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动力（精选八篇）
变迁动力 篇1
关于经济增 长动力 , 古典经济 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结构主义发展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创新理论都从不同侧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资本积累、劳动投入、人口增长、技术进步、自然资源、财政支出、R&D投入、知识积累、经济结构、制度变革、对外开放等均可能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因。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国内学者从要素投入、经济结构和制度变迁等角度做了不少实证分析。但因研究角度或样本选择的不同,其结论存在较大差异。以下从要素供给、最终需求两个大的角度分析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广东经济增长的动力变迁,以更加准确地揭示广东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要素供给角度广东经济增长动力变迁
(一)简化的分析方法。
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出发,采用索洛增长方程的简便方法计算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及技术进步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那么经济增长综合因素分析的基本公式可以表述为:
Y=A+αK+βL
式中,Y表示GDP增速,A表示技术进步增长率,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L表示劳动力投入增长率,α表示资本投入边际产出弹性系数,β表示劳动力投入边际产出弹性系数。β可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中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来计算,则α=1-β。GDP增速、劳动力增速均可直接从年鉴获得数据,资本投入则没有可以直接获得的数据,只能采用估算的办法获得。考虑到固定资产投资是从生产领域的角度反映全社会资金的投入总量,那么可以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代替消费领域的资金投入总量,这两者相加就可视同全社会的资金投入总量。由于投资和消费数据均为现价数据,需要采用CPI指数剔除物价因素,在此基础上可以得到可比价的资金投入增长速度。从而根据历年GDP增速、资金投入增速、从业人员增速就可以计算出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
1979 - 2013年 , 广东G D P年均增长13.1%,估算的全社会资本投入年均增长19.0%,从业人员年均增长2.9%。计算19792013年广东GDP增速与资本投入增速的相关系数为0.55,1990-2013年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67,这可以说明广东GDP增速与资本投入增速的相关性比较高,从这两个速度的走势看,也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那就是改革开放30多年,广东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的大规模持续投入。从索洛方程的计算结果看,1979-2013年,资本投入对广东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份额为69.6%,各年份的贡献率主要在50%-80%之间;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份额为11.6%,各年份的贡献率主要在0-25%之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份额为18.8%,各年份的贡献率主要在20%-50%之间。索洛方程的计算结果与直接观察数据的结论是一致的,那就是资本投入是过去30多年广东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但资本、劳动、技术进步贡献率三条曲线呈现不规则的波动,无法得出一个趋势性的结论。
应当指出的是,根据索洛方程计算的结果只能作为参考,因为各指标的科学性和数据的准确性也许不是最优,而且技术进步因素是一个综合性因素,既包含了纯技术进步因素,也包括了制度变动、结构变化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甚至在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中也蕴含了技术进步的因素。表1中各要素贡献率数据出现的较大波动从一个侧面说明测算方法还有待改进。但从大的趋势来说,索洛方程计算结果符合经济发展现状。同时,我们认为接近20%的技术进步贡献率还是偏低,也许接近30%的贡献率是比较科学的。
(二)进一步细化全要素生产率。
