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风险事件中平台型媒体的风险放大路径

2022-10-25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德国的乌尔里希·贝克第一次用“风险社会”描述西方的社会现状, 这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 即从风险频发的视角来反省现代性给西方社会带去的诸多社会现象及其根源。贝克认为, 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1]”, 但在后现代, 诸如环境污染、放射性物质、食品安全等社会问题, 已经无法由原先的科技和法律制度所确定的风险及其应对制度所涵盖了, 这些新风险呈现出了扩散性、全球性和极大危害性的特点, 需要我们重新加以审视。

一、风险的社会放大 (或减小) 理论框架 (SARF)

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Framework, 简称SARF) , 是由Kasperson夫妇等学者在1988年提出的理论模型, 也是一种剖析和研究风险事件时的分析框架。这个理论框架的核心内容是:“风险是一个同时包含生物物理和社会性概念在内的互动的现象。人类对风险的体验也同时是一种对潜在危害的体验, 以及机构和人类加工和解读这些威胁的体验。风险分析, 一方面要考虑到风险的复杂性, 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社会互动可能会放大或减弱关于风险的信号[2]”。在这个理论框架里, 有几点值得我们关注:风险是一个社会概念;人类对风险的认知决定了风险的作用范围和力度;各种机构 (包括大众传播媒体) 对风险的传播可以方法或减小风险认知;对风险的认知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涟漪效应。

在信息社会中, 公众和社会对风险事件较之以往更为关注, 加上各种社会机构的传播, 使风险信息迅速扩散、发酵和催化, 很快就会形成对风险事件的集群式关注, 同时, 很多风险事件最终都引发了群体性事件, 如由邻避主义引发的对环境化学项目的抵制;拆迁、医患、警民等惯有关系的信任缺失造成的群体性事件;突发社会风险事件后的群体性诉求等, 都表明风险事件及其信息的传播对风险认知的影响和包括社会行动在内的社会效应的显著相关性。

根据风险的社会放大 (或减小) 框架理论, 包括信息源、信息渠道、社会站、个人站、机构、群体和个人行为在内的“社会放大站” (或减小站) , 在风险传播过程中承担了传播媒介的作用, 风险信息经由这些站点聚集, 逐级传播, 同时各站点之间交叉互动, 构成复杂的传播图谱, 最终, 风险信息在过程中日渐膨胀和丰富, 以滚雪球的态势传播, 形成对当事个体的直接影响, 继续扩散后, 对社区、专业团体、利益相关者乃至社会, 都造成持续的影响, 最终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造成深远的影响。在这些站点中, 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专业的传播者, 既提供传播平台 (或传播技术) , 又提供信息内容, 还作为各其他站点的纽带 (介质) , 在风险信息传播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大众传播媒介发展至今, 早已是新旧媒体交融、整合传播的态势, 在由风险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 新媒体平台和整合传播方式, 以一种创新型的介入, 为风险信息传播和行为指向创设了新的传播路径。

二、平台型媒体在群体性风险事件中的创新型介入

平台型媒体的概念源自美国, 最早是2014年由乔纳森·格里克提出的, 他创造性地把平台 (platform) 和出版商 (publisher) 结合在一起, 创造了一个新词汇:平台型媒体 (platisher) , 这不仅是概念的结合和创新, 更是互联网技术与媒体内容结合的模式探索。在美国的媒体发展语境下, 平台型媒体主要考量的是新媒体与新媒体的结合方式, 即以谷歌为代表的搜索平台与以美国在线为代表的内容出版商如何整合和互动;但在中国的媒体发展实境下, 还包括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平台融合的问题。比如, 今日头条这样基于数据挖掘的信息推荐引擎产品, 是如何在媒体的专业编辑权威性和面向用户开放平台之间获得平衡的;诸如新浪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上, 传统媒体或媒体人以认证号、公众号、订阅号等方式在社会化媒体开展专业传播, 以及个人进行的UGC (用户生成内容) 传播, 又是怎样的传播和互动方式, 这些都是国内的平台型媒体需要研究和分析的问题。

平台型媒体以点状或线状传播介入风险传播。以往的传播, 传统的传播方式以线状进行传播, 传统媒体对一个风险事件的报道, 都从一个或多个信源开始, 由点及面逐步铺陈, 在此传播过程中的传播者、信息和受众之间, 是按部就班的形式, 即便是关注受众反馈的传统媒体, 由于受到媒介物理特质的限制, 也无法展开充分的互动。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体, 较之传统媒体, 信源的多元性和互动的广泛性有了长足的进步, 信息传播速度和反馈效率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当平台型媒体进入大众传播领域后, 传播图景发生很大的变化。当风险事件发生时, 平台型媒体能利用自己的平台优势, 快速集结信源, 使信息量迅速膨胀, 平台型媒体的开放或半开放状态, 使上面既有专业传播机构或从业人员, 也有风险事件相关机构和人员, 还有大量的普通受众, 所有的信息参与者, 既是传播者, 又是受众, 他们为风险事件提供一手的素材、形成舆论氛围、引发广泛的讨论和最终促发行动的改变。在风险事件的爆发期, 平台型媒体提供更多的信息走向和讨论维度, 如杭州某高端楼盘发生人为纵火导致多人死亡的惨剧发生后, 平台型媒体上的信息维度就从最初的单一维度, 既讨论事件本身外, 走向了真相探求、问责和同情死者家庭等中心问题, 以及该楼盘房价走势等边缘性话题, 使该事件的话题提及率和舆论影响力持续数日。除了线状、集聚式信息传播特征外, 平台型媒体上还可以点状切入事件。风险事件的首要性就是风险及其危害的“不确定性”, 而平台型媒体则加速了这种不确定性的蔓延。在平台型媒体上, 风险事件的舆论走向有时会呈现出不规则曲线, 经常因为一个事件点的介入, 而出现舆论转折, 这个事件点, 有可能是盲点, 也有可能是热点, 还有可能是转折点, 这种点状介入对传播和舆论造成多元走势影响。

