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成本对经济的影响

税收成本对经济的影响（精选十篇）

税收成本对经济的影响 篇1

关键词：税收遵从成本,纳税遵从,企业逃税模型

一、引言

税收遵从成本又叫纳税成本,指纳税人(或第三人,尤其是企业)为遵从税法或税务机关要求而发生的费用支出。这种费用支出是指除税款及税收所固有的扭曲成本(如工作与闲暇的扭曲,商品消费或生产选择的扭曲)以外的费用,包括时间成本、货币成本(非劳务成本和税务代理成本)、税收筹划成本、贿赂成本、延迟退税成本、心理成本等。近半世纪以来,税收遵从成本成为国外财税理论与实践研究中一块新兴的领域,学者们对税收遵从成本的构成、测算、影响因素、影响效应和对策建议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税收遵从成本的影响效应上,众多研究一致认为,税收遵从成本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纳税人纳税遵从上。西方税收遵从理论认为,作为理性经济人,纳税人会将与纳税相关的成本(主要指缴纳的税款和纳税遵从成本之和)和不遵从成本(主要是罚款)进行比较,从而做出遵从(纳税)或不遵从(逃税)的决定。基于这种认识,国外学者如Alm James(1988)、Hassel dine John(2000)、Chattopadhyay Saumen和Arindam Das-Gupta(2002)、Jenkins et al(2003)等以阿林厄姆和桑德姆建立的逃税模型(A-S模型)为基础加入税收遵从成本因素进行扩展,分析其对纳税人税收遵从决策的影响,其中Chattopadhyay Saumen和Arindam Das-Gupta(2002)将税收遵从成本进一步细分为强制性遵从成本、自愿性遵从成本、税收贿赂成本等,加入A-S模型中进行分析,深化了税收遵从成本对纳税人税收遵从的影响效应的理论研究。[1]

我国对税收遵从成本的研究起步较晚,在有限的研究文献中,一些学者也探讨了税收遵从成本与税收遵从的关系,孙玉霞(2007)、许评(2007)、李冬妍(2007)、罗光和萧艳汾(2007)、王娜(2008)、刘东洲(2008)、王红涛和薛桂芝(2008)等在相关研究文献中将税收遵从成本作为影响税收遵从的一个重要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不适当的税收遵从成本容易使纳税人对税收产生不满情绪,进而可能导致偷、逃税行为。[2]研究的方法多是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用A-S模型加入税收遵从成本进行扩展。

由于A-S模型研究的行为主体是个人(家庭),所以上述分析主要考察税收遵从成本对个人纳税人遵从行为的影响。虽然作为纳税主体,企业和个人在涉税行为上具有一致性,个人纳税人的研究结论对企业也是适用的,但企业毕竟是法人主体,在自身的特性和纳税行为的决策上与个人存在着许多不同,如企业的纳税决策过程更复杂;所纳的税种既有间接税又有直接税;企业作为经营者,对风险的偏好不再是厌恶的,风险中性更符合企业的现实;企业面临的环境更复杂,不同的市场环境(竞争或垄断)等对企业的纳税决策影响也不同。面对这些不同,一些学者如Marrelli(1984)、Marrelli和Martina(1988)、Virmani(1989)、Yamada(1990)、Yaniv(1995)、Chen和Chu(2000)、Crocker和Slemrod(2005)等在个人逃税模型的基础上专门对企业纳税人的逃税模型进行了研究,研究范围涉及企业的间接税、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完全竞争的企业、寡头垄断企业、两权(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的企业、两权分离的企业等,得出和个人逃税研究一致的结论,即查获概率与处罚率的提高对逃税有威慑效应,税率的增加将导致企业逃税(不遵从)的增加。那么将税收遵从成本加入企业逃税模型分析对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是否能得出一样的结论呢?而且在我国由于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纳税人的税收遵从成本比较小,税收遵从成本的研究主要以企业为对象,税收遵从成本对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研究更具现实意义。因此本文拟以维尔马尼(Virmani)关于竞争性市场中两权合一的企业间接税的逃税模型为基础,[3]加入税收遵从成本因素分析税收遵从成本对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并从税制和税收征管、税收环境角度探讨企业税收遵从成本降低之策。

二、税收遵从成本对企业税收遵从度的影响分析

(一)分析过程

假设一个企业处于竞争性市场中,其单位生产成本为C,面临的市场价格为P;企业的销售量为X,以固定的从量税率t征收;企业是生产经营单位,其收入是内生的,随着销售量X的增加而增加;企业通过少报一定比例δ的销售量进行逃税(不遵从),0≤δ≤1,企业向税务机关的申报比例为1-δ;企业逃税是有成本的,少报每单位销售量的隐瞒成本用函数G(δ)表示,它是随着δ递增的凸函数,G(δ)δ为企业的逃税成本;企业是风险中性的;税务机关查获逃税的概率为p,对所逃税额的罚款率为φ;企业的预期税率(逃税后的实际税率)为:

其中1-p-pφ为企业逃税的预期报酬率,设为

Re必须大于零,企业才存在不遵从的动机。这时(1)式可写为:

在上述假设下,企业的期望利润为:

其中G(δ)δ为企业的逃税成本,用E(δ)表示,因此

最大化企业期望利润的一阶条件为:

σEY/σδ=X[E′(δ)+σte/σδ]=0,对于任意的X>0,所以

[E′(δ)+σte/σδ]=0,又由(1)式得知σte/σδ=-(1-p-pφ)t,所以

从以上推导可以作出如下分析:

1.因为E′(δ)=G(δ),由(5)式,可得t=p(t+tφ)+G(δ),左边的t就是每少报单位销量的边际收益MR,右边的p(t+tφ)+G(δ)是边际逃税总成本MC(G(δ)为随δ递增的凸函数)。MR=MC时的δ0就是最优的逃税点(图1)

若考虑税收的遵从成本,假设每单位销售量应纳税款的税收遵从成本为C*,这时左边的逃税的边际收益变为MR=t+C*,MR=MC时的最优少报比例点即逃税点为δ1(图1),δ1>δ0,说明税收遵从成本的加入使企业的税收不遵从度提高了。

2.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意味着市场价格必须等于预期的边际成本,即最优销量时的价格要满足:

该式决定了竞争企业的产出决策。若加入税收的遵从成本,在每单位销售量应纳税款的税收遵从成本为C*时,这时销售价格变为P=C+E(δ)+te+C*,那么为了维持(6)式的最优销量时的价格不变,在生产成本C、逃税成本E(δ)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必须使te降低才能消化增加的税收遵从成本C*,而根据(1)式,由于p、δ、t是外生变量,te的降低只有靠δ的提高,δ的提高则意味着企业税收不遵从程度的增加。因此税收遵从成本C*越大,企业的税收遵从度越低。

3.用(5)式分别对t、p、φ求导,得到:

,因此σδ/σt>0;同理,σδ/σp<0;σδ/σφ<0,说明当税率上升时,少报(税收不遵从)的比例增加,稽查率p和处罚率φ的上升会减少企业少报的比率,企业的税收遵从度会上升。

同样,对垄断竞争市场中的企业进行分析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2)

(二)结论说明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税收遵从成本对企业税收遵从度有着反向影响的结论。事实也是如此,税收遵从成本作为纳税人在办理涉税事务中所花费的一种税外负担,其中的货币成本直接影响了企业纳税人的当期收益,而时间成本和心理成本的增加迫使企业将本来可用于生产经营上的资源与精力耗费在处理税收事务上,从而也间接影响了企业的利益。企业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收益最大化的目标始终左右着它的行为决策,在纳税事务的处理上也是如此,高税收遵从成本易诱发企业的税收不遵从行为。而且根据前景理论,人们在面临损失前景时总是倾向于风险偏好,而且人们对损失比对收益更敏感,因此当较高的税收遵从成本使企业纳税人觉得要承受更多的损失时,企业就有更大的概率选择寻求风险,税收遵从度下降。由于税收遵从成本的累退性,对中小型企业影响更明显。与较大企业相比,小规模的企业往往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处理他们的纳税义务,时间、资金、人手、能力的限制使得它们对税收遵从成本的轻微变化都显得十分敏感,纳税不遵从行为更易发生。美国国内收入局(IRS)一项研究表明在美国小企业的税收遵从率只有75%,独资企业和其他类型小公司的税收遵从率只有41%。[4]这种遵从差异和税收遵从成本的累退性有一定关系。英国的经验调查也发现,私人小企业为了使营业额低于起征点或者适用较低的税率档次,他们经常打折销售商品,或者停止销售某些需要履行较为复杂的纳税手续的商品,更为极端的行为就是少报营业额,从而达到简化纳税手续降低遵从成本的目的。对此,Burkhard Strumpel早在1966年的研究中就指出“由隐性的遵从成本带来的额外负担促使纳税人转向寻找逃税、避税的机会,这是一项理性的税收政策所不愿看到的。”[5]因此尽量降低企业的税收遵从成本应成为我国税制、税收征管制度改革中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

三、降低企业税收遵从成本的对策思考

(一)完善税收征管制度,降低企业税收遵从成本

已有的研究表明税收征管因素是影响企业税收遵从成本的重要因素,其中税务机关的征管效率、纳税服务体系的完善是两个关键因素。事实上,以税收征管手段的现代化和优质的纳税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税收征管措施改革也是国外降低纳税人税收遵从成本的主要做法。我国1997年以来实行了“以纳税申报和优质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税收征管新模式,大大减少了纳税人办税的繁杂程度,提高了办税效率,降低了纳税成本。但由于各种原因,税收征管效率和纳税服务体系还存在许多有待改进之处,税收征管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

1. 探索建立更方便快捷的办税体系。电子化办税手段给纳税人和税务部门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显著降低了纳税人的纳税成本,但办税体系仍可以更方便快捷,如为解决纳税申报时间成本较高的问题,税务部门可以逐步整合电子申报系统,为纳税人提供统一的电子申报渠道的入口;推行国税、地税“一卡通”,纳税人可以在申报期内自行进行税款的划缴入库;创造条件使纳税人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等电子化方式与税务部门进行沟通,减少纳税人无谓的时间付出;税务部门甚至可以借鉴银行ATM的模式,推行“办税超市”服务,使得纳税人随时方便的办税;简化中小企业的纳税申报程序和纳税申报附送资料,如对规模小、会计核算不规范的企业采取简易申报和合并申报的办法,对部分微利及资金周转困难的中小企业,实行按季申报等延期纳税措施。

2. 加快建立规范的纳税信息服务体系。建立规范的纳税信息服务体系是税收征管手段现代化的要求,是降低企业税收遵从成本的物质保障。一个完整的纳税信息服务体系应当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税收公共服务体系、税收征收管理服务体系、面向纳税人的呼叫中心体系。[6]现在已出现的“网上税务局”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纳税信息服务系统,可将其作为为纳税人提供优质服务的技术平台,及时优化已有系统功能,避免系统升级滞后于政策变化和频繁升级给企业办税带来的麻烦;加强应用系统的整合,实现所有操作人员只需一次登录就可实施操作;巩固和增强网上办税系统的功能,为纳税人提供多功能、方便、快捷的“智能化”纳税服务,降低企业纳税人的遵从成本。

