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模式创新研究

公司治理模式创新研究（精选十篇）

公司治理模式创新研究 篇1

1、国企改革的公司治理模式创新需求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经历了放权让利、承包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方面的改革。 进入90年代后,国有企业改革朝着转换机制、政企分开、制度创新、战略调整的方向迈进。 综观国有企业改革走过的历程,在时间安排上基本是先中小型国有企业改革后大型国有企业改革,在行业选择上基本是先竞争性行业改革后垄断性行业改革。 在中小型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之后,如何实现大型国有企业产权结构多元化,完善大型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模式,增强大型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仍然是当前深化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和重点。

公司治理模式问题一直是深化大型国有企业改革的瓶颈。 目前大多数大型国有企业都已完成了企业改制,也建立了董事会、监事会等公司治理机构,部分企业已经上市,但公司治理的关键:制衡机制却不能发挥作用,内部人控制、所有者缺位、经营者激励约束、外部人控制等公司治理问题依然存在,公司治理效率低下。 其中,股权结构不合理、“ 一股独大”是产生上述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面对大型国有企业所控制的巨额国有资产,在国有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如何在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同时完善公司法人治理模式,并健全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乃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2、公司治理理念

公司治理是一个多角度多层次的概念,很难用简单的术语来表达, 但从公司治理这一问题的产生与发展来看, 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去理解。 狭义的公司治理,是指所有者, 主要是股东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与制衡机制,即通过一种制度安排,来合理地配置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系。 公司治理的目标是保证股东利益的最大化,防止经营者对所有者利益的背离,其主要特点是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所构成的公司治理模式的内部治理。 广义的公司治理则不局限于股东对经营者的制衡,而是涉及到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供货商、雇员和政府等与公司有利害关系的集团。 本文着重在外部控制的研究, 所给定的外部人定义为广义而言,是指所有存在于企业外部,和企业内部存在着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并可以存在控制能力的人;狭义来说,是指主要利用政府职权对企业进行直接或间接控制,以取得个人寻租利益者。

二、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模式存在的不足与原因

1、存在的不足

一是股权结构不合理。 其中包括国有资产投资主体不明确、政府行政权与所有权合一等,造成政府干预。 国家作为所有权者缺乏具体的人格化代表,公司控制权落入管理者手中,容易造成管理阶层的集体贪污腐化。 流通股的投资者比例较小,所以不太关心经营管理状况。 二是公司组织结构方面。 董事会的独立性不强,监事会的作用有限。 三是诱因机制没能有效执行。 目前国有企业的经营在制度上并不统一,造成水平参差不齐,难以有效落实诱因机制。 四是外部监督机制发展落后。 由于股权结构不合理,导致透明度较差,控制权市场发展落后。 专业经理人的选任权利并未由公司企业本身掌控, 外部人才也难以进入管理高层,也缺乏董事责任制度。

2、原因分析

一是多重委托代理与治理模式的混乱。 上市公司在国家证券监管部门的严格监督下,仍然长期存在治理模式缺位的问题。 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团队班底配备齐全是上市的基本条件,即使某个主要领导人离职,职位的空缺也可以在较短的时期内补上。 例如,所有的高级管理人员均由控股公司直接任命或“ 推荐”产生。 在“ 推荐”的情况下, 被推荐人是带推荐信直接到任的。 因此,即使是推荐,也具有强制性或决定性。

二是责任体系的失效。 在上市公司,根据治理模式的独立性要求,企业决策不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董事会独立决定企业的重大事项, 企业经营由总经理一人独立负责, 只有在出现重大问题时,股东会、董事会或监事会可以决定对人员或事件的调整。 在寻租体系存在的情况下,治理机制的独立性有效地排除了国有全资公司所具有的责任追究体系,而无法排除个人权力滥用和通过个人对公司寻租的体系。 因此,对上市公司和寻租可以直接抛开任何形式上的程序,个人权力直接成为寻租管道。 在合谋机制存在的情况下,企业的决策责任和经营责任被无限淡化。 因此,在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不仅有外部人控制,而且存在着个人权力被严重滥用而不得到纠正的机制。

三是外部人对责任体系的控制与寻租问题。 外部人控制可以为了政府部门或个人的极小利益而造成对国有企业的极大伤害,造成国有企业资产的极大浪费。 根据国有企业契约失效的分析,外部人控制是企业政企不分和责任体系失效的根本原因。 由于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围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存在的政企不分部分转变为以控股公司为中介,即由直接的政企关联转化为间接的政企关联,但这并不意味着政企关系的弱化。 相反地,由于存在着保护性的制度屏障,外部人控制所造成的责任体系失效的现象更加得不到控制。

四是信息不对称下的监控失灵。 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例行的检查和对企业公告的审查,二是通过来自舆论的信息进行监管。 两者都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弱化。 企业掌握着大量隐瞒信息,或制造假信息方法,在对检查或审查中得以蒙混过关;而受到危害的小股东仅仅通过退出表达不满,此外他们不愿付出额外的成本传递信息,企业的违法行为仍然得以隐瞒。

三、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模式的创新方向

1、资产委托管理模式

这一模式由我国学者王海涛提出。 他认为,针对上面所指出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有改变现有的运作模式,通过创新才能解决。 根据契约失效研究观点,通过资产委托管理方式不失为一种创新探索。 所谓 “ 资产委托管理 ”方式 ,是指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将其名下的资产( 包括企业股权) 以签定契约的形式委托给专业资产管理公司管理,实行专家理财管理,这个专业资产管理公司可以是一个新设立的中外合资的公司,而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仍然作为国有资产的代表, 通过委托契约享有收益, 并担负原有的社会化和行政性职能。 这样一来,国资委得以发挥监督的角色职能,也促进了中国国有企业资产实质上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避免契约失效。

当然,该方式适用于一个完全开放并且自由竞争的市场,目前暂不适合大范围采用,但可以考虑以试点模式在各大经济特区或重要城市率先进行。

2、协力治理模式

所谓协力治理模式是公共行政领域的关注内容,主要强调合作、伙伴与授能三者联动的关系,其目的是希望能达成一加一大于二的综效。 协力的限制是,其中必须包含两个以上的行为者或团体组织,存在于一个网络当中( 如卫星工厂、母公司与子公司) ,有着资源共享,共同承担责任,并且能共享利益。 换句话说,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外部人与内部人之间, 均可以形成一个协力治理的机制,通过政策、议题或是部门之间的相互帮忙,提升治理效率且分层课责,在组织的再造或创新之后,可以解决中国国有企业责任体系失效的部分问题。

然而,协力治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在于对社会资本的运用与信任。 目前在我国这一社会资本庞大体系中所普遍存在的“ 一言堂”或是人治大于法治的文化,有可能会引发外部人的控制或介入,因而信任的效度难以衡量。 协力机制的前提在于经济人是理性的、自利的,当经济人效应发生时,信任就有可能遭到破坏,则协力机制便瓦解。 所以,要提出一套完整的治理策略与机制,仍需不同行业与部门的持续努力。

四、结语

总括来说,在转轨经济下,现代中国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问题上,的确仍有相当多亟需改进的空间。 我国政府在改革的诚意与政策的推行上,做了相当多的努力,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政策的执行与落实部分,还有许多难以一时收效的难处与包袱。 除本文提及的不足之外,如在华人社会独行的社会人脉关系、亦或是破产后的职工失业问题等,均为难以深化改革的难题。 换句话说,在推行外部市场与政府、企业机构的改革时,内部组织与职能的发挥,也仍有可能依旧建立在个体人的思维上。 因此,确保法制落实于中央与地方,权责分明,并通过内部与外部机制的协力治理来提升效率,则我国国有企业的现代公司治理的改革必然能够避免契约失效的发生,最终取得改革成效。

摘要：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实现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限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特定政治经济法律等内外部制度环境,国有企业改革虽已取得重大进展,但仍有不少企业仅仅从形式上做到了符合公司制改革要求,而实际上并未建立起激励和监督相结合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在这种背景下,本文首先概述了国企改革的公司治理模式创新需求及公司治理模式的内涵,进而分析了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模式存在的不足与原因,最后给出了两种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模式的创新方向,即资产委托管理模式与协力治理模式。

关键词：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模式,创新,不足,方向

参考文献

[1]王鹏远: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与制度设计[J].企业研究,2011(2).

[2]李蒲林: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完善[J].财经界(学术版),2011(3).

[3]严继超、程秀生、席宁:中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演进模式的研究[J].未来与发展,2010(2).

[4]苏怡彤:浅谈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问题及改进策略[J].现代商业,2010(5).

证券公司业务创新及战略模式研究 篇2

[摘要]针对券商业务创新是在金融信息化、自由化、国际化背景下经常被提及却又相对模糊的问题，提出了券商业务创新的基础理论框架和若干思考模式，认为券商业务创新的战略性实现切入总有业务概念、业务界面和业务流程三大创新域；在此基础上对三个主要的业务创新域进行了分析，以求诠释券商业务创新，明晰券商业务创新的实现路径。

[关键词]证券机构；券商业务创新；业务创新域

一、引言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日渐成熟和规范，市场上的暴利机会已越来越少，中国券商面对金融信息化、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国际化，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目前，我国券商的主要业务多属表层业务并且具有明显的粗放经营特点，券商要生存、发展，必须未雨绸缪、开拓思路、加大业务创新力度，以扩大利润增长点、降低成本和提升活动价值，从而通过积极行动来适应环境变化。

尽管业内已掀起了一场如火如荼的业务创新运动，但迄今为止，业务创新仍然是一个经常被提及却又相对模糊的概念。首先，许多研究把券商业务创新混同于金融工程。从金融工程的角度来研究业务创新有其局限性，即金融工程的研究对象是金融产品——金融业务概念，仅仅基于业务概念的创新只能使券商获得产品优势而非竞争优势，这意味着后者的获得必须考虑业务流程创新和业务沟通界面的创新。因此，把业务创新混同于金融工程实际上无形中缩小了业务创新的内容范畴。其次，也有许多研究从券商经营转型的角度来研究业务创新。这类研究突出了券商在金融自由化、金融信息化和金融国际化的背景下的战略性反应，但是这一类研究内容纷繁复杂，多是一种应对策略的罗列和描述，缺乏系统的集成，结果业务创新的逻辑思路显得过于笼统而不清晰。此外，也存在着把业务创新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组织结构创新等概念在不区分层面的情况下混为一谈的现象。

究其实质，当前对业务创新理解上的诸多混乱源于创新基础理论框架体系的缺失，这种缺失的弊端是：首先，缺乏对业务创新的系统化整体理解和全景式认识，容易在战略上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迷失于个案化的创新；其次，无助于梳理业界众多的创新思想，探寻业务创新的规律性思维，把握业务创新的切入点；再次，不利于对业务创新的本质性理解，在组织和策划业务创新中忽视众多类型的创新行为。如果能够为券商业务创新从理论上建立一个基础逻辑框架，则对我们把握业务创新的思想脉络无疑大有裨益，从而也有助于进一步从实践上明晰业务创新的一些战略性实现路径。

二、券商业务创新的分析框架

目前，人们对券商业务创新的认识几乎都是从金融领域乃至证券领域直接切入的，但证券机构本质上是一类特殊的金融服务型企业，从而启发我们可以把券商业务创新研究置于一般服务型企业的大背景之中来认识。尽管一般服务型企业业务创新的许多具体设计往往不能直接适用于证券业，但这一类研究从服务营销角度阐发的服务型企业业务创新的基本思想——对业务系统进行解构，把握业务创新的三个层面：业务概念(即核心产品与增值服务)，业务界面(即分销渠道，也是与客户接触、沟通的关键时刻)，业务流程(出于金融服务的生产与消费具有同步性的考虑)，仍然是研究券商业务创新的重要思想基础，同时为券商业务创新开辟了广阔的思路。

