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控股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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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金融控股论文范文

金融控股模式新挑战

长期以来，人们对金融控股集团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金融综合化、专业化经营孰优孰劣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

支持者认为，金融控股集团有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协同效应、股权杠杆和分散风险等优势，是金融综合化趋势下最高效的金融企业组织；反对者认为，随着金融控股集团的急剧扩张，管理成本高企，风险链条拉长易导致“雪崩效应”，金融业应向专业化经营回归。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金融控股集团遭受重创，个别机构甚至一夜倾覆。伴随人们对危机原因的探究，对金融控股集团危机前后扮演角色的声讨不绝于耳，金融控股集团再次引起关注。

当前中国金融机构正面临扩张发展的关键阶段，是走专业化方向发展还是走金融控股集团模式仍在探索阶段。但金融危机引发的对金融控股模式的声讨，需要进一步厘清。

金控曲折路

所谓金融控股集团，是指金融机构（或非金融机构）通过控股或设立子公司，同时开展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两种以上金融业务的企业组织形式，是金融综合化经营的主要载体。

金融控股集团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反映了金融业演变进程中资本结构、组织形态、管理架构、信息技术、企业文化等多维度综合化的变革与深化，被视为金融业中的“航空母舰”。

18世纪以后，伴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商业银行得到了迅速发展，业务主要集中在存款、贷款和结算上。进入20世纪，在银行业自由化、集中化趋势下，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从早期的专业化经营向混业经营演进，金融综合化初步形成。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金融混业经营被认为是导致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大萧条的罪魁祸首。在此背景下，各国相继通过法案，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20世纪70年代后，严格的分业经营已不能适应经济自由化、集中化和国际化的要求，为规避监管的金融创新和机构扩张层出不穷，综合化经营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些分业经营的法规已形同虚设。

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金融控股集团为主角的兼并扩张风起云涌，最典型的是美、日、欧各国的银行业兼并浪潮（如1998年涉及7000亿美元资产的花旗银行和旅行者集团合并案）。在此背景下，1999年末，美国最终废除了名存实亡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宣告了以金融控股集团为主要模式的综合化经营时代的全面到来。

金融危机后，美国2010年7月出台的《金融改革法案》并非否定综合化经营和金融控股集团，而是维持现有构架下的纠偏，进一步规范经营主体、控制规模、加强监管。

可见，国际金融业经历了“混业-分业-综合化-修正综合化”的螺旋式发展过程，金融控股集团也在这一过程中诞生、发展并壮大。

究其根源，外部动力是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综合化、高级化、信息化的发展，银行业由单向、同业扩张向全方位、跨业扩张转变；内部动力是金融资本内在的扩张冲动和避险要求，金融组织机构从以业务为纽带向以资本为纽带转变，风险主体由集中化向分散化转变。

总体看，分业经营和综合化经营（混业的高级化）各有利弊。分业经营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不明显，效率较低；但风险明晰，强于管控。综合化经营交叉协同和资本杠杆效应突出，效率更高；但风险链条更长，且较为隐蔽，对公司治理、外部监管能力的要求也就更高。

不能误读危机因果

有观点认为，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主因之一，是金融控股集团的综合化经营，而且其过长的风险链条加深了危机，加剧了风险的传播。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在危机中能够成功抵御风险并快速恢复的，恰恰是大型综合化金融集团，如花旗集团、JP摩根大通、汇丰集团等，往往有更均衡的业务结构、更稳定的资金来源、更完备的风控能力。

花旗集团2008年－2009年亏损达293亿美元，2010年已迅速扭转亏损，赢利106亿美元；而JP摩根大通即使在危机最严重的2008年仍赢利56亿美元，2009年和2010年更分别赢利117亿美元和174亿美元。

与之相反，危机中迅速垮塌的大多是杠杆率较高、规模较小、经营模式单一的投行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如雷曼兄弟、美林及中小银行，业务集中在衍生交易、证券化资产、住宅建设和商业房地产开发等，而高盛、摩根士丹利危机后则纷纷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

2007年，美林和摩根士丹利的杠杆率分别升至28倍和33倍，远高于商业银行12倍的平均水平，清偿力难以应对危机。

研究表明，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经济体制和消费结构失衡、监管缺位、创新过度、激励不当，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等，并非综合经营和金融控股集团本身。不能误读金融危机的原因与结果，也不宜过分夸大金融控股集团在风险传递中的作用。

