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历史论文范文

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古代历史论文范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群武树臣《中国古代法律样式的理论诠释》一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以下简称"武文")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样式走过了西周、春秋的判例法时代和战国、秦代的成文法阶段，自西汉至清末，形成了成文法与判例法相结合的混合法样式；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已跨越了西方世界的两大法系样式而走出将两者混合的第三种样式。

第一篇：古代历史论文范文

论古代文学观念的历史维度

文学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学观念包括对文学的全部认识，回答文学是什么、文学做什么、文学怎么做等问题，涵盖了文学本体论、文学功用论和文学创作论。而狭义的文学观念主要指对文学的基本认识，即回答文学是什么和文学做什么的问题。古人与今人对文学的基本认识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人们常常把古代文学观念与现代文学观念分开进行讨论。这里，我们主要从狭义的角度讨论古代文学观念的历史维度。

古代文学观念是古人对于文学的认识。这种认识发生在历史上的一定的时间、空间里，针对具体的文学对象，反映一定历史时期主体对于客体的一种关系。随着时间、空间的转移，随着具体文学对象的变化，古人对于文学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尽管今人对文学的认识或多或少会受到古代文学观念的某些影响，然而，古代文学观念在本质上是历史的而不是现实的，对它的理解和评价也就必须要有历史维度。所谓历史维度，就是要用历史的眼光去观察它，用历史的观念去理解它，用历史的方法去研究它，用历史的态度去评论它。

用历史的眼光去观察古代文学观念，我们会看到，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于文学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即使是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的人对于文学的看法也存在差别，今人与古人的文学观念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例如，孔子的所谓“文学”是与他的“文教”相联系的，主要指人文教化，包括礼乐文献典籍和礼乐文化制度等的学习;墨子的所谓“文学”则是为“出言谈”服务的，包括《诗》、《书》等历史文献和个人言论创作的应用，却不包括《礼》、《乐》文献和礼乐制度的内容;荀子的所谓“文学”是作为知识来对待的，“其数始乎读经，终乎读礼”(《荀子·劝学》);而汉人所谓“文学”则是与“文章”相区别的，主要指儒家学术而不指文章制作。如果站在今天的立场，用现实的眼光来看古代文学观念，也许会觉得这些文学观念与我们对于文学的认识相去甚远，没有什么现实价值。然而事实上，尽管今人的文学观念深受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的影响，但其根源上仍然有传统文学观念的胚胎或血脉。只要不存偏见，我们是能够从古代文学观念中吸取到于当下有用的东西的。而用历史的眼光去观察，就是要首先放弃先入为主的成见，弄清基本的历史事实，先作事实判断，然后才可以作价值判断。历史眼光所关注的是“有没有”，而不是“善不善”。在“有没有”的问题上，不能以今人的好恶来定取舍，应该以历史上是否存在为依据，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当然，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不可能完全复原的，但这绝不意味着今人可以任意歪曲或编造历史，以无为有或以有为无，或者只关注自己感兴趣的而忽视自己不感兴趣的。用历史的眼光去观察古代文学观念，就要关注历史上与古代文学观念相关的全部现象和全部事实，所有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都应该成为观察的对象。尽管这些文献和文物所反映的现象和事实可能只是一些历史的碎片，但它们毕竟是某种现象和事实曾经存在的证明，比那些冥思遐想的合理推论要可靠得多。如果出现某些矛盾的历史现象，或者发现某些我们不理解的历史现象，只要它们是事实，我们都要客观地予以注意，如实地加以描述。“有是事则如是书，斯谓事实”。所谓“《春秋》大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春秋公羊传·桓公五年》)，这正是中国的历史传统。 用历史的观念去理解古代文学观念，就是要在弄清古代文学观念的全部现象和全部事实的基础上，寻找各种现象和事实之间的历史联系，构建具有整体意义的历史语境，将具体的文学观念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按照实证主义史学的说法，就是要“如实地说明历史”(兰克语)，即“绝对地无条件地尊重事实，抱着忠诚的态度来搜集事实，对表面现象表示相当怀疑，在一切情况下都努力探讨因果关系并假定其存在”。这种历史观念在中国也同样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实录”、“直书”从来被认为是史官之职责，“实采群言，征诸人事”也一直是撰史者的积极追求。新历史主义则将历史分为“作为事实的历史”、“作为记载的历史”和“写作的历史”，认为“作为事实的历史”不会再现，“作为记载的历史”难免有主观偏见，而“写作的历史”则是对历史的重新建构。其实，无论是“作为记载的历史”还是“写作的历史”，其中蕴涵的仍然是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它不仅不排斥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事实的搜集和整理，而且是以搜集整理史料为前提的，尽管历史学家的选择和建构不能等同于“作为事实的历史”，但他仍然是以历史的观念去理解历史却是勿庸置疑的。即使是主张“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贝奈戴托·克罗奇，他所强调的也主要是历史与当代生活的联系以及历史与思想活动的一致性，并不反对“历史事件的完整性、叙述与文献的统一性和发展的内在性”这些“历史观念”。主张“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柯林武德，也承认“一切科学都基于事实”，“但历史事件却并非仅仅是现象，仅仅是观察的对象，而是要求史学必须看透它并且辨析出其中的思想来”，即要求史学家要努力从那些历史事实和现象中透彻理解隐藏在其背后的思想。用历史的观念去理解古代文学观念，就要在建构历史语境的基础上，神游于古人的精神世界，“重演”古人的思想，而不是将今人的思想强加于古人。历史语境的建构对于理解各种文学观念的具体文化内涵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哪一个作家，他所表述的文学观念不会仅仅是他个人的琐碎欲望和胡思乱想，一定与他生活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政治气候、教育状况等相关联，也与他个人的生活遭遇、文化修养、思想品德、精神面貌等相关联。例如，孔子文学观念中，对于礼乐文献和礼乐制度的关注，与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而礼乐制度还没有寿终正寝的社会环境和他个人对于西周礼乐文化精神的偏爱相关联，其中可能还有他的没落贵族的身份认同和对周公的个人崇拜;而墨子的文学观念中根本反对礼乐文化则与战国初年礼乐制度已经淡出社会政治生活以及他本人所持的“废周道而用夏政”的文化立场相关联，其中可能还有他的下层平民的身份认同和社会生活的现实考量。因此，对于古代文学观念的理解，既应该有宏观的历史文化视野，也应该有微观的个体人性关怀，否则，我们很难真正理解古人的文学观念。清人章学诚所说的“比事属辞”、“心知其意”(《上朱大司马论文》)，实际上已包含有这样的思路。