券商业务是券商与客户之间的交互活动，任何一项业务系统都可以剥离成以下四个层面来分析：第一，业务概念。业务概念是券商业务系统的核心。券商业务概念的内涵是指资本市场上的业务，券商业务概念的外延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能使券商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所有业务。通常我们所说的如财务顾问、项目融资、资产管理、资产证券化核心产品等都可视为高一级的概念，还可以对这些高一级概念进行进一步细分形成更为明细的二级、三级概念。考察海外券商的业务结构变迁，可以发现券商的业务概念范围正由本源性、传统型业务(即承销、经纪、自营)，向核心性、创新型业务(如购并咨询、财务顾问、资产证券化)等拓展，并最终挺进高层次、引申型业务(如风险投资、战略投资、产融结合等)。第二，业务界面，即券商与客户建立联系的渠道，即分销渠道。券商对业务界面的认识应扩大，除营业部等传统的物理界面外，还有网站、手机、电话、电脑等虚拟界面以及如客户经理、经纪人等人力界面。第三，业务流程，即服务的实现过程。券商对流程的理解应该是灵活的。通常流程被理解为做事、运作的方式。流程具有不同的层级系统，次级流程系统的选择取决于高级流程系统的设定。此外，流程应区分不同的客户而有所不同，如大众化流程与个性化流程。通过券商与外部组织结盟，可以使流程从组织内部延伸到组织外。第四，技术的选择，即由于新技术的选择所造成业务概念、业务界面和业务流程所发生的改变。

如果我们把技术因素的影。向分化到其它层面，券商业务创新的基础切入点就可以有三个大方向：业务概念、业务界面和业务流程。从这几个层面来考察，可以发现券商业务创新的指向非常宽泛，创新的源泉也呈多元化，远不像通常仅从业务概念理解的那样狭窄。事实上，券商只要在业务概念、业务界面和业务流程三个方面有任何一项突破，业务创新即告成立。因此，狭义的券商业务创新主要是指券商业务概念的创新一概念内涵的深耕和概念外延的拓展，广义的券商业务创新则包括业务概念、业务界面和业务流程诸方面整个系统的创新。券商业务创新的系统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1券商业务创新的系统分析框架

三、券商业务创新的战略模式

人们对业务创新的深入分析，就意味着对业务创新机会来源的思考；一般而言，基于业务创新机会来源的若干战略性思考模式主要以下几个方面：

(一)跨替代产业

从广义上讲，券商不仅与证券行业内的其它企业竞争，还与提供可替代产品或服务的所有金融乃至非金融企业竞争，客户在做决定时经常会不自觉地比较可替代物，正是可替代行业之间的空间，为业务创新提供了机会。就证券经纪业务系统而言，证券咨询机构、IT服务机构、商业银行及保险公司的分销网络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是证券机构的现实或潜在竞争者，券商在业务概念、业务流程和业务界面方面均有广阔的借鉴模仿空间。而券商的资产管

理业务实质就是信托业务。因此，各类信托投资机构的业务运作无疑也为券商提供了参考空间，投资银行业务创新则在借鉴众多的管理咨询服务机构方面也如此。

(二)跨战略群

审视行业内不同的战略群(即同行业内采取相似战略的那些公司的集群)也可以发现新的业务空间。我们对券商战略群的区分可以是多样化的。例如，根据业务种类范围，有经纪类券商与综合类券商；根据业务地域范围，有国际性券商、全国性券商与地区性券商；根据客户性质，则有机构业务型券商与个人业务型券商等。虽然同一战略群的券商可能在业务概念、业务流程和业务界面方面大同小异，但不同战略群的券商则可能大相径庭。券商考察这些不同的业务系统设计，有利于打破思维定式，在业务创新上豁然开朗。

(三)跨客户群

在证券市场里，众多券商都朝着一个方向竞争，他们对目标客户的定义几乎是一样的，经常会锁定单一的客户群。重新对客户进行定位分析，可借着转换客户群，从而发现创新机会，引发业务创新。传统上，经纪类券商对代表性目标客户的需求理解无不是提供通道服务加信息服务捆绑，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和兴起，客户的捆绑式需求偏好已开始分化，通道服务与信息服务相分离的需求越来越强烈。美国的嘉信理财等券商便是通过客户细分，敏锐地把握住了客户新的需求定位，离析出并锁定了新的客户群，从而大胆创新，开始提供廉价的折扣经纪业务——纯粹的通道服务，并籍此从名不见经传的小券商一跃成为了美国证券经纪界的翘楚。

(四)跨关联产品或服务

券商未开发的业务往往还隐藏在相关联的产品或服务之中，尤其可超越行业范围考虑相关联的产品及服务。从客户的观点来看，往往存在着单项业务实现“一条龙”处理，多项业务实现“一站式”办理的需要。这启发着我们可以从纵向延伸业务链的上下游，从横向联合其它的业务链来实现业务创新。在证券经纪业务中，投资者资金转移所经历的从现金存取、银证转账到银行卡炒股、银证合作新股申购的诸阶段已体现了这一思考模式。在资产管理业务中，一些券商也正在考虑与银行和保险公司结盟，推出综合理财账户，开辟综合性理财网站。在投资银行业务中，解决企业购并咨询过程中的过桥融资需求也将随着金融管制的逐步放松，而成为券商新的业务内容之一。

(五)跨情感诉求

随着证券市场的深入发展，客户已不再满足于大众化、标准化的服务，对个性化和人性化的服务期望越来越高，从而迫使券商也越来越从以产品为中心转向以客户为中心经营。以证券经纪业务为例，传统齐一化的营业部业态正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以迎合不同层次投资者的偏好，并为投资者提供各种舒适性、体贴性的便利服务；在业务流程和增值服务方面，则从大规模的服务生产趋向大规模的服务定制。就资产管理业务而言，特别账户理财也体现了这一要求。

(六)跨时间

券商业务创新是一个具有历史范畴的概念。在证券市场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金融自由化的进程是不同的。一些国家券商的业务创新行为未必在另一个国家如此，因而券商业务创新在国际上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差异性。一般所说的券商业务创新，是指大多数国家都认同的发达国家证券市场上的金融创新。因而，创造性的模仿也成为后发的证券市场中券商业务创新的一个主要研究思路。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大量未言明创新，而旨在系统阐述海外券商业务体系的浩如烟海的文献形成了我国券商业务创新研究的重要思想智囊。

四、券商业务创新域的具体分析

为便于进一步分析，我们在此引入业务创新域概念。业务创新域是指券商可以选择的，能够引起现有业务发生变化并导致新业务出现的各种业务要素群的总和。由于影响和制约业务变化的相关因素很多，所以各种业务创新域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且有些业务创新活动必须在若干业务创新域里展开。本文将业务概念、业务界面和业务流程视为三个大业务创新域进行分析。由于各种业务要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动态相关性，所以对于不同业务创新域的进一步深入划分没有绝对的意义。以下将就三个主要的业务创新域作具体分析。

(一)经纪业务创新

目前，证券经纪行业是一个接近完全竞争的行业。券商的经纪业务创新应旨在实现低成本和差别化，基本上可归于三个创新域展开。一是业务概念。在金融分业经营制度下，经纪业务分销系统只能提供证券类产品，而证券交易产品的推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策层面的创新。因此，围绕着已有和未来可预期推出的核心交易产品，通过细分客户来开发增值服务，便成为当前公司层面的创新选择。此外，代理保险类产品分销，开发银行类的中间业务产品(如代保管有价证券等)也是可行的思路。二是业务界面。主要涉及营业部的业态创新(如巨型化、缩微化、连锁化等)以及各种虚拟界面和人力界面的功能整合创新。三是业务流程。流程系统的创新，有利于提升活动价值，降低成本。当前涉及经纪业务系统的高级系统流程的主要创新包括集中化的证券交易系统、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信息配送系统、证券客户综合服务系统等。

(二)资产管理业务创新

资产管理业务创新的可行分析可从三个方面展开。其一是业务概念，即投资选择空间。投资运作的选择空间因受托资源不同而有异。就券商最主要的受托资源资金来说，其主要的投资选择空间是金融资产，即股权类产品、债权类产品、汇市产品及其衍生产品，此外，对银行类产品与保险类产品也可进行考虑。对投资选择空间还可以根据地理区域来考察。其二是业务界面，即受托资源。一般地说，券商受托的资源有资金、金融资产、实物资产乃至无形财产等。其三是业务流程。资产管理的运作方式基本上可分为基金、私人专户管理和事业型经营三种方式。证券市场上的资金管理可分为基金和私人账户理财，其中私人账户理财又可划分为增值账户理财和特别账户理财。基金是一种大众化的理财工具，公司层面的开拓创新可主要依据投资工具(如新股认购、B股投资、债券投资、票据投资、外汇投资、衍生产品交易等)和投资策略(如指数化的运作、成长型的运作等)。账户理财的开拓创新主要依据委托者的个性需求，如特别账户理财中的公司现金管理方式、风险管理方式、个人专户管理方式(为个人客户提供理财计划、管理实施个人退休金计划、管理个人信贷账户等)等。事业

型经营主要是企业托管(如受托证券营业部、受托股权管理等)、收购培育管理等。

(三)投资银行业务创新

投资银行业务的创新也可从三个创新域入手。其一是业务概念。主要就顾问咨询、资产证券化、CDR、企业债券市场、商业票据市场、风险投资领域等未来的投资银行业务概念来进行分析，这些业务概念投资银行进入了新的基础产品市场空间，也使投资银行业务链得到延伸。其二是业务界面即客户资源范围空间。主要分析因政策开放而扩大了的服务对象如民营企业、三资企业、跨国公司、中小型企业、海外上市国企对投资银行业务的需求，这种需求使投资银行进入了新的客户市场空间。其三是业务流程。这里主要既涉及投资银行业务运作整体层面的高级系统流程，也涉及具体业务项目的次级系统流程。传统上，投资银行的运作多是单步业务处理的交易型服务，业务服务概念多是单一化的，而且后台的运作也基本上是松散的信息管理。目前，投资银行的运作的发展趋势正朝着多步业务处理的关系型、一站式的业务服务发展，并且日益强调后台运作的知识管理。

五、结论

公司治理模式创新研究 篇3

关键词：乡贤理事会；云浮；农村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14）04-0074-05

中国新农村建设推动并加速了中国乡村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农业社会的转型，使农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领域发生重大的变革。随着农业税的减免，农民负担显著降低，生活水平也明显提高，乡村社会利益格局也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现代精神文明开始在农民思想中萌生、发展。但是，新农村建设实践过程中同样有着诸多的问题和矛盾，因利益格局多元化，农村问题也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乡村治理依旧困境重重。因此，如何让全社会反哺农村，让多元力量都积极投身于新农村建设？如何充分挖掘农村原有的社会资源，解决农村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如何凝聚社会力量、协同共治，破解当前农村人才、资金外流，出现“空心化”等难题？以及如何提升农村自治能力等，已经成为政府和学界绕不开的话题。因此，笔者以云浮市自然村乡贤理事会建设为例，研究和探索农村治理模式，寻找一个适合中国农村建设的缘人情、顺人性之农村社会治理模式。

一、古代乡绅宗族模式与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的异同

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发展中，乡村治理主要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的变迁，即乡官制时期、转折时期和职役制时期。各个历史朝代虽有着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但其一直以乡里制度和保甲制度作为主线。宋代后，中国古代乡村治理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即从王安石变法一直延续至清代。乡村治理中，乡里制度转变为职役制，治权所代表的官治体制从乡镇退缩到县一级，县作为了基层行政组织，县以下实行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主要以体现族权的宗族组织为基础，以拥有绅权的士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乡村自治政治[1]。这种治理体制，笔者将其称为“古代乡绅宗族治理模式”。该模式有很多成功经验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传承与创新。例如，它以血缘为纽带，有利于团结族人和同村人；以祭祖、扫墓等仪式来收族、敬宗，有利于家族团结和稳定；以顺人性、缘人情来管理族人，人们敬长者、尊者，爱幼者、弱者，能赈贫、收族，甚至管摄族人生老病死，有利于提升族人生活幸福感；以祠堂文化作为血缘、族缘以及祖根文化的标志，使族人能返始报本，懂得感恩；以扬祖先之崇拜信仰，进行传统伦理教化，培养族人和村民的伦理意识，有利于全族一家、全村致和。北宋，《吕氏乡约》中规定“凡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有善则书于籍，有过若违约者亦书之，三犯而行罚，不悛者绝之”[2]。这里，它不仅规定了乡约成员间关系的准则，也建立了奖善、惩恶的运作机制，设有“约正一人或二人，众推正直不阿者为之，专主平决赏罚当否”[3]，且负有调解纠纷之责。