当然，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也暴露出金融控股集团经营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资本充足率偏低、杠杆率过高、风险控制体系也需引起重视。

中国金控起步

中国金融控股集团的发展道路并不平坦。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国曾实行过某种程度的混业经营，社会上也出现过金融控股公司的初级形态（如银行可以办证券、信托、保险）。但由于体制和环境等诸多因素，混业经营导致了金融秩序的混乱，并对经济过热产生了推波助澜作用。

1993年以后，中国金融业开始了治理整顿，经多次阵痛校正了混乱局面。1997年之后则逐步形成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运行体系，并开启了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银行业改制进程。由于中国的金融改革是政府主导的市场化改革，2000年以后的改革以传统金融主力军商业银行改制为主线，金融控股集团没有也不可能成为改革重点。

长期以来，严格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银行赢利模式单一、同质化趋势凸显、抗经济周期能力差、软实力不强等问题，更难以参加国际市场的竞争，这给中国金融改革进程带来了不利影响。

在金融国际化浪潮下，尤其是入世五年过渡期结束后，中国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要想加快银行业转轨转型步伐，就必须加快推进金融综合经营和金融控股集团建设。

近年来，随着金融管制的逐步松绑和金融创新的迅速发展，出现了多种形式的金融综合经营模式，甚至是金融“全牌照”机构。

现阶段，主要有四类金融控股集团模式。第一类是金融控股公司型，如光大集团、中信集团、平安集团等，集团自身一般不从事具体经营活动，主要负责战略制定、监督管理、交叉联动和服务保障，旗下金融业务功能齐全，结构相对均衡。

第二类是大银行主导型，如工、农、中、建、交等大型银行主导设立的银行控股公司，通过投资成立保险、基金、信托、租赁等非银行子公司，搭建综合金融平台，往往是银行“一业独大”，其他业务围绕银行母体展开。

第三类是地方政府主导型，如上海国际集团、天津泰达控股等，以参（控）股方式进入金融企业，具有明显的地方特征。

第四类是实业渗透型，少数大型企业集团（包括民营）涉足金融业，形成金融控股公司架构的企业集团，如海尔集团、新希望集团等，一般以实业为主，金融为辅，两业互为补充。

此外，信达、华融等资产管理公司也在探索转型。我国金融控股集团的发展路径、经营模式将不是一个单纯的市场化进程，而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今后金融改革的取向。

金融控股集团的出现有力地促进了交叉销售和产品创新的发展，提升了金融服务水平，为中国金融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应该看到，中国金融控股集团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仍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如法规相对滞后、资本实力不强、经营模式和收入结构单一、公司治理结构有待增强、风险管理和监管机制有待完善等。

综合金融模式挑战

后金融危机时代，综合化经营仍然是国际金融发展的主流。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稳步推进，银行利差收入将进一步收窄，行业竞争会更加激烈，这决定了多元化、综合化将是中国金融业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我认为，内外环境决定了未来中国金融控股集团的发展潜力巨大，必须从提升我国国际金融竞争能力的战略高度加以认识和实施。

当前，中国的金融控股集团仍处在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阶段，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首先要加快相关立法。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规范主体资格、治理结构、经营机制等，尤其是要防范“影子银行”和“大而不倒”问题。

其次要完善体制机制。要按照集约、扁平、高效、合规的原则设立组织结构，完善公司治理，强化资本运营，加强财务控制和合规管理，完善信息披露，加快金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另外,要加强风险管控。加快建立“防火墙”机制，重点防范系统性风险的传播，强化内部控制和稽核审计，建立危机预案和处理机制。

发展金融控股型机构，还要完善金融综合经营监管机制。借鉴国际经验，探索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综合金融监管体系，从体制和技术层面改革完善功能性监管，加强对资本金、流动性、杠杆率、风险等方面的监管要求，避免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

作者为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现任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战略规划部总经理

