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监督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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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宪法监督论文范文

中国宪法监督制度及其完善

摘要:建立宪法监督制度的目的在于维护宪法的尊严和权威,保证宪法的贯彻实施和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我国宪法监督工作实施仍不尽如人意。文章对中国应采用何种类型的宪法监督制度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讨,认为必须把宪法监督权分为最终决定权和强制性建议权,分别由立法机关和专门机关行使,这两个机关构成宪法监督主体(复合宪法监督主体),其中立法机关行使最终决定权,专门机关行使强制性建议权。

关键词:宪法;监督;复合;制度完善

一、宪法的监督制度

宪法的监督制度,又称为违宪审查制度,司法审查制度或司法复核制度,宪法实施的监督保障制度、宪法诉讼制度等。宪法实施的监督制度,是指根据宪法规定产生的有权机关依据一定的程序审查和裁决国家的法律文件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的合宪性的制度体系。建立该制度的基础在于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国家各项建设中所具有的和应该起到的作用,目的在于维护宪法的尊严和权威,保证宪法的贯彻实施和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作为一个完整的监督体系宪法实施的监督一般应包括三个因素,即监督主体、客体和内容。

(一)监督的主体

根据不同国家的实践可以归纳为三种主体:一是由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监督权。在实行议行合一和民主集中制的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普遍确立这种制度。二是由司法机关行使监督权,即司法机关通过审查具体案件,或以其他方式审查法律等规范性文件是否违宪,美国是这种类型的代表。三是由特定专门机关行使监督权,这类国家大约有40多个,且都为大陆法系国家,这种专门机关被大多数国家称为宪法法院,个别国家称之为宪法委员会。

(二)监督的客体和内容

监督的客体即监督谁的问题,根据法学界对法律监督客体的认识的共同之处,“法律监督客体的重点,应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各种公务活动。”监督的内容一般则被总结为三点:一是审查法律法规及法律文件的合宪性。二是审查处理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在议行合一的国家,国家机关的权限可能由于划分不细致而发生争议和冲突,冲突双方或是企图扩大各自的权职范围,或是放弃自己的职权,这两种情况都是违反宪法精神的,如果宪法规定或有关部法律的规定不明确的话,那么就应该采取立法措施来弥补,否则宪法监督机关必须做出裁决以理顺有关机关之间的关系。三是审查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为的合宪性。

(三)监督的主要方式和程序

不同国家的不同监督体制导致监督方式和程序的差异。在此我们进行简要的归纳的描述。一是事先审查,其表现为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由特定专门机关对其内容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如果发现有关内容违宪,则宣布其无效并不得公布实行。二是事后审查,这是对业已生效的法律法令展开的审查,在这种程序中,必须由机关或特定的个人提起宪法诉讼,由宪法法院或有关法院审理判决。三是附带性审查和抽象审查。在普通法院审理具体案件时附带性的审查有关法律,即为附带性违宪审查。而宪法法院并不以发生的具体案件为前提案件。在法律规定的特定机关和人员的请求下,可以抽象地对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四是多审终审和一审终审。在普通法院审查制下,违宪审查案件实行多审终审制。大多数国家并未明确规定只有最高法院才有违宪审查权,但可以从判例推论出下级法院也拥有违宪审查权,而最高法院握有终审权。在宪法法院审查制下,宪法法院是唯一的审查机关。因其不具有一般司法权,实践中其一审就是终审。五是关于判决或裁决的效力。有两种情况,在普通法院审查制度下,法院审理的是涉及到某案件的具体法律的合宪性或违宪性。如果法院认为该法律违宪,法院可以拒绝将其适用于所审理的案件,但无权撤消或改变该法律。因此,判决只对当事人有效,即只有个别效力。在实行普通法院制的国家,除日本外,个别效力结合“遵循先例”原则,使法院的判决具有一般效力或普遍效力了。因而,这种区分对这类国家的实践来说也是相对。而在实行宪法法院审查制的大陆法国家,裁决往往具有一般效力,可以因此撤消某一被认为违宪的法律或法律之一部分。

二、中国宪法监督制度及其完善

中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建立及其完善的是宪法学者1981年以来关注较多的论题之一。为此,也展开过严肃认真的讨论,并形成了若干如何完善该制度的理论性建议。