2011年6月，广东省云浮市政府进行了农村自然村治理的试点改革，并推广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笔者先后多次对其云城区双上村、云安县大坪村、罗定市樠黄村和郁南县兰寨村等乡贤理事会进行了走访和深入的调研，发现该模式是以流淌着几千年传统儒家文化的中国农民、自然村和熟人社会为土壤，借鉴古代乡绅宗族治理模式的成功经验，结合现代农村社会实际，并吸纳现代社会管理的智慧，缘人情而顺人性地创新农村治理的一朵奇葩。这种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其性质是以农村开展互帮互助服务为宗旨的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的农村基层社会组织，是基层自治组织的有益补充。其主要职责是调解邻里纠纷、协助兴办公益事业、协助村民自治等。其成员主要由自然村中具有独立民事责任能力的社会经济文化管理能人、有威望有能力的乡贤和热心本村事业的村民组成，通过村民投票选举或推举的方式产生理事长、副理事长和秘书长等。

这两种模式有着近乎相同的治理对象，即农村与农民，属于“熟人社会”；有着相同的文化基础，即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有着相同的治理目的，即开展互帮互助服务、调解邻里纠纷等。但是，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与古代乡绅宗族治理模式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首先，古代乡绅宗族治理模式，是建立在宗法、宗族、家族的结构基础之上，其乡规民约、家礼族礼不能脱离宗法等级制；而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民主社会的基础上，是对县、镇（乡）、行政村治理结构的有益补充，完全摆脱了等级制的宗法社会，人们之间彼此平等、自由。其次，古代乡绅宗族治理方式主张遵天序，即在天人合一的理念指导下，遵守三纲、五常等传统伦理秩序；而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则是遵循新时代的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律，致力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最后，两种治理模式的主体截然不同。在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中，传统社会的乡绅阶层已经不复存在，现在大家都是公民，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成员都是能人或人才，没有高人一等的身份，农村有的只是平等自由的农民。可见，古代乡绅宗族治理模式已经失去其原有的主体。另外，赋予古代乡绅权力的文化或国家机器已经不复存在，如乡绅“开祠堂”审理乡邻纠纷时，私开法庭，甚至采取“沉塘”等灭绝人性的违法方式，现在已经不可能再被采用和延续了。

二、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广东省云浮市结合农村自然村治理的改革实际，在古代乡绅宗族治理模式基础上创新了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该模式的产生有其必要性，其实施具有可行性，且结果具有有效性。

（一）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产生的必要性

新时期，农村治理面临多重困境，其实践过程也遇上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基层政治民主建设看，村委会行政化倾向严重，村民自治能力不断减弱。《宪法》赋予自治性质的中国广大村民委员会，却承担了大量的本不属于其职能的行政事务，村民自治失去了可靠的着力点。“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治理设想，因村民小组力量的分散、自治能力的逐渐薄弱，村民委员会与村小组之间的联结几乎中断或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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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层社会管理看，薄弱且无比广阔的中国农村已成为政府面临的最大实际，无论从资金、技术、农业服务以及社区安全上，政府都无法充分满足农民和农村的需求。由于有些乡镇政府依然沿袭着“官”本位的行政理念，农民难以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中来，更难以发挥出主体性作用，乡村社会的内生力量得不到充分发挥，甚至是被抑制。农民虽然在理论上被一致认为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但是在轰轰烈烈的新农村建设讨论与行动中，很多农民被沦为新农村建设集体失语的“观众”。农村已有的乡贤等社会资源也得不到充分的挖掘和利用，甚至也成了“看客”。这样，一方面许多事“政府想办而无力办”，而另一方面“乡贤欲出力而无实现之平台”。

从基层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看，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总体相对滞后，公益事业更加落后。取消农业税后，农民负担减轻了，但乡镇政府的财政问题仍然是一道未解的难题，并出现进一步恶化的发展迹象。因此，乡村公共服务短缺与失衡，已成为历史的痼疾，制约着乡村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从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看，正是由于缺少来自于农民的参与和监督，新农村建设很多停留在易出政绩的村容、村貌层面，导致大量背离农民意愿的政绩工程，而对于“乡风文明”、“精神生活”等层面却鲜有涉及。

由上可知，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手段和方式，就成为了地方政府的当务之急。原有的农村治理模式迫切需要进行改进和创新，正所谓“礼，时为大”[4]。从计划经济模式下的现代社会至市场经济下的当代社会，中国农村社会已经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型。旧有的社会规范很多已经“失灵”，而新有的社会管理规范又出现了诸多的问题和障碍。因此，原有的农村治理模式创新，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的推广，便成为了现代农村社会当下的迫切需求。

（二）乡贤理事会模式具有现实可行性

这种乡贤理事会模式具有社会可行性，即社会对该模式和方案的认同和支持的可能性，其中最主要表现在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上。首先，其主体是农民，对象是自然村，具有可行性。流淌着几千年传统儒家文化的中国农民、中国自然村，为乡贤理事会模式的运用和推广，提供了最适合的主体和最适宜的社区。传统文化深入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特别是农村居民，他们认同宗族、认同祖先、认同血缘关系。自然村与城市社区截然不同，城市社区主要是“陌生人社会”，而农村基本上保留了几千年的“熟人社会”样态。其次，缘人情而顺人性，为乡贤理事会模式提供了文化的逻辑纽带。无论古代还是当下，社会治理的主体都是人，其人性和人情具有同质性。农村治理和村民自治，要像“饥食而渴饮”，合人性则不难。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不争，争则乱。因而古人制“礼”来约束人“情”，从而调节与满足人们的欲望。但是，礼义应该与情欲是相顺、相合的。正所谓“刍豢稻梁，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疏房檖貌，越席床笫几筵，所以养体也[5]。”当下，我们在进行社会治理时，只要能够顺乎人性的引导，便可规范社会的秩序，顺乎人情的疏导，便能构建和谐社会。朱熹曾云：“放古人之大意，莫非礼之做得合时、合天理之自然也[6]。”也就是说，我们在进行乡村社会治理时，如果能够让我们的治理手段和方法“合时”、“合天理之自然”便是最好的。古语云：“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7]”它是乡贤理事会模式的行为基础，乡贤自发、自觉反哺家乡，自觉清明祭祀等行为，皆由此而发。古代的家庙制度，就具有开会沟通、和睦宗族功能。因此，笔者认为，乡贤理事会模式能够“以顺人心为本”（《荀子·大略》），既满足乡贤“衣锦还乡”、“造福乡里”之情，又能顺乎乡贤“落叶归根”、“寻根问祖”之性。

乡贤理事会模式具有政治可行性，即该模式或方案获取政治资源支持的程度和对政治价值观的影响。该乡贤理事会模式符合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有关原则和条款，它的成立是在政府引导下，按照规定程序发起、登记和备案。其性质是在农村开展互帮互助服务为宗旨的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的农村基层社会组织，是基层自治组织的有益补充。该模式不会对原有的基层组织建设构成冲突，只会进一步完善基层民主建设，创造更和谐的农村社会。

乡贤理事会模式具有经济可行性，即该模式执行中获取各种经济资源的可能性，其中包括人力、财力、物力和信息资源等。地方政府“以奖代补”培育和激励该模式的发展，而且乡贤数量庞大，仅云浮地区籍就有百万外出的乡贤，或从政、或从教、或从商等，拥有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中国农村还拥有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和人文资源，“衣锦还乡”、“德泽乡里”的思想扎根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骨头里。他们既关心家乡的发展，又愿意为家乡做一些公益事业，他们拥有技术、资本、信息、市场和人脉资源，能够以项目回迁、资金回流、信息回馈、智力回乡、技术回援、扶贫济困、助教助学等形式反哺家乡。

（三）乡贤理事会模式的实际有效性

乡贤理事会模式能很好地破解农村“空心化”难题。由于当前农村人才、资金外流，出现了“空心化”倾向。这种模式可以吸引乡贤们携资金、人才与技术反哺农村，回乡建设新农村。大多数乡贤都有广泛的社会资源、有强烈的反哺意识，能够成为家乡落后地区的积极建设力量。而且，他们既有开阔的眼界，又有先进的市场经济头脑。他们大多见过世面，接受过现代化信息的影响，这些都有利于提高农村的建设水平、管理水平与农民的思想意识水平。

乡贤理事会模式可凝聚社会力量，协同共治，解决“政府想办而无力办”的事，解决“乡贤欲出力而无实现平台”的问题。仅就云浮市来看，政府通过培育和发展自然村乡贤理事会，在激发村民主体积极性的过程中，将游离于体制之外的乡贤们整合到村庄建设与管理之中，使其成为了农村社会多元共治的重要力量。他们思想开放、认识独到，很容易得到乡邻们的认同与尊敬。这种具有强烈人情味、亲和力、亲缘性的关系，使他们在农村这个“熟人社会”中有着强大的话语权，能够解决“政府想办而无力办”的事。例如，云城区河口街双上村乡贤理事会协助村委会，解决了久拖3年的村游泳池建设用地问题，助推了该村“一河两岸”环境的全面整治。云安县清水至中围1.8公里公路扩建，政府相关部门多次与村民协商都无济于事，最后由本村乡贤吕赤色等人出面，顺利化解了矛盾，使公路工程得以顺利进行。罗定市汽车客运中心在罗定市素龙街道大甲村的征地工作，因多种原因长期受堵。大甲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成立后，积极进村入户向自己的亲人或乡邻摆道理、讲大局、讲感情，使得征地工作很快得以顺利推进。这种“村落自治”的传统熟人社会模式，能以熟人办熟事、熟人管熟人，效率高、管理成本低，可以解决党委和政府不能面面俱到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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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贤理事会模式，使村民自治有了着力点，解决了村委会行政化倾向严重，村民自治能力有所弱化的问题，全面深入地提升了村民自治的能力。例如，新兴县水台镇石龙岗旧村乡贤理事会，通过协助自然村深入发动村民、带头带动家人捐款，全村78户349人不分老少，人人集资。全村自筹50万元，建成了村文化楼、村内道路等公共服务设施。

乡贤理事会模式，能很好地解决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总体相对滞后以及公益事业相对落后的问题。例如，云安县富林镇大坪村乡贤理事会，利用每年大年初三开展公益捐款活动，设立公益基金，建立60岁以上守纪老人每月60-110元津贴、贫困户春节慰问1000元和村民考上大学奖励3800元的制度，还购置了为老人和儿童出村就医服务的专用车。在农村环境治理方面，云城区安塘街下白村订立了《垃圾管理制度》，将垃圾清运处理项目公开招标发包，并明确村民门前“三包”制度，推行“户清、村集、镇运、区处理”的模式，有效地改变了村内垃圾污染的问题。罗定市素龙街道大甲村，针对农村科学文化薄弱的情况，建立了“农家书屋”，彻底改变了该村村民以往农闲时“喝杯小酒，打桌麻将”的旧习惯。罗定市罗镜镇椽安村的“农家书屋”，藏书也高达5000多册。

另外，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不仅使村民委员会与村小组之间有了真正的联结，真正地实现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梦想；而且还使各个自然村的管理出现个性化倾向，特色鲜明。如云城区安塘街下白村的村规民约，就来源于“陈氏家训”，并融入现代文明的各种新元素，形成极具特色的自然村管理制度。

三、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的特点与适用范围

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是对古代乡绅宗族治理模式的继承与创新。古代模式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和总结的成功经验，如缘人情而顺人性的治理思路，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治理介入的适度性，乡村治理不被过多限制，使其保持一定程度的自治性和活力等。但是，这种模式因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其也有适用的范围和界限。例如，农村的“熟人社会”治理模式，就不适合城市“陌生人社区”的治理。即使是都在农村，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也并一定是每个自然村都适合。从笔者调研的几个试点自然村看，成功实行该模式的村，似乎都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同自然村的主体是同姓同族的人

例如，云城区河口街双上自然村，全村103户，几乎都姓陈。类似的村，还有云安县富林镇大坪村和罗定市素龙街道大甲村等。

（二）有一定的人口基数，至少超过百人

如云城区河口街双上自然村，全村103户，总人口500多人，常住人口390人。类似情况和数据的村，还有云安县富林镇大坪村和罗定市素龙街道大甲村等。

（三）自然村有一定的乡贤资源

如云城区河口街双上自然村乡贤100多人，其中乡贤理事会理事长陈金龙是该村居民，他有固定收入、有富余时间，还有造福乡里的热情和爱心。他工作不计报酬，为乡邻服务，完全是义务的。

综上所述，新农村建设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离不开广大农民作为农村主体性角色的政治参与，离不开各方力量的广泛参与、合作互动，离不开对基层乡镇政府资源配置的规范机制，也离不开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保障机制的构建。而所有这一切都可以通过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得到有益的启示和支持。作为地方政府应该充分利用本土优秀传统文化，培育与现代农村社会管理相适应的“自立自强、互信互助、共建共管” 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使其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笔者认为，让人们群众大胆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使每个村民在努力创造个人幸福生活的同时，也为增进全村、全社会的幸福奉献心力，从而建设幸福和谐的农村社会。我们相信，只要人人都为我们共同的家园添砖加瓦、贡献力量，幸福农村、和谐村庄的梦想就一定能够实现。

参考文献：

[1]唐鸣，赵鲲鹏，刘志鹏.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及其

历史变迁[J].江汉论坛，2011（03）.

