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郊区

郑州市郊区（精选八篇）

郑州市郊区 篇1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调查对象为兰州市郊区7～17岁的男童。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 将全市郊区分为近郊、远郊两层, 随机抽取2所小学, 1所中学的男童。在上述学校中随机抽取若干班级进行整群检测, 共抽取576名目标对象, 进行超声波测定睾丸大小, 收集第二性征数据。

1.2 调查方法

1) 检测于2011年5月至2012年10月进行, 第二性征、超声检查睾丸大小均由经过训练的医生进行, 并由专人负责专项测定。 超声波测定仪器采用美国通用公司产LOGIQ400CL型彩超仪, 探头频率7.5～9MHz。

2) 受检者用手将阴囊向上托平, 并予以相对固定, 右手持探头测得左右睾丸的长径和短径。长径:纵向断面图显示出较清楚的睾丸和附睾的轮廓后, 自睾丸的上缘即附睾头的下缘测至睾丸的下缘 (最大径线) 。短径:在测量睾丸长径的纵断面或横断面图上, 睾丸的前缘测至睾丸的后缘 (最大径线) 。阴茎测量:取阴茎自然下垂状态, 从阴茎跟部到阴茎头尿道外口处的直线距离为阴茎的自然长度 (以cm表示) 。阴毛:按Tanner法分为5期。Ⅰ期无, Ⅱ期稀少, 分布于阴茎根部, Ⅲ期卷曲, 蔓向阴阜, Ⅳ期卷曲增多, 增粗, Ⅴ期成人菱形分布。

1.3 统计方法

采用SAS 9.3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本数据呈现非正态分布, 采用中位数 (四分位间距) 表示, 其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进行分析, <0.05即认为两组间有显著性差异, 同时进行相关性分析。非正态分布的数值的参考值用 2.5百分位数和97.5百分位数表示。

2 结果

2.1 不同年龄段睾丸各轴的参考值

睾丸长度测量:各年龄段睾丸长度测定结果见表1。统计结果显示10岁以前睾丸长度无明显变化, 10～17岁组间睾丸长度变化明显 (P<0.0001) , 证实睾丸增长迅速, 提示睾丸进入快速增长期。经spearman相关分析睾丸长度与年龄有相关性 (P<0.0001) , 睾丸的长度随年龄的增大而增长。

2.2 第二性征与睾丸大小的关系

2.2.1 睾丸长度与阴茎长度呈明显的正相关性

较阴茎提前1年左右, 阴茎长度与睾丸长度测定结果见表2, 阴茎长度不同, 睾丸左侧长轴、左侧短轴、右侧长轴和右侧短轴长度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睾丸长度与阴茎长度呈明显的正相关性。

2.2.2 睾丸长度与阴毛分期呈明显的正相关性

按Tanner法将阴毛分为5期, 睾丸左侧长轴、左侧短轴、右侧长轴和右侧短轴长度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 见表3。睾丸长度与阴毛分期呈明显的正相关性。

2.2.3 睾丸长度与阴囊着色呈明显的正相关性

阴囊着色不同, 睾丸左侧长轴、左侧短轴、右侧长轴和右侧短轴长度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 见表4。睾丸长度与阴囊着色呈明显的正相关性。

3 讨论

睾丸的大小是衡量男性性发育的重要指标, 其发育状况有可能影响性功能及生育。因此要对睾丸发育是否正常做出准确判断, 首先必须对患者睾丸大小进行准确的测量, 然后再与该年龄段正常参考值比较才较为合理。阴茎的发育与睾丸的生长发育密切相关, 相关报告不多。我国目前尚无具有代表性的儿童青春期发育数据, 诊断个体性发育也没有自己的标准。既往测定睾丸大小多用睾丸容积模具测量法和衡量测器法等旧方法, 容易受阴囊皮肤厚度、阴囊内脂肪垫及附睾等因素影响, 只是个估测值, 准确性及重复性差。超声波具有良好的方向性, 在人体不同组织和器官传播时即有反射、折射和吸收的现象, 根据示波屏上显示的回波距离可准确测量睾丸大小, 为判断男童青春期发育提供相关依据。同时超声波测定睾丸大小具有以下优点:1) 方法简单、无创, 可重复性强, 快捷、准确、价格相对低廉、容易普及。2) 可准确测定睾丸大小、位置, 还可及时发现是否有占位, 血供情况。

睾丸类似椭圆球体, 是男性的性腺, 睾丸容积的95%均由曲细精管构成, 与精子的质和量相关尤为明显, 有报告显示睾丸体积与精子密度及正常形态精子的百分比呈正相关, 与精液容量或活动力百分比无关, 不育男子的睾丸体积明显较小, 有报告显示睾丸体积的临界值为12ml, 国内有报告认为成, 人睾丸体积小于10.15ml, 临床应考虑其生精功能将低于正常, 可见睾丸的体积也是重要的性发育指标之一。

通过对兰州市郊区7～17岁576名健康男童采用超声波测定睾丸大小, 收集第二性征数据。其中超声波测定睾丸大小所得数据符合男童性发育规律。本研究从表1统计结果显示, 10岁以前睾丸长度无明显变化, 10～17岁组间睾丸长度变化明显 (P<0.0001) , 证实睾丸增长迅速, 提示睾丸进入快速增长期。同时, 根据非正态分布的数值用中位数小于2.5百分位数和高于97.5百分位数的睾丸大小可判断性发育情况, 为性发育迟缓和性早熟提供诊断依据。进入青春期身体各系统器官的发育中, 最为明显的是生殖系统的迅速发育成熟。各生殖器官及第二性征的发育遵循着一定的规律。男童12周岁左右开始睾丸增大, 继之阴茎增大, 阴毛和腋毛出现, 胡须和喉结现出, 声音变粗、低沉, 最后出现遗精。其中睾丸增大是男童青春发动的最早征象。根据表2～4得知阴茎长度、阴毛分期、阴囊着色等第二性征均与睾丸大小呈正相关, 也与上述性发育规律相符。

综上所述, 超声波测定睾丸大小可以取代以往的旧方法。其结果能更好反映男童性发育的规律。本方法容易普及, 可重复性强, 无创, 并可发现占位、鞘膜积液等其他疾病。

摘要：通过对兰州市郊区7～17岁健康男童采用超声波测定睾丸大小, 为判定临床青春期发育指标提供科学依据。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 对576名目标人群分11个年龄段, 超声波测定睾丸大小, 收集第二性征数据。获得不同年龄段睾丸大小的参考值, 显示第二性征与睾丸大小呈正相关。超声波测定睾丸大小准确, 可以取代睾丸容积模具测量法和衡量测器法等旧方法。

关键词：超声波,睾丸大小,参考值,第二性征

参考文献

郑州市郊区 篇2

采用单项污染指数、单项平均污染指数、算术均数、加权均数、内梅罗污染指数法、聚类分析评价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广州市郊区土壤重金属Cu,Pb,Zn,Cr,Ni,Cd,As,Hg污染进行评价.从单项污染指数频率分布可以看出,8种重金属中Hg的污染频率最大,即轻污染、中污染和重污染的出现频率都较大,分别为25.4%,9.3%和16.1%;其次是Cd和Zn,也出现了较高频率的轻污染、中污染和重污染.聚类分析法将8种重金属共分为4组,第1组包括Pb,Ni,As,Cr和Cu,第2组、第3组和第4组分别是Zn,Cd和Hg,这4组的污染指数逐渐增大,并以Hg的污染指数最大.主成分分析中的前2个主成分就已经能解释信息的67.81%,尤其是第一主成分,它能解释接近50%的.信息量.第一主成分主要反映重金属Cu,Pb,Zn,Ni,Cd,As和Hg的富集程度,第二主成分主要反映了重金属Cr和Ni的富集信息量以及Hg的释放信息.