作者：吴富林

第二篇：金融创新与金融控股公司发展

从政府主导型金融创新过渡到金融机构主导型金融创新，或者说营造有利的市场环境、培育充满自主创新意识的金融机构，才是大力推进金融创新的关键。

金融创新是现代金融业发展的动力。从我国目前金融领域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和资本市场的综合治理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金融领域工作的重心很有可能转移到一直强调的“金融创新”和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上来。在这种背景下，做为金融业综合经营的最主要模式之一的金融控股公司，将通过自身快速发展来有力地推动金融创新。

我国金融创新基本评价

1979年以来，我国金融领域全方位创新，从创新金融组织架构、创新金融工具产品，到创新金融宏观调控制度，涵盖了整个金融领域。总的来看，我国金融创新呈现出多层次、全方位的特征，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从金融组织体系和发展模式来看，创新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模式，实现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改革的重大突破。创新中小金融机构组织体系，完善金融服务经济的功能。创新金融机构发展模式，稳步发展以金融控股公司为重要形式的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

从金融产品创新来看，国内金融衍生产品创新进入了较为活跃的时期，推出了股改权证、债券远期交易、人民币利率互换交易、人民币衍生交易产品和黄金期货;推出了人民币理财产品和包括QDII在内的外汇理财产品;推出了信贷资产证券化、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加快了债券市场产品创新，推出了企业短期融资券、混合资本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债、附认股权证公司债等产品。

从金融服务创新来看，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基金等金融机构，基本都确立了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需求为基础的营销理念，对客户进行细分，针对不同层次客户提供各具特色的服务。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居民个人财富的不断积累，面向个人的金融服务创新已经成为各金融机构竞争的重点。

从金融工具和技术创新来看，银行卡等非现金支付工具得到较快发展，众多高效、便捷的网上电子服务手段不断推出，包括电子转账、网上银行、无线支付、手机支付等。证券的中小企业板块为中小型和高科技创新企业提供了重要的融资平台。基金网上直销、网上保险等新型金融产品营销工具和手段进一步发展。

究其本质和动机，我国金融机构积极开展各种金融创新的目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试图突破严格的分业经营限制，连通分割的金融子市场，获取融资便利和利润;二是扩大市场份额，变相突破利率管制，争夺、分流银行储蓄资金。应该说，近年来的金融创新确实推进了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无论是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还是资本市场的综合治理和股权分置改革，都离不了金融创新的功绩，但主要是政策推动的结果，并非市场发展内生演化的自然结果，微观金融主体的创新缺乏战略性、主动性和系统性。

一是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创新没有从股权结构和组织体系上得到配合，往往是金融机构内部进行创新，各自为战，创新缺乏系统性;二是金融机构创新的战略意图不明确，主要采取简单模仿国外金融创新产品的的创新思路，缺乏对国内市场的深入调研及对创新产品在中国开展的成本收益测算，只是被动地适应市场创新，缺乏战略性和主动性;三是跨市场跨行业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创新依然不活跃，没有对产品要素进行分解和重构以实现整体性创新，比如竞争日益激烈的理财服务品种繁多但几无差异。

由于我国采取严格的分业经营体制，监管部门对金融创新仍存在严格审批，甚至连金融控股公司也没有制定专门的法律规范，导致监管部门对其诞生和运作做出了许多不必要的约束，这也是导致微观金融主体自主创新不足的原因之一。

金融控股公司对深化金融创新的作用

金融市场是一个严重信息不对称的市场，政府部门不可能比金融机构更了解市场，关于如何规避市场风险、如何创造新的金融产品、如何细分客户等细节的金融创新必然是以金融机构自主创新为主。因此，如何从政府主导型金融创新过渡到金融机构主导型金融创新，或者说如何营造有利的市场环境、培育充满自主创新意识的金融机构，才是大力推进金融创新的关键。

纵观国外金融发展史，金融控股公司既是金融组织体系创新的产物，更是推进金融创新的主力军。因为金融控股公司可以运用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优势，通过对内部资源的分类、整合、策划和调配，节约成本，实现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具有强大的业务协同和创新能力。成熟运作的金融控股公司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租赁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于一身，能够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加速了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产品创新。

金融控股公司有助于突破分业经营制度下的市场分割，拓展金融创新空间。在严格的分业经营制度下，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的内在联系被人为割裂，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合作寸步难行。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能够迅速打破分业经营制度的樊篱，通过资本纽带聚合银行—证券—保险等各种类型金融机构，使其成为最适合开发交叉产品、进行交叉销售和营销的金融组织体系，从而使割裂的市场在金融控股公司框架下实现连通。因此，金融控股公司的规范发展，必然会在丰富我国基础性金融产品和交易手段的基础上，提供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促进银行—证券—保险行业的密切联系，促进我国金融业综合经营，为后续金融创新拓展空间。

