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金融基础论文范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相对于经济学理论中以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金融消费者的弱势为保护金融消费者的价值取向，行为金融学理论则挖掘保护金融消费者更深层次的原因，即金融消费者即使在完全的信息市场中也很难作出理性人的选择。行为金融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早期阶段。
第一篇：金融基础论文范文
夯实国际金融中心法制基础
《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以下简称《监管条例》)的通过与实施，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重要里程碑，对于促进上海金融市场改革发展，保障地方金融安全稳定，维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合法权益，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具有积极意义。
努力健全国际金融中心法律制度体系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始终把法制化放在重要位置。国务院相关文件要求“加强金融法制建设，加快制定既切合我国实际又符合国际惯例的金融税收和法律制度”，2009年6月25日，上海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2009年8月1日实施。
上海按照国家的要求有声有色地开展金融中心法制建设的各项工作，其中在立法方面多层次推出金融市场规范，努力健全金融法律规范体系。国家不断完善的金融立法为金融市场整体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准则，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特需的、先行先试的事项也需要及时规范。上海一方面充分发挥金融法律资源丰富的优势，结合金融创新发展的实际，积极开展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需求的金融立法调研，为推动国家加快制定金融法律法规提供丰富的实证素材。另一方面，又在国家金融立法权限分工的背景下，积极探索制定与金融中心环境建设密切相关而又不属基本法律范畴的规范。如涉及到金融市场信用基础的《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涉及自贸区金融制度创新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涉及不断改善金融营商环境的《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及其上海总部、中央金融监管机构及其驻沪派出机构，以及上海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颁行的有效规章或规范性文件中，2009年后制定实施的与金融联系较为紧密的近400部，内容涉及上海金融市场体系、区域布局和基础设施、金融人才、金融创新、信用环境、金融风险防范与法治等金融中心建设的各个方面。但作为与金融中心重要配套的地方金融监管方面，立法却处于真空状态。
近年来，国际经济金融格局的深刻变化，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都给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一带一路”倡议、上海自贸区及其新片区、长三角一体化实质性启动、科创中心以及科创板为代表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等，给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带来了新任务，也对完善金融法制和金融监管提出了新要求。
国务院同意印发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要求“加快形成成熟定型的制度体系和管理体制”。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与上海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意见》中也表示“支持上海加快推进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建成与国际接轨的金融规则体系，加大对违法金融活动的惩罚力度”。特别是经国务院同意印发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年)》中指出，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包含“基本形成符合国际惯例、公正透明、规范有序的制度体系”;明确要求“积极探索地方立法实践，完善地方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为完善国家金融政策法规体系提供经验。”据此，上海将围绕建设“六大中心”加快与国际接轨，建设金融法治高地、金融制度创新高地和金融人才高地，形成国际一流的优良金融生态系统，探索在上海开展一定程度的地方金融立法。
可见，健全的金融法律制度体系，已经不仅仅是金融中心的保障，而直接是金融中心基本建成的一项指标与标识，是金融中心的基本要素之一。因此，这次《监管条例》的制定出台，就是按国家要求“积极探索地方立法”的具体实践，既填补了地方金融监管法律规范的空白，也是为金融中心基本建成添砖加瓦。
致力确立国际金融中心金融监管体制