作 者：柴世伟 温琰茂 张亚雷 赵建夫 CHAI Shi-wei WEN Yan-mao ZHANG Ya-lei ZHAO Jian-fu  作者单位：柴世伟,CHAI Shi-wei(同济大学,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200092;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广东,广州,510275)

温琰茂,WEN Yan-mao(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广东,广州,510275)

郑州市郊区 篇3

社区商业是指以地域内和周边居民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商业形态。是以一定地域的居住区为载体,以便民、利民为宗旨,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满足居民综合消费为目标,提供日常生活需要的商品和服务的属地型商业。社区商业和其他商业形态如百货商场、购物中心等都有着明显的差别,其核心的消费者来自周边社区居民。小到几间住宅底商,大到几万平方米的社区配套商业,都被大家称之为社区商业。

在城市郊区化的浪潮中,社区商业在美、英等发达国家应运而生。对于社区商业这个概念,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在美国出现,当时由于家庭汽车的普及以及城郊新建的发达的高速公路,使得城市居民大量向郊区扩散,由此产生了专门为郊区新建居住区居民服务的社区商业。60年代,英国、日本、法国等西方国家也由于居民的郊区化而出现社区商业,到70年代,新加坡的社区商业也开始大规模发展起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我国城市化和房地产成片开发的进程中,新居住社区离城市商业中心越来越远,提供居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由底层住宅改造而成的商铺大量产生,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社区商业。

一、城市郊区化的发展趋势

城市郊区化是城市离心扩散的结果,是城市人口和某些城市职能由大城市中心区向郊区扩散迁移的过程。城市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变化,在其建成区内部会形成一些经济相对衰退、房屋年久失修而残旧、市政基础设施落后、居住质量与环境较差的地区,即旧城区。由于城市中心区产生的排斥力(地价上涨、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和郊区产生的吸引力(低廉地价、有利区位、广阔空间等)等原因,大量居民迁往郊区。随着人口和工业外迁,零售业、批发业等商业性服务也迁往郊区。另外,房地产开发商也因有利可图而在郊区大规模置地建房,甚至部分金融业和办公业也因郊区低房租、低税收而选择郊区。比如在美国,各大城市的郊区已经成了“中产阶级”集中居住的所在。空气清新、风景优美且社会治安情况较好的郊区成为许多城市居民向往的居住地。而发达的交通工具,特别是私人汽车的普及,也使得人们可以住在郊区而工作在中心区。

中国的住宅空间拓展也将符合这一规律。近年来,中国许多大城市中的居民纷纷迁往郊区居住,郊区的住宅和商业地产开发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二、郊区社区商业地产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 开发:缺乏规划

任何商业地产项目的开发,都离不开政府政策和城市规划,作为滞后发展的郊区商业地产开发更是如此。社区商业地产涉及到相关产业经济、人口数量、消费水平、市场容量、业态选择、商品定位、商业运营等综合考量。因此,社区商业地产的建设与城市的和谐发展息息相关,加强城市社区商业开发建设的宏观管理和统一规划是必需的选择。但目前,我国很多城市社区商业网点的规划还没有纳入到城市规划这个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划范畴之中。尽管各地省会城市已经做了城市网点规划,地市级,也就是二三级城市正在做这个规划,但是这些规划还没有产生具有城市规划同等的法律效益。而从开发商的角度,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不可能站在地区商业平衡的基础上进行建设,只是从本位的角度出发,力求最高的资金回报。网点建设规划缺乏政策约束,加上开发商逐利的本性,必然导致盲目无序的投资开发。从宏观上讲,直接影响了我国商业网点布局阶段性、地域性的平衡。在商业业态的结构选择上,又多是购物和餐饮,缺少休闲、娱乐、健身以及综合消费的商业设施。布局失衡、业态趋同不仅无法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更为严重的是加剧了同业间恶性竞争,使得社区商业地产建设脱离了商业发展的需要,超出市场实际需求和购买承受能力,浪费了宝贵的社会资源。

2. 建设:市场定位不明

定位不准是当前社区商业地产的主要问题之一。目前,很多社区商业项目的定位与开发沿用了住宅定位与开发的模式,思路上存在偏差。由于忽视了商业地产的专业性,一方面未进行专业的市场研究,对区域的需求估计错误,另一方面没有从当地消费者的角度进行项目的开发设计,结果导致选址失当,定位失准,由此引发网点店过剩,重复建设等一系列矛盾,为后续经营带来了隐患。

3. 销售:急功近利

商业地产开发比住宅开发具有更高的收益性。一般情况下,商业地产开发成本比住宅高60%~80%,但售价却是住宅的2~3倍。此外,与其他房地产产品不同,商业地产不会因房龄增长而降低其投资价值,好的商业地产因其稀有性,会随着商圈的发展成熟而不断升值。承租户对商业地产的装修投资、盈利预期以及长期规划,决定了商业地产租约的长期性和稳定性,这都使得商业地产受到开发商的青睐。现在很多地产商急功近利,抱着“卖完就走”的经营思路,以售代租,希望“开发—出售—再开发”的循环周期越短越好。只注重前期开发并尽量缩短开发周期,项目建成后能租则租、能卖则卖,至于项目是否适合经营则根本不予考虑。商业地产建设项目和建设后的整体运营出现严重脱节。由于缺乏整体的经营主体,开发商只能将商铺卖给中小投资者以便回笼资金,中小投资者再根据自己对市场的判断进行经营,经营主体多元化不可避免出现混乱的局面。开发与经营的脱节,导致物业经营存在很大的风险,最终将降低社区商业地产本身的价值。

4. 经营:散乱无序

我国社区商业地产开发运营模式主要以出售为主。开发商往往把社区商业地产作为房产的附属物、配套建筑,以传统住宅开发的惯性作用和思维定式来开发,缺少售后经营管理经验,任其自然发展,很难形成配套齐全、经营有续发展、品牌化程度较高的社区商业。分割出售模式下,开发商一般不涉及商业项目后期经营管理,可以快速回收投资,进而实现短期套现减轻资金压力,并且无需承担后期经营的压力和风险。但这种商铺零售的方式往往为日后的商铺经营种下祸根。开发商将项目部分或全部出租给投资者后,缺乏对项目的整体控制能力,很难把握未来入住经营商户的档次和品位以及对整个项目的影响,导致商场经营杂乱,管理不善,最后出现街头“大排档”的局面,实际回报与预期收益相差甚远。这不仅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带来较大的投资风险,也在空间上限制了社区商业的发展形态,还会损害开发商的形象,对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三、郊区社区商业地产的开发运营策略

1. 进行科学、统一的规划,合理确定位置、规模,因地制宜地发展社区商业地产项目

城市管理部门和商业管理部门必须进行科学的商业网点规划,保证各类社区商业项目在数量和结构上的协调,避免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盲目开发;同时,社区商业地产项目建设应该结合当地的风俗习惯、文化环境、产业优势和历史传统,使商业地产的发展与城市建设、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相协调。