金融控股公司有助于提高金融创新的战略性和主动性。由于金融控股公司具有风险分散、收入稳定的优势，都会制定长远的战略发展目标，因此，金融控股公司的创新战略意图也是明确和稳定的，不会像单一行业的金融机构为了适应变化莫测的市场而频繁变换战略，各子公司也会从客户、市场出发，协同遵守控股公司的创新战略。同时，由于创新具有自我推动的特性，金融控股公司本身作为一种金融组织体系的创新，必然具有内在的创新动力，它从组织结构上催化了金融机构对金融产品、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的改造、综合和创新能力，使得股权结构和组织体系创新能够真正地与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结合在一起。

金融控股公司有助于提高金融创新的系统性和协调性。当前我国金融机构的雷同创新、模仿创新、各自为战既增加了投入，也没有提高创新效率，妨碍了具有战略高度的金融创新。规范发展的金融控股公司在组织结构、风险管理、信息技术、有形(无形)网点和客户资源等各方面的资源整合和共享具有其他金融机构无法比拟的优势。控股公司能够主动从整体出发确立统一的创新战略，协同创新，避免各自为战的现象，形成自身的创新特色。

金融控股公司是满足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的有效渠道。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企业、居民对多元化金融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这需要金融业加大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的创新力度，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和水平。金融控股公司通过综合经营能最大程度地满足客户对多元化金融服务的需求。财富管理是最需要金融機构开展金融创新的领域，也是我国金融机构未来的主要业务领域。金融控股公司能够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做一站式的金融服务套餐，满足各式各样的财富管理需求。

金融控股公司发展不足原因

目前，我国金融机构试图通过股权融合和组织架构的设置“化蛹为蝶”，升华成金融控股公司的热情非常高，有以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中信控股有限公司、平安集团等为代表的母公司不从事任何具体业务的纯粹型金融控股公司;有以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为代表的母公司从事具体商业银行业务、子公司从事投资银行和基金等业务的经营型金融控股公司;有部分民营企业或大型实业投资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形成的产融结合型金融控股公司;还有以地方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为平台控股和整合本地区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的事实上地方性金融控股公司等。

然而与发达国家的金融控股公司相比，我国现有金融控股公司的实质内容相差甚远，尤其是股份制商业银行、民营企业和地方政府想设立金融控股公司的目的大都是扩大知名度、获取概念性品牌效应、抢占市场份额、争夺金融资源，并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一平台整合资源，导致金融效率较低，有的机构甚至还会将金融控股公司这种组织模式的特有风险外溢到外部的金融体系。

具体来看，目前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在发展和业务创新过程中主要存在三类问题。

外部制度环境不完善制约了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与业务创新空间。当前，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发展过程中缺乏清晰的法律规范，部分控股公司内部结构复杂、法律关系混乱。因此，需要加快金融控股公司立法，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我国金融业的发展阶段和监管现状，着重解决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定位、市场准入、公司治理、资本充足、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关键性法律规范问题。

公司治理架构不完善，关联交易缺乏监控，信息披露制度不严格，制约了金融控股公司发展和业务创新。部分金融控股公司内部组织与法律关系混乱，公司治理架构不健全，缺乏对关联交易的监控，容易导致风险跨行业、跨市场传递，风险控制能力亟待提高。同时，金融控股公司的关联交易和股权结构的复杂性往往使外部难以了解其经营状况，从而无法准确判断控股公司的整体风险，应当认真执行高标准的会计标准和监管标准，严格信息披露制度，增强信息透明度，强化市场监督和约束。

分业监管体制制约了金融控股公司的规范发展和创新效率。在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下，以机构监管为主的分业监管模式存在“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弊端，对资金流向复杂的交叉性金融业务易形成监管真空、监管重复或监管过度，与金融控股公司以功能为主的业务发展模式之间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难以对金融控股公司跨市场、跨行业的综合经营行为实行有效监管。对涉及若干监管部门的跨行业创新产品和服务难以及时审批，直接影响了金