[2]宋史卷三四·吕大防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吕大钧.陈俊民辑校.吕氏乡约乡仪[C]//蓝田吕氏遗著辑

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

（责任编辑：吴 霞）

我国体育经纪公司运行模式创新研究 篇4

关键词：体育经纪公司,运行模式,创新研究

随着我国体育竞技运动的发展壮大, 运动员的需求也不断增加。而一名成功的运动员不仅要在竞技运动领域获取优异成绩, 还要充分展现自身的商业价值和经济价值。这就与体育经纪公司的存在息息相关了。伴随着体育产业市场化的出现, 体育运动开始从国家计划逐步走向市场竞争, 因此体育经纪公司的作用也日趋显露。

一、体育经纪公司发展现状

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 体育经纪公司的雏形出现在中国。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 如今的中国体育经纪公司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一) “举国体制”政策使得体育经纪公司的发展举步维艰

“举国体制”政策的实施, 使得体育经纪产业的发展带有沉重的计划经济色彩, 从而阻碍和限制了非国有制体育经纪公司的发展。国家体育局强有力的“包办”政策和政府扶持政策的缺乏, 让体育经纪公司难以立足。

(二) 国外体育经纪公司进入中国加剧了竞争

自改革开放以来, 国外的体育经纪公司开始进驻中国, 这更让本就没有根深蒂固的中国体育经纪公司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比如像1995年开始, 国际体育娱乐公司便负责了中国国家足球队的推广与各项赛事协办。随着中国加入WTO, 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外体育经纪公司来到中国分享这块“大蛋糕”。这就增加了我国体育经纪市场的竞争, 然而本土体育经纪公司并没有达到国外体育经纪公司的专业管理和科学运行的水平, 自然就会在竞争中失去了优势。

国内外的双重压力, 使得体育经纪公司的发展十分缓慢, 同时也显露出了我国体育经纪公司自身运行模式的不足和存在的问题。然而21世纪中国体育产业逐步市场化的发展, 为体育经纪公司向着专业、科学、全面发展提供了契机, 因此, 进一步改革自身的运行模式以适应市场化进程就成了中国体育经纪公司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体育经纪公司运行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 体育经纪业务非核心、范围窄

1. 体育经纪业务处于兼营地位。

相对比体育经纪产业高度发达的美国, 其专业从事体育经纪和赛事运营的体育经纪公司就有750多家, 而目前国内的体育经纪公司仍不足全美的二分之一。此外, “举国体制”下的中国, 国家体育局等政府体育部门充当了体育经纪人的角色, 国内绝大多数专职运动员都属于其管理范围, 各项比赛参赛资格的获取、广告赞助的推广都由他们承担, 在此背景下, 许多有潜力的运动员有了唯一固定的“赛事的沟通人”, 使得本已为数不多的体育经纪公司只能以广告文化传媒、销售运动器械等业务为其主营业务, 从而得以生存, 久而久之, 便有了主次业务颠倒的现状。以北京、广东的体育经纪公司为例, 据不完全统计, 其体育经纪公司的情况具体如下:

2. 体育经纪业务范围窄。

相对国外体育经纪公司的主要业务, 我国体育经纪公司的业务仅局限于体育赛事的策划推广与传播、体育比赛赞助、体育广告投放与代理发布、与体育媒体的沟通协作、体育产品的研发销售等。而在开发运动员商业价值、对运动员进行人生规划和实现退役运动员上的关注较少。对于体育保险代理业务领域也只是稍有涉足, 目前国内只有中体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是经过中国保监会批准、隶属国家体育总局的唯一一家专业的体育保险经纪公司, 可是其体育保险的投入资金单一、覆盖面窄、险种少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二) 运行模式传统, 运行成本高

实体经营是目前我国体育经纪公司存在的基本形式, 固定的办公地点和设备费用增加了体育经纪公司运行的成本。

(三) 缺乏专业的体育经纪人才

1. 人才数量少。

据2008年统计, 中国现有的体育经纪人共4千多名, 相对与中国现有的4.5万多名运动员而言根本供不应求。而其中获得国际体育组织认证的更是凤毛麟角, 真正专业而能力又强的体育经纪人不过1600人。

2. 专业性不强。

目前我国体育经纪人主要来源有三种:一是运动员家属, 这是最传统也是最广泛的经纪人形式, 如一些知名运动员都是其亲属在帮忙打理各项事务;二是退役运动员, 其中大多数都是省队退役运动员;三是其他人员, 如公关公司人员等。这些经纪人缺乏专业的体育经纪素质和才能, 在开展经纪业务时没有系统的运行方针和容易受到局部利益的影响而无法进行长远计划。然而一个优秀的体育经纪人不仅要具备丰富的体育竞技、经济管理和法律等专业知识, 还要具备敏锐的市场洞察力、灵活的公关交际能力和强大的心理素质。因此, 这三种体育经纪人都无法达到专业体育经纪人的要求。缺乏一位具有专业知识和高素质的体育经纪人对运动员自身进行包装和推广, 运动员的商业价值是很难被很好的开发的。

三、改革创新体育经纪公司运行模式

(一) 拓展体育经纪业务

1. 从一而终地对运动员进行全面规划。

现国内体育经纪公司主要注重在役运动员的运动职业生涯规划, 而忽视了潜在运动员的发掘和退役运动员的再造。一个专业的体育公司应该利用优秀的体育经纪人去发掘有潜力的运动员, 而后为其量身制定合理可行的价值实现方案。同时, 对运动员的日常生活、理财管理、形象宣传、法律咨询和调解纠纷等方面负责, 形成一个全面专业为运动员服务的体系, 使运动员可以专心于体育竞技活动。在运动员退役后, 还要致力于对退役运动员的再造, 为退役运动员的转型和再就业提供平台。

2. 体育保险代理业务的开展。

随着许多知名运动员在训练或是比赛中的受伤, 让体育保险开始被人们所重视。国外的体育保险险种大致包括:责任保险、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重大赛事保险。而目前我国的只有运动伤残保险, 对于意外伤害保险、退役养老保险、职业保险等领域涉足较少。因此, 本土的体育经纪公司应侧重体育保险业务的开发, 加大资金投入, 为运动员的人身安全和职业生涯提供保障, 解除运动员投身竞技运动的后顾之忧。

(二) 突破网络营销的低成本方式

互联网时代, 网络对社会的各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网络经营也是大势所趋, 因此体育经纪公司的发展也要与时俱进。注册申请网上经营公司, 取代实体店面的租金成本支出, 这不仅可以省去了昂贵的实体店面费用, 另外还有利于网络运营、信息发布、顾客服务、网站推广、网上调研、远程教学和网上支付等。

(三) 发展高校体育经纪人以取代传统家族经纪人

现国内现在开设了体育经济专业的大学有9所:其中包括有非体育类院校, 如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哈尔滨商业大学等, 还有体育类院校, 如北京体育大学、广州体育学院、武汉体育学院等。这些高等院校每年可培养的体育经济类人才上千名, 但是却有很多毕业生没有从事到与本专业相关的行业中来, 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和体育经纪人才的流失。采取了培养各高校体育经济专业大学生的措施来充实体育经纪人队伍, 即是在各知名高等院校内, 寻找一群立志于体育市场经营管理或体育经纪人的、具有体育经济专业知识的大学生, 再通过体育经纪公司专业的人才培养计划, 努力发展其具备经营优秀运动员的能力和素质、能为优秀运动员设计出利益最大化方案的高级人才, 从而为未来体育经纪产业的进步提供坚实力量。

四、小结

体育经纪公司产业是体育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研究中国体育经纪公司的运行模式现状和存在问题, 提出了培养高素质体育经纪人才取代传统家族经纪人、网络营销等创新运行策略, 从而为中国体育经纪公司运行模式的改革和发展提供方向和可行性建议, 这不仅会促进中国体育经纪公司的发展, 还会在提升本土体育经纪产业竞争力的同时, 指引着中国体育经纪产业向着国际化方向前进。而体育经纪公司的繁荣, 也必然会推进体育竞技市场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海珍.中国体育经纪人发展的理论探讨[J].科技信息, 2010 (34)

[2]才宁.体育法中伤害保障制度确立的探讨[D].复旦大学, 2008

[3]何祖星.我国举办大型体育赛事体育保险政策研究[J].吉林体育学院学报, 2011 (2)

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及实现条件 篇5

【摘要】我国的公共行政模式，正经历由单向管理模式向参与治理模式的创新转变：社会治理主体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社会治理的手段由平面化向网络化转变，社会治理的目的由工具化向价值化转变。在我国目前的行政生态下，构建这一模式，必须以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社会公共治理机制的建立、基层社区的健全发展作为支撑条件。

【关键词】公民参与；多元治理；公民社会；模式

变革和创新政府治理模式，使其具有对社会环境的最佳适应状态，是政府治理的永恒课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对“新公共管理”的市场治理模式的批判和质疑声中，“新公共服务”理论主张的开放、参与、合作、共赢的公民参与的多元治理新模式迅速崛起并日益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适应这一发展趋势，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公民参与的多维度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成为当前及未来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理性选择，正如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讲话中所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笔者主要从公民参与治理这一视角，探讨当前正处于转变中的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及实现条件。

西方公共行政治理模式发展的新趋势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西方发达国家政府行政改革的全面推进，以新公共管理为基础的市场治理模式（企业家政府）占据主导地位。这种行政模式在推动各国政府改革、降低行政成本、消解传统全能政府体制、走出政府行政效能困境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但它有着内在的缺陷或局限性，尤其是对公民参与的忽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很多学者对其有效性提出了批评。认为其背离了公共部门社会价值，忽视公共行政的公共本质，而这种忽视必然导致公共行政价值背离公共行政的本质属性，即公共性。另外，对新公共管理将民众视为政府的顾客，视为一种被动的、等待良好服务的消极角色，也提出了质疑。认为其使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转化为较为简单的买卖关系，因而降低了公民在治理过程中的角色与责任，难以培养公民的积极主动精神，有碍于民主治理的实现。在新公共管理奉为“圣经”的盖布勒和奥斯本的《重塑政府》一书中，你不会找到诸如正义、公平、参与等词中的任何一个。其所谓的治理主体多元化，只是执行主体的多元化，决策也即“掌舵”的权力依然垄断在政府手中；虽然它也强调顾客导向，但不管是服务标准的制定还是服务方式的选择，决策权基本上也都控制在政府手中；在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多元化中，不论是服务主体还是服务方式，依然由政府主导。因此，在热热闹闹的西方行政改革运动中，活跃着的只是政府的身影。

在这些批评声中，真正能够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新理论模式的是美国学者登哈特提出的新公共服务理论。“所谓新公共服务，指的是关于公共行政在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系统中所扮演角色的一套理论”。①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服务，而不是掌舵，现今政府的作用在于，与私营及非营利组织一起，为社区所面临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从控制转变为协商、提供便利。新公共服务理论高举善治的大旗，旨在重新探讨关于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新模式。它主张政府、企业、团体和公民个人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实现对社会事务的共同管理。在这种公民积极参与的多元社会治理中，公民的参与权和决定权得到极大程度的提高，公民在公共行政中扮演着积极的行动者角色，而原来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居于主要地位的选任代议者和公共服务职业者则从主导者转变为合作者和咨询者。新公共服务理论主张的公民参与的多元治理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核心是通过加强公民对社会事务的参与监督，从而建立起具有高度回应性的政府。