在项目建设之初,社区商业地产开发商应深入了解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商业形态以及市场需求状况,以此确定开发规模、业态组合和目标市场。避免盲目开发造成投资失败和资源浪费。在目标市场定位中,要注意突出个性和特色。尤其在商业设施密集区,更要注意错位经营和异质化竞争,必须将市场细分,避免“千店一面”的重复经营。

在社区商业地产项目选址时,要对各时段的人流量、主要客户群等进行详细调研。同时,还要仔细研究政府规划,了解城市发展方向。要根据地理位置选择店型和规模,在城市的副中心应选新兴业态,在郊区,尽量选聚人气的业态等等。

2. 加强郊区社区商业地产开发项目前期策划工作

对项目进行准确的产品市场定位、加强产品策划力度、进行经济测算。市场调研要求明确区域市场宏观环境调研方向、把握区域市场及项目地块调研重点、细化消费市场调研对象;深入分析项目竞争力、研究同类标杆项目、综合评定项目整体定位,确定项目的盈利模式;产品策划要求准确把握产品设计理念、提供权威的产品设计建议;经济测算包括严格的投资估算和财务评价。其中,市场调研是社区商业地产项目前期策划的基础,定位是核心,产品策划是定位的实现,测算是检验。

3. 改变传统的社区商业地产销售运营模式

我国社区商业地产开发运营模式主要以出售为主,开发商一般不涉及商业项目后期经营管理。近年来,内地开发商借鉴香港特区经验,逐渐引入了租售结合的方式,即开发商将将社区商业中最具升值发展潜力的物业留作自己经营,将发展潜力较小、比较零散的用来出售。这样既可以及时回收部分开发资金、分散开发风险,又能获取长期稳定的租金收益,同时对整个社区的商业业态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但是这种方式存在经营权不集中的缺点,不利于社区商业的统一规划和集中管理。从国外社区商业的经营管理经验来看,统一的经营管理可以合理安排业态,共享信息经济利益,降低个体商户谈判和签订经常性契约的费用,充分发挥专业化分工的优势。就我国目前来看,从落实社区商业的整体规划、保持合理的业态结构、提升社区品质等角度出发,潜心打造优秀住宅及配套商业产品的开发商不应为追求资金的快速回笼而出售社区商业,至少应在一定时间内保有对社区商业进行统一经营管理的权利,待业态基本成熟、社区商业公共服务功能基本完善后,再考虑出售。因此,售后返租、只租不售、先租后售都是可考虑的销售方式。

售后返租方式比较适合产权式商铺。对开发商来讲,其最大的优点在于回笼资金迅速,企业经营风险小。对业主来讲,不用直接进行经营管理,还能获得稳定收益。成功的产权式商铺大多是开发商在业态定位规划等方面具有主导地位,与业主签订严格的授权合同,统一租赁时间,委托专业的经营管理公司进行运作。只租不售便于开发商统筹规划社区商业,充分挖掘社区商业价值,从而提升住宅的内在价值,有利于住宅的销售,为楼盘后续开发以及企业的品牌建设打下坚实基础。但是只租不售对开发商的社区商业经营管理水平要求较高,且社区商业从开业到旺场需要一段培养期,因此,资金的投资回收期较难控制,收益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先租后售方式,即开发商先期将适合社区品质和居民需要的商家和业态引进来,待社区商业基本定型后再出售社区商铺。这种方式既可以让开发商控制社区商业的业态与业种,使之布局更合理,并帮助投资者和经营者规避风险有序经营,从而保证社区商业品质,又可以回避长期经营管理风险,不失为一种平衡利益与风险的最佳选择。总的来讲,不论是开发模式的选择,还是销售方式的选择,均需要结合项目自身的特点、开发商的资金状况和开发企业自身的发展战略等因素综合分析判断。

4. 充分认识物业管理对郊区社区商业地产价值的提升作用

社区商业物业作为一种商业经营场所,其物业管理企业面对的服务对象是业主、租户和顾客,其中,租户和顾客群是流动的,不断变化的,且来源不同、构成复杂,因此物业管理服务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商业物业的商誉。而且现代商业物业其运作模式流行“六位一体”,即投资者、开发商、商家、专业运营商、消费顾客和政府共同参与,实现各方利益平衡,达到多赢目的。一旦物业管理机构在管理服务方面出现差错,导致租户或顾客不满,将对物业商誉产生极大的影响,可能因此失去租户或顾客,导致物业的贬值。

由于社区商业物业常常会有社会活动和商业活动的举办和进行,因此物业管理企业和管理者要有较强的活动策划能力、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并要与当地及周边地区政府机构、社会组织保持良好的沟通和合作关系,从而提高业主的品牌形象和社会影响力,聚集人气,吸引客流,提升物业的档次和价值,实现物业高投资性和回报性。

参考文献

[1]杨茂盛刘慧:商业地产的土地需求和供应问题.《商场现代化》,2009年1月(中旬刊)总第563期

[2]谢成龙:社区商业发展所遭遇的五大瓶颈.《中国房地信息》,2009年第6期

[3]陈如勇:城市郊区化与郊区房地产开发.《城市开发》,2000年第10期

郑州市郊区 篇4

由于城郊区具有城乡、工农相互交叉影响的特征, 城郊区对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重要地位, 它既是新型城镇化的辐射领域, 又是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区域。然而, 目前城郊区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如城市和工业污染转移加剧、土地资源日益稀缺、环境容量越来越成为制约因素、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日趋严重等。在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起纳入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背景下, 实施环境经济协同发展战略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内涵。城郊区如何既实现经济发展, 又保护好生态环境, 统筹协同是重要前提[1]。因此, 城郊区环境经济的协同发展, 既是新农村建设应对环境挑战的有效手段[2], 也是建设农村生态文明和保障生态安全的重要内容。

系统梳理典型地区关于环境经济协同发展的经验举措, 总结、提炼一般意义上城郊区环境经济协同的基本路径, 可为其他城郊区提供有益的借鉴。作为大都市郊区的成都三圣乡和都江堰在新农村建设方面的实践, 在推进环境经济协同发展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因此以其为案例对实践进行总结和理论分析, 寻找适宜于城郊区的环境经济协同发展之路。

2 成都城郊区环境经济协同发展的实践探索

2.1 三圣乡和都江堰的基本情况

三圣乡 (2004年底改为“三圣街道办事处”) 位于成都市东南部, 坐落在素有“中国花木之乡”之称的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总面积约10km2, 距成都市区二环路约5km。经过多年的努力, 三圣乡探索了一条建设城郊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道路, 形成了“五朵金花”的典型经验。都江堰市位于成都平原西北边缘, 幅员面积1207.5km2, 其中山地、丘陵和平原面积的比例为54.3%∶11.5%∶34.2%, 距成都中心城区40km。2009年都江堰市被列入四川省新农村建设整体推进市后, 在统筹城乡发展、发展现代生态农业、持续化发展等方面开创了新农村建设的新格局[3]。三圣乡和都江堰根据紧靠城市的实际, 利用区位和资源优势, 结合自身的特点, 在城乡一体化、乡村旅游带动经济、发展绿色产业发展、农业多功能性发挥等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同上走出了一条有效的路子, 对其他类似的城市郊区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同发展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2.2 三圣乡