融控股公司的创新效率。

鼓励金融控股公司创新

辨证认识和正确对待金融创新的基本理念。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既能为单个金融机构分散风险提供有效途径，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运行效率，也有可能因金融监管和风险管理制度跟不上，成为新的金融风险来源。因此，对待金融控股公司创新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对在当前极易引发金融风险的新产品、新业务加强研究，暂时缓行;对尚未建立风险控制措施的新业务暂时缓行;对有利于增强金融机构盈利能力但风险得到控制的新产品、新业务坚决支持，积极发展;对有利于直接改善风险控制的新业务，更要坚决支持，积极发展。

监管部门要提高辨识和处理能力，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和信息共享，提高创新的监管效率。在加快金融综合经营试点工作的同时，规范发展金融控股公司，强化风险管理及内控制度，严格信息披露制度，完善市场监督和约束，从而在此基础上放松对金融创新的管制。现阶段，我国存在行政审批过多、审批规则模糊、审批责任不清等现象，对市场创新预期的形成极其不利，抑制了金融控股公司的金融创新。除对保险产品、信托产品以及银行开展的代理业务采取备案制之外，基金、证券公司开展的各类创新，银行表内业务及表外业务中非代理类产品的创新活动，对非产品类的各种制度性创新活动，都需事先获得相关监管部门的批准。因此，金融监管部门要以发展的、动态的观点来对待创新与违规的关系，提高对创新与违规的识别能力，通过不断推进金融监管创新、健全监管协调机制、改善監管手段和方式，来提高创新的监管效率。

有步骤地规范发展金融控股公司，营造一批充满活力的微观金融创新主体。当前，国际国内经济金融环境非常有利于金融控股公司发展，鉴于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大部分是国有，应发挥政府部门主导作用，有规划、有步骤地推进金融控股公司规范发展，不能一哄而上。金融控股公司推向市场后，政府必须完善相关制度建设等外部环境，减少行政干预，使控股公司在构建良好公司治理结构的条件下运营。

金融控股公司应坚持引进创新和自主创新相结合，努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金融理念、技术和管理经验，重视效益与风险分析，使金融创新活动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当今国际大型金融控股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方式、融资手段、经营理念、产品研发能力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与之相比，我国金融机构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在专业人才及科技手段方面对业务创新的支撑力度不够，金融创新的技术含量和服务含量偏低。

加大投资者教育，营造有利于金融创新的外部金融环境。金融控股公司的创新将增加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复杂性，投资者如果缺乏必要的金融知识，将难以正确理解金融产品的权益并准确判断风险，极易导致民生风险，甚至由影响金融市场稳定发展成为群体性社会事件。因此，需要加大投资者金融知识和金融风险教育，营造一个适合的外部金融环境。

作者：吉　水

第三篇：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研究

摘要：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多倾向于政府的金融监管，然而政府监管虽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且能立即施行，但也不乏弊端，主要是政府的金融主管机关往往看重事后问题的解决方案，却忽略了事前问题的预防机制。金融控股公司作为特许行业在公司治理上有其特殊之处，应通过构建金融控股公司资金防火墙以及强化金融控股公司公司治理等事前问题预防机制的制定，加强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

关键词：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政府金融监管;事先问题预防机制;资金防火墙;公司治理

一、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中的弊端

金融控股公司财务的完备、稳定和安全，主要通过金融控股公司的自律管理、政府的金融监管、金融市场的监督制裁这三个方面的机制制衡来实现。金融控股公司的自律管理包括内部控制、内部稽核、风险管理;政府的金融监管包括主管机关的监督检查、会计师的核实审计;金融市场的监督制裁则包括金融业同业分会的自律管理，以及存款人、投资人、贷款人的监督制裁。相对于金融控股公司的自律管理和金融市场的监督制裁，政府的金融监管虽然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而且能立即施行，但是也不乏弊端：第一，事实上我国金融机构长期都是政府的政策工具。一方面要按照政府的要求控制逾放比，另一方面又要担负起“社会责任”，不能对一些政商关系良好但营运出现问题的企业或财团紧缩银根，而要给予降低利息或利息挂账展延的优惠，甚至要为其解困。第二，如果将政府金融监管视为万灵丹，有可能会对市场造成过度干预，妨碍金融创新，导致法规遵循成本过高、市场机制遭破坏等负面效应。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Greenspan就曾指出，政府干预常常造成资源浪费和后遗症。第三，我国政府金融主管机关处理问题金融机构的速度迟缓，方式可议。究竟能否单靠政府金融监管机关达到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妥善控制还值得怀疑。