按照索洛方程,将除了资本和人力投入之外的因素都归为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因素也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包含了技术创新、结构变动、体制制度创新、人力资本效率提高等因素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性,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增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升,通过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促使整个经济体的运作效率持续提高,推动人类社会一步步向前发展。
首先,技术创新必将带来生产率的提高,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从单个产品、单个企业分析,比较容易测算技术创新对生产的拉动作用,若要测算整个社会的情况则缺乏必要的手段和数据,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接受技术创新可以促进生产率提高的论断。衡量技术投入和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指标是R&D占GDP的比例,从这个指标看,近10多年来广东技术投入力度明显在增强,该指标从2000年的1.0%提升到2013年的2.32%。2006年广东8962家工业企业的创新调查显示,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产出效果显著,当年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13.4%,新产品出口额占新产品销售收入的39.9%。
其次,经济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生产率的提高,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产业结构调整必然引起生产要素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流向较高的部门,从而提升全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经济的增长。产业结构调整既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也是一个政府有意识调控的过程。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广东三次产业结构变动趋势是,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近年有所下调,第三产业比重总体呈不断提升态势,2013年三次产业比重为4.9:47.3:47.8。从劳动生产率看,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最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接近第三产业,1986年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一度超过第二产业,之后出现反复,2003年以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一直超过第二产业。2013年,广东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之比(以第一产业为1)为1:5.3:6.4,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是第二产业的1.2倍。一方面,广东第三产业的投资速度和比重在不断提升,另一方面,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第一、第二产业,则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调整有利于促进整体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见表1)
第三,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必然提高劳动生产率,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实施基础教育体制改革、办学体制改革、教育投入体制改革等系列教育改革,并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同时兼顾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教育,教育资源日益充足,劳动者能够接受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累积效应不断增强。广东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从1978年的3.07万人增加到2013年的170.99万人,增加了54.7倍,年均增长12.2%,基本跟GDP增速同步;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00年的8.5年提升到2013年的10.2年;1990年广东小学程度的人口比例为46.6%,2000年以初中以上学历为主,2010年大学专科以上占8.2%,小学比例下降到23.0%。
