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浙江大学愤青教授郑强的几点疑问

对浙江大学愤青教授郑强的几点疑问（精选2篇）

篇1：对浙江大学愤青教授郑强的几点疑问

对浙江大学愤青教授郑强的几点疑问.txt-两个人同时犯了错，站出来承担的那一方叫宽容，另一方欠下的债，早晚都要还。-不爱就不爱,别他妈的说我们合不来。对愤青教授郑强的几点疑问

2008-04-21 14:38 前两天，本人有幸观看了“愤青教授”郑强的一席爱国演讲。从郑教授说话的口气来看，应该是浙江大学的一位风云人物，但我孤陋寡闻，没有听说过。不可否认，郑教授有很强的社会正义感和历史责任感。口才挺好，演讲的感染力很强，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但郑教授的部分意见本人尚有疑问。回来想了一想，总结如下，愿与郑教授的粉丝们商榷。一．教育的目的

作为教育工作者，郑教授很关心教育体制问题。谁都无法否认，中国的教育体制亟须改革。问题是怎么改革。郑教授认为，当务之急是帮助学生塑造一种崇高的人格。因为当代教育体制是失败的。民众是被失败教育摧残了的精神残疾人。这个观点有点像鲁迅。但唤醒蒙昧民众灵魂的任务由谁来承担呢？最容易想到的答案自然是知识阶层。郑教授也说了，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应该享有比行政官员更高的社会地位。这是好像是符合逻辑的。但令人不解的是，郑教授下面又说，既然整个教育体制是崩坏的。那么知识分子就是中毒最深的人群。社会地位越高就越没有社会责任感，有钱人尤其道德堕落。开奔驰车的（教授原话）有卖国倾向，深山老林里的边防战士才是民族希望。这是不是有点前后矛盾。在郑教授眼里。精英和大众究竟哪个好，还是两者都不好？

既然大学里的博士生导师都是“不可救药”的，那么中国未来究竟指望谁？只有指望极少数先知先觉的清醒者了？这极少数的先知是否就是郑教授自己。当然，江山代有才人出。郑教授既然那么自信。我们也可以承认他是中国极少数先知之一。但是教育的目的是什么？真的是教育者帮助被教育者塑造一种合乎理想的人格吗？如果是这样，郑教授眼里的理想人格具体是什么样的？郑教授没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只是宣称中国学生尤其是男学生没有血性。作为比较，巴勒斯坦青少年看见以色列坦克搬起石头就砸，因此是有血性的。是当代中国青少年学习的榜样。假如我们不能同意呢？

先不讨论郑教授的观点合理不合理。但任何以塑造理想人格为目的的育人计划都只能以失败告终。从希特勒的优秀人种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接班人都是如此。因为价值观人生观是不能“灌输”的。到底哪种价值观才正确，也从来没什么标准，更不是什么人说了算的。学生信什么，不信什么，完全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健康的教育体制应该给学生展现形形色色乃至相互抵触的观点和学说，帮助他们独立思考，形成多元价值观。教师不应该越俎代庖，帮助学生设计人生态度。最可怕的不是教育者没有“正确”价值观的问题。而是教育者强行为受教育者确立“正确”价值观的问题。郑教授在谴责现行教育体制摧残学生心智的同时。是不是又设计了另一种摧残心智的方式？

所以，假如有学生不同意郑教授对社会正义的定义，不愿意做郑先生理想中的“负责任的中国人”。那也没有错。有人就是觉得肯德基比德州扒鸡好吃，那是他的个人的自由。有人就是喜欢穿和服上街。那也是个人自由（穿戴有特殊含义的服饰，如纳粹党徽日本军旗则无自由）。有人就是喜欢开个宝马摆阔，同样也是个人自由。郑教授尽可以看不惯，笔者也看不惯，但没理由说自己的心态就是端正的，别人的心态就是扭曲的。

郑教授举例子说，他儿子看完《白毛女》后的想法是，杨白劳不该欠债不还。郑教授痛心疾首，认为这是现代教育失败的体现。但在笔者看来这恰恰是现代人法制观念进步的表现。当然，笔者不是认为黄世仁就是对的。因为欠债还钱是一个方面，高利贷又是一方面，欺男霸女又是一个方面。但你儿子才几岁，看问题哪能那么全面。郑教授与其下大力气跟儿子解释清楚什么叫阶级斗争。还不如不要再逼迫当代儿童接受《白毛女》式教育了。笔者实在看不出这出带有强烈时代色彩的戏剧，哪一点还值得二十一世纪的儿童再接受教育了。二．爱国主义还是国家主义

郑教授激赏爱国主义。这是没有错的。一般认为，爱国是不容许置疑的道德制高点，是凌驾于一切价值之上的终极价值。谁要是稍微提点疑问，就立刻被扣上汉奸的帽子。问题是，每个人都讲爱国，但爱国二字究竟应该怎样理解，郑教授并没有最终解释权。在中国，爱国教育几乎等于反日教育，这点对不对先不讨论。但郑教授对日本态度是什么呢？郑教授是留过日的，对日本又爱又恨。这是中国人最常见的对日心态。但郑教授憎恨日本的是哪一点，欣赏日本的又是哪一点呢？综合起来看，郑教授恨的是日本人的狭隘民族主义，军国主义，伤害中国人大国自尊的行为。这个不错。但郑教授欣赏日本的，恰恰还是日本人的狭隘民族主义，国家崇拜，基于社会进化论的危机感。这是不是同一种东西？

既然郑教授憎恨日本和敬佩日本是出于同一个原因，也就是被称为国民性的那种东西。那么教授认为日本国民性是好还是不好？可不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郑教授其实是赞成日本式民族主义的。只要它不冲着中国来就行。所以日本韩国德国统统是优秀国家的样板。需要用这种民族精神来改良温良恭俭让的中华民族精神。培养中国人的血性和复仇精神。中国人不像日本人那么“爱国”，所以中国人是麻木的。中国政府太傻了，没像日本政府一样硬说国产货是天底下最好的。中国群众不爱国，没像韩国人一样跑到独岛（钓鱼岛）剁手指。中国人太没血性了，居然还唱日本歌曲，居然还用日本电器。人家日本人从来不唱中国歌（Beyond和邓丽君好像也在日本红过的嘛）。人家韩国人从来不开外国汽车。

但是郑教授的理想其实已经成为现实了。前几年上街烧日本国旗围攻日本使馆的事情发生得够多了。中国网络上充斥着“东京大屠杀”，或者“宁可台湾不长草，也要解放台湾岛”的极端言论。可见韩国青少年有荷尔蒙，中国青少年也有荷尔蒙。只要你会煽动，总会有青少年为国家争取外交主动而自残自焚的。民族主义是大众情绪的超级酵母。只要有人组织，中国照样有小孩敢开着飞机撞世贸大厦。

