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基础论文范文

2022-05-09

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宪法基础论文范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摘要]作为一种重要的公权力，货币权力具有较强的能动性和侵益性，如何在充分发挥其能动性的同时又能严格控制其侵益性，乃是现代宪法的重要历史使命。货币宪法作为对货币权力施以最严格约束的宪法性规则体系，是货币关系领域中的元制度和元规则，是终极性的货币规范体系。货币规范体系包括货币分权规则、金本位制规则、货币政策透明规则、通货膨胀目标制等关于货币的基本规则与要求。

第一篇：宪法基础论文范文

论我国宪法实施的观念基础

[摘要]宪法观念作为一个国家宪法实施的构成要素，有其独特的生成机制与实践价值，是事关宪政建设成败的深层次因素。因此，将宪法观念作为审视我国当前在宪法实践方面遇到种种问题的思路，不失为一个可行方案。

[关键词]宪法;宪法观念;宪法实施

一、传统宪法观念的概念与生成

宪政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从法理角度看来，所谓宪政至少应当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物质层面的内容，主要指一国社会中具有符合宪法要求的国家机构以及一整套政治、法律制度;二是观念层面的内容，主要指“宪法和法律的至上性已深入人心，宪政所蕴含的基本理念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中已经成为人们一种普遍的内心确信和思维习惯，并成为人们行为选择的最高指令。”〔1〕所谓宪法观念，是指特定时代主体对作为根本法的宪法的本质及其运行发展规律的一种宏观、理性的把握，是法律理性的最高表现形态，也是宪法的最高原理。如果说，宪政的第一层次是宪政生存发展的“血肉”，那么宪政的观念构成则是宪政的“灵魂”。宪政建设不能没有必要的机构与制度，但是宪政不等于机构与制度的简单叠加，它还蕴含着超越于制度实体之外的多元价值理念，这些价值理念先于规则且高于规则，并成为评判与决定宪政建设最终成败的标准。〔2〕

传统宪法观念是近代宪法在人们观念中的反映，是伴随着“控制国家权力、保障个人自由”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并发展的。首先，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传统宪法观念产生的经济基础。财产权是公民权利中最基本的一项权利，它是人类生命得以延续、自由得以实现的保障。新兴的资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提出制约国家权力以防止特殊权力任意对自由经济秩序的破坏，他们主张自由进行生产、交换和分配，享有独立人格，将私法领域中的“契约”原理运用到公法领域中，利用宪法将权力的运作限定在最低的合法限度中。其次，以有限政府为表现的民主政治是传统宪法观念生成的政治基础。近代立宪主义主张制定宪法、实施宪政主要就是为防止国家权力凌驾于人民之上并侵害人民的权利，他们一般通过设立有限政府的做法，即通过宪法和法律对政府的权力和行为施加限制。最后，“人性恶”伦理假设是传统宪法观念的思想基础。“人性恶” 论理假设主张：人人都有追求私利的天性，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个人可能因追求私利而侵害他人或者社会利益;公权力产生的目的就在于防止个人受他人或社会的侵害、保障社会秩序与文明状态。但是因为公权力具有强权性且天生具有被滥用的风险，因此必须把其视为“必要的恶”来加以防范。在这种思想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宪法观念，其核心价值遂成为“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

二、宪法观念在我国的表现方式及其影响

(一)我国“本土宪法观念”生成的各种基础

1.从经济上看，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一个在自给自足和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农业社会，“男耕女织”式的家庭作坊生产方式是其主要特征，强烈的封闭性并不会带来大规模交换的需要，市场因此被排斥。不能形成市场、生产与交换难以分离，商品经济也就不会形成，自然不可能孕育出宪法。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对社会主义认识不清，我们搞了很长一段时间计划经济体制，从本质上看，计划经济是一种权力经济，其运行依靠的是政策和指令，并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实践证明，以政策和指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带来的只能是人治，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公民对宪法政治的认知必然不同于西方，导致宪政在我国的实践路径与西方大不相同。

2.从政治上看，中国传统社会是专制社会，君主王权高于一切。无论是统治阶级内部或外部，在我国传统社会里，权力不受制约，不可能产生西方那种基于多元政治结构而出现的权力制衡机制。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契约关系，而是一种宗法伦理关系，社会主体缺乏独立的利益，国家与社会、家庭高度同构，社会严重束缚于国家之下，形成了独特的一元社会模式。而在传统宪法理论看来，国家与市民社会适度分离是宪法制度构建的社会条件，特别是“政治与经济、政府与市场、国家与人民、公权与私权等领域的分离，因为这种分离使得对国家权力进行必要的限制成为可能。”〔3〕基于我国传统社会结构下不可能形成与政治国家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缺乏对权力的制约传统，因而属一种威权式的治理模式，其宪政路径当然也不可能与西方相同。

3.从思想文化上看，中国经历了漫长的“礼治”与“德治”历史，强调的是伦理规范与思想教化，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中，人性备受摧残和压抑，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阻碍了个性的自由成长，因此难以形成西方社会那种个人自主精神。正是由于自主精神的不足，进一步导致我国传统社会自由、民主、平等理念的缺失，而这与以西方传统宪政精神殊为不同。例如，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性预设基础是不同于西方“人性恶”的“性善论”，它强调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主张通过统治者道德自律和表率作用来影响人们，掌权者都是“知书达礼”的圣人，并不需要外在的监督和制约。于是，百姓对“清官”情有独衷，继而催生了掌权者一种“父母官”意识，到最后，“人治”理念、特权思想便有了市场。

(二)本土特征对当前宪政实施观念上的现实影响

1.国家至上权力本位理念。在我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总体上是一元化的，在此基础上衍生的宪法观念必然以国家为本位，例如：(1)把宪法视为国家权力合法化的标志，宪法沦为强化国家权力的工具。长期以来，我们过于强调宪法的“确认职能、巩固职能”，混淆了宪法在政治学和法学上的不同意义，使宪法沦为政治的附庸。晚近研究表明，尽管宪法集中体现了统治阶级意志利益，但同时也具有推动社会进步与和谐的功能，宪法强化国家权力的目的在于促使其推进社会发展，宪法不应只被看作“阶级统治的工具”。〔4〕(2)缺乏权力有限理念。在国家与社会一元结构下，国家将社会公共事务完全纳入权力范围，几乎垄断全部的公共权力，导致权力有限的基础不复存在。

2.公民权利理念错位。在我们的惯性思维中，在对待权利与义务关系时，义务常常是重心，以“义务”为本位的权利理念是我国宪法观念的重要表现，这种错位的权利理念之极端表现，在《七五宪法》中将“义务”置于“权利”之前就可见一斑。人们一般认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是管理与被管理的简单单向关系，社会服从国家、百姓听从政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实际上，片面强调公民的义务本位会使其丧失掉主体性地位，一个没有主体地位的公民，在不能有效行使权利的情况下，也必定不会很好履行义务的。

3.宪法实证价值被忽视。在我国的宪法实践中，长期注重宪法的价值引导功能，而对这些价值能否以及如何变成现实并未给予必要的关心，以致于在现实中，宪法在人们心中演变成一盏“明灯”，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及。对一般人而言，宪法的程序远没有其他部门法如刑法、民法上的程序来得重要，其根源在于对宪法实证理念的认识误差。例如，在我国现行的宪法条文中，程序性条款在宪法全文中所占比例甚少，且现有的规定也不完善，而这恰恰是长期以来我国宪法实施不给力的重要原因。

三、积极培育符合中国宪政建设需求的宪法观念

(一)大力普及与提升宪法教育

1.推动宪法思维习惯养成。宪法教育的作用不仅在于掌握宪法知识的多少，更重要的是受教育者在学习时所形成的思维能力和思想观念，即宪法至上、依法治国等法治观念的形成以及运用这些理念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习惯的养成;对于“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权力制约与人权保障”、“自由与秩序”、“公平与正义”等宪法学基本信息的摄入，可帮助公民在学习中掌握宪法与宪政的基本原理并学会自我反思，锻炼其一种运用宪法观点与视角思考与分析问题的能力。

2.有助于培养宏观法律意识。基于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各部门法都依据宪法的精神、原则产生，宪法在总体上统领着我国的法律体系。如果说学习刑法、商法、诉讼法等各部门法是学习一种“技术”，那么学习宪法更象是学习一种“精神”或“方法”，它使得公民能够在法律出现漏洞或冲突时并不局限于这种矛盾本身，能够按照法律的逻辑作出符合法律精神的判断。

宪法作为国家最高法，公民有义务学习并熟练掌握它的内容和精神。但就目前国内大学生而言，除法学专业外，能够学习这门“国法”的机会并不多。宪法通常被当作政治课的一部分来学习，淡化了宪法作为法律课的专业性，泛化与神话了宪法，使得公民将宪法看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高度抽象，并不真正了解什么是宪法。在许多高校中，即便是开设宪法课程，也多是将其视为完成“政治任务”，并非真正重视宪法教育;而不少法学专业学生在面对宪法课时，也只不过将其视为类似于英语的公共基础课，而非法学专业课;再加上目前多数宪法教材编写的“保守”与“落后”，宪法学仍难以摆脱政治学的阴影，使得宪法学在法学教育中成为不被重视的鸡肋，从事宪法学教育的教师青黄不接，惨淡经营。欲扭转局面，应尽快在国民教育中普及宪法教育，将宪法作为合格公民的一门必修课;同时提升法学专业的宪法学教育地位与层次，重视宪法的专业学习，注重宪法学专业人才培养，将宪法学研究向纵深推进。