用历史的方法去研究古代文学观念，就是要在古代文学观念的研究中尽量采用历史学普遍采用的方法。历史学采用的方法很多，但最能体现其学科方法特点的无非以下几种。一是史料的方法。历史学一直有重视史料的传统，甚至有“史学即史料学”的极端说法。重视史料的搜集整理，注意挖掘史料，辨析史料，合理运用史料，一直是历史研究所倡导的方法。古代文学观念研究可以也应该借鉴这种方法。研究一个人的文学观念，就应该最大限度地搜集、整理、挖掘与其文学观念相关的全部资料。研究一个时期的文学观念，也应该最大限度地搜集、整理、挖掘与这一时期文学观念相关的全部资料。有了这一资料基础，

就有了观察、理解其文学观念的可能性。没有这一资料基础，要想真正弄清楚一个人或一个时期的文学观念，肯定是不可能的。二是实证的方法。历史研究最重实证，靠事实说话，有多少事实说多少话，当我们下判断时，很自然的要求是：“拿证据来!”即所谓“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古代文学观念的研究也应该提倡这样的方法，我们讨论文学观念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都必须以事实为根据。这种事实根据不应该是部分事实，而应该是全部事实。即是说，如果存在与自己观点不相符合的事实，不应该隐瞒，而应该提出来讨论，“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以为不德”。这是为史之德，也是做任何学术研究的基本道德。三是编年的方法。历史本来是时间的延续，因此历史研究向来有很强的时间观念，编年便常常成为历史学所使用的方法。时间的先后不仅体现了历史的过程，有时还会体现出始末、因果、正变等各种复杂的关系。古代文学观念的研究运用编年的方法，能够将某种文学观念和一定的历史时期联系在一起，便于我们把握这种文学观念的社会历史内涵，比较清晰地显示文学观念发展的历史线索，同时也可避免用今人的观念随意解释古人的观念，造成不应有的误读。例如，孔子的文学观念在子游子夏那儿有了分化，而孟子和荀子的文学观念的分野既可以在孔子的文学观念中找到根源，也可以在子游子夏的分歧中发现儒家文学思想发展的线索，而其中的演进之迹还不能不与墨子、杨朱、庄子等人的思想相比较，在各种思想的运动中发现文学观念变化的轨迹。四是会通的方法。中国古代历史学家重视会通，司马迁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郑樵认为：“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会通之义大矣哉!”(《上宰相书》)用会通的方法研究古代文学观念，就是不仅要把古代文学观念放在历史语境中去理解，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去考察，还要把它放在古今思想的联系中去比较，甚至还应该用西方的文学思想作参照。这样，我们对古代任何一种文学观念的研究都不会是单一的、孤立的、零散的，而应该是整体的、系统的、全面的。

用历史的态度去评论古代文学观念，就是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尊重古人，“具了解之同情”，正确评价古人的文学观念。正如陈寅恪所说：“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评论古代的哲学思想是如此，评论古代文学观念当然也应该如此。尽管20世纪以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改变了人们对于经典物理学的认识，也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人们不再奢望对事物的认识具有绝对的真理性，也不再认为真实的历史可以还原，不再自信今人可以完全了解古人，然而，人们仍然没有放弃沟通今人和古人的努力。新历史主义虽然解构了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追求历史真实的幻想，却仍然坚持“史家必须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当然，“他之重演它，乃是在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中进行的，因而重演它也就是批判它并形成自己对它的价值的判断”。历史中的主客体是统一的。而思想的活力是主要的，历史的事件只是有了思想才存活在后人的头脑里，今人研究历史必须沉湎到过去的事件中，重新体验、思考前人的思想，尽管是在他现有的知识背景下去体验和思考的。这一主张与“了解之同情”说可谓异曲同工。因此，用历史的态度去评论古代文学观念，既是一种思想体验，也是一种思想冒险。我们不仅要“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去体验古人如何思想，而且要站在今人的立场，对于古人何以要如此思想，这样思想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意义，以及这种思想在今天有何价值，做出恰如其分的批评。这样不仅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古人，同时又能激活古人的思想让其参与到今天的文学思想的建设中来。这当然是一项很危险的工作，同时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既不能曲解古人以迎合今人，又不能抬高古人来贬低今人。而是要在古今思想的沟通、交流、碰撞、融会中实现中国文学思想的重建和升华。而这也正是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研究的当下意义。