3. 改进税收管理制度。在增值税管理制度中,尽快实现“四小票”自行网上认证,减少企业认证“四小票”的时间成本;进一步降低甚至取缔不合理的办税费用,如规定软件公司不能每年强行收取增值税相关系统的服务费;“金税工程”配套软硬件设备尽量以接近成本价格提供给纳税人;降低纳税人与发票相关的纳税成本,如在信用条件成熟时开通网上发票系统,淡化纸质发票功能,减少企业发票工本费和领购、开具发票时间。对小企业取消发票定期缴销制度,只要没有发票违法违章现象,准许其用完再领;优化稽查工作流程,合理设计稽查执法环节,减轻纳税人应对检查的负担。

4. 加强国、地税之间的税收征管与服务协作。我国学者讨论最多的是1994年分税制实施后,国税、地税机构分设使企业面临交叉征管、重复检查等问题从而给税收遵从成本带来影响,因此加强国地税间的联系,形成合力,共同推进纳税服务工作,也是降低企业税收遵从成本的可行对策。

(二)简化税制,降低企业税收遵从成本

税制税法的特征已日益成为影响税收遵从成本的重要因素,而且这种影响远比征管因素来得深远和广泛,涉及到税制的复杂性、公平性、税制的具体内容规定、税法的稳定性等,其中税制的复杂性又是其中的核心影响因素。实际上,面对日益复杂的税制和不断增长的税收遵从成本,简化税制已成为近30年来各国税制改革的中心内容,因此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以简化税制为核心探讨降低企业税收遵从成本的对策是降低企业税收遵从成本的根本之策。

1.优化税制结构。从降低税收遵从成本的角度出发,优化税制结构就是要构造宽税基、少税种、低税率、少减免的税制结构。在我国,遵循这一原则,降低企业税收遵从成本的对策措施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继续深化增值税改革,扩大征税范围,解决重复征税和税负不平衡的问题;尽可能地使用单一税率或相对简化的多档税率;适当提高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起征点;减少小企业填报增值税的频率。第二,进一步降低中小企业的所得税税率。税率下降给企业带来更宽松的纳税环境,有利于企业税收遵从成本的降低,因此出于对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和税收遵从成本具有累退性的考虑,可考虑再设一档针对中小企业的基本税率(低于25%);对困难较多、利润较少的中小企业,可再制定一档优惠税率,并进一步下调我国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率。第三,清理税收优惠。我国税制中税收减免过多也是加重税制复杂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作为中性税种的增值税,应是减免税的范围越小越规范,越能发挥其作用,但现行增值税的优惠措施规定繁杂,难以操作,增加了企业的遵从成本。

2.尽最大努力保证税法的稳定性。最简单的税制体系在许多方面应始终如一,便于计划,易于普及。[7]作为税制的具体体现形式的税法能否保持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虽然税法需要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作出适当的调整,但更需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只有这样才能减轻税制的复杂性,实现税收遵从临时成本的最小化。保持税法的稳定性,一是要求税法具有前瞻性,避免过于频繁的调整;二是要求税收立法层次高,保证连贯性;三是要改变过去那种税收立法准备不足,仓促出台,在实施中又不断地修修补补,迟迟不能上升为正式立法的局面;四是要建立考虑税收遵从成本的税收决策机制,评估税法变化对纳税成本的影响。

3.简化、规范税法条文。复杂的税制结构使纳税人很难对税法有一个整体印象及弄清其特定概念的含义,晦涩的用语使得政策很难得以明确表达,加大了纳税人遵从的时间成本、货币成本、心理成本。因此在简化税制的要求下,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英国等在20世纪90年代实行了税法简化工程。要求税法结构更清晰、更富逻辑感,运用平实的语言及其技术手段,前后一致、定义清晰。[8]我国目前税收遵从成本高的一个原因在于许多税法条文的原则性规定比较多,对现实征管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需要采取通知的方式进行后续的具体规定,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税法条文的繁琐。因此规范条文用语,尽量形成统一、完整的税收法典,保证税制的明确性也是降低企业税收遵从成本的措施之一。

(三)优化税收环境,降低企业税收遵从成本

税收环境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到企业税收遵从行为的规范守法,也影响到企业税收遵从成本的高低,其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税务腐败状况和税收代理市场发育的完善情况已被研究证明是影响企业税收遵从成本的主要环境因素,前者会产生一项可避免的税收遵从成本─税收贿赂成本,这项成本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更明显;后者则会带来遵从成本中时间成本和货币成本的转化。因此政府如何预防和减少税务腐败以及如何进一步促进税收代理市场的健康发展也是降低企业税收遵从成本的对策。

1.防治税务腐败,消除企业税收遵从的贿赂成本。税收腐败对企业税收遵从成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税收执法腐败上。在许多关于腐败的著作中,都将政府看作对税收拥有所有权的委托人,应设计一套管理制度约束其代理人的行为。因此从影响税务腐败的因素入手,通过各种制度安排和创新,使税务腐败的双方当事人(纳税人和税务人员)的预期收益小于预期的成本支出,是防治税务腐败、消除税收遵从的贿赂成本、优化税收环境的可行之策。

第一,增加税务管理的透明度。信息不对称是腐败产生的前提条件。增加获得信息的渠道,使税务官员处理事物的方法易受到监督是很多国家防治税务腐败的有效对策。因此税务行政信息公开应成为我国防治税务腐败的重要策略,税务行政公开的实现要从两方面入手,一要坚持阳光办税、公开办税,不给以权谋私者可乘之机,纳税人税收遵从的贿赂成本将大大减少。二要加快税收信息化建设,通过“机器管人”减少税务人员参与违法行为的机会,有效地防范和打击偷逃税行为。第二,建立税务管理人员权利约束制度。将权力与责任适当地下放与划分,能够有助于制约腐败。这种权利制约应始于税收立法阶段,对要出台的税收法规应确保其应有的公正性;在执法阶段,通过税务执法的内部约束制度并借助外部监督,规范税收执法权,约束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减少税务官员寻租机会,降低企业税收遵从贿赂成本的发生机会。第三,加大对税务腐败官员和企业当事人的处罚力度。税务腐败产生的经济学分析表明,查获概率、处罚程度是税务腐败当事双方行为选择的决定因素,因此加强监管,提高查获概率,加大惩处力度,也是减少税务腐败,消除企业税收遵从贿赂成本支出的有效措施。

2.完善税务代理制度,节约企业税收遵从时间成本。从税收遵从成本的角度分析,纳税人是否使用税务代理取决于其带来的时间成本、风险成本、心理成本的节约和税收筹划收益的增加是否足以弥补由此产生的税务代理货币成本。在税务代理市场正常健康运行的情况下,企业一般愿意请税务代理,将繁杂琐碎的纳税活动,如办理税务登记、纳税申报、查验发票、计算税款及税收筹划等,交给专业的代理人,使企业腾出更多的时间、精力花在擅长的生产经营上。研究已证明税务代理对降低纳税人特别是小规模企业纳税人的遵从成本有着重要作用。[9]尽管税务代理在我国还是年轻行业,广大纳税人认同度还不高,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它的作用。从加快税务代理行业的法制建设、拓宽税务代理范畴、严格税务代理人员准入制度、加强对税务代理行业的监管等方面完善税务代理制度,让企业在纳税途径上有更多的选择,使税收环境更加优化,也是降低企业税收遵从成本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1]Chattopadhyayo.Saumen and Arindam Das-Gupta.Com-pliance Costs and Compliance Behaviour of Taxpayers[EB/OL].http://www.planingcommission.nic.in/reports.2002.

[2]孙玉霞.影响纳税人税收遵从决策的因素[J].涉外税务,2007,(9):18-21.

[3]Virmani A.Indirect Tax Evasion and Production Inefficiency[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89,(39):223-237.

[4]Duncan Harleyt,Smith Verenda C.State efforts:small business[J].The National Public Accountant,1992,37(2):38-40.

[5]Burkhard Strumpel.The disguised tax burden compliancecosts of German businessmen and professionals[J].Na-tional Tax Journal,1966,19(1):70-79.

[6]李晓红.税务管理方法与实务[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123-124.

[7]迈克尔.J.博斯金.美国税制改革前沿[M].李京文,刘树成,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20.

[8]锡德里克.桑德福.成功税制改革的经验与问题(第4卷):税制改革的深层次问题[M].许建国,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92-98.

浅议税收政策对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 篇2

一、税收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既要在观念上、认识上与之相适应，又要在制度、法律、管理上与之相配套；即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又要十‘分重视政府的宏观管理，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税收是国家的基本财政来源，又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手段，在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可以而且应当发挥其特殊的作用。现阶段可以采取两个方面的对策：一是税收限制，二是税收引导。

所谓税收限制，就是借鉴国际经验，对环境污染企业和产品征税。具体设想是：(1)取消现行征收排污费的方法，开征废污排放税和环境保护税，主要以排放工业废气、废液和汽车尾气为征税对象，实行差别定额税率从量计征，税负以污染的治理费用为标准设定；(2)扩大现行消费税的征税范围，除对鞭炮、焰火等征税外，将“白色污染”制品等对环境有害的消费品都纳入征税范围，实行税收限制。

所谓税收引导，就是利用税收优惠与鼓励措施引导投资，具体设想是：(1)在流转税方面，对采用高新技术生产的环保产品或有利于环保的产品，分别情况给予免税、减税或低税优惠；

(2)在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方面，对环境治理工程、环境保护工程、资源综合利用工程、城市绿化千程、水土保持工程、土地荒漠治理工程以及技术创新过程中环保产品生产等投资，一律给予零税率优惠；(3)在企业所得税方面，除对以废气、废渣、废液和垃圾为原料生产的产品实现利润给予免税外，对投资于环境治理与保护项目的企业实行投资抵免和再投资退税政策进行鼓励，即允许企业在所得税前的实现利润中抵扣一定比例的投资额，对企业用所得税税后利润投资于上述项¨的，退还其全部或部分已缴纳的所得税，以鼓励和引导更多的企业重视、参与环境保护活动，在企业自身发展的同时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税收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发挥税收杠杆效应，优化资源配置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引导：

1、鼓励国有企业兼并、重组

由于国有资产的战略性重组问题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和特殊的重要性。因此，税收政策在这一问题上也必须采取特殊性和过渡性的措施，但这不等于简单的减税让利。

具体说，如对收购兼并行为，鉴于被兼并企业清理转让的财产，主要是固定资产，特别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其地面建筑物。为此，对被兼并企业转让房地产的增值额，可以考虑暂予免征土地增值税。对被兼并企业转让其他固定资产的收入额，如属巳经使用并且售价也没有超过原值的，可以考虑免予征收增值税。如果被兼并企业是连同债权债务整体转移的，那么：

(1)对其转让的无形资产收入，可免征营业税；(2)对其转让流动资产巾的商品、原材料、半成品和制成品等货物，可以不计人增值税销项税额，有关进项税额，也可并入兼并方依法抵扣；(3)对被兼并企业的欠税，可以允许兼并方在5年内挂账免缴滞纳金；(4)对被兼并企业的累计亏损额，可以允许由兼并方在5年内，从本企业所得中扣除后，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2、鼓励大企业集团发展的税收政策

