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安全生产论文

第一篇：中国安全生产论文

国外煤矿安全生产经验对中国的启示与借鉴

摘要：我国是煤矿生产大国，煤炭资源在我国一次能源中占有重大比例。由于工作环境的复杂性以及多变性，煤矿生产一直是一个高危行业。国外的先进经验证明，煤矿安全生产水平是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来不断提高的。本文通过研究国外主要产煤国家的煤矿安全生产先进制度安排，探讨成功经验，以期对我国提高煤矿安全生产水平起到启示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煤矿安全生产 国外经验 启示 措施

1 概述

我国是世界煤炭产量最大但也是煤矿事故伤亡人数最多的国家，每年煤矿事故死亡人数约占世界煤矿事故死亡总人数的80%左右，煤矿安全问题严重。近年来，煤矿企业的安全事故频发，特别是重特大安全事故不断上升，很难有效遏制。2010年全国煤矿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为1403起、死亡2433人;2011年为1201起、死亡1973人。虽然安全事故发生率整体呈下降趋势，但煤矿安全重大事故的发生率却在上升，2012年上半年全国煤矿先后发生7起重大事故，死亡98人，同比增加1起、18人，分别上升16.7%和22.5%。安全事故不仅给国家财产和煤矿职工生命安全造成巨大危害，而且还引起更大范围的社会影响，造成恶劣影响。在煤矿安全生产方面，世界多个产煤大国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德国等的煤炭百万吨死亡率在上世纪80年代末已降到1人以下，煤矿安全生产状况得到了根本改善。

2 中国煤矿安全生产存在的问题

随着煤矿科技水平的提高，我国煤矿事故整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在煤矿开采和生产过程中，各种事故仍有发生，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严重阻碍了煤矿的安全、高效生产，并对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这使得煤矿安全问题尤为突出。目前造成我国煤矿安全生产事故频发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2.1 煤矿开采技术落后 在煤炭开采技术方面，虽然国有重点煤矿开采技术已经有了很大提升，但是在众多的中小型煤矿和乡镇煤矿中，依然靠落后的工艺方式生产，不仅造成资源严重浪费，而且从业人员劳动强度非常大，安全隐患多。

2.2 安全管理技术落后 由于煤炭行业效益具有一定的起伏，许多煤矿企业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一线有经验的工人流失严重，造成煤矿企业技术人才和有经验的管理人才匮乏，导致部分煤矿企业安全管理技术方面基本为粗放式管理，相关管理制度和措施没有或者不落实。

2.3 安全生产管理观念落后 在煤矿生产过程中，常出现采掘接替紧张时，采用非正规工作面开采和不使用防爆设备，瓦斯监测监控系统作为应付检查的工具，探头随意布置的情况。这些都是安全生产管理意识和观念落后的体现。安全生产管理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没有认识到安全生产管理也能创造效益。

2.4 安全培训工作组织落后 目前我国煤矿生产的一线作业人员大都是矿业技校毕业技工和经简单培训上岗的农民工。从业人员整体文化水平偏低、专业技能不足，很多工人没有经过专业的操作技能和安全知识培训，不能适应高强度的集约化、机械化的采煤作业。

3 国外煤矿安全生产制度的成功经验

3.1 美国：通过综合治理提高煤矿安全生产水平 美国的煤矿安全生产也经历了从事故多发到加强立法和管理、最终进入“高产量、低伤亡”时期的变化过程。美国煤矿安全生产的高效率主要缘于美国管理层面基本技术的成熟。首先，由于美国市场环境以竞争和多元化的企业结构为主，高新技术得以更快速地广泛使用，特别是信息化技术的广泛采用，增强了煤矿开采的计划性和对安全隐患的预见性。其次，提高机械化自动化采掘来降低一线作业人员数量以及推广新型通风设备、坑道加固材料等，从而提高煤矿生产安全指标。与此同时，在煤矿安全执法领域，美国加强煤矿安全立法，建立安全检查、事故责任追究制和连带责任制，贯彻严格执法，先后制定了10多部法律，安全标准也逐年提高。通过“技术-法规-管理-监控”的综合治理，美国煤矿安全生产成为各国主要参考的对象。

3.2 澳大利亚：打造矿业安全文化，强调安全风险评估 澳大利亚煤矿安全被誉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澳大利亚煤矿安全生产的保障主要源于对矿业安全文化的打造。尽管澳大利亚煤矿生产已经采用综合机械化采掘，煤矿的安全管理已经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但是，创造安全的工作环境和培养员工做出正确的安全决定的能力一直是澳大利亚追求的目标。其鼓励作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寻找潜在的事故和安全隐患，通过实施先进的安全管理方法，即安全风险评估来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率。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坚持长期对煤矿作业人员的培训，促进他们掌握全面的煤矿生产技能和安全风险评估能力。澳大利亚对煤矿员工进行培训，实行考核通过制度。由各州的职业健康与安全机构通过考核，合格后发给培训合格证书，才能从事煤矿生产，并要求持续培训学习。先进的开发技术和安全管理技术(安全风险评估)使得澳大利亚每百万吨死亡率为0.014左右。

3.3 德国：完备的法律规程和先进的安全控制技术 德国的煤矿安全在全球主要产煤国家名列前茅，煤矿百万吨死亡率是0.04。从19世纪初期，德国就开始注重煤矿安全问题，并主张通过加强立法来控制煤矿企业和员工的安全生产行为。由于是欧盟成员和联邦制的国家，德国煤炭行业对于安全和矿工健康保护有三个层次的法律法规，分别是欧盟的框架法规、德国国内法、煤矿同业工伤事故保险联合会制定的法规。除此之外，先进的安全控制技术也是德国煤矿安全生产的保障。德国的矿山设备制造技术是世界一流的，矿井装备自动化程度较高。为保证法律规程和安全控制技术能产生准确的效果，德国建立了严格的执法监督机构。德国的煤矿安全执法监督机构分为四个层次，分别是企业经济能源与交通部、矿山与能源管理处、安全监察部和煤炭行业协会。这些机构从不同角度对煤矿安全生产实施监督和监察，共同协调处理煤矿安全生产中的问题。