充分利用紧靠城市的区位特点依托自身资源优势确立发展思路:各地区的区位和基础各不相同, 依托的城市规模、功能特点也大相径庭, 如何根据本区域的基础条件和区位特点, 探索适宜的发展道路, 成为每一个城郊区面临的课题。三圣乡按规划不能用作建设用地, 农业产值比例低, 农民人口比例小, 土质也不适宜种植粮食作物, 但当地农民种植花卉的历史较长, 本地土壤也很适合鲜切花成长。由于靠近成都, 该地一直是成都的蔬菜供应基地, 同时城市居民有越来越高的出外郊游、放松心情和休闲娱乐的需要。正是全面分析自身优势和区位特点的基础上, 三圣乡利用下属的红砂村、幸福村、江家堰村、驸马村、万福村五个村, 分别打造出了花乡农居、幸福梅林、江家菜地、东篱菊园、荷塘月色的知名品牌———“五朵金花”。通过做足“花”的文章, 将鲜切花销售、乡村旅游、观光休闲、文化产业、酒店餐饮等结合起来。“五朵金花”涉及的都是对环境影响很小和可控的产业, 无疑为环境经济的协同发展奠定了基础。

体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兼顾的思想, 以城市化和景观化为特色建设新农村:三圣乡以现代城市的理念, 统筹城乡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加快完善道路、自来水、天然气和污水处理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医疗、健身等社会事业;统一城乡社保, 农民全部参加了“新农合”, 将三圣片区的农村学校统一纳入所属的锦江区教育管理体系等[4], 让当地农民就地享有现代城市文明的成果。在遵循生态规律的基础上, 景观化建设新农村。通过新建绿地, 保护湿地, 建设农业文明记忆馆、荷塘月色画意村、设计艺术博物馆等, 举办“梅花节”等集聚人气、传播文化等活动, 使“五朵金花”呈现出各具特色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城市化和景观化为特色建设新农村的思路, 契合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兼顾的思想, 也顺应了新农村建设中的发展趋势。

以传统农业为基础, 带动旅游业的发展:一般意义上讲, 传统农业是低效率的, 其发展对农药化肥的依赖性强, 对环境的影响也较大。三圣乡在新农村建设中, 以农业现代化为发展趋向, 促进传统农业向以乡村旅游业为重点的休闲经济发展, 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三圣乡充分挖掘“五朵金花”的品牌价值, 发展乡村旅游, 推出了观花、赏景、亲身体验等多个旅游项目, 具备了吃喝玩乐等多种功能, 满足了游客的不同消费需求。目前“五朵金花”已成为一个以观光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为主题, 集休闲度假、餐饮娱乐、商务会议等为一体的城市近郊生态休闲胜地[7]。三圣乡的“五朵金花”通过发展乡村旅游, 增加了农民收入, 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环境, 改变了农民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 形成了有利于环境经济协同发展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2.3 都江堰

积极发展乡村旅游, 促进传统农业向休闲经济的转化:都江堰以乡村休闲观光体验旅游为重点, 依托山水, 突出“旅游”的特性;以休闲旅游为主导, 深入挖掘文化资源, 以特色求发展;整合各类资源, 创新工作理念和工作方式, 不断创建优势品牌, 努力做到“田”、“园”、“游”的有效整合。同时, 强化生态环境保护,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发挥旅游产品的参与性、娱乐性和养生性等多方面的功能, 全面满足各类不同游客个性化的旅游需求[5]。在区域布局方面, 主要划分为7个休闲观光旅游区, 并突出各自的功能:如山水文化旅游区, 以景点游玩、农家休闲为主要方式;田园风光旅游区, 以观赏园林花卉、体验农家生活为主和以体验传统农业生产、欣赏农田风光为主;原生态观光旅游区, 以贴近自然、浏览自然风光、观赏珍稀动植物、体验山区农村生活为主;道教文化与佛教文化旅游区, 以感悟道家文化、佛教文化、体验农家生活为主;会务休闲旅游区, 主要开展会务休闲、体验农事活动为主;莲花湖旅游区, 主要开展休闲、体验农事活动为主;特色种植旅游区, 以特色种植示范园区为依托, 开展以浏览园区、观花品果活动为主[6]。

遵循产业与环境和谐发展的原则, 着力发展现代生态农业:都江堰根据其产业发展现状, 围绕资源、区位和交通优势, 建设“223”工程, 着力发展现代生态农业, 即“两大主导产业”———优势种植业和乡村休闲观光旅游业, “两大配套产业”———特色种植业和生态健康养殖业, 以及“三大支撑体系”———现代农业技术、市场体系建设和机制体制创新。通过培育农产品市场、创新产权制度和引入新型技术等, 注重接二连三的产业形态发展, 提升现代农业产业化水平。在产业发展中, 以主导产业发展为核心, 以特色产业为配套, 围绕良种化、规模化、标准化和品牌化, 完善农业产业发展的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 发展循环农业, 延长农产品产业链, 增加附加值, 最终建立起设施完善的现代农业产业基地。

以空间布局为载体, 寻求因地制宜的错位发展战略:都江堰以空间布局为载体, 针对山区和平原不同的自然条件差异, 探索适宜各自的发展路子。在所属的19个乡镇, 针对各自产业优势, 选择相应的主导产业, 配套发展特色产业。依据不同产业作物的生长属性, 合理规划轮作、套作。在条件适宜的区域选择建立现代农业产业基地, 在山区和平原地区的林盘周围选择性保留传统农业种植, 实现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和传统农耕文明的有机结合, 实现生态休闲观光旅游产业的有效衔接。大力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第二产业, 积极开辟以休闲观光农业为主的第三产业, 通过第二、三产业来提升现代农业的整体效益, 形成以第一产业发展为基础, 农业加工为保障, 第三产业为派生的第一、二、三产业的联动发展[8]。在产业布局上, 根据地理环境差异布局, 在山区发展林果经济类产业和道地中药材产业等, 平原地区发展蔬菜类短周期性产业。错位发展战略, 克服了千篇一律和规划趋同造成的恶性竞争。

重视环境综合治理, 为协同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支持:环境保护是改善民生的主要内容, 也是促进新农村建设中环境经济协同发展的关键因素。都江堰按照“清洁化、秩序化、优美化、制度化”的要求, 强化环境综合整治, 把实现“村容整洁”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之一。在生态环保与建设方面, 通过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在生活污水处理方面, 在有条件的集中居住区建设人工湿地污水处理系统, 其他行政村建设生活污水排污管道, 并接入乡镇污水处理厂。在垃圾处理方面, 推广以“户分拣、村收集、镇集运、市处理”为主, 简单卫生填埋和堆肥为辅的模式, 使垃圾收集率和处理率达到98%以上。在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方面, 划分为禁养区、限养区和宜养区三大功能区, 并在空间规划上进行合理布局, 搬迁或关闭位于水源保护区和居民集中区的养殖场, 引导畜禽养殖业向土地相对充足的农村转移。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方面, 通过环境监测、农业技术培训、环境教育等多种手段, 突出科学施用化肥和农药两大重点, 不断推广病虫草害综合防治体系, 减少化学药剂的施用量;推广秸秆综合利用技术和地膜覆盖的回收处理;推行田间合理排灌, 发展节水农业, 进行种植业结构调整与布局优化;在高污染风险区优先种植需肥量低、环境效益突出的农作物等。