那么郑教授对这些游行的看法是什么？郑教授先批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法使中国民众头脑太实际，失去了毛泽东时代连原子弹都不放在眼里的勇气。后又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先跟日本人学科学技术，再回过头来和日本人死磕不迟。笔者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有前后矛盾之嫌呢。教授究竟是赞成头脑实际还是反对头脑实际？

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关键是彻底否定军国主义，不是用一种军国主义来反另一种军国主义。当今世界总不能跟金庸小说似的，你杀我全家，我再杀你全家，杀得江湖腥风血雨，最后大家死绝才算完。

爱国是放之四海皆准的道理。但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还是有区别的吧。爱家爱国是人类固有的朴素情感，是乡土感情的升华。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人是天生爱国的，并不需要谁来大肆宣传。一个成天忙着对公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国家，是底气不足的国家。

再者，国家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个众说纷纭。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看马克思的。马克思对国家的定义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既然是工具，那它本身就是不具备人格的。它之所以事实存在一种叫作“主权”的类似人格。是因为它是人的共同体。个人把自身权利交付给国家，国家才有了自由意志。但任何主权都不能是没有节制的，不管它属于哪个人还是哪个阶级。不能要求公民为之作无条件和不成比例牺牲。像日本似地把国家神圣化，当作顶礼膜拜的绝对精神，不是正常现象。这样的国家不是理想国家，是压抑人性的利维坦。

郑教授很滑稽地认为，他没能在日本解决婚恋问题，也是种族歧视的结果。日本人宁可 嫁给非洲人，都不愿意找华裔的丈夫。这话听起来有点离奇。笔者不知道每年中日跨国婚姻的具体数据是多少。只知道郁达夫，周作人，郭沫若都有日本太太或情人。难道一个世纪过去了，当代中国的国际地位还不如晚清？郑教授想找日本老婆而没找到只能说明个人魅力不够，不能怪祖国没给撑腰，更不能怪同胞没给挣面子。再退一步讲。难道中国男孩娶了日本老婆就是占了日本人的便宜。中国女孩嫁到日本去就是吃了大亏。那么女性在精英知识分子郑教授的眼里成了什么了。是个物品？证明国家实力的稀缺资源？是不是还要加几道关税防止肥水流到外人田啊。中国女孩找外国老公就一定是看不起自己的同胞吗？中国女孩和外国男孩之间就没有发生纯粹爱情的可能？ 三．女权问题

我不知道听讲座的女生，对郑教授赤裸裸的大男子主义言论毫无反感，是不是也是郑教 授所谓“精神麻木”的一种表现。郑教授一边对日本恨得咬牙切齿，一边不断拿日本作为样板，教育“不觉醒”的中国人。日本什么都是好的，连日本女人一结婚就放弃工作，日本博士没几个女生也是好的。是的，我相信日本女性社会地位较其他发达国家为低。但这难道就是个值得效仿的好现象吗？郑教授只看到日本女人在“责任心强”的男人的保护下“一低头的温柔”。没看到她们因为没有经济权而在家庭中所处的从属地位。郑教授可能要说自己并不反对男女平等，只是男主外女主内是天然分工。但没有经济独立哪来的人格独立呢。娜拉出走了拿什么养活自己。

不可否认，男女有生理上的差异。一些女权主义者彻底否定女性气质存在的必要是另一个极端。男女各有擅长的领域。军队和重体力劳动部门中男性占绝大多数，不是对女性的歧视。从事护理工作的女性数量远超男性，也没什么不合理。但大多数职业是没有性别差异的，智力领域尤其如此。男女有别不是反对女性走上社会的理由。

再者，也不排除有这样的情况。有的女生身体素质就适合炼钢铁，而且她自己也愿意炼 钢铁。那就应该尊重这种特例，给她们平等的工作机会。并且同工同酬，不得歧视。男性也不应该以“女人就应该怎样怎样”为衡量尺度。认为炼钢铁的女人就不是女人了。因为女性不是第二性，她们和你一样有设计自己人生的权利。

郑教授又拿自己的儿子举例。认为他儿子之所以不够有魄力。是因为小学校选用女生做班干部的结果，女班干部做班主任的耳目，压制了男孩活泼好动的天性。平心而论，郑教授儿子的班主任教育方法是大有问题，但问题在于该不该在学生中间安插耳目。而不在于女生可不可以担任班干部。

就像中国每次公布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名单的时候。遇到女性，就要打个括号强调一 下，这个人是女。表面是在强调中国女性的参政率。实际还是把女性放在了边缘位置。好像女性（少数民族）参政是出于男性（大汉族）的善意和恩赐，是作为一种平等象征而存在的。美国的希拉里不会拿自己的性别说事，就像奥巴马不会拿肤色说事一样。性别不是资本，不是卖点。希拉里和奥巴马哪个更适合做总统是由他们的政见和能力决定的。不是他们的身体器官构造决定的。男人和女人哪个更适合做领导是个伪议题。因为在选任领导时，性别就不应该是个考虑因素。四．民主的价值。郑教授脱口而出“民主是假的”。民主是西方列强用来分化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全球霸权工具。这个好像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说法了。但是我一直不知道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人家马克思都没说社会主义啊共产主义啊就不要民主了。人家只说了共产主义社会人民有“极大的民主”。你可以说，民主的实现方式是多样的，民主化进程快慢是可以商榷的。西方国家有西方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但不能这么武断地说民主就是有害和骗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要民主了。笔者一向很反对往“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本来很正面的理念上贴西方标签。民主、自由、人权是普适价值，并不为西方所独有。就像电灯电话是西方发明的，但全世界都在使用一样。民主是在西方国家首先实现的，但它最终还要在全世界实现。自由主义是西方的不假，社会主义也不是中国本土的。事实上，现当代世界范围流行过的各种“主义”，从自由主义（保守、新自由）、社会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到法西斯主义。归根结底都是从西欧那么一小块地方发源的。西方强国自己在原始积累阶段大搞掠夺殖民，现在又疑神疑鬼其他国家崛起得不和平，自然有些气人。但也不能因此就抱定义和团思维，仇视西方文明了。既然要改革开放，那不向西边看向哪边看？总不能半部论语治天下吧。

最奇特的一种说法是，西方人素质高就适合民主。中国人素质低就不适合民主。或者中国人的质地与众不同，在全球通行的价值标准在中国就不管用了。（我的初中老师就是这么说的，我的大学老师居然还这么说！）这种说法和袁世凯的高论有什么区别。