第四,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创新激发了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增强了经济发展内生活力,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以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为标志,广东进入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改革时期,某些领域在全国首创,为其他地方提供改革经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施分税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主要成效是目前已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改变了单一的企业组织模式,促进了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使经济运行遵循经济规律、符合国际惯例,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不断提高。中国30多年的发展历程证明: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改革红利也将继续成为中国未来经济中速增长的基本支撑。
综上,从要素供给的角度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资本投入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同时技术创新、结构变动、人力素质提升、体制制度创新等因素的作用日益突出。
最终需求角度广东经济增长动力变迁
从最终需求角度看,消费、投资、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分析改革开放30多年,广东消费、投资、净出口这三大构成的内在联系及调整所带来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影响,可以发现以下规律和特点:
(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最强,贡献率波动较大,但近年有提升趋势。分经济发展阶段看,1979-1993年,广东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62.7%,其中,最高年份1983年为124.4%,最低年份1988年为-2.8%;1994-2008年的贡献率平均为46.3%,有所下降,其中最高年份2002年为68.5%,最低年份1997年为21.8%;20092012年的贡献率平均为55.5%,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国内消费拉动作用明显增强。不管在哪个发展阶段,消费的平均贡献份额最大,投资次之,净出口最小。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广东的最终消费率绝大多数年份都在50%以上,也就是这种旺盛的消费需求促成了广东经济的持续增长,而这种消费需求主要来源于人口的增加、收入的增长和市场的放开。(见表2)
(二)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波动较大,但总体呈提升态势。分经济发展阶段看,1979-1993年,广东投资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31.4%,最高年份1985年为80.6%,最低年份1989年为-35.6%;1994-2008年,平均贡献率为33.3%,最高年份1996年为52.0%,最低年份1997年为6.9%;2009-2012年,平均贡献率为54.8%,最高年份2009年为80.4%,最低年份2012年为43.7%。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发展的粗放特征比较明显,经济发展对投资的需求比较旺盛,同时50%左右的储蓄率足以支撑这种资金需求,因此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还是比较明显。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国内四万亿刺激政策绝大部分直接落到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上,所以近几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上升,但这个不可持续。