对大企业集团的发展，政府应采取“标准式”而非”个案式”的扶持办法。也就是制定统一确定的、对所有企业适用的阶梯式优惠待遇。如规定凡年销售收入达到100亿元人民币的企业集团，可以允许其母公司和控股子公司的盈亏互抵，合并缴纳企业所得税。凡年出口额在1000万美元以卜的企业，可以按出口额提取一定比例的”出口风险基金”，并允许其税前列支。对销售收入达到一定标准的特大型企业集团，其纳税事官引起各地税收管辖权争议的，由国家税务总局统一协调。这些企业可以有常驻国家税务总局代表，地方税务机关对其的处罚、限制性管理必须得到国家税务总局认可。

3、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中小企业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同样不容忽视。首先，中小企业在解决就业方面的作用举足轻重。其次，由于各个产业的自身特点和新技术革命的影响，使得一些行业适宜中小企业经营；第三，新技术的发展也为中小企业的存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发展前途。以大企业为中心形成非股权合作性的专业化协作关系，对协调市场竞争、促进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具有良好的作用。

除现行的对当年应税所得额在3万元和10万元以下的企业，分别按18％和27％的优惠税率征收所得税的措施外，可以借鉴美国“s分章企业”的做法，对采取公司形式的小型企业，允许其从按一般的公司所得税和按“合伙企业”纳税方式两者之间进行选择。对选择后者的小型公司制企业，企业应税所得不缴公司所得税，而是根据股东应得的份额并入股东的个人所得中，缴纳个人所得税。另外，对现阶段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个人或合伙创办企业也应在税收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

三、税收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首先，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特定时期，税收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建立规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税制体系，为通过社会资源的自由流动实现市场导向的经济结构自觉调整创造公平竞争的税制环境。这是实现我国经济结构有效调整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在转轨时期的经济结构调整中，税收政策作用的首要特点是应具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规范性”。

其次，现阶段我国经济结构调整面临的最紧迫、最关键的问题是国有资产的战略性重组，这一问题关系到改革的成败，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和特殊的重要性。因此，税收政策在这一问题上也必须采取特殊性和过渡性的措施，这就使这一阶段的税收政策必然带有“过渡性”的特点。

第三，近年来，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必须具有“超前性”。与之相适应，税收政策也应带有一定的“超前性”特点。笔者认为刺激技术进步是当务之急。选择

该类税收对策的立足点应是刺激科技人才市场、科技成果转让市场和新产品消费市场三方面的供求双方都加大科技型投入。具体来讲：

一是制定专项税收条例，促进多渠道、多形式、多元化的社会性和市场性科技投融资体系的建立；促进企业成为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主体及科研开发主体；支持科研人员依靠自己的技术成果专利谋求自身发展和获得相应待遇；鼓励从国外引进高新技术，特别是软技术。从而提高我国技术投入比重，改善技术投人结构，增强技术投入力度，降低技术进步成本。

二是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立体化的税收优惠和激励措施。设立投资抵扣、优惠税率、赋税假期、亏损抵补、利润保留、加速折旧、延期纳税等多种形式、统一互补的制度格局，加大科技投资的税收扣除力度，确保投资高新技术能获取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超额利润。

浅析经济合同的签订对税收的影响 篇3

关键词：经济合同；税收；资金时间价值；利润最大化

一、签订经济合同的重要性

经济合同，顾名思义是指签订经济交易事项的合同。那么合同在经济关系之中到底起到什么作用了呢？首先合同有益于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其次合同有利于加强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和监督；再者合同有利于加强企业经济核算和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而且合同有利于专业化生产的发展协作和经济联合，促进经济技术交流合作。在遇到经济纠纷时，合同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法律凭证，所以搞清楚什么是经济合同，经济合同的签订形式，经济合同的内容以及主要要素是非常重要且必要的。通常我们会认为只要是“白纸黑字”写在合同中的条款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就是双方当事人履行权利与义务的有效法律凭证。然而我们却忽略了合同中隐藏的一些问题：比如记载事项是否清晰，双方当事人权利与义务是否明确，合同内容是否符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是否内含所谓的“合同陷阱”等，尤其是经济合同的签订。通常在企业的经济交易事项中，签订合同的是不懂得税务管理与筹划的采购人员和销售人员，对于他们来说业绩是最重要的，正是对业绩的追求往往蒙蔽了他们的双眼，使其忽略了合同中一些“隐藏杀手”，在无形之中了加重企业的负担。因此如何签订经济合同，经济合同中应涉及哪些内容以及如何阐述这些内容条款对于企业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二.经济合同对税收的影响分析

1.合同交易价格是否含税对企业的税收影响不同

在企业的经济交易事项中，往往签订合同的是不懂得税务管理与筹划的采购人员和销售人员，通常他们只注意到合同中写明价格的高低，却往往忽略了合同里面的价格是含增值税价还是不含增值税价，然而含税与不含税的价格将直接影响增值税的抵扣与缴纳的多少。因此在签订购销合同时一定要明确价格是含税价还是不含税价。其次在购销合同中要明确有关税费的实际承担者，特别是在采购合同中若明确由供应商承担有关税费，购买方需到当地税务局进行备案，否则当供应商为缴纳税款时有关税费的实际承担者还是购买方。因为当有关税收的约定与税法相冲突时，要以税法为准。

2.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对税收的影响不同（以增值税为例）

《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一）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为收讫销售款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的当天；（二）进口货物，为报关进口的当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进一步明确：“条例第十九条第（一）项规定的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按销售结算方式的不同，具体为：（一）采取直接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不论货物是否发出，均为收到销售款或取得索取销售额的凭据，并将提货单交给买方的当天；（二）采取托收承付和委托银行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为发出货物并办妥托收手续的当天；（三）采取赊销和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为按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四）采取预收货款方式销售货物，为货物发出的当天；（五）委托其他纳税人代销货物，为收到代销单位销售的代销清单的当天；（六）销售应税劳务，为提供劳务同时收讫销售额或取得索取销售额的凭据的当天；（七）纳税人发生本细则第四条第（三）项至第（八）项所列视同销售货物行为，为货物移送的当天。” 同时国税函[2008]875号文件中规定企业销售商品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确认收入的实现：1. 销售合同已经签订，企业已将商品所以权相关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2. 对以售出的商品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实施有效控制；3. 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计量； 4. 以发生或将发生的销售方的成本们能够可靠地核算。基于以上税法的有关规定：企业采取赊销和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时，一定要在合同中约定收款日期，而且在没有收到货款之前一定不可以向购货方开具发票。

例：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货物买卖合同（假设合同于2010年2月5日生效，合同价款为1000万元）

合同约定： 合同生效后10日内甲方向乙方交付货物，乙方在收到货物并验收合格后于7日内支付货款。合同生效后，甲方如期交付了全部货物并开具发票。但乙方未能如期支付货款。

合同约定：甲公司采取分期收款的方式向乙公司收取货款，收款日期分别为2010年5月5日，2010年10月5日，每次付款均为500万元，合同生效10日内甲方如期向乙方交付了货物。

税负分析1：按税法规定：甲公司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1000/（1+17%）*17%=145.30万元，依法缴纳了增值税。在此例中，甲公司虽然未取得现金收入，但是由于销售产生了利润，该笔货款已作为收入计算相应的应纳税所得额，同时也为此缴纳了相应的企业所得税。并且甲公司在未收到货款的条件下就向购买方开具了发票，如果购货方属于生产型的企业，那么他方在拿到增值税专用发票时就可以进行税款的抵扣。由此销货方提前交纳的税款的结果就是购货方提前进行了抵扣，实际是一种税负的转嫁。由此造成甲公司税负加重，而乙公司税负减轻。

税负分析2：按税法规定，销售企业采取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其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为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所以甲公司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分别为2010年5月5日，2010年10月5日，税款均为500/（1+17%）*17%=72.65万元。相比第一种合同的签订来说，第二种合同签订对于企业来说会更有利：首先其纳税义务时间分别向后推迟了2个月和7个月，在合乎税法的情况下延期缴纳税款，为企业赢得了资金的时间价值；其次由于在合同中明确了分期付款的结算方式，其销售收入的确认是分期的，因此税款也是分次缴纳的，而这又有效的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减少了企业的现金流出。可见合同的签订对于企业的税收负担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签订经济合同要根据企业自身的状况恰当的选择结算方式。在企业资金比较充裕的时候，可以选择直接收款的方式，这样有利于拉拢客户，拓宽销售渠道，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为企业的不断成长壮大铺下基石；但是当企业的现金流量比较紧张时，对于公司来说尽量的减少现金流出才是此时企业必须遵循的原则，那么这时就适合采用分期收款的结算方式，这样既不会减少客户资源，又能有效的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可谓“一石二鸟”。

3. 合同的签订形式对税收的影响不同

合同的签订是要讲究技巧的，有时候一项合同中可能涉及到两项或两项以上的经济事项，这时候合并签订各经济事项还是分立签订时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如在采购合同中会涉及到价外费用，采购成本，包装物租金和包装物押金等问题，在租赁合同中会涉及厂房的出租与设备的出租等问题，这时如何签订合同才能有效的降低税负是我们企业应该事先进行分析评估的。以租赁合同为例：某工厂将其闲置厂房及设备整体出租，租金分别为每年200万元和20万元。适用税种（为简化计算，假设不考虑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所得税）是房产税和营业税，税率分别为12%和5%。企业可以选择两种签订合同的方式：1.合并签订合同，即只签订一份整体租赁合同；2分立签订合同，即分别签订厂房和设备出租两份合同。对于第一种：采用整体出租形式，订立一份租赁合同，则设备与厂房建筑物不分，被视为房屋整体的一部分，因此设备租金也并入房产税计税基数。其房产税=（200+20）*12%=26.4万元，营业税=（200+20）*5%=11万元。合计税款为26.4+11=37.4万元。在第二种签订方式中：采取合同分立方式，即分别签订厂房和设备出租两项合同，那么设备不作为房屋建筑的组成部分，也就不需计入房产税计算基数，房产税=200*12%=24万元。营业税=（200+20）*5%=11万元。合计税款为24+11=35万元。通过这样的方式节约了房产税支出，总体税负也因此得以降低。比较1，2两种合同的签订方案： 通过合同分立，节税37.4-35=2.4万元。由此可见，合同签订方式的不同对纳税人纳税义务的影响是不同的，因此在合同签订之前事先做税负分析可以帮助企业选择最优的方式，达到节税的目的。