郑教授强调，韩国，台湾，新加坡都是在威权统治下实现经济腾飞的。这个是事实，但人家在实现经济腾飞之后毕竟最终要推进政治民主化的吧。政治独裁和经济腾飞从来就不矛盾。蒋介石搞独裁，但人家毕竟有个先训政后宪政的计划，有个最终还政于民的承诺。就这么着，还被一代代自由主义学者骂得要死。为什么郑教授只看到韩国爱国人士为个独岛剁手指。没看到韩国人因为光州那杆子事至今没有放过朴正熙呢。相反，郑教授说朴正熙政府是韩国最好的一届政府，不是典型的唯GDP论么？ 五，如何继承传统

郑教授很强调继承传统。但在当代中国，传统是个有歧义的词。中国至少有三个传统。一个是五千年文明古国的传统，一个是五四以来的个性解放传统，一个是四九年之后的毛泽东时代的红色传统。郑教授究竟要我们继承哪一个传统？须知这三个传统不但没有顺承关系，而且是相冲突的，尤其是儒家传统和毛时代的革命传统极不兼容。笼统讲传统只会让人无所适从。而郑教授并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调和方案。

郑教授首先讲的是第一个传统，也就是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这个东西现在就算不是荡然无存，也基本是一片瓦砾。韩国人的传统礼仪保存得那样完好，日本人至今在礼节场合穿和服。这当然是好。笔者也认为是好。但人家的这些优点不复有借鉴的可能。因为保护传统只能保护尚未死亡的传统，不能把已死的东西从地下掘出来。像近几年七夕节的借尸还魂，就只有铜臭，没有文化。有人设计出一种仿古服装，给它起个名字叫汉服，呼吁我们逢年过节穿着，也没什么现实可行性。而于丹用儒家教条比附现代价值观，其实还是排斥了儒家文化的异质因素，取消了儒文化独立存在的意义。现在能做到的，也就是胡适所提倡的“整理国故”，把属于博物馆的东西好好保存在博物馆，让子孙后代知道有这个过去，不至于成为失根民族。完全没必要把传统文化再神秘化、神圣化，时不时祭出来吓人了。

再者，这个传统被破坏了怪谁？怪五四吗？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说过偏激的话。鲁迅说中国人不要读中国书。周作人说中国古典名著除红楼梦都是垃圾。钱玄同还说过人一过四十岁就该去死呢。但五四知识分子都不掌握国家强权。你可以在报纸上论战，发表最耸人听闻的观点。但你有说话的份，林纾也有说话的份。你提倡全盘西化，辜鸿鸣偏偏拖个辫子到北大上课。你说要革命。王国维不满意革清廷的命还跳了湖了。但大家都没说你这个封建余孽就自绝于人民了，死了还要往你身上踏一万只脚。

这就叫价值多元，信仰宽容。新旧杂糅是好事。五四传统也需要反思。但五四对古中国 的冲击基本是良性的。与之相比，四九年之后对传统的否定则是恶性的。我之所以说四九，没有说六六。因为我很反感把责任一股脑推给文革。毛泽东的文革思想起码在延安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文革理论就是那个什么座谈会讲话符合逻辑的演绎。

郑教授那么推崇传统文化。是不是应该对什么破四旧的闹剧痛心疾首呢。很奇怪，郑教授又毫不掩饰对毛泽东的景仰之情。虽然毛时代的新传统，是建立在对旧传统的彻底否定的基础上的（砸烂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应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断流负大部分责任。很多人觉得当今中国“人心太散”，没有民族凝聚力。成天向往着回到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时代之所以对现代人还有吸引力，无非是两个原因。一是说毛有魄力有革命激情。二是毛时代人人平等社会公平。说毛有魄力，是因为至今还有人相信，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就是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趴下的。好像美国真的不是红色中国的对手了。事实上朝鲜战争当中，美国死了多少人，中国又死了多少人。美国妈妈成天跑到白宫示威，指着总统鼻子骂。中国妈妈大儿子死了再把二儿子送上战场。全死光了。政府给你戴个红花，逢年过节给你擦个窗户。领导跟你握个手。你就感动死了。就觉得儿子死的真是值了。首长握过的手就十天半个月不洗了。美国是抵挡不住内外压力撤军了。但假如人家真的就跟你杠上了。真的往朝鲜战场上扔原子弹，你怎么办。说原子弹是纸老虎的人，自己先尝一下试试。

说毛泽东时代公平的人，没看到这种公平是是建立在对所谓“地富反坏右”的极端不公平的基础上的。虽然这些人在人口比例上是“一小撮”。但“少数服从多数”不等于多数人可以任意剥夺少数人的权利。再说，“地富”尚有相对明晰的划分标准，“反坏右”的范围就弹性太大了，任何发表不同意见的人都可以打入右册。这就造成人人有权，但人人只有服从权，没有不服从权的局面。多数人的暴政也是暴政，而且是危害更大的暴政。

以上有点借题发挥，因为郑教授只是笼统地讲崇毛，没有说明崇毛的哪一点。笔者只是想说，毛时代不是好时代，毛传统不是好传统。

中国现在最严重的问题，不是民众不知爱国的问题。而是新左派把持舆论，民粹主义泛滥的问题。新左派常常被叫做愤青。这个词在网络上基本是褒义的。甚至很多网友都乐于标榜自己是愤青。我不清楚愤青的严格定义是什么。郑教授也不太愿意接受这个称号，他说自己不愤青，因为他讲礼仪，尊重底层人民。我觉得这个回答驴唇不对马嘴。谁说愤青是不尊重劳动人民的意思了。就我自己的理解，愤青的主要特征应该是反体制，反主流文化，喜欢发泄对社会的不满什么的。

郑教授倒是经常看不惯一些社会现象，喜欢打抱不平。当然了，知识分子是不该躲进书斋的，完全有理由介入公共事务。但是郑教授是用什么手段干预公共事务的呢。从他自己的讲话里面，我们可以总结出，无非是两个方法。一个是亮出自己的地位和名望（我是浙大最出名的教授！）。一个是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某长跟我很熟！）。这似乎谈不上反主流反体制吧。所以笔者认为，郑教授也的确不算什么愤青，只是个偶尔为民作主的体制内上层人罢了。

篇2：对浙江大学愤青教授郑强的几点疑问

2007-12-29 22:48:00

郑强，1960年9月出生。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系主任，浙江大学材料与化工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是我国高分子材料方面的专家。2000年12月的这篇著名演讲稿通过互联网流传使之迅而成名,曾在各大高校BBS广泛传播。