(三)净出口对广东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弱,波动也比较大,近年甚至出现负拉动。分经济发展阶段看,1979-1993年广东净出口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5.9%,其中最高年份1988年为42.8%,最低年份1992年为-21.1%;1994-2008年平均贡献率为20.3%,是三个时期中最高的阶段,其中最高年份1997年为71.3%,最低年份2003年为-13.8%;2009-2012年平均贡献率为-10.3%,其中最低是2009年-45.2%,最高是2012年1.9%,主要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广东出口形势相对进口大不如前。从1979年以来的数据看,净出口对广东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有限,广东经济发展还是属于“内需拉动型”。这跟广东经济外向型特征明显并没有矛盾,一直以来广东加工贸易进出口比重比较大,但属于“大进大出”型,既有大量的出口,也有大量的进口,因此净出口规模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当然,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直接促进投资增长,刺激了内需增加。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30多年,广东消费占GDP比重虽总体呈下降态势,但始终是三大需求中份额最大的部分,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最强。相关研究表明,广东人均消费边际倾向呈下降趋势,这直接导致最终消费在GDP构成中比例不断下降。现阶段,广东消费率在50%左右波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低于世界78%-79%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随着广东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国内资本积累的增加和利用外资规模日益扩大使得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外贸出口的迅猛发展使得净出口占GDP的比重在一段时期内快速提升,对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过多依赖外资和外贸出口的发展模式也增加了经济的波动性,使得广东经济增长极易受国外经济形势的影响,这种缺陷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已暴露无遗。
结论
变迁动力 篇2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传统的经济结构比重也进行了调整，传统的农业为主，工业为辅的经济体系转变为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为辅的经济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依托传统经济结构而产生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面临着消失的危险。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我国民族瑰宝的一部分，承载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情感，在新时代下保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对此，笔者分析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民族体育文化面临的危机，并试图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寻找新的文化含义，帮助其重新焕发新的活力。
变迁动力 篇3
[摘要]为解释一个特定的乡村为何会选择旅游发展道路，为何会长期延续旅游发展道路，并最终实现旅游主导的乡村变迁，笔者同时参考了旅游地生命周期假说这一旅游地演化研究领域的经典理论与来自新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提出“起点一动力”假说。起点即由历史赋存和偶然事件所组成的发展初始状态，动力即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发展要素之间的复杂关联和相互作用。这一假说强调一种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方法，在追求普遍解释力的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不同地区都在严格意义上具有独特的发展环境。
[关键词]旅游发展；乡村变迁；起点一动力假说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9)06-0019-06
1引言
按照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的经济发展是一般规律。然而从国内外有关乡村旅游地的大量案例研究来看，这类乡村基本上都是直接从农业经济跨越到旅游经济，但并没有经历一个农业现代化或工业化的阶段。伴随着农业部门的地位下降甚至萎缩，旅游部门成为这些乡村的经济支柱，并引发了环境、地方政治生态、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等多方面的连锁反应。这种跨越式发展，至少引出了如下两个值得笔者深思的问题：第一，这些乡村为什么会走上旅游发展的道路?第二，什么样的条件或者限制，使得这些乡村继续走旅游发展的道路?本文综合参考了旅游地生命周期和路径依赖理论，提出“起点一动力”假说，并提供一个有关世界遗产地安徽省西递村的经验研究案例。