(一)宪法监督的历史发展

1954年宪法作了如此规定:全国人民大行使宪法实施的监督的职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消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的不适当决议。这种规定过于简单,同时也没有因此而确立监督的具体程序。后来,极“左”思想盛行,宪法原由遭到了践踏,违宪行为也未得到制止和纠正,甚至连宪法本身也被抛弃在一边了。

1975年宪法对宪法实施的监督干脆只字未提。“文革”期间,由“四人帮”炮制的“公安六条”甚至凌驾于宪法之上,把中央機关的权力集中于“文革小组”,把地方机关的权力一律归之于“革命委员会”。一切无所谓违宪合宪,公民的宪法权力遭到肆意践踏,人权根本得不到任何保障。

1978年宪法恢复了由全国人大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消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的不适当的决议,由于该宪法本身不尽完善,况且也没有具体制度来落实有关条文,要求全国人大经常性地履行监督权,这不切实际,也没法办到。所以,这种规定形同虚设。不久,该宪法为1982年宪法所取代。

(二)现行宪法规定的宪法监督制度

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行使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同时,宪法还规定了国家权利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内部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方面应形成的监督机制,以保证权力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等内容受到严格的合宪法性审查控制,以保证不与宪法相抵触。

根据宪法,宪法监督制度内容和运行机制表现如下:

第一,宪法序言宣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确认它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此外,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有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以上规定共同确立了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最高地位,确立了宪法不可侵犯的原则,为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奠定了基础。

第二,宪法第62条第2款规定,全国人大行使“监督宪法的实施”的职权;第67条第1款又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由此,宪法确立了最高的国家权力机关在监督宪法实施方面的主导地位。

第三,宪法进一步明确,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消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消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有权撤消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指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而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37条的规定,全国人大设立的各专门委员会分别审查相关领域的法律文件的合宪性,相对于前几部宪法来说,这无疑是迈向法律监督专门化的重要一步,也具体落实了由国家最高权利机关对宪法行使监督权的行使。

第四,宪法第99条规定,地方各级权力机关在本行政区内保证宪法的遵守和执行。具体而言,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消本级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第104条又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有权撤消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撤消下一级人大的不适当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8条和第39条对此作了更详细规定。

作者：陈彪彪

第二篇：欧美宪法监督模式比较研究

摘要：大部分欧陆国家所采取的宪法监督模式均与美国不同，欧陆国家就移植美国违宪审查模式的努力并非不频繁，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法国、联邦德国、甚至是瑞士均曾强烈推动司法审查制度的设立，但此举均以失败告终。[1]本文将从实质因素、制度因素与政治因素三个方面出发，分析欧陆国家无法成功移植美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原因进行探析。

关键词：宪法监督;比较;英美法系;大陆法系

一、实质因素——革命对大陆法系的影响

(一)成文法的“神圣化”

从一七七六年开始的西方世界革命，包括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意大利的统一运动、俾斯麦领导的德国统一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对欧洲大陆各国近代公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场革命作为一场具有根本性质的思想革命的产物，其标志性的特点之一就是理性主义，理性力量所产生的主要思想之一即为“自然法”思想。理性主义认为自然法是无懈可击的，从自然法中所合理产生出来的新法律，也必将是完美无缺的。此外，革命还对加强世俗国家法律制度的威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革命之后，传统的封建义务和封建关系被废除，国家得到了公民个人的效忠;宗教上大部分的义务失去了其原有的法律性质;教会法院失去了本就所剩无几的处理世俗事务的审判权;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封建行会制定规章的权力被剥夺;家庭关系现在也由国家所制定的世俗法律来调整。另外，国家主义在塑造国家法律权威地位的过程中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国家主义认为国家制定的法律应当反映一个民族特有的精神和文化，因此欧洲大陆国家原本普遍接受的罗马教会所制定的共同法也不再具有往日的效力。可以说从前复杂的法律领域变得简单化，国家所制定的法律成为唯一的权威，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对外，排斥任何来源于外国的法律;对内，排斥一切来源于地方组织或习惯的法律。[2]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欧洲大陆成文法“神圣”的现象了，在二战前其实无论是英国还是欧洲大陆的国家，议会的地位始终至高无上。由于法律是公共意志的体现，因此不可能危害“有权自身或者通过代表参与法律制定”的公民。在封建制度的时代，我们说“国王不会犯错”。而在大革命后，我们说，“立法者不会犯错”。[3]