总之，古代文学观念的历史维度要求研究者具有才、学、识、德的综合素质，把“史法”和“史意”结合起来，既要“记注”，也要“撰述”。“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如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体不拘常而其德为圆”。只要我们智神相兼，方圆德备，古代文学观念的研究定然会有崭新的局面。

作者：王齐洲

第二篇：中国古代法律样式的历史考察

群武树臣《中国古代法律样式的理论诠释》一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以下简称"武文")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样式走过了西周、春秋的判例法时代和战国、秦代的成文法阶段，自西汉至清末，形成了成文法与判例法相结合的混合法样式；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已跨越了西方世界的两大法系样式而走出将两者混合的第三种样式。并提出，"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法律样式所具有的特征实际上体现了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某种共同规律"。作者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下简称"武书")一书中，亦有相关阐述。中国古代法制的历程果真存在如此渐进的三段样式吗?笔者认为，"武文"的立论无法让人信服。

一

关键的问题是：西周、春秋是否称得上是"判例法"时代?

"武文"将西周与春秋时代的法律样式称为"判例法"的主要依据是《左传·昭公六年》中叔向的一句话："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武文"解译为："即选择适宜的判例来指导审判，而不制定包括何种行为是违法犯罪，又应该承担何种法律责任这两项内容的成文法典。""武书"又对这句话中的"事"与"例"做出明确解释："这里的事就是判例；议是选择、评判、研讨之义，亦即比叙其事而赏罚之义。"[注解：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6页。]问题在于，这"事"能否解释为"判例"，其根据又是什么?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认为："议读为仪；仪，度也。制，断也。谓度量事之轻重，而据以断其罪。"清代王引之《左传述闻》中有详解。杜预《春秋左传集解》释谓："临事制刑，不豫设法也，法豫设则民知争端。"我们在所有的《左传》注解读本中，根本找不到可将这"事"解读为"判例"的有关解释与历史根据。杨伯峻《春秋左传词典》对《左传》中所有的"事"进行了解释，有七种意思：1.事务，2.奉侍，3.职位，4.战事，5.税役，6.师事，7.对待，并无"判例"的意思。

"武书"又将《尚书》中的"御事"释译为"判例"："如《召诰》谓：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节性，惟日其迈，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大意是说，先参照殷人的判例，逐渐形成我们周人的判例。在审判中要节制喜怒之情，因为判例的作用是十分久远的。王要谨慎地判决，不能失去民心。"(210页)这种释译的文字学、历史学根据何在?"武书"没有片言只字的考证；查遍有关经籍、辞典，也找不到相类的解释。事实上，"御事"就是执掌、管理政务、事务之官员；尽管"御事"也可以是法官，但决不能等同于"判例"。王世舜《尚书译注》对这段话翻译得很贴切："王先治理殷国的遗臣，使他们能够亲近我们并和我周国治事诸臣一样为国效劳。要节制、改造他们的性情，使他们天天有所进步。成王也应恭敬谨慎，以身作则，不可不敬重德行!"[注解：王世舜：《尚书译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7页。]其中根本没有"在审判中"有关"判例"方面的内容。

"武书"从文字学角度对"事"即为"判例故事"的推论是这样的："《说文解字》：事，职也，从史之省声。甲骨文、金文事与吏为一字"；"事即是吏专职行为本身，即从事、事奉之义；又是其行为的直接对象，即政务之故事和司法判例。吏便依照既成的模式和方向来处理现实的事件。古代典籍言事者颇多，如《尚书》：未有逊事；《左传》：顺事恕施；《逸周书》：淫巧破制，淫权破事；《国语》：卿大夫佐之受事焉；《周礼》：日朝以听国事故，等等，均指成事、判例也。"(216页)《金文大字典》经详尽考证谓："吴大徵曰：事，古文事、使为一字，象手执简立于旗下，史臣奉使之义，此事之最古者。……吴大徵释事、吏初义，与金文结构相符。"[注解：戴家祥主编《金文大字典》，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甲骨金文大字典》释"事"为：1.职事，2.用为使，3.奉事，4.官名[注解：四川大学历史系古文字研究室：《甲骨金文大字典》，巴蜀书社1993年版。]。此外，《尚书·召诰》的这段话中也决没有"在审判中"的含义，就是在这段话的上下文中也同样找不到这一含义。《召诰》是西周召公在营建洛邑时，对周成王的一篇告诫词，全文以"敬德"为中心，没有司法审判方面的内容。