4 国外启示与加强我国煤矿安全生产的措施建议

4.1 加强煤矿安全法律规程的制定 从美国、澳大利亚和德国的煤矿安全生产体系中，我们都可以发现法律规程是规范煤矿安全生产的基本保障。我国煤矿企业类型负责，既有国有大中型企业，也有乡镇企业，而且政企关系相对混乱，行政命令时常处于主导作用，急需建立完善煤矿安全生产的法律体系。目前，应在推进《刑法》、《矿山安全法》、《煤炭法》等相关法律修订的基础上，加快《安全生产法》等配套法规建设，修订《煤矿安全规程》并提升其法律位阶。

4.2 强化煤矿安全生产制度的执法监督 国外先进经验告诉我们法律规程的建立是安全生产制度上的基本保障，除非能全面贯彻实施，否则煤矿安全生产的基础保障将大打折扣。因此需要强化煤矿安全生产制度的执法监督。现阶段，应成立由第三方中立机构为主导，地方政府、企业和工会共同参与的安全监察机制。第三方机构作为安全评估、风险评估和事故评估的主导方，可在煤矿企业设立安全生产监事进行监察监督;地方政府则对所有辖区煤矿实行监督，落实监察监督结果;企业设立安全员，代表企业对井下采煤作业实行安全监察。最后，工会负责委派工人作为安检员，对企业生产实施安全检查。

4.3 加强技术研发和技术引进 国外煤矿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率和死亡率较低的原因，除了相关规程的保障，煤矿开采技术水平也是关键因素。煤矿安全生产必须依靠科技进步，改进采煤工艺。根据煤矿企业规模大小，大中型煤矿应以发展综合机械化采煤为重点，提高装备现代化水平。中小型煤矿应装备完善的安全监测监控系统，对矿井上下各环节主要设备运行状态和瓦斯、煤尘、火、水、顶板压力等灾害实行全过程、全方位监测监控。

4.4 制定煤矿安全生产培训体系 各种技术的应用和法律规程的实施，落脚点都是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企业和政府应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加强煤矿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与在职教育，提高员工业务水平和安全知识及防范风险的意识与技能。培训体系应当包括入职基本技能资格培训、入职前的特殊生产技能培训、入职前安全风险评估技能培训以及岗位技能继续教育培训和安全继续教育培训等多个方面。实行严格的煤矿人员安全培训制度和一线作业人员安全培训准入制度。培训不达标的企业和个人不允许开展煤矿作业生产。

5 结束语

煤矿安全生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预防是关键。从国外先进国家的煤矿安全生产经验中学习，可以帮助我国加强煤矿安全生产水平的提高。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加强制度保障和技术保障才能不断提高煤矿安全生产性能，减少事故发生，保障煤矿生产人员的生命安全，使煤矿安全工作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

参考文献：

[1]钱平凡，周健奇.提高煤矿安全生产水平的国际经验与政策建议[R].中国经济导报，2013.

[2]林柏泉，常建华，翟成.我国煤矿安全现状及应当采取的对策分析[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6(05).

[3]张宏宇.煤矿安全生产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析[J].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12(02).

[4]徐阳.煤矿安全生产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2012(06).

[5]乔利平.浅析煤矿安全生产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1(05).

[6]李运强，黄海辉.世界主要产煤国家煤矿安全生产现状及发展趋势[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10(06).

作者简介：李颖梅(1979-)，女，安徽泗县人，工程师，研究方向：地质工程、煤矿安全生产。

作者：李颖梅

第二篇：国际安全形势与中国周边安全

如何看待当前的国际安全形势，特别是2015年的诸多事件如何对全球安全格局构成冲击?面对这些安全挑战和安全危机，各个大国之间如何相互竞争?又如何维持一定的平衡态势?如何看待中国周边安全领域中发生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以及周边安全形势的总体特征?如何看待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进展及面临的挑战?2016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需要关注的主要趋势和看点有哪些?针对这些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杨毅。

《领导文萃》：请您谈一谈当前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哪些新变化?有哪些新特点?

杨毅：可以说，这些年国际安全形势确实发生了变化，2014年整个国际安全局势和国际政治生态就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不过没有发生对全球整体安全格局造成震荡性冲击的事件。而2015年则出现了诸多安全挑战和安全危机，各大战略力量在安全关系方面的互动异常活跃，可以说2015年是冷战后，尤其是“9·11”事件以来国际安全局势变动最为活跃的一年。总的来讲，大的战争冲突尤其是大国之间的直接战争摩擦没有发生，但在其代理人之间发生了很多“敲山震虎”式的冲突。

2015年欧美和俄罗斯延续了自乌克兰危机事件以来的紧张安全关系。与之前欧美采取“攻势”、俄罗斯采取“守势”的不同之处是，在2015年“北极熊”绝地反击，“险中弄险”，争取主动。一方面，在欧美联合制裁、大宗商品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降价的背景下，俄罗斯外汇收入降低，卢布贬值，经济遭受重创，安全环境出现恶化;另一方面，俄罗斯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坚决挺住，并有力回击，比较突出的是根据叙利亚的形势变化果断出兵，客观上使得俄罗斯的安全局势有绝处逢生的感觉。通过出兵叙利亚，克里姆林宫达到了很多地缘政治目的。而之后发生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使得法国对叙利亚IS进行了报复打击，客观上促成了法俄组成打击IS的同盟军，而英国随后也参与了打击。此外，针对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这一事件，莫斯科采取很巧妙的回应方式，没有立即鲁莽地动用军事力量报复土耳其，而是有理有据有节地逐步占领舆论和道德高地，从表面上采取了一些防御性的措施，实际上为未来的军事行动做好了舆论准备、力量准备和方案准备，体现了比较高超的战略智慧。从这个角度上说，虽然有很多不利因素，但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环境得到一定的改善。

对于美国来说，2015年是继续延续其战略间歇期，从整体上看，美国安全战略处于“休养生息”的阶段。在2015年奥巴马尽可能地减少对外干预、对外军事用兵。能不派兵尽量不派兵，能派无人机尽量不用作战部队，能派空中部队尽量不派地面部队，最大限度地避免由于小布什任期内过多地参与地面战争而陷入地区安全危机和战争泥潭的情况，尽量减少对美国综合国力造成重创的军事行为。

再者，美国面临着一个“双重矛盾”的尴尬，也就是其远大的战略目标与实际战略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美国的战略目标很远大，奥巴马总统提出要重振美国雄风，稳固其全球的领导地位，延续美国的全球领导，实现继续领导世界一百年的目标。然而，美国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综合国力又不足以支撑这么宏大的战略目标，出现了战线过长、能力不足的窘境。