1.1旅游地生命周期假说
旅游地生命周期(the tourism area life cycle)假说，由巴特勒(R.Butler)系统提出。这一假说的学术生命力首先体现在巴特勒所完成的理论系统化工作。尽管在他之前，斯坦斯菲尔德(c.stansfield)更早地用到了“旅游地周期”(resortcycle)这个术语来概括美国大西洋城旅游业的兴衰，但是并没有将之提升到理论高度。也有学者认为，巴特勒不过是把人们熟视无睹的现象用“周期”这样的学术字眼来描述罢了，但正是巴特勒通过理论建构，第一次对旅游地演化现象进行了简洁而精要的概括。旅游地生命周期假说本身的理论适应力也值得重视。以其所适用的分析尺度为例，可以是一个小岛，也可以是一个岛国；可以是一个观光旅游区，也可以是一个度假地；还可以是一个县或者一个城市。这种适应力所直接反映出的理论对于现实的解释力。
按照巴特勒最初的表述，他从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普洛格(S.Plog)、斯坦斯菲尔德(stansfield)等人的研究得到启发，借用“产品生命周期”的s型曲线模型，主要根据旅游者人数增长情况，将旅游地演化划分为探索、参与、发展、巩固、停滞、复兴或衰落这6个阶段。这一模型实际上是在表述每一演化阶段的典型特征，主要回答了旅游地演化“是什么”的问题，而并未强调“怎么样”的问题。然而，只有当“怎么样”的问题得到了回答，才能真正说明为什么每一个演化阶段的出现并不是随机的，旅游地生命周期假说也才具有更广泛的实践价值。而要回答“怎么样”的问题，就要对旅游地演化的动力和过程进行深入研究。
此外，旅游地生命周期假说中还隐含着一个重要的假设，那就是每后一个阶段的出现都依赖于前一个阶段的发展结果；而第一个阶段——探索阶段——的出现，也依赖于特定地区当时的自然、人文和社会经济诸方面所提供的初始条件。最终，各个发展阶段之间实际上就如s型曲线所描绘的那样，形成了一个发展连续体(continuum)。之所以特别指出这一假设，是因为它可能暗示，存在着一种对演化过程的“起点”和“动力”的统
一解释。
1.2路径依赖理论的启示
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理论最早从与技术变迁有关的经济学研究衍生出来。戴维(P.David)回顾了QWERTY键盘如何因市场最初阶段一系列“偶然事件”的选择而成为最终占统治地位的键盘设计标准的故事。阿瑟(w.Arthur)通过数理方法演绎了一些偶然事件在技术竞争中可能导致的重要结果，提出技术演进实际上存在一些“自增强”机制，并且最终使演进中的系统产生以下4个结果：多重均衡，结果是不确定的，也不是唯一的或者可预测的；可能的无效率，占支配地位的技术并不一定最优；锁闭(lock-in)，占据支配地位的技术很难再被打败；路径依赖。
诺思(D.North)将戴维和阿瑟有关技术演变的路径依赖思想推广到制度变迁研究中。他认为，由于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作用和文化遗产的影响，在制度变迁中也存在着优势获得后的自增强机制，这种自增强机制导致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以及可能的锁闭。在诺思看来，任何制度的变迁都是渐进的，即便看似激进的、跃进的变迁，其实也是依赖原有路径的革新。中国的渐进式的改革，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诺思的结论。
造成路径依赖的原因多种多样，初始状态、报酬递增、突发小事件、转化成本、有限理性、多重均衡、利益集团政治、知识累积、认知能力都是认识和分析路径依赖的重要工具。阿瑟特别强调“历史是重要的”。由于存在既有历史背景和发展现状的差异，即便两个国家或地区面临“同一技术和市场环境，它们的整体性制度安排仍可能会相差甚远，其结果取决于各自制度发展的历史轨迹”。历史事件在路径依赖理论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换言之，经济究竟朝哪个方向发展，是“敏感依赖于初始条件的”，这就是路径依赖的经济学本质。由此可见，在将路径依赖理论作为一种研究工具进行操作化时的必要工作至少包括：第一，分析系统的初始状态，尤其是那些使得系统朝某一特定方向发展的历史事件；第二，分析使得系统继续朝特定方向发展的具体原因。
路径依赖理论的影响已经波及地理学科，例如新经济地理学就尝试用它来解释经济发展如何依赖于历史和初期发展状态的问题。在旅游发展研究方面，国内学者也分析过旅游目的地演化中的路径依赖现象，并就文化旅游商业化等特定问题提出过某种解释。
2“起点一动力”假说
根据以上对旅游地生命周期假说和路径依赖理论的回顾与分析，无论技术变迁、制度变迁、社会经济变迁还是旅游地的演化发展，对“起点”和“动力”的研究有可能提供一种统一的、系统性的解释工具。受此启发，针对引言部分有关旅游发展与乡村社会经济变迁的两个问题，此处提出的“起点一动力”假说包括如下两个主要命题：
第一，乡村社区选择旅游发展的道路，决定于特定的“起点”(origin)，即决定于乡村社区发展旅游前期的初始状态，包括历史赋存(广义的历史赋存，包含自然资源、文化遗产、社会经济状况等多种组成)
与那些促使旅游发展的偶然事件；
第二，乡村社区延续旅游发展的道路，决定于特定的“动力”(dynamics)，即决定于各种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要素之间复杂的彼此关联和相互作用。