可以看出，新公共服务理论在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试图超越新公共管理，重构公共行政治理模式，为我们提供一个充分尊重民主、公民权和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理论框架。未来，这种强调公民参与的多元治理模式或许会替代当前那些基于经济利益和自我利益的治理模式而成为主导。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对官僚治理模式和市场治理模式的全盘否定。三种治理模式因其各自的价值与限制性，在特定的时期和环境下，可能会以某种治理为主导模式，但其互补的功能不可被偏废。正如登哈特所说，在民主社会里，当我们思考治理制度时，对民主价值观的关注应该是极为重要的。效率和生产力等价值观不应丧失，但应当被置于民主、社区和公共利益这一更广泛的框架体系之中。在这个框架中，其他有价值的技术和价值观（比如传统公共行政理论或新公共管理的核心思想）都可能粉墨登场。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争论肯定还会持续若干年。但新公共服务理论提供了一个令人振奋的观点，围绕这一观点，我们可以展望公共服务的前景。未来的公共服务将以公民对话协商和公共利益为基础，并与后两者充分结合。

转变中的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

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曾指出：“创造财富的新系统的出现，削弱了旧权力系统的每一根支柱，最终改变着家庭生活、商业、政治、民族国家以及全球权力本身的结构。”②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一直扮演着全能型的公共管理者角色。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目前，这种角色已经无法有效适应多样化的社会现实，无法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的社会治理体制，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社会变化的挑战。在公民参与的多元治理视角下，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府主导的，政府、市场、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实现社会治理从单向行政向合作行政的转变成为必然的选择。

社会治理主体由单中心向以政府为主导的多中心转变。多中心治理模式是整合政府、市场以及公众的多元结构。社会治理的主体既包括在社会管理中一直承担重要甚至主导角色的政府，也包括这些年逐渐凸现出来的作为政府重要补充力量的社会非营利组织、市场化组织等。在多中心治理模式中，政府在治理中的主导作用不能被忽视。因为我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保持稳定的现代社会政治秩序是最关键的，只有以此为保障，才能建立多元、健康的市场。加之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依然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市场本身还存在着缺陷，因此离不开政府的权威和作用。多元治理模式是以发达的社会中介组织为基础的，目前我国社会中介组织还处于萌芽阶段，需要政府大力培植并促使其发展。因此，未来我国社会治理模式应当实行以政府权威为主导、市场机制与公民参与相结合的模式，即在坚持政府权威作用的基础上，强调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强调市场机制的积极引入，从而建立起政府主导的，政府、市场、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社会治理的手段由平面化向网络化转变。共治、共享、共识是网络化管理的明显特征。市场原则、公共利益、社会认同之上的政治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结合等广泛的合作和协商民主，是网络化管理运作的基本路径。权力向度是多元、上下互动、相互依存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换言之，政府不再一权独大，依靠传统的统治权威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而是以公共服务精神为纽带，通过社会合作网络，将不同的公共服务主体联系在一起，通过灵活的组织结构和良好的分工协作，即建立在广泛协商基础上的合作关系，实现社会公共事务的共同治理。

社会治理目的由工具化向价值化转变。提高社会的效率不应该成为社会治理的最终目的，在效率实现的基础上体现社会公正，保障和实现公民的基本权利，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应该成为公共行政的最终旨趣。因此，在对政府以及其他组织与公民关系的认识上，应该树立这样的理念：公民作为政府行政行为或者市场行为的相对方，享有参与权和发言权。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不仅直接影响到行政行为或市场行为的效果，甚至影响到政府的合法性。政府以及市场化组织与公民之间不仅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服务提供者与服务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同时还是被监督者与监督者的关系。政府、市场、公民应该携手共赢，共同承担社会责任。我国公民参与的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实现条件

研究一个国家的行政制度和行政行为时，必须进一步了解其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新公共服务所倡导的公民参与的多元治理模式作为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特有社会制度下的理论体系，在西方国家运用时是以发达的理性官僚制、完善的宪政体制，强烈的公民意识作为基石的。在中国目前的行政生态下，构建多元化社会治理模式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政府职能的合理界定是前提。“强政府”的社会管理，强在管理的有效性。因此，要解决好“强政府、大社会”社会治理中的政府角色的合理定位，实现“万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一是创新政府治理理念，建设服务型政府。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在服务中加强管理，实施人本管理，以服务人民为根本宗旨，着力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政府应当把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向公众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强化科学化公共治理作为职能转变的目标。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主要体现在改善经济调节、加强社会管理、严格市场监管和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作为服务型政府，其工作重点应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因此，凡是属于社会公共领域的事务，公民、社会组织承担不了的、市场机制也不能解决的，政府不能缺位，必须努力解决，并且要坚决管住管好。三是积极推进政府公共服务方式创新。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均等化，正在成为公共服务方式创新的发展方向。部分公共服务的提供，可以引进市场竞争激励机制，通过购买、委托代理、发包等方式交给社会组织、中介机构，由市场、社会来提供，或由城乡社区等基层组织承担，以扩大公共服务的供给，解决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投入不足、经营不善、效益低下、资源浪费等问题，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和供给方式的多样化，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四是进一步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要分工明确，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能自己办的，就让其去办；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就让其去调节；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能自我管理的，就让其去管。

社会公共治理机制的建立是保障。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强调由多元公共管理主体构成的网络化的公共行政体系，不同主体具有平等的地位，通过协商和合作的方式共同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因此必须建立多中心的公共治理机制。首先，应加强制度建设，一方面强化政务信息公开的制度约束，另一方面从制度上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途径和渠道，保障其他社会组织和成员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合法权利。其次，加快公共基础领域改革，打破公共基础领域的行政垄断，积极推进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和社会化进程，拓宽其他社会组织和成员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空间和领域，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整体效益。再次，自觉培育社会公众参与和自我管理意识。行政职能的转变离不开社会公众的支持，而社会公众自我管理意识的增强又成为转变行政职能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为社会公众实现自我管理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和实现手段，而政府的正确引导又成为社会公众真正实现“自治”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社会公众参与和自我管理意识的培育离不开组织上与制度上的支持与保障，通过积极推进社区居民自治，实现基层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保护自治组织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人民群众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社会公众真正成为社会公共生活的主人。最后，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切实发挥社会中介组织在社

会公共治理中的作用。一方面为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创造条件，理顺社会中介组织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培育社会中介组织的自律机制，加强对组织成员的培训和管理，提升中介组织的业务素质和能力。

基层社区的健康发展是路径。社区是居民自治组织，但同时也肩负着基层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任务，社区作为具有共同文化维系力的群众基础机构，为居住在一个固定区域内的居民，起着一种媒介桥梁作用，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为社区内的居民具有共同的利益，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因此，公民在社区层次上的社会参与具有积极性、主动性。

社区治理模式要发挥作用，必须注意四个原则：第一，规模原则。即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服务，以最低规模的社区组织结构完成预期的服务目标。这一原则同时还意味着在解决公共政策的问题中，由下而上的自治过程比中央由上而下的管制过程更有效。第二，民主原则。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过程中采取民主决策的原则，让居民有充分而平等的机会参与社区事务的制定和执行。第三，责任原则。社区的成员是社区的拥有者，公共事务应以其偏好与需求为依据。因此，政府官员或民选代表所扮演的角色，应从过去凌驾于公民之上的角色，转变为支持公民参与的角色。第四，理性原则。社区主义治理模式的理性是一种类似哈贝马斯所构建的沟通理性，即所有社区成员，包括政府、民意代表、人民等，为解决公共问题理性地表达、倾听与了解自己与他人的意见、价值和选择，在共同参与中充分的理解对方。

目前，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社区的健康发展：一是发挥社区在社会参与中的作用，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进社区居民依法民主管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二是完善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体系，加强城乡结合部、城中村、流动人口聚居地等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三是积极培育社区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发挥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机构、驻区单位积极作用，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志愿者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推动社区服务业健康发展。四是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和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公司治理模式创新研究 篇6

摘 要：目前，朝阳市经济的发展面临严峻的社会风险和前所未有的挑战，必须以法治引领，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主要是构建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的综合机制，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抓社区法治化建设，探索实践“六张网”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

关键词：基层治理；创新社会治理

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思想，体现了新时期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创新。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新要求。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十三个五年规划》针对社会治理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作出的重要部署。当前，朝阳市由于受整体经济形势影响，经济持续下滑，社会各个领域面临诸多矛盾和风险隐患。我们要适应新形势，必须以法治引领，推进基层治理新模式。

一、创新社会治理的基本内涵

（一）创新社会治理理念

理论指引行动。正确的理念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关键。社会治理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牢固树立创新社会治理以人为本，维护广大人民利益。随着改革深入，经济发展，人民群众各种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当前，人民内部矛盾以及各种群体性事件多发，这就强烈要求我们要积极响应群众的利益诉求，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创新社会治理，必须改变治理就是管住的观念，要牢固树立管理与服务相结合的新理念。所以，創新社会治理必须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首要位置。

（二）创新社会治理主体

社会治理主体是执行力。不同的主体相互配合构成合作共治的新模式。在新的社会治理模式下，社会治理主体要多元化，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公众积极参与。但各个主体不是平起平坐，而是各有定位，有机联系，不可分割的关系。当前，在我国社会治理当中，尤其公共服务方面，政府还存在着越位与缺位。创新社会治理，必须把各方积极性调动起来，协同治理。

（三）创新社会治理方式

治理方式是治理行为的反映。从总体上看，我国现行的社会治理方式单纯注重自上而下管制，主要采取强制性，手段单一，有些矛盾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在升级。创新社会治理要求治理方式要与时俱进，以互联网+为信托，运用法治化的方式，实现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实现社会治理环节前移，标本兼治，协同参与，法治保障。

（四）创新社会治理体系

构建全面、系统、有效的供给、服务和保障体系，是创新社会治理的根基。一要扩大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底线。没有良好社会保障，人们没有尊严感。二是要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公共安全事件频发，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最近，假牛肉干事件，山东疫苗事件，造成民众心里恐慌。加强食品药品安全是公共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三是要完善应急管理体系。面对风险隐患多，治理难度大的现实，必须以信息化为引领，加快形成治理在源、时时动态化、预防为先，多方协同的社会治理机制。四是加强国家安全体系。确保国家安全，应需完善国家安全工作机制。这就要求创新社会治理要注重整体性、合作性。

二、朝阳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朝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平安朝阳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取得了新突破、新成效。借鉴并推广建平县、青峰山镇、万寿街道小平房村的经验做法，积极探索社会治理创新方式。我市的社会治理工作取得了较好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各种矛盾和隐患仍较为突出

由于全市经济持续下滑，相当一部分企业关闭停产，由此带来一系列社会矛盾问题。企业停产造成民工失业、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房地产企业不能按合同期限向购房户交房、金融领域非法集资、设施农业合同纠纷等多领域不稳定问题同时凸显，群体访、进京访高位运行。尤其是个别县（区）进京非访形势仍较为严峻。2015年前九个月，朝阳县进京非访总量62人次，集体访6批44人次；双塔区35人次。针对这些情况说明，说明我们在处置进京非正常访工作中还存着疏漏与不足。特别是一些地方进京非访预警工作不到位，矛盾隐患排查不实，对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重视不够，没有及时进行研判、及时预警、及时稳控。

（二）公共安全问题仍时有发生

2015年，我市没有发生重大公共安全事故，但公共安全领域各类不安全隐患依然存在。仅以道路交通公共安全为例，截止2015年9月末，全市共发生一般交通事故545起，同比上升4.01%；死亡182人，同比上升3.41%；受伤658人，同比上升8.76%；财产损失102.19万元，同比上升15.89%，各项指标均有不同程度地上升。从全国看，各种公共安全事故频频发生，虽然诱发公共安全事故的原因很简单，但公共安全隐患治理的难度却日益增大，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不断增多，公共安全的形势将愈发错综复杂。

（三）一些基层单位服务管理工作还不到位

个别地区和部门的领导干部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不强，特别是在规范化建设方面存在着不尽责，不主动等问题，工作推进力度明显不够大，特别是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开展的还不均衡。虽然我市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起步较早，先后形成了“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城乡一体化推进的建平模式和“网格化管理、扁平化服务”的喀左模式，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还不平衡，在网格化、信息化一体化推进和应用上还有差距。

三、朝阳市创新社会治理的具体措施

当前朝阳市综治委严格按照中央、省、市的统一要求，以改革务实的工作作风，部署了“234工程”，即“两个建设年”、“三项创建活动”、“四个体系”任务，各地区、各部门深入扎实地推进“234工程”建设，不断采取有效的新举措，创新社会治理能力，维护人民群众的权益。