而在军事建设方面，美国面临维持现有军事行动规模与军队长远建设的矛盾，也就是在资源配置方面如何处理现实与未来之间的矛盾的问题。面对未来愈发激烈的竞争，必然要投资更加高科技的装备，这需要高昂的军费，而维持现有的军事行动规模同样要耗费大量的财政支出。更多地立足现在还是着眼未来，这使得美国陷入一个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

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IS和俄罗斯定为安全威胁，但从长远的国际战略格局来看，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担忧与日俱增，这是因为美国对中国的潜力没有底，不知道中国的战略能力能发展到什么程度，不知道中国进一步强大之后会采取什么样的姿态，美国对中国是不放心的。尽管美国宣称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但是对中国未来可能挑战美国霸权潜力的忧虑促使美国增强了对中国的战略防范，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举措，这就是在中国周边的南海问题等一系列问题引发的紧张状态的美国因素所致。其中，美国采取的一个重要策略是积极调动并借用日本来制衡中国。

总的来说，国际安全局势出现了各个大国之间相互竞争，而在竞争同时又维持一定的平衡的态势。在面对许多地区和世界安全危机上，各大国既有合作，又各打自己的“小算盘”，暗藏了深远的地缘政治目的。可以说，各大国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在竞争中不得不妥协，形成了一种比较复杂的交织状态。此外，传统安全挑战与非传统安全挑战相互交错，在2015年发生了多起非传统安全挑战，比如IS的出现，巴黎恐怖袭击，美国恐怖主义事件。这些事件加大了大国关系互动的复杂性和重叠性，各大国在不同领域互动的现状和目标各不相同。

领导文萃：这些年，中国周边安全领域中也出现了令人关注的变化，特别是2015年发生了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对此，您如何看?

杨毅：应该说，中国周边环境总体稳定。中国的整体实力增强，但是面临的战略压力在增大。这个看似是矛盾的，但是有因果关系的。中国面临的结构性和阶段性安全压力增大。所谓结构性，就是我们国家无论在地区、周边还是在全球层面，我们的经济实力、政治实力、文化影响力和军事能力都在大幅度提高，这就引发了其他周边国家的猜疑、防范、恐惧和担忧。对于美国来讲，是一种战略警觉和防范，担心中国的强大会把美国赶出亚太，影响美国在地区和全球的地位，甚至是在全球层面上把美国取而代之，成为在亚太乃至整个世界的主导性国家，所以美国加强了对中国的防范。所谓阶段性，是中国和周边国家，尤其是和与自己有海洋和领土争端的国家的矛盾在激化和上升，这些国家担心中国整体实力上升后，会以更加强硬的姿态和他们打交道。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中国需要应对双重压力的情况，既面临着美国的战略防范，也面对着周边国家特别是与中国有矛盾的国家的恐惧和担忧。这两者在跟中国有矛盾的时候会形成不利于中国的合力，对中国形成同步压力。这是中国周边环境在当前的一个特征，特别是2015年发生的事件使这个特征更加凸显，具体说：

第一，日本安保法的通过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个也可以说既是二战之后日本安全政策的最重大变化，也是东北亚地缘政治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绝不能低估这个事件对于日本对外政策、东北亚安全以及亚太战略平衡和地缘政治格局的深远影响。我们都知道，日本是二战战败国，由于战后体系和宪法及其相关法律的安排，日本被剥夺了集体自卫权，也就是剥夺了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发动战争的权利和能力，而安倍政权通过一系列努力突破了上述限制，其背景是非常巧妙地利用了中美之间的战略性矛盾。前面我们讲到，美国是野心过大而能力不足，要防范中国感到力不从心，况且美国不能尽全力防范中国，他还有别的地区、别的利益需要关注和维护。所以，美国需要帮手。而日本面对快速发展的中国，大力营造中国咄咄逼人、以强凌弱的氛围。日本以帮助美国防范中国、平衡中国为名义，“借船出海”，为其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造势，来获得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从短期来看，日本还不至于发动侵略战争，但是，一旦日本打开这个拥有发动战争权利的“潘多拉魔盒”，拥有这项权利和能力，日后对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冲击不可小觑。日本社会和战略文化中的军国主义的基因很容易被唤醒，对其未来不得不防。可以说，美日是相互利用，美国利用日本来弥补自己能力的相对不足，而日本则借机获取道德的保护伞。这对于中国就形成了很大的挑战。历史上中国人民、朝鲜半岛以及亚太地区饱受日本军国主义的残害，对日本军国主义还留有很深刻的历史记忆。从地缘政治来讲，日本不能接受中国在这一地区充当领导者和支配者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说，中日在安全问题上存在非常浓厚的零和色彩，因为两国还存在诸如钓鱼岛问题的争议。日本的军事潜力不可低估，这对于中国来说是非常大的事情。

第二，在南海方向出现了矛盾公开化、美国走向前台化的戏剧性现象。中国和越南、菲律宾等国存在海洋权益、岛礁归属等争议问题。虽然中国的领土被侵占，但我们还是本着稳定周边的考虑和合作共赢的大局，主张“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通过双边和多边关系的改善和相互合作，为未来问题的解决寻找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但是越南和菲律宾在域外势力，主要是美国的支持下，越来越大胆行事，时常到国际法庭上去告中国，而美国在对中国防范的战略的指引下，对于南海问题也越来越强硬，越来越表面化。美国针对中国在南海岛礁建设这一问题大做文章，进行炒作，使得南海问题的热度不断提高到中国破坏区域格局的高度，给中国扣上“破坏游戏规则”的帽子。说中国在南海人工造岛，而实际上是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施工建设。这是个根本的问题，因为如果是人造岛礁，就不拥有主权，而在自己的岛礁上进行施工建设，这是我国在主权范围内完全可以做的。而因为这个事，美国在2015年10月27日派军舰来巡航。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待这次巡航，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情，而是整个大棋盘中的一步棋。通过这个来限制中国，并想借此激化矛盾，引诱中国做出过激的行动，让中国出昏招。而中国的应对相对巧妙，没让美国占多大便宜。在这个问题上美国重在政治炒作，在具体行动上非常谨慎，没有采取更加具体、更加刺激中国的军事行动，包括导航雷达开着，警戒雷达是关闭的，火控雷达也关闭着，也没有其他军事行动的操演。应该说美国在军事上非常低调，在政治上非常高调。而中国采取军事上监视、警告和驱离，外交上抗议，今后这步棋还要这么走，下一步美国还会让巡航常态化，那么中国的反应也必然常态化。中美双方在南海和整个亚太地区的互动也是未来导致地区安全局势变化的一个不确定因素。总的来说，东海方向的日本安全政策调整和南海方向的美国直接介入是中国周边形势在2015年的最大事件。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周边安全局势是稳定的，呈现出“北固、西稳、东紧、南急”的局面，也就是在北部和俄罗斯以及北部方向国家的关系较好，安全局势稳定;西部也相对稳固，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和最新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和中亚甚至西亚国家的关系比较稳定，安全局势较好;东部的紧张是由于日本安全政策走向导致;南部的南海问题风高浪大，显得比较急，对于当前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而言比较迫近。

领导文萃：由此，您认为目前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总体特征是什么?