(二)坚持发展市场经济，培养人格独立的公民社会

实践证明，自上而下的“普法式”的法制宣传教育，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所谓的法律素质，或者是法治意识问题。按照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还得从根本入手，即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发展商品经济，培养独立人格的公民，形成国家与社会二元结构下的公民社会。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背景下，人们的利益冲突加剧，个体权利意识不断觉醒，突出的表现在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上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政府强制拆迁执法手段的取消、立法听证价格听证措施的不断采用、网络等新媒体对政府的监督、以民间公益组织为代表的NGO的不断涌现，这都说明我国政府正从传统的强权政府、大包大揽型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转变，公民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公共社会治理当中。这种以关心自身利益为源动力的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越来越多的出现，推动了社会关系的变革，人与人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正逐渐消退，新型的合作关系正逐步形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这种新型公民社会一旦形成，会使公民的权利意识空前提高，政府必然会受到更多有形与无形的监督约束，依法行政成为必然。当依法行事成为人们和政府的自主选择后，法律便获得普遍的尊重，人们开始信仰法律，宪法权威得以树立，宪政建设从而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吴延溢.宪政文明的理念导入〔J〕.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3)：99.

〔2〕占美柏.宪政的价值解析〔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06)：60.

〔3〕杜承铭.社会转型与中国宪法理念的重构〔J〕.法学评论，2003，(03)：19-20.

〔4〕杜承铭，论宪法的社会变迁功能〔J〕.开放时代，1998，(03)：81.

〔责任编辑：陈思〕

作者：陈华

第二篇：论货币宪法的规范基础

[摘要]作为一种重要的公权力，货币权力具有较强的能动性和侵益性，如何在充分发挥其能动性的同时又能严格控制其侵益性，乃是现代宪法的重要历史使命。货币宪法作为对货币权力施以最严格约束的宪法性规则体系，是货币关系领域中的元制度和元规则，是终极性的货币规范体系。货币规范体系包括货币分权规则、金本位制规则、货币政策透明规则、通货膨胀目标制等关于货币的基本规则与要求。目前，货币立宪的实践在各国均举步维艰，货币宪法学的研究也缺乏立法规范的有力支撑。美国民间学术团体——美国货币学会起草的《美国货币法案》可为货币立宪实践提供重要的参考。

[关键词]货币宪法;货币分权;金本位制;通货膨胀目标制;货币政策透明规则

作为一种重要的公权力，货币权力一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能动性，另一方面又具有巨大的侵益性。人类社会的实践经验一再表明，缺少了具有刚性约束的宪法规则，任何一种货币都不可能保持长期的稳定，特别是在当局垄断了货币权力之后，他们始终无法降低利用货币权力进行最大化征税的冲动，因此，创设一组能够有效控制货币发行权的宪法规则就显得十分必要。货币宪法规则体系是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建立起来的基本法律规则，它是确立国家与公民之间财产关系及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重要法律依据，是货币关系领域中的元制度和元规则。但目前关于货币宪法学的研究成果还无法完整地勾勒出货币宪法的规则体系，其原因首先在于作为规制货币权力的元规则体系，其核心内容始终无法回避，如约束政府制造财政赤字权力的宪法性规则，限定货币存量、防范政府和中央银行操纵货币存量的宪法性保护措施，货币宪法的创制和修改规则，以及紧急状态规则等[1]。其次在于货币宪法规则的内容构成还应当结合财政预算、税收和中央银行立法等相关法律，对以下事项作出规定：一是确立货币分权原则，设定货币发行决策权的配置机制，通过将货币发行决策权授予立法机关，形成对货币当局的制衡，减少当局的专断与任意;二是明确界定中央银行的性质、地位与权限，并通过立法严格约束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三是构建货币发行监督机制，包括立法监督、社会监督和专门机关监督;四是对其他相关问题作出具体规定，包括明晰通货膨胀税收入的归属，明确发行准备金率与货币存量，严格控制其他金融部门和政府机构的准货币发行行为，限制银行信贷和电子货币发行量[2];五是在当前的中国，还应当对政府债务规模、消费品价格指数、外汇储备的规模及用途等作出严格的限制。

正是基于上述理路，本文尝试从规范宪法学的角度对货币宪法的规则体系和规范基础加以归纳、整合，力求勾勒出货币宪法规则体系的大致轮廓，并着眼于规范货币体制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理性规则，具体包括货币分权规则、金本位制规则、发行准备规则、货币政策透明规则、通货膨胀目标制等。此外，货币宪法学的研究目前还缺少法律文本的规范指引，而美国民间学术团体——美国货币学会草创的《美国货币法案》则为货币宪法学学理性的研究提供了样本，也为将来货币宪法学的立法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一、货币分权规则

要想有效控制极具侵益性的货币权力，一种有效的机制便是分权制衡机制。分权制衡是一项基本的宪法原则，自从罗马帝国开创了三权分立的政治模式之后，分权模式一直存在于各国的制度实践之中。分权机制在货币权力配置领域的运用即为货币分权，至于货币分权的具体规则模式和立法设计，仍是沿着宪法分权的路径而展开的。

宪法分权的模式和途径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权，即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划分。虽然很少有人把这种界分称为政治分权，但事实上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权力配置模式，并且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权力配置，通过这种配置，可以从外部划定国家权力的活动范围，减少其对社会及其成员的伤害;二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分权，这种划分是通过先在的契约和实存的宪法得以实现的，它具体解决的是某种权利/力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划分的比例问题，如政府的征税权与公民的财产权、警察权与自由权的比例等;三是政治国家的内部分权，包括纵向的分权和横向的分权，它所解决的是公共权力在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如何配置的问题，并且通过合理的权力配置进一步在公权力之间形成制衡。我们通常所说的分权制衡主要指的便是这种分权模式。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6期吴礼宁：论货币宪法的规范基础当然，无论哪一种分权模式，其出发点并无本质区别，即都是在实践着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说的“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宗旨。从宪法分权的基本模式出发，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货币分权的几种基本理路。一是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分权。该种分权模式涉及到当局货币权力的界限、货币政策的调整对象和调控范围，以及市场在货币发行、货币流通、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所享有的自主性的大小。其基本要求是通过立法明确界定货币当局的权力范围和市场的自主空间，将那些可以通过市场自治和行业自律加以解决的流动性问题的处分权力归还市场，确保当局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能够本着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目的，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和市场主体的意愿，而不能随意践踏市场规则及市场主体的领地。二是货币当局与持币人之间的分权，即合理界定当局的支配权力和持币人的选择权利，其最根本的问题是不仅要论证国家征收通胀税的权力存在的正当性，更要对该权力的作用范围、通胀税的规模等做出具体规定，同时还要明确持币人应当享有且免于货币当局侵犯的具体货币权利，如货币所有权、支配权、选择权、兑换权等基本权能。三是国家机关和货币当局内部及其之间的分权，包含横向的货币分权和纵向的权力分权。前者主要涉及货币立法权、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权、货币发行权、货币监督权、货币司法权等各项权力在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合理配置;后者主要涉及货币政策和货币发行的权力如何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配置的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要论证地方政府有无货币发行权，以及应当享有何种程度的货币发行权这样的问题。

在实践中，各国也尝试对货币权力进行不同形式的配置，并提供了货币分权的例证，但总体而言，其效果并不理想。涉及到货币发行决策权的配置，大体有如下四种模式。一是发行限额由内阁讨论并由财政部长批准。例如，日本通常的做法是由内阁会议讨论货币的最高发行限额，并交大藏大臣(主管日本财政金融、税收的最高行政机关的行政长官，相当于我国的财政部长)批准。二是由专门的货币政策委员会或决策委员会决定发行额度。委员会的主席通常由财政部长担任。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便是采取此种模式。例如，在法国，行使该权力的机构是国家信贷委员会，委员会由45名委员组成，主席和副主席分别由财政部长和法兰西银行总裁即中央银行行长担任。三是由财政部行使批准发行限额的权力，英国、加拿大等国采取了此种模式。例如，英国1954年颁布的《货币及银行钞票法》将发行限额确定为15.75亿英镑，如若变动，须由财政部长下达命令;在有黄金准备的前提下，经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商议并批准，可以超额发行。四是由中央银行决定发行限额，但中央银行要向政府或议会负责。美国和德国主要采用这种模式。在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决定每年的货币发行限额，但要经过国会的批准，美联储只对国会负责。[3]在德国，根据《德意志联邦银行法》第13条规定，货币的发行限额由中央银行理事会决定，联邦政府的官员有权参加中央银行理事会的会议，但不享有表决权[4]。

至于货币政策的执行权，尤其是发行货币的权力，通常赋予中央银行。在当代国家，中央银行是唯一的货币发行机构，国家立法通常赋予其集中与垄断发行货币的特权，这也是中央银行发挥其全部职能的基础。在信用货币充当法币流通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凭借国家立法，根据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供应量与客观需要的相对平衡，以实现币值的基本稳定。[5]不过中央银行并非自始就垄断了货币发行权，在西方曾经历过多家银行分享货币发行权的历程。中国也是如此，在民国时期，便出现过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家银行共同发行货币的局面。[6]