3 城郊区环境经济协同发展的推广和启示价值

城郊区的协同发展要深入挖掘和发挥农业的多功能性:无论是从“五朵金花”还是从都江堰新农村建设的实践探索可发现, 在城郊区的新农村建设中, 农业除了传统的生产和经济功能外, 还需进一步发挥其环境保护、文化传承、旅游休闲等方面的功能。农业功能的拓展不仅提升了农业的内在价值, 也顺应了当前世界农业发展的主要趋势。在城郊区新农村建设中, 城郊农村功能除了为城市提供基本农产品外, 其生态环境保护功能和文化传承功能的作用更加凸显, 针对城郊区农村紧靠城市的不同城市化水平, 适时合理地调整农业的空间布局和产业结构, 进一步发挥城郊农业的生态缓冲功能、生产服务功能和景观文化功能, 以促进城郊区新农村建设中的可持续发展。当然, 每个城郊区要根据其所处的区位和依托的城市规模、功能特点, 根据本区域的基础条件和资源优势, 探索实现农业多功能的具体途径。

以空间布局的形式落实城郊区的不同功能定位:如都江堰依据因地制宜的原则, 以空间布局为载体, 针对山区和平原不同的自然条件差异, 探索适宜各自的发展路子。因此, 关于城郊区环境经济的协同发展, 找准定位, 依据城郊区新农村的自身资源、环境特点和区位条件, 结合紧靠城市的需要, 做好功能定位, 并突出主体功能。充分依托各地的自然大背景, 深入分析区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趋势, 结合本地的特色发展战略, 通过空间布局来优化产业安排、项目建设和民居聚落建设, 从空间上保障环境经济的协同发展。空间布局的主要手段是进行科学规划, 重点是对现代生态农业发展、村落民居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环境综合治理和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等六个方面进行科学规划和统筹安排。一般意义上, 根据离城建区距离的远近, 把城郊区新农村依次划分为近郊区生态缓冲功能区、中郊区生产服务功能区和远郊区景观文化功能区等三大功能圈层[9] (图1) 。当然, 其他具体的功能划分要根据各地的自然、资源、区位、交通、文化等多种实际因素确定。

利用城郊区的区位和资源优势, 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相对其他区域而言, 城郊区新农村建设具有一定的优势。在新农村建设中,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同需要充分利用城郊区的区位和资源优势, 充分利用紧靠城市在交通、信息、人才、市场、资金等方面的优势, 在服务城市的发展中找准自身的功能定位。发挥示范带头效应, 率先实现包括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在内的新农村建设的全面目标, 更要在构建新型城乡形态为目标的城乡一体化上寻找出路, 重点推进城乡规划一体化、城乡产业布局一体化、城乡生态环境保护一体化、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市场体制一体化和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的“七个一体化”, 要求在产业发展、环境综合治理等方面进行整体统筹和全面部署。

4 城郊区环境经济协同发展的实现路径

根据城郊区的区位特点, 在环境经济协同发展过程中, 实施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双轮驱动战略, 深入分析城郊区的内在优势和外部挑战, 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 综合应用法律、规划、教育、科技、经济等手段体系, 直面愈加突出的环境挑战, 以形成环境经济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 率先实现环境友好型的新农村, 并为其他地区的新农村建设先行探索新道路, 形成新经验。

针对城郊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各种挑战, 努力克服城市和工业环境压力迁移的不利影响, 顺应现代城市郊区农业向环境保护、旅游休闲、体验参与、文化传承等多功能农业转变的共同趋势, 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 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环境质量改善、民生改善, 发挥城郊农业的多种功能, 以不同的功能圈层进行总体布局, 促进空间布局与农业产业功能的耦合共生, 找到环境经济协同的契合点, 在发展循环经济、资源充分利用、扶持生态服务业等方面下功夫。加大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力度, 注重生产生活污染及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 以发展循环经济为主要途径, 推动废弃物的资源化综合利用, 并把农民增收率的提高、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率和无害化处理率以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等作为协同的目标指标值;结合城郊区实际, 贯彻生态文明建设理念, 突出地域特色, 构建和谐宜居的新农村人居环境[10];以农村技术骨干、科技示范户和新型农民为培训重点群体, 推动农民整体素质的提高;通过前期的试点示范到后期的整体推进, 形成城郊区新农村建设环境经济的协同推进机制。

总体而言, 在城郊区新农村建设中环境经济的协同发展要注重发挥区位和资源优势, 结合郊区紧靠城市的一系列区情特点, 根据环境经济协同发展的基本目标和要求, 明确自身在区域大环境系统中的功能定位;以景观化和城市化为特色建设新农村, 把培育和壮大城郊优势产业作为重要支撑条件;在服务城市的过程中, 寻求自身战略的突破点;注重发挥经济生产、生态保障、景观休闲、文化体验等农业的多功能性, 着力发展现代生态农业, 重视发展乡村旅游等绿色产业;以农村饮水安全、农业污染面源控制、生活污水处理、生活垃圾收集贮存清运和处理、畜禽养殖污染综合防治、工矿污染预防和治理、生态文明示范区创建、城市和工业污染转移预防等为重点, 加大农村环境综合治理的力度;科学分工、有效配置城郊区的主体功能和辅助资源, 以优化空间布局的形式分类落实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同目标;统筹城乡发展, 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 关键是对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回收处置等环境公共设施进行城乡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和统一管理, 促进环境公共产品的均等化供应;创造性地解决实践遇到的难点和重点问题, 在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的探索上走出一条成功的路子, 为其他城郊区新农村建设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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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润羊.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研究——基于SWOT模型的视角[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2, 11 (3) ∶83-88.

[3]钟丽娟, 李雪林.都江堰模式新农村建设的成功实践——都江堰市摸索出建设省级新农村示范有效途径[N].成都日报, 2010-12-17 (09) .

[4]锦江区委党校课题组.从“五朵金花”的打造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 2006, (4) ∶9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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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共都江堰市委, 都江堰市人民政府.都江堰市省级新农村建设整市推进产业发展规划 (2010—2012) [R].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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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共都江堰市委, 都江堰市人民政府.都江堰市省级新农村建设整市推进总体规划 (2010—2012) [R].2010.

[9]李洪庆, 刘黎明.现代城郊农业功能定位和布局模式探讨——以北京市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 2010, 17 (8) ∶62-67.

郑州市郊区 篇5

在城市郊区城市化过程中, 郊区农村发展与管理一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从本质上讲, 城市化是一个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和城市生活式样向农村扩散的过程。[1]对于城市郊区来说, 其农村地区城市化的含义与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农村城市化又存在很大的差别。在郊区城市化过程中, 郊区农村所处地域本身就是未来城市空间扩展的一部分, 随着郊区地域形态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变, 郊区农村并不一定需要通过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即可实现城市化。郊区农村城市化的发展路径可以描述为,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与城市边界的扩张, 农村聚落社区的外部空间逐渐被压缩, 自然村落逐渐减少, 直至完全消失, 农民随着城市化发展逐渐进入市民序列的过程。

但是值得注意得是, 郊区的城市化又是一个较长时段的发展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受郊区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开发规模以及自身区位等因素影响, 相当一部分郊区农村土地可能在很长时段内不会被征用、开发。因此, 尽管在就业形式、社会生活方式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 这部分农村人口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但由于其农民户籍身份的限制, 却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在周边逐渐实现城市化的情况下,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中村”或“都市乡村”。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 村、队撤制每年都在进行, 拆迁与安置问题一直是政府部门的主要工作, 但对那些没有撤制的农村地区如何安排、如何发展缺乏长期的发展规划, 也明显缺乏投资的热情。投入与关注的不够, 使郊区这部分农村地区遂渐成为发展的盲点而被边缘化, 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 农民越来越与城市化发展相背离, 无法分享城市化发展所带来的所有成果。

