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语境下的本土空巢新闻研究论文

和谐社会语境下的本土空巢新闻研究论文（共5篇）

篇1：和谐社会语境下的本土空巢新闻研究论文

公司社会责任语境下的公司慈善行为诉讼路径研究――英美法的启示和我国的应对

一、问题的提出

在现实生活中，公司进行慈善活动是很常见的。按照卡罗尔的“公司社会责任金字塔”理论，公司的慈善责任是最高层次的公司社会责任，[1]但此时将导致公司社会责任和股东权利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一方面公司在履行的社会责任过程有可能出现实现自身利益的情形，甚至不排除进行利益输送的可能；而另一方面，股东也可能以信义义务的违反而干预或阻止管理层履行正当的社会责任。司法作为最后的一道争议解决机制，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理论作为裁判依据，法官很容易陷入裁判困境，正如学者所言，“失去了可裁判性， 法律 规则与一部随时可以翻看和抛弃的文学作品并无二致。”[2]而英美法在长期的 历史 发展 中积累了丰富的审判经验，也许可以为我国原本贫乏的公司社会责任审判提供某些借鉴的资料。

二、英美法上公司慈善行为的裁判路径

历史上，英国的案例法表明，法官在长时间内对于公司的慈善行为表示的并不怎么热衷，有时甚至还带有明显的敌意，因为慈善行为的利他性似乎很难与资本主义精神协调起来。“多数人也认为公司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股东牟取最大收益。尽管这一观点已经走进到历史的终点，但是多数人还是认为它仍然是公司主要的目的，而公司捐赠则减小了这种收益，除非它能够为股东带来长远利益，否则它就违反了这种 哲学 思想。WwW.11665.coM” [3]

（一）  商业判断理论

英国法院最早用于解决公司捐赠问题的理论是商业判断理论，尽管该理论在当时还并不为英国法学界所熟知。[4]

英国法院最早适用商业判断原则解决公司捐赠问题的案例是taunton诉royal insurance co。[5]本案中，保险公司的小股东试图去阻止公司向80多个利物浦的房东支付补偿费用，原因是这些房东向保险公司投保，而他们的房子在火药爆炸中受损。此外，原告还要求法院宣布董事在向因爆炸受损的被保险人支付补偿费过程中负有个人责任。经查证，该保险公司的章程已经授权董事去解决投保人对公司索赔请求，同时也授权董事按照有利于公司利益的原则处理保险公司对受害人的赔付的公司事务。原告的律师认为，首先，保险公司对房屋所有人的赔付逾越了保险公司的正常赔付范围。然而，被告的律师依据foss 诉harbottle所确立的原则提出，保险公司对于爆炸受害人的赔付行为属于公司内部事务，法院对此无权干涉。其次，这种赔付对于管理人员而言也是属于“顾客友好型”，尽管这些赔付本身并不符合保险公司赔付政策，但保险公司可以从这些“友好对待客户行为”中受益。负责审理此案的沃德法官认为原告提起的诉讼并不符合公司的利益，因为它不必要的阻碍了公司正常的商业运营。董事按照有利于公司的利益进行商业活动不应该受到束缚，公司资产的耗费本身也是符合追寻最大利益原则。由此，沃德大法官认为，董事做出这样的补偿决定无需承担法律责任，但是他们必须谨慎行为。最终，本案以原告败诉而告终。

本案还派生出另外一个问题，即如果保险公司没有对投保人作自愿性补偿，那么公司的利益和公司在社区中的声誉又将出现什么问题。公司可能试图通过对相关当事人的补偿来避免诸如顾客按照严格责任原理对公司提起诉讼，以及顾客对其吝啬的指责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公司没有对其顾客进行这样的补偿，公司的“形象”将受损，同时顾客也会对其表达强烈的不满情绪。

（二）  慷慨原则

在特定的情况下，英国法院也适用过慷慨原则处理过公司的捐赠案件。在公司的章程没有明确授权公司进行捐赠时，一些法院在某些案件中推定公司的这些捐赠有利于公司的商业利益，继而得出公司有进行这种行为的资格。1962年，jenkins委员在公司法修改过程中曾经重申了这种“慷慨原则”，并且走得很远：“公司对与其商业利益没有直接关系所做的捐赠已经发展为一种传统，英国法院过去从没有对此行为进行挑战，并且我们斗胆认为这种有利于公司长远利益的行为也终将被现今的法院所接受。”[6]

在evans诉brunner mond一案中，“慷慨原则”被第一次适用。公司章程内部细则第三章明确记载着“公司可以从事任何商业活动，以及有益于实现上述目标的活动。”公司的股东通过了一项决议，授权公司的董事为了支持 教育 和 科学 研究对不同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捐献10万英镑。一个持异议的股东为此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对公司的捐赠行为发出禁令，其理由是这种行为属于越围行为。[7]原告的律师认为，捐赠超越了公司的权利能力范围，而且对公司没有直接的利益。然而，公司的律师则认为捐赠对公司主业有合理的促进作用，因为公司需要训练有素的人员从事科学研究，而向大学捐助则有利于公司这一方面的业务开展。通过董事宣誓方式提供的证据证明，公司进行这样的捐助确实是希望鼓励一批研究人员能够进行持续性的科学研究。那么，这恰恰符合原告律师所述的“捐助有利于公司”，由此这是合法的。eve法官认为，公司在为了推进科学研究和教育的思想下，公司的营业范围应该被解释可以进行捐赠。他对过去法院区分公司的权利能力（power）与营业范围(object)的做法表示充分的认可，但是认为现在没有必要再对二者进行区分，现在仅仅对公司经营的范围进行解释就足够了。

“慷慨原则”也曾被美国法院用于解决公司的捐赠案件。在ap smith mfg诉barlow一案中，公司的董事试图向普林斯顿大学捐赠1500美元以及其后续研究做进一步捐赠。[8]公司中的中小股东提起诉讼要求制止公司的这种行为，认为公司的经营范围并不涵盖捐助行为，此外，公司业确实没有隐含的权力去这么做。但是公司的总裁认为这种捐赠是一种很好的投资，并且社会公众也会期望公司去资助慈善团体和机构。他还强调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当公司在资助自由 艺术 团体过程中，实际上是通过确保训练有素的行政性和商业性人才的自由流动而有利于公司的自身利益。负责审理本案的jacobs法官回顾了公司治理方面的历史 文献 ，发现早期的公司章程中都强调了其对公众的服务。他认为公司的捐赠行为是有效的，因为这有利于公司的目标，并且通过与当地教育机构建立良好的关系对提高公司的声誉也是收益菲浅。同时，法院也认为公司的捐献行为是公司对当地社区的广义的义务。jacobs法官陈述道：“新的形势要求公司学会感恩，要求它们作为它们所运行的社区的一个成员去履行私人和社会责任。”

通过上述案例，我们会发现“慷慨原则”其实质就是运用公司对社区的社会 经济 发展方面的贡献来解释公司进行捐赠的合理性。

（三）  限制性原则

当公司处于破产或濒临破产而处于“歇业”状态时，公司也就不能进行捐赠或无法履行社会性义务时，法院就会适用“限制性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公司耗费其财产就属于“越围行为”。这种原则的宗旨是保护公司的债权人和对公司投资的股东的利益，使他们免受公司的董事肆意耗费公司财产的行为的侵害。对限制原则的进一步解释就是，处于解散过程中的公司其存在目的已经不再是为了股东的最大利益而服务了。这一原则反映了传统的经济视角，即公司的唯一社会责任就是为了其股东的利益最大化而服务。根据sealy的理解，“股东的钱原则建立在这样一种预设之上，即创立公司的首要目的就是盈利，而投资者也是基于这种理解贡献出他们的钱。”[9]