货币发行监督权涉及行政监督和经济监督两个方面。行政监督权有的由直属于中央的政府部门行使，如德国的联邦信贷监督局;有的则隶属于财政部，作为财政部内设的职能部门存在，如日本大藏省内设的银行局和意大利财政部的货币流通监察处等。《日本银行法》还规定，如果连续超过15天超额发行货币，须由大藏大臣批准。经济监督主要包括下面四方面内容：一是对中央银行超过发行限额发行的货币征收货币税，以此控制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二是确保通过超额发行货币所获取的收入全部上缴国家财政;三是确保中央银行向国家财政上缴利润;四是确定以政府有价证券作为货币发行的保证，即发行银行必须以公债券或其他政府有价证券作为发行货币的保证。[3]

虽然存在着具体的货币分权实践，然而透过当前金融、货币制度运行的现状我们可以看到，上述几种类型的货币分权也只是具有形式上的意义，并不能在实质意义上约束货币发行权，并且如前文所述，三权分立政体本身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很难去理性地设计一种科学、完善、能够经受住时间考验的分权机制，并使之对当局的权力起到真正的约束作用。所以，仅有货币分权尚不能实现控制当局货币权力之愿望，还需确立金本位制等一系列具体的刚性宪法规则。

二、金本位制规则

金本位制是一国政府通过立法的形式承诺纸币持有人可以按照固定的价格承兑黄金或买卖黄金、并在纸币与黄金之间维持固定比价的制度。[7]大体上来说，货币本位制主要有金本位制、银本位制、金银复本位制，以及信用货币本位制几种，金、银本位制和金银复本位制又统称为金属本位制或金本位制。在历史上，实行金本位制的主要是英、德、法、美等发达国家，中国、日本等国家实行的是银本位或金银复本位制。金本位制规则包含了以下四方面的要求：一是允许贵金属自由兑换和熔铸;二是金、银等金属货币可以计价使用，可以自由进出流通领域;三是金属货币是无限法偿货币;四是信用货币的发行须以金属货币存量为依据，不得超发信用货币。

金本位制诞生于信用货币时代，因为在实物货币时代货币本身便是以金银形式存在的，当然无所谓金本位。在信用货币时代，纸币本身并不具有价值，只是价值符号，国家虽然可以凭借立法要求人民接受纸币，也有义务保持币值的稳定，却从来没有能够做好这件事。纸币发行量影响甚至决定了公民的购买力，随着纸币发行量的增加，公众所持纸币的购买力(包括绝对购买力和相对购买力)不断下降，于是通货膨胀发生，其本质则是持币人货币财产的流失。进一步考察历史我们会发现，人类社会最严重的几次通货膨胀，基本上都是在金本位被废除以后发生的[8]，两个现象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联系。这是因为，在金本位制下，持币人可以自由兑换黄金或白银，而纸币的发行也会受到严格限制，即必须以充足的黄金或者白银储备作为前提。如果货币当局在发行货币时不能秉持谨慎的态度，滥发货币，则会遭受持币人的挤兑甚至破产。由此可见，金本位制乃是约束当局货币发行行为的严格的外在规则，由于受到金本位制的纪律约束，货币当局便不能在发行货币时为所欲为。

金本位制乃是克服通胀的一剂良方，只有金本位制才能从根本上抑制通货膨胀，避免币值大幅波动，进而确保人民的货币财产免受当局的洗劫。相反，如果脱离了金本位制，当局的货币发行行为将难以控制，滥发纸币、通货膨胀都会在所难免。正如哈耶克[9]所指出的，造成纸币贬值的原因是与金本位制的脱钩，而在金本位制的纪律约束下，英国和美国在上升时期保持了近200年的物价稳定。正因如此，古典金本位制被解释为一种能够确保长期价格稳定的货币政策规则。[10]瑞士宪法学者彼得·伯恩霍尔兹[1]也指出，在实行金本位制的时代，物价水平基本稳定，然而当金本位制被废止之后，物价的大幅上涨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他进一步认为，金本位制是保证币值稳定的货币制度，是约束当局货币权力的最为有效的宪法规则。但是金本位制最终没有逃脱被废止的命运，1930年代，世界上主要国家纷纷放弃了金本位制，而代之以信用货币制度。

在信用货币体制下，国家立法强制中央银行发行不可兑换的纸币进入流通领域，并以立法规定纸币的价值。当局虽然可以通过国家立法规定纸币的票面价值，却无法保证纸币的购买力，纸币的购买力只能服从于市场规律。在纸币发行不再受到金本位制纪律约束的时候，当局在调节货币供应量时便会随心所欲，甚至胡乱干预经济，用印出来的纸币换取公众手中的财产，以满足政府财政和公共利益的需求。自此以后，不兑换的纸币便成了脱缰的野马，通货膨胀变成人类社会挥之不去的阴影，而民众的财富则无疑成为了当局的鱼肉，有时候甚至还出现了像罗恩·保罗[11]所说的情况：在美国，自美联储诞生之后，政府和银行卡特尔集团通过通货膨胀政策拿走了社会财富的95%。如果我们抛开经济学家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公式来计算一道小学生的数学题，便可得出这样的认识：在金本位制下，如果货币的购买力是恒定的，即纸币与黄金之间的比值是恒定的，那么便不会产生通货膨胀，并且人民有理由信任纸币。市场上价格的变动由供求关系和社会劳动生产率决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将会不断要求增加流通领域中的货币量，如何确定应增加的货币量呢?方法很简单，即根据经济总量增加的比率增发货币，并保持纸币增量与金属货币增量之间的平衡。这种方法既可满足市场对货币的需求，亦可避免政府滥发纸币，同时还能保证政府获得固定比率的通胀税收入。

金本位制虽然看上去已经成为历史，但是美国犹他州通过立法恢复金银合法货币地位的举动，又重新唤起人们对于金本位制的热情(2011年3月，源于对美元信心的不足，犹他州通过立法正式承认金银的合法货币地位，从而成为美国第一个恢复金银货币合法地位的州)。犹他州共和党议员布拉德·卡尔韦兹在提出该法案时说：“美国人正对美元失去信心。如果政府债务让你抓狂，那么放弃美元现金，改用金银币吧。”[12]虽然他并不承认此举是想要恢复金本位制度，但该法案为恢复金本位制提供了样本，堪称世界货币史上的壮举，各国恢复金本位制的信心也因此而得到增强。随着美联储长期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美元纸币的无休止超发，对美联储的不信任也促使美国其他十多个州加快了将金银币确认为法定货币的步伐。2013年4月，美国亚利桑那州议会也正式通过法律将金币和银币批准为法定货币;因担心美联储“坐着飞机撒钱”的货币超发迟早会导致货币及政治系统的崩塌而不能够取回黄金，德克萨斯州也开始着手设立自己的金库，取回暂存于纽约联储银行仓库内的黄金。[13]其实早在2009年10月，黄金的货币属性便在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得到承认，该交易所宣布允许交易商将黄金作为所有商品的保证金和担保物。[14]

当然，全面恢复金本位将会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并且金本位制本身也并非毫无缺陷。不仅仅是哈耶克，其实很多学者都对金本位制表示出怀疑，如弗里德曼[15]一方面认为，黄金在所有货币中是最安全的，政府没有任何理由禁止黄金的流通;另一方面认为，在金本位制下，人们对通货膨胀的忧心忡忡将会导致黄金对纸币的广泛替代，反而使通货膨胀更加严重。弗里德曼的这种担心是建立在一个小心假设基础之上的，即货币当局在金本位制之下也会滥发纸币。不过，从理论上讲，虽然金本位制并不能消除通胀税，但在金本位制下，任何程度的通货膨胀都会导致黄金兑换，于是货币当局必须谨小慎微，而不能超出经济的发展速度去发行货币。

此外，金本位制背后还存在着有悖宪法精神之处。其实，即便回归金本位制，也不如在金属货币时代更安全。对此，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16]便指出：“‘可兑换的’纸币……对全国物价水平的影响，几乎和面值相等的本位硬币一样。当然，哪怕对这种纸币十足地兑换成本位硬币的能力稍有怀疑，人们就会对它存有戒心;如果它不再十足兑现，则其价值就将跌到表面上它所代表的黄金(或白银)的数量以下。”因为即便在零通胀的时代，纸币的发行速度也会超过金银增加的速度，所以，纵然宪法规则可以保障纸币获得兑现，却无法保证其获得十足的兑现。如果我们乐观一些，认为纸币可以十足兑现，那么由于通胀幻觉的存在，在零通胀的情形下人们是不会考虑将纸币兑现为黄金的，但恰如布坎南[17]133所说，当局仍然可以在公众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征收通胀税。因此，要想真正约束当局的货币权力，使公民的货币财产权获得安全，最有效的选择还是使用足值的硬通货。然而在今时今日，回归金属货币时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信用货币时代，亦几乎不可能避免通胀税的存在，那么对于通胀税又当作何安排呢?那便是建立严格的准备金制度和通货膨胀目标制，即按照弗里德曼夫妇的设想，将货币存量的增速严格控制在3%～5%的幅度之内，并将这一要求确立为一项严格的宪法准则[18]，同时通过立法将金、银确定为货币发行的准备，并借鉴《美国货币法案》的提议，终结部分准备金制度，建立100%准备金制度;严格禁止其他金融机构及政府部门的准货币发行行为，控制银行信贷规模和电子货币的发行量，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等。