"武书"又据《尚书·吕刑》"五刑之属三千"一句，认为《吕刑》的内容含有三千条判例(246页)。如果西周存在如此鸿篇巨制之判例汇编，便有许多问题无法解释。首先，这三千条判例如何记录?当时书写材料，惟有甲骨、铜鼎，三千条判例需要多少甲骨、铜鼎?为什么地下发掘关于《吕刑》的判例竟会一无所获?再者，当春秋郑国"铸刑书"和晋国"铸刑鼎"时，叔向、孔子诸贵族名流都强烈反对，认为与周代"不为刑辟"的礼制统治背道而驰，民众察鼎知刑，将"贵贱无序，何以为国"[注解：《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如果西周早就有如此鸿篇巨制的判例汇编，如今再铸个把刑鼎，制定个简单的成文法典，其与三千条判例的《吕刑》相比，真九牛一毛，又何必大惊小怪地纷纷抗议呢?同时，郑国子产在回答叔向的责问中，不提西周已制有巨型判例汇编《吕刑》，而强调"吾以救世也"，确有创制之含义。

西周有所谓《九刑》、《吕刑》，其刑书已佚。《左传·文公十八年》载：周公"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经考证后谓："九刑者，九种刑罚之谓，昭六年传，亦为刑书之名。"据此，西周的刑书当以刑罚为主，其罪名的规定则相当简要笼统。

二

西周、春秋是否是"判例法"时代，还主要看当时司法制度的实际情况。

西周铜器《亻朕》铭文所记一案，据李学勤先生的考释，法官伯扬父宣判被告牧牛的罪谳是："竟敢和你的长官争讼，违背了自己立下的誓言。""训所记牧牛违誓，应鞭一千，施墨刑，与《〈周礼·秋官〉条狼氏》职文大体符合。"[注解：李学勤：《岐山董家村训考释》，《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而"竟敢与长官争讼"的罪名，肯定也违背周礼的行为规范。很清楚，此案判决以"周礼"为根据。

《左传·昭公十四年》所载邢侯与雍子的争田讼案，雍子无理而纳其女于法官叔鱼，叔鱼便枉法曲判邢侯有罪，邢侯一怒之下杀了叔鱼与雍子。大夫叔向判曰："三人同罪……己恶而掠美为昏，贪以败官为墨，杀人不忌为贼。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此案以简要笼统的刑书为判决依据。

最近出土的西汉初年《奏谳书》，载有两个春秋案例，其中一个是鲁国柳下季所判佐丁的盗窃案，该案一开始就大段引征鲁国的律文。在简述案情之后，柳下季重判佐丁"为倡"，接着又说明了重判的理由及其依据的法律。此案以鲁国的成文法为判决依据，尤为清晰[注解：参阅《江陵张家山汉简〈奏谳书〉译文(二)》，《文物》1995年第3期。]。

对此，"武书"只能含糊地说："以上审判实例曾被铸之鼎盘，书之典策，对当时及后世的审判必定发挥了指导作用。"(219页)参考案例的"指导作用"，与"判例法"之间是有很大距离的。可以下断语的是：至今所能见到的所有周代铜鼎铭文记载之案件，及当时典籍中所载之各类案子，没有一件是用所谓先前的"判例"来判案的!《左传·襄公十九年》言："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铭其功烈以示子孙，昭明德而惩无礼也。"李学勤指出："铸作有关法律铭文的青铜器的人，一般是胜诉一方，这是一条通例。"[注解：李学勤：《论鼎及其反映的西周制度》，《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1期。]就是说，这些铭文案例并非为当时司法机关或法官所制作的法律文书，而主要是打赢官司的贵族炫耀其胜诉所为。《左传》诸古籍中所载之案例，也主要是当时史官所记载之历史事件，而非法官所记录的作为判例的法律文件。当然从汉代《奏谳书》中出现了两个春秋案例来看，也可说当时司法参考判例的法律样式有所萌芽。

"武文"又说："帅型先考、仿上而动即遵循先例原则。如《国语》：夫谋必素见成事焉，而后履之，而可以授命，启先王之遗训，省其典图刑法，而观其废兴者，皆可知也，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故实，不干所问，不犯所咨，宾之礼事，仿上而动，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左传》：执事顺成为臧；《尚书》：率作兴事，慎乃宪……屡省乃成，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荀子》：守职循业不敢损益，可传世也而不可使侵夺，立法施令，莫不顺比；等等。它们都强调以先前的故事成例作为处理当今案件的准则。"这里的问题在于，将政治方面要求遵循先王之遗训和故事与司法审判中遵循先例原则混为一谈。尽管这里的"成事"中可能包含一些判例故事，然而也只是一种不确定的推测，最多只可以说可能存在司法遵循先例的萌芽。尤其是当时的审判组织和审判制度尚不成熟，也根本没有对判例的整理，说明离判例法的完成仍有质的距离。

"武文"还说："一个允许和保障法官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的政体，是判例法理论得以确立的重要前提。……在西周、春秋的宗法贵族政体下，法官作为贵族统治阶级的重要成员，实际上拥有相对独立的立法权与司法权。"但是，考察西周、春秋司法活动的实际情况，恰恰说明当时缺少这一"判例法"理论确立的基本社会政治条件。