（一）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抓社区建设

社会治理人民群众是主体，如何组织群众，调动群众积极性是关键。朝阳市创建了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一是构建组织体系。朝阳构建了四级平台（即市、区、街、社区四级行政体系）、五级服务管理（即市、区、街、社区、网格五级工作体系）的体系。社会服务管理工作细化，实现社会治理精细化。二是形成制度政策体系。朝阳市综治委制定的《关于开展“网格服务管理年”活动实施方案》，要求将全市划分为基础网格，实现城乡层层网格服务管理全覆盖。打造规范、便民、高效的基层公共服务平台。三是打造信息化支撑系统。实现人进户、户进房、房进网格、网格进图，实现全市社会治理立体化和精准化。

（二）构建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的综合机制

随着社会社会多元化的矛盾纠纷，其发展态势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就成了当务之急。一是要进一步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目前，朝阳市委下发了《关于集中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专项行动的通知》，开展专项整治活动。围绕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群体、重点人员和重要时间节点，深入开展社会矛盾大排查、大调处活动，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和苗头隐患，要加大解决处理力度，做好应急疏导和化解，确保不出影响社会稳定的事端。二是规范“大调解”的工作程序。首先，健全大调解工作联席会议制度。领导小组定期召集联席会议，对各地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进行指导、检查和督促，增进各单位之间的沟通交流，提升解决处理重大疑难社会矛盾纠纷的水平。其次，发挥司法调解主导作用。积极做好法院与各级人民调解组织的沟通联系，定期加强对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的业务指导和人民调解员的业各培训[2]。再次，突出行政调解作用。把110报警服务台接报的可以进行调解的纠纷，及时分流到相关责任单位。

（三）探索实践”六张网“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

面对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朝阳市直面问题，加强政法基层基础建设，筑牢“六张网”，打造平安朝阳。一是做好顶层设计。市里出台了《关于创新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治理目标精细化，采取有效治理方案。二是突出问题导向。针对朝阳存在的现实治安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和专项打击，提高防控能力，提升百姓安全感。要按照“全覆盖、零容忍、嚴执法、重实效”的要求，在全市组织开展好公共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三是织密六张网工程。加快推进社会面治安防控网、重点行业和重点人员治安防控网、乡镇（街道）和村（社区）治安防控网、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内部安全防控网、信息网络防控网、公共安全防控网等“六张网”建设，有效促进信息共享、资源共用，提高治安防控的科学化水平。四是明确防控责任。推动各级领导认真履责，真抓、真管，尽快在全市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综治协调、各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社会治安防控工作格局。

参考文献：

[1]姜晓萍.社会治理创新发展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M]2014.56

[2]佟岩刘娴静.社区建设与社会治理创新.知识产权出版社.[M]2015.315

[3]周红云.社会治理与社会创新.中央编译出版社.[M]2015.32

[4]龚维斌.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治理创新.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M]2014.126

作者简介：

公司治理模式创新研究 篇7

随着我国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 物业管理也随之得到强化。但相比较房地产建筑行业的发展模式, 物业公司依然在管理上不能较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物业公司自身的建设。因此, 本文基于公司集团化管理的理念, 对物业公司集团化管控模式创新进行研究, 尝试探究物业公司集团化管控的必要性, 并结合集团化管控的特征分析, 为物业公司集团化管控提出创新模式。

1 物业公司集团化管控的客观条件

1.1 企业集团化管控的优势

企业集团化管控是现代企业在经历长时间成长后逐渐形成的一种高级组织管理形式, 物业公司之所以要选择集团化管控, 是因为企业集团化管控自身拥有强大的整体性, 便于形成高效的管控模式。企业集团化管控具有严密的管理性, 严密性一方面体现在分工明确、权责清晰, 各部门既有约束又有自己的主导权和灵活性, 集团化组织中各企业要素能够得到高效配置, 以最优配置获得最大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另一方面, 管理具有鲜明、周密的信息反馈机制, 能够及时调整管理对策, 提高管理效率。企业集团化管控具有竞争性, 企业的集团化发展使下属机构存在相互制约和扶持的情况, 这有利于促进相互间的了解、竞争, 避免僵化。企业集团化管控具有高效协同性。企业集团化发展能够集人力资源、固定资产、技术推广、信息共享、协同管理为一体, 形成高效的协同模式, 这摆脱了企业各机构原有的单独工作、不想牵扯的尴尬局面。

1.2 物业公司集团化管控的必然性

物业公司为适应市场需要、自身的发展, 势必要有竞争性, 所以必须选择走规模化发展的道路。物业公司的经济收益决定了公司自身的发展潜力, 为了提升物业公司的收益, 走集团化管理道路是一种必然。首先, 从利润角度来讲, 目前我国物业管理费用实行的是政府主导或指导定价, 市场定价尚未完全放开, 而物业管理涉及到消费者的生活利益, 关乎的是民生, 因此物业管理利润必然是微薄的, 微薄的经济收益决定了物业公司管理必须高效化;从经济市场角度来讲, 物业公司发展所面临的竞争性将会越来越激烈, 因为市场准入门槛低, 公司组建发展条件要求不高, 这就会使得一旦市场盯准物业管理, 那么竞争下的微利润将会是物业公司如何长远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物业公司要想在市场化的环境下走出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 就必须提高管控模式, 实现企业的高效运作。原因在于集团化管控满足资源优势集合应对市场竞争, 满足优胜劣汰下的兼并、合作等发展模式需求。

2 物业公司集团化管控模式的创新

集团化管控是一个宏观的管理学课题, 因为集团化管控包含的内容要素比较多, 并且各要素间又存在相互独立与关联的特征, 在具体实施时还存在管理人员多、素质要求高、母公司与子公司协调沟通需顺畅等问题, 尤其是母公司与子公司的权责比较敏感, 一旦处理不好就容易出现管理漏洞。因此, 对于物业公司来讲, 选择集团化管控不能套用现有的模式, 因为每个公司在推行集团化管控时都有自身的特点。企业内人员素质、发展现状、发展决策等不同都决定了集团化管控所采用的具体模式。所以, 笔者结合现有集团化管理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 并结合物业管理相关理论和实际发展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 提出了以下物业公司集团化管控模式的创新。

2.1 物业公司追求价值决定权限管控类型

集团化管控面临着母公司与子公司的权限问题, 一旦处理不好就会耗费资源, 权限的类型取决应与公司价值追求相匹配, 即物业公司集团化管控的价值决定了集权与分权。对于母公司, 如果强调其公司价值应追求最大化, 那么就选择集权管控, 对于注重子公司的价值最大化就要选择分权管控。这样从公司价值选择取向上就很好地对权限进行了划分, 这样也有利于形成模式选择与管控目标的一致性。

2.2 物业公司发展现状决定管控模式

作为企业, 在市场成长的过程中都要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 这就决定了物业公司应选择适合目前自身发展现状的集团化管控模式。对于起步期的物业公司, 因为需要拓展市场, 这就需要给子公司以更大的空间, 提升企业的竞争性, 因此, 对于子公司经理的权限要给与足够的空间;对于高峰期的物业公司, 要集中资源实行集权管控、统一管理, 增加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协同性。

2.3 物业公司战略发展阶段决定管控模式

物业公司的发展从战略规划来讲是分类型的, 一般来讲可以分为稳定型、发展型和紧缩型。对于不同的企业, 发展战略现状应该采取不同的集团化管控模式。对于稳定型的物业公司, 对于子公司在投资和融资方面应加大管控, 在资金运行方面应采取分离模式, 以增加公司总体发展的稳定性;对于发展型物业公司来讲, 重点在于鼓励子公司拓展市场, 并在制度上形成竞争、奖励等机制, 激发子公司在市场拓展方面的竞争性, 以实现市场占有率的最大化;对于紧缩型物业公司, 母公司应在总体管控方面多投放精力, 保证母公司的集权性。

参考文献

[1]黄安心.物业管理原理 (第2版) [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0.

[2]尹瑞凤.我国物业管理行业现状及其发展的探讨[J].潍坊高等职业教育, 2008 (4) .

公司治理模式创新研究 篇8

资本运营过程是非常复杂的, 资本主体是资本的纽带, 价值管理是资本的特征, 主要的特点是由生产要素的分配和动态调整产业结构的优化。对企业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进行转让和配置, 凭借管理功能, 通过动态调整和优化的生产, 转让和有形资产和企业无形资产的产业结构, 从而实现有效运营的过程。目前, 市场经济体制的波动, 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影响企业的经营情况, 使企业面临许多问题, 如果无视这些问题而继续发展, 结果可能给企业带来很大的损失。企业的健康快速发展需要资金支持, 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要完善资本运作模式, 资本运作的目的是为了达到预期的利润和资本收益, 企业深入思考的资本运作会使企业得到更好的发展。

海尔集团创立于山东青岛, 合资企业, 海尔坚持以用户为中心的创新体系, 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各地成为海尔的忠实用户。1993年, 海尔品牌成为中国第一个著名商标品牌, 获得了国家资本市场的发展机遇, 实现公司的上市, 接着, 海尔的冰箱股票上市, 募集到了3.69亿元人民币, 1996年又通过配股募集了1.43亿元人民币, 这些资金被用来扩大生产的冰箱和其他相关的项目, 取得了最有效的利用。同时, 在股票市场上, 海尔通过股票上市, 使企业取得了巨大的转变, 股东权利, 公司的利润取得了继续上升。海尔排名跻身世界级品牌行列, 其影响力不断扩大的全球市场成长迅速。

二、海尔集团成功的资本运营模式分析

1. 海尔集团如何摆脱困境, 走向成功

在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中, 公司的资本运营, 特别是在上市公司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上世纪80年代初期, 海尔仍是一个小厂, 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渐成熟, 导致股票上市公司资本并购潮, 海尔终于成为一个知名品牌, 拥有新的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

在此情况下, 海尔又大胆地实施起资本运营战略, 凭借强大的产业基础, 依托政府的行政规划, 实行了整体兼并, 取得了优质资产而达到强强联合资本运营模式, 使企业规模得到了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 海尔已经覆盖金融, 保险, 证券, 信托, 财务公司及其他企业, 资本运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2. 海尔集团资本运营的经验

(1) 整体式兼并。整体式兼并是企业所有的资产, 债务, 退休人员合并为一体的企业, 由负责兼并的公司经营运行。海尔集团兼并青岛空调器厂就是采取这种方式、青岛空调器厂是一家集体企业, 由于内部管理不善、经济效益下降, 每年失去了很多资产。在这种情况下, 由青岛市政府, 海尔集团和青岛空调器厂合并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海尔集团兼并青岛空调器厂后对其进行了一系列改造, 使改造后海尔空调器有限责任公司的经济效益取得了迅猛增长。

(2) 控股式兼并。控股式兼并是资本运作的一种常见方式, 被控股企业的控制权, 通过收购股权等方式拥有被控股企业的控制权, 从而控制出口。此方法不需要企业全部权益, 也可以使用品牌、技术和其他无形资产, 以实现控股, 因此, 控股兼并具有低成本的特性。海尔并购武汉蓝波西岛公司采取这种方法, 海尔集团从宏观考虑到, 经过与武汉市政府协商, 控制了武汉蓝波西岛公司的60%股份。

(3) 品牌的优势。在生产经营资金的基础上, 品牌是一个成功的生产管理的一个重要指标。这表明, 企业要想提高资金管理, 还必须有自己的知名品牌, 实现经济实力和品牌的有机结合。莱阳电熨斗厂是以生产电熨斗为主的电器厂, 因管理不善陷入困境, 提出要与海尔集团合作。海尔集团在1997年7月的兼并合同中, 除了规定海尔以技术、模具、型号等有形和无形资产作价1100万元控股55%以外, 海尔集团, 除了对海尔模具, 模型的技术要求和其他有形和无形资产的价格控制外, 每年将有5%销售收入来自于新成立的莱阳海尔电器有限公司, 因为使用海尔的这一驰名商标的费用。海尔集团控股莱阳电熨斗厂的过程中成功地打出了自己的品牌。

三、完善的资本运营模式对其他企业的启示和借鉴

近年来, 以加强资本和资本扩张, 中国企业的资本运作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地关注的问题。不少企业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但资本运营的效率却大不一样, 面对以上企业发展难题, 认为要切实解决企业面临的生存发展问题, 根本上要从改革创新企业体制和机制入手, 以市场为导向, 改变思路, 企业在生产管理为基础的发展, 以下几点可以推动资本运作的发展, 值得企业在资本运营中运用:

第一, 资本运营与产品经营相结合。当有多种可供选择的资本运作, 企业必须选择的低成本, 高效率的方式。生产经营是指企业根据市场需求, 通过严格的生产管理.应用高新技术, 生产出优质产品, 并通过有效的市场营销活动将产品销售出去, 并从中获取盈利。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像海尔一样, 有富有成果的产品业务, 使企业与知名品牌, 广阔的市场, 高科技和先进的管理经验, 还有资本运作的力量促使企业迅速扩张。

第二, 企业在符合资本增值效能和效率最大化原则同时它必须得到政府的政策支持。因此, 不仅可以确保顺利重组的资产, 但也要创建业务并且拓展完美环境业务的拓展。如海尔集团公司拟合并的公司, 武汉兰波希岛虽然公司由于管理不善, 有很多的损失, 但负责该项目管理部反对这一决策。武汉市政厅非常理解和支持海尔集团兼并, 摆脱行政部门的阻挠, 海尔集团公司顺利地实现了对蓝波希岛公司的控股兼并。在正常情况下, 资本运作, 由于涉及到本地公司属于政府管辖, 因此总体上得到政府的支持与理解是没有问题的。

第三, 资本运营要依赖完备的企业文化, 企业职工不但是企业制度的管理和创新者, 而且是新制度、新方案和经营方式的实施者, 也是企业创新业绩的评估和反馈者。企业工人和创新者不仅企业管理制度, 新的制度, 新程序和执行者的运作模式, 以及评价和企业创新绩效反馈。海尔集团特别重视的归属感和凝聚力的员工意识, 海尔集团资本管理是成功的关键因素。海尔通过向兼并的企业灌输海尔的企业文化和管理模式, 改变员工观念, 提升整个企业精神, 使企业能够形成凝聚力, 从而提高整体能力, 并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杨景海.改善企业集团资本运营绩效的对策研究[J].决策信息, 2011, (10) .