在英国法院中，hutton 诉westcork铁路公司一案中就适用了“限制性原则”。[10]该案中，铁路公司的债券持有人在对公司高管补偿决议中投了反对票，后为此提起诉讼。法院需要裁决公司给予其董事和高管1050英镑以对其失业的补偿是否合法。铁路公司试图将其资产出让给其他公司，但是对其董事进行补偿在其章程中缺乏明确的依据，并且以前公司也没有进行过这种行为。根据当时关于公司营业转让时的相关法律规定，公司的.营业转让完毕时，公司就必须解散，除非是为了解决公司内部相关事务而继续存在。上诉法院认为，在公司停止营业后无法推断出公司还具有这样的权利能力。公司的权利能力仅仅在其行为有利于公司自身利益时才能被推定，但决不是在公司即将倒闭之时。

cotton男爵法官将本案与traunton和hampson案进行了对比，认为后者涉及到正常运营过程中的公司所作的捐赠问题，而本案公司已经停止了运营，提议支付给董事1050英镑是一种无偿行为，但法官却无法合理得出这种行为将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利益的期望。公司的这种行为被认定为是越围行为。

bowen法官对本案中的董事的处境表示同情，但同时认为董事的利益和持异议股东利益之间应该一个平衡。“董事可以去花公司的钱，但这是建立在这种花费有利于公司商业运营的前提条件下。”[11]bowen法官同时强调，善意原则并不是唯一的准则，“否则你可以胡乱地处理公司的事务，同时在善意的幌子下但却是相当非理性地花光公司所有的钱。”这种原则就是，一个支付是否合理地有利于，并且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公司的事务。在公司章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对公司董事的任何支付事实上就等于是捐献。bowen法官认为公司拥有排他性的决定什么将是有利于公司利益的行为，然而，当公司停止运营时它就不会从其无偿行为中获得任何利益。此时，公司仅仅能够从事特殊和有限的事务，即“主持其葬礼，进行资产清理和处理内部事务。”

（四）  三个相关问题理论

三个相关问题理论来自于lee behrens有限公司一案，该案中公司的董事试图给予已去世的前任执行董事的遗孀支付五年的生活费，而公司的章程也明确规定了公司享有这项权力。此后不久，公司通过了解散的决议。该遗孀在解散过程中提出诉讼，要求公司履行剩余生活费的给付义务。原告的律师认为，这种生活费的给付不属于越围行为，因为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了公司对于其雇员以及雇员的子女和配偶的生活补偿的责任。[12]但是，公司的清算人认为对该遗孀的生活费给付是一种无偿行为。eve法官认为这种行为并不有利于公司或者对公司的业务有合理的推动作用，公司的章程中并不涵盖这种给付行为的权利能力，公司也没有通过股东大会决议方式对此事进行表决，因此是越围行为。在eve法官看来，这种支付行为是否属于公司章程明示或默式的授权，主要取决于三个相关问题，即该行为是否合理地有助于公司业务；是否是一个按照诚信决定的行为；该行为结果是否是为了公司的利益或者有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而在本案中，eve法官认为董事仅仅考虑了救济该寡妇，根本没有考虑到这是否有利于公司。此外，法院驳回该诉讼请求的原因在于，这种支付完全是董事会对寡妇所作的馈赠，而在公司章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董事绝对是不能进行这种行为的。但是在本案中，确实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eve法官按照公司权利能力来作判断的话，那么他可能就是错的，因为本案中公司章程确实明确规定了董事会有此权力。所以，该案可能错误适用了越围原理。相反，本案的诉讼请求只能根据董事义务违反的原则为依据被驳回。三、未来我国法院裁决公司慈善案件的原则和路径

（一）   对董事职责的框定是裁判公司慈善问题的核心所在

目前，在公司社会责任裁判过程中，除了法官审判素养的缺乏以外，公司法中的“社会责任”条款本身的不确定性也是制约司法审判的重要因素。因为董事会与管理层是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主体，[13]对董事会和管理层职责的框定成为处理公司慈善行为的关键所在，也是搭建“更具说服力的理论框架”的关键所在。[14]在上述英国法的案例中，我们看到法官都是紧紧围绕董事职责来裁决公司慈善案件的。美国在实践公司社会责任方面也是通过重新界定公司目的，改革董事的义务责任体系来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15]

（二）   对越权理论和越围行为的重新解释是裁决公司慈善问题的具体路径

在上述英美法的案例中，虽然出现过不同的裁判理论，但就其实质都是围绕“越权原则”和“越围原则”而展开的。“越权原则”是指公司的董事超越了公司对其授权，而“越围原则”是指公司超越了其经营范围。正如我们在上文所见，即使是在英美法内部也曾经出现了混淆二者之间的区别。如果属于“越围行为”，该行为是当然无效的；“越权行为”是效力待定的，在股东大会批准或追认时，可以是有效的。

1．  对“越围行为”的重新解释

与英美法经过长久的 历史 发展 才废除“越围原则”情形相反，[16]我国早在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合同法>的解释》中就已经解决了公司“越围行为”的问题，即“当事人与公司超越经营范围为由确认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也就是说“经营范围问题”在一般意义上已不再是制约

篇2：和谐社会语境下的本土空巢新闻研究论文

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基层法院涉诉信访应对 作者：陈红星

来源：《法制博览》2012年第08期

【摘要】涉诉信访工作是信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与司法活动直接相关联，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特殊意义，基层法院在涉诉信访工作中如何应对，这是值得研究的探索的命题。

【关键词】涉诉信访；基层法院；和谐

处理涉诉信访问题是基层法院面临的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当前困扰法院工作的一大难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了法院的正常审判工作和法院形象。而涉诉信访又系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人民群众实现其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基层法院需要把握正确的指导思想，把司法活动进一步引向规范、文明，妥善处理好涉诉信访案件，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提高司法公信力。

一、基层人民法院做好涉诉信访工作是“三个至上”指导思想的内在要求和法院职责所在新中国政法文化在司法的具体实践上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司法的群众路线；二是司法的实事求是原则。①这两个方面也构成了信访制度的理念基础。《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指出，完善涉诉信访工作机制是健全司法为民工作机制的重要内容。基层法院接受来信、来访，处理申诉信访既是密切联系群众重要渠道，又是保障人民权利、体现司法为民的现实需要。司法的实事求是原则具体体现在“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司法理念上，作为人民司法缔造者之一的谢觉哉认为：“司法威信的建设，在于断案的公正和程序的合法，不在于改判与否上。”②最高院也要求正确处理依法纠错与维护司法既判力的关系，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申诉难和申请再审难问题。

二、公正、文明、规范的司法行为是做好涉诉信访工作的前提

目前法院涉诉信访更多是集中在对法院裁判不服和反映执行问题。无论是对裁判不服还是反映执行问题，主要还是针对工作作风、案件质量、司法效率、接待方式等方面存在欠缺。陈卫东教授认为，司法公信力下降也是导致涉法信访的原因。有的老百姓不相信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公正的，不相信下级司法机关的判决是正确的。③在平常司法活动中采取有效的措施，把和谐司法、文明司法、规范司法的理念贯穿于审判、执行、信访的全过程，从源头上减少涉诉信访案件的产生，是做好涉诉信访工作的前提。