三、发行准备规则

准备金制度有两种：一是发行准备金制度，二是存款准备金制度。货币发行准备金制度要求货币当局在发行货币时，必须以某种金属或资产作为发行准备，从而使货币发行量与特定金属或资产的数量建立起联系，并以此限制当局的货币发行规模，维护货币的信用，保持物价稳定。在实物货币制度下，货币本身便是足值的商品，货币总量是确定的;而在信用货币制度下，如果不对货币当局施加外在的约束，发行机构便可以创造无限的信用。货币发行准备制度则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设的。因为在100%的发行准备金制度之下，当局发行的每一张纸币都必须有等值的黄金储备存在，或者说，有多少黄金才能发行多少纸币。在这一点上，100%的发行准备金制度同金本位制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

然而，在各国的制度实践中，100%的发行准备金制度早就被抛弃了，且货币发行早就同贵金属脱钩，而通常以有价证券作为货币发行的保证。然而这些有价证券本身同样是一种信用货币，以一种信用货币作为另一种信用货币的发行准备金，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因为当局可以先创造出一定数量的有价证券用作发行准备，然后按比例发行更多的信用货币。不仅如此，各国还不断降低其发行准备金率，然后像变魔术一样凭空造出大量的货币。对于当前这种橡皮图章式的发行准备金制度，Phillips等[19]曾进行过这样一种计算：

设想在中央银行产生之前，所有商业银行的现金准备是10亿美元，在这些准备金的基础上，最低存款准备金率为10%，那么银行体系的信用将扩张到100亿美元。现在，假设联邦储备体系已经建立起来，并且所有的准备金都转移到新的储备银行，变成其成员银行的存款(同时记入其准备金账户)。储备银行必须保持至少35%的现金准备金，也就是3.5亿美元，以备这10亿美元存款提取，剩下6.5亿美元现金就成为储备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在这些超额准备金的基础上，储备银行可以增加他们的存款，因此增加了成员银行的准备金，最高可达19亿美元……换言之，联邦储备银行现在拥有29亿美元的成员银行存款(联储留有10亿美元作为准备金以备提款，也就是说准备金率为35%)，或者相反地，现在成员银行拥有29亿美元的法定准备金，在这个基础上，它们就有可能将信用扩张至290亿美元。利用新增的19亿美元的准备金……成员银行现在可以在原先的100亿美元外新增190亿美元的信用。

很显然，当前的发行准备金制度只不过是一个障眼法而已，根本起不到约束当局货币发行权力的作用。而要想使这一制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则应当以立法的形式确立100%的现金准备制度，才能以法律的缰绳套住信用创造者的野心。

四、通货膨胀目标制

作为刚性宪法规则的金本位制和100%的发行准备金制度，其恢复和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免会遭受货币利益集团和当局的抵制。在这两种机制恢复之前，面对持久的高通胀和频繁的金融危机，持币人又当如何捍卫自己的货币财产权以减少来自货币超发的伤害呢?在经过弗里德曼最优货币量的试错之后，各国纷纷把目光投向通货膨胀目标制。

通货膨胀目标制是通过事先公布一个合理的通货膨胀目标及实现该目标的期限，并由公众监督该目标的实施效果的货币规则。伯南克等[20]4-5将通货膨胀目标制界定为一个货币政策框架，显然有避重就轻之嫌。他们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一个货币政策框架，其特点是公开宣布一个或多个时限内的官方通货膨胀的数值指标(或目标区间)，同时承认稳定的低通货膨胀是货币政策的首要长期目标。其实，如果像伯南克他们所说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仅仅是政策框架的话，那么其对货币当局将起不到任何约束作用，当局也不必认真地履行事先确定的目标，进而抑制通货膨胀的初衷也无从实现。相反，只有将通货膨胀的具体目标以立法的形式加以确定，由当局执行，并规定当局应承担严格的政治、法律责任，才能保证该制度被认真对待。

通货膨胀目标制包含了以下三方面具体规则。一是价格指数规则。通过立法将物价稳定界定为货币追求的惟一目标，是众多国家的选择，如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捷克、芬兰等。在这些国家，当其他经济目标与该政策目标发生冲突时，其他政策目标必须服从该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各国设定了具体的价格指数和价格上涨区间，发达国家通常将目标值设定在1%～3%之间，而新兴市场国家则稍高，但通常不超过6%。二是透明度规则，即将通货膨胀目标公之于众并由公众加以监督的规则。新西兰《储备银行法》要求银行至少每半年进行一次公开报告，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政府协议中的目标规定是否一致及通货膨胀指标等问题进行阐述。当然，官方公布的数据可能存在不实成分，远不如公众对通胀的切身感更真实，因此仅仅公布数据并不能从根本上形成对当局的制约，而应当引入更具操作性的具体规则。三是严格归责机制。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下，中央银行行长对货币政策的效果负责。比如在新西兰，由于设定了严格的归责机制，从而确保新西兰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在一些未设定明确责任的国家，如加拿大、英国等，所取得的效果远没有新西兰明显。

面对1970年代长期的高通货膨胀的影响，新西兰最早采取了通货膨胀目标制。面对危机，新西兰开始改革其货币制度，通过1989年的《储备银行法》给予中央银行行长以更严格的责任，并将储备银行行长的任职与预先确定的通货膨胀控制目标相联系。储备银行必须对目标任务的完成负责，并受到与通胀控制效果相关联的激励与惩罚规则的约束，如果货币当局不能实现通胀控制目标，即当通货膨胀率超过2%这一法定通胀目标时，新西兰储备银行的领导层就要被免职甚至被解雇。在这种货币政策运行机制中，一旦中央银行签下了确立通货膨胀目标的军令状，政府将不再具体干预中央银行货币权力的行使，从而使中央银行获得更多的自主性。

新西兰的制度创新，提高了货币当局的公信力和货币政策的透明度，被称为国际货币政策的新范式，被认为是一个高度成功的事实[20]115，为其他国家纷纷效仿。特别是在遭遇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国家纷纷效仿新西兰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如英国在1992年9月遭遇到英镑危机之后便开始推行该制度，瑞典、芬兰和中欧国家和拉美国家在国家货币制度出现危机之后也做出此种选择。尤其是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的东南亚诸国，在对货币政策模式的选择上更是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先后宣布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

通货膨胀目标制对货币公权力的行使施加了严格的限制，限制了货币当局的自由裁量空间，确保了当局只能在公众可以忍受的程度内行使自己的权力。很显然，这是一项重要的宪法性规则。印制货币的宪法规则可以是考虑一组有效的财政—货币安排时的选择之一。[17]153而通货膨胀目标制是货币权力运行的量化监督机制，中央银行与政府签订责任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契约制度，同时中央银行还须接受全社会持币人的共同监督，不断提高预测通货膨胀未来走向的能力，并能够甄别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确保物价稳定。这正是该制度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

五、货币政策透明规则

知情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公众应当知晓政府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保密观念不仅与民主价值背道而驰，也损害了民主过程。信息保密培育了滋养特殊利益集团的肥沃土壤;增加了管理租金，加大了交易成本;使民主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大打折扣;使得媒体舆论无法形成对政府滥用职权的监督制衡机制。[21]同时信息保密还会降低决策过程的民主程度，滋生特权和腐败。尤其在代议制民主政体下，公众无法直接参与政府决策的过程，如果因此而对政府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他们将无从监督政府。

然而在货币当局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是否应当公开的问题上，却有较大的争议。自从中央银行诞生以来，神秘便是其最大特点。中央银行往往将保密看做政策有效实施的必要条件。有限的透明度避免暴露中央银行的政策行为和操作策略，中央银行以此为借口为其最小化披露信息的行为做辩护。[22]现任英格兰银行行长金恩问及前美联储主席沃克尔对一名新上任的中央银行行长有何建议时，他的回答是：神秘。[23]这种神秘的作风带来了不公正，因为保守的会计政策和严格的红利政策会产生隐蔽的准备金，而中央银行正是通过这种隐蔽的准备金积蓄自己的财力。

市场上的利益相关者则认为，有效的市场运作需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更加透明。[22]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货币权力影响国家经济的深度和广度也日益加剧，在神秘主义笼罩之下，市场主体根本不知道当局在想什么、做什么，也无法真正理解货币当局对国家宏观经济状况的看法和货币政策的未来走向，进而无法据以对自己行为的结果做出合理的预期。一般来说，中央银行是依据政府授权而成立的，由立法机构创设并对其负责。[24]7当然，中央银行也不是万能的，也会犯错，也应当为其错误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然而，如果当局的货币政策一直处于神秘状态，那么其错误将不会被知晓，进而可以逃避法律和政治责任。