[2]孙长杰.中国上市公司股份回购问题探讨[J].中国西部科技, 2008, (10) .

[3]肖胜萍.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资本运营[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0.

公司治理模式创新研究 篇9

城市湖泊泛指已经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包围或半包围的一切原生态水体或城市建设早期开挖的湖泊、河渠、水库等人造水体。这些湖泊、水体已经被“城市化”, 一般不具有自然河湖的岸线、床底、水体、生态特征, 我们统称其为“湖泊变异”。城市湖泊变异概括起来有水体污染、湖泊生态系统破坏、湖泊岸线缩减及容水量减少、湖泊的基本环境功能不能发挥等。本文所指的城市湖泊治理与发展主要针对以上几个方面, 有关具体问题以中国亚热带中部沿江特大城市武汉为特例。

2 武汉市湖泊治理现状分析

武汉市不仅具有长江和汉水交汇的得天独厚的水优势, 而且城市湖泊众多, 现有湖泊166个, 其中中心城区有40个大小湖泊。借2009年11月第13届世界湖泊大会在武汉召开的东风, 已经或正在实施一系列的大手笔 (构思) 、高强度 (投资) 的城市湖泊治理与发展工作, 如构建汉阳地区“6湖连通”工程、建设武昌地区“大东湖”城市生态水网工程、将污染特别严重的320hm2沙湖水域抽干掏泥晒底、在月湖引汉入户换水种植挺水和沉水植物、建设湖泊截污工程等, 取得明显成效, 市民对城市湖泊环境有了比较好的认同感。

2.1 让湖泊水体“动起来”

作为国家“水污染控制技术与治理工程”重大科技专项之一, 2002年9月, 武汉市与科技部签订汉阳地区“6湖连通”工程协议。2003年投资近6亿元的“6湖连通”工程开工。规划连通6湖的共有12条明渠, 汉江水将在汛期由汉阳琴断口闸导入, 经龙阳湖、墨水湖、三角湖、北太子湖和后官湖, 最后由南太子湖连接长江, 形成一张“两江6湖十二渠”的动态水网。2009年, 武昌地区的“大东湖”城市生态水网建设工程方案获国家发改委批复, 该工程的主要任务包括引江济湖、湖泊连通和增容疏港。当年初夏, 沙湖治理改造工程启动。

武汉市利用江河“活水”之利改造城市湖泊是个成功的尝试, 具有一定科学性。城市湖泊变异的突出表现和起因就是“死水一潭”。借用长江、汉水的河流优势促使城市湖泊水体新陈代谢的思路跳出了传统“湖泊”水循环概念的约束, 让死水活起来、让静水动起来, 进一步突出城市湖泊的“水体”功能。这实际也是城市发展中的城市水体再造工程。

2.2 加大投资建设力度

城市湖泊的任何变异都是要付出成本的。治理湖泊变异需要加倍偿还那些“看不见”的成本积累。武汉市的几个大手笔湖泊治理工程, 比如“6湖连通”工程预算已达19亿元, “大东湖”水网工程仅启动项目的沙湖治理改造的投资就是118亿元。还有大量循环治理、前治后污的控制和处理污水排放、修建岸线亲水景观工程等项目。因为湖泊水体污染和岸线侵蚀是城市湖泊与城市发展的不断较量过程, 污水和岸线治理工程不是一劳永逸的, 容易反复, 其投资也要不断投入, 常态化。只有这样, 对湖泊水体污染治理、对防止岸线侵蚀和发挥湖泊功能才具有一定作用和意义。

2.3 联合行动推行“湖长制”

湖泊是一个自然综合体, 而政府机构设置却是“职能化”的, 行政区域划分也经常以山体、水域为分界线, 这就造成了城市湖泊及其要素权属复杂、责任不清的状况。武汉市在湖泊治理工作中经常推行联合行动, 由湖泊涉及的行政区域和部门的上一级政府综合机关出面协调、督办。但这种协调、督办虽然有一定效果, 但难以做到制度化、经常化。因此设计出“湖长制”, 对行政区域范围的大小湖泊实行行政首长任“总湖长”, 单个湖泊单设“湖长”。不过, “湖长”其实与联合治理是一个意思, 只是进一步明确了“湖长”是联合行动的召集人, 是联合行动制度化了。

3 城市湖泊治理的创新模式

3.1 城市湖泊治理思维模式创新

通常治理城市湖泊的出发点主要有2个, 即恢复湖泊生态环境, 使城市居民有一个极目观景的开阔地并提供安全水产品和保持湖泊的岸线与容量, 能够调节小气候、消解雨雪积水。但是湖泊不是城市的必然产物, 人类“逐水草而居”的历史就是使生态环境适宜人居的大量湖泊“被城市化”的历史, 这就注定使“被城市化”的湖泊逐渐消失其功能。因此, 在城市湖泊治理中, “恢复或还原”的思维模式必须给予纠正, 代之以“改造或更新”的思维模式。因为, 湖泊与城市一样, 也有其生命周期, 我们不能希望湖泊与城市永远相伴, 但通过“获得新生”, 湖泊区域继续可以为人类集聚的城市造福。城市湖泊治理的改造模式需要大力提倡和深入研究。

3.2 城市湖泊治理管理模式创新

(1) 依法治湖。在政府机构改革不适应城市湖泊治理需要的情况下, 必须健全城市湖泊管理法制法规。应以湖泊涉及行政区域上一级立法机关统一组织“涉湖部门”或“第三方”进行湖泊管理立法, 防止和消除立法过程中的地区、部门利益干扰。

(2) 打破部门管理模式, 将上规模的城市湖泊建立“湖区”管理与执法协调制。建立相关法制法规后, 建立直属于涉湖行政区域上一级政府的“湖区”管理与执法协调机构, 有益于法规与管理工作的监督、保障。

3.3 城市湖泊治理技术模式创新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城市湖泊治理技术与手段也在不断升级。但是, 从整个治理技术体系来看, 依然是单一技术模式。这种技术模式忽略了2个基本问题。其一是自身技术局限问题, 很多物理、化学、生物的治理技术一般是沿着“现实问题——实验尝试——选择与优化方案——小样试验——推广应用”这种路径得来的, 其中就忽略了实验室工作的理想 (简化) 状态与湖泊污染的实际状态有一定距离, 它的治理效果不能达到实验室或小样试验结果是完全可能的。其二是忽略了湖泊变异的历史性与复杂性。一个湖泊的变异不是一种因素、一个时期发生的, 是长期、多因素侵害的结果。所以必须改革城市湖泊治理的单一技术模式, 向多技术协同治理模式转变。多技术协同治理模式有以下几个基本点。

(1) 治眼前看长远, 即把眼前最严重的湖泊变异问题加以遏制, 但不能局限于眼前, 要分析眼前污染问题的复发性。

(2) 顾此及彼, 即在治理排污问题时要及时考虑生物净化湖水问题、在采取化学手段消除污染成分时要考虑治理工作带来的二次污染或打破污染平衡后新的污染问题。

(3) 立足于自然方法, 不要过分依赖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来解决湖泊变异问题, 湖泊不是现代技术的产物, 现代技术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湖泊变异问题。

3.4 城市湖泊发展模式创新

纵观当今的城市湖泊治理, 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湖泊治理工作与城市发展路径相悖, 或者说城市湖泊之所以需要治理, 是因为城市发展给湖泊的自然生态带来反自然规律的结果。因此, 从根本上讲, 城市发展是主流, 湖泊治理必须适应城市发展而不能阻碍城市发展。特别是我们这样城市化程度还不高的国家, 必须进一步加快城市化发展步伐。这就要求明确城市湖泊治理的发展模式。这是以前很少被引起重视的一个方面。城市湖泊治理发展模式包括2个基本内涵。

(1) 治理工作的持续有效。在城市化程度很高的西方国家, 城市湖泊治理任务与代价并不高。其根本原因就是在加快城市发展提速初期没有全面关注和考虑城市环境因素, 仅从生产企业建设成本、道路建设 (硬化) 、小区建设、市政工程等单个方面规划立项。结果是生产、生活污水直排附近湖泊、城市积水不能迅速宣泄或渗透。因此, 无论是新城区的扩建还是老城区的改造, 在对待湖泊治理问题上必须全方位给予长远发展考虑。

(2) 治理与改造相结合。无论是在什么环境下, 湖泊也有自己的“生命周期”, 必然经历产生——变化——消亡的阶段。湖泊引来人类居住, 说明这个湖泊的生态已经发育成熟, 能够为人类提供各方面的生存需要。而大量人类集聚、“被城市化”了的湖泊, 其生命周期已经居于后半段, 城市化使其衰亡的速度相对于自然环境下还会加快。因此, 从城市发展的不可逆转性来看, 城市湖泊治理一定要与改造相结合。特别是像武汉这样湖泊、河流水体众多的城市, 对于污染特别严重的湖泊应该用改造模式来代替这样或那样成效并不显著、持久的治理模式, 通过严格控制岸线范围来制造城市湿地、森林。

4 城市湖泊治理模式创新的基本分析

4.1 城市发展与湖泊存在的对立性

湖泊是地质变化在地表留下的自然遗存或为了生活用水、农业灌溉而人工筑坝拦蓄而成的自然水体。这种水体及其水中、周边的生态系统是与原生自然环境相辅相成的。因此, 城市湖泊与其说是大自然对城市的馈赠, 不如说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历程中“逐水而居”的必然结果。

城市化与城市湖泊变异是一对矛盾关系。城市的诞生是以消耗或损害河湖水体、生态环境为代价的, 没有城市化, 就不会有湖泊的严重变异。认识这种城市与湖泊的对立关系是决定现代城市湖泊治理思维模式的基本前提。所以, 像武汉市采取让湖泊“连起来”、让湖水“动起来”是一个超越社会发展思维、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的思维模式, 以变应变, 以变促变, 可以取得较好的治理效果和持续价值。而“回复湖泊原生态”是一种不符合城市湖泊演变实际, 也不符合城市发展趋势的思维。当然, 对于仅被养殖污染、围湖造田等侵害的非城市湖泊变异, 这种治理思维模式或许有效。

4.2 城市湖泊环境污染的复杂性与功能蜕变的长期性

城市湖泊环境污染是一个复杂的体系——生活污染、工业污染、地下水污染与变化、城市垃圾污染、湖泊水量变化等。这些复杂的影响因素即是同步作用于湖泊的, 又各自有其不同的作用。因此, 城市湖泊治理绝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行政管理问题, 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存的问题。