规范司法行为。文明、规范的司法行为是破解涉诉信访难题的重要保证，从涉诉信访案件的处理中汲取教训，到乡镇（街道）、部门、村居广泛征求意见，向社会各界听取建议，从不足地方改起，树立良好的工作作风。建立合理、科学、有效的信访接待机制，对来信来访登记、分流、审查、处理、统计等各个环节实行动态管理，建立信访工作考核制度、信访信息通

报和跟踪督办制度，在内部形成办理、监督、制约的互动处置机制。同时，建立与地方政府和乡镇合办、协办制度，完善院长接待日制度等。

提高司法质效。孔子说过：“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司法行为存在质量瑕疵将会混乱社会导向，极易引起涉诉信访，也容易导致信访案件处理陷入被动。为此，加强对案件质量管理很有必要，可以采取院长庭长亲自参与案件审理、每月抽检案件、分析重审改判案件、落实差错案责任等方式，强化对案件质量的监督，不断增强司法的公正性。王胜俊院长曾对司法公正问题作如此强调，“必须切实尊重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以让人民群众看得见、听得懂、做得到、靠得住的方式保障司法公正。”因此，在强调实体上正确的同时，进一步强调程序上的合法，把案件的处理过程公开、透明，要以让当事人能看得到的公正方式展现司法过程，增进当事人对法院的信任和理解。

三、让当事人实现合理诉求是做好涉诉信访工作的基础

国家信访局前任局长周占顺指出，信访事件中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80%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其中不少是由于在初信初访中处理不到位致使矛盾激化，发生越级上访。④因此，当前要切实做好信访工作，必须建立信访案件的多元化调处机制，解决信访者的合理诉求。

坚持分类处理重点办理制度。根据当事人信访原由和诉求，可以把信访案件分成三类处理，反映违法违纪的，及时移送查处；催促执行的，加大力度重点予以执行；对裁判不服的，及时启动再审程序给予纠正；同时针对信访者的实际情况和要求，给予适当的司法救助，如此可以使有诉求能合理实现，有困难能得到适当救助，能较有力地促进当事人息诉息访。

设立社会救助基金。涉诉信访虽名为涉诉，但很多案件实质上并非诉讼问题引起的信访，而是当事人在诉讼之前产生问题在司法环节上的反映，如不能及时获得货款，借款无法收回，人身损害赔偿等。这些问题产生在诉讼之前，仅凭司法手段是无法彻底解决，涉诉信访中反映执行问题的案件也多数属于这种情况。因此，设立社会救助基金是解决这些涉诉信访的一个重要途径。如农村建房、交通事故中的人身损害以及刑事案件中的故意伤害等案件，赔偿金额很大，被告根本无力承担，但受害人往往面临生活无着落的境地，信访问题随之产生。如果对受害人给予必要的社会救助，解决其基本的生活问题，则可以缓和受害人与侵害人之间的矛盾，减少受害人对法院的对立和对抗，有利于涉诉信访的化解。同时，通过法律宣传向社会公众传递商业活动必然存在风险，作为商业主体要增强承担风险的意识，减少因其自身原因产生纠纷而迁怒于法院。

坚持院长信访接待制度。信访工作是领导干部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院长亲自接访，可以提升法院和法官的司法形象，增强来访群众的信任感；院长接访可以减少信访件流转环节，有利于协调相关部门的力量，提高信访案件的办理效率；院长接访可以让院长更深入、全面地了解法院的工作情况，为解决法院和法官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供条件。

坚持院领导办案制度。涉诉信访案件绝大数通过立案庭的转交、相关部门承办、监察室督办可以得到妥善处理，但有少数案件仅由部门办理是无法解决的。对上访多年、有上访对抗情绪、需要多方共同解决的案件，院领导包案办理显得尤其重要。

四、创建依法信访秩序是做好涉诉信访工作的保障

虽然大多数的信访者是有理的，也是合法、合理上访，但也有极少数信访户无理缠诉缠访，有的信访者得到司法救助后，反而把信访视为谋取个人私利的途径，有的采取越级上访、拦路上访、集团上访等非正常手段上访，甚至聚众寻衅滋事、冲击国家机关，这些都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大隐患。因此，作为承担以司法职能维护社会稳定的法院，更需要在如何构建依法有序信访环境上进行积极探索。

推行公开处理重点案件制度。对无理上访、缠诉缠访的重大复杂案件，可以采取公开听证、公开处理结果的方式，或者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事人的亲属参与到案件的办理过程，公开处理过程和结果，依靠乡镇干部、社会力量和民间组织协助法院化解矛盾。

建立违法上访惩戒机制。集体访、越级访、自伤自残访、拦截领导上访、告洋状非正常访现象较为突出，非正常访行造成的影响恶劣，后果严重，也向其他信访人传递了错误的导向，对信访秩序和社会稳定形成了严重冲击。因此，对当事人以上访为借口无理取闹、缠访缠诉，或者越级上访，甚至冲击国家机关，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根据有关法律和法规，给予必要的法律制裁，如行政处罚，对构成犯罪的坚决给予刑事处罚。当然，在处理信访人的违法行为同时，对其合理的诉求应予及时解决，防止出现老问题未解决，新信访又出现。

创建上级法院指导协调机制。基层人民法院在处理涉诉信访案件时，时常遇到法律政策把握不准、司法救助能力有限、息访息诉工作需要协调、不属于自己主管的案件难以移交等问题，非常需要上级法院给予指导和协调，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通过上级法院，可以积极与当地党委、政府协调，使本不属于法院主管或者涉及其他部门的案件，能够得到及时地分流和处理。

健全信访案件终结程序。有的涉诉信访涉及案件判决，有的涉及法院干警的违法违纪行为，不论涉诉信访的诉求是何种情形，涉诉信访案件必须有一个终局的结果，否则法院处于同一信访案件处理一次又一次，反复处理的状态，信访人无休止地上访。当前的涉诉信访可以归纳为五个无限：即主体无限、时间无限、次数无限、审级无限、条件无限。”⑤因目前涉诉信访的这些无限性，出现信访重心上移、进京访问题日益增长的无奈局面。建立健全信访案件终结程序显得尤其重要。信访人对法院生效裁判不服的，根据三大诉讼法的规定逐级审查，直到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或提出再审申请，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后或审查后作出裁判或审查结论后，涉诉信访案件应当终结。在涉诉信访案件终结程序中，无理案件的确认和处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2009年，中央政法委员会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了信访终结机制的适用范围、条件和程序，经过公开听证、公开质证、公开答复，由省级以上政法机关审核后作出终结决定，对信访人的信访不再受理、交办、通报，以维护司法裁判的权威性和终局性。这是首次提出涉诉信访案件终结制度，为涉诉信访案件“出口”

提供了一定依据。经过几年来的实践，涉诉信访的终结程序有了进一步完善，2012年3月19日上午，中央政法委员会第22次全体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完善涉法涉诉信访终结机制的意见》。在涉诉信访案件终结时应该防止出现两种不良倾向，一是不敢终结。因涉诉信访需要终结的案件往往是上访多年，有些政法部门不愿“得罪”人，认为程序终结后信访人就找政法部门，担心信访案件变成自己的案件，所以终结措施很少用。二是滥用终结。有些政法机关可能随意使用终结机制，为了应对上级考核，过多强调案件的终结，不重视实际问题的解决。

五、结束语

涉诉信访制度作为群众现实的权利救济渠道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处于纠纷多发和矛盾凸显、交叉的特殊时期，基层法院面临的涉诉信访形势愈加严峻，法院内部提升法官综合素质，加强公正司法、提高办案效率入手，协调外部多元化纠纷化解机制的建立，完善涉诉信访制度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以期构建解决涉诉信访问题的长效机制。