随着民主原则的深入人心和有关信息自由要求的不断提高，各国中央银行不断增加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关于货币政策透明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货币与金融政策透明度良好做法守则》(1999)中作了这样的解释：透明度是指在通俗易懂、容易获取和及时的基础上让公众了解政策的目标，政策的法律、机构和经济框架，政策决定及其原理，与货币和金融政策有关的数据和信息，以及机构的责任范围。鉴于此，货币当局应当依据有关国际法的要求，履行向公众公开披露资料数据的义务，有计划地编制和公开发布有关通货发行数据、年季度资产负债表、货币与金融政策制定与执行情况等综合性报告，实现信息的公开透明。货币当局还负有就其政策向立法机构和社会公众进行解释说明的责任，尊重公民的知情权。同时，货币当局的政策及时向公众公布，既是公众准确获取货币金融政策信息的制度前提，也是提高市场货币使用效率的基础。货币政策透明具有重要的民主价值。首先，政策透明可将当局的权力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从而促进当局提高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责任感，并有助于公众参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并对当局施加影响。其次，政策透明有助于政府部门完善决策程序及机制，畅通政府与公众间的政策沟通渠道，确保政策措施深入人心。政策透明还可以有效抑制在中央银行的政策操作中出现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因为中央银行任何扩张货币量的企图都会暴露于公众的视野之下，导致预期的通货膨胀提高，增加货币扩张政策的边际成本，从而有效约束当局的过度货币化。再次，政策透明能使货币当局任何违背承诺、违反法律的行为都会受到公众的批评，使政府也不能任意指示中央银行增发货币。[25]最后，政策透明还可以减少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暗箱操作，便于问责，减少腐败，进而降低货币权力的侵益性。

作为一项基本的货币准则，货币政策透明规则对货币政策的目标、过程、方法都提出了很高要求。首先，在目标方面，通常由立法机关确定一个长期的或总体的目标，而后由货币当局将其具体化。例如，《欧盟条约》第3条模糊地表述为“维持价格稳定”，欧洲央行要求通货膨胀率维持在2%之内，英格兰银行规定通货膨胀率应控制在2.5%之内。[24]12-13当目标明确之后，公众预期即锚定该目标值，并督促当局朝该目标努力。其次，在过程方面，则要求货币当局尤其是中央银行应及时公布货币政策，并对货币政策的形成过程、执行工具和执行结果予以披露。不过，就目前情况而言，各国货币当局在这一点上仍然有些羞羞答答，其所披露的内容不尽如实，严重影响了公众的预期。最后，在方法方面，主要涉及各国货币当局应当在多大程度上、依据何种模型和方式公布货币政策。具体的要求是，当局应当遵循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对货币政策进行完整的披露，并且将具有保密要求事项的数量限制到最小。

六、货币立宪尝试：《美国货币法案》就世界而言，现有的宪法典或者宪法性法律缺少对货币和货币权力加以规制的条文，货币立宪在实践中还是举步维艰。美国《宪法》仅在第1条第8款中对铸币权力作出了较为笼统的规定。我国《宪法》根本就没有直接涉及货币和货币权力的条款，相关问题只能援引《宪法》第89条第6项、《立法法》第8条第9项，以及《人民银行法》《金银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2009年，由美国民间学术团体——美国货币学会起草的《美国货币法案》，可为专门的货币宪法文本的制定提供方向指引。

《美国货币法案》汇集了美国非主流金融学家对当前货币和银行体系的认知与思考，并且体现出了强烈的批判意识。例如，附在该法案正文之前的“一些认识”，事实上便是对美国当前货币金融体制的一种批评，认为1913年的美联储法案把依据宪法本属于国会的铸币权转让给了私人银行机构，而这一转让导致了巨大的金融灾难，如不断增长的不合理的财富集中、不受控制的政府债务规模、公众沉重的税务负担、持续的通货膨胀、基础设施投资成本的剧增、大量的失业，以及对国会担负提供共同防御和全民福利这一宪法责任能力的侵蚀等，尤其是2008年美国银行和货币体系的大崩溃，对世界范围内的就业和经济造成了重创。在他们看来，由私人金融机构发行货币的行为应当永久性地禁止，既然美联储的货币监管是失败的，那么相关权力就应当归还美国政府，政府控制下的货币供应体系会显著优于现行的体制，并且由政府创造、支配货币，可以排除向私有金融机构支付利息的要求。基于此种考虑，美国政府必须严格行使美国《宪法》第1条第8款赋予其的权力。

《美国货币法案》还试图将法律和权力制衡的原则引入当前的货币体系，并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具体要求。

其一，将货币发行权收归国有。该法案要求由财政部直接发行国家货币，用以弥补公共财政赤字(第103小节)，从而将宪法赋予国会的权力收回来，改为在国会的监督之下由财政部执行，因此，财政部应定期向国会和公众报告货币供应状况(第104小节)。同时，该法案还将美联储改组为财政部的下属机构，规定美联储的负责人由总统任命并经众议院批准，由财政部代表美国以国家货币的形式收购美联储的股份，进而将美联储的角色设定为发行货币的中央银行、全国资金流转的清算银行和政府的财政代理人(第401小节)。这样，美联储就从一个私人中央银行变成一个政府部门或者受国家法律规范并受政府委托的机构。

其二，设定严格的货币政策目标。该法案要求财政部和货币当局应避免由货币供应所导致的通胀或通缩的出现(第105小节)，当实际结果与政策目标存在较大出入时，应及时报告，并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该法案同时禁止政府向银行借款，而以货币发行作为替代(第106小节)。我们知道，借债的风险是巨大的，并且需要向私人银行偿付较高的利息，而利息的来源仍是税收，这显然有违法理。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该法案设置了禁止政府向银行借款的条款。

其三，明确当局发行货币的去向。该法案规定，当局发行的货币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第501小节)，发展农业、教育、医疗等公共福利(第504-507小节)，以及向地方政府拨款或提供无息贷款，用于提供公共物品(第502-503小节)。由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具有通胀税性质的货币发行收入最终应用之于民，并且由于地方政府不享有货币发行权，所以联邦政府须担负起向地方政府提供货币资金的责任，虽然提供的数额、比率等并未在该法案中作具体规定，但这是一项应当加以明确的技术性法律规则。

该法案的起草者之一史蒂芬·赞林嘉指出，该法案对于美国未来的货币制度改革乃至世界货币体系的变革，都将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26]该法案吸收并改进了芝加哥学派的理论与观点，其核心目标是通过将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整合并入财政部，以实现货币发行权和中央银行的国有化，并以政府货币取代私人信贷货币，以及终结部分准备金制度等途径，将货币权力这一本属于国会的宪法权力收归国会，并施以宪法性控制。同时该法案通过明确增发货币的支出去向，确保货币权力和通胀税收入的公共属性。

以上这些应是货币宪法的几条核心准则，其必将为未来的货币立宪实践提供重要参考。

六、结语

目前的宪法典或者宪法性法律，缺少对货币和货币权力加以规制的条文，货币立宪在实践中还举步维艰。2009年，由美国民间学术团体——美国货币学会起草的《美国货币法案》，为专门的货币宪法文本的制定提供了方向指引。该法案吸收并改进了芝加哥学派的理论与观点，其核心目标是通过将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整合并入财政部以实现货币发行权和中央银行的国有化，以政府货币取代私人信贷货币，以及终结部分准备金制度等途径，将货币权力这一本属于国会的宪法权力收归国会，并施以宪法性控制。同时该法案还通过明确增发货币的支出去向，确保货币权力和通胀税收入的公共属性。而所有这些正是货币宪法的核心准则。因此，《美国货币法案》的草创为将来的货币立宪实践提供了重要的规范参考，也为我国货币立宪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

我国《宪法》没有对货币和货币权力作出专门规定的条款，相关问题的解释只能援引我国《宪法》第89条第6项的概括性规定，《立法法》第8条第9项的规定，以及《人民银行法》《金银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这些规定的简单与粗疏同货币权力在当代社会所具有的影响力不相匹配，在防范和应对金融风险及将来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因此，通过不断完善《宪法》《立法法》等法律文本或者制定专门的货币宪法，确立规范的货币宪法规则体系，将货币权力的运行纳入到法制的轨道，则是推动我国宪法法律体系不断完善，有效发挥宪法性法律在防范和应对金融危机、抑制通货膨胀和保障持币人各项基本权利等重要职能的不二选择。

[参考文献]

[1]BERNHOLZ Peter.The implement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a monetary constitution[J].Cato journal，1986(2)：477.

[2]吴礼宁.通胀治理与货币宪法的提出[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42.

[3]白伊宏.关于货币发行权问题的探讨[J].吉林财贸学院学报，1988(1)：38.

[4]宋琳.德意志联邦银行的独立性[J].开放导报，1996(9)：45.

[5]尹洪霞，刘振海.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19.

[6]崔国华.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政策[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4：293.

[7]BORDO M D.The gold standard，bretton woods and other monetary regimes：a historical appraisal[J].Nber working papers，1993(3)：123.

[8]BERNHOLZ Peter.Monetary constitution，politicaleconomic regime，and longterm inflation[J].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2001 (12)：3.

[9]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M].姚中秋，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10]WYNNE A Mark，KYDLAND E Finn.Alternative monetary constitutions and the quest for price stability[J].General information，2002 (1)：1.

[11]罗恩.终结美联储[M].朱悦心，张静，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59.

[12]中国新闻网.美国犹他州议会选择性恢复金本位[EB/OL].( 2011-03-11)[2015-09-20].http：//news.163.com/11/0311/14/6USEJSB100014JB6.html.

[13]凤凰网.美国亚利桑那州将金币和银币批准为法定货币[EB/OL].( 2013-04-23)[2015-09-20].http：//finance.ifeng.com/gold/jskxqb/20130423/7947979.shtml.