现有记载西周中、晚期贵族间一些用土地及财物进行交换和赔偿案件的8件青铜器铭文中，有5件明确记有告之或诉讼于周天子和执政大臣，并获其批准或判决的程序，有3件铭文中似乎缺少这一程序。李朝远先生经缜密考证后指出："《九年卫鼎》、《生簋》等器的铭文中的确没有告之天子或执政大臣的明文记载"，然而"记有天子处所的铭文，往往表示正是天子本人在亲自处理、裁决土地交换之事。土地交换各项具体事宜的定夺，就在铭文所记的天子处所中进行"；"西周金文中，记有天子处所，其所记之事又是由天子亲自处理的例子俯拾皆是"；"如此说不误，那么土地交换中告之或诉讼于天子或执政大臣则是必经的程序了"[注解：李朝远：《青铜器上所见西周中期的社会变迁》，《学术月刊》1994年第11期。]。此说有大量史证。就是说，当时的绝大多数经济纠纷案都要由天子或执政大臣裁决，更不用说许多重要的刑事犯罪案件了。《史记·周本纪》载："(厉)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一直杀到"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的地步，也没有听说有哪个法官敢以"相对独立的司法权"抗拒周厉王的命令。《左传·襄公三年》载："晋侯之弟扬干乱行于曲梁，魏绛戮其仆。晋侯怒，谓羊舌赤曰：合诸侯，以为荣也。扬干为戮，何辱如之?必杀魏绛，无失也!"后魏绛至，上书声辩且伏剑请罪，晋侯有所感悟，魏绛才免一死。这里，作为主管军法的中军司马魏绛，只杀了犯法贵族的一个仆人以做替罪羊，都会遭此不测，能说他有相对独立的司法权吗?

当时君主与擅权的大臣有相当的司法任意权。春秋时，鲁公子斑喜欢梁氏女，前往观探，"圉人自墙外与梁氏女戏。斑怒，鞭。庄公闻之，曰：有力焉，遂杀之，是未可鞭而置也。"[注解：《史记·鲁周公世家》。]晋灵公因宰夫烹熊掌不熟，便诛杀之，并叫婢女抬尸弃之荒野[注解：《左传·宣公二年》。]。齐国擅权大臣崔抒弑君后滥杀史官事件也相当有名。"郑驷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谓子然(即驷)于是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国家者，弃其邪可也。……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无以劝能矣。"[注解：《左传·定公九年》。]有关案例不胜枚举，其中，刑、杀都任最高统治者所欲为，无任何制约。

君主擅杀重臣，也往往随心所欲。"楚子以屈申为贰于吴，乃杀之。"[注解：《左传·昭公五年》。]楚灵王怀疑大夫屈申有二心，便处以死刑。"楚令尹子旗有德于王，不知度，与养氏比，而求无厌，王患之。"楚平王也杀之[注解：《左传·昭公十四年》。]。陈灵公与大夫孔宁、仪行父皆私通夏姬，大夫泄冶谏曰："公卿宣淫，民无效焉"。"公告二子，二子请杀之，公弗禁，遂杀泄冶"[注解：《左传·宣公九年》。]。吴王夫差赐剑命伍子胥自尽，越王勾践赐大夫文种自裁，更是不用什么像样的罪名。最典型的案例是：公元前650年前后，晋献公病死，大夫荀息据遗嘱立奚齐为君，大夫里克欲接逃亡在外的公子重耳回国，便杀奚齐。荀息又立奚齐弟卓子为君，里克又杀卓子，荀息也愤慨自杀。这时逃亡在秦国的夷吾回国即位，是为晋惠公。"将杀里克，公使谓之曰：微子，则不及此。虽然，子杀二君与一大夫，为子君者，不亦难乎?对曰：不有废也，君何以兴?欲加之罪，其无辞乎?臣闻命矣。伏剑而死。"[注解：《左传·僖公十年》。]

从上述分析中可见，当时基本没有形成以遵循先例为原则的判例法司法环境。关于这一问题，何勤华先生说："中国在进入成文法以前，主要是适用习惯法，是一个习惯法时期。因为习惯法与判例法尽管有许多相同点，但判例法主要是与法院的审判活动一起成长的，而战国以前，中国的审判组织和审判制度尚处在萌芽时期。"[注解：何勤华：《秦汉时期的判例法研究及其特点》，《法商研究》1998年第5期。]总之，关于中国在进入成文法以前，不曾经历一个判例法时代的论断是合乎历史实际的。

三

从夏、商两代出现的"禹刑"和"汤刑"，至西周产生的"九刑"、"吕刑"，其内容已无法详考，不过可以说刑法在逐步形成。"周礼"包含了当时最主要的习惯法内容，起着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重要作用，然而它也要由刑法来补充或调整，所谓"出礼则入刑"，被逐渐打上"刑法"的烙印。《尚书》中的"诰"、"训"、"誓"诸篇的内容，相当于帝王的法令，也可看做是当时法律的补充样式，其中"予则孥戮汝"等内容，同样充斥着刑法的味道。当时或许会出现一些无法严格界定的"判例"，以作为应遵循的"先王故事"，这种推测，最多可以使我们估计当时具有参考判例的司法样式的萌芽。总的来讲，中国上古三代社会处于习惯法与刑法相结合的时期，也出现了其他一些法律辅佐样式，其中一开始就凸显出以简明"刑法"为主导的特征。