杨毅：尽管2015年有着上述的标志性事件，但是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总体特征可以说是稳中有紧，紧张之中体现平稳的态势。中国的整体实力在增强，并处于上升趋势，这些问题和挑战也是中国在爬坡阶段遇到的正常挑战，属于正常现象。中国的回旋空间广了，力量大了，影响力强了，随之面临的压力也必然增大。而我们应对这些压力，面对这些挑战的能力也提高了。总体看，我们的运筹帷幄和应对是不错的。可以说2015年周边安全形势是稳定当中有动荡，动荡之中又维持一定的稳定。这跟我们的实力增加有关，跟我们的战略决策和战略运筹也有关。

《领导文萃》：谈及国际安全形势，特别是谈到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就不能不首先谈到中美关系，当前中美安全关系的总体情况如何?

杨毅：中美关系是个非常复杂的关系，很难用一两个词概括中美关系。不能用朋友、敌人等词语把复杂的中美关系简单化、标签化。中美关系是个非常复杂的复合性的大国关系。在不同的领域，中美双边关系的现状和发展方向是不完全一样的。在政治上，中国作为世界举足轻重的大国，与美国有很多共同利益和分歧，双方既有斗争也有合作，既有协调，也有妥协;在经济上，双方都是彼此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度较高，也是中美关系保持稳定的压舱石，尽管在2015年中美在贸易领域出现一些争议，但总的来说，经济是中美关系中比较稳定的因素;而安全和军事因素则是中美关系中最不稳定、变量最大的因素，因为在大国政治中，军事力量是看家手段，是大国博弈的“守门员”。如何守住底线，军事力量是最后保障。从全球来讲，美国的军事霸权、金融霸权是无可匹敌的，但出于对未来发展和全球领导地位的维护，美国对中国的发展是充满疑虑的。实际上，美国对俄罗斯并不担忧，尽管俄罗斯最近不断地秀肌肉，而且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核武器的存量比中国还多。但是美国更担忧的是增量。美国认为，俄罗斯再厉害也超不过前苏联，前苏联那么厉害，都被美国搞垮了，而俄罗斯不会对美国造成本质性的威胁。而中国是一个上升的东方大国，对于这样的一个国家，美国没有理想的手段和十足的把握能够战胜，美国也不知道中国的军事力量能发展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中国未来的领导人、战略规划者在今后如何使用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国对于中国的担忧是实实在在的。因此，美国加强了对中国军事力量和军事现代化的防范。在战略上，美国对中国是防范性的而非进攻性的，美国不希望主动挑起军事冲突跟中国决战;而在战术上，美国则是进攻性的，从军事部署上，美国招数不断，而且非常扎实地稳步推进。而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访美对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这次访问很不容易，双方进行了坦诚的交流，有博弈，有磋商，也有分歧，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了很多共识。有一条共识很重要，就是双方要有效地管控分歧。我们承认分歧，正视分歧，尊重现实，尤其在军事安全领域。如何有效地管控分歧、控制分歧使之不转化为危机，使危机不转化为冲突，这是双方战略领导人的智慧所在，也是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所在。这使得中美两国恶性竞争出现的可能变得更小，更不能把可能出现的竞争和恶性竞争升级为对抗性的矛盾。对抗性是很危险的，作为两个大国，尽管中国的综合军事力量不如美国，但是中国军事的增量很大，中美两国的军事对抗不但使中美两国受害，还会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安全、繁荣、稳定造成负面影响。习主席的访问推动的是不冲突、不对抗的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美国从国家利益出发，也不愿意和中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对抗不是最好的方案，得不到什么实际的好处，反而会损失惨重。可以说，习主席这次访美为中美安全关系上了一道保险阀。

《领导文萃》：前面提到，“一带一路”是稳固周边特别是西部安全局势的重大战略部署，那么，您如何看待“一带一路”倡议的进展及面临的挑战?

杨毅：“一带一路”战略可以说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应对急剧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很多人把这个战略简单地理解为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走出去”的一个平台，而实际上，这是中国提出的很大的战略构思，对内是战略，对外是倡议，是形成以中国为圆心向四周画的大圆，这个大圆形成利益共同体，政治安全上互信，经济贸易上互惠，文化民心上互通，最终形成一个大的利益共同体。这是一个大的战略构想，它会促进中国在各个方向同俄罗斯、中亚、西欧、东亚、西亚、东盟等地区的合作。如果“一带一路”能够顺利实施，这将极大地拓展我国的战略空间、安全空间、利益空间，同时对于“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也是有很多利益的。而面临的挑战首先是来自传统的地缘政治理念。按照麦金德的陆权理论，谁控制了东欧，谁就控制住了全世界的命门，而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正好要经过所谓的世界岛;按照马汉的海权理论，谁控制了海洋尤其是咽喉航道，谁就控制了世界经济、贸易的通道，谁就控制了经济命脉，谁就控制了全世界。在以美国为首的欧美看来，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就是要控制海上的咽喉要道，所以从传统的地缘政治来讲，这是一种挑战。对于美国来说，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与美国的两洋战略出现重合性的矛盾，美国两洋战略，即大西洋战略与太平洋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冷战时期，美国主要的战略目标是搞垮苏联。而现在美国的新两洋战略从侧重欧洲转向侧重亚洲，在巩固大西洋联盟的同时，其重心已经放在了太平洋，比如加强美日同盟。当然，在两洋战略中还包括经济武器，比如TTIP和TPP。总的来说，我们的“一带一路”面临着两大挑战，传统的地缘政治挑战，认为你不是搞合作，而是占地盘，控制海洋，控制世界，美国认为，这是对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种挑战和对冲甚至是对抗和去全球化，还包括日本、印度、土耳其等一些地区大国的怀疑，这是“一带一路”的外部挑战;对内来讲，我们面临一个准备不足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大战略，形成了中央提出，各部委研究，地方实施的局面，容易出现一哄而上和急功近利的情况。

《领导文萃》：与中国相关的主要非传统安全议题，诸如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当前有哪些新变化?