4. 合同签订的内容对税收影响不同

经济合同的内容反映了双方当事人订立经济合同的目的和依据，是双方经济交易事项确立的有效法律凭证。在合同中明确双方义务与责任有利于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和经营管理，稳定经济秩序。而合同签订内容的不同对纳税人纳税义务的影响也是不一致的。以某市一家经营煤炭的有限责任公司为例：A公司是一家经营煤炭的有限责任公司，年销售额在8000万元以上。以前，该公司运输货物以每吨200元的价格向运输公司支付运费，取得运输发票后可抵扣7%的进项税额。后来，该公司与运输部门重新签订了合同。双方约定：公司负责给车辆加油，运输费用由每吨200元降低为每吨120元。《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八条第（四）项规定：“购进或销售货物以及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支付运输费用的，按照运输费用结算单据上注明的运输费用金额按7%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在合同内容改变之前，该公司运输费用可抵扣的进项税额为每吨200*7%=14元。改变合同内容之后，运输费用可抵扣的进项税额为每吨120*7%=8.4元，购进汽油可抵扣的进项税额为80/（1+17%）*17%=11.6元。改变合同后运输每吨货物可抵扣进项税额为8.4+11.6=20元，相比之前增加了6元，同时每吨货物运费收入少缴纳营业税80*3%=2.4元。前后合计可抵扣进项税额增加20+2.4-14=8.4元，相当于为企业节税8.4元。可见同一经济事项，合同内容签订的不同对企业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在合同签订之前，对经济合同中涉及的经济事项可能带来的税费作分析是十分重要且必要的。

三.相关建议

虽然税法条款的形式是相对固定的，但是基于经济合同的签订是建立在合法，平等，诚实信用的基础之上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选择合适的交易方式从而降低税负，达成双赢的共识。本论文通过对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中常出现的经济合同签订的有关税负分析，最终论证了经济合同的签订对于企业的纳税义务有重要的影响。通过以上分析，针对经济合同的签订，为了有效降低企业税负，提出以下几点个人意见：

1.对企业的业务人员，销售人员进行培训。使其了解相关税收法律政策，充分运用税收优惠签订有效合同；

2.在合同签订之前，对于合同签订带来的有关税费作评估分析，衡量企业的税负；

3.签订合同要合理合法，不能把税负最低作为最终目标，有时为了达到税负最低所付出的成本会超过企业实际应负担的纳税义务；

4.签订经济合同一定要明确双方义务与责任，（如：结算方式，付款时间，有关税费的承担者等），切忌含糊不清。

5.企业应建立健全的财务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加强对经济合同签订的指导和监管。（作者单位：西华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孙慧芳 《如何运用经济合同降低税负》 中国经贸2011第14期

税收成本对经济的影响 篇4

税收产生的时候, 税收遵从问题也随着税收的产生而出现。在以前, 人们往往忽视税收遵从问题的存在, 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 人们才对税收遵从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重视税收遵从问题, 他们将美国国民的纳税遵从行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专题调研, 该项调研工作由国内收入局 (IRS) 委托国家科学院 (NAS) 而进行的首次专题调研。该项研究进行之后, 引起了各国政府及相关人员对税收遵从问题的高度关注, 因此, 各国人民开始逐渐把税收遵从成本当成衡量国家税务管理绩效和税制优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从国外研究的税收遵从成本的结果来看, 主要从遵从成本、遵从度以及划分这三个方面来判定税收遵从与不遵从两者间的行为。下面我将以税收遵从成本理论为出发点, 对税制优化进行研究, 将税收遵从成本对纳税行为影响进行理论考察, 以此为基本点对我国税制进行优化。

二、税收遵从成本的内涵、组成部分以及和税收征管间的关系

(一) 税收遵从成本的内涵

许多经济学者对税收遵从成本的定义都有着不同的看法, 大家众说纷纭。在1995年的时候, 英国著名的学者锡德里克·桑福德对税收遵从成本下了比较明确的定义, 这是当时较为完善的定义,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1]。他认为:纳税人或第三人 (以企业为主) 为遵守税务机关的有关规定和遵从税法所进行的费用支出, 被称为当时必须履行的“义务”。这种费用支出一般泛指税收和税款所固有的扭曲成本 (如商品生产和商品消费的扭曲, 闲暇和工作的扭曲) 范围之外的费用支出。自从这个观点提出之后, 研究税收遵从成本的定义就以锡德里克·桑福德的理念为主, 意义非常深远。

(二) 税收遵从成本的组成部分

税收遵从成本主要由货币成本、心理成本、时间成本以及其他成本组成。第一, 货币成本指纳税人在纳税过程中向税务顾问进行咨询所支付的咨询费用以及交由税务代理等中介机构办理纳税事宜所支付的中介费用等。第二, 心理成本指税收给纳税人带来的情绪变化、心理以及由此形成的精神损失 (主要体现在焦虑、急躁、不满等) 。当纳税人求助于中介机构代为处理相关事务和申请雇佣代理人, 在这种情况下, 心理成本就会转向货币成本。第三, 时间成本指公司纳税人和个人纳税人为履行纳税相关义务, 对收据和资料进行搜集和保存, 在填写纳税申报表中所消耗的时间价值。纳税人的时间价值与纳税人办理纳税事宜所花费的小时数和参照社会平均的 (税前或税后) 工资率成正比。这部分成本在税收遵从总成本中所占比重较大的国家一般都是税制比较复杂的国家。第四, 其他成本指由于官员内部发生腐败、税务机关办事效率低下等, 给纳税人施加的其他遵从成本。

(三) 税收遵从成本与税收征管成本的关系

衡量税务管理绩效、税制优化程度的主要标准是税收遵从成本与征管成本衡。在纳税当中, 当遵从成本内的货币成本发生增加时, 就会直接增加时间成本和心理成本, 减少纳税人的经济收益;这就表示纳税人将本来可用于其他方面的资源耗费在处理纳税事务上, 自然而然的就减少了纳税人的经济收益。所以, 税务管理环节越多、税制越复杂, 税收征管的成本就会越高, 同时也导致纳税人遵从成本也随之增高, 两者有着一定的关联。假定纳税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承担这种额外的成本, 选择忍受这种状况, 但从“经济人”的理性选择原理考虑, 纳税人极有可能选择多种途径来规避这一成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设置较为复杂的管理体系和税制会大幅降低纳税人的税收遵从意愿, 从而产生更多税收不遵从的行为。

三、税收遵从成本对纳税遵从行为影响

西方税收遵从理论认为, 纳税人会把遵从成本 (主要涵盖进行税务咨询的花费、填申报单的花费等) 和不遵从成本 (一般指罚款) 两者进行相应的比较后, 会做出纳税和逃税之间的选择。遵从成本率的提高对税收遵从行为的影响在理论上具有不确定性。在实际当中, 印度财政部对遵从成本进行细致的研究后已经证实遵从成本对纳税人纳税遵从具有很重要的影响。纳税人遵从税法的惟一因素虽然不是税收遵从成本, 但税收遵从成本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对纳税人的纳税行为决策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纳税人逃税决策中税款本身的影响一般比较严重, 但遵从成本的存在也会对纳税人的不遵从行为起到了强化的作用。在不同的税收处罚力度、税收负担水平、税收征管环境、税制结构等外部条件下, 受理性支配的“经济人”追求的纳税目标主要体现为最大的税后收益和最小的纳税支出, 所以, 税收遵从成本对纳税人的行为取向和心理产生极大的影响, 高税率和高纳税成本往往比较容易导致纳税人的税收不遵从行为[2]。

四、减少税收遵从成本的有效建议

我国政府改革税收制度主要以减少税收成本为标准, 也是税制优化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在我国, 优化税制改革必须把全面降低税收成本作为改革的起点, 在这个切入点中, 我们要认识到协调和保障降低税收遵从成本的重要性, 以降低总成本为落脚点, 确保纳税人权利和税收体系两者间的平衡点。

(一) 提高税收征管效率, 降低征管成本, 促进征管成本和遵从成本间的良性发展

第一, 对纳税人自行申报的纳税系统进行完善。以实际的征管现状为标准, 制定科学化、简便化的纳税程序和申报方式, 统一规范纳税申报表等相关的税务文书, 这样一来, 既方便计算机处理, 也便于纳税人填写使用。第二, 以现代化为基点, 加大征管的力度, 把征管软件系统和税收征管指标体系两者统一起来, 做到对纳税成本进行大幅度降低。

(二) 稳定税收制度, 降低纳税人遵从成本

我国政府进行税收制度的改革时, 要做到尽量节省成本, 以最少的成本让其发挥最大的效力。在修改税收制度中, 多次修改税法, 政府税法制订成本就会大幅度增加, 要做到尽量减少税法修改的次数, 以降低税法制定的成本。我国的税制改革应该尽量做到减少税法调整频率, 争取一次性纠正存在的问题, 还要注意修订过程中要做到各项具体措施公平、公正、简洁、有效以及普遍适用的原则。

(三) 建立“新型”税收征纳关系, 增强税收服务

税务部门是税收征纳的主要部门, 应做到以宣扬纳税人权利为主体、在税务部门和纳税人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信用的关系, 让公民的纳税意识、纳税理念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以税务系统本身来看, 第一, 创建纳税人服务体系, 征税主体采取各种方式和通过各种途径做到为纳税人服务。其具体内容是:免费提供通俗易懂的税收手册、提供纳税咨询服务以及配备足额称职的税务咨询人员帮助纳税人依法纳税等。第二, 以减少税收遵从成本中的交际费用为主体, 提升税务系统工作人员的整体业务素质和综合素质[4]。第三, 将税务代理中介机构规范起来, 做到持续降低遵从成本中的货币成本。

(四) 税制优化建设中融入税收成本控制目标

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来看, 税制得到相应的简化后, 不仅征管成本可以得到大幅度降低, 而且也可以降低遵从成本, 这二者呈正相关的关系。所以, 应该对税制结构进行科学的构建和税制的简化。对效率较低且税源比较小以及与目前经济发展已不相适应的小税种进行必要的消除, 减少一定的遵从成本, 对纳税人在税种之间的转移起到防止的作用;保证税收收入和拓宽税基, 可以带动各种相互联系的税种使用共同的税基;对税率档次进行必要的减少,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临界点税率逃税的情况, 对纳税人纳税手续进行精简;合并和减少税收优惠的项目, 做到减少纳税人的税收选择活动, 为降低其遵从成本奠定基础。

五、结束语

税收遵从成本对纳税遵从行为有着巨大影响, 为了我国税制良好的改革, 以税收遵从成本的角度出发, 我提出了提高税收征管效率, 降低征管成本, 促进征管成本和遵从成本间的良性发展;稳定税收制度, 降低纳税人遵从成本;建立“新型”税收征纳关系, 增强税收服务;税制优化建设中融入税收成本控制目标这四个方案, 希望我国经济能够更好更快的发展。

摘要：税收运行成本一般是由征管成本和税收遵从成本构成, 这两者之间相互作用, 对税收成本有着重要的影响。因为税收遵从成本在运行当中有着非显性特点, 所以实践部门和理论界在操作上往往忽视这一特性的存在。本文把国外税收遵从成本理论和我国实际结合起来共同探讨税收遵从成本对纳税遵从行为的影响, 并提出了降低税收遵从成本及优化我国税收制度的有效建议, 希望能给我国的税收工作者提供一些经验。