建立分级金融监管体制是市场发展的要求。市场对加快金融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而金融创新的迅速发展对金融安全、金融稳定也提出了巨大挑战。在这个背景下，金融分级监管具有重要意义，贴近市场、掌握第一手信息，有利于及时察觉风险、及时作出反应，有效处置风险。建立分级金融机构体制，既要满足国家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的全局需要，有效防治风险：又要有利于放、管、服改革和回应放松金融管制、鼓励创新的强烈要求。因此需要探索中央与地方在金融监管事项、权限上的适当划分，并加强联动协调。监管权限主要按金融风险防范的需要划分，凡是可能引起系统性风险的金融业态包括传统金融业，跨区域、涉众的金融活动，应属于中央监管;而风险较小、辐射影响较低的金融业态(大多数新类型金融机构)，不涉及公众、一定区域内的金融活动，则归地方监管。
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金融市场、机构、资金、人才的集聚地，理应在地方金融监管方面先行先试。同时，也发挥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优势，开展综合监管试点，探索功能监管，对新类型金融机构和一般工商企业从事金融相关行为进行监管，自贸区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外资PE管理公司的设立和运营的监管作了有益嘗试。
国家的各项有关金融中心法规政策文件中也都把“完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重点任务之一。《监管条例》的出台，意味着金融中心监管体制中的的地方金融监管机制正式确立。《监管条例》明确地方政府应当在国家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下，建立议事协调机制，完善地方金融监管体系，落实地方金融监管职责，统筹地方金融改革发展、金融风险防范等重大事项。《监管条例》专章规定了地方政府与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在风险处置方面的职责分工和协同机制;强化了市、区政府，地方政府各个部门、司法机关在地方金融监管、风险处置中的权责定位。《监管条例》明确了监管对象系地方金融组织，还引入专业中介机构参与监督检查，赋予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对违法违规行为处罚、处置的权力。这样形成了中央与地方联动、全覆盖的国际金融中心金融监管体制。
着力营造国际金融中心良好发展环境
营造安全稳定、鼓励创新的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环境，是地方金融监管立法的终极目标。
上海作为金融中心，既是资金和交易的汇聚地，也必然是金融风险集聚地;既是新法律关系产生地，也会是新违法犯罪首发地。区域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的压力较大，金融中心安全稳定的责任较重。
从上海近年的实践看，保安全、防风险，主要防范非法集资、非法设立金融机构以及非法从事金融活动的风险。《监管条例》把防范风险放在重要位置，明确市、区两级政府作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的第一责任人，应制定风险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组织、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做好对非法集资活动的监测预警、性质、认定、案件处置等工作。也规定地方金融组织应依法规范经营，严守风险底线，对经营活动中的风险事件承担主体责任，发生风险事件应当立即采取相应措施并向地方金融管理部门报告。
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目的在于鼓励创新、促进发展。《监管条例》意在通过有效监管，引导地方金融行业持续规范发展，避免野蛮生长和劣币驱逐良币，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金融创新是金融中心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不竭动力，也是金融风险管理和提高金融效率的现实要求。《监管条例》强调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应当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采取与地方金融组织创新发展相适应的监督管理措施，针对不同业态的性质、特点制定和实施相应的监管细则和监管标准。还明确要推动金融产品创新、业务创新和监管创新试点，推进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融合发展的金融科技创新，依此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在更高层次上发展。
(作者系上海市法学会金融法研究会会长，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吴弘
第二篇：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行为金融学基础
相对于经济学理论中以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金融消费者的弱势为保护金融消费者的价值取向，行为金融学理论则挖掘保护金融消费者更深层次的原因，即金融消费者即使在完全的信息市场中也很难作出理性人的选择。
行为金融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早期阶段。最早将心理学和金融研究结合起来作为行为金融学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两篇文章：古斯塔夫·勒庞的《群体》和麦基的《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疯狂》。而最早强调心理预期在投资者决策中的重要地位是凯恩斯的“选美理论”和“空中楼阁”理论。凯恩斯认为决定投资者行为的主要因素是心理因素，投资者是非理性的，证券价格决定于投资者心理预期所形成的合力，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充满了“动物精神”。