近年来，郑强先生到全国近２０个省市作过演讲，内容往往与他专业无关，但却从一学者的视角和爱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出发，抨击传统现存的教育科研体制和理念，涉及人才培育等诸多学校和青少年学生息息相关的话题。他的声音传遍大江南北，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间广为流传，引起共鸣，至今不绝。

观点偏激难免，加上有个好嗓子，他被誉为“浙大第一愤青教授”，“全国男高音最棒的非音乐专业教授”。

本演讲虽已7年，然所述问题现今仍无根本转变。时间：2000年12月23日下午 地点：浙江图书馆报告厅

作为一个学者，我不是来卖弄嘴皮子的。借助这个讲坛，我认为各行各业对知识的接受是潜移默化，循序渐近的过程。通过交谈，让大家了解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科技知识。我将在演讲的前半部分先介绍一下我所从事的学科与日常生活中有关知识，后半部分则谈谈我作为搞自然科学的学者的一些看法。

……

下面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谈谈我的一些观点，提出几个重大问题。

第一，我国搞了几十年的科学研究与攻关，在几十个工业门类中，有哪几个是属于中国的民族工业或者可以称为自己的工业的？有哪几项科研在国际上是数一数二的？中国现在到底需要什么？我经常出国，灵魂受到洗礼，感到紧迫的压力和羞愧，特别是去了日本和韩国这两东方国家，感触更多。

下面４个方面，是近５年吹得最厉害的。

先说超导，这是从美国人开始的。我是教授，在浙大当老师，浙大的“求是”是个无价之宝。现中国知识分子有个弱点，不喜欢人家说自己的缺陷，更不愿意自己说自己。面对产业家，我更应该说实话。中国今天的科技很多都是“跟踪”，这也难为教授，因为日子过得较苦，没有钱，加上很多领导同志本身也没有知识，为了蒙领导，让他们拨一点钱，总得把一些文章、报告、口号写得越高越好。比如，现在教育界号称“建世界第一流大学”，教育部跨世纪发展计划中定的10所大学。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你能建10所世界一流大学，那美国有多少所？日本有多少所？现在的实际状况是：世界上前200所大学，中国一所都排不进！在亚洲能排出几所？我到国外去看了以后，感到要将浙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就像共产主义理想，我们永远要努力！但不应该去追求这样虚幻的目标，去呼口号，我们的差距还很大。

现在的几个行业也是前几年套着中国科技产业目标走得几个方向。像纳米，它只不过是一个尺度概念。各种尺度的材料都有各自的用处，比如，为什么要把泥土拿来做成砖，砖的尺度比沙泥要大得多，因为小的沙粒没有强度。我们怎么能把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只说成是一个纳米呢？谁都没注意谁提的这个口号，其

实我们又中了美国人的圈套！这与军备竞赛是一样的。超导中国科学院在搞；基因上海在搞；纳米全国在搞，连工厂技术员也在搞。刚才何祚庥先生讲的悬浮列车，不要以为上海的高楼大厦与东京、大阪一样，中国就现代化了。修一个房子、修一座桥非常容易，但你要看看国民素质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日本大楼里走出来的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而上海大厦里走出来的人却是些腰缠万贯的文盲！怎能说国家已现代化了？浙江杭州搞的世贸会挺漂亮，但你可以去西溪河看看，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不要用这些东西来摆样子！我们以前说“无知无畏”，现在却是“无知才无畏”，许多企业把浙江省技术监督局、科委的人请来一顿饭酒，他就给你签个字，再把我们这些教授胁迫到那里去，给你盖个章，然后就是“填补国内外空白”、“国际先进水平”，写论文则是“国际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首次科学发现”等等，这都是目前非常严重的问题！作为一个大学教授我深深地为此担忧！这不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领导无知，是他们倡导了这个主流。我知道在座的处长或老总日子很难过，因为你们不写这样的报表，就拿不到钱，项目就得不到批准。教授也同样如此，天天写报告，而不是在实验室静下心来好好搞研究，这是很严重的！

科学家说，纳米无所不能；老板说：纳米商机无限。因此宁波诸暨天台也想干，大家都来搞纳米。科学家知道纳米不稳定，它做成材料就聚集在一起，但产业家并不知道这一点。可能只有我在说不好。纳米最近在浙江炒得厉害，什么“纳米冰箱能防霉”，一个是生物学与卫生学的概念、一个是材料尺寸的纳米怎么会防霉？千万注意，无知的人骗起人来他胆子大，什么都敢说，“无知才无畏”，我们懂一点的就不敢随便讲，这是误导！科学界的人感到很困惑：许多与纳米研究无关，不具备纳米科研的单位都在上纳米项目，开设了许多新的战场。作为商界的人士，这个投入是风险投入，所得到的绝对回报是非常危险的。越是高科技的东西，越不要指望它的市场回报，这个概念是我今天提出的。

新闻界的同志喜欢写一些新东西，没有不精彩。误导与新闻界有关，新闻界听到一点就是一个片，如此以致于浙江的报纸整版地写纳米。把一个学科的概念搞得非常庸俗！

科技问题。我们国家民族工业的基础极其脆弱，我在日本商店购物，袜子、手巾、低档毛衣、低档服装全都是中国产的，这是否光荣？我们所谓的外资合营企业，所引进的东西，真正有科技的含量极少，这就是我们、领导的天真！东京大城市电视频道就只有６个，杭州有多少个？很清楚我们现在是吃国家的饭，开这么多频道不怕赔也不怕赚，日本不这样。我在日本１０天没看到一条有关中国的消息。广岛亚运会在日本召开时，哪个中国人得金牌的镜头能日本电视上看到？日本人喜欢下围棋但不知道聂卫平是谁。我国现在是需要国际化，但连自己的祖宗是谁都不知道了，民族文化都不知道了，改革开放２０年，我们到底在经济上科技上得到了什么？好的是有的，但作为科学家我要深思：我们在高科技上得到了什么?日本、韩国、美国基本都是把国内不能生产的、低价的东西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来生产。你以为他会给你高科技吗？不会的！比如日本的汽车技术，丰田都是第二代、第三代之前的，不给你先进的！为什么现在柯尼卡、柯达、富士在中国“大跳水”？就是要挤跨乐凯这个唯一国产胶卷！等哪天乐凯垮掉了，国外的胶卷就会全部涨价！现在在中国卖的进口胶卷比日本、美国的都便宜，这就是倾销！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排不进前200名？因为规定要有800篇ＦＣＡ的论文才能进入前200名。为什么浙大搞了10年的科研却没有钱？教授论文写得少，平均１个教授没１篇，像我１年能写５、６篇的很少。为什么？中国教授月工资