[14]蔡金综.美国犹他州承认金银币为法定货币的影响[J].中国财政，2011(14)：65.

[15]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M].胡雪峰，武玉宁，译.北京：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1：569.

[16]马歇尔.货币、信用与商业[M].叶元龙，郭家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53.

[17]布伦南，布坎南.宪政经济学[M].冯克利，冯兴元，秋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8]MILTON，FRIEDMAN Rose.Free to choose[M].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0：308.

[19]PHILLIPS C A，MCMANUS T E，NELSON R W.Banking and the business cycle[M].New York：Macmillan Publishers Ltd，1937：26-27.

[20]伯南克，劳巴克，米什金，等.通货膨胀目标制：国际经验[M].孙刚，钱泳，王宇，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

[21]斯蒂格利茨.自由、知情权和公共话语——透明化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J].宋华琳，译.环球法律评论，2002(3)：263.

[22]库提斯，尼可.中央银行现代化[M].方洁，张立勇，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28.

[23]MERVYN King.What has inflation targeting achieved?[M]//BERNANKE B S，WOODFORD M.The inflation targeting debat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

[24]布兰德.中央银行的现代化进程[M].孙涛，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25]牛筱颖.通货膨胀目标制：理论与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51.

[26]STEPHEN A Zarlenga.The lost science of money：the mythology of money—the story of power[M].New York：American Monetary Institute，2002.

作者：吴礼宁

第三篇：经济法起源的现代宪法基础

摘要：

目前学界关于经济法起源原因的研究，要么是从部门法起源的一般规律，要么是从经济自由和垄断这一经济发展的悖论出发来论述的，并没有对经济法起源原因中的宪法基础给予应有的关注和重视。然而，现代宪法所持有的对私权神圣观点的质疑和限制，以及使近代宪法中的自由主义思想受制于社会公共福利的观点，为经济法社会本位理念的诞生提供了基础性的作用;现代宪法中对于弱势群体的保护和关于社会福利权的规定是经济法实质正义理念的基础。

关键词：经济法起源;现代宪法;经济法基本理念

经济法的独立地位之所以面临巨大的争议，当然有其作为最年轻法学学科所导致的人们对于新生事物的接受尚需时日的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是目前经济法的基本理论相对于民法、行政法等传统学科还显得不足，甚至在某些方面缺乏深入的论证。而要使经济法能够真正站得住脚，就不仅仅是从事具体制度的研究(当然具体的制度研究也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加强基本理论的研究。一门学科历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经济法学以及经济法要想站得住脚，就必须重视对经济法历史特别是起源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从近代民主制度确立开始，宪法就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国家内部最高的法律，而且“无论国家制度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异、国家发展水平如何不同，宪法都是人类寻求共性与追求和谐的‘共同语言’”[1]，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一个部门法要想获得合“法”性就需要其宪法依据。综合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对经济法起源中的宪法基础进行分析就显得格外重要，一方面它是经济法基础理论的自我充实和完善，另一方面也是研究宪法间接适用的要求。经济法起源的宪法基础表现在不同层级的不同方面，因而不可能面面俱到，而经济法的基本理念是其内在灵魂和内在精神，故这里从经济法基本理念入手分析经济法起源的宪法基础。

一、经济法起源原因的研究现状

目前学术界对于经济法起源原因的具体因素以及经济法与宪法关系都有比较详细的论述，但是关于经济法起源原因的宪法基础分析基本上处于缺失状态，只能在经济法起源原因、经济法与宪法关系以及经济宪政的论述中依稀见到其身影。

(一)经济法起源原因的研究综述

在梳理学界关于经济法起源原因的分析之前，必须先对经济法是何时产生这一问题的研究进行归纳。目前关于经济法起源于何时大致形成了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经济法古已有之的古代经济法观点。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经济法产生于古代，经济法的产生并不依赖于经济法概念的提出以及经济法独立法律部门的确认，“因此，不论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各自的经济法。当然，在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国家，经济法的本质、内容和作用是各不相同的”[2]。第二种观点认为，古代经济法是单纯从法律条文、法律规范的角度来考察的，这与以部门法划分角度来定义的现代经济法是不同的概念，“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它的起源也可以追溯到古代‘诸法合体’的法律体系中去，但是……作为部门法划分意义上的经济法，则是在人类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发展起来的，也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背景下，经济法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力量登上法律的舞台”[3]。第三种观点认为，现代经济法是在垄断资本主义之后才产生的现象，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出现了诸如托拉斯、消费者权利等一系列传统法律特别是民法无法解决的由市场缺陷所带来的问题，对市场缺陷的规制呼唤新的部门法的产生，“现代经济法是以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其对垄断现象的规制为历史契机，发轫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律现象”[4]，“经济法产生之初的直接目的就是对不正当竞争及垄断行为进行调整和控制，其产生意义在于对传统法律调整功能的不足给予必要补充”[4]8。

基于对经济法起源时间的不同认识必然也就会形成对经济法起源原因的不同观点，总体而言，学界关于经济法起源原因的研究也相应地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从经济基础、法制前提和思想条件三个方面论述了古代经济法产生的原因，认为“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总和是经济法得以在奴隶制度国家产生的经济基础……奴隶制国家为了行使管理经济的职能，陆续制定或认可了一系列经济法律规范，这是经济法得以在奴隶制国家产生的法制前提……奴隶制国家的立法者对于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需要制定或认可相应的法律规范有了基本的认识，这是经济法得以在奴隶制国家产生的思想条件”[5]。第二种观点从客观基础、社会经济原因、政治原因和法律原因四个方面来解释现代经济法起源。这种观点认为，经济法的“客观基础一般表现为‘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两个方面……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在客观上促进了以国家干预为己任的经济法的兴起……国家出面干预经济的客观必然性导致了经济法兴起的客观必然性……人们渴望以法治化国家为其生存空间的心理促进了经济法的兴起”[3]34-43。第三种观点从市场失灵的克服和国家经济职能的演变这两个方面来说明垄断时期经济法产生的原因，经济法“产生的直接原因是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克服市场缺陷所产生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需要”[4]，“经济法正是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与功能日趋突出时所应运而生的新兴法律部门”[4]7。

(二)经济法与宪法关系研究综述

目前关于经济法与宪法关系的论述大多仍然停留在部门法与宪法关系的普遍性论证思路和模式上，得出“经济法是宪法有关的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在国家经济调节和管理活动的具体化”[6]的结论。关于经济法与宪法关系的另一种更深刻的理解便是经济宪法学的提出，经济宪法学从构建一门学科的高度对经济与宪法的最一般的、最基本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释，认为“当代中国转型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立法、经济政策、经济行政乃至‘涉经济性’的司法都与宪法休戚相关”[7]，并且作者在其著作中论述经济宪法学的历史源流时专门论述了德国《魏玛宪法》和德国《基本法》与经济宪法的关系。基于“政治需要宪政制约，经济同样需要宪政关怀”[8]的认识，有学者提出了和经济宪法学的概念表达相类似但是含义不同的经济宪政，由于市场本身所具有力量的不足导致经济自由秩序不能单纯依靠市场而获得，经济宪政的目的就在于重建经济自由秩序。提出经济宪政观点的学者在提到“经济法国家观念的嬗变”的时候分“经济形态的类别化”、“国家中立与有限政府”、“国家干预与有效政府”这样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其中后两个方面就间接地论述到了经济法起源中的宪法基础——作者区分了自由经济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国家角色和宪法理念的不同，以及在这不同角色定位和理念下国家对于经济正义的不同理解和追求。

二、经济法起源原因中宪法基础分析的缺失

从上面梳理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有关经济法起源原因的分析中并没有对其中的宪法基础给予应有的关注。认为古代就有经济法的观点，不管这种观点是否合理，但由于其对于经济法的起源时间定位于奴隶制社会，其自然不可能在经济法起源原因中给宪法留下任何的位置。认为经济法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之后才产生的观点，对于经济法起源的解释是从部门法起源的一般解释模式出发来论证的，这种观点高度且全面地概括了经济法起源的原因，但是其虽然提到了法治思想却并没有涉及经济法起源的宪法原因分析。而认为经济法是垄断资本主义才形成的观点，其在解释经济法起源原因的时候主要是从市场失灵导致垄断从而破坏了市场的秩序，而传统的法律部门无法面对这一新的现实挑战从而需要新的法律部门，同时政府职能演变也为新的法律部门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这种分析模式更多地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经济法起源的原因，只有在政府职能演变中隐约论及了其中的宪法基础但是却没有能够明确地提出。

在经济法与宪法关系的分析中，传统的论述得出的是一般部门法与作为根本法的宪法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对于经济法起源的宪法基础进行格外的关注。经济宪法学就如其作者在其副标题上所写的“转型中国经济权利与权力之博弈”，其重点在于构建独立的宪政经济学学科从而解决我国经济改革中所面临的宪法问题，并没有把文笔过多地着落在分析经济法起源中的宪法基础。经济宪政的提出者虽然在其具体论述中依稀含有对经济法起源中的宪法基础的分析，但是并没有明确提出这一问题并进行具体分析，更为重要的是其重点在于建构经济法的哲学基础，因而自然也就不会专门论述经济法起源的宪法基础。

