为不构成非法持有弹药罪。

篇5:本案史某的行为如何定性论文

[案情]7月23日,史某因生意周转缺乏资金向王某借款50000元,当日,史某出具借条后,承诺在三个月内还清全部借款本息。次年2月,王某向史某催问借款,史某以忘记借款利率为由要求王某出示借条,然后趁王某不备将借条抢到手中撕毁。王某随机抓住史某并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分歧]本案在处理过程中,对史某的行为如何认定,有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史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因为史某抢夺并撕毁的借条本身毫无经济价值,史某并没有侵犯他人的财产权利。因此,史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史某趁王某不备,公然夺取王某的借条,非法占有王某的私有财产,王某的行为构成抢夺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史某的行为构成侵占罪。史某抢过王某的借条撕毁,目的是为了非法占有借条所载明的债权,史某的行为符合侵占罪的构成要件,应按侵占罪进行处罚。

[评析]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

一、史某撕毁的借条是载明史某与王某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凭证,王某有权凭此借条向史某要还借款。的然而史某为了赖帐,趁王某不备夺过借条撕毁,使得王某的债权无法实现,实际上是造成了王某财产损失、减少,而史某却因此将本应偿还给王某的借款非法占为己有,获得了财产上的不法利益。史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故意侵犯他人的合法财产所有权,符合侵犯财产罪的构成要件。因此,史某的行为构成犯罪。

篇6:赵某的行为应如何定性论文

关键词:盗窃,职务侵占,职务便利,工作便利

案情简介:杨某为某电气公司冲压车间工人, 该车间常见原料为磷铜, 由车间配料员将磷铜分配给工人用于生产。2013年11月至2014年1月期间, 杨某多次用衣服遮盖夹带的方式窃取车间内的磷铜并销赃, 累计窃得磷铜120公斤, 价值7000余元。经查, 杨某与该公司签有劳动合同, 工作职责为用其单独操作的冲床将原料磷铜加工成产品。

分歧意见:关于本案的定性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 杨某利用工作便利, 秘密窃取公司财物, 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 本案中杨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因为杨某系利用了其所任冲压工的职务便利, 采用秘密窃取的方法, 非法占有公司财物, 其行为性质属于职务侵占, 但因数额没有达到职务侵占罪“数额较大”的立案标准, 故不应以犯罪论处。

法理评析: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本案中杨某的行为如何定性, 关键在于判断其秘密窃取行为是利用了工作便利, 还是利用了职务便利, 这就需要理清以下几个问题:

一、职务行为的特点

职务是指一定组织如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赋予行为人重复地、持续地担任某种工作岗位的职责与权限。这种重复性、持续性表明职务行为一般具有稳定性的特点。单位临时、偶然地委托行为人从事某一事务, 或是单位中的某一个工作人员私自委托行为人从事某一事务, 行为人在此过程中实施非法占有行为的, 因该种委托具有临时性或偶然性, 不具有稳定性, 不应视为职务行为, 进而不能把行为人利用的便利看作是“职务”上的便利。比如, 公司临时委托行为人收取某笔货款, 行为人乘机携货款潜逃的;公司的出纳私下委托行为人代为提取公司公款, 行为人提款后占为己有、拒不退还的, 因均不能视为行为人是在履行职务行为时侵吞公司财物, 故其行为不能构成利用职务之便, 不能定性为职务侵占。

二、职务侵占的手段

《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职务侵占罪, 是指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将本单位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 数额较大的行为。法条中并未规定本罪的犯罪手段, 仅笼统表述为“非法占为己有”, 有观点就认为职务侵占的手段只有“将代为保管的单位财物占为己有”即“侵吞”一种, 不应包括盗窃、诈骗及其他手段。这种限定解释会使得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人员, 利用职务便利, 窃取、骗取本单位财物的行为只能认定为盗窃罪、诈骗罪。由于盗窃罪、诈骗罪与职务侵占罪在构罪数额上上存在较大差距, 行为人用“窃取”、“骗取”的方式非法占有数额较小的单位财物构成盗窃罪、诈骗罪, 用“侵吞”的方式非法占有数额较大的单位财物构成却构成职务侵占罪, 这样就会出现处罚的不协调, 导致罚不当罚。再者职务侵占罪与贪污罪是特别关系, 贪污罪仅是在身份与对象的要求高于职务侵占罪, 在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与职务侵占罪并无不同, 因此职务侵占的手段应参照贪污罪对手段的表述, 即“侵吞、窃取、骗取或者其他手段”, 也就是说行为人虽使用秘密窃取的方式取得单位财物的, 但利用了职务便利的, 应定性为职务侵占, 而非盗窃。

三、利用职务便利的内涵

利用职务便利, 有其特定的内涵, 并不是指利用所有与职务有关的便利, 而是特指利用与单位财物有关联的职务上的便利。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 (试行) 》的解释,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是指利用职务上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权力及方便条件”。所谓“主管”财物, 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对本单位财物具有审查、批准、调拨、处置的权力, 拥有此权限的如董事、经理等人员。所谓“管理”财物, 是指直接以看管、保管本单位财物为工作内容的职权, 拥有此权限的如会计、出纳、保管员等人员。所谓“经手”财物, 是指行为人虽不拥有主管、管理本单位财物的职权, 但因工作需要, 如在加工、装配、修理过程中, 行为人对单位财物具有排他性的实际控制权, 拥有此权限的多为一般职工或业务人员。

四、利用工作便利与利用职务便利的区别

利用工作上的便利, 是指行为人与其非法占有的单位财物之间并无职责上的关联, 即其并不具有主管、管理、经手该财物的权限,

只是由于工作关系熟悉作案环境或偶然机会接触到他人主管、管理、经手的单位财物, 对非法占有该财物形成了便利条件。行为人由此实施的财产犯罪, 应依据行为人实施的非法占有单位财物的具体手段, 分别定性为侵占、盗窃、或者诈骗。只有行为人利用与单位财物有关联性的职责实施的对该财物的非法占有行为, 才属“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行为, 应当定性为职务侵占, 数额较大的, 构成职务侵占罪。例如, 某公司仓管员从其负责保管的仓库中窃取单位财物, 是利用职务便利的行为, 属职务侵占。但若该仓管员路过本单位某办公室, 乘人不备秘密窃取办公室内财物, 因其与室内财物不具有职责的关联性, 其行为所利用的就并非是职务之便, 而是利用了熟悉作案环境的便利条件, 属于盗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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