过去我国法制改革多偏向政府监管，金融主管机关往往看重事后问题的解决方案，却忽略了事前问题的预防机制。然而，问题事后解决方案往往要耗费更大的人力、时间与经济成本，且仍难以挽回社会对于金融体系已然动摇的信心和已经对金融秩序造成的伤害。事实上政府金融监管成效的好坏仍最先取决于事前问题预防机制的落实程度，即金融控股公司内部的公司治理与防火墙是否落实和发挥功能;金融控股公司的信息是否透明，财务报告及其他报告文件是否实时、正确、完整，能否充分反映金融控股公司的实际业务和财务状况，能否使金融主管机关、投资大众、存款户得以有效监督。

二、金融控股公司与一般公司公司治理的差异分析

一般公司的公司治理原则追求股东权益的最大化，金融控股公司属于一般公司范畴，适用一般公司治理原则。但由于有政府机关的高度介入监理，金融控股公司又属于特许行业，其公司治理与一般公司治理原则又有所区别：第一，金融机构吸收社会资金创造信用和流动性，对社会公共利益影响巨大，所以金融业的公司治理应比一般公司治理更注重公益性。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除了考虑股东利益之外，更需要考虑储户和保户的利益。第二，金融机构资本净值仅占金融机构的极小部分，金融机构控股股东在金融机构整体资产中所占比例甚低，有时不到百分之二，但却能够控制整个董事会。而广大存款户、投资者、投保人等广大资金提供者，却没有监督制衡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权力，在投票权和现金流量权严重偏离的情况下将更有可能发生损害银行价值的行为。第三，金融机构往往存在多重代理问题，除了公司所有人与经营层间的代理问题，还有存款户、保户、投资人等资金提供者与经营层的代理问题。因此，金融控股公司公司治理的制订更着重公益性，更保障存款户、保户、投资人的利益。

三、制定事前问题预防机制，加强金融控股公司监管

针对政府金融监管的弊端及金融控股公司作为特许行业在公司治理上的特殊性，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管理应看重事前问题预防机制的制定。所谓事前问题预防机制主要有金融控股公司内部的防火墙与公司治理两大方面。下文就我国现行法制和金融控股公司公司治理实务，对资金防火墙的构建以及公司治理的强化提出建议。

(一)资金防火墙的构建

在构建金融控股公司的资金防火墙时，金融控股公司应遵循资本适足性比率、财务比率规范、投资其他事业的限制、禁止交叉持股、利害关系人授信与其他交易的限制等相关规范，这些环节也正是过去造成我国众多金融机构发生财务作弊案件的主要原因。众多基层金融机构均存在有普遍的未达资本适足、交叉持股、利害关系人授信或其他交易等问题，因此构建严格的资金防火墙就成了当务之急。

1、资本适足性比率。金融控股公司下属各行业子公司的合格资本、法令资本需求与资本适足性，应分别符合各行业不同的资本适足相关规范;集团资本适足率也应符合新版巴赛尔协议和美国对金融控股公司资本适足性比率相关规范的国际趋势。金融监管机关应加大监管力度，在金融控股公司的资本适足率未达标准时给予相应的制裁，从而使金融控股公司更加谨慎地进行财务管理。同时，董事会、监察人也能充分尽到监督的责任。

2、投资其他事业的限制。可以在时机成熟时制订我国的《金融控股公司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金融控股公司在得到主管机关核准后可以投资金融业以外的其他事业，但是不得参加该事业的经营。还可以规定投资金额的限制。这样一方面可以使金融控股公司得以更加有效和弹性地运用资金进行投资，另一方面也可获得主管机关核准、单纯投资而不涉业务经营和金额限制等三重保护。

3、交叉持股的禁止。对于金融控股公司的控股性持股，可以像美国银行控股公司法第二条a项规定的一样，采取实质控制观点，使行政机关有解释、补充的空间。并规定其计算上应该包含金融控股公司(控制公司)以及旗下子公司(从属公司)直接的或者持有的股份，从而有效避免金融控股公司为炒作股票、巩固经营权而进行交叉持股。