平均1500元，相当于170美元；美国教授拿多少工资？他１篇文章值多少钱？可见中国教授便宜了！美国教授成本高！为什么这样？我非常担心这样再过５年、10年，这样恶性循环后，我们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工业了！我不赞成“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

下面谈谈我个人的观点：

第一，我们国家的现实和发展就是这样：凡是依赖不成的我们自己都能搞得像模像样，比如二弹一星；凡是能够引进的就都搞不成。为什么？企业的科技人员辛辛苦苦地搞个技术革新，只要区里计委领导、省里计经委领导哪天带人到美国去考察一下，买来几个电器产品，跟他们签个协议，然后再到美国去培训10天，引进一条线，马上就可以把你这个国营企业打跨，这就是现实！现在很多合资企业就这样，而没有去考虑这些深层次的东西。殊不知，这就是社会的恶性循环！

关于电信的事，我只跟电信部门这样说：这点电话费我付得起！但你们想过没有，你们从自己角度赚了消费者的钱，但消费者里面有大夫，你电信的人就不生病吗？你若进医院给你卖高价药行吗？我开玩笑：“你别看我是个穷教授，赚不了钱。我今天回去就去查名单，看我这个学院我这个系的学生有多少是你们电信部门的子女，到了下个学期全部不及格！若要及格，每分交5000元钱。”但我决不会这么做！若这样这个世界就乱了。作为社会成员，一定要有这样的思想：大家是互相依存的。但是很多人只考虑自己赚钱不管别人，若那样的话，明天就可能得到报应。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下面这几个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科技？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产业？教育、学习是为了什么？最近，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以及饭店、各个厂矿企业等单位都邀请我去演讲，这是我应该为社会做的，是我的本份，加上我身兼数职：院长、系主任，所长等，他们开口就要找博士。

其实，这需要共同语言、受教育的层次、人格的素质，这才是最重要的！现在中小学在搞素质教育，英语、计算机、钢琴都会一点儿能算是素质吗？我住的二楼一男孩子在弹《致爱丽丝》时边弹边哭边骂他妈。爸妈都是音盲，却一定要培养音乐家。让孩子坐在屋里他能受得了吗？何必呢？幼儿园３岁开始学英语，我认为：语言、计算机就是工具。中国的外语教授讲英语还不如美国卖菜的农民！日本博士、德国教授说不出英语的多得是！你没有那个环境，他怎么能讲这个语言呢？比如，我３５岁开始学日语，我现在的日语是顶呱呱的。但我在国内进修一年，派日本教授来教我，可我就是学不好，因年龄较大了，学得我白天的语法都错了，晚上做梦全讲日语这时讲的语法都是对的！到了日本，我实验室打工的人２个月学的日语就比我学得溜，这主要就是因为没有环境。如果我是教育部长要改革二件事：第一，取消六级考试，你一个研究生连中文一级都不及格，你英文考六级干什么？看看研究生写得论文中文都没有学好，天天考英语──打勾：托福打勾，ＧＲＥ打勾，英文考出很高的分，可写的英文论文过不了关！这样培养出来的人能干什么？自己的专业一点都没学好！我跟在座的老板们提醒一句，你们现在招聘就要英语好，干什么呢？要计算机好？说不会计算机就是文盲，这又是个误区！我现在是教授，顾不上搞计算机。物质世界不是算出来的，算能把肚子算饱吗？现在我国搞了点软件，很多精英年轻人都跑到计算机行业去打工，自己成不了材，可惜啊!不像我一直在做材料的教授，光荣得很！我们浙大就一个计算机院士潘云鹤，浙大最好的学生都去学计算机了，我经常呼吁：这是在害人！我的同学现在在美国都在卖菜、卖中药，成不了材，他们现在倒是非常羡慕我在国内搞得这么好。他们的钱是稍微比我多一点,但是我现在在中国过的日子比他们在美国过得好！

可见，这不是钱就能解决的问题。我到日本留学时受了许多苦，我到英国大学见到了十几个中国留学生，他们都诉苦：每天只睡４小时！浙大有很多老教授夫妻连走路都走不动了，孩子却在美国。我认为中国人的民族心理这几年扭曲了！外国人不理解认为中国人有病：夫妻不在一起，而是一方在国外、一方和孩子在国内，这是何苦呢？！父母老了，是否需要人服侍？在国外的，是否想念父母呢？回答是肯定的，但不知是为了撑什么面子？！中国穷，我跟浙大的最高人物一起去日本，我只能请他吃一碗面：一晚上请８个教授１个人１碗酱油面，就花了我1000元人民币！所以，在日本像我现在就不愿，去１０天可以,去１个月我就受不了！

言归正传，现在孩子学英语，但父母都不会讲，我一个朋友的女儿在美国学了英语，回来就忘记了，这就是语言的特点。语言没有环境，就学不好。所以，第一，要取消六级，让孩子们放松；第二，大学一年级开始的３个月像军训那样突击一下英语，马上过关，然后就任其自然。你看我从高中开始学英语，大学学，硕士学，博士学，花了我多少精力！你说中国人怎么做得出高科技的研究成果？我这几天就教训我的几位女学生，她们看不到人影，一天到晚考这考那，到美国去干什么？在国内要干的事多着呢！你整天考英语，美国人连报个名都要收钱，日本也如此，到日本去要交学费，留学是为日本人打工，读完博士在日本公司就职，当劳动力，挣钱后要回国了就买家电，把钱全给了日本人。这里面都是经济问题。这就是素质教育到底是什么。

现在有这个现象：大三时有42名学生，毕业时只剩15人了，其他人全不能毕业。因为他们在大学里玩。这是中小学教育的失败！中小学教育就是听话，老师管干部，干部管同学，孩子们都成年化处世，这害人！这样强迫性地没有把做好事与做人准则结合起来去培养，而只学会了拍马屁、讨老师喜欢、说成人话。电视上曾播一个小孩得了个奖，主诗人问他最愿意说什么，他说：“我最愿意跟江爷爷说：我向你报告！”“江爷爷”是谁？还不是老师教的！孩子们在中小学活得很累，到了大学就没人管了，所以就要玩、就要谈恋爱。这是从小教育的结果！在班上有同学受点挫折也好、压抑也好，对他一生的成长有好处，恰恰以后能够经历得起打击和挫折！