春秋是古代法制的奠基时期，立法活动相当频繁。如公元前621年，赵宣子在晋国"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狱、董甫逃、由质要……以为常法"[注解：《左传·文公六年》。]。其后，宋国"使乐遄庀刑器"[注解：《左传·襄公九年》。]。楚国文王"作区仆之法"[注解：《左传·昭公七年》。]。……直至郑国子产"铸刑书"，邓析做《竹刑》，晋国"铸刑鼎"，刑法典成文且公之于众。如果说西周春秋是判例法时代的话，在春秋如此频繁的立法活动中，总会有所反映。然而，在相对丰富的有关史料中，根本不见有判例汇编的影子，也没找到一件案子是在遵循先例的原则下进行司法判案的。要知道，"判例法不但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传统，它植根于人心之中，社会之中"[注解：梁治平：《英国判例法》，《法律科学》1991年第1期。]。认为中国古代的法律样式在春秋末期由判例法传统改变为成文法形式，这种观点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战国和秦代是成文法典日趋周密完善的时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专制统治的需要，各种辅助性法律样式也不断发展。秦国"在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等6篇刑律之外，还颁布了大量的法律令，……这些秦简中的法律虽然只是秦法中的一小部分，但其中有秦代29种法律的部分条文，内容涉及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官吏任免、征发徭戍、军爵赏赐等许多方面，说明秦的法律包括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另外还有解答法律难点的法律答问，以及关于审判方法和司法文书书写格式的《封诊式》"；"秦国律令法体系的建立代表战国法制发展的最高水平"[注解：张建国：《中国法制历程简论》，《法商研究》1998年第4期。]。战国时期作为法律辅助样式的判例记载也开始增多，如秦简中就记有不少，"秦代的判例称为廷行事(少数场合也称行事)。在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廷行事多处出现。它是在秦王朝成文法没有规定，或者虽有规定但需要变通或修改，或者使法律规定更为具体和明了等情况下使用的。从秦墓竹简中我们可以得知，廷行事在秦代已具有法律渊源的地位"[注解：何勤华：《秦汉时期的判例法研究及其特点》。]。可以说，中国古代在进入成文法时代之后，判例也逐渐成为当时众多的辅助性法律样式之一。汉《奏谳书》中的22件案例，2件为春秋时期，4件为战国秦代，16件为汉代初年，同样透露出这一辅助性法律样式发展的脉络。

汉承秦制，在秦六律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兴律、厩律、户律、朝律、傍章律、越宫律等法律的主体样式，加上随时发布的法令，以及以决事比、引经决狱的判例法，作为辅助性法律样式。《奏谳书》反映的汉代司法审判程序，有"讯"、"诘"、"诊问"和"鞫"等阶段，其中的"鞫"(判决)，主要还是"对照相关法律确认罪犯的罪行和罪名，加以判决。……偶尔也见到用以往的判案成例"[注解：彭浩：《谈〈奏谳书〉中的西汉案例》，《文物》1993年第8期。]。所以，我们说它依然是辅助性法律样式。

曹魏时又创制了"科"这一法律样式，将"律"作为刑法典的专用名称，并开始了法典儒家化的历程。隋、唐作为中国中世纪社会的巅峰时期，其法典《唐律疏议》被认为是中华法系的代表。当时还制定了令、格、式等法律样式，构成国家与社会生活的总体规范，然而其中没有给予判例法多少空间。宋代法律样式的最大特点是以敕代律，编敕成为经常性的重要立法活动。宋代也开始选取较有典型意义的断例汇编成册，作为成文法的补充，其"判例法作品中，经验总结的成分居多，主要是官吏提供刑事侦察和审理案件的指导思想、方式和方法、经验和教训，以及处理案件的立场，而不是或主要不是先例"[注解：何勤华：《宋代的判例法研究及其法学价值》，《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ZW)〗。

惟有元代法律，由于其民族法律文化的影响，出现如"武文"所说"使成文法条与判例合为一典"的"混合法"样式，如《元典章》。明清刑律也明显受其影响，有所谓"律例并用"的情形，不过其"例"已经过加工提炼，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判例。正如学者指出的："明清例是单行法规，属于制定法，并非司法判例。"[注解：王侃、吕丽：《明清例辨析》，《法学研究》1998年第2期。]同时，明清时也不允许用判例断案，《大清律例·刑律·断狱》的条例中明确规定："凡属成案……一概严禁，勿得混行牵引，致罪有出入。"

总之，从汉代到清代，中国法律样式的演进脉络较为曲折，然而成文法典应为其主体法律样式，而判例法只是众多辅助性法律样式中之一种，谈不上是所谓成文法与判例法相结合的"混合法"时代。"武文"提出"在自西汉至清末的封建时代，中国法律样式的总体面貌是混合法"，其论断过高估计判例法在整个中华法系中的地位，是不准确的。