4、对利害关系人授信与其他交易的限制。金融控股公司对利害关系人授信时，应有足够的担保，并且其授信条件不得优于其他同类授信对象，授信金额应该达到中央主管机关所规定的金额以上并应经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董事四分之三以上同意。

金融控股公司或其他子公司与利害关系人从事授信以外的交易时，除条件不得优于其他同类对象外，也需经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董事四分之三以上同意。如果是金融控股公司的银行子公司与利害关系人从事交易时，其与单一关系人交易的金额不得超过银行子公司净值的百分之十，与所有利害关系人的交易总额则不得超过子公司净值的百分之二十。另外，金融控股公司所有子公司对于同一人、同一关系人或同一关系企业为授信、背书或其他交易行为的合计总额或比率，应在每营业年度第二季及第四季终了一个月内，向主管机关申报并以公告、因特网或主管机关指定的方式予以揭露。另外依靠提升信息透明度的方式使投资大众得以监督金融控股公司的关系人授信或为其他关系人交易的方式，也值得肯定。

(二)金融控股公司的公司治理

资金防火墙属于静态制度，金融控股公司的公司治理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通过公司治理构成中的机关所获得的信息，不断进行实时的自我调整，可以避免风险的发生，进而促进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效率。然而，我国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实务往往仅着重静态的制度，而非动态的机制。下文就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公司治理，提出如下建议：

1、强化董事、监察人的独立性、专业性与监督责任。应强化董事、监察人的独立性、专业性与监督责任，禁止董事长与总经理由同一人担任，董事长及总经理由互为配偶或直系亲属担任的情形也应禁止。另外应提升子公司的专业性和独立性，使其独立董事在金融控股公司经营管理有重大缺失或违法事件，且管理阶层不采纳改进意见而导致金融控股公司重大损失时，能够及时通报主管机关，让行政监督得于问题的前阶段提早介入。还应该落实董事的问责制度，使董事不敢松懈，充分尽到监督的责任。

2、落实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应尽快制订《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实施办法》，规定金融控股公司的总稽核和其他稽核人员的操守规范，使内部稽核人员能客观、超然独立地执行职务。总稽核人员更应认真谨慎地进行查核工作，及时准确为主管机关提供相关数据，充分尽到实时通报和诚实、完整公开揭露的责任。稽核人员和执行主管对内部控制重大缺失或违法违规的情况，不仅具有向主管机关进行通报的通报权，而且有惩处建议权。在内部稽核报告中充分揭露银行管理单位、营业单位对于重大缺失或弊端应负责的失职人员的权限，以及稽核人员早期发现弊端而使银行免于损失时，应给予的奖励。应在《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实施办法》中明文规定内部稽核人员超然独立、谨慎执行职务的问责制度，使总稽核、内部稽核人员能恪守行为准则，彻底杜绝内部控制不佳，内部稽核制度、执行主管制度不落实或稽核单位对查核结果隐匿不报的情况发生。

3、提高信息揭露的完整度和实时性。应加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信息披露的完整度和实时性。我国企业信息透明度普遍很低，金融机构更甚，再加上金融控股公司内部纵横复杂的公司关系与交易，信息揭露尤其需要相关处罚规定的配合，使金融控股公司信息揭露的完整度与实时性得到提升。

4、规范地位的提高与具体处罚规定。美国有沙班氏法案、功能性监理下的多项联邦法律规范，还有由NYSE、NASD等自律组织制订的严格规章。美国SEC行政规则指示自律组织禁止任何不遵守沙氏法案关于审计委员会新标准的公司从事股票交易。我国应制订《金融控股公司的公司治理规范》，针对违反规定的金融控股公司建立具体监督、制裁的机制，使金融控股公司能彻底落实《金融控股公司的公司治理规范》。

鉴于我国金融产业的不太规范的现象，过去一连串的金融弊端以及金融控股公司一旦发生弊端对整体经济秩序所造成的影响难以估算。本文建议修正金融控股公司法，提升金融控股公司治理机制的规范地位，对违规的金融控股公司落实处罚规范，以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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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湖南保险学院)

作者：彭晓燕 徐沈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