(二)分权理论极端化的长期影响

美国对三权分立的理解是对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认为权力需要在分立的基础上制衡。欧洲各国对于三权分立的理解与美国差异极大，这与欧洲各国自身的历史发展与司法传统紧密相关。在法国大革命前，法国法官本身属于贵族阶级，他们支持土地贵族统治者，站在农民、工人与中产阶级的对立面;同时，法国在革命前无法明确地区分法律的适用和制定主体，封建法院拥有适用法律的选择权与解释法律的权力，它们往往拒绝适用开明和进步的新法，或者是站在与新法本旨相对的立场上对新法进行解释;[4]此外，法国人民对以巴黎髙等法院为代表的在革命前具有巨大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的封建专制机构具有刻骨的仇恨，这一机构与专制君主都是法国革命前封建政治统治的主要代表，是法国大革命在政治上主要的反对对象。[5]基于以上三点理由，在法国大革命中，司法官员是被作为革命的目标的。然而在美国或英国，法官常常是与人民立场一致，在反对统治者滥用权力、摧垮封建制度中起到重大作用;同时由于英国的普通法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理解为“法官造法”，因此英美的司法制度并未成为其革命的对象。

在法国大革命中，革命派强调权力的完全分立与对司法权的严格限制，强调“议会至上”，所有的立法权都应当交给代议制的、可以代表公民意志的立法机关。既然三权完全分立，就不应当相互干预另一方的功能，因此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均无权立法或干预立法，司法部门对立法行为与行政行为的审查也均是不被容许的。这种观念即使是在法国已存在宪法监督机制的今天仍然有所影响。根据法国现行宪法，法国的宪法监督机关为宪法委员会。宪法委员会成员为9人，任期9年，由总统任命3名，由议会两院各任命3名。尽管从这一机构目前的实际活动来看，其类似于德国的宪法法院。但从法国宪法委员会的名称及其成员来源看，都表彰出其显然是一个政治性而非司法性的组织，从这一机构设立之初的运行情况来讲，也体现了其浓厚的政治性色彩。[6]“对于大革命者及其继承者而言，旧制度下最危险的权力是行政权(以专制权为代表)而不是立法权。相反，立法权代表了民主的胜利。”法律由人民选举的立法者制定，既然立法者经过审查讨论通过了该项立法，则意味着立法者已经充分行使了审查权，该项立法就必然是合乎宪法的。此外，出于对司法权扩张的恐惧，法国严格限制司法权，在大革命后甚至有一部分法学家主张完全否定法官的法律解释权，更不可能允许其解释宪法或者对“人民”的立法进行审查。

(三)对“服从先例”原则的否定

大陆法系的传统观念倾向于对法官与司法权进行限制，严格的分权理论强调普通法官没有任何意义上的立法权，这就可以推导出先前的判决对之后的审判活动没有任何的拘束力。传统大陆法系理论中对“服从先例”原则的否定，必然会使普通法院对立法行为合法性的审查失去效力。因为司法审查是对有着强大合法性基础的国家法律进行审查，但是普通法院的司法审查如果仅能够对当前案件中当事人产生拘束力，对之后任何的审判活动都没有约束力，其正当性必然是极其微弱的。

此外，出于否定“服从先例”原则的司法传统，在欧洲大陆进行违宪审查也将会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欧洲社会中，对君主和贵族专制统治下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惨痛记忆导致了其抗拒任何不平等适用法律的行为。”然而，在司法审查系统中，如果个人可以说服法官宣布某法律违宪，则这法律将不会适用于该人;但如果其他人无法说服法官宣布同样的法律违宪，则该法律又会适用于该人，这种制度看起来似乎难以保证公平。[7]

二、制度因素

(一)政治制度的差异

通常认为，实行总统制的国家相较实行议会制的国家更有利于采用司法审查模式，然而大部分欧洲国家采用的是议会制或者混合制。的确有议会制国家采用由普通法院进行分散式审查的美国司法审查模式，但毫无疑问，这些国家司法审查制度的运作均不及美国那样有效和高效。