注 释：

①左卫民，何永军.《政法传统与司法理性——以最高法院信访制度为中心的研究》，2005年第4期《诉讼法学、司法制度》，第71页.②谢觉哉传编写组：《谢觉哉传》.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92页.③《涉法信访是否挑战司法权威？》，载中国网http：//.cn/chinese/OP-c/583583.htm.④《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调查显示80%上访有道理》，载南方网http：

篇3：和谐社会语境下的本土空巢新闻研究论文

一、庄子“三言”中的隐喻语境本质研究

庄子的“三言”为“寓言”“重言”和“卮言”, 它们代表了庄子形而上学的语言哲学思想, 也发现了中国语言的功能属性及特殊限制。庄子正是希望用“三言”来描述中国语言在隐喻语境中的表意形式, 并克服已经存在的语言困境, 解放语言自由, 构成隐喻语境中“寓真于诞、寓实于玄”的表现特征。

在庄子来看, “三言”所表现的更是一种“非言非默、议有所极”的境界, 以“寓言”为例, 在“寓言”中所产生的“得意忘言”才体现了寓言之于世界的广度, 客观讲它体现的是庄子不得不说的“道”的言说方式, 也就是庄子所谓的“不得已而为之”的人生状态。由于语言其本质是游离于道体之外的, 所以寓言也就成为了一种“寄道于言”的表达方式。

按照现代语言哲学的观点来看, 三言的“寓言”“重言”与“卮言”可以理解为现代语言中的日常语言、科学语言与诗歌语言, 三者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因为他们之间的表达方式与方向改变都是相对抽象的, 彼此存在相同与相异状态下的规定分离, 而隐喻语境就是在这样的相互转化过程中产生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 “隐喻应当从有关系的事物中提取出来, 可它们的关系又不能太过明显。这好比在哲学中, 一个人要拥有敏锐的眼光才能从相差很远的事物中看出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由此可见, 庄子“三言”中的隐喻语境也是以相似性的形态而存在的, 而相似性也正是隐喻语境的生命力源泉所在。

关于《庄子》中“三言”的隐喻陈述, 体现了中国本土文化背景下的隐喻语境内涵, 它并不是庄子在向世界宣扬真理, 而是希望人们能够打破已有的认知方式, 摆脱已有的观念与对问题分析的常规习惯, 义无反顾地沉醉于对事物的直觉认知与审美当中, 扫清人类精神世界中所固有的语言障碍。在“三言”中, 寓言就是思维、重言是身体, 而卮言是灵魂, 所以, “三言”能够有机的融为一体, 构成完整的寓言故事, 也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隐喻语境。在庄子看来, “三言”中的隐喻语境是对物我、是非、内外与贵贱的一种超越, 它也是对事物具体称谓与对象明确的消解方式。它所涉及到的可能既不是客观的事实, 也不是任何党同伐异的语言态度, 而是一种“即言即道、天人合一”的隐喻思想境界。这种隐喻的语境拓展了人类心境所承载的经验范围, 也是它能够诞生于《庄子》一书中的内在理由, 庄子隐喻语境思维中的模糊性与多义性也为后人在语言研究中留下了广阔的遐想空间与对《庄子》再注解的可能性。

二、隐喻的中国本土化叙述方式

在西方学者看来, 隐喻语境不仅仅存在于语言层面, 也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有效工具, 正是隐喻语境才让人类拥有了思维认知的有效手段。不同于西方对隐喻语境的看法及叙述方式, 中国本土文化背景下《庄子》对隐喻语境的理解从“三言”中就已经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传统隐喻语境将相似性视为是隐喻的生命, 因为在言语中词语是可以替换的, 它就形成了一种具有语言技巧的修辞手段。而在庄子看来, 隐喻语境与现代隐喻在内在方面是具有一致性的, 他更主张隐喻语境从修辞学维度向存在论维度的积极转变, 可以看出在庄子的理论中隐喻语境就是一种逻辑思维, 而并非语言技巧, 他的“寓意于言”就表现了和揭示了在其客观世界中所存在的某些对语境语义表达的认知真理。在庄子的“三言”中, 人们既可以看到隐喻, 也可以看到对隐喻的超越, 在这里, 庄子完成了隐喻语境中从“用”到“体”的实用性转换, 达到了一种“物我合一”的哲思境界, 这种隐喻所指向的是人类生存的状态, 也代表了庄子所处时代的语言环境。

三、总结

通过隐喻来投射建立语义范畴, 这也是诸如庄子这样的中国本土文化代表所赋予隐喻语境的动态性特征, 体现了“道言”及“道物”的隐喻语境内涵。而隐喻语境作为汉语情感与意义表达的因子, 它更体现了中国语言比较、映射与融合的本质意义, 这种“非言非默”的语言思维理念是难能可贵的, 他体现出了东方人对隐喻独到的见解, 值得推敲。

参考文献

[1]刘珊珊.文化语境下的隐喻意义研究[D].黑龙江大学, 2010 (24) .

篇4：代际伦理语境下的和谐社会建构

[关键词]和谐社会 生存危机 代际伦理

一、代际伦理是当代建构和谐社会的伦理学基础

“和谐社会”从古代开始就是人类的一种生存理念。但是，当代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具有新的时代意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价值理想，是当代中国在新的国际国内情况下，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一种解释。“和谐社会”从总体上说，包括两个方面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笔者认为，这种新的含义首先表现为：无论人与人的和谐问题，还是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都需要从“代际伦理”的意义上给予重新思考。有学者认为：“代际伦理是人类代与代之间伦理关系和伦理规范的总称，是社会伦理关系和伦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这一理解超出了传统伦理学的范围。因此，建构“代际伦理”应该是当代建构和谐社会的伦理学基础。

本文为什么要从伦理学角度分析和谐社会的可能呢？真正说来，人类的生存危机，不是当代人的危机，而是后代人的危机。在这个意义上，生态伦理和环境伦理是不彻底的，只有代际伦理才能真正解决人类的生存危机问题。因此，本文的基本前提性观点就是：必须从人自身来寻找建构和谐社会的可能性。因为人与自然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伦理关系。因此，在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上，主要原因仍然是人类内部的伦理失落。本文所强调的恰恰是要在人类内部重新思考和建立新的伦理。因为，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上的和谐问题；是能否重新在人类内部，包括当代人之间，更应该包括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伦理关系问题。只有建立包括后代人在内的新的代际伦理关系，和谐社会才是可能的。

近代以来，伴随启蒙运动，人类的理性开始觉醒。但这种理性由于技术化的控制，最终形成了对伦理观念的冲击。这种理性的觉醒，从文艺复兴以来就直接指向了人的感性生活世界。人把自己的理性主要用在怎样实现自己的感性欲望方面了。可以说，随着理性的觉醒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敞开，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越来越紧张起来。既然这种破坏人与自然和谐的主要原因在于人自身，而不在于自然，因而我们才有必要从人类内部的伦理学角度来思考和谐社会的建构问题。而由于传统伦理学没有把后代人作为伦理主体，因此，在解决人类生存危机问题上显得力不从心。在这种理论困境下，代际伦理自然被提到了日程。