我作为一个博士生导师，从来是看人不看学历的，学历不等于能力。你们现在的招聘动不动就要高学历，我就是要批判这样做。我提出一个命名，叫“消费学历”──就是滥用学历。现在提拔干部也同样，不看他的身体，到了60岁，有些身体特棒且有能力的人也要他退休；而有的人三四十岁得了肝炎还得让他干，这就是“一刀切”。招聘时也总是看学历。学历指读书还可以，并不能代表他能够当你的经营人员、开发人员。有很多同学成绩好却什么都做不了。在大学我招博士生是从来不看成绩的，成绩算什么！现在我从事的这个领域在中国有３个杰出的人才，当初读研时都补考过，而成绩考得好的几个人却都跑到美国去卖中药了，这说明了什么问题？作老板的可不能这样啊！现在浙大有规定，有博士点的，留

校就必须全部留博士生而不准留硕士生，这样,仪器就没有人去操作。

人才的梯队一定要合理，而不要认为教授就是万能的、博士就是万能的。中国的教育体系就是让每一个老百姓都充满希望和理想，教育孩子们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实际上，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扫地能扫好、打扫厕所能打扫干净也应该受到尊重，不能动不动就要高学历。在国外不是这样，反之，美国、日本的博士很难找到工作，因为老板心疼钱，招了博士要给他高工资，而他能做什么用呢？我不知道现在的组织部长、人事处长在干什么，真的是在“选女婿”吗？找这么高学历的人干什么呢？现在，中国的大学提出要培养高层次的人才，我说这话错了，中国现在教育特点应该是让全民得到教育，而不是去培养少数的专门人才。

上次全国的化学奥林匹克竞赛在杭州举行，是浙大主办的，学校说来了这么多高校的人挖人才，浙大也要派人去挖，于是派我去了。我去讲了话，我毫不客气地说：进这扇门，我的心情是又高兴又沉重。你们把孩子们搞坏了！为什么？我国搞奥林匹克竞赛──中小学叫奥赛班是举国体制，就是为了得到世界上的一个荣誉！而在美国、日本、西欧就只有一个学校，叫“Play-again”，就是搞着玩的。难道有一个学生得了奥林匹克的冠军，就说明中国的教育好吗？不是，它不能代表我国的真实情况。在那些非重点学校里，有多少孩子在外面赌博、打游戏机！这就是我国教育的一种误区。我指出：如果作为一个教授来做这样的事，在座的人都感到心痛！作为父母，我们绝不能这样宠爱自己的孩子，把这些孩子当宝贝一样。化学的奥林匹克竞赛，清华、北大的教授来了一大堆，我们今天是在做一件害孩子的事！我的话讲完后，主持人要下面的教授接着讲，他们都不敢上台讲了。请扪心自问：我们这样做对吗？奥林匹克竞赛的结果在浙大的一个现象是：在中学学得好的、保送的，到了大学三年级成绩都下去了，孩子这么小怎么能分等级呢？其实，他们根本就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成长的路程还长得很，后天的努力才是最重要的。

我始终对孩子、对学生都是鼓励的。我们系里有一个女同学，我看到她一天到晚没有笑脸，就是为了得到那个高分数、为了得到高额的奖学金，我感到很痛心！我说：你这是在用青春买荣誉、买光环，你今后的心灵是要受到创伤的！我这个老师不是要求她往上走，而是往下走，我这是在救她！昨天，我的孩子参加环湖跑，我对他说：“你不要去争第１名，慢慢跑。”不是说我不要孩子上进，而是老师在让５-６岁、７-８岁的孩子跑4000米，为了争得那个第一，把身体都跑坏了。我之所以长的矮，就是因为我在５岁时早晨起床跑步，骨质过早钙化了。现在懂科学了就知道了，小孩不能随便大运动量地运动。小学每天早上第一节课就把全校的孩子弄到街上去跑步，刚吃了早饭能量是要用到脑子上的，要上一天的课。可早上的跑步就让能量消耗了，这不科学！还有沿着马路跑步汽车尾汽对健康很有损害。我们浙大有很多教授就被小学老师教育得像儿子一样，小学老师每次开会的话就是：“亲爱的家长同志们：孩子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然后就说：“你们不懂科学、不懂教育。”我心想：孩子都是你们教育了送到我们手上来的，我非常担心，孩子的心灵从小让你们这么一整就麻烦了。

我觉得我现在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小学、中学、大学的同学们。我从小干部当惯了，一直在管人，最对不起是那时被我管过的同学，不管他们现在是在开出租车还是在干啥，都非常有成就。所以，怎样把孩子培养好，从小让他有一个健

康的心理，这比成绩还重要。家长由于自己的学历低些，总是希望孩子出头，有些家长在双休日的上午、下午、晚上都要安排孩子参加各种各样的学习，把孩子完全拖垮了，其结果孩子是要厌恶的。过早弹钢琴的人，除非他真正是个音乐家，十有八九到了中途都会厌恶，这就是逆反心理学。所以，你们不能这么干，这么干是摧残人才。

科技到底该干什么？高科技到底该干什么？如果我是科技部长，该玩的就玩，就像陈景润他就是玩。陈景润如果是处在今天的中国，绝对是要去讨饭的，因为他不会去搞产业化，他的英语也不好，说话都不流利，中文都讲不好，按现在“标准”他是个文盲，还谈什么教授！

日本人就是喜欢美国人，我跟日本人说：你们这个民族爱谁，谁就要向你们扔原子弹。日本人就是喜欢黑人也不喜欢中国人。现在在日本奖学金最高的是美国人、欧美人；第二是韩国人、台湾人；第三是巴基斯坦人、马来西亚人；第四是印度人、非洲国家的人；第五才轮到中国人。我就特别对我们的女教授、女同学说：在日本人面前一句日文都不要讲，会也不要讲；日本人一听说你讲英文，特别是看到中国女孩讲英文，腿都要发软，这是真的！日本人不知道龙井茶而只知道乌龙茶，就因为旭日升乌龙茶的广告宣传。日本人在开始做乌龙茶广告时找了6个最漂亮的中国女孩，日本人就从这个广告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女性的漂亮是因为喝了乌龙茶。所以，日本人特别崇尚乌龙茶，而不知道龙井茶。日本就是崇尚欧美，谁能讲英语谁就是老大。日本首相森嘉郎不会英语，但为了表现自己会英语，就叫秘书安排了一套程序，准备在冲绳开政府间合作会议时，见到克林顿用英语问候一下。但是日本人讲英语很糟糕，森喜郎见到克林顿，将“How are you!”说成了“Who are you?”，克林顿以为这是森喜郎在跟他幽默，我明明是美国总统，他还不知道吗？他为什么还这么问我？我今天也跟他来个幽默：“I am husband of Hilary（我是希拉里的丈夫）”，森喜郎不管克林顿怎么说，就忙按照程序回答：“Me too（我也是）”，克林顿想你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我老婆怎么变成你老婆了？这在日本就成了个大笑话！