以上的学术研究不可谓不精深，其对于全面把握经济法起源的原因、理解经济改革中的合宪性问题以及完善经济法的哲学基础都具有重大的学术和实践意义，但是由于其论述的重点并不在于分析经济法起源中的宪法基础，故而对这方面的关注就出现了缺失。任何学科都不是空中楼阁，都有其赖以产生的因素，对于这些因素的研究是该学科学人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作为法学学科，不仅要研究其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因素，更为重要的是要研究其起源的宪法基础，因为从近代民主制度确立以来宪法便成为了万法之母——几乎所有法律的第一条都明确地写明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所以分析一个部门法(特别是近代意义上的部门法)起源中的宪法基础既是该部门法的学科史应该解决的问题，更是该部门法能够立足的重要原因之一。经济法要想成为一门当之无愧的法律学科而不被人们认为是经济学的附属或者民法与行政法的大杂烩，分析其起源中的宪法基础也许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途径。

三、经济法起源中的宪法基础分析——以经济法的基本理念为视角

经济法的起源时间大概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段时间，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时间段里，宪法理念和立宪实践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宪法学界普遍认为在这段时间的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和1918年苏俄宪法的颁布将宪法的发展分为近代宪法和现代宪法两个时期。这种时间上的吻合并不是出于历史的巧合，而是因为现代宪法对于经济法的产生特别是经济法基本理念的产生具有基础性的作用(1)，由于德国是经济法的母国并且对大陆法系国家的经济法具有极大的影响——其典型特点是经济法最开始表现为经济扶植法，而美国是有经济法之实而无经济法之名的海洋法系国家的典型代表——其典型特点是经济法最开始表现为竞争法或者反垄断法，所以后文以这两个国家为主要论述对象。

(一)经济法的基本理念

理念一词并非汉语所固有的词汇，而是一个舶来品，一般认为其是“日本人在引进西方学术、文化、制度时由德语中的idee翻译(意译)而来”[9]。而随着理念一词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广泛使用，其含义并没有如想象的趋于统一而是众说纷纭，江山教授将其概括为五个方面的含义：“内在精神，直至最高本体”、“被理解的东西或定在”、“知识论”、“历史的成长”以及“哲学问题的解释和解决”，并认为“法理念既是具体法形态的内在，同时也是法之本体的存在”[10]。基于对理念和法理念的认识，我们认同“经济法的理念是人们对经济法的应然规定性的理性的、基本的认识和追求，是经济法内在精神最为集中的体现和反映，是指导经济法活动的最高原理，对经济法的价值、原则及指导思想等具有决定性作用，是经济法诸范畴中最上位的概念，是经济法的灵魂”[11]。从这一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出经济法理念对于经济法的重要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经济法理念不仅仅是关系到经济法学科以及经济法律实践未来方向性的事物，同时也是考察经济法起源的一个重要指标。然而就如法理学对于法的理念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观点一样，关于经济法的理念到底是一元还是多元、包括哪些具体的内容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仔细梳理学界目前关于经济法理念的不同观点，我们可以发现有两个理念是被提及得最多的：社会本位和实质正义。当然，由于各个学者用语习惯的不一致往往也使用相似的词汇表示相同的意思，比如社会本位就被有些学者表述为社会整体利益观、社会整体利益、社会责任本位等，而实质正义也有人将其表述为实质公平正义。社会本位和实质正义这两个概念在经济法理念中出现频率最高并不是出于学者们用语的偶然，而是因为这两个概念基本上能够概括经济法基本理念的具体内容。

从上文中对于经济法理念的定义我们可以得知，经济法的理念是经济法内在灵魂和内在精神的体现，是经济法之所以被称为经济法的关键因素，而社会本位和实质正义恰恰能够体现经济法的这种内在灵魂和内在精神。社会本位是相对于国家本位和个人本位而产生的一个概念，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清晰看见，人类其实经历了从国家本位到个人本位最终走向现在的社会本位这样的一个历程。在文艺复兴之前，个人权利受到极大的压制，个人生活在强大的国家(在西方还包括教会)的阴影之下，这个时候的主流价值是国家本位，而个人权利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文艺复兴提倡人的个性解放、个人独立、重视人的价值，在此之后，个人权利被提到一个空前的位置，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个人权利急速膨胀甚至出现了异化的现象，这段时间呈现出典型的个人本位;随着社会的发展、利益的分化，个人权利异化越来越严重，加上个人权利并不能单纯依靠个人而获得，这个时候社会的整体功能优势开始显现，伴随着这一趋势的是社会利益的凸显，于是社会本位便应运而生了。传统的部门法无法应对社会本位对于法律的诉求，经济法的产生便是为了顺应这一变化，同时在以后的经济法的理论和实践中都体现着社会本位。

实质正义是与形式正义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传统的法律特别是民法注重个人的抽象人格平等以及机会均等，这主要是由于反对封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基于身份而天生不平等所倡导的“人人生而平等”以及要求摆脱封建教会束缚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必然反映，同时由于当时经济和社会关系相对简单，个人可以凭借自身的行为实现其自身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大多数要求。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诸如经济关系日趋复杂、经济组织日益庞大导致垄断出现、消费者以及弱势群体权利的提出、经济和社会权利日趋重要等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使得如果继续坚持形式正义的话将会由于法律主体的个人能力、经济地位等存在的广泛差异最终产生不正义的结果。上述问题的出现以及传统法律无法有效地解决是经济法起源的重要原因，所以经济法产生于社会追求实质正义的需要并且始终将实质正义作为其追求的目标。综上，我们认为社会本位和实质正义才是经济法的基本理念。

(二)社会本位的现代宪法基础

如果从权利发展的历史来分析，宪法经历了个人权利立宪、政治权利立宪和社会与经济权利立宪这三个阶段[12]，而现代宪法就是社会与经济权利立宪的产物。个人权利立宪时期的宪法主要针对的是公民个人的自由权利，保护的主要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和财产权利;政治权利立宪主要是为了满足公民对于参与政治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这个阶段保护的主要是以选举权、被选举权为核心的公民在政治领域中的权利;而社会与经济立宪主要是为了保障公民的劳动权、受教育权、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权利。个人权利立宪主要针对的是公民个人生活领域，政治权利立宪主要针对的是公民的政治生活领域，而经济和社会权利立宪则主要针对的是公民社会和经济生活领域。传统法律(宪法)基于经济独立造就人格独立的观点对私权特别是私有财产进行了严格的保护，奉行着私权神圣的理念，在这种背景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便是原子式的个人本位。在社会和经济权利立宪的现代宪法时期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传统的私权神圣观点受到质疑，私有财产开始受到限制，使得近代宪法中的自由主义思想受制于社会公共福利。现代宪法对于私权神圣的否定是一种辩证的否定，而不是不重视私权的保护，对私权的限制也不是为了回到专制社会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情况。这种质疑和限制主要是满足社会公共福利的需要，而公共福利正是国家为了应对社会化的法律诉求而采取的宪法措施。现代宪法甚至认可基于社会公共福利而对私权的限制可以及于作为宪法基石的基本人权，即现代宪法“在保障人权的同时，也承认为了公共福利而给以的限制”[13]。宪法对于私权的限制粉碎了从文艺复兴以来的个人本位思想，对于社会公共福利规定则是粉碎个人本位之后法律(宪法)对于新的理念的直接反应，这种新的理念便是社会本位。为了充分保障社会福利权的实现从而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本位这一新的理念，现代宪法改变了传统意义上对政府要求“管得越少越好”的观点，转而要求政府“既是受到制约的又是能动进取的——也就是说，既能积极促进社会福利，与此同时，又不陷入仅仅在其组织得最好的公民之间分配利益的专制之中”[14]。现代宪法这种以限制私权、保障社会公共福利的社会本位思想是作为经济法基本理念的社会本位的直接宪法基础，并且这种宪法基础不仅仅表现在具体的宪法制定上，还表现宪法的基本理念之中。

经济法的起源由于不同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以及政治经济关系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起源模式[15]，而作为经济法基本理念的社会本位的宪法基础当然也随着经济法起源模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以德(日)为代表的经济起源模式中，经济法最开始是作为经济扶植法而起源和存在的，这种起源模式下的社会本位主要表现在政府面对经济落后的现实为了早日实现经济现代化以及一战后为了早日恢复经济而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扶植措施，比如保护垄断组织卡特尔、推行工业振兴计划等(2)。德国《魏玛宪法》中关于联邦立法权的一些规定就是这些具体制度的宪法基础：“劳工法，工人及雇工之保险与职业介绍”(第7条第8项)、“天然宝藏，经济企业之社会化，及公共经济之生产、供给、分配、定价，与其按照集体主义之组织”(第7条第13项)。同时《魏玛宪法》以专章的方式来规范“经济生活”，并且这些规范的指导思想并非是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而是德国人所谓的“混合型经济宪法说”——“人们试图用国家干预主义，在经济自由主义和完全经济社会主义之间找到一条折衷道路”[16]，这“充分反映了该宪法以社会服务为宗旨的经济行政思想”[16]。也正是因为如此，《魏玛宪法》被认为是现在德国《基本法》中社会国家(3)原则的来源之一。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具体制度上还是宪法理念上，无论是在战后经济恢复的特殊时期还是和平的宪政时期，《魏玛宪法》都为德国经济法社会本位理念的诞生提供了最高的法律制度上和法律理念上的支撑。