关键词：税收遵从成本,税收成本,纳税遵从行为

参考文献

[1]梁俊娇.纳税遵从行为理论及其对我国制定纳税激励措施的启示[J].税务研究, 2010, 7 (01) :121-122

[2]薛菁.税制复杂性与税收遵从成本关系探讨[J].科学经济社会, 2010, 5 (01) :110-111

[3]王宜刚, 刘龙飞.我国财政税收遵从成本影响因素分析[J].商业时代, 2011, 7 (03) :151-152

税收成本对经济的影响 篇5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县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就个体私营企业对国税贡献而言，近几年却成下降趋势，2002年个体私营经济税收为***万元，2003年为***万元，2004年为***万元，这充分说明国税宏观上对全县个体私营经济的支持。国税局征收的税种主要是增值税，加工、修理修配性质的个体私营企业税率为6％，商业性质的为4％。总体而言，可以说影响个体私营企业发展的因素很多，为此，我们结合本县国税实际，简单就影响个体私营企业发展的几个主要因素作一些探讨。

1、财政体制影响。这是因为财政预算收支是经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的法案，构成财政收入主体的税收收入又是以指令性计划即收入任务的形成，逐级下达给各级税务机关，而必须按时完成。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按经济税源设计的法定税收收入与收入任务之间必然形成很大的差距，这就把执法的税务机关置于两难境地，要么完不成任务，要么“寅吃卯粮”或“卯吃寅粮”。税务机关由于还同时受其他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如税务人员的素质、外部治税环境和执法的技术装备水平等等，反过来又影响了法定税收收入的真实、准确性，从而反映到对个体私营企业的管理时紧时松，这就必然或多或少影响了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

2、主观认识影响。长期以来，税务机关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客观公正的执法，实现最大限度的应收尽收。因为，不论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税法设计，归根结底都要落到税收收入与税务执法这一矛盾当中，而税务执法也必然会影响到经济发展。组织税收收入永远是税务机关的中心任务，加强税务执法是我们永恒的主题。虽然我们年年超额完成收入任务，队伍建设也取得了可喜成果，但也不能说这一主要矛盾已经缓解或彻底解决。之所以没有解决，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把它作为矛盾来对待，对其对立性仍然缺乏足够的重视。更没有进一步探究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什么。长期以来，我们只把税务执法作为组织税收收入的一种手段来加以运用，而没有放到税收法制建设的高度来加以重视。由于过分地突出了税收收入职能，对尚处在发展中国家之列的我国来讲，各级政府对税收收入的需求渴望与经济税源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加上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税收收入任务下达的不科学性和执行中的刚性，使得税收收入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税务执法居于从属的次要地位，其结果是对税收法制建设的影响，或多或少存在执法不公，造成企业间的不公平竞争，就必然对市场经济造成冲击。事实充分表明，在税收领域，真正实现依法治税尚任重道远。

所以在税务工作中，应是税务执法决定税收收入，而不是税收收入决定税务执法，这样才能减少对经济的影响。这对我们做好税务工作，充分发挥税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职能作用，促进税收事业在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今后工作中政府以及各个执法部门应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

一是变指令性计划为指导性计划，真正实现从以组织税收收入为中心到以公正执行税收法律为中心的转变，寓组织收入于税务执法之中。虽然税收指导计划与实际经济税源之间必然存在着差距，但对于富裕地区来讲，通过公正执法，财政预算较好平衡。但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讲，恐怕财政预算就难以平衡了，这只能通过上级财政直至中央财政予以弥补。对此中央财政更应加强宏观调控能力，进一步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对纳税人申报率、税款征期入库率、滞纳金加收率等一系列执法质量指标进行重点考核。

二是牢固树立法律至上观念。因为税法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任何党政机关及任何领导者的个人意志都不能凌驾于税收法律之上。但实际生活中除了以完成收入任务事关发票和稳定的大局之名而随意变通税法的情况外，还有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也对税务执法构成强大的干扰。来自这两方面的干预比其他任何方面的干预都要严重得多，以权代法的事例还时有发生。税法本身和执行税法的刚性也严重不足，税法至上的权威并未得到真正体现。

三是认真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确实保护纳税人的合法利益，平等地要求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我们平时经常提到“执法必严”而不是执法必公，严未必就“公”。因为严对某些对象也存在着宽与严的区别。因为不论哪个地方都有自己重点保护的“骨干税源”，而对个体私营经济这些小税源置之不理。

网络经济对国际贸易成本结构的影响 篇6

关键词 网络经济 成本结构 影响

一、我国网络经济的发展概况

我国由于网络信息技术的起步较晚，所以，我国现在的网络经济还不是十分的完善。但近几年我国的随着我国对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给我国的网络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优势，也逐渐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网络经济的市场的规模也逐年的增长。目前，移动增值、网络游戏和网络广告成为我国网络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随着，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逐渐崛起也推动着我国网络经济市场的发展。

（一）网络游戏和网络广告是营收主力

随着，互联网在我国的普及，移动增值的市场份额也正在逐步的退化。作为新兴的网络经济的网络游戏也成为市场的“领头羊”，其增长的幅度也远远地超过了传统的网络经济。与此同时，由于人们对网络的强大的依赖性，使传统的电视广告也逐渐的失去了优势，随之网络广告也逐渐的取代了电视广告成为了网络经济中的营收主力。这一巨大的改变也给我国的网络经济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二）中小网络企业对网络经济的影响逐步加深

近几年来，我国为了国民经济的增长，我国政府对中小企业采取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中小企业也在我国的市场中占据了一定的比例。同时，中小企业的网络经济在我国的市场份额在逐步扩大。这样就导致我国大型企业的网络经济在我国的市场内的竞争力逐渐的变小。由于我国众多中小企业相较于大型企业的多元化，使得我国的网络经济也不断地呈现出多元化的的趋势，这也使我国在国际贸易中拥有持久的竞争力。所以，中小企业的多元化的发展大力的推动我国网络经济的发展，同时我国中小企业的不断转型也使我国的网络经济市场得到了新的动力，给我国的网络经济市场带来了巨大的竞争有事。这一发展趋势势必会给我国的网络经济市场带来了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与此同时应该尽快的使之规范和完善。

（三）细分行业增势差异显著

随着，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机遇和威胁。造就了我国细分行业在这一背景下的增势出现了明显的差异。网络广告成为我国网络经济市场的最大动力；网络游戏随着道具收费比例上升以及玩家消费更加理性，其增势也逐步的趋于稳定。但是，其增速依然高于互联网经济整体；旅行预订大幅走低；网络招聘增幅垫底。同时随着全球经济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所以我国政府不得不采取，以内需拉动增长措施，这样就会限制我国在国际贸易的网络经济的市场的整体的增长速度，导致了我国的各个细分行业出现很大差异的发展。

二、网络经济对国际贸易成本结构的影响

（一）国际贸易的成本结构

国际贸易的成本是指一些对外出口的企业根据国家制定的一系列的相应的对外贸易的政策和国际市场的需要而来出口一些本企业的产品或者根据国内消费者的需要进口一些产品并销售给需求者时，企业所耗费的费用。这些费用就组成了国际贸易的成本。但是我国的市场经济还不十分的完善，一些外贸企业还没有真正意义上适应市场经济的观念，往往还带有一些强调进出口成本的管理的传统计划经济的色彩，所以，不会花费大量的精力来进行其他方面的成本分析与探索。这种观念使我国的一些外贸企业就很难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要求。所以，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我们应该树立成本的系统全面管理观念。因此，有必要对外贸企业成本的构成作一个明确的分析。外贸企业成本一般是由采购成本、交易成本和税金所耗费资金的总和。

交易成本主要指外贸企业在交易过程中所需的信息搜寻、合同订立和执行售后服务等方面的成本。在交易前，外贸企业为了了解交易对象和确定交易风险就会发生信息搜寻费用；在交易前和交易磋商时，外贸企业为了为获取交易就会发生包括广告宣传、租用办公场所、借贷资金、库存周转费用、贸易磋商等活动引发的费用，而这些费用就属于交易成本；商品采购的成本是指商品的定价成本和采购过程中所耗各项费用之和。

（二）应用网络前后国际贸易的成本结构比较

在网络经济的市场中，企业为了购入的电子商务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和培训相关人员的培训等就会形成固定转换成本。企业为了支付日常系统技术、安全维护等费用及网络服务费等就会产生变动转换成本。两者的总和就构成了国际贸易的转换成本。所以，在网络经济市场中，外贸企业的国际贸易成本应该由交易成本、转换成本和采购成本组成。

（三）网络经济对国际贸易交易成本的影响

1、贸易单据的传递减少使得交易成本下降

众所周知，只要交易，那么在其过程中就会产生一系列的与交易相关的信息传递。在一些传统的国际贸易的交易过程中为了使交易的相关信息顺利的流转，我们往往就会花费大量的成本来进行一系列与交易相关的纸面文件的形成、修改和传递。所以，在以往的各国的国际贸易中产生的纸面文件要以“亿”计。而在网络经济的时代，国际贸易中的电子商务以其独特的优势，使用电子单证代替传统的纸面单证，解决了纸面文件的重复率高、错漏多、效率低、费用大的缺陷。与此同时，顺应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贸易中介的减少使得交易成本下降

在传统的国际贸易中，交易链的中间，往往会有许多的独立中间商和代理中间商存在，这些中间商为了自身的盈利和發展，都会使传统的交易链的末端的顾客的商品的价格异常的高，而间接地影响企业的销售，与此同时众多的中间商也会大幅度的增加企业的运营费用。

而在网络经济的国际贸易中，在整个的交易链中只有极少的中间商甚至没有中间商。这样就可以是交易链的两端的两端进行直接交易。这样就可以不需要中间商的参与，大大的简化了交易的相关流程。所以，网络贸易带来的这一优势弥补了传统贸易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降低了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

3、贸易信息的搜寻和传递速度加快，减少交易成本

信息取得的速度和质量，对每一个企业来说都是十分的重要的。在传统的贸易方式下，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收集贸易信息。而网络世界里，我们只需要几秒钟就可以收集大量的相关信息，而且在信息的传递过程中，比起传统的邮寄、传真、电话、出差、面谈等方式，其交易成本是非常低廉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其次，交易双方均可以使用网络广告来宣传产品和树立企业形象。

4、电子结算使得企业的资金成本下降

只要交易存在，企业往往就会面临应收账款。而在传统的贸易方式中，应收账款的获得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并有可能会带来一些坏账成本。与此同时，由于这一部分资金的短缺，就会增加企业的机会成本而丧失一些盈利的机会。而互联网带来的電子结算不仅可以在网络经济的国际贸易中提高贸易效率，而且缩短应收账款的回收期，进一步减少了外贸企业的投资风险，加速资金周转率，为企业增加了现金流，也可以及时的为中小企业筹集到所需的资金。

5、国际贸易库存周转费用下降，使得交易成本下降

零库存应该是每个企业所追求的目标。库存越低，其效益就会越高，其经营风险就会越低。而在网络经济的市场中，企业为了提高经营效益，就必须的了解和分析企业自身的库存情况和最佳库存。而网络经济的时效性正好可以解决企业的这一难题，及时的应对市场的需求来找到企业的最佳库存，使其在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大幅度的降低。

6、网络经济时代国际贸易降低了客户服务成本

在互联网还没有普及的的传统经济中，大量客户的数据和信息的取得可以说是天方夜谭，所以，其成本是十分的昂贵的。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各种信息的传播速度也越来越快了。这样，企业就可以很快的与消费者交流，了解消费者的信息。在此基础就极大地提升了企业的应变能力。企业就可以针对个别用户的需要提供个性化服务，满足用户的需求。此后，企业还可以利用网络技术来收集用户对销售服务的反馈意见来形成一个封闭的回路。在这个回路中企业就可以发现自己的不足来改进其产品和提高售后服务的水平来提升自己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地位。