此外，旅游发展给乡村社区带来的结果可能是不确定的，这呼应了旅游地生命周期假说的“复兴或衰落”阶段的不确定状态，也呼应了路径依赖理论对路径依赖结果不确定性的理论判断。
如图1所示，“起点一动力”假说可以在旅游地生命周期假说的s型曲线上得以体现，但是必须指出，“起点一动力”假说更加强调发展路径的“统一指向性”，或者说强调“动力”对于“起点”所确定的发展方向的“服从”，即并不存在某一动力或某些动力的作用使得由起点所决定的发展方向被逆转的情形。这诚然是一个理想化的假定，但它来自于路径依赖理论所发现并加以证明的事实。
必要的解释和说明如下：第一，命题中同时用“特定”来对起点和动力进行了限制，是因为该假说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寻求对旅游发展影响乡村变迁的最普遍解释，但是绝不否认每一种旅游类型、每一个乡村社区之间必然存在的差异。第二，该假说是针对乡村社区而提出的，不仅包括以人文旅游资源为基础的乡村社区，也包括那些以自然旅游资源为依托的乡村社区。对后者而言，它的自然资源就是发展旅游的最主要历史赋存，而探险者、科考队、背包客的不断到来，就很可能成为促使它发展旅游的偶然事件。第三，“动力”所涉及的影响因素(即社会、经济、政治、自然环境等要素)的变化发展，其实往往就是变迁过程本身，研究者要想将它们从变迁过程当中剥离出来是不现实的。以往的旅游影响研究，通常是分别研究经济影响、社会文化影响、环境影响，较为忽视从整体上来审视各种影响之间的彼此关联与相互作用。为解决这一问题，“起点一动力”假说推崇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要求尽可能地综合运用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人类学的分析工具。与此同时，它强调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开放性，而不是每一个案例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或所谓“借鉴意义”。
3案例地概况与研究设计
西递村位于安徽省南部黄山市黟县西递镇，是以明清古民居建筑群闻名的皖南古村落的突出代表，2000年11月30日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西递旅游起步于1986年，于1994年成立西递旅游服务公司，2005年成立西递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下文均简称“西旅公司”)。西递村民从1996年开始享受旅游门票收入分红，大量村民以经营家庭旅馆、餐馆、店铺、摊位的形式参与到旅游经营活动当中，少数村民还成为了西旅公司的职工。可以说，西递村在20年间逐渐形成了以旅游产业为主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西递村的变迁过程可以看作中国其他类似乡村的一个缩影，对它的深入研究将对理解这类乡村社区的社会经济问题提供借鉴。
为掌握有关西递村旅游与乡村变迁的基本事实，研究者主要采用了实地观察、深入访谈和搜集二手资料的方法。对西递的实地观察于2004年4月到2008年8月之间陆续完成，深入访谈同期进行，总共访谈超过50人次，覆盖了西递镇村党政干部、西旅公司领导和员工、参与经商的村民、未参与经商的村民等各种人物。同时，查阅了大量的官方、企业的文献资料与统计数据，还搜集了一些以往很少得到研究者重视的民间文书。
显然，旅游地演化是一个历史过程，而路径依赖理论也强调对历史事件的重视，因此本研究首先采用了一种历时态分析的整体框架，即在结束实地调查之后，把所获素材按照事件发生发展的逻辑整理出来，完成一种对事实的整体或全面的记录。清楚还原“故事”，是准确把握种种特殊的现实状况的前提之一，为此，本研究还借鉴了“过程一事件”分析法。这一方法的方法论基础可以从质性研究的现象学观念中得到一些回答。现象学认为本质就是现象，对现象的“深描”正是为了揭示社会行为的实际发生过程以及事物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过程一事件分析的实质是根据一定规则从历史中截取不同的分段，了解每一个分段的来龙去脉，从而为搭建整个的“历时态分析”提供材料。过程一事件分析绝非“截面”分析，而是以某一项或某几项历史事件为中心，了解它们的发生与发展及其影响的具体事实。以上分析方法是本项案例研究寻找“起点”和“动力”的主要工具。
4案例地“起点一动力”分析
4.1起点分析
坐落于徽商故里的西递村，受惠于几百年徽商资本对民居住宅和祭祀建筑的长期营建，也幸运地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村民家庭普遍的贫穷而无力拆旧建新，使得古村落格局和大量的古民居建筑都得以保存。这成为旅游发展的资源基础。其次，徽商虽已衰败，但是经商意识却长期留存，这是旅游发展的社会背景。再次，西递村民无论在新中国成立前还是新中国成立后都未能熟悉中央和地方政府推行的那种以粮食作物生产为主的集体农业，生产效率一向低下；西递村的自然环境条件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两次结构性巨变(人民公社运动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加剧了农业发展的恶劣形势；西递村也不具备发展工业的条件。总之，从产业发展来看，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基本上都行不通，西递村只能选择其他的发展道路。这是西递村旅游发展的经济背景。