城市湖泊蜕变是城市湖泊治理的关键性问题。湖泊水体变异导致诸多湖泊功能的减退甚至消失, 湖泊结构变异导致活水变死水、大水变小水。这些变化除影响因素的复杂性之外, 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形态的隐蔽性, 在长期的不知不觉中蜕变的。仅就生活污染来说, 从第一个人居住于湖泊边就开始了——取用清洁湖水, 排放生活污水。这就是城市与湖泊之间的关系, 即使再大规模人口的城市, 关系依然如此, 只是取水与排放距离更远了。

4.3 城市湖泊改造的功能更新。

湖泊与城市的关系决定了一些久治无效的城市湖泊必然走向消失。应在原有岸线范围内通过回填或自然淤积建设城市湿地、城市森林。城市湖泊改造、更新是一个自然演化过程, 不是几年规划或某届政府任期的目标, 要把它置于该城市所处大区域环境下来实施。应确定湖泊的改造范围, 比如面积相对较小、污染相对严重、治理效果不佳等。确定改造方案与规划, 比如以原先的岸线为基础确立改造湖泊区域, 永久不得作为城市开发用地;先期改造成湿地进而再向人工森林发展;改造实施方式的确定, 比如经费的筹集可以使用公共财政、社会集资、纳污 (主要接纳建设、生活垃圾) 收费、经营权转让 (30年为起点) 等。

武汉被称为“火炉城”, 原因不在于水体少了, 而是水体偏多、夏季水面蒸发量、空气湿度大以及城市建筑辐射、人流密度、车辆尾气排放等造成的严重城市“热岛效应”。相反, 假如利用难以治理的湖泊区域来建造城市湿地、森林, 其结果与保留湖泊 (即使不污染) 给城市宜居指数带来的效率要大。有研究表明, 每公顷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每年固CO210.5×108t、固C2.9×108t, 产生O27.7×108t, 吸收SO210.6×108kg、滞尘量1.2×108t。城市林地空气含菌量为城市居民区的3.35%, 40m宽林带可减低噪音10~15dB。一棵胸径2cm、绿量209.3m2的槐树每天可蒸腾吸热30.2万kJ (相当于3台1 100W功率空调24h工作降温效果) 。这些正是城市发展中减少S、C排放, 净化空气环境所迫切需要的。而湖泊在以上功能方面, 即使没有受到污染等功能变异的湖泊也远远不及。所以, 把城市污染湖泊改造成同等面积的城市湿地、森林对城市的环境优化美化作用更大。

5 结语

实施城市严重污染湖泊的改造可以收到单纯治理、保护湖泊更大的城市效益。减少了原来的治污成本开支。一个百来亩水面的小型湖泊就是城市纳污池, 治理工程投资非常之大。同时湖泊能够合理消化城市垃圾, 一个污染湖泊就是一个现成的城市垃圾填埋场, 在城市生活、城市建设中产生的各种垃圾结果适当处理后就进填埋比在城郊农村选择低洼地开设垃圾处理场更加便捷。因污染湖泊水面蒸发量的消失, 湿地植被或人工森林更有利益消解武汉这样严重的城市热岛效应。而湖泊的保护加强了“城市之肺”功能, 相同面积的城市湿地或森林比湖泊具有更大的增加空气含氧量、消化空气中的C、S气体以及城市常有的噪音污染、光污染等。

摘要：从总结武汉市的湖泊治理经验入手, 分析治理工作与治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思维模式、管理模式、技术模式和发展模式等多样化的城市湖泊治理模式创新设想, 并从城市与湖泊的历史演变、空间发展关系、污染治理的技术路径理想化、湖泊污染复杂性、城市湖泊生命周期以及城市发展必然性等方面进行了初步分析, 给城市湖泊治理工作提供了一个比较新的、全面的思路。

关键词：城市环境,湖泊变异,治理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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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郑华敏.论城市湖泊对城市的作用[J].南平师专学报, 2007, 26 (2) :13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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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欢, 马小凡.城市绿化的结构和生态环境功能[J].环境科学, 2005, 26 (4) :205~208.

公司治理模式创新研究 篇10

在低碳发展和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我国的电力体制改革探索正在不断深入,改革试点正在全国范围内有序铺开。以售电侧放开为主题,以节能减排为目的的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吸引着全社会的密切关注。目前,国内成立的售电公司已接近500家,民营企业在前期对市场的争夺中较为积极。电改试点交易电量庞大,以贵州为例,年度交易电量4.17×1010kWh,约占贵州省内总售电量的45%,其中以大工业用户为主[1,2]。

新一轮电改改变了售电侧的市场结构,给电网公司供电服务带来了竞争;另—方面,新能源的发展,分布式能源模式的推广,能源互联网领域的创新,给供电服务增添了新的元素,提出了更多要求[3]。经过近些年迅猛式的发展,我国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已跃居世界第一的位置;虽然我国新能源电力利用率不高的问题突出,但是国家对新能源电力的支持力度依然很大,新能源电力的发展前景依然良好。分布式能源模式改变了用户侧的用电行为;能源互联网模式的创新融合了电力、天然气、交通、热等系统,拓宽了供电产业链。供电服务环境正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

然而,电网公司的供电服务商业模式却长时间地保持稳定,缺乏创新。通过供电赚取电费差额,收益模式单一;大、中、小以及居民用户全覆盖,不符合市场竞争的发展规律;供电服务内容越来越丰富,针对可能出现的新产品,需要设计与之相匹配的商业模式。研究供电服务商业模式创新对电网公司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随着互联网企业的迅速崛起,商业模式创新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4]。在当前数字经济时代下,商业模式创新能带来丰厚的利润回报,亚马逊正是对图书零售商业模式进行创新,从而用短短几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图书零售商[5]。商业模式创新是站在整个产业生态的角度,研究如何为企业创造价值[6]。依据企业业务范围和产业链之间的关系,商业模式可以分为聚焦型、一体化型、协调型和核心型4种。商业模式的核心构成要素包括产品、目标客户、供应链和收益模式,商业模式创新则是对4个构成要素进行全面的、整体的、协调的创新[7,8]。

对电网公司供电服务商业模式进行创新,有助于公司主动应对供电市场的竞争,积极转型服务型企业,发掘新的盈利模式。需要从产业链和构成要素的角度出发,结合自身优势、用户需求,设计出符合自身特点的供电服务商业模式。

1 供电服务产业链分析

供电服务产业链包括从发电端到输电、配电端各个环节中的利益相关方,包括发电企业、电网企业、设备制造商、节能服务公司、电力设计公司等[9],如图1所示。

对于电网公司而言,不仅在输电环节占据绝对优势,在发电和配电环节,以及电力设计公司、设备制造商、金融企业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直属产业。随着售电侧的放开,电网公司相较于其他售电公司(发电集团、新能源企业等),在配电环节不具备竞争优势。发电集团和大用户之间可以直接进行大容量的电量交易,具有价格优势;新能源企业能提供灵活的节能服务,对商业用户和居民用户有一定的吸引力。然而,从整个产业链的角度看,电网公司却具备所有其他竞争者没有的绝对优势。

从商业模式类型看,发电集团和大用户直接交易,精简了产业链的中间环节,建立新的一体化商业模式;其他售电公司则在售电市场中展开激烈的竞争,属于聚焦型的商业模式;产业链中间丰富的互补性战略资源,可以帮助电网公司建立协调型的商业模式。

2 电网公司供电服务商业模式创新设计

商业模式的创新,具体的是对产品、目标客户、供应链和收益模式等方面的创新,目的是创造企业价值;更加注重客户需求,从整个产业链的角度考虑如何降低成本,寻求全新的盈利模式,从而实现更大的竞争优势和盈利能力。

2.1 产品

电网公司供电服务提供的产品主要包括基础业务和增值服务2部分,如图2所示。基础业务包括售电和需求侧管理,降低供电成本,赚取价差,是目前盈利的主要来源。而增值服务是未来新的赢利点,不仅可以直接赚取收入,还能增加用户粘性。

可以预见的增值服务有:用电管理系统与应用、能源管理、辅助服务、咨询服务、节能服务等[10]。开发用电管理系统和移动应用,包括个人电费管理、智能家居控制和电动车充电等各种应用,方便生活;能源管理及其他服务帮助用户优化能源使用行为,节约用户成本;对用户的用电行为进行分析诊断,改善用户用电习惯;在提供节能服务的同时,为用户提供节能设备选择,提高智能化管理水平[11]。

2.2 目标客户

一般来讲,以用电消费者的用电等级来细分市场,可以分为大用户、中小客户和居民用户等。大用户以大工业用户为主,用电数量大,电费金额高,对电价比较敏感。中小用户主要包括轻工业和商业用户,随着国家经济的转型,这类客户会是未来的主力军,占据大部分的电量需求。居民用户,供电成本高,服务难度大,也是竞争最小的细分市场,但是长远来看,市场潜力巨大。

从时间维度看,电网公司供电服务目标客户应该是动态的、变化的,随着市场的发展适时调整。短期内,应该以保留大用户为主。大用户利润高,数量少,便于管理,适合电网公司尝试性地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在大用户市场稳定之后,电网公司可以将大用户的商业模式创新推广到中小用户和居民用户,实现客户全覆盖,进一步完善商业模式,实现利润最大化。

2.3 供应链

电网公司供电服务供应链管理包括6部分,分别为需求计划管理、采购管理、合同管理、库存管理、配送管理和废旧物资处置管理。传统的供应链模式是根据历史情况预测未来的物资需求,制定计划,进行采购。然而,优秀的物流企业可以做到在实际的需求订单产生之后,再迅速地实施采购,减少了备用库存,节约了库存成本,前提是需要强大的数据流支撑[12]。

随着个性化的节能服务不断推广,节能设备需求增加,给电网公司供电服务供应链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客户的用电智能化,为供应链创新提供了有利条件。图3展示了电网公司供电服务供应链创新的2种方式。一方面,充分挖掘客户的用电大数据资源,可以更加准确地制定需求计划[13];另一方面,增值服务的个性化定制,可以实现零库存,大大降低成本。

2.4 收益模式

传统的供电服务收益模式单一,来源于用户支付的电费,随着增值业务的推广,难以满足公司的盈利需要,也不利于市场竞争。所以,电网公司供电服务的收益模式需要创新,主要包括增值服务、中介服务和第三方合作共赢模式。

2.4.1 增值服务收益模式

通过给客户提供增值服务,如个性化的节能方案制定、能源托管服务等,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与收取电费相比,这种模式灵活多变,对用户的吸引力大,更容易在市场竞争中发挥作用。可以预见,这种收益模式会成为未来供电市场最为普遍的现象。

虽然增值服务收益模式可以给公司带来新的赢利点,但是,这种模式不具备独特性,其他竞争对手也能选择,从而很难发挥出电网公司的优质资源效应,不能帮助公司建立市场领导者的地位。所以,增值服务收益模式应该是电网公司供电服务的基础性收益模式,支撑公司在供电市场过渡时期的盈利需要。

2.4.2 中介服务收益模式

中介服务收益模式是指给用户推荐特定的节能产品、工程公司等,按比例收取中介费。这种模式在电商、房地产行业中较为常见,虽然单位利润低,但是总量巨大,总体的利润可观。同时,这种模式对公司的要求很高,需要大量的客户基础。

电网公司目前保有绝大多数的客户,适合中介服务收益模式。这种模式可以帮助公司在产业链中开辟一个新的环节,率先占据市场有利位置。

2.4.3 第三方合作共赢收益模式

与中介服务收益模式不同,第三方合作共赢的模式针对大型企业,对象明确,如电动汽车制造商。电网帮助电动汽车制造商推广产品,增加电动汽车在汽车市场的份额。一方面,电网能直接从电动汽车制造商获得红利;另一方面,推动了电能替代,增加了电能的市场需求。

这种模式只适用于市场中的领导企业,具有独特性。所以,电网公司可以采用这种模式,通过强强联合的方式,拉开和其他竞争者的差距。

3 结论

从整个产业链的角度看,电网公司业务面覆盖了多个环节,占据着大量的战略资源,适合创建协调型的商业模式。具体地,在产品上,改变以往以供电基础业务为主的定位,逐步过渡到围绕节能服务展开的增值服务,开发用户互动资源;在目标客户上,实行动态的选择策略,随着市场的变化适时调整,按照从大用户到中小用户,再到居民用户的顺序推广商业模式,创新与推广相辅相成;在供应链上,充分挖掘用户大数据资源,发展数据流技术,实现按需订购,大大降低库存;在收益模式上,以增值服务收益模式为基础,重点创新中介服务收益模式和第三方合作共赢收益模式,实现差异化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