二、代际伦理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

当我们为了感性的欲望而行为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尚未完成的自然中心主义。因为对于人来说，人的自然不在于单纯肉体的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还在于精神和理性的自然。罗尔斯顿认为：“自然物身上存在着某些自在的价值。”实际上，论证自然物有价值，即“自在价值”，并不能以此作为自然物的存在根据。也就是说，某自然物可以是有价值的，但却不能认为因为有某种价值就必须要“存在”。正如刘福森教授在评价罗尔斯顿的自然中心主义时指出：“自然主义的生态伦理观要抛开对人类利益的关注，企图从生态规律之‘是’中直接推导出生态道德之‘应当’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人是自己的存在原因。尽管人也是自然界的成员，但是，人毕竟超出了自然界的生物学规定。人凭借理性的力量，可以通过知识和思想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因此，对于人来说，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况，基本上完全取决于人类自身。我们通常认为，自然环境是外部条件，而理性则是人生存的内部条件。因此，理性决定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虽然表面上看，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实质上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的生存危机。具体说来，正是由于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没有被建立起来，因而，当代人实际失去了另外的伦理主体——后代人，因而，陷入了“为所欲为”的状态。这种状态如果不被新的伦理所约束，和谐社会的建构是不可能的。

康德认为，“如果一物对他说来是一件外物，而且他与该物没有任何权利的关系，那么，如果对该物有什么影响，也不能把他作为主体而影响到他，也不会给他造成任何不公正，除非他与该物有所有权的关系。”而权利又仅仅对有理性存在者来说才可能。因此，当自然物“谁也不属于”的时候，他才是自然物。在彻底的自然中心主义中，人没有资格占有自然物，也同样没有资格保护任何自然物。在这个意义上，人与自然的和谐，不是把自然看作伦理主体，而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媒介。在代际伦理的意义上，自然不再单纯是当代人的物质利益对象，而且同时也是后代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在代际伦理的视野中，自然不过是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关系以物质对象的方式表现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代际伦理构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基础。

三、代际伦理是人与后代人和谐的基础

我们所提出的新伦理学其“新意”何在？新就新在是否能把后代人看作是伦理主体，从而在当代人中发挥强有力的“伦理效应”。否则，单纯在共时性时间视野中确立伦理原则不是新问题，传统伦理学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当代提出“和谐社会”，其新意就在于要解决人类的持存问题：解决生存危机，把理性原则拓展到同为伦理主体的后代人。于是我们发现：当代提出和谐社会，应该以建构代际伦理为其基本内核。否则，提出和谐社会不能体现它所蕴涵的时代新意。一种伦理主体的拓展，就是要在伦理学原理上直接确立后代人作为有理性存在者的原始的而非被动的伦理主体地位。我们发现，做到这一点，这一切都仍没有超出康德道德学的人性论基础，那就是：人是有理性存在者。正是因为理性，后代人才有资格与当代人“平起平坐”。而且，尤为重要的是：也正因为后代人同是有理性存在者，当代人才有义务将后代人视为平等的伦理主体。这样，所谓拓展伦理主体，无非是要在伦理学原理上找出作为有理性存在者的“后代人”何以能在历时性的时间视野中构成伦理主体的理性根据。这样，出于这种必然性关联，我们由此进入了对“伦理主体的拓展”的讨论，以便从中理解和谐社会在当代的真意。

所以，当代提出和谐社会的两个必要前提是：第一，建构和谐社会的核心问题只有在伦理学范围内才能充分获得理论的解决；第二，进一步，唯当在拓展伦理学主体，即把伦理主体拓展到后代人，从而建构一种“代际伦理”的基础上才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1]廖小平．论代际伦理及其关涉视域和基本原则．复旦学报，2004，（2）：101．

[2]罗尔斯顿．杨通进译．环境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31．

[3]刘福森．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理论困境．中国社会科学，1997，（3）：47．

[4]康德．沈叔平译．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1．57．

篇5：和谐社会语境下的本土空巢新闻研究论文

范明林 徐迎春

（范明林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徐迎春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 硕士研究生）

本文选自《社会》2007年2期

在国内,应用研究通常被视作“下里巴人”而难以登堂入室,这种状况也在本文的文献搜集过程得以体现。社会政策,尤其是社会工作,主要从事的是面向社会弱势群体的服务方案订定和具体扶助输送的工作,但在学术思想和学术声音发表的领地里,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研究却基本属于“弱势群体”,主要的媒体空间都被宏大的社会理论及其研究所占据,诸如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这类应用性研究只能在其中的夹缝里发出微弱的声音且为名士大家所不屑。所以,本文采用的文献除了在权威和核心刊物上登载的很少一部分外,为了保证论述的完整性,也只能从非核心刊物上引用相当一部分质量较高的文献。对于这种困境和无奈,希望读者能够理解。

本文把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的文献放在一篇中讨论,因为从西方学术界在这个领域中发展的历程来看, “社会政策”决定服务的理念、原则和方向, “社会服务”决定服务的项目和内容,而“社会工作”则是把根据社会政策订立的社会服务之内容输送到社会中有需要的人群的手段和过程,因此,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本文综述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2004~2006年国内有关社会政策研究的述评,以从社会政策的价值基础!社会政策的发展方向和社会政策的行动体系三个方面作为逻辑线索;第二部分则是2004~2006年中国大陆社会工作文献回顾,以专业化引入和本土化探索作为论述主线“在每一部分之后,本文都有一些思考或问题提出,以供进一#步讨论。

一、社会政策的价值基础!发展方向和行动体系

在过去的三年里,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新的治国方略和发展战略的提出,使社会政策的意义凸显,以致有学者提出中国即将迎来“社会政策时代”(王思斌,2004),加强政府社会政策制定的能力建设成为学者们的共同呼吁(王思斌,2004!2006;徐月宾,2005;杨团)。与此对应,学者们从政策规范、价值选择、福利制度和行动体系的四维视角,以及从表里!动静等两种关系来理解和认识社会政策之类的理论研究开始逐渐增多(徐道稳,2005)。(一)灵魂的追寻:社会政策的价值基础

社会政策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从不讳言自己的价值立场(唐钧,2004)”。社会政策制定的起点不是社会问题和需要,而是其背后隐藏着的对理想社会的希望和信念,是社会发展(童敏,2004)。既

然社会政策涉及人们对社会福利的有意识、有目的的主动追求,涉及人们期望的社会生活状况,这就必然与利益、价值、信仰等发生联系,因而社会政策本身必然具有价值取向的特点,这正是社会政策研究具有开放性和挑战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杨伟民,2004)“可以这样说,价值选择是社会政策的灵魂(徐道稳,2005)。

在谈到社会政策的核心价值时, “公正”是被提及最多的字眼(唐钧,2004;吴忠民,2004;顾昕、李海燕,2005;徐月宾,张秀兰,2005;夏学銮,2006)。但是,公正本身是个极其抽象和复杂的概念,它往往由一些次级的价值观念体现,而这些价值观念之间又可能相互矛盾。另一方面,学者们认为当前中国社会政策存在着价值观缺失的问题(杨团,2006),缺乏相应的价值基础与价值理念,形成“有政策框架,无价值基础”的状况(刘继同,2006)。同时,社会福利观念的更新是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创新的突破口,是福利制度改革中最困难和关键的领域(刘继同,2004)。因而,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对社会政策的价值基础进行研究,就成为学者们的诉求之一。1.具体政策的研究

吴忠民(2004)对建国以来中国社会政策的基本发展脉络、特征和走向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分析。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政策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取向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以往平均主义的基本取向转变为现代公正意义上的基本取向。