科学发展观认为, 发展的根本宗旨是以人为本, 人在发展的过程中应当具有主体的意义, 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人人共享、普遍受益。[2]因此, 我们认为, 郊区农民作为城市主体的一部分, 应该有权充分分享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所有成果, 必须通过制度设计, 打破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 使郊区农村居民在土地没有被征用的情况下, 也能享受到享受市民待遇。

从目前研究的情况看, 郊区农村与农民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征地农民的市民化方面, 对没有被征地的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关注不够。在实践层面, 不少城市管理者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 以深圳、上海等郊区快速城市化的特大城市为代表, 开始在这部分农村地区实行“就地城镇化”的尝试。因此, 本文希望从建设生态城市的角度, 通过对郊区未来城市形态的分析, 从理论上探讨在城市郊区农村实行“类城镇社区管理”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二、城市化背景下郊区农村社区的发展状况

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 郊区农村传统村落社区在外部力量的冲击下, 实际上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郊区农民无论是就业形式、生活方式还是文化娱乐、思想意识, 基本上具有城镇社区居民的特征, 除了农民身份以及由此产生的非市民待遇, 郊区农村农民的社会生活和城镇社区居民的区别已经不大。在郊区快速城市化发展的影响下, 传统村落社区处于快速变迁的过程中。

首先,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 郊区农村传统的经营方式与就业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浦东新区解放村为例, 解放村位于高行镇津行路和行南路交汇处两侧, 与外高桥保税区毗邻, 村域面积2.2平方公里, 村民1183户, 村民小组共12个, 耕地1700亩。从1996年开始, 解放村在浦东新区农村率先实行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把大批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发展工业生产。2007年底, 全村有企业25家, 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人口已经很少, 一些为数极少的仍以农业经营为主的, 也基本上改变了传统的经营方式, 转而发展观光农业与生态农业。从1999年开始, 该村分三年种植了近千亩经济生态林, 粮食生产已经退到次要地位, 为此, 该村全年无偿为全村村民提供口粮70多万斤。

资料来源:浦东新区高行镇解放村展示厅。

从产值上来看, 解放村2002年三产首次突破亿元大关, 13787万, 利润796万;2007年进一步增长, 三产总值达19449万, 利润超千万, 1578万。该村的固定资产规模也在上升, 到2007年, 固定资产8500多万元 (见表1) 。我们没有详细的资料来分析三产中不同产业所占比重, 但可以肯定的是, 农业所占的比重要比传统农村地区低得多。调查发现,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 解放村的就业形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大部分村民成为村办企业的职工, 还有一些在中心城区或周边地区工作, 几乎很少有人从事单纯农业生产。

这种产业结构的转变以及农民生产与就业方式地改变不只是发生在村办企业较多、经济发展较好的解放村, 即使是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农村地区, 大多数农民不以农业生产为主业。在浦东新区, 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已经并不多见, 农民只是户籍意义上的称呼, 农民收入的来源主要依靠打工收入、房屋出租以及政府救济 (农保) 。实际上, 如果从人均拥有土地的情况来看, 不少农村拥有的土地也不足以养活自己, 一些村庄土地部分被征用, 但尚达不到低于0.2亩每人的水平, 这个标准是村改居的基本条件之一。村民必须通过其他途径获取收入, 这是一种被动改变生产与就业方式的状况。但是, 不管属于那种情况, 在城市化冲击下, 农村的社会生活都在剧烈的变迁中。

其次, 与生产与就业方式的变化相对应, 郊区农民生活方式、娱乐方式也发生很大的变化。在浦东很多村委会所在地, 大多配备有电脑室、健身房、老年活动中心、村民学校等社区公共设施, 从硬件上基本与城镇居委会是一样的。由于行政村不但是行政实体也是经济实体, 这是一般城镇居委会无法相比的 (居委会不是经济实体) , 在一些经济实力强大的村, 公共设施的配置要比一些居委会要好得多。同时, 过去一般在城镇社区才有的社区自治组织在农村地区也得到发育, 以浦东机场镇共和村为例, 该村群众自治性质的组织有残疾人协会、 青少年事务管理工作站、村委残疾人协会、计划生育协会等。

因此, 郊区农村在城市化大潮的作用下, 尽管这里仍然是概念意义上的农村, 但是, 其内部的产业结构、经营业态、就业方式以及生活方式、思想意识都发生了快速变迁, 传统村落社区地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种外来因素与村落内生动力的相互作用, 使郊区农村已经逐渐具有了城镇社区的某些特征。

三、传统农村社区管理模式面临的挑战

城市化发展使得郊区传统农村社区管理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一般来说, 传统村落社区内农村居民的社会交往多局限于社区内部空间, 即熟人、半熟人社会, 和现代城市社区相比, 传统农村社区具有内部比较开放而外部比较封闭的特征, 从而产生社会交往中的特有的地域凝固, 难以形成更为广阔的流动空间。[3]但是, 随着城市化发展与产业结构的调整, 传统农业经营方式与经营业态发生根本变化, 农民的社会空间流动从地域凝固向地域开放悄然转变, 并集中体现在活动空间和居住空间的变化上。

在传统农村社区, 受城市化发展的影响一部分农村社区居民进入城市或乡镇企业工作, 但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 却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其居住空间没有发生改变, 仍然作为村落社区的成员而存在。对于村落社区外部的人来说, 由于受到土地以及村集体公有财产等因素的限制, 也很难进入村落社区, 村落社区主要由血缘与地缘关系构成了村落社区社会结构的主体。随着郊区农村城市化发展, 首先户籍上的障碍被消除, 农民变成了市民使得他们进入城市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 在土地经营权流转后, 土地对外来人口的限制也不复存在, 因此, 一方面自身人口向外流动, 一方面外来人通过房屋买卖进入原来的村落社区, 地域凝固转变为地域开放, 村落社区的宗族与地缘关系逐渐稀释, 社区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

城镇社区和农村社区管理的根本差别表现为, 农村社区具有高度的同质性, 社区治理植根于乡土社会的各种关系, 通过地缘血缘等关系组织起来。而城镇社区大多属于异质同构, 主要依据契约关系组织起来。因此, 在城市化进程中, 植根于乡土社会的村落社区逐渐瓦解, 传统的村落社区管理模式就面临巨大的挑战。

城市化的结果是农村社区逐渐向城镇社区过渡, 在管理模式上则由单纯的乡村制管理模式逐渐完成向街居制管理模式的过渡。但是, 郊区的城市化是一渐进发展的过程, 在这过程中, 随着城市空间的不断扩张与农村聚落空间不断萎缩, 郊区社区的管理模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郊区村委会、居委会并存, 反映在管理模式上则是混合模式。