杨毅：中国面对的非传统安全呈上升的趋势。特别是2015年气候问题更加严重，在我国的华北、华南出现了大面积的雾霾天气，而且持续的时间很长，在去年12月中上旬北京颁布了雾霾红色预警，可以说，气候变化使中国深受其害，这类的非传统安全带有很强的紧迫性。

说到网络安全，我国是网络安全问题的最大受害国，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硬件和软件系统存在着很大的漏洞，因为我们的网络体系是从西方引进的，这增大了我国受网络攻击的可能性。我们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应对网络挑战，维护网络安全，比如维护网络安全平台的建设，加快网络硬件和软件的国产化。我们在遭受网络安全挑战的同时，也遭受来自这方面的压力，美国指责中国对其进行黑客攻击，而实际上，美国利用自己在网络方面技术最强、力量最大、手段最多的优势，对别的国家网络的监控攻击才是无所不用其极，正如斯诺登揭示的那样，美国甚至对盟国的领导人，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日本首相安倍都进行了监听，更不要说对我国的领导人和重要人物的监听。所以，在网络安全方面，中国面临着双重危险，一方面被别人攻击，另一方面被“莫须有”地指责攻击别人。

再者，是恐怖主义袭击。对于国内来说，我国没有面临大规模、有组织的暴力恐怖主义袭击的威胁。但是，这种潜在的危机、威胁在上升。第一，就是外部恐怖主义势力进入中国国内的问题。随着美国、欧盟和俄罗斯在叙利亚对IS的打击，这些恐怖组织势力可能会东移，通过相关途径进入中国。第二，就是国内的三股势力不容小觑。三股势力呈现不断蔓延、不断扩大并逐渐向内地发展的趋势。不断高科技化并在大城市闹市区发生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在提升。第三，随着经济社会进入深层次的转型期，各种类型的矛盾都在激化，客观上，为恐怖主义袭击提供有利的环境。因此，在这方面，我们面临的压力也在不断加大。

《领导文萃》：中国与周边大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的安全关系目前呈现出哪些主要特点?

杨毅：可以说，中国在与周边大国的互动中体现的是一种积极作为、稳步推进的态势。首先，我们跟俄罗斯的关系在2015年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强，战略互信不断提高，两国元首习近平和普京频繁会见和不断针对世界局势及时交换意见。中俄两国的政治关系、军事关系、经济关系都在提升，俄罗斯在最困难的时候得到了中国的政治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合作。中俄战略互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俄签订了一系列的合同和协议，尤其军事合作，包括达成了关于俄罗斯苏-35和S400的协议。这些都是俄罗斯武器库中比较高端的武器。以前俄罗斯对于类似的高端武器出口中国是不放心的，而现在的出口则显示了俄罗斯对中国的战略信任在增加，当然也有其经济困难不得不卖的背景。可以说中俄之间的安全关系更加巩固、更加成熟。

就中印关系而言，两国总体关系得到改善，总体维持稳定。在2014年习近平主席对印度进行成功访问，并与莫迪总理进行了深入会谈，两国就重大的地缘安全问题，包括双边的和多边的国际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2015年莫迪总理访问中国，习主席特意到西安迎接，并举行了隆重的仿古欢迎仪式。应该说，两国关系在其领导人的大力推动下，总体回暖，保持稳定。两国发展稳定的、持久的、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双边关系的意愿是很强烈的。但客观上讲，中印安全关系存在着不稳定的因素。一个是两国的领土边界问题没有解决，另一个是第三方因素问题。美国和日本都在拉拢印度，印度也想在美国、日本和中国之间左右逢源，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总的来说，中印双边关系更加发展了，愈加巩固了，这是主要方面。

就中日关系而言，总体关系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我们知道，2012年日本政府对钓鱼岛采取购岛、“国有化”的政策，用政府的行为直接挑战中国的主权和民族尊严，直接导致中日关系跌入低谷。而在2015年，中日关系进行了“破冰”和走出低谷的尝试。由于日本在中国核心权益方面做出了承诺，双方达成了四项共识，实现了中日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会见，双方也都愿意稳定中日双边关系，应该说，中日关系在逐步走出低谷，朝着更加稳定和积极方向发展。但中日关系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双方对对方的战略意图都抱有很深的猜疑心，有很高的不信任。日本担心中国日益强大会以力服人，采取咄咄逼人的政策;而中国担心日本在军事安全政策方面走得更远，对中国的安全构成挑战。双方的战略担忧，互相不放心仍在继续。另外，两国在地区其他问题上也存在竞争，比如，日本的外交很重视中国，基本是习近平主席走到哪里，安倍就要跟到哪里。中日恶性竞争的事件经常发生。这都对中日关系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总的来说，中日安全关系走出低谷，但要实现恢复平稳发展，避免结构式动荡，还需要中日两国的进一步努力。

《领导文萃》：2016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需要关注的主要趋势和看点有哪些?

杨毅：应该说，2016年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而十三五规划是在夺取全面小康胜利、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中第一个目标的冲刺阶段的背景下提出的，对于中国全面推动改革的意义极其重大。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特别需要外部环境的稳定。处于国家利益维护和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我国特别希望2016年周边安全环境的稳定，包括跟各大主要战略力量之间的关系稳定。这就牵扯到如何稳定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继续深化和巩固中俄关系，妥善地解决与周边国家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与印度的合作关系。应该说，这是中国周边外交需要关注的大问题。

但是，从外在趋势来讲，这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首先，中美之间在安全方面的结构型相互猜疑还会继续上升。因为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实力与日俱增，美国对于中国的担忧也会愈发强烈。双方还会继续试探对方的战略意图和战略底线，中美可能会在2016年出现新的摩擦点。第一，美国的对台军售就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美国已经放出风声，继续对台军售，这必然招致中国政治上的反对，中国也必然会采取相关的反制措施。第二，美国进入大选年。出于选举和国际局势的综合考虑，美国会对中国实施更大的压力。中国的议题会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之间很重要的谈资。第三，美国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相关问题上，会加大对与中国有矛盾的第三方的支持力度。比如，会加大对菲律宾和日本的支持。这些因素的叠加会导致中美关系的不稳定。