最近，我们在办高新科技园区，就国家的投资而言，我们的领导的意见往往是去追世界潮流：想去建世界一流的国家，达到一流的水平。我非常惭愧地向大家谴责一下自己：我们中国的教授很多拿了国家的钱就像小孩搞家家一样，把钱用完了就写点文章，一点用都没有，就向领导报告：我做完了。这很对不起国家的钱！说实话，应该弄清楚哪些是搞着玩的，哪些是对企业有帮助的，这一点我们没有做好。

日本、韩国的科技进步就是在于针对性非常强。现在有一个现象：所有的企业家到了浙大就问我：“郑教授，现在有什么能赚钱的项目？给我们吧！”其实你们太不了解了，教授是完全是远离市场的，根本不知道市场是什么！他只是在搞游戏，玩家家，想一些新玩意，不要以为教授什么都有！当然，这不能怪你们，因为今天中国的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到让我们的老板们具备很高的意识。刚才何先生就讲得很好，在目前的阶段中国还有假货的话，就不能指望做假的人有什么超前的科技需求，他赚一把是一把。但是，当中国的经济秩序真正完善以后，造假绝对活不下去！现在在日本就没有人敢造假，只要稍微有一点点造假马上就完蛋。中国总有一天要进入到有序的阶段，一有序，造假的人肯定活不下去。企业能不能生存，说到底就是看你有没有绝招。这个绝招，第一是产品的特色；第二是科技的含量。

日本、韩国的科技进步就是在于针对性非常强。现在有一个现象：所有的企业家到了浙大就问我：“郑教授，现在有什么能赚钱的项目？给我们吧！”其实你们太不了解了，教授是完全是远离市场的，根本不知道市场是什么！他只是在搞游戏，玩家家，想一些新玩意，不要以为教授什么都有！当然，这不能怪你们，因为今天中国的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到让我们的老板们具备很高的意识。刚才何先生就讲得很好，在目前的阶段中国还有假货的话，就不能指望做假的人有什么超前的科技需求，他赚一把是一把。但是，当中国的经济秩序真正完善以后，造假绝对活不下去！现在在日本就没有人敢造假，只要稍微有一点点造假马上就完蛋。中国总有一天要进入到有序的阶段，一有序，造假的人肯定活不下去。企业能不能生存，说到底就是看你有没有绝招。这个绝招，第一是产品的特色；第二是科技的含量。

上次我毫不客气地对张德江书记说：浙江要建经济大省，文化强省，但是“大” 不等于“强”，“民富”不等于“国强”。科威特有的是钱，伊拉克要打垮它就打垮了。我说：经济强省应该有下列标志。我问张书记：第一，浙江省现在的经济总量中有多少具有科技的含量？第二，浙江省目前的经济有几个是关系到中国国民经济命脉的、民生的、大的工业？第三，浙江的经济真的有一天在亚洲金融风暴来临时能抗得住吗？这些浙江省都有问题。浙江的市场发育得很完全，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卖假货的很多，要么走私、要么卖假，这几年是这样发起来的。如不这样再过几年，辽宁的人要货在北京买就行，何必再跑到你浙江来买，如果不到你这儿买你怎么办？浙江的西服很多，像杉杉西服等，还有娃哈哈。但注意：西服、果奶不是民生大计！千岛湖的农夫山泉是好，但水什么地方没有？这就是问题。另外，温州经验好不好？好！但如果我是国家主席，我可不会在全国搞温州经验。温州经验说到底是民族经济全部被国外吃掉。你的资本算什么，温州老板的那点钱与日本老板相比就不算钱，马上会被吃掉，而且技术含量极低。我去温州看到的都是家庭工厂，与现代企业能比吗？此外，把西部的博士挖过来，用高薪养起来，这些都不能算是集约经营和规模经营，这些都是危机！但是我们却尽唱高调。那天，我是带着感情与张德江谈的：我是爱浙江的，作为一个教师，我教育学生习惯了，我认为对待学生最好的方式就是从教育的角度讲他，而不是去夸他“长得好”、“今后要当科学家”，这都是害人的话。所以我愿意对张书记提点意见。

老板提问：“郑教授，我现在做的这些，你看看结合你的知识能否给我改进一下？”我认为这样的提问是最好的。上次我们青年教授到天台去，天台是个穷地方，前面11个教授都讲IT产业，讲得那些企业家第二天都要来搞通讯行业了。我最后发言：前面的人讲的话又把你们害苦了。你们这么穷的地方怎么搞得过宁波、杭州？你们应该把本地的东西通过我们的先进思想和技术改造好，做得更好一点。所以我希望我们的企业家在下次见到教授时提出这类问题，你们就进步了。真正的科技产业进步的源泉在你们，而不在教授。当你们有钱了、有产业规模了该怎么办，就应该学学日本。

我国现在到底需要什么？软件搞得这么红火，但我们并不需要软件。其实，我们现在的软件搞不过印度。美国硅谷一大半的人才是从印度去的。但印度的国防部长常常惊骇这三四年来与中国的差距──他是从奥运会得了一块金牌谈起的，国民总产值才是中国的叁１／３，人口与中国差不多，而粮食产量却连中国的一半都不到。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材料，是制造与控制。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有，我这次到韩国看了真是痛心，在韩国的街上见不到一辆外国的进口车，绝对

没有！我又听说现代企业的生产量比我国的桑塔纳、长春、武汉、富康的总和还多，且他们制造汽车的精密仪器都是国产的，而我们的是进口。不是靠我们的软件，我国在这方面是薄弱的。高等学校投了几十个亿买研究设备，但这些设备90％都是进口的，没有国产的。买时觉得很了不得，可以哄领导，但若有哪个学生把仪器弄坏了，就死了，国内企业没有一家敢修仪器，即使一个很简单的实验仪器国内也没有一家工厂能够生产，这就是我国现在整个民族工业的一个缩影！我们不愿意踏实地来做这些工作，而只是做了很多表面文章，既生产不出材料，也没有先进的制造工艺。我的这个观点得到了大多数教授的拥护。但是，要求省里的科委主任把钱投到材料和制造工艺这两方面，他就不干，他要做世界第一流的“纳米”。说到底，这都是些表面现象，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人们的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我们民族已经没有这个精神了。