此外，通常认为，美国的联邦结构更有利于实施司法审查制度。因为实行联邦制的国家存在联邦和州两套立法体系，美国大部分的违宪审查案例往往只对州法律进行合宪性控制;但在欧洲，法官将不得不查证——有时甚至是专有的——国家法律的合宪性，而这些法律由来自全国的代表制定产生，存在更为强大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来源。

(二)法官的差异

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法官在能力与权力范围之间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大陆法系的法官在整个法律职业中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法律职业中具有威望的往往是权威的法学家而非法官。与英美法系国家法官选任所需要的资历相比，大陆法官的选任与政府机关其他公职人员的选拔差异不大，年轻的没有什么司法实践经验的大学毕业生也被认为可以胜任这项工作。不可否认，大陆法系国家也有许多水平较高的法官，但就整个法律职业群体而言，法官的业务水平往往并不高。其次，传统的大陆法系理论要求法官做一种循规蹈矩的、机械式的工作，不能创制任何法律，仅仅能够适用有立法机关创设的法律，依照立法机关制定的程序办案，普通法院的法官根本没有对立法进行审查的权限。此外，美国法官是在经由选举产生的政治当局的同意下选举或任命的，其任期大部分都由宪法和法律明文规定，而大陆法系法官则是“职业法官”，是某种意义上的官僚、公仆、机关职员，在全能的议会前，法官往往不敢坚持其法律理念。

(三)长期以来欧洲国家并未形成统一的法院系统

大部分西欧国家的法律系统与司法机构之间并不统一。由普通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的制度仅仅在法院系统统一的情况下方可良好运作，如普通法国家。在这些国家里，没有公法、私法的严格划分，争讼案件不分类型。宪法问题可能在各种诉讼的各个阶段提及。因此，无须设立单独的法院与单独的程序，在法律条文是否合宪的问题上也不会出现不同的法院系统观点冲突的风险。然而在大部分欧陆国家，由于秉行公私法分立的传统，许多国家设有独立的行政法院，并未形成统一的法院系统。

三、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对欧陆国家无法移植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也有影响，1921年所出版的一本著作对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艾杜瓦·朗贝《法官政府和反对美国社会立法的斗争》。该书使人相信，司法审查是一种保守的制度，其通过阻碍立法改革而阻碍所有的社会进步。罗斯福新政时期其与美国最高法院保守力量之间的冲突也强化了这一观点。司法审查制度更多地被认为有利于政治权力而为左翼势力所排斥，尤其是欧洲的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力量。司法审查被等同于“法官政府”，不仅仅被视为对至高无上之成文法的攻击，而且还被视为社会保守主义的工具。[8]

同时在二战结束后，对于像德国、意大利这些刚从独裁及专制时期走出的国家，难以想象在其司法机构并未提前更新的情况下设立一套真正的司法审查系统。因为这些国家的法官都是独裁时期所任命的法院法官。如若采用司法审查制度，则国家必须大范围地对法官进行“净化”。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难以实现的。[9]

结语

在欧洲大陆，传统上，宪法被认为是纸面上的宪章和宣言，而如今，宪法已变成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以及司法机关必须遵守的可以实施的法律规则(而且是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规则)。在宪法实施上，欧陆国家正在打破“大陆法系传统”向美国系统靠拢，在某些方面甚至比美国走得更远。[10]“正如比较法所告诫我们的，每个国家或社会改变其法律和政治制度或机构以适应其特殊需要。欧洲移植美国模式的努力表明，一种系统——不管多完善，或者可能因为如此——并不必然比另外一个社会自身所孕育的制度更适用于该社会。”[11]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我国，是否需要实施宪法监督模式以及需要怎样实施适合我国国情的宪法监督模式是我们需要审慎思考的问题，不能一味单纯地移植和模仿外国的制度，探寻出最适合我们国家实际发展状况和司法制度的规则才是最为重要的。不管规则的具体形式，只要能够适合我们国家的基本国情，并且能够在实践之中在该国发挥这一制度其应有作用的制度就是好制度。(作者单位：吉林医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参见路易·法沃赫：《欧美宪法司法模式比较研究》，《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十二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转引自冉·克劳德·贝干：《联邦德国的法律合宪性控制》，1982年;安德烈阿·奥尔：《瑞士的联邦法院》，1983年。