李春成(2004)以美国公共救助政策改革为个案,阐明了价值观念对社会福利政策选择的基础作用”他认为:(1)价值观影响着社会福利政策设计的各个方面;(2)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相互并存并相互竞争地影响着政府社会政策的安排;(3)不同的价值观念往往选择不同的信息基础,配以不同的社会问题视景,偏好不同的社会政策方案,形成不同的社会评价;(4)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在特定的福利“场域”,各种价值观念的现实表达存在某种优先顺序;(5)主流社会价值观决定着社会福利政策的基本取向,并导致具有较大稳定性的福利模式的出现“ 2.福利思想的反思钱宁(2004)试图从福利哲学、福利思想的高度,通过对现代社会福利政治道德观念的历史演变过程的分析,以及对全球化背景下社会福利理论的价值取向的反思,对我们深入了解社会福利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起到理论建设的作用。一方面,他剖析了社会福利思想从人道主义到公民权利的发展,指出在现代社会福利的理论与实践中,公民权利观念的确立是社会福利思想的重大变革,它把社会福利从一般的道德要求提升到了政治道德的高度,使福利脱离了慈善救济的人道关怀的局限性,使之成为人人拥有的经济与社会权利。作为公民权利的社会福利观的形成,将现代社会福利与传统社会福利从根本上区分开来,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追求平等自由和正义的理想。另一方面,他认为,新自由主义和“第三条道路”的新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观对社会的平等、正义和福利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形成了严重的挑战,主张建立一种平等和多元发展的福利集体主义价值观,维护社会福利的公正作用(钱

宁,2005)。3.文化视角的考察

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属于文化的范畴,从文化角度研究社会政策是社会政策学科特性的内在要求(毕天云,2006)。毕天云(2004)把对社会福利进行文化透视的理论观点归纳为“文化起源论”、“文化背景论”、“文化传播论”、“文化决定论”和“福利文化论”等五种,展现了价值观念对社会政策、社会福利的影响作用。更进一步,他以具有包容性的“福利文化”这一概念来描述福利实践中的深层,即价观念的作为中国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研究用,认为福利文化在福利系统中起着维系功能,为相应的社会福利制度提供思想基础和理论支持,同时也是解释不同福利制度(模式)差异的一个关键变量,是影响和塑造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制度的一个重要参数,任何一个国家的福利制度建设,都必须充分考虑本国民族的福利文化传统(毕天云,2005)。

二、两种分析框架:社会政策的发展方向

梳理国际流行的社会政策理论,并以之为鉴,对中国的社会政策或社会福利制度的构建进行反思,提出方向、原则或框架性的指导,是学者们在2004~2006年期间比较关注的一个论题。相关文献主要围绕以下两个主题展开。1.从福利国家到福利社会

彭华民(2006;彭华民、黄叶青,2006)系统梳理了福利多元主义的社会政策分析范式,认为该范式主张社会福利来源的多元化,既不能完全依赖市场,也不能完全依赖国家,福利是全社会的产物,福利的规则、筹资和提供由不同的部门共同负责、共同完成。由于各国的经济环境!意识形态的差别,福利多元主义的构成及其功能的侧重点有所差别。福利多元组合部门互动所产生的力量可能形成社会排斥,也可能形成社会融合。

在福利多元组合范式的框架下,关键的问题是国家、市场、家庭、民间组织等不同主体在福利体系中的适当定位、相互关系和分工互补。作为对西方福利国家危机的一种应对方式,西方国家在这种范式下强调政府的社会福利责任的减退和新的治理结构的形成,中国学者借鉴这种范式,对中国福利多元组合中的政府角色的定位进行了反思。

徐月宾和张秀兰(2005)认为,导致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初期,忽视了国情的差异,不恰当地学习了西方福利国家私有化改革的经验,在认识上陷入了“政府职能转变=政府退出”、“高福利的负面效应”、“市场机制的高效率”误区。政府从社会福利领域的退出和缺位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就现阶段的中国来说,政府不仅不能退出,还必须在社会福利领域中发挥主导作用,其具体表现就是要承担起社会福利的投资主体角色。在没有相应的承接载体和尚未对载体进行有效监控、评估的手段与能力之前，政府只有先进入才有退出的条件。

1990年代初期大力推行的社会福利社会化改革的实质是福利多元主义(刘继同2005)。有学者在对这场改革进行反思的过程中,重新思考国家在社会福利中的角色定位”对/社会化0的错误理解,是造成社会福利社会化改革存在一系列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社会福利社会化不等于社会福利市场化,也不是减少甚至放弃政府的责任,而是政府提供服务的方式发生变化,是形成政府和社会共同办福利的机制和环境。政府必须发挥资金投资主体的角色,积极培育和支持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实施积极的财税政策以鼓励企业和民间资金进入社会福利服务的领域,采取适用我国具体情况的社会福利管理工具,同时也要注意避免把国家和个人的责任对立起来,或过分强调国家和政府,或过分强调个人与家庭的福利责任的观念(张秀兰、徐月宾,2006;易松国、丁华,2006)。徐道稳(2006)在讨论农村社会福利的制度转型和政策选择时认为,在西方福利国家改革中的政府退位趋势,从福利责任意义上说对中国农村并不适用,因为中国政府在农村的福利责任一直以来都是坚守最后的底线,都是以最后施舍者的角色出场,如果再往后退,政府在农村的合法性基础就有可能受到质疑“相反,政府要积极、适度地介入农村社会福利,政府的角色要从“最小-最强国家”变为责任政府,从市民政府转向公民政府,同时政府应当构建积极的家庭政策,使家庭在社会福利中发挥积极的作用。2.从再分配到社会投资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上对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的作用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共识,这也代表着当今社会政策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和政策模式。社会政策既有再分配的功能,也有社会投资的功能。社会政策是对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社会政策也是生产力要素之一,其对经济发展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有重要的作用。因而,社会政策不只是促进社会公平,对经济效率也有重要贡献。以投资为导向的社会政策是资产而不是负担,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不是相互排斥的,应该实现二者(效率与公平)的协调发展(梁组彬,2004;徐月宾!张秀兰,2005)。把社会政策看作生产力是近年来社会政策基础理论最具突破性的进展(徐月宾,张秀兰2005),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和发展型社会政策都可归入这个范式中。

中国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研究在对这种社会政策范式进行借鉴时,张秀兰(2004)认为,发展型社会政策和科学发展观具有着内在的契合性,发展型社会政策可以作为科学发展观在社会政策领域的操作化模式。构建我国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思路是:(1)投资现在和未来的劳动人群,这是发展型社会政策最根本的立场;(2)增强全社会抗击风险的能力;(3)在政策设计中逐步纳入并强化“发展”的维度;(4)建立发展型的公共支出体系。

但是,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总是嵌入在社会中发展的(彭华民!宋祥秀,2006),其表现就是社会政策是一种复杂的政治过程,有它不可缺少的政治前提(徐道稳,2006)。因此,学者们在借鉴这种新的

社会政策范式时,也试图从更广的层面上设计政策嵌入的社会框架。

彭华民、宋祥秀(2006)借鉴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的超越构想的整体性,首先设计了中国社会政策的新社会框架:(1)责任提倡,特别是要复兴个人和社会对他人的责任感;(2)推动建立能动性政治,推动多元部门的发展;(3)社会政策议题对话,建立对话民主,通过对话过程产生社会政策;(4)从消极福利的社会政策模式转化为积极福利的社会政策模式。在这个新的框架下,彭华民进一步构想了中国社会政策改革发展的原则路径

徐道稳(2006)从社会政策建立的政治前提的角度出发,提出作为社会政策中更为基本的东西,同时结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有几条原则是构建中国发展型社会政策应当强调和遵循的,即:以公正为基础,以民主为手段,以自由为目的。