心理学行为金融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以1969年鲍曼发表了《科学的投资分析：科学还是幻想？》和1972年又发表了《人类判断的心理学研究对投资的意义》为标志，呼吁关注投资者非理性的心理，明确地批评了传统金融学科片面依靠模型的治学态度，并指出金融学与行为学的结合应是今后金融发展的方向，这些研究成果都为行为金融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金融学行为金融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金融市场上不断出现一系列传统金融学无法解释的异常现象，这些现象引起了相关学者的广泛关注，另外期望理论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证明，这些因素促使行为金融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突破性的重大发展。作为此阶段代表人物之一的芝加哥大学的塞勒研究了股票回报率的时间序列，提出了投资者“心理账户”以及“行为生命周期假说”等理论。另一位代表人物希勒从证券市场的波动性角度，揭示出投资者具有非理性特征，同时他在羊群效应、投机价格和流行心态的关系等方面揭示了行为人的有限理性。
后金融危机时期，舍夫林、克鲁格曼和弗拉蒂安尼在行为金融学理论解释宏观金融危机方面做了很多开创性研究。由于基于传统金融学，经济主体完全理性条件下的传统金融监管受到了严重的质疑，基于行为的金融监管理论逐渐引起了很多国家的重视。传统金融监管的前提是理性选择和市场竞争，然而金融市场的宏观整体波动往往依托于微观主体系统性的全体偏差，个体的行为偏差在信息不对称、制度缺陷等因素的影响下演化成群体性偏差，从而导致市场的异常出现。
行为金融学主要理论
期望理论（Prospect Theory）。期望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确定性效应，指人们在决策过程中，往往对于被认为是确定性的结果赋予较大的权重的倾向或趋势，其中，确定性结果仅仅是相对于不确定性或可能性结果而言的。
处置效应（Disposition Effect）。处置效应是指投资人在处置股票时，倾向卖出赚钱的股票、继续持有赔钱的股票，也就是所谓的“出赢保亏”效应或通俗地称之为“鸵鸟效应”。这意味着当投资者处于盈利状态时是风险回避者，而处于亏损状态时是风险偏好者。处置效应的表现，当投资者盈利时，面对确定的收益和不确定的未来走势时，为了避免价格下跌而带来的后悔，倾向于风险回避而作出获利了结的行为。当投资者出现亏损时，面对确定的损失和不确定的未来走势，为避免立即兑现亏损而带来的后悔，倾向于风险寻求而继续持有股票。
过度自信（Over Confidence）。过于自信是指人们往往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高估自己成功的机会。当一个人面对不确定形式，无法作出适当的权衡时，便容易出现过度自信的心理和行为偏差。过度自信具体是指人们往往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高估自己成功的机会，把成功归于自己的能力，而低估运气和机会在其中作用的心理和行为偏差。
從众心理（Conformist Mentality）。从众行为的含义由社会心理学已经证实，人们具有从众心理。当考虑了他人的判断时，即使知道其他人是一种从众行为，完全理性的人也会参与其中。从众心理和行为有助于解释投资者为什么会对股价的走势产生相似的看多或看空的想法。人们对股市产生相似的想法是股市过度繁荣或崩溃的心理基础。
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ing）。人们常常根据资金的来源、资金的所在和资金的用途等因素对资金进行分类，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心理账户”。心理账户是经济金融领域中人们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特征，并且对人的决策行为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并且可以解释金融市场中的很多现象。
损失厌恶（Risk Aversion）。损失厌恶指人们面对同样数量的收益和损失时，感到损失的数量更加令他们难以忍受。损失厌恶反映了人们的风险偏好并不是一致的，事实上，长期的收益可能会因为周期性的短期损失而被打断，短视的投资者过分强调短期的潜在损失，投资者不愿承担这种短期损失往往错过很多长期投资的机会，同时这种心理也会导致长期资产的配置不合理。
认知偏差（Cognitive Bias）。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在决策时往往不是依靠逻辑推理来进行和完成的，而主要是依赖“启发式”策略进行的。启发式策略主要有三种：代表性启发是指人们倾向于用样本是否代表总体来判断其出现的概率；易得性启发是指人们倾向于根据一个事物在知觉或记忆中的可得性程度来评估其出现的相对频率，容易知觉到或回想起的被判定为经常出现；锚定与调整启发指人们在做决策时往往对已预先设定的参考点进行锚定，后期的分析只限于修正，由此带来了思维定势和经验至上的问题。
行为金融学提供了分析金融消费者投资交易行为和其产生的原因的途径。通过对市场主体行为的分析，可以看出金融消费者的投资决策行为并非标准金融学所说的那样依照成本——效益分析实现财富最大化的理性行为，相反，金融消费者常会因为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其本身的心理方面的因素而作出非理性的行为。
2017年12月1日，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P2P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的出台正式表明对于近期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现金贷监管靴子最终落地。笔者认为应树立从全局上把握现金贷问题的观念。现金贷具有高效率、高利率、高风险、低门槛的“三高一低”特点，现金贷借款比较便利，而且还能完善征信体系。征信的缺失是我国金融基础设施一个重大的缺陷和不足，通过现金贷对底层数据的收集和积累，是完善大数据个人征信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笔者认为，现金贷是由第三方平台进行撮合的借贷，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借贷，如果对短期小额现金贷采取“一刀切”策略，会让线下的民间高利贷更加猖獗，一些得不到正常金融服务的中小企业或个人，很有可能受到高利贷的侵害。所以，普惠金融要重点覆盖这批人群，在特定情况下适当突破年化收益率，给短期小额现金贷留下一个通道，并指引其规范化发展，而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