"武文"还说，荀子名言"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的"类，指判例故事和判例故事所体现的法律原则，有时也指统治阶级的法律意识、法律政策"，并说，"荀子还提出有法则以法行，无法则以类举，听之尽也的司法审判原理。大意是：在审判中，有现成的法律条文可援引的，就按法律条文定罪科刑，没有法律条文就援引以往的判例，没有判例就依照统治阶级的法律意识、法律政策来定罪量刑，创制判例。"然而，将"类"主要解释为"判例"，并不符合荀子的原意，也不符合当时社会的法制概况。《荀子集解·劝学篇》载，杨NFDB5注云："类，谓礼法所无，触类而长者，犹律条之比附。"《方言》云："齐谓法为类。"王念孙曰："类者，与法相类者也。"所以这"类"，乃"与法相类者"，可指所有辅助性法律样式。《荀子·王制篇》谓："听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其中之"听"，应作审察政事之解。所接后文中的"听之尽也"一句，也并不单纯指"司法审判原理"。由是，将荀子作为所谓的"混合法"理论之鼻祖，也只能是一种牵强附会。

如果说中国古代的成文法体系中，辅助以判例法的法律样式值得今人借鉴，这本无可厚非，问题是没有必要杜撰出一个所谓的三段式理论演进方式。更需指出的是：法律样式只是其文化内涵的外在表现，虽然不同的样式在技术层面会产生一些互补的作用，但不能改变实质性的问题。虽然说中国古代以成文法为主体的同时，也出现了判例法样式，但其实质性文化内涵却与西方两大法系相去甚远。梁治平指出，中西方"两种法律建基于不同类型的文化之上，它们在概念、结构或分类上的技术性差异，实则是有关法律的整套观念形态、价值判断和行为模式的根本对立"；"考察政治史，中国古代从不曾有过法治，而从文化类型的特质来看，则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能产生法治"[注解：《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个文化的检讨》，《梁治平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1-62页。]。在这样的传统法律文化背景之下，认为其"法律样式所具有的特征实际上体现了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某种共同规律"，这种思维方式是值得商榷的。

作者：杨　师

第三篇：中国古代外交制度的发展历史

(山东财经大学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 要：关于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国际法，理论界存在三种观点，其一是中国古代不存在国际法，其二是中国古代外交法仅存在于春秋戰国时期，其三是中国古代各个时期都存在国际法。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探讨古代中国外交法，逐渐认同了我国先秦春秋战国时期存在国际法。本文是主要以中国古代各个时期都存在国际法为主，分析春秋战国时期国际法中外交制度的发展，以及对后世朝代的影响和对现在社会的作用。

关键词：国际法;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影响;作用

一 、概论

国际法是在国际交往中形成的，用以调整国际关系(主要是国家间的关系)的有拘束力的原则、规则、规章和制度的总称。[1]中国古代管辖地区极为广，被管辖各民族的文化都不同，中原王朝对各民族的对应方式都不同，古代中国对外交的观念完全不同，儒家思想强调“人臣无外交”，政府没专门管辖外交的机关，而礼部来调整外交有关的内容，只存在临时外交使节而已，无法发展外交有关的理论及惯例。

我国已故国际法泰斗王铁崖先生认为，中华国际法的外交始于春秋战国时代，在春秋战国的一些国家关系中已有一些规则和惯例，汉朝统一中原后外交内容上发生了许多变化。中国古代朝代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各王朝有各特点，其特点都不同。国际法随着国家的产生，在国际交往中形成。[2]自周天子势弱，分封诸侯实力不断增强，分封国家要之间要想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彼此之间就要进行往来，通过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多方面的作用，产生了强国与弱国的差异，国家之间就产生不平等的关系。由于各分封国根据自己的需要，就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一些有约束力的各国都承认和遵守的原则、规则和制度，它们对当时诸侯个国的交际通商、谴使往来、宾客享宴、会盟立约、战争媾和等做了一系列原始和模糊的规定，其方法与形式都与当今国际法十分类似。春秋战国之后的对外政策主要是朝贡册封制度。

二、 春秋战国时期的会盟制度

据《春秋左传》中记载，当时各地诸侯，超过一百。西周王朝所确定的国际间以及诸侯之间相互往来的法则即盟会制度，在春秋，仍被大多数国家所采用。此种法则，换言之，就是一种国际公法。西周建立者利用“分封” 和“宗法” 的原则作为政治控制的手段，对诸侯国之间的行为规范进行约束。[3]

盟会是春秋时期一个突出的历史现象。盟约或载书就是盟的书面载体，其具体内容就是盟辞。盟辞的作用，主要是确定会盟方达成的协议的效力。[4]不管从盟会数量和种类上，还是它的涉及范围以及影响来说，在中国历史上，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春秋时期大概开了150多次盟会。[5]春秋时期的盟会主要用于列国间的军事或政治目的各种同盟。对于各种战争与政治事件，各国的君主直接会同后解决问题，当时的外交活动称为“会盟和朝聘”。会盟和朝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以齐为中心形成北杏盟会，其次是以晋为中心形成的践土盟会，最后是几乎所有的诸侯国都参与的一个国际组织，称为总盟会，楚国为总会长。而春秋时期的朝会虽然仍为列国交往的一种形式，但盟会逐渐取代其地位变得更为重要，它已成为霸主即诸侯长统治同盟国的一种形式。