三、实现政策目标的保证:行动体系

任何一项社会政策都必须在政策过程中才能确定和实现它的价值,这是认识社会政策的动态视角(徐道稳,2005)。学者们也从这个视角进行了分析。

从行动和过程的角度,王思斌(2006)提出“社会政策实施”的概念,指的是一项社会政策变为社会现实,即它在实际上被呈现的社会过程。这是一个行动与过程的概念,与传统社会行政!、社会政策执行过强的目的性、预先设定的程序性不同,社会政策实施更强调复杂的事实,它包含了社会政策执行者、社会政策对象及政策实施环境中的诸多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结果。社会政策实施与社会政策的制定、政策实现的组织体系、社会政策变为具体的社会服务的方法,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参与各方的互动有直接关系。

从过程的角度看,社会政策的制定是社会政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利益表达机制不断完善,利益表达方式逐步多元化,但是多数利益表达渠道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徐道稳,2006),社会政策在制定程序中存在着明显的不规范性,民主参与!公开性和技术手段方面都存在问题(吴忠民,2004)。我国社会政策中最基本、常见的政策决策模式是“无过程决策”，决策权力通常集中在极少数权力精英手中,普通百姓和广大公民没有充分参与决策的过程”不过,这种“无过程决策”模式出现了向“咨询式决策”模式的转变(刘继同,2006)。此外,社会政策的执行不到位和忽视政策评估也是我国社会政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刘继同,2006;吴忠民,2004)。

从行动体系的角度看,社会政策实施中的工具和技术也是学者们较为关注的一个方面。顾昕、李海燕(2005)强调政策实施中的筹资渠道和服务递送方式问题“他们认为,社会政策的实施依赖多种筹资手段的相互配合,政府应该灵活运用税收和收费、借贷、彩票、保险、强制储蓄和动员民间融资等多种手段进行筹资”从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筹资中的定位来看,中央补助金制度是一个

基本方向“在服务的递送方面,把服务的生产者!消费者和安排者加以区分,政府公共服务的递送从各种直接的方式转向为间接的方式,注重间接性政策工具的开发,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方向(顾昕!李海燕,2005;杨团,2004)。杨团以建立“公共服务市场和公共服务产业”来指称一方式(杨团,2004)。此外,李培林从技术的角度提出,需要建立一个不同于经济核算的“社会核算”体系,并使之成为一个普遍运用的社会技术,以确保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李培林,2004)(四)简评

从2004年到2006年,学者们从不同层面和视角对社会政策进行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于社会政策的认识,但是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1.概念理解和使用的混乱。研究者们对于社会政策、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核心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和使用。由于学术背景、学术旨趣的不同,学者们对社会政策、社会福利的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涵盖了从狭义到广义的不同层次,有的甚至在同一篇文章中同时使用两种涵义,中国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研究不加以严谨的界定和区分,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学术交流与对话的顺利进行。因此,营造一个共同的学术交流平台,在同一平台上进行对话和讨论,是学术研究健康发展的需要。

2.本土化的社会政策的理论研究相当匮乏。

2004~2006年间,学者们对社会政策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具体领域的社会政策的对策研究,而对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的基础理论研究却相对匮乏,尤其是本土化的理论研究欠缺。这与社会政策的介入性和实践取向有一定关系,理论研究的欠缺必然对社会政策的整体和长期发展造成相当不利的影响。社会政策的理论研究应该包括:社会政策的价值理念、社会政策的内涵、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关系、社会政策的角色与功能定位,以及“社会政策战略性框架设计”(杨团,2006)等。

3.国外理论的借鉴及对中国实践的反思。吸收、借鉴国外的先进理念与做法是发展自身的一个重要渠道,学者们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提出了有益的建议。但是,这些建议往往是零散的,指向不同的面向,有注重政治前提的,有注重社会框架的,还有强调社会政策本身的理念及走向的。“中国经验”的特殊性是对中国学者智慧的考验(李培林,2004)。如何进一步把国外的先进的理论及范式与中国的实践进行整合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这包括不同范式之间可供借鉴之处的整合,理论范式与中国实际国情的结合,以及最终如何在这个基础之上构建出一个包含不同层次和面向的、指导中国社会政策和福利制度建设的整体性的框架。

二、社会工作专业化和本土化的艰难调适

社会工作诞生于西方的社会环境之中,其理念、理论、原则乃至实务模式和技巧都体现了西方 的宗教理念、乌托邦思想和福利国家思想等等,这种具有浓厚的西方文化色彩的助人制度被引入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不得不面临着艰苦而漫长的和本土文化与本土经验相互调适的历程。(一)对西方论述的醒觉:西方社会工作论述的引入及其反思

西方社会工作思想、理论和方法的引入,是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第一步和必要条件。在国内,社会工作的发展虽然已有20多年的历史,但是比较系统和规范地介绍最新和权威性的西方社会工作的论述则是在2000年以后的事情,这种情形的产生可能是由于国内社会工作实务发展的需要,也可能是海外社会工作的留学生逐渐回国投入社会工作领域之缘故,因此,在2004~2006年期间,有国外社会工作评估模型的探讨(吴伟东,2004;陈钟林,2005);有当代西方社会工作领域中管理主义和专业主义争论的介绍(郭伟和,2004);有对西方社会工作领域中新近兴起的“以证据为本”的社会工作实践之基本理念和操作架构的系统阐述(何雪松,2004;陈树强,2005);有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社会工作影响的诠释(熊跃根,2006),也有对当代西方社会工作的十大发展趋势的详细阐析,即实践方法的嬗变;认识论的多元化;介入取向的持续论争;证据为本的实践的兴起;介入聚焦的转移;专业关系的重构;短期治疗和折衷模式的盛行;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现;社会服务机构的新管理主义取向;社会工作教育的不断革新(何雪松!陈蓓丽,2005)。

更有价值和意义的是,与2000年以前有关西方社会工作论述的引入相比较,2004~2006的文献更加注重反思这些西方论述在中国文化处境下的适用性(乔世东,2004;何雪松,2005;熊跃根,2006)”这些反思引出对专业化的一个认识:社会工作专业化是为了给服务对象提供更好的帮助,还是为了人为设置专业篱笆以建立专业霸权?熊跃根(2006)在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对西方社会工作的影响的前提下,清醒地指出后现代主义对发展中国社会工作的理论反思意义和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的意义。从理论层面看,在学习与借鉴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知识的同时,要避免专业发展中的“专业帝国主义”因素的负面影响,把本土的实践经验同国际化交流有效地结合起来。对中国而言,推进社会工作专业的建设必须积极肯定本土理论与实践模式的价值,在充分考虑到文化敏感性要素的同时,努力促成本国社会工作专业工作者与发达国家同行就实践经验与理论模式的互惠交流“。

(二)艰难的跋涉: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论探索

对西方社会工作论述的批判性反思、消化以及在国内社会工作实践需要的驱动下,2004~2006年国内出现了不少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论建构文献(范斌,2004;顾东辉,2004;刘华丽,2004;郭景萍,2005;郭伟和,2005;王思斌,2006;童敏,2006;陈钟林,2006)。

王思斌(2006)从对“中国社会的求-助关系”的分析和对国内中国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研究层贫弱群体接受帮助行为的理论模型的建构出发,指出,中国既没有社会工作专业制度,也不是西方那样的个人理性主义文化,而且又有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与之相联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影响，再加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于是,作为西方经典的理性主义的社会工作模式在中国的适用性,以及如何向有需要的人群提供有效的服务就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为此,他主张从了解国内服务对象的复杂的需要结构、了解和分析国内受助者的问题世界,以及建构符合中国文化情境的帮助-受助过程等层面来展开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建设的尝试。