由于美国是成文宪法国家并且具有刚性宪法的特点，对于宪法的修改极为慎重，所以美国经济法与现代宪法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作为宪法守护者的美国最高法院对于经济法社会本位的态度。美国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理念表现在为了社会的经济秩序或者说社会的经济利益而对垄断组织进行限制，传统上以《谢尔曼法》作为美国乃至世界经济法诞生的标志，但这是一种机械的符号化的定位，因为如果我们翻看美国历史就会发现《谢尔曼法》曾经长期被束之高阁，原因除了通常认为的“本身的规定的模糊，可操作性差”[17]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没有得到宪法守护者——美国最高法院的认可，当时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垄断符合宪法中关于财产权的规定。所以美国经济法诞生的真正标志不应该拘泥于符号化的法律颁布，而应该是从社会、法律实践的实际情况来分析，故而笔者认为，美国经济法真正诞生于美国最高院经过一系列判例最终承认对企业垄断进行必要限制的合宪性之后。从这个分析我们就非常清晰地看到了美国经济法起源特别是经济法社会本位理念起源的现代宪法基础。

(三)实质正义的现代宪法基础

从古希腊到后现代的学者们对于正义的定义从不同的社会背景和不同的角度而得出不同的结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博登海默才说，“正义有着一张普罗透斯的脸(a Protean face)，变幻无常、随时呈现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18]。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是关于正义的划分中被使用的最广的一种分类，“在法律范围内，实质正义可以说是法律创制中的正义，形式正义则是法律执行和适用中的正义”[19]。经济法的实质正义主要是为了克服以保护抽象人格平等和机会平等的法律形式主义而形成的，“它是经济法对形式正义进行反思的必然结果，也是经济法的最终价值指向和追求”[11]106 。经济法的实质正义主要表现在对劳动者和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之上。

在法制史上发生了一场被称为“从身份到契约”的深刻变革，即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是一个身份的社会，那时候的法律主要采取的是以身份作为区分标准从而实现对不同人实行不同规定的方法;那时候人们享受的权利和履行的义务主要是根据出身以及属于哪一特定群体而决定的。而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对于人性的解放和对于人的尊重，新的资本主义国家法律开始以个人为单位，从抽象人格独立和人人平等以及天赋人权的角度赋予个人在形式上平等的权利。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权利异化、个人权利能力和经济实力的巨大差异以及权利诉求的社会化带来了严重的社会不公，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广泛存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法律再次出现了变革，这次变革被称为从契约向身份的回归。这次向身份的回归和之前的身份社会不同的是：以前的身份社会重在保护强者的利益，而契约向身份的回归主要是引入结果平等来保护弱势群体，从而实现实质正义。

法学理论既是法律实践的总结，更是其指引，所以从西方法学发展的历程，我们也可以看到现代法律对于实质正义的追求。西方法学在古希腊时期就曾经有过关于正义与非正义的讨论并且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的区分，17世纪、18世纪反对封建和神学世界观的古典自然法中也存在了大量的关于正义的思考，但是这时候法学基本上还是从属于哲学或者说是政治哲学，并且古典自然法由于其理论本身的原因导致其主要贡献在于“破”而非“立”。19世纪后期分析法学派的出现，标志着独立法学学科的诞生，此后法学的重点转向以实在法为基础的实证研究，从而使得对于正义的理解日趋形式化，这种倾向到纯粹法学发展到顶端，这主要是由于古典自然法“破”的任务已经完成而大量国家立法开始出现并日益完善，这就必然导致作为独立法学学科的重点会转向对于实在法的研究，人们通常将这段时间的法学方法概括为法律形式主义。然而人类进入20世纪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开始凸显，虽然这时候出现了作为“国家管制的辅助工具或替代”[20]的特别民法，但是追求形式主义的传统法律(民法)仍然无法解决这些社会化的而非私人之间的矛盾，法学理论开始反思法律形式主义并注重对法律实质化的思考和研究。

宪法是万法之母，是法律中正义的最高体现，其关于正义的追求也基本上和上述过程符合。在个人权利立宪和政治权利立宪的时代，宪法对于正义的理解主要是保护个人不受国家不当干涉的自由权以及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为核心的政治权利，比如“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经由代表参与法律的制定”(法国《人权宣言》第6条)、“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剥夺人民言论和出版的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条)。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以工人运动、贫富差距以及经济危机为代表的种种政治和经济危机迫使他们必须转变法律理念，这一转变反映在宪法上就是以社会和经济权利立宪为代表的现代宪法的产生。个人权利时期和政治权利立宪时期都是一种对于形式正义的追求，因为无论是个人权利立宪时期对于公民人身自由权、财产权的保障，还是政治权利立宪时期对于公民选举权、被选举权等权利的保障，都是建立在抽象的人人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并没有关注人的经济能力、社会地位的不同。而在社会和经济权利立宪的现代宪法时代，宪法开始注重实质正义，注重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在德国，这一转变通过《魏玛宪法》得以实现，因为《魏玛宪法》“试图对个人的社会与政治基本权利提供实质性的保障”[21]，具体表现在：“救贫制度及游民之救济”(德国《魏玛宪法》第7条第5项)、“人口政策、孕妇、婴儿、幼童及青年之保护”(德国《魏玛宪法》第7条第7项)。和前面论述社会本位时一样，由于美国对于修宪的谨慎态度，所以美国宪法的现代化主要是通过最高法院在实践中解释宪法而实现的，当然在接受实质正义的理念方面美国宪法也不例外。美国最高法院是一方面通过认可对垄断组织的限制，另一方面赋予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保护和“罗斯福新政”中的一系列社会救助措施的合宪性来实现实质正义的——美国最高法院就曾裁决“罗斯福”新政中的许多措施违宪。正是由于现代宪法具有以上的特点，一方面使得德国关于经济扶植方面和社会弱势群体保护方面的法律得以顺利施行，另一方面美国规范垄断组织的法律才能得到真正的实施，同时一些基于实质正义的经济措施才能颁行。所以很明显地，现代宪法对于弱势群体的保护以及基于社会经济正义而对垄断组织的限制是经济法实质正义理念的基础。

四、结语

经济法并非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大杂烩，它有其自身的起源原因。仔细分析经济法的起源，我们会发现其与以社会和经济权利立宪的现代宪法几乎处在同一个时代，这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有着其内在的联系。现代宪法所持有的对私权神圣观点受到质疑和限制以及使近代宪法中的自由主义思想受制于社会公共福利的观点，为经济法社会本位理念的诞生提供了基础性的作用;现代宪法中对于弱势群体的保护和关于社会福利权的规定，是经济法实质正义理念的基础。所以经济法诞生于现代宪法的影响之下并且始终受到现代宪法的关怀。从这个角度上讲，经济法不仅仅是一门独立的部门法，而且是一门充满现代气息、体现现代宪法精神的部门法。

注释：

(1)虽然宪法和经济法在理论上存在着互相影响的关系，但是从立法和法律具体实施中我们可以看到，基于宪法的地位，只有宪法赋予某一理念和规定的合宪性才能使得该理念和规定在其他法律中得到确立和实施，所以从立法和法律具体实施的角度而言“现代宪法对于经济法的产生特别是经济法基本理念的产生具有基础性的作用”而不是相反。

(2)虽然德国在《魏玛宪法》颁布施行之前也进行了大量的经济扶植，但由于那只是德国经济法在萌芽时期而不是正式起源或者诞生时期，加之《魏玛宪法》是德国第一部民主宪法，而本文又重在讨论经济法起源中的宪法因素而非讨论经济法起源的过程，故而是以《魏玛宪法》作为视角来讨论的。

(3)社会国家是与放任主义国家相对应的概念，“放任主义国家规定现行的物品分配，只限于进行防范(‘守夜人的国家’)并对社会平衡采取否定态度。而社会国家不是建立在自由放任经济思想的基础上。从社会考虑进行的再分配(第二次分配)则是服从于市场上的再分配(一级再分配)。”——[德]罗尔夫·斯特博：《德国经济行政法》，苏颖霞，陈少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3页。我国有学者认为“社会国原则是起源于十九世纪的一项宪法原则，以国家给付义务为逻辑起点，以保护弱势群体，维护最低限度的实质平等，创造机会平等为意旨。”——袁立：“从社会国原则谈劳动权的国家给付义务”，载《人大法律评论》2011年第1期。其内涵应该包括：合乎人性尊严的基本生存条件的满足;社会正义;社会安全。——王广辉：“论社会国家原则在中国宪法中的体现”，提交“中国宪法学研究会2012年会”的论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12年8月25至26日，第299-301页。

参考文献：

[1]韩大元.宪法实施与中国治理模式的转型[J].中国法学，2012，(4)：15.

[2]杨紫烜.经济法概要[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32.

[3]李昌麒.经济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27.

[4]单飞跃.经济法教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4.

[5]杨紫煊.经济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4.

[6]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74.

[7]吴越.经济宪法学导论——转型中国经济权利与权力之博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前言.

[8]单飞跃.经济宪政哲学论纲——经济法哲学基础的建构[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05：引言.

[9]史济春，李青山.论经济法的理念[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2)：43.

[10]江山.中国法理念[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自序.

[11]李昌麒，岳彩申.经济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