（四）网络经济对国际贸易采购成本的影响

税收政策对西部经济发展影响的探析 篇7

关键词：税收政策,西部经济,税收改革,优惠措施

税收处在政府与企业、个人, 中央与地方等各方利益分配的焦点上, 是各方最关心、最敏感的经济问题。理论和实践都已表明经济与税收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是客观存在的, 而且体现在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 从而使税收成为政府可以有意识地加以运用并调节经济的工具。税收调控的目的是要提高宏观经济管理水平, 提高经济效益, 促进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我国在运用税收手段调控经济的过程中, 对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全国经济的平衡发展, 个人收入差距,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历史及改革开放程度等原因致使税收政策对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影响的效果也不尽相同, 进一步分析具体原因对制定政策, 促进地区间平衡发展, 特别是对中、西部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长期以来税收政策对西部发展的影响及存在的问题

(一) 以往税收优惠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西部的吸引力

2007年及以前的税收优惠政策明显具有“区域性”、“外资性”的特征, 税收优惠范围不广, 税收优惠多局限在外商投资企业。区域税收优惠在某种程度上极大的推动了特定地区经济的发展, 但也产生了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级差。从地域上看税收优惠政策的重点是向东部地区倾斜, 围绕着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边境对外开放城市、沿江开放城市设计了多层次的地区导向型税收优惠政策, 而对于西部边远地区倾斜不多, 不利于将内、外资向亟待发展的西部地区引导。尽管内资企业中涉及地区税收优惠的内容有“老、少、边、穷”地区, 但是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中却规定了多层次的地区税收优惠, 其结果是扭曲了外商投资的地区选择, 使经济特区和沿海地区成为重要的投资市场。从目前外商投资的分布状况看, 绝大多数都集中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 外商投资的区域不平衡性非常明显, 同时对东部地区西进的企业缺乏必要的激励措施。西部大开发不仅要吸引外商投资, 更要吸引形成规模、实例雄厚的内资企业前去创业投资。

(二) 较高的税收负担造成西部地区工业成本偏高

据统计, 我国经济特区所得税的综合负担率为5%, 沿海地区为9%, 而西部地区高达15%。西部的投资环境本来就差, 在这样的税收优惠政策下就不可能与其他地区公平竞争。再加上我国仍在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 购入固定资产的进项税不允许抵扣, 使税额作为固定资产成本的一部分转移到产品成本中, 造成这些产品的销项税额中包含了部分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 从而导致了对固定资产的重复征税, 无形加重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成本, 必然导致了资本有机成本高的企业税负重于资本有机成本低的企业, 造成了工业企业税负大于商业企业。西部地区企业多以基础材料、工业能源为主, 对固定资产的进项税不允许抵扣, 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税收负担, 造成西部地区工业成本偏高, 根据测算, 到目前为止西部地区是全国四个大板块中工业平均税最高的一个地区。

(三) 税收优惠政策没能体现出产业导向

从税收优惠的产业来看, 一些主要的税收优惠措施未能与国家产业政策挂钩, 使税收优惠的产业导向不明确。西部地区迫切需要发展的是交通、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以及高科技产业, 而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对基础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重视程度不够, 致使没能解决西部地区产业失衡矛盾, 也使西部地区的资源、科研等方面的优势得不到充分的发挥, 弱化了税收杠杆对资源配置的作用, 势必会影响西部大开发中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改革开发初期, 我国吸引外资多用于非生产领域, 大多数外资项目为低水平、劳动密集型项目的重复建设, 如遍地开花的服装厂、加工厂等, 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不平衡, 使原有“瓶颈”问题更加突出。目前, 西部大开发尚处于初期阶段, 要吸取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 避免产业结构不平衡的加剧。

(四) 税收优惠手段过于单一, 优惠税种主要集中于所得税

税收优惠主要以直接优惠为主, 多集中在降低税率、减税、免税、退税等几个方面, 而允许加速折旧、投资抵扣等间接优惠的方法较少。另外出台的税收措施主要停留在所得税优惠的层面上, 缺乏流转税优惠, 尤其是地方税的优惠办法。这种单一的优惠形式和优惠税种也不利于西部的发展。因为直接税优惠主要是针对企业利润进行的, 适用于投资期短, 见效快的企业, 而对于西部发展极其重要的投资规模大, 技术水平高、经营周期长的基础设施、能源交通、农业开发、高新技术等项目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税收政策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对西部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抵挡作用, 不利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税收政策需要根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导向、区域经济发育程度及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而新一轮的税收改革顺应了经济发展的要求, 体现了在制度层面上的公平竞争, 将给西部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二、新税制改革对西部经济影响的评价

(一) 新所得税法给西部发展带来机遇

20007年3月16日, 第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企业所得税法实现了“四个统一”:内资、外资企业适用统一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并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和规范税前扣除方法和标准;统一税收优惠政策, 实行“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新税收优惠体系。

此次颁布的企业所得税法将于2008年1月1日实行, 它打破了企业税收分等级的局面, 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实现税收平等, 统一为25%, 对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 其优惠税率仍然维持在15%的水平。这将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 促进整个国民经济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 广大东部地区已积累了相当可观的物质基础, 在新历史条件下的西部大开发, 绝不应仅仅是对外资的开放, 如何充分吸收和利用东部地区的现有资本, 从现实的角度来说, 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 这次统一对内对外的税收优惠政策, 给内外资企业一个平等竞争的舞台, 并把引资的重点放在国内资本上, 使西部的繁荣最终建立在民族经济发展壮大的基础之上。

(二) 新税法对西部的新挑战及尚存的问题

新税改主要针对所得税进行了全面的调整, 给内外资企业提供了一个平等的竞争舞台, 在所得税上实行的“四个统一”对西部的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西部地区整体市场化和经济发展程度低, 基础设施薄弱, 地区间自然、社会、文化的差异大, “二元结构”明显, 生产要素流动渠道不畅。改革开放20年以来, 与东部地区相比, 西部省区由于多方面原因, 外商投资企业起步较晚, 享受优惠政策的时间较短, 外商投资环境还处于不断完善、不断成熟状态中, 因此, 国家以两税合一为主要内容的外资企业税收政策调整必然会对西部地区及贫困地区吸引外资造成影响, 西部省区要想尽快扩大吸引外资数量、规模, 将面临新的挑战。

由于事物不仅在空间上的分布存在不均匀性, 而且在时间上的分布也是不均匀的, 因而实施开发的过程中必须同时考虑时间和空间分布上的不均匀性。这次颁布的新所得税法对地区间规定了统一的税负, 这种绝对的公平, 对于西部而言仍然具有相对的不公平性, 其原因就在于东部地区改革开发比较早, 长期以来国家财税政策的大力扶持, 其发展经济基础和势力已相当强大, 新的所得税改革使客观存在的东西经济、技术差距将有可能进一步拉大。因此, 西部与东部相比无论空间上还是时间上, 都不可能处在平等的位置, 国家应对西部的发展给予更强有力的扶持以及政策上的倾斜, 避免“马汰效应”的进一步加深。

三、进一步调整税收政策的思路

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采用优先发展东部的战略, 其政策倾斜、资金投入、税收优惠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进入新世纪, 国家转变投资扶持思路, 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 也相应的给予了西部地区政策、税收和资金方面的支持。近几年中、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其工业增加值、投资额同比增长率、地方财政收入同比增长率、总资产贡献率都平均高于同期的东部地区, 但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 还没有形成被广大民众完全分享的机制, 人均居民收入也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元结构突出, 历史遗留以及改革的时滞效应等因素仍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影响东西部经济的均衡发展。因此, 税收政策的改革与修订, 应在兼顾公平的基础上, 对西部地区给予阶段性的特殊优惠, 以利于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尽快提升层次, 缩小东西差距。

(一) 在西部地区率先深化增值税改革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中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的比重较大, 而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大, 外购原材料消耗所占的比重低, 抵扣少, 从而加重了西部地区企业的税收负担。率先进行增值税转型试点, 在原材料和能源企业中将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 允许抵扣固定资产所含的增值税税金, 以促进西部企业发展。实施消费型增值税, 从短期来看会减少国家税收收入, 但从长期来看, 能促进技术进步, 实现西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 适当提高西部企业购进农产品和交通运输费用的抵扣比例

目前税法规定, 农产品可按不含税价的13%抵扣进项税额, 交通运输费按7%进行抵扣。由于西部地区多为农业大省, 农产品初级加工企业多, 交通线长, 而且交通设施落后, 企业的交通运输费在营运成本中的比例较大, 提高这两项抵扣比例可降低增值税税负, 增强其获利能力。

(三) 加强税收优惠政策的产业和科技导向功能

基础设施薄弱, 产业结构不合理, 产品科技含量低等是当前西部经济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因而税收优惠政策倾斜的重点, 应考虑对基础产业、生态和环保产业、资源开发和深加工产业、特色产业、优势产业、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给予大量优惠。例如可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生态产业等出现的风险损失准予在税前列支或从当期应纳所得税额中扣减, 而对原材料消耗高、环境污染严重、销售不畅、经济效益差的产品或行业, 不给予任何税收优惠政策, 充分发挥税收优惠政策的产业和科技导向功能, 推动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快速发展。

(四) 开征环境保护税, 加大对西部环境的保护力度

东部地区的发展走了很多弯路, 许多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以环境的恶化、能源的高消耗为代价的。西部经济基础相对薄弱, 在这样的情况下更不能牺牲环境,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兼顾环境保护, 在西部率先开征环境保护税, 对排放污染物或污染行为及对生态破坏行为征税环境保护税。另外, 可试行资源、环境的资产化。由于长期以来受“资源无价、原料低价、产品高价”的影响, 造成对西部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 使西部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西部开发应在坚持“在开发中保护, 在保护中开发”的开发原则下, 通过资源、环境的资产化, 加强对资源开发的补偿。

总之, 在西部大开发中, 税收的基本任务是保证西部地区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 为西部开发提供有力的财政支持。倾斜的财税政策正是通过直接作用于投资来影响经济的发展。政策优惠越多, 税收优惠程度越高, 对投资者就越有吸引力。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虽然起步时间不长, 但要总结已有的经验教训, 实现西部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一方面, 要以西部的发展带动全国经济的跨越, 使西部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成为一个新的亮点;另一方面, 在西部内部的发展中, 也要兼顾地区与地区之间、三大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 避免步别人后尘, 少走弯路。此外, 还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让西部大开发的相关政策有明确的法律保护, 保证战略规划、目标政策能够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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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北京浙江企业商会秘书处.两税并轨给民营企业带来机遇.政策导读[J], 2007, (4) :64～65.