这次校长、书记在日本，见到东京名古屋大学的校长，他提了个问题：我们都属于东方文化，现在就要召集大家来讨论怎样保护东方文化，保护东方文化的特色。日本人说：“我们培养的很多人也到美国去了，很惊讶，你们的7位中国校长一致认为这种现象没有关系，这是国际化。”

日本人这番话引起了我的深思：我们中国没有本钱来谈我们的人才储备敢与日本比，但是，我们所表现出了一种莫明奇妙的胸怀。比如，日本的许多大学为什么能得到许多捐款，就是因为捐款的人对母校有感情，对社会有报答。哪一个日本大学为日本的财团或企业输送的高级人才越多，所得到的奖学金就越多。现在，教育界有一种反思，清华大学自建校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完全实现了它当初的办学宗旨：“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预备学校”。如果我是中国的纳税人，我怎么能想得通，我国国民花那么多钱投入到这个学校，可它培养的人却都跑到美国去了，为他们服务了。

有没有看到美国政府为我国哪个大学捐过点钱？到韩国、日本、新加坡去看看，就知道中国人在精神上垮到了什么地步！我恨日本人，我到日本是作为日本大使馆面试的中国最杰出的博士生去的，当时四川只选了我一个人，我到日本拿的奖学金都被告知不要告诉日本人，怕日本人嫉妒，他们就是要培养汉奸。但是我到日本是越培养越恨，神□大地震时我正在日本，我是中国留学生的领导，那时死了许多中国人，其中杭州人最多，日本人先救日本人，根本顾不上救中国人！在空港日本国民的进港通道有8个，而仅给外国人留一个，你得排队，等日本人全部走完了，他再转换牌子，让外国人再进来。

在广西，美国人的骨头（抗日飞行员）埋了几十年，还叫中国农民去找，骨头找到了放在棺材里送回白宫，举行隆重的仪式，这怎么能让美国人不自豪？反之，中国农民在寻找时摔了一跤，骨头摔坏了，给200元钱就打发回家了，连“劳动模范”都没给人家，你怎么能让你的国民爱这个国家，有自尊的呢？！如果我是杭州的市长，我绝对不是狭隘的民族自尊心──如果杭州有什么灾难，我就首先把杭州的老百姓安排在香格里拉，让外国人在外面排队！（掌声！）这样，你才会让你的国民爱自己的国家！

一个日本的农民跑到峨嵋山去玩，骨头摔断了，你就用中国空军的直升飞机去救他，而在日本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宿舍里死了7天才被发现；名古屋大学的一对中国博士夫妇和孩子误食有毒磨菇，孩子和母亲死了，父亲则是重肝炎，在名古屋大学医学院的门诊室等了12个小时，也没有一个日本教授来看望！而你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友好，以为自己很大度，实际上是被人家耻笑，笑你的无知！

你们这个民族贱！我们不能这样！我们的领导人跑到国外去访问，看到有几个人在欢迎他们，就感到挺有面子；而外国来了个什么人物，都是警车开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让我们中国人感到是自豪还是悲哀？所有这些，对教育工作来讲，都是深层次的问题。所以我经常讲，我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工作者，我教育我的学生，首先是学会做人，没有这些，你学了高分子，外语都是花架子，你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怎样建立一个科技体系？在国外，这个部分不是大学办的，我坚信，目前“教授＋商人”的这种状态，过20年后会改变。在国外，没有哪个教授是既当公司经理又当教授的，这种现象极少，只有中国有！这就算是国情吧。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不否认有这类特殊人才，很少见。关键是把大学教授神化了，让他们全部面向产业界，缺少了中间地带，这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一个缺陷。省里的研究院，部里的研究院一事无成，为什么？他们是官僚，是企业出钱养的官僚！我认为今后企业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把他们直接作为企业法人结合在一起。日本三菱公司的研究院，富士研究所在日本是具备最好条件的研究院，他们不发表文章，就是专门做能与产业结合的项目。这是一句口号：“吃着、端着、看着”，“吃着的”——企业正在干的；“端着的”——产业开发做的；“看着的”——前瞻性的东西、超前的学术研究让大学去做，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但是，要做好这件事，我认为财团和经营界的介入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要建立一种体系，让这些信息能够互通与共享。

浙江有优势──有钱，如老板们有一点前瞻性的话，应该考虑到科技的投资和投入，是为你们的子孙后代做事。表面上看你把好不容易赚的钱投了一点，但也许在5年、10年后你就会看到实效，这是确立一种“高瞻远瞩”的观念。

一个观念或是一个问题：是今天提醒注意：技术并不是越新越好，技术要有储备。日本的企业现在卖的东西大都是10年或15年前的技术，好东西他不拿出来，他要等到现有的技术把成本收回并获得尽可能高额的利润以后才会拿出来。其次，我的对手什么时候推出新东西时，我才会出手。不要以为你今天好不容易搞了生产线，明天又有新的了，你的钱还没赚到就换新的，有什么用？我这次到日本刚好谈到悬浮列车。这是中国人又在玩高新科技。悬浮列车目前在理论上都还不成熟。日本现在最完善、最经济的就是新干线。从经济和市场的概念来讲，越先进的东西，风险越大，有可能得到的回报就越少。日本的住宅还没有声控电灯，而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走得够快了，大宇汽车公司的倒闭给我们中国留下最重要的警示是：大宇丢掉了特色。我们的老板不要包里有了钱就想膨胀，这是极其危险的！这实际上是投机心理。你现在的东西是否在全国属于数得上的特色？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的模仿秀很多，但全是没有生命的。如同唱歌能闭得上眼睛听出这是谁的歌声，这就是特色了。这一点我提醒在座的各位企业家，一定不能丢了自己的特色去学别人，如化工的上水管道PPR，浙江省待批的就有33项，这还得了，排队的就已这么多了。这些都不对，一定要有“特色”这样一个深刻观念。

我讲这些是给大家一些建议。我刚才讲的是机遇，就是我们浙江省在有了一定的经济储备后，能不能在教育、科技上掀起一个投资。我只告诉大家：人活在世上，钱固然重要，但钱不是最重要的。高分子学科在全国的13个院士中有7个是从我们浙江大学高分子学毕业的。这次我通过省委同意，准备在浙江大学建立第一座高分子的科技大楼。校长批给我800万，让我去募捐300万，我从海外的华侨、华人那儿得到了。北京大学100年校庆时，在一把椅子后面刻个名字还收

5000元钱。这新大楼修好后要刻个碑或在墙上刻名牌，体现了社会各界对浙江大学，对全国教育的一种支持。体现浙江的企业家对浙江人才培养的一种真正的观念上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