而中日关系面临着日本如何实施已经通过的安保法案问题，尤其是关于“灰色地带”的问题。首先，我们要警惕日本在钓鱼岛附近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日关系会面临着新一轮的紧张态势。其次，我们要警惕日本在南海方向上的动作。日本的官方和民调都支持日本加强在南海的巡航等等。这是一个非常能引起我们警觉的信号，会对中日关系造成很大的负面冲击。中日能不能避免在东海擦枪走火，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在海洋方面，我们要避免一些意外安全事故的发生。因为美国的军舰、飞机在我们周边巡航、侦察频繁。我们要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就必须增强我们的巡航，这样，发生意外事件的几率就会上升。

再就是要妥善处理与周边国家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问题，防止这些周边国家“抱团”，防止其形成更加固化和稳固的、针对中国的阵营。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关注点。

台海方面，即将上台的民进党，他们也不敢贸然采取不利于两岸发展的极端举措，但采取一些“阴招”，比如隐性台独、文化台独和恶化两岸关系的趋势不可低估。

总的来说，随着我国的实力增长，地位的上升，中国在周边的影响力也会不断增加，周边国家对我们的经济需求也会增加，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使我们在周边的回旋余地更大，但是相应的面临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2016年的周边安全形势总体上是乐观的，但是会发生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朝鲜半岛问题，这是很难预料的，朝鲜会不会继续进行类似不久前发生的核试验或者其他的冒险行动，都不好说。这就对中国周边的冲击很大，大大增加我国周边外交的变数。最后，我们还要预防那些我们难以预见的意外事故的出现。我们能预料的挑战，是比较好应对的，那些我们想象不到的意外事件，则需要我们提高战略智慧和应变能力来应对的。

作者：李然

第三篇：论中国金融安全问题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金融全球化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但是金融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另一方面，也使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面临挑战。加入WTO以后，中国金融的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对国外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的依存度越来越高。始于2007年下半年的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也遭受冲击。如何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维护金融安全已成为我国应对金融全球化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经济危机；金融全球化；金融安全

我们知道，资本的国际流动不仅体现了生产国际化的要求，也是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本质所决定的。由于资本是在不断的运动中寻求增殖与发展的，并具有无限扩张的趋势，必然使资本的循环和增殖过程超出一国范围向外延伸，形成资本的国际运动。“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求，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正是资本的这种国际性的本质，促使它冲破封建地域和国家割据的罗网，建立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马克思那里，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迫使所有的货币资本为生产服务，也就是所有的货币转化为资本，但信用发生动摇时，一切现实的财富必定突然转化为货币，形成信用危机并进而演化成经济危机，而国际信用的存在使一切国家都有可能(少数例外)先后卷入危机，因为国际商业信用和国际资本信用在国际范围内造成虚假的繁荣，促使一切国家都有可能过度进口和出口，从而发生生产过剩。只要一个国家发生了信用危机，追逐货币，有关国家也会发生信用危机——要求现金支付，当所有的国家都要求现金支付时，，原来在信用制度支撑下的国际贸易就会立即停止，发生商品全面过剩，于是信用危机就会席卷各主要国家。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成为世界性的，在实际市场上，“整个国家的生产既不是用它的直接需要，也不是用扩大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生产要素的分配来衡量。因此，再生产过程并不取决于同一国家内相互适应的等价物的生产，而是取决于这些等价物在别国市场上的生产，取决于世界市场吸收这些等价物的力量和取决于世界市场的扩大。这样，就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失调的可能性，从而也就是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进入21世纪以来，金融全球化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融入到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中。金融全球化使一国或少数几个国家的金融危机能够迅速蔓延全球，使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金融安全问题。

一、金融全球化的特征与我国金融业的发展现状

金融全球化是指金融主体所从事的金融活动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展和深化的过程，它意味着国际资本流动加速、信息跨国界传播、生产资料配置优化及社会生产力的高效率，与此同时，也带来全球金融危机的隐患。金融全球化的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际资本规模增长迅速、流动加快。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随着参与全球化的金融主体越来越多，全球金融资本的规模不断扩大，流动速度也不断加快。自1996年始，国际金融出现并购浪潮，加拿大皇家银行与蒙特利尔银行合并，美国花旗银行与旅行者集团合并，日本东京银行与三菱银行合并，德意志银行收购美国第八大银行信孚银行，这样的并购还将层出不穷。并购活动不仅使金融机构的业务规模迅速扩大，而且使资本流动速度加快。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估计，2007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流入量达1.5万亿美元，增长17.8％，达到创纪录水平。另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每天国际金融资产交易量约为贸易交易量的80倍。目前，带有游资性质的短期资本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每天有相当1万亿美元的游资在全球资本市场上寻找归宿。由于金融资本的大规模流动，使世界各国之间的金融市场联系日益紧密，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程度。(2)信息技术提供技术通道。当代发达的电子计算机技术为全球性金融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益成熟，电子货币的普及，网络银行和网上交易突破国界在全球的展开，金融交易的时空障碍被打破，使分布在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世界各地的商业银行和外汇部门通过网络技术可以全天进行交易，全球性全天性的国际金融市场得以形成，全球资金的调拨瞬间即可完成，金融电子化，如电子商务、电子数据交换、电子资金转帐等，已涵盖了金融业务的各个环节，市场一体化得以实现，市场准人的界线变得模糊，全世界巨额资本和庞大的金融衍生品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全球金融市场越来越连接成为一个整体。(3)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为适应新技术条件下竞争的需要，同时规避限制性法规和风险，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纷纷进行金融创新，包括制度创新、工具创新等等，欧元、全球债券、各种货币衍生物、利率股票衍生品等都是金融创新的产物。据统计，60年代以来，作为大类的金融新品种约有200余种，其亚类则难以计数。这些产品还在不断地排列组合，几乎每天都有新的金融品种产生。据国际清算银行(BIS)公布的调查结果，全球金融衍生商品总值从2002年的100万亿美元已爆增到2007年末的516万亿美元，为全球GDP总额48万亿美元的10多倍。(4)发达国家处于主导地位。由于发达国家金融资本雄厚，金融体系成熟，金融调控手段完备，基础服务设施完善，金融创新不断，全球金融衍生商品总值中一半以上即近300万亿美元在美国，美国、英国、日本、欧元区的证券交易所股票成交规模位居全球股票市场前列，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全球债券市场中也占据绝大多数份额。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重要的经济组织基本都被西方发达国家所控制。因此，全球金融的“游戏规则”总体上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制定。这些“游戏规则”更有利于发达国家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利益最大化。一些经济发达大国甚至对不听从其指挥的发展中国家实行经济制裁，给这些国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不仅如此，它们还利用金融全球化进程，以帮助和推动经济、政治改革为借口，试图把它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强加给发展中国家。