对现金贷的监管不能一刀切，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尤其对于牌照监管，一方面，牌照监管不能僵硬化，牌照监管也要多层次多维度多元化；另一方面，也不能100%唯牌照至上，应该按照十九大报告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创新监管方式，采取行为监管加上技术治理，即RegTech（监管科技）的方式去实现有效监管。
《通知》要求，各类机构应当遵守“了解你的客户”原则，充分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不得以任何方式诱致借款人过度举债，陷入债务陷阱。对于金融风险防范，需要进一步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我国的金融消费者不但在与金融机构的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而且具有一定的异质性，导致金融消费者在信息获取和应用上的弱势，也使得金融机构利用金融消费者的自身局限性作出偏离理性甚至错误的投资决策。因此，为了矫正这种不平等的交易关系，增强金融消费者理性选择的能力，我国金融法的制度设计中引入了金融服务者的适当性原则、说明义务等一系列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制度。建立投资者分类制度，允许专业投资者、高资产净值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参与投资，鼓励其以套利交易挤出噪声交易者，完善投资者救济机制；还应当建立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基金制度。在不同行业内部，加强各金融业协会协同作用来保护金融消费者，积极地在各级消费者协会内设立由专门人员组成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委员会来切实强化消费者协会保护金融消费者的职能。□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作者：杨东
第三篇：浅谈统筹金融基础设施监管
2019年9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深改委”)召开了第十次会议，会上审议通过了《统筹监管金融基础设施工作方案》，指出金融基础设施是金融市场稳健高效运行的基础性保障，是实施宏观审慎管理和强化风险防控的重要抓手，要加强对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的统筹监管。这标志着我国对金融基础设施的统筹监管即将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虽然方案尚未公布，很多细节问题还无法有的放矢地进行讨论，但从近几年来相关部门在多个场合对金融基础设施监管的关注，以及本次深改委会议对于金融基础设施监管的表述，我们依然可以从宏观角度对金融基础设施监管相关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此外，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对金融基础设施监管已经进行了探索实践，我国可以根据金融体系的实际情况，借鉴国际上对金融基础设施监管的有益经验，构建我国金融基础设施的统筹监管框架。
金融基础设施的界定及我国的监管脉络
顾名思义，金融基础设施是在金融体系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相关机构、制度和规则。目前，关于金融基础设施并没有理论上一致公认的定义，国际组织及各国更多地是从功能上对其进行了界定。而且，鉴于金融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各国更着重地讨论了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概念。详细来看，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二者之间必定存在一定差别，但权威机构和学者对其进行辨析的较少，有时不加区别地使用两个概念。鉴于此，我们在本文中并不严格区分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这两个概念，而是根据具体情况交替使用二者。
在以往讨论金融基础设施时，较多地引用支付和结算体系委员会(CPSS)及国際证监会组织(IOSCO)于2012年4月发布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PFMI，以下简称《原则》)，文件提出了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安全高效运行的24条具体的基本原则，并要求其成员尽快将《原则》落实到位。《原则》将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定义为参与机构之间用于清算、结算或记录支付、证券、衍生品或其他金融交易的多边系统，包含重要支付系统、中央证券存管、证券结算系统、中央对手和交易数据库等五类金融公共设施。
《原则》仅从功能上对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进行了定义，描述了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所发挥的作用，属于狭义的范畴。一般来说，更广义的定义还应包括金融基础设施运行的制度环境、法律基础及遵循的基本规则。另外，金融科技快速发展，正在重构金融基础设施的形态和运行方式，金融基础设施的概念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一些大型金融科技公司承担了部分金融基础设施的功能，如支付、征信等。