平台型媒体为线上和线下联接提供了无缝对接的平台。作为平台的大众传播媒体, 理论上既有大众传播机构的专业性和影响力, 又有移动互联网平台和网络技术的赋能, 传播粘性和互动深度增加, 使其在风险事件中的介入是全程的, 并且为风险传播升级为群体性的行动创设了舆论氛围和沟通载体。近年来因“环境邻避”效应而发生的群体性聚集、因欠薪等劳务双方冲突而产生的群体性事件等, 大多都是经由平台型媒体的事件传播, 再通过社会性媒体或网络社交软件来集聚, 将线上传播转变为线下行动, 在这样的群体性事件中, 风险总是经由各种社会站点, 有一定程度的放大, 最终导致行动的升级。

三、平台型媒体在群体性风险事件中的风险放大 (或减小) 路径

在风险传播中, 社会站点的数量和介入程度对风险的放大 (或减小) 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些社会站点包括意见领袖、文化与社会群体、政府、包括志愿组织在内的社会机构和专业的新闻媒体。平台型媒体上的风险事件的社会放大 (或减小) , 主要体现在议题设置、风险传播走向和污名化效应上。

独特的议程设置。以往的风险议程设置, 在传统媒体时代, 或是由专业媒体主导、或是由政府、与风险相关的社会机构主导;到了新媒体时代, 受众创造内容 (UGC) 加入议程的设置。平台型媒体则创设了迥异的风险议程设置。它是多发的, 既多个利益团体 (社会站) 都会通过大众传播平台, 主动进行议程设置, 来满足自己的诉求;它也是复杂共生的, 媒体议程、政府和机构议程、个人议程等混杂其中, 共同作用, 使风险传播走向多元化。在这样的议程设置逻辑下, 由于议程设置的多发性和复杂性造成的风险放大 (或减小) , 就会时常发生。如一些机构出于自己的立场和目的, 对某一风险议题的反复提及和多角度强调, 会让受众的风险认知深入、风险恐惧加剧;大众传播媒体, 对即将到来的, 如台风等可预测的气候风险事件的辐射式传播频度, 会引发受众的媒介恐慌;参与事件的个体, 在网络平台或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现身说法”或“爆料”, 也会引发受众对风险事件及其背后故事的关注。

多元的议题走向。首先, 风险议题不像以往长时间聚焦于一个事件。当风险事件出现后, 与该风险事件相关的信息大量集聚, 涟漪效应马上呈现, 即与该事件相关的或相似的风险事件也一并进行传播, 对受众来说, 短时间内就形成了对风险及其后果的认知和担心。其次, 对某一风险议题的传播会呈现纵深化发展或边缘化扩展。风险发生后, 如果各个社会站点跟进传播, 风险传播会进入纵深发展, 有利于民众对风险的认知更为全面和理性;如果社会机构站点跟进不及时, 由个体来进行议程设置的风险传播, 就会走向单极化或边缘化, 最终容易因传播的不均衡和信息的不对称, 使风险被无限放大, 最终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泛滥的污名化效应。卡斯帕森夫妇认为污名化是“置于人、地域、技术或产品上的, 与等同于异常、有瑕疵、有缺陷或不受欢迎的某种特定属性相关的标记[3]”。在平台型媒体的风险传播中, 污名化效应呈现出延展和裂变式传播的特征。一个风险事件发生后, 传播机构、社会机构和民众都会迅速为事件及其相关概念打上污名标签, 如毒雾霾、毒奶粉等, 引发众人的认同和共鸣, 之后, 污名会被冠以戏虐、讽刺、挖苦等的戏剧性网络语言的表达, 通过社会性媒体平台迅速扩散, 加深人们对该风险的感知, 引发与事件或地域相关民众的风险焦虑、恐慌, 甚至抵触情绪, 进而引发群体性事件。

摘要：平台型媒体为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放大 (或减小) 创设了新的路径。本文从风险的社会放大 (或减小) 理论框架出发, 论述了平台型媒体在风险事件中的创新型介入, 同时通过独特的议程设置、多元的议题走向和泛滥的污名化效应, 让风险事件的传播产生更为全面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平台型媒体,风险的社会放大,风险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