促使西递村走上旅游发展道路的几件偶然事件①，彼此之间充满着环环相扣的前因后果。1978年邓小平同志登黄山之后，要求当地大力发展旅游经济，于是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同志，就邀请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专家帮忙设计黄山景区的几座宾馆。为了使这些宾馆体现徽州地方特色，清华大学建筑系专门指派皖籍青年教师单德启前往徽州地区考察。同时，清华大学建筑系正好要接待美国一批专家考察中国古民居，美方专门提出不再看北京四合院，而要看看别的民居类型。单德启自然将西递村作为徽派民居建筑的典型代表推荐出去。美国专家以及其后到来的日本专家，对西递村的古民居建筑叹为观止，引来大众媒体的关注，西递村很快便借助这些传播渠道而一鸣惊人。同时，1985年西递村所属的黟县成立了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的原籍就是西递村，在他与村支书、村长等基层干部的共同努力下，1986年10月15日西递村正式开始售卖门票发展旅游。
西递村案例的起点和动力之间的“统一指向性”，在以上细节回顾中得到初步体现，以下仅举3例。例1，历史赋存的资源基础和旅游发展指向的统一。如果没有徽商年代遗留的古民居建筑，或者说在建国后由于政治、经济的某些不稳定因素破坏了这些古民居建筑，那么也就不会有旅游发展的资源基础。例2，历史赋存的社会基础和旅游发展指向的统一，主要指“重商轻农”的历史传统深刻影响了西递村民的社会心理和行为。重商轻农的传统，一方面让西递村民具有朴素而强烈的经商意识，而
旅游的发展正好给他们带来了商业契机；另一方面，缺乏农业生产传统的西递村民，农业技能较差，生产效率低下，当旅游经商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收入来源出现时，村民自然会逐渐放弃本就薄弱的农业生产。例3，偶然事件和旅游发展指向的统一，如果没有重要的领导同志对旅游发展做出指示，没有在当地形成一个推动旅游发展的政策氛围，也就没有外界对西递村的发现和宣传，那么西递村进入旅游发展期的时间可能要推后很多年。这可以从同在黟县的宏村的情形得到一个反证：宏村的古民居资源与西递类似，然而并没有得到与西递村类似的机遇，因此一直到1998年以后才由于外来经营者的强势介入而进入真正的发展期。
4.2动力分析
第一，人的空间固化。这主要是指西递村民多年来保留本地户口、不愿外迁或者不断迁回的现象。旅游地生命周期假说指出，旅游从业者人数与旅游者人数存在一个同时增长的过程。从西递村情况看，村委会按年向有本村户口的普通村民提供门票分红，目前每年人均接近3000元，这对普通村民家庭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这种收入以是否拥有本村户口为唯一判断标准。因此，已经嫁出去的女儿户口不迁走或者回来摆摊设点，在外打工者偶遇不顺就匆匆返乡，完成学业者不愿在外工作直接返乡，退伍军人期待在西旅公司找到一份工作，类似的这些与户口紧密相关的人口迁移行为，从不同侧面体现出旅游分红对不同家庭背景的村民的共同吸引。重返西递的人，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摆摊设点或者帮忙打工而加入到旅游经商活动中，经商活动的人越多则经商平均收入相对降低，于是更加重视每年的门票分红收入。如此往复，愿意外出的人越来越少，西递人的工作和生活空间越来越局限于一村范围之内。此外，西递村的精英人物(如村两委干部、西旅公司领导)不但将自身的政绩、业绩和收入与旅游发展紧密挂钩，还以推荐就业等形式将自身裙带关系里的村民引入到这样的利益格局中，使其生产和生活同样依赖于旅游业所能产生的经济效益。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普通村民还是精英人物，其出于重视门票分红或通过裙带关系以提高个人收益等目的而留在西递村的行为，都是个人的理性选择。个人理性选择结果的合成，即从整体上以“人的空间固化”形式使西递村继续走旅游发展的道路。
第二，观念与行为的强化。这主要是指由于西递入大量卷入旅游发展，乡村内部的人际关系逐渐以旅游利益分配为核心，形成了对旅游业的依赖性心理，并进而反过来促使村民更加深度卷入旅游业。一方面，西递村民的兼业结构严重偏向第三产业，进一步放弃和荒废了农业生产技能，越发不可能返回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对旅游商业化进行控制和整顿，俨然使其成为最重要的工作。两方面合力，使得旅游发展逐渐成为整个西递经济生产、社会生活、行政管理的核心内容，无论是村民要提高经济收入，还是官员要积累政治资本，都依赖于旅游业的稳定增长。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普通村民和精英人物都趋向于主动利用个人或群体所能掌握的资源来自觉维护可能从旅游发展当中获得的利益。例如，村民可以通过群体性行动将原本分散在一家一户的政治能力和经济能力整合起来，从而使得与政府、企业的对话或谈判更为有效；为了获得旅游发展中的经济利益或通过领导旅游发展而巩固个人的政治权威，精英人物也充分利用手中的行政资源来排除异己。简言之，在依赖旅游业的观念下，乡村发展的资源大量被用于围绕旅游利益的斗争和协调，对旅游发展的路径依赖得到进一步加强。