从我国的金融基础设施概念界定来看，目前为止官方并没有明确具体包含哪些内容，预计《统筹监管金融基础设施工作方案》会给出明确定义和说明，但从目前的讨论和研究来看，我国金融基础设施包括支付系统、中央证券存管与证券结算系统、中央对手方、交易报告库和其他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等五个方面，与《原则》的定义相近。
我国作为支付和结算体系委员会及国际证监会组织的会员国，有义务落实《原则》的要求。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发布关于实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有关事项的通知(银办发[2013]187号)，对《原则》进行了简要介绍，并对落实《原则》做出了具体安排。但此时还仅限于落实国际组织的监管要求，我国并没有对金融基础设施统筹构建自己的监管体系和措施，此次深改委会议通过的《统筹监管金融基础设施工作方案》则拉开了我国金融基础设施统筹监管的帷幕。
实际上，在此次深改委会议之前，相关会议、文件及人民银行已经对金融基础设施及监管有所关注。例如，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较早地提出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保障金融市场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2017年6月，人民银行印发《中国金融业信息技术“十三五”发展规划》，确立了“十三五”期间金融业信息技术工作的发展目标，包括金融业信息基础设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联合发布《金融业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提出要统筹监管金融控股公司和重要金融基础设施;2018年6月初，人民银行党委举行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提到了要统筹监管好金融业重要基础设施，做到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有效防控互联网领域金融风险;2019年初，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统筹监管，做好机构监测和风险防范。
金融基础设施监管的必要性
金融基础设施是防控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抓手。金融基础设施是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金融市场运行的核心支撑，具有跨机构、跨市场、跨地域、跨国界的特征，为金融市场正常运行提供了必要的服务。2008年金融危机使各国认识到危机中持续运行的金融基础设施对于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危机中很多出问题的金融机构是否能够继续接受金融基础设施的服务对其摆脱困境至关重要。安全和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有助于保持和促进金融体系稳定及经济增长，而如果金融基础设施出现问题，就可能集聚风险，成为金融冲击的一个重要来源，如流动性错位、信贷中断等。基于上述考虑，国际社会对构建高效、透明、规范、完整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十分重视并达成共识。
金融基础设施具有公共品的特征，其本身出现问题影响的面更广，后果更为严重。就与我们日常所接触的基础设施类似，如交通、电力、环保、卫生等，持续地为我们提供公共服务，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使我们的生产生活出现极大困难。从金融基础设施来看，无论是支付系统、证券结算系统还是中央对手方，都是金融机构之间互相联系的通道(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将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看作是金融机构之间相互联系的“管道”)，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风险、停止运行，都会导致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中断，金融资源及信息无法顺利流动，对整个金融系统产生致命冲击。
金融科技迅速发展，逐渐涵盖一系列金融产品和服务。中国的金融科技的发展反映了社会整体数字化进程，尤其是手机电子应用程序和社交网络平台的大规模使用，如电子钱包、支付平台等，标志着金融科技与支付体系、清算体系的融合。一方面，金融科技创新存在共性，包括利用网络效应，经济规模，通过区块链、大数据分析降低信息不对称性，提高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服务效率。另一方面，金融科技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领域的应用也存在不可忽视的风险，由于其具有网络效应，金融科技的衍生风险传染性较强，一旦出现网络风险，金融基础设施的失灵将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金融基础设施须加强统筹监管
从近几年及本次深改委会议的表述来看，谈到金融基础设施监管时都在前面冠以“统筹”二字，本次深改委会议强调，要加强对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的统筹监管，统一监管标准，健全准入管理，优化设施布局，健全治理结构，推动形成布局合理、治理有效、先进可靠、富有弹性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那么，如何理解统筹监管呢?