小议总部经济对税收的不确定性影响 篇8

关键词：总部经济,税收,不确定性

总部经济是指某区域由于特有的优势资源吸引企业总部集群布局, 形成总部集聚效应, 并通过“总部-制造基地”功能链条辐射带动生产制造基地所在区域发展, 由此实现不同区域分工协作、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经济形态。目前, 全国各地都在发展总部经济, 一些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更是把引进和发展总部经济作为战略重点。之所以热情高涨, 那是因为总部经济具有其他经济形态所不具有的特点, 特别是对财政税收的影响更是明显, 这种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为此, 我们需要从总部经济形成的原因角度分析一下总部经济对区域税收的贡献和影响, 化弊为利, 从而更好把握总部经济发展规律。

总部经济是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快速进步以及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社会分工日趋精细化的结果。一些大的中心城市凭借具有的独特资源优势吸引企业将总部在区域内集结, 而把其生产加工基地向有一般资源比较集中的区域集中, 最终使得企业内部组织结构与区域资源实现最优化组合, 从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提升企业竞争力。这种“最优化组合”具体来讲, 就是充分利用不同区域的资源优势。中心城市、发达地区拥有信息广泛、临近政策决策中心、人才汇集等企业发展的战略软资源, 而欠发达地区则拥有土地、能源、劳动力等常规硬资源。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资源优势差异性较大, 通常在发达中心城市战略软资源成本较低, 而土地、能源等常规硬资源成本较高, 而在欠发达地区则是战略软资源成本较高, 土地、能源之类的常规硬资源成本较低。按照价值链分工理论, 如果企业把总部设在发达中心城市, 而把生产性基地放在欠发达地区, 可以使企业以较低的成本同时取得发达中心城市的战略软资源和欠发达地区的常规硬资源, 实现不同区域资源的重新优化配置。大量的总部企业集中在某区域, 由此必将衍生出金融、保险、管理咨询等一系列知识型服务业集群, 知识型服务业也会进一步催生其他一般服务业的发展, 进而形成服务业发展“洼地效应”, 带动区域经济繁荣。但是, 我们不能忽视这种异地优化组合对税收的诸多影响, 特别是税源不确定性。

在总部经济模式下, 企业可以将子公司、分公司创造的税收转移至总部企业, 也可以将总部企业自身创造的税收转移至其他地区的子公司、分公司, 这完全取决于企业 (集团) 的整体经营发展战略, 但无论哪种模式的选择都会对总部企业所在区域的税收产生影响。税源转移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是转移收入, 即总部企业通过建立销售控制体系 (销售总部) , 将设在其他地区的子公司、分公司的产品以低于市场价、成本价, 甚至低于成本价销售给母公司或总公司, 将销售收入转移到总部企业, 形成总部企业的收入。二是合并纳税, 此方法直接通过汇总合并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方式, 将其他地区的子公司、分公司的利润汇总至企业总部, 形成总部企业向其所在区域贡献的企业所得税。这两种税源转移方式的运用, 会使总部企业对其所在区域税收的贡献超过其自身创造的税收。

另外, 总部企业还可以通过资金的控制权、通过转移定价等方式, 将总部企业自身创造的税收, 从总部企业转移至其他地区的子公司、分公司。比如, 总部企业将研发成果低价销售给其他地区的子公司、分公司, 将其应缴纳的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中的一部分税收转移给子公司、分公司, 形成子公司、分公司向其所在地贡献的税收。在这种情况下, 总部企业对其所在区域税收的贡献可能会低于其自身创造的税收。

造成总部企业税源不确定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企业是“经济人”, 即每个企业都有其各自的经济利益, 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 都是为了获取自身税后利润的最大化, 税后利润的最大化就意味着企业成本的最小化。为了降低企业的整体税负, 企业会通过各种方式将税收转移到低税地区, 同时我国各地区适用税收政策的差异、非税政策的差异以及企业自身组织结构的调整等, 也都使这种税源转移成为可能。具体原因表现在:一是税收优惠政策及优惠期限的产业。总部企业与设在其他地区的子公司、分公司或常设机构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及优惠期限存在差异, 总部企业可以通过改变与子公司、分公司的收入结算方式, 将利润转移到低税地区。二是企业在不同经营周期所做的动态税收筹划。企业的经营周期包括初创、成长、繁荣和衰退四个周期, 企业在这四个周期的获利能力是不同的, 创造的税收也是不同的, 为了降低税负, 企业必须进行动态税收筹划。以从属机构不同形式的选择为例, 总部企业是

税收成本对经济的影响 篇9

一、东城区楼宇经济发展现状

1、东城区楼宇资源分布

截至2009年, 东城区共有楼宇184座, 其中22座为酒店、宾馆、商场等, 其余162座楼宇中, 正常经营的楼宇134座, 建筑面积590.6万平方米;单位办公楼16座, 建筑面积76.6万平方米;正在招商的楼宇4座, 建筑面积38.9万平方米;其它楼宇 (指除正常经营、正在招商和单位办公楼以外的其它具有特殊情况的楼宇) 8座, 建筑面积49.6万平方米。162座楼宇共入住单位6726家。其中, 正常经营的楼宇入住单位6685家;单位办公楼内入住单位32家;正在招商和其它楼宇内合计入住单位9家。

2、东城区楼宇资源特点

具有多元化的产权形式。从楼宇产权隶属关系看, 东城区162座楼宇中, 产权为中央单位的有54座;产权为市属单位的有39座;产权为区属单位的有13座;其它产权的56座。

所涉及地域覆盖东城区十个街道。从行政地域看, 全部楼宇分布在东城区十个街道。其中, 和平里、建国门、东直门和东华门四个街道合计拥有楼宇115座, 占辖区楼宇总量的70.9%;东四、北新桥、朝阳门、景山、安定门、交道口六个街道合计拥有楼宇47座, 占东城区楼宇总量的29.1%。

分布相对集中。从地域分布看, 东城区楼宇资源相对集中在三个经济功能区 (王府井现代化商业中心区、东二环交通商务区和中关村科技园区雍和园) , “三区”共拥有写字楼79座, 占楼宇总量的48.8%。其中, 王府井现代化商业中心区拥有楼宇22座;东二环交通商务区拥有楼宇54座;中关村科技园区雍和园拥有楼宇15座。

3、楼宇经济对税收收入的贡献

根据东城区楼宇资源特点, 选取其中39座具有代表性的楼宇进行税收分析。

楼宇经济对税收收入贡献突出。2009年, 39座楼宇共有入住单位2727户, 占2009年东城区地税税源户的13.04%, 合计缴纳地税税款382355万元, 占东城区地税收入的22.61%, 同比增收52510万元, 增长15.92%, 较东城区地税总体税收增幅8.13%高出7.79个百分点。楼宇企业户均入库地税税款140.21万元, 较辖区总体户均入库税款80.87万元高59.34万元。

从税种角度看, 2009年39座楼宇营业税入库179168万元, 占营业税入库总额的28.99%, 同比增加22811万元, 增长14.59%;个人所得税入库124058万元, 占个人所得税入库总额的28.37%, 同比增加10659万元, 增长9.40%;企业所得税入库15533万元, 占企业所得税入库总额的12.32%, 同比增加3019万元, 增长24.12%。

重点行业在楼宇经济中起主导作用。商务服务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是39座楼宇内的主导行业。其中, 2009年39座楼宇商务服务业入库地税税款115742万元, 占东城区商务服务业地税收入总额的38.95%, 同比增加3380万元, 增长3.01%, 2009年商务服务业地税收入前十名中有七户为楼宇企业;金融业入库地税税款76593万元, 占东城区金融业地税税收总额的28.00%, 同比增加7404万元, 增长10.70%, 2009年金融业地税税收前十名中有四户为楼宇企业;房地产业入库地税税款95068万元, 占房地产业地税收入总额的22.34%, 同比增加33249万元, 增长53.78%, 2009年房地产业地税税收前十名中有三户为楼宇企业。

重点税源企业在楼宇中占较大比重。从重点税源企业看, 东城区2009年共有135户市级重点企业, 其中, 36户企业分布在39座楼宇中, 占辖区内市级重点企业的26.67%, 2009年入库地税税款221029万元, 占39座楼宇企业地税税收总额的57.81%, 同比增加34894万元, 增长18.75%。

重点楼宇内重点税源企业整体税负分析。企业税收负担水平的高低是影响企业生存发展及综合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也是国家使用税收政策调控市场经济走向的重要手段。对于执行国家制定的税收法律法规的基层执法机关, 税收负担水平是否与名义税率基本吻合是考量其工作水平与征管力度的重要指标。以地税机关主管主要税种营业税为例, 重点楼宇内重点税源企业2009年入库营业税86359万元, 营业税应税收入为1719381万元, 营业税税负为5.02%, 在合理区间内, 说明对重点楼宇内重点税源企业征管质量良好。

重点楼宇内重点税源企业税源质量分析。选取重点楼宇内36户重点税源企业2009年平均数据作为样本计算相关指标, 结果如下表:

上述计算结果显示企业质量同比存在较大程度的提高。总资产收益率、经营利润率较上期均有较大幅度的上升, 主要原因是受益于整体经济形势的好转, 经营效率提高显著, 本期税源总体利润增幅大于资产总额、主营业务收入增幅;总资产周转率和资产负债率与上期相比增减幅度变化不大。

二、东城区楼宇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东城区楼宇空置率较高

东城区162座楼宇总空置面积140.9万平方米, 空置率为18.6%。其中, 空置率大于40%的楼宇共有20座;空置率40%-70%的楼宇共有10座, 完全空置楼宇共有4座。部分楼宇完全空置或空置率较高造成辖区楼宇资源利用率较低。

2、单位办公楼对税收贡献较小

东城区共有单位办公楼16座, 占东城区楼宇总量的9.9%;建筑面积76.6万平方米, 占162座楼宇总建筑面积的10.1%。单位办公楼由于产权形式的特殊性, 入住的一般是总部型企业。这部分楼宇对提升区域知名度和影响力以及楼宇自身品牌价值的作用较大, 但对区域经济的直接贡献较小。

3、税收征管存在一定难度

楼宇经营场所具有隐蔽性, 且变动频繁, 造成房产所有权人的情况资料难以掌握。楼宇内实际经营者与物业管理公司的主管税务征收单位存在交叉管理现象, 造成管理信息不畅通, 对实际经营者的经营状况难以全面了解, 容易造成偷漏税现象发生。

三、促进东城区楼宇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建议

1、整合楼宇资源, 提高楼宇资源利用率

针对楼宇空置的原因, 可以有针对性地出台发展楼宇经济的优惠政策, 充分调动楼宇业主招商引资的积极性, 鼓励楼宇按照东城区产业发展规划“腾笼换鸟”, 并且对引进符合东城区产业发展要求企业的楼宇业主, 可考虑给予一定的奖励。同时, 利用各种媒体对东城区内商务楼宇进行宣传、包装, 提高楼宇对外知名度。

2、以总部办公楼为载体, 积极吸引上下游企业集聚

以东城区现有的中石油、中海油等总部办公楼为载体, 并以这些楼宇内的龙头企业为核心, 结合三大功能区的规划和发展, 通过政策引导, 有针对性地引进其上下游企业进驻, 积极促进相同或相关行业在一栋或几栋楼宇内聚集, 逐步形成一批区域性中介服务楼、金融保险楼等特色商务楼宇。

3、围绕三类楼宇, 挖掘楼宇税收增长潜力

将目前空置率低、发展比较成型的楼宇作为稳固存量型楼宇, 为其创造更为良好的发展环境, 确保税源不流失, 税收存量不减;将目前空置率高的楼宇作为调整升级类楼宇, 充分整合资源, 挖掘增收潜力, 通过主动服务和政策引导, 积极培育税源发展;将正在筹备招商的楼宇作为开发招商类楼宇, 建立与楼宇业主的互动协作机制, 强化对主导产业和楼宇经济发展扶持政策。

4、加强征收管理, 做好税源监控

一是要加强对楼宇经济税源的数据监控措施, 对楼宇内纳税户实行动态监控管理, 通过数据自动检索、比对、分析, 实现楼宇经济税源信息化管理, 从而及时有效地对辖区内纳税人的情况全面掌握, 堵塞税收征管漏洞, 增加税收收入, 有效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提高楼宇经济税收管理的现代化水平。二是要采用座谈、走访等多种形式与企业加强交流, 动态跟踪掌握企业信息;要加强对街道办事处及物业部门的联系与政策辅导, 通过这些部门的协助管理, 尽可能多渠道采集楼宇内的企业信息和房屋租赁信息, 达到有效监控税源的目的。三是要建立快速反应服务机制, 迅速办理楼宇企业正常工作审批, 确保各项工作能按时高效完成, 要定期开展政策辅导, 宣传税收法规和政策, 督促楼宇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 提高纳税人的税法遵从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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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耀东, 李耀平, 李毅.兴未艾的楼宇经济[J].经济问题探索, 2004, (8) .