经过长期的努力，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开放的、新的金融体制既促进了我国金融业的稳健运行，又推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这对于规范金融秩序、化解金融风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金融体系仍不成熟，金融调控机制及监管水平尚不健全，金融体系仍然存在特殊的脆弱性。

首先，我国金融业整体竞争力不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金融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银行业来看，截至2008年9月底，银行业金融机构核心资本充足率为6.95％，同比提高1.11

个百分点。2003年只有8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标，2008年已增加到193家，占整个银行总资产的99.5％。从证券行业看，截至2007年底，中国上市公司总数达到1550家。沪深两市股票市场总市值已达32.71万亿元，投资者开设的有效证券账户总数达到9200万户，A股市场成为新兴市场最大、全球第四的证券市场。从保险行业看，我国保险市场规模不断扩大，2002年以来，保险业务年均增长速度保持在16％左右，2007年1－8月，全国保费收入4683.5亿元，同比增长22.6％。2006年我国保费收入世界排名第9位，比2000年上升了7位，国际排名平均每年上升1位。

然而，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金融业的发展还远远不能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整体竞争能力并不强。从保险业来看，单纯从发展速度来看，近年来保险业以年均16％的速度增长，但从发展总量、保险密度、保险深度等衡量保险发展程度的指标看，与世界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差距。从银行业来看，由于近年来银行信贷超常规增长，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仍处于较低水平，主要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仍然偏高。由于部分行业的盲目建设，防范新的不良贷款难度加大，部分银行损失类贷款增加、潜亏问题仍很严重：不良贷款的行业和地区集中度依然较高，风险准备金缺口依然较大等，现有银行业体制性问题所形成的高信贷风险还在不断产生新的不良资产，如果突发事件引起银行挤兑，就可能引发金融危机。从证券业看，情况同样令人担忧。由于盈利模式单一、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违规经营时常发生，我国证券公司普遍资本金规模小、资产扩张能力及抗风险能力较弱。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截至2008年12月31日。我国107家证券公司总资产为1.2万亿元人民币，经纪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为70％，与国外大券商存在差距。如日本野村证券2003年总资产就达到179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2万亿，相当于我国全部证券公司的总资产，而野村证券的经纪收入只占全部收入的20％。

其次，信用缺失现象严重。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有效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金融体系和国民经济赖以健康正常运转的基础。我国的市场信用制度不健全，信用缺失现象严重，对金融业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据统计，我国每年因为企业和个人逃废债务蒙受直接经济损失约1800亿元，信用经济成了“赖帐经济”；因为三角债和现金交易，增加财务费用约2000亿元。有的地方政府从狭隘的地方利益考虑，在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的过程中推波助澜，使得银行在债权债务诉讼中“胜诉率高、执行率低”。金融业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经济状况的集中反映点以及经济发展中矛盾和风险的焦点，金融信用环境的恶化严重影响了金融业的正常发展。

第三，金融创新能力较弱。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金融创新还很落后，且存在两大问题：其一，金融创新过于依赖政府。我国的金融机构金融创新主要依靠政府和金融主管当局，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强制性过程。其二，在有限的金融创新中，各领域进展失衡。例如，金融工具、产品、服务的创新步履缓慢；在业务创新中，负债类业务多于资产类业务；在资产类业务中，真正能够保证受益、转移风险的金融创新寥寥无几。金融创新的不平衡性和行政主导降低了金融资源的效率，削弱了中国金融机构的创新竞争力。

第四，金融监管存在问题。从外部监管看，我国金融法规建设滞后，金融监管长期依靠由上而下的行政管理，监管体制尚未理顺，主要表现为：(1)证券监督权力分散。从中央管理层角度看，虽然中国证监会是主要监管部门，但包括财政部、央行、发改委在内的各个部门都对市场拥有较强的干预能力。从地方角度看，由于地方政府对地方证券管理机构的制约作用，出于地方利益的需要，有时仍会干预证券机构的运营。(2)监管部门缺少评价考核金融机构市场风险的标准，对异常金融变动缺乏及时的预警定位和风险处理。这种情况如不改变，很难监管全球化下各类金融机构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产品和随之而来的风险。(3)对外资监管准备不足。近几年。随着外资金融机构在华数量的增多，其运营安全性已日益与我国金融安全相关联，一旦资本账户开放，国际短期游资定会大量进入，金融监管就会变得更加复杂。而目前我国金融对外监管尚处于初始阶段，从监管手段到法律法规都很不完善。

二、金融全球化加速发展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影响

由于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上述问题，在金融全球化加速和国际金融危机频繁发生的情况下，我国金融安全面临巨大风险。

首先，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金融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使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加。近几年来，国际性金融危机不断爆发，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2年的欧洲货币机制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2001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等，都使国际金融市场险象环生，动摇着人们对世界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投机资本非法流动，对冲基金肆意干扰，虚拟经济无限膨胀等诸多问题虽已暴露，但迄今仍未找到完全解决的良策，严重威胁着我国金融安全，从而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8月发表的经济述评，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已超过60％，如果外围市场动荡，必然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2001年至2008年，我国GDP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尤其是2003年至2007年，我国GDP保持在10％以上的高增长水平。但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最终演变成经济危机，致使全球经济大幅下滑。受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也出现放缓态势。

其次，国际金融霸权影响我国金融的独立性。在金融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国家利益的追求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实现金融霸权已被美国列为与生存同等重要的国家利益。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一书中。列举了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14个战略要点。其中三条均与金融霸权有关：第一条“控制国际银行系统”，第二条“控制全球硬通货”，第五条“掌握国际资本市场”。从国际经济金融发展最新进程来看，近些年来，金融霸权和金融殖民主义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控制世界经济金融、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形式，也是发展中国家纷纷爆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发达国家利用金融霸权实现金融侵略和剥削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突出，使我国经济政策的独立性面临严峻考验。