首先，金融基础设施之间是互相联通的，需要对不同的基础设施统筹监管，避免顾此失彼。现代金融体系的一大特点就是错综复杂性，不同的金融机构之间通过多种渠道建立起复杂的联系。金融基础设施也不例外，彼此之间的联系更为显著，某一类基础设施出现风险波及范围更加广泛，影响更为严重，因此需要统筹考量金融基础设施监管，避免分而治之产生的弊端。
其次，目前我国监管机构对金融基础设施存在分头监管现象，沟通协调不畅，需要统筹监管，避免监管真空和监管套利。例如，人民银行负责监管支付系统，上海清算所、上海黄金交易所等中央对手方机构;证监会负责监管证券和期货市场上的中央对手方、证券存管机构、证券结算系统等;同样作为中央对手方的上海清算所和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在监管要求、风险管理上存在较大差异。不同的监管机构之间协调性不足，容易造成监管规则和要求不统一，甚至产生监管套利现象，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因此，需要统筹协调不同的监管机构之间的监管规则和要求，通盘考虑金融基础设施监管问题。
最后，金融基础设施与实体经济中的公共基础设施类似，也存在如何建设及合理布局问题，从而避免重复建设，有效利用资源。监管部门从源头健全准入管理，从顶层优化设施布局，统筹规划、监管金融基础设施，有助于各项金融基础设施充分发挥作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规避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这就需要监管部门对金融基础设施进行统筹规划、有效监管。
金融基础设施监管国际掠影
从金融基础设施监管来看，我国并没有如宏观审慎政策探索那样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步调稍显落后。鉴于金融基础设施对金融系统及金融稳定的重要性，国际组织及一些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后就开始探索对金融基础设施进行有效监管，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都已经出台了具体的监管措施。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基础设施的监管。2010年7月，美国颁布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对金融监管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金融基础设施监管方面，法案提出由美联储对系统重要性金融基础设施进行宏观审慎监管，并有救助责任;系统重要性金融基础设施的认定则由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FSOC)负责。在监管分工上，美联储处于统筹地位，与行业监管机构共同对金融基础设施进行监管。一般情况下，美联储并不直接进行监管，而是与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和行业监管机构协商，制定相关的监管措施和标准。
在英国，英格兰银行(B0E)作为金融基础设施的监管者，在设计监管框架时遵循《原则》和欧盟对于金融基础设施的相关要求。2013年，英格兰银行发布了《英格兰银行关于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监管措施》，设定了对于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预期及监管目标，并说明了如何评估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状况。2018年，英格兰银行印发《英格兰银行对于支付系统服务提供商的监管》，提出要对支付系统发挥重要作用的服务提供商，如IT、信息服务等进行监管。英格兰银行在对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进行监管时，与其国内的金融行为管理局(FCA)及海外监管者建立良好合作关系。
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日本等国家也都探索了对金融基础设施进行监管，各国央行都在金融基础设施监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对我国金融基础设施统筹监管的设想
明确金融基础设施统筹监管机构。
当前，人民银行、证监会都负有监管金融基础设施的职责，从未来统筹监管角度考虑，应该赋予一家监管机构更大的职责，协调不同基础设施的监管，进而达到布局合理、治理有效、先进可靠、富有弹性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的目标。从目前我国金融基础设施监管现状、各方的猜测及国际监管实践来看，统筹协调监管金融基础设施的职责很有可能落在人民银行。人民银行作为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金融委)的办公室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制定部门，在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方面负有重要职责，鉴于金融基础设施对金融体系的重要性，由人民银行来统筹监管金融基础设施也是应有之义。明确统筹监管机构之后，还要对统筹监管机构与其他监管机构之间的监管职责划分做出清晰安排。
完善金融基础设施监管立法。
有效监管，立法先行。名不正则言不顺，涉及到监管问题，首先要有法可依，无法可依的监管是无效的。美国、瑞士、欧盟等国家(地区)在对金融基础设施监管之初，都以相关法案作为基础，明确监管框架。具体到个别的金融基础设施监管，也需要以相关法律为基础，阐明一些尚存在的争议、冲突和模糊的问题。目前，我国在金融基础设施立法方面还存在很大不足，对金融基础设施监管较多地集中在部门规章层面，亟须出台专门针对金融基础设施监管的法律法规。
统一金融基础设施监管规则
。统筹金融基础设施监管需要统一监管规则，避免各自为政。政出多门的一个弊端就是各说各话，监管规则不一致，甚至松紧不同，这就可能产生套利空间，使监管效果大为降低，甚至产生风险。统筹金融基础设施监管的一个抓手就是要统一监管标准，取长补短，修复监管规则差异造成的不良影响，在金融基础设施准入、治理结构、业务规则、风险防范等方面进行统筹监管。
金融基础设施监管要兼顾国际衔接
。逐渐扩大双向开放水平是我国金融市场未来的发展方向，2019年7月的金融开放11条、9月的取消QFIIRQFII额度限制、10月的外资保险准入条件放宽及外资银行业务范围扩大，金融市场开放再次加速。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资金及金融机构的进出将成为常态，金融基础设施势必要与国际接轨，在相关法律基础、制度框架、运行规则上应该与国际相统一，这就要求我国在统筹监管国内金融基础设施时，还要着眼于国际金融基础设施发展及监管状况，做到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上与国际有效衔接，监管上能够很好地沟通协调。另外，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逐渐增强，我国也应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也需要我国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及监管要注重国际协调和銜接。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辽宁大学）
作者：孙树强 张新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