税收成本对经济的影响 篇10

自新古典成长模型以来,讨论税收改变的动态效果研究便很多,而直到近代的研究,才将分析的范畴又延伸至跨代模型。在该模型中,以代表性个人的极大化行为为前提,讨论税收政策改变后所造成的影响。现有文献在假定政府部门并不从事生产活动,以及在税收结构采用比例税的假设下开展,一些结果指出,短期而言税率的提高将带来就业水平下降,以及私有企业每人实质资本提高;而就长期而言,较高的税率则会影响实质资本的成本,因而导致资本存量减少,进一步使得每人实质资本下降。税收政策的公平,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我国国税部门既是组织国家财政收入的主力军,也是落实有关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重要职能部门,在制订与实施税收政策时,应当结合实际情况,发挥出税收公平的效力,坚持执法和服务并举,发挥税收的职能和作用,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理论分析

政府预算包含收入与支出两个层面,就收入面而言,政府的收入包括有各样的税收、规费与罚金等,而其税制也可简单分为有比例税(proportional tax)、定额税(lump-sum tax)以及累进税(progressive income tax)或线性累进税(linear progressive income tax)。政府基于所得平均化的目标,对于所得税的征收,实务上大多是采用累进税的方式征收。然而以理论分析而言,由于比例税与累进税虽均具有自动平衡机能(automatic stabilizer),但因演算上比例税较为简单,故研究中大多采用比例税分析税收制度与经济成长的关系。一些研究假设政府以比例税为融通方式,讨论经济成与税收政策、所得及财富分配的关系,并指出,由于政府预算限制的设定的差异,将使得政府的税收政策对经济成长的影响显得非常不确定,而这一结果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税收政策(特别是税收负担与税收结构)不只影响资本与劳动等生产要素,也会对经济成长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因此,这些研究通过采用二阶段实证方法,处理税收负担及税收结构与经济成长的关联。此外,就公平与经济成长的关系时,一些研究以线性产出税为教育支出及医疗支出的财源融通,讨论最适税率的决定与地方经济成长的关系,并在比例税的假设下,建立起一个具效率谈判的工会内生成长模型,讨论财政政策对经济成长率及失业率的长期影响。一般而言,政府以所得税做为低技术性劳工的移转性支出财源融通时,税收政策改变与经济成长的具有显著关系。虽然,文献中有许多的关于税收或财政政策与经济成长关系的探讨,但是整体来看却发现这些研究大多建立在比例税的假设前提。但是,事实上早有许多理论或实证的文献曾指出,平均税率与边际税率对经济的影响效果有很大差异。边际税率的高低对于一个新的投资计划所产生的报酬有重要影响,而非平均税率。一些学者也针对多个国家,以平均税率及边际税率的资料,分析其对经济成长的影响,同时也将平均税率及边际税率对某以特定年份的每人所得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得到:平均税率的系数值为正,表示所得越高,其负担的税负也较高;而边际税率的系数值则为负,显示在平均税率既定的前提下,其对经济成长则为负面影响。另外,平均税率与边际税率对于个人的决策有着不同的影响效果,所以,区分两者是一件重要的事。

三、税收政策的公平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基于线性累进所得税分析的新思路

因此,随着社会的多样化,经济环境也日趋复杂,若仍以比例税进行对经济成长的相关分析,恐怕会高估(或低估)许多政策效果。因此,本文认为应基于以下五点,重新以累进税替代比例税,检验政府的税收政策对经济成长的影响。而为了更具体说明,以下本文均以线性累进所得税(linear progressive income tax)做为累进税的代表。

第一,在比例税中,平均税率与边际税率相等,且为一固定常数。但是线性累进税的特色在于边际税率虽固定,然而其平均税率却会随所得增加而提高。第二,比例税忽略负定额税(negative lump-sum tax)效果。在比例税下,消费者的可支配所得为:(1-τ)y (1)。但在线性累进税下,消费者可支配所得(d y)为:yy Ed=(1-τ)+τ(2)。式(2)等号右边第二项为税率(τ)乘上每人的扣除额(E)。当个人在申报所得税时,每个人都会有此固定的扣除额,若所得高于这一扣除额,则需按累进比例课税,因而这种每人固定的扣除额就是一种“负定额税”。因此,比较上述两式可知,传统以比例税进行分析时,将低估可支配所得。第三,在相等税收下,由于线性累进所得税考虑了所得减免的部分,因此其边际税率将高于比例所得税的边际税率。第四,我国目前各种税目中,所得税、遗产及赠与税、地价税及土地增值税均是采用累进税制。第五,就个别纳税者而言,在比例税下,每人的平均税率相同,然而在线性累进所得税下,高所得者将有较高的平均税率,反之,低所得者将负担较低的平均税率。因此,以线性累进税制进行分析除了与实际现况较为相符外,更较比例税制符合“公平”精神。

此外,税收的征收会经由税前与税后报酬的差异而扭曲市场价格机制,使得民间的资源配置发生改变,进而对要素的累积及全面效率发生负面作用,而这种影响程度将视替代效果(由边际税率反映)与所得效果(由平均税率反映)而定。有鉴于此,本文认为若采用线性累进税进行分析,将可较全面地讨论税收政策与经济成长的关系,同时也可在更具“公平”的考量下,探讨税收政策改变对经济成长的影响,因而可认为是“公平”与“效率”兼具的分析。

2、相关性分析

本文主要是站在一个较符合公平理念的线性累进税制下,分析税收政策,如:讨论税率永久性提高以及暂时性提高对经济体系的影响,并与传统比例税制进行比较。通过对传统理论的总结归纳,本文支持以下结论结论。

首先,当政府部门决定永久性提高税率时,若税制为线性累进税,则在消费者接收到税率即将会提高的时刻,私有企业的消费将会减少,这项冲击低于在比例税制下的影响,显示在比例税制下有高估税率提高对私有企业消费的冲击。在之后执行税率提高的时段内,由于资本的报酬尚未下降,故在预料到资本的报酬即将下降时,私有企业资本会增加,因此使得私有企业消费与实质资本比及公私有企业实质资本比均会下降。而当税率真正提高之后,私有企业资本也将会因为税后报酬下降而减少,同时也因为私有企业资本减少使得产出减少,致使政府部门税收下降而无法扩增公部门资本。

其次,若政府部门采用的是暂时性税率提高,则在宣告的时刻,私有企业消费会瞬间减少,但这项冲击较永久性提高税率要低。另外,在宣告之后,执行税率提高之前的时段内,私有企业消费与实质资本比及公私有企业实质资本比均呈现下降;然而,在执行税率提高的时段内,私有企业消费与实质资本比则呈现止跌回升的趋势,公私有企业实质资本比则呈现混沌状态;待税率重新回复到原先水平之后,私有企业消费与实质资本比又转而呈现单调地下降,而公私有企业实质资本比则呈现单调地增加。

再者,若以对私有企业扭曲相同的前提下,比较降低免税额及提高税率两项政策方案时可知:在政策宣告至执行前的时段内,由于资本无法瞬间调整,所以采用降低免税额对消费的冲击小于提高税率;而在政策执行的时段中,采用降低免税额的方案将使得私有企业消费与实质资本比缓慢下降,公私有企业实质资本比则逐渐增加;反之,采用税率提高的方案则会使得私有企业消费与实质资本比由较低的水平逐渐上升,而私有企业实质资本比则逐渐减少。因此,在政府税收政策对私有企业造成的扭曲相同时,采用降低免税额的措施在短期内对私有企业消费的影响较小,而长期下对公私有企业的实质资本比也较为有利。因而,若政府部门着眼于眼前局势,则采用免税额降低的方案应优于提高税率。

四、税收政策公平性在经济增长中的发挥

一是内部加强法制培训教育,提高执法人员素质。针对执法者执法手段不硬不敢执法的问题,开展法制教育,提高执法人员法治意识,克服畏难情绪,增强执法者的事业心、责任感;要求执法人员熟知国家税法、行政法规和执法程序,提高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坚决制止干预税收执法的行为存在,绝对不能手软、脚软,抵住“说情者”带来的压力,体现“法治、公平”的原则,为执法工作水平的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是建立税收征管法律体系。税收征纳行为要以税收法律为准绳,其前提就是要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建立与我国国情相符合的,反映税收征管规律的,科学严密、切实可行的税收征管法律体系,使税收征管全过程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首先要尽快出台《税收基本法》,明确规定主体与客体的权利、义务、执法程序等。进一步完善实体法,使税收条例尽快上升为法律,以便于征管。其次是要适时制定统一规范的税务违章处罚法,税务代理法等,以制定切实可行的税收执法工作规程,对执法对象、执法权限、执法程序等加以规范,税务机关必须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税收征管活动,进一步明确规定税收征管各环节的法律责任及执法依据。

五、小结

税收公平执法任重道远,在全球化经济环境日益成型的今天,不平等的税收必然带来国际认同的歧视规则,从而影响经济一体化进程,影响中国政府在世界上的国际形象。税务部门今后应加强和地方党政部门联系,及时有效地制止地方保护主义,加强扩税协税网络建设,加强与财政、工商、银行、审计及公、检、法、司等部门的联系,加大税收执法力度,严厉打击涉税的违纪违法行为,加速信息化建设,切实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广泛深入地开展税法宣传教育,增强纳税人和全社会的税收法律意识,努力开创法律完备、执法规范、监督有效、护法有力、文明服务的依法治税新局面。

摘要：税收政策的公平性是企事业组织普遍关注的问题,也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重大的影响,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鉴于当前理论层面研究的薄弱,本文提出创新型的探讨思路,并给出相应的研究结论,进而探讨了税收政策公平性在经济增长中有效发挥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