[2]参见：(美)约翰·亨利·梅利曼(John Henry Merryman)著，顾培东、禄正平译，《大陆法系：西欧、拉丁美洲法律制度介绍》[M]，第四章，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

[3]参见前注[1]

[4]参见前注[2]，第18页

[5]参见沈宗灵《比较宪法——对八国宪法的比较》第18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6]参见前注[5]，第344、345页

[7]参见前注[1]

[8]参见前注[1]

[9]参见前注[1]

[10]如德国的司法审查制度既允许具体审查，也允许抽象审查;既允许事前审查，也容许事后审查。

[11]参见前注[1]

作者：郑楠

第三篇：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习总书记强调，要更好发挥宪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重大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要更加重视发挥宪法的作用，维护宪法权威，全面实施宪法。

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

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宪法是法治国家的标志，没有宪法，就不可能实行真正意义上的依法治国。宪法确立了国家根本制度和任务、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公民基本权利、国家机构组织和活动原则等。我国现行宪法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作为国家根本法，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根本法制保证。

一般认为，依法治国所依之“法”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依法治国所依之“法”包括而且首先是指宪法，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提出依法治国时，为什么还要特别强调依宪治国呢?这可以从理论、制度和国家发展目标等方面分析。

从理论上看，坚持依宪治国，才能实现宪法之治。习总书记指出：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法治有形式意义的法治和实质意义的法治，形式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内容统一、明确、普遍适用，程序完整科学，依宪治国除此以外，首先强调实质意义的法治，将监督制约对象从行政权扩及立法权和其他公权力，切实有效保障公共利益、公民基本权利和社会秩序，从而丰富了法治国家的内涵。

坚持依宪治国，是统合执政党的主张、国家意志和人民利益愿望的制度基础。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期，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综合考虑人民根本利益、现阶段公众共同利益和不同群体特殊利益的关系。而执政党的主张、国家意志和人民利益愿望要通过宪法这样的制度平台统合起来，用以规范社会行为、设定价值目标、凝聚改革共识、协调利益关系，并通过宪法实施来推动发展、深化改革、化解矛盾和维护稳定。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

坚持依宪治国，才能从根本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按照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的文明发展进程，过去我们说的现代化，是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主要是一种器物层面的现代化，而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从国家制度层面提出的涉及整个国家体制的综合意义的现代化，是检验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是否比较完善、比较定型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我国富强、民主、文明、法治、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标志。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应更加注重发挥宪法在现代化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宪法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

宪法实施是宪法原则和规范的贯彻落实，是发挥宪法作用的基础，也是宪法的生命和权威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法治国家。

我国现行宪法于1982年公布实施。30多年来，我国宪法实施取得重要成就，宪法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政治建设和人权保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宪法实施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不健全，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仍然存在，执法司法等方面滥用职权、失职渎职、执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的问题时有发生，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不强等。因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还要全面实施宪法，并把它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全面实施宪法，首先要发挥国家机构在实施宪法和保障宪法实施中的作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和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加强立法，保证宪法确立的制度和原则得到落实;国家行政机关要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努力做到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维护宪法权威;各级国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坚持公正司法，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落实宪法的各项规定。

全面实施宪法，要加强党的领导，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新形势下，要按照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把党领导人民制定、执行宪法和法律，与党自身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自觉地维护党的政策和宪法的权威性，坚持依宪执政，使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从根本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全面实施宪法，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此外，还要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禁止地方制发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

全面实施宪法，还必须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宪法教育，弘扬宪法精神。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宪法、崇尚宪法、模范遵守宪法是树立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的关键。要通过宪法教育，使各级领导干部真正认识到，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实现，使各级领导干部对宪法法律怀有敬畏之心，时刻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不违宪违法行使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根据四中全会决定将每年十二月四日定为国家宪法日，在全社会加强宪法宣传教育，培育宪法文化，弘扬宪法精神。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凡经人大选举或常委会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宪法教育，建立宪法宣誓制度，有利于国家公职人员和公民树立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自觉意识，恪守宪法原则，保障宪法实施。

(作者：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杜梅萍

作者：任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