在城市化发展之初, 郊区以农业形态为主, 主要采取乡村制的管理模式, 乡或镇下辖村。随着城镇人口得增加, 乡村制管理模式逐渐过渡为乡村制管理模式为主、街居制管理模式为辅的类型, 进一步发展则向以街居制管理模式为主, 乡村制管理模式的为辅的混合模式演进。以浦东为例, 浦东目前基层管理主要采用“镇管社区”的形式, 传统村落社区与街镇社区并存, 并且呈现村落社区逐渐减少, 城镇社区组建增加得趋势。统计显示, 在浦东郊区11个镇中, 1993年共有居委会39个, 到2007年底, 居委会达到146个, 十年之间增长了274%。到2009年底居委数达190个, 农村村委会则由1993年的254个减少到150个左右。[4]所以, 浦东各镇下既管辖一定数量的居委会, 也管辖一定数量的村委会。这种混合型的社区管理应当属于乡村制向街居制发展的过渡模式, 随着郊区的完全城市化, 最终必然要被街居制取代。

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 我国城市中心城区主要实行的是街居制, 是一种非行政区—社区管理模式, 这种模式由于弱化了政府在社区管理中的作用, 有利于社区自治得发展, 也符合未来社区的发展趋势。而郊区属于行政区—社区管理模式, 即通常所说的“镇管社区”, 在镇下既有乡村制也有街居制, 这种模式将社区置于行政区的直接控制之下, 与街居制相比, 不利于社区自治得深入发展, 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 最终必然要被街居制取代。

四、“类城镇社区管理”——郊区农村社区管理模式创新

从统一社区管理模式、降低管理成本的角度出发, 在郊区基本实现城市化的情况下, 将部分实行乡村制的农村地区就地城镇化, 实行“类城镇社区”管理, 既是郊区城市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也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一种制度需求, 它是从郊区社区管理现实出发的制度创新。

郊区农村“类城镇社区管理”是指大中城市郊区城市化过程中, 在大部分农村人口通过征地开发成为城市居民以后, 对短期内不可能征地开发的剩余部分农村地区, 改变传统的村队管理模式, 实行类似城镇社区管理的过程。在这过程中, 农民尽管身份没有发生变化, 却可以享受市民待遇。郊区农村“类城镇社区管理”应该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农村“类城镇社区管理”具有一定的时间限定

一般来说, 郊区农村“类城镇社区管理”地推行发生在郊区城市化发展后期, 在城市化水平不高的发展初期, 大规模实行“类城镇社区管理”既不现实也不可能。一方面在区域内农村形态为主的发展初期, 人口集聚不够, 人为将郊区农村采用“类城镇社区管理”反而加大管理成本, 尤其是郊区产业集聚规模不足的情况下, 政府无力解决就业与社会保障等问题。另一方面, 在城市化没有充分发育的情况下, 将大量人口纳入城市管理的范畴, 也容易导致假性城市化。

2.郊区农村“类城镇社区管理”一般不改变农村人口的居住地, 社区的地域空间格局变化不大, 实际上是一就地城镇化过程

由于农村社区化管理本身主要针对哪些长期以来无法通过征地进入市民序列农民的一种制度设计, 农民与土地的关联极为密切, 土地没有被征用, 表明其农业经营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因此, 对于农民来说, 尽管户口性质与管理方式发生了变化, 但在短期之内, 其居住空间格局变化不是十分明显。

3.在管理方式上, 郊区农村“类城镇社区管理”是将原来农村实行的村委会管理改变为居委会管理的过程

因为一个行政村就是一个独立的行政与组织单元, 所有的农村公共财产、经济文化活动都是通过行政村组织的, 基础设施也是按照行政村来配置的。因此, 以行政村为单元的改制有利于公共资源的处理与安排。同时, 行政村也是一个基层自治组织单元, 和城市基层自治组织单元居委会相对应, “村改居”有利于自治管理的开展。

但是, 农村“类城镇社区管理”绝不是简单 “村改居”换块牌子, 农村社区化管理除了让农民变市民, 农民在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外, 社区的边界与社区内部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改变, 传统村落社区由封闭走向开放, 其本身被赋予了许多现代性特征。

随着郊区农村实行“类城镇社区管理”, 传统村落社区的边界因为管理方式与组织方式的改变被打破。按照施坚雅 (1998) 的观点“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 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一个典型的以基层集市为中心的圈子, 是一个约有18个村和1500个农户的区域。[5]所以, 传统村落社区的边界和行政边界 (行政村的范围) 并不一致, 传统村落社区的范围一般要比行政村大得多。而农村实行“类城镇社区管理”后, 一般都是将行政村改居委会, 由于行政村与传统村落社区的边界与行政村边界的不一致, 这就导致以行政村为基础形成的居委会与传统村落社区边界也不一致, 或者说, 农村社区化管理打破了传统村落社区的边界。

此外, 郊区农村“类城镇社区管理”是郊区农民市民化进程重要组成部分。与农民市民化不同, 虽然郊区农村的社区化管理涉及到农民身份改变以及市民权的获得, 但农村社区化管理重在社区管理方式的转变, 如果说市民化是一个社会发展过程的话, 郊区农村“类城镇社区管理”只是作为市民化的一个环节出现的, 它是郊区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农民市民化具有过程性, 农村“类城镇社区管理”则具有技术上的可操作性。

五、结论

郊区农村“类城镇社区管理”对城市生态建设具有特殊的意义。“类城镇社区管理”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部分郊区农民的市民待遇问题, 但客观上却对郊区未来城市空间形态产生重大影响, 郊区农村社区化管理保留了农村的原生态, 使未来郊区城市形态既有高效能和高度活跃的城市生活, 又可兼有环境清净、美丽如画的乡村美景, 这种现代的田园都市体现了人与自然的亲近与和谐。而生态农业、观光农业的发展也丰富了城市经济生态化的生态内容。农村社区化管理并不是新城市主义反对的蔓延式发展, 它是在郊区人口逐步向城镇集中地基础上, 在部分农村地区保持村落社区的原生态, 类似于新城市主义者麦克伯恩所倡导的都市小村 (metropolitan purlieus) , 是一种郊区社区的生态化设计。从社会关系来看, 郊区农村“类城镇社区管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保留传统村落社区的由地缘、血缘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 那种传统村落社区中人与人之间密切关系, 消溶了现代城市社区内社区人群之间的隔膜, 在一定程度上也将改变城镇社区的社会生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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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浦东新区农村发展局社会管理处.浦东郊区社会管理数据汇总[Z].2008.

葡、日、美的郊区文化创意 篇6

例如:2004年被列入文化景观类型的一项世界遗产, 是葡萄牙一座有百年历史的葡萄种植园。由于种植园建立在海边非常贫瘠的岩石上, 人们必须从岩石缝中挖出土壤。为了防风, 葡萄架周围还垒起很高的石头围墙。这种特殊的种植方式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观, 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再如, 日本郊区建设与文化产业兴起。笔者曾经考察日本境港市, 在该市市政建设中以当地一组古老的民间传说——鬼太郎的故事作主题, 渗透到该市居民的衣食住行, 不仅整个城市建设 (包括街道布局、城市公共雕塑、建筑风格、公园广场等) 成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

而且预留了与鬼太郎相关民俗活动的文化空间, 全城居民都成为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守护者、传承者, 丰富了他们的精神生活, 并吸引了大批海内外的游客, 成为国际旅游胜地。

日本的文化产品之所以有很高的世界文化市场占有率, 是因为其有众多的高品格的文化设计人才, 他们在捕捉人心方面, 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 以至能创造时尚、引领潮流。