童敏(2006)从社会工作实习和督导的层面上对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议题作出了比较深入的思考,指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基本处境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不同,督导者面临的主要任务除了服务机构的协调、理论学习和专业实践活动的结合、专业服务需要的评估!专业身份和专业自我的确认以及专业服务的跟进以外,还包括专业服务的设计、专业服务需要的转化、日常专业服务的指导和专业服务的培育等。因此,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中的督导者承担的基本角色也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督导者不同,包括专业服务的设计者、专业服务需要的转化者、日常专业服务的指导者以及专业服务的培训者等”。

“增权”理论是西方社会工作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范斌(2004)在论述增权概念的内涵及其假设前提和价值取向的基础上,从客体和主体两个方面分析弱势群体的无权状况,进而区分弱势群体自我发展所需的个体增权、人际关系增权和社会参与增权等三个层次,并结合中国弱势群体的现状和增权途径,讨论了“主动增权模式”和“外部推动增权模式”的关系及其适用性问题(范斌,2004)。

陈钟林(2006)则另辟蹊径,从社会工作研究的角度来探讨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论问题。她认为,西方社会工作研究的知识体系主要包含以下四个基本的构成要素:理念-伦理;人类多元化议题;理论架构;研究方法。在社会工作范畴内,社会工作研究首先是对以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和工作伦理为指导的助人活动的理念、内容和方法的分析,遵循多元化观念,强调研究必须注重人类群体在民族!性别!年龄等多方面的差异。在这些要素中,人类多元化议题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倡导基本上是一致的。作者以天津市为研究背景,在弱势群体问题研究的过程中尝试实践了对社会工作研究的本土化,其本土化的努力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助人理念的明确和对整个研究过程的主导;“人类多元化”视角的警觉和遵循;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架构的操作化;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系统整合和研究框架的建构;研究方法的单一运用和整合运用。

显然,有关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论研究在2004~2006年中已经被国内的研究者有意识地放入到具体的社会环境和服务领域或者植入本地文化情境中加以讨论,这和若干年前国内学者对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泛泛而论,实在是一个长足的进步。不过,这样的讨论仍然有巨大的拓展空间,这种拓展至少包括:(1)更多的社会工作的实践领域的涉及和讨论,比如国内社会工作教育的本土化议题就显得十分的迫切和紧要;(2)对中国文化的更全面和更深入的把握以及将其与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的更紧密的联系;(3)对中国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及其行动逻辑的更深刻的剖析以及

与社会工作服务提供方式的结合和思考;(4)对以权威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行政架构和组织体系的分析以及与社会工作服务资源!社会工作支持系统的相互关系的讨论。(三)在处境化中追索:社会工作本土服务模式的实践和探寻

此处所谓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系指为特定的人群,如青少年、老人、妇女或病患提供直接的、具体的且比较经常化和固定化的帮助方式。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2004~2006年关于医务社会工作和康复社会工作的文献有大幅度增加之趋势(刘继同,2006;童敏,2006;邓锁,2006;唐文,2006;安民兵,2006),或许这是医务领域和康复领域的社会工作介入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中的迫切性日益突出之缘故,其中,刘继同和童敏的研究颇具代表性。

刘继同(2006)认为,在社会转型和卫生部门等机构改革的过程中,以增进健康公平!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等为核心的医患关系,是目前中国社会政策议程与健康照顾服务领域中最紧迫和最关键的议题。有鉴于此,在健康照顾服务领域与服务内容中,如何改善医患关系,重构医护人员与医疗卫生服务的社会形象、专业地位,提高服务质量,将是当前医务社会工作发展与介入的最佳领域。而医务社会工作长远的优先领域是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未来发展的战略重点是城乡社区组织动员!社区健康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对象是各类高危人群(刘继同,2006)。邓锁(2006)的研究建基于制度主义,认为从制度学习的视角,我们看到医疗社会工作不仅是一种工作的方法或形式,同时也是镶嵌于医疗健康体制领域内的一项制度安排。而作为一项制度安排的专业化医疗社会工作,要实现良好的运行和发展,应该具有专业化和规范化的特点,这既是医疗社会工作发展的目标,也是其获得进步的一个必要条件。

童敏(2006)较长时间致力于精神病患者的社区康复研究。他指出,西方精神病康复服务是与非院舍化和社区照顾运动紧密相关的,它改变的不仅仅是精神健康服务的场域和服务手法,而是从原有的问题治疗转向精神病人能力的发掘和社会功能的发展“这样的服务理念与社会工作所倡导的案主自觉、对案主独特性的尊重、在环境中理解个人以及追求更为平等、更为合理的社会等基本原则非常相似,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中国大陆急需精神病康复服务,这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是,中国大陆精神病康复的社会工作服务介入方式与西方不同,以精神病人家庭为服务介入对象,在家庭成员之间的责任关系基础上深入理解每个家庭成员的生活愿望和意义,调动每一位家庭成员的能力和资源,在发展中结合治疗,通过整合内部心理调适和外部社会支持,在日常生活中发展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服务方式。

除了医务和康复领域的社会工作讨论外,2004~2006年国内其他领域的社会工作介入及服务手法等话题也有提及。赵海林、金钊(2006)认为,在目前青少年矫正服务过程中迫切需要引入“充权”的理念和相应的服务方案;王瑞华(2006)讨论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背景下,中国的企业社会工作加强专业介入的必要性和介入策略”费梅苹(2005)在对上海社区青少年服务目标、服务原则、服务内容、服务方法和策略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融和”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的概念“她认为,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体现了多元优势融合、和谐发展的特征。“融和型”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的形成,反映了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的本土性特点。

四、简评

综观2004~2006年国内有关社会工作实务方面的研究文献,基本上可以作如下评价: 1.与2004年以前相关文献只是局限于青少年、老人等传统的社会工作领域这样一种状况相比较,2004~2006年社会工作研究文献涉及到更多的领域,如企业社会工作、康复社会工作、医务社会工作、矫正社会工作、戒毒社会工作、儿童社会工作以及社会工作职业化问题,等等。这种态势说明,国内社会工作被社会的认同程度正在逐渐提升,社会工作为大众接受的迫切性也在增强,这对于中国社会工作的推广和专业化发展实在是一件大幸之事”。

2.目前国内社会工作实务领域中的研究仍然缺乏学术性而流于经验总结,缺失理论概括和指导(哪怕是很薄的理论)而成为泛泛之谈。虽然可以看到有些研究已经在尝试摸索和建构本土化的社会工作模式(一种低概括度的理论),但是仍然很不成熟;也有些研究试图引用西方的社会工作理论以作为实践和研究的指引,但难免有生搬硬套之嫌疑,也缺乏在中国处境下的深刻反思,这些情形自然反映了中国社会工作尚不够充分发育和发展的这样一种现实。3.最为关键的是,通过对2004~2006年国内社会工作文献研究

(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务领域中的研究)的探讨,可以发现国内社会工作界仍然存着一个很大的认识上的偏差或缺陷,即基本上没有意识到社会工作知识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相比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没有领悟到基本上社会工作知识来自于真实情境中的实践而非课堂上的灌输,来自于对处境化了的社会生活实践的反思,而非教科书上的教条及其背诵;一句话,社会工作本质上是一种“默会知识”。如果我们不对这种社会工作知识的性质具有比较深刻的体悟和掌握,那么,这种缺陷始终会影响国内社会工作研究乃至整个社会工作的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