在春秋时代，大国与多数的弱小列国之间进行的多边会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会盟的东道国就是盟主，盟主也称为盟首。盟主需解决许多内容，主要职能有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几个方面。政治、经济同盟要求成员之間互相救助的义务，凡是会员国重大自然灾害时，盟会就召开会员国大会，讨论救助方案。军事同盟要求如果会员国涉入战争危险，盟会要组织军队进行帮助。司法同盟要求同盟国之间如果发生纠纷，争议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将纷争诉诸盟会，由盟会对其进行调节、裁判，以保证各成员国之间利益的相对均衡。

三、 朝贡册封制度

朝贡制度的理论基础，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封建宗法观念。朝贡制度来源于先秦分封制度。根据儒家思想和封建宗法理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从商代已开始分封诸侯。西周大规模实现分封制度。周灭商以后，周天子以封地连同居民分赏给王室子弟和功臣，建立起众多的诸侯国。各诸侯国定期向周天子朝纳贡品，并附有随周天子出征的义务。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6]

中华各朝代基于儒家思想采取大部分的对内外政策，朝贡、册封制度代表中华思想的对外政策，此制度对中原王朝和周边国家来讲都有利[7]。朝贡制度是从中国先秦时代开始的外交行为，“朝”是意味着在封建时代臣见君的行为，“贡”是意味着在古代臣下或属国把物品进献给帝王的行为，在“汉书”初次出现两个词的存在，自唐代起开始普遍使用“朝贡”。中国传统观念上不许存在对等的国际关系，传统的所有外交关系都是朝贡关系。

朝贡册封制度是春秋战国之后，中国主要的对外政策。从中国古代先秦时代起，树立了中国传统的外交活动方式。各朝各代与周边国家基于朝贡、册封方式，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外交行为。通过朝贡制度的成立、确立、兴盛时期的阶段，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外交交往方式。古代中国国际法内容当中，朝贡、册封制度是占据重要的地位，对研究我国古代国际法的提供了众多参考资料。

四、 外交制度

“外交关系是指国家之间在外交活动中形成的一种关系。外交是国家为了实现其对外政策，由国家外交机关进行的各种方式的对外活动。”[8]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即诸侯国之间的外交活动，与近现代史上的国际外交有些不同，但各诸侯国在外交机构设置上仍包括国内的外交机关和派往国外的外交代表机关。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和与和平，使当时许多思想家关注国家间的外交事务。因此，中国早期的外交理论开始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学派当中，道家学派属于比较典型的理想主义外交思想。他们的目的为“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反对战争，反对恃强凌弱。

国内外交机关主要是君主和外交部门组成。君主在国家对外关系上是国家的最高代表。诸侯国君主在会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諸侯国的国际交往中，其所担任的外交职务也很重要。春秋时期的外交部门主要由专职外交机构和兼职外交机构组成。[9]据周礼秋官有关内容，在西周时期专门外交官主要是大行人和小行人，其专门是负责周王与诸侯之间的朝觐、纳贡等行为的专职人员。兼职外交官主要是大宗伯和小宗伯，主要负责国家建邦礼仪。随着农耕文明的发展，各国之间的交流和接触增多，国际纠纷增加，专职外交机构和兼职外交机构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随着朝代的演进，宋代的外交制度在中国古代外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外交机构独立性的增强是这一朝代外交的主要特征，关于外交的一系列规则条例日趋完善，宋代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历史和外交制度发展的辉煌时期。宋代的外交行为可分为皇帝的外交、中央外交机关的外交、地方涉外机构三个方面。在宋朝时期，外交的最高领导权和决策权属于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总管国家的一切。[10]皇帝的外交政策多数时候并不是个人独裁决断，而是在集思广益、听取多方意见基础上的决定。皇帝外交决策裁决是通过多方面的消息的获取而做出的综合决断，主要是皇帝通过朝堂集议、使臣和边臣奏事等获得各方信息。宋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榷场贸易非常有名。北宋和辽的贸易，即使在交战期間也仍然进行。宋与西夏贸易往来更为发达。经贸往来只是古代中国各历史分立时期各国交互往来关系的一个侧面是导致宋朝时期的法律外国使节的一系列待遇。别国来宋朝的使节享受与本国使节同等的待遇。

综上，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过一类类似于国际法的国家交往的规则，可以看作国际法在中国的萌芽和发展的最初阶段，后世各朝各代在继承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际法的基础上，形成统一中华王朝的独特外交制度。古代中国国际法中有很多原则、规则已经或者正在纳入现代国际法体系当中，我们应加大对古代中国国际法的研究，以求更加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国际法制度。

参考文献

[1] 王铁崖.国际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1，1.

[2] 周鲠生.国际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3] 辛万翔、曾向红.春秋战国时期存在“国际法” 吗?[J].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1期，153-164.

[4] 李远明.春秋时期司法研究[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2012

[5] 莫金山.春秋列国盟会之演变[J].史学月刊，1996年第1期，14.

[6] 高旭.先秦国际法的溯源与探究[J].管子学刊，2014年第4期，53-57.

[7] 金钟勋.古代中华国际法的历史和发展[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2013.

[8] 端木正.国际法[M](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34 .

[9] 赵彦昌.春秋国际法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法学院，2003.

[10] 吴晓萍.宋代外交制度研究[M].安徽：安微人民出版社，2006，29.

作者简介：李泽民，性别：男、出生年月：1992年6月3日，籍贯：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学历研究生，研究方向：法理学。

作者：李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