郊区同城化改造模式探讨 篇7

1指导思想及工作目标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打造新的城市亮点和唐山靓丽窗口目标,按照统一规划、配套建设、突出重点、有序推进的方针,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的原则,将改造建设与拆违拆迁相结合、与道路等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相结合、与村居平改相结合,首先完成部分公建的搬迁拆除、拍卖招商工作,启动楼改楼及村居平改项目建设,之后全面启动浭阳新城建设。

2浭阳新城改造的重点工作

2.1 规划工作

围绕打造新的城市亮点和唐山靓丽窗口这一目标,在已完成的唐山北站片区规划方案的基础上,结合丰润实际,协调区规划分局制定、修改完善规划方案,并组织报批,为实施唐山北站片区改造提供科学依据。

2.2 道路建设

按照片区规划协调责任单位拆除道路规划红线范围内的各类建筑,并坚持先地下、后地上和配套建设的原则,按设计要求实施唐丰快速路城区延伸段和连接线改造工程和片区内光华北道、朝阳道、车站路、塔西路等道路工程,完善片区道路网络,同步实施雨污水管网、热力管网、弱电线路入地等工程,全面提高片区基础设施水平。

2.3 铁路系统公建和工房的改造建设

协调铁路系统抓紧对地处片区的站段进行整合,制定拆迁方案并抓紧组织实施,力争年内完成全部拆迁任务,按片区总体规划组织建设。

2.4 搬迁拆除公建

按片区规划对片区内不符合建设规划的区卫生防疫站、教师进修学校、区委党校、永济街派出所、消防中队、医院路小学等公益事业单位的公共建筑拆除,异地迁建。对原占地进行收储拍卖,按规划组织建设。

2.5 区属公建住宅楼的改造

按片区规划方案,协调房管局对铁民楼、丰医楼等区属公建住宅楼进行改造。加快招商步伐,制定改造方案,组织拆迁。

2.6 城中村改造

依据《唐山市丰润区加快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协调责任单位结合西大街改造方案,抓紧研究制定赵庄、塔湾、王庄子、西黄各庄和杨匠庄村五个村居的改造方案,组织拆迁并按规划实施建设。

3工作措施

3.1 加强领导,精心组织

为保证唐山北站片区改造工程的顺利实施,在唐山北站片区管委会的统一领导下,成立唐山北站片区管委会办公室,办公室内设综合科、规划招商科、工程建设管理科、园林绿化科和财务科,具体负责唐山北站片区改造工作的组织、领导、协调与实施。

3.2 依法拆迁,确保稳定

在拆迁过程中,坚持依法拆迁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耐心、细心地做被拆迁人思想工作,通过有情操作赢得群众理解和支持,确保社会稳定。同时对在安置合理的前提下无理取闹、阻挠正常拆迁的要依法予以强制拆除。

3.3 拓宽渠道,多方筹资

1)力争将片区改造建设项目列为省重点工程,争取国债资金和银行贷款的支持。2)积极向上级国土部门争取农用地转用指标,将片区内现有农用地征为国有,收储拍卖,筹集启动资金。3)按照分类招商、有序推进的原则,抓紧异地搬迁片区内公建单位,并将搬迁后的地块收储拍卖,筹集建设资金。同时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原则,成立改造建设公司,作为招商引资的平台。由区政府组织实施城中村拆迁工作,并将公建项目、城中村平改项目和商业楼项目分别对外公开招商,引入有实力的开发商先行投入资金按规划建设。

3.4 科学调度,确保进度

建立周调度、月总结制度,及时掌握各项工作进展情况,总结工作经验,研究制定有效措施,解决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积极推进各项工作进度,确保完成全年工作任务。

3.5 加强监管,依法建设

要采取公开招投标方式依法确定设计、施工和监理单位,并严格执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国家有关工程质量管理强制性标准,健全和落实工程质量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加强建设过程的全方位监管,确保建设质量。

3.6 强化宣传,营造氛围

通过电台、电视台、宣传栏等各种媒体广泛宣传唐山北站片区改造的重要意义,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同时按照以拆违促拆迁的方针,以拆违为切入点,配合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迅速掀起拆违高潮,强力推进城中村改造、铁路系统拆迁和公建设施拆除工作,强势营造唐山北站片区大拆大建的舆论氛围,加快整体改造步伐。

参考文献

[1]沈耀全.城市现代管理[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2.

[2]王惠军.统筹城乡发展提升城镇化水平[J].山西建筑,2010,36(22):37-38.

[3]曹洪涛,储传亨.当代的城市建设[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存在于郊区住宅中的“外环境” 篇8

项目地点:日本东京

事务所:Tomoro Aida+Toshimitsu Kuno+Shinpei Uehara (Aida Atelier, Inc.+Kuno Lab./Nagoya City Univ.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完工时间:2011年3月

结构:木结构

层数:2层

占地面积:179.07平方米

建筑高度:7.116米

摄影:Tatsuya Noaki

这是位于东京的郊区的一个三口之家住宅。尽管历经几代的变迁, 建筑仍保持着原始的状态。这里与一条河道相邻周围是密集的住宅区。因此该项目希望在这样的环境密度下讨论建筑与外部空间的关系。

这里特别设置了三个与外部环境相关的计划。首先是不拘泥于周围的常规环境, 而是建立一系列与外部环境紧密相连的开放外环境, 就像庭院一样作为一个室外的共享空间, 允许新鲜空气的流动和自然光的进入。第二是避免将这里创建成一个过道般的空间, 它是建筑外部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在视觉还是心理上都对建筑本身起到积极的影响。最后, 住宅是一个立体的空间而不是一个平面。一层的三间卧室和入口分别位于四个小体量的建筑中, 这四个小体量的建筑将起居室和餐厅空间置于二层, 一层的空间是一个开放的具有遮阴功能的院子, 这个院子又与一层的四个小体量建筑形成的外部庭院相通, 进而再与室外的大公共环境发生联系。住宅的命名是根据其原始属性的古典风格而来的。利用城市的语汇, 这个“外环境”介于内部和外部之间, 是建筑师所设想的未来日本郊区建筑的一种必然走向。这种存在于密集住宅群和单一房屋之间的“外环境”的出现并非偶然。

This is a house for a family of three in a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 of suburban Tokyo.Surrounded by properties subdivided through generations of time, this site maintains its original state.Albeit having plenty of land relative to others, six different adjacent properties with homes built tightly to the boundary leaves the project site with a condition, which limits the project from fully enjoying the advantage of having a deep street frontage with the river.Such meticulous condition of uneven contextual grain at a time of transition from continuing growth and expansion, it shall undoubtedly be emerged in mass in the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As such, the theme for this project is the approach to architecture and exterior space that receives undulating peripheral density.

Here, three rules particularly regarding the exterior space were set.The first rule is to not confine itself from its surroundings.Instead of self concluding within the property unit much like a courthouse, create a coordinated environment with adjacent exterior space of large and small, buffing those varying density while sharing the spatial openness, circulating air, and natural light.Next rule is to avoid creating a cul-de-sac.In other words, having an exterior space free from stagnation that also partially takes on an important visual and physical element of the project.This space is not a residual space of the inside, but an active part of the house that simultaneously exists as an integral section to the neighborhood.Finally, the last rule is to conceive this exterior space as a volume, and not a plane.Re-conceiving the space typically left blank in upper floor plan drawing as a conceptual"garden", it materializes the external space forming another invisible volume within the property.What these three rules deduce to is a layout and a form with an approximating interior and exterior air volume that alternate in both horizontal/vertical dimens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