第三，国际资本非法流动给金融安全造成威胁。金融全球化为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创造了良好环境。但也带来了国际游资的非法流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曾觊觎我国金融市场，但因我国严格的资本管制未能

得逞。随着加入WTO后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资本项目管制的有效性大大降低。对于通过各种渠道涌入的外资。中央银行难以识别哪些是贸易资本，哪些是投机资本，因此难以监管。此外，一些外资金融机构利用我国政策的灰色地带和监管漏洞进行违规操作，或内外勾结，致使一些非法资金进入我国，扰乱了我国金融市场，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例如，我国为抑制通货膨胀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提高利率时，国际游资会为追求高收益大举进入，削弱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效力。当我国因经济衰退采取放松银根降低利率的政策时，国际游资又会大量逃离，使增加货币供应量的目标难以实现。

三、解决我国金融安全问题的对策

由于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上述问题。在金融全球化加速和国际金融危机频繁发生的情况下。我国金融安全面临着巨大风险。

首先，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我国金融监管体制亟需改革的内容应包括金融监管政策的非行政化、加强银行公司治理标准的监管、执行符合国际标准的审慎会计制度、建立银行危机救助制度、加强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的协调等。此外，应选择合适的时机设立金融监管委员会，对金融业实行全面监管，建立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同时，建立健全金融预警机制，及时识别各类风险警情、警兆、警源及变动趋势。结合国际上通行的做法，预警指标体系主要应包括：(1)经常项目差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国际上规定，如果经常项目差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3.5％则被视为危险的信号；(2)短期外债占外汇储备的比例。如果短期外债过多，同时外汇储备又不足(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时两者之比为100:20)，极易引发金融危机；(3)银行不良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按照国际经验，控制在10％以内较为安全；(4)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根据《巴塞尔协议》，基于风险加权的资本充足率应达到8％以上，核心资本应达到4％以上：(5)股指和股价波动。如果股指与股价持续快速上扬，明显脱离实际经济的真实水平，预示着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济泡沫；如果股指与股价持续下跌，则易打击投资者的信心，导致财富缩水。金融监管部门应对各种指标体系分别设置不同的警戒值，通过风险评估模型对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对部分指标超警戒值或综合评价为“高风险”的金融机构，加大现场检查或非现场检查频率，督促其尽快制定预案，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限期“达标”。

其次，加强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可以提高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提升金融市场的有效性。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但是，如果过度使用，监管不力，就会带来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几乎每一场金融风暴都与金融创新有关。墨西哥金融危机、巴林银行倒闭、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等已经反复证明，如果一国对金融创新监管不力，金融创新就会威胁到自身的经济安全。在金融体制与制度的创新中，主要强调金融监管体系创新。要防范监管中的功利化倾向，避免监管过度或监管不足等现象，建立健全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和制度规范。实施从市场准入到市场退出的全方位监管体系：建立健全宏观监管、行业自律、内部监控三层监管体系；完善金融监管的人力资源结构；建立科学、高效的金融风险预警体系。就我国金融业的组织体系创新而言，要改革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体制，将国有商业银行改造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完善金融法人治理结构，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防止金融业务发展的无序竞争和过度竞争；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民间信用，大力支持中小金融机构特别是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继续积极发展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鼓励公司兼并与重组。就金融市场创新而言，要大力发展以同业拆借、票据承兑贴现为主的货币市场；规范证券市场秩序，引导资本市场健康稳定的发展；完善我国外汇市场，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逐步放开黄金市场，鼓励金融机构大力开拓中间业务、表外业务，积极推进金融机构的金融理财等业务；积极推出以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为基础的浮动利率存款、浮动利率贷款等新型银行业务品种；不断创新商业保险品种，继续推进资产证券化进程，建立健全金融网络安全系统和现代化的支付清算系统，实现与国际金融业的接轨。

第三，有步骤地逐步开放国内金融市场。WTO《金融服务贸易总协定》在市场准入、国内政策等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给予了一些特殊待遇，允许发展中国家根据国内政策目标和服务业发展水平，逐步实现金融服务业自由化。在符合WTO规则的前提下，我国可以采取一些合理措施保护民族金融。例如，适当控制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分支机构数量，限制外国银行对中国银行的股权持有，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等。许多国家保护本国金融安全的经验值得借鉴。如日本、英国、印度等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利益，防止重要的金融资源旁落他国，对外资入股本国金融业控制甚严，从不对外资银行采取大开绿灯的政策优惠，即便获准进入本国，也不允许其插手银行核心业务，更不允许从当地取得资金供应。英国是金融的始祖，没有任何人能控制英国银行，法国最大的10家银行中，有8家是国有银行，日本90％多的金融股权也掌握在自己手中，美国一直大力提倡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但是美国最大的9家银行全部由本土资本控股。

第四，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从长远来看，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方向应是增强汇率的弹性和灵活性，扩大汇率的浮动区间；从近期和中期来看，改革的方向应是建立真正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即货币政策完全独立，汇率具有一定的弹性和灵活性，逐渐放松对资本和外汇的管制。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应把握的原则是真正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采用多样化的管理方式和手段，适当扩大汇率的浮动区间。改革的操作思路是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基础和形成机制，健全和完善外汇市场，增强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

第五，把握资本账户开放节奏。对任何国家来说，是否开放资本账户都是一项重大的经济决策。我国不可能在条件尚未成熟时匆忙开放资本账户，要审时度势，充分权衡利弊，始终坚持有利于增强我国主权经济(包括主权金融)发展和维护我国经济金融安全的原则，从经济发展、国计民生、主权安全等方面来决定资本账户开放的节奏。对于开放子项的顺序，应考虑国际资本流动的期限效应、投资者的特点、证券市场的工具种类、证券市场结构等因素。开放的步骤可选择先长期投资后短期投资，先机构后个人，先债权类工具后股权类工具和金融衍生产品，先发行市场后交易市场。金融全球化为发达国家的“剩余”资金追求剩余价值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多的融资机会。但是，对于金融体系仍相对脆弱、金融法规不够健全、金融监管比较滞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确定合适的资本市场开放速度和进程显得格外重要。加强金融领域的建设是我国的一项紧迫的任务。金融全球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尽管它在给全球各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会带来许多不稳定因素，但它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我们不能因为金融全球化具有冲击金融安全的风险而放慢金融开放的步伐，应该充分认识金融全球化的本质，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从而使我国在国际经济竞争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黄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