第三，社会关联的硬化。这主要是指“庇护一回馈”关系的存在，从外部环境方面决定了西递村将继续走旅游发展的道路。西递村在旅游业起步与壮大的过程中逐渐成为政府、媒介、学界的宠儿，得到来自多方面的照顾，其中又以来自地方政府(尤其是县、镇政府各部门)的树立典型的行为最为突出。上级政府机构大力维护西递的遗产地形象与旅游地形象，首先源于体现国家利益并满足社会期望，其次也是因为这种形象与政府官员的政绩表现紧密相关。在地方经济绩效的评价指标之外，西递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和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的声誉好坏，直接关乎地方官员和部门官员的升迁。因此，对原本归属于西递村民自治范围和西旅公司企业职能范围的一些实务工作，以及像“村改居”这样牵涉社区发展全局的重大工作，上级政府悉数纳入行政管理框架，相对减轻了基层政权自治的压力，也节约了企业的经营成本。然而，“庇护”并不是免费的，上级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的大包大揽也需要西递村承担一定的成本，例如满足政府或个别官员以提供良好发展环境为主要交换条件的利益要求，其中就包括分享门票收入和提供免费接待等内容。再从乡村精英人物方面看，上级政府的庇护还体现为认可与支持他们的精英身份，使之可以在一村范围之内拥有决策和执行的绝对权威。对西递村精英人物而言，他们用来“回馈”上级的，也只能是旅游发展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和其他衍生利益。至此，内外部力量对旅游业的共同需要在“庇护一回馈”关系下实现均衡，再次巩固了西递村的旅游发展道路。
图2对以上有关西递村的经验研究进行了总结与梳理。在这里，“起点一动力”的分析思路，引导笔者将探索的目光深入到潜藏在历史帷幕、经济活动、社会风貌、自然条件背后的那些细节。西递村案例揭示出，在早期旅游发展道路确定之后，通过内外部条件的复杂作用机制，旅游经济活动的不断强化以及围绕旅游经济活动的社会关系变化，逐渐成为西递村社会经济变迁的主要特征。从实际情况看，西递村近年面临着旅游产品单一、收入增长减缓、管理效率偏低的种种危机，已经显示出一种“锁定”状态。
5结论与讨论
“起点一动力”假说实际上为旅游地生命周期所描述的旅游地演化过程提供了一种整体性诠释，而它的局限性也正在于此。如果要将探索、参与、发展、巩固、停滞、复兴或衰落的每相邻两个阶段结合起来看，“起点一动力”假说可能还需要解决一些理论盲点，因为它尚未确切说明为什么从参与阶段就一定会演进到发展阶段，或者为什么从巩固阶段一定会进入停滞阶段，等等。不过，对于类似的进一步分析和解释，“起点一动力”假说也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路线：不妨将每一个阶段末期的演化结果看作是下一个阶段所具有的历史赋存，研究者依然可以去寻找那些促使旅游业进一步发展的偶然因素，这样也就确立了新的起点，接下来的工作便是挖掘新的动力机制。如此抽丝剥茧，定能有利于加深研究者对旅游地演化的真实过程的理解。
试论区域市场变迁之动力 篇4
关键词：区域市场,市场变迁,内在动力,外在动力
区域市场是由若干个地方市场经济一体化而形成的, 又是全国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 加强区域市场建设理应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研究区域市场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但目前学术界有关区域市场问题的研究, 主要聚焦于区域市场与统一市场的关系及怎样完善区域市场等方面, 而关于区域市场变迁的动力问题很少涉及, 本文试图以区域市场变迁的动力作为研究的主题, 旨在弥补现存研究成果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1 内在动力:商品经济发展与贸易繁荣
区域市场发育的过程表明, 商品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市场发育水平越高, 越是地区经济同质性高、市场流通范围小的地区, 越容易形成统一市场。随着商品生产规模的扩大, 商品流通突破了地方市场的局限, 扩及毗邻地区, 从而开拓了新的市场空间, 进而波及远方市场。同时, 商品生产规模的扩大, 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从而满足商品生产规模扩大的基本条件。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明显存在着区域间的不平衡, 这种不平衡性正是区域市场结构变迁的动力。各地区在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资本资源等方面的禀赋条件、稀缺程度和分布组合特征一般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表现出优劣并存、长短互见、彼此都有所求的特征。这种资源需求与资源分布之间存在的不对称现象, 是推动区域间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内在动力和制定区域协作及联合政策的重要基础。在市场经济和工业化起步阶段, 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在共同发展基础上相对差距扩大。因为市场是以效益为导向, 那些经济基础好、交通运输便捷、信息灵便的区域投资效益高, 必然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 而那些经济基础薄弱、地处远离经济中心的边缘区域, 在竞争中势必失去更多的发展机遇, 进而强化了区域间的不平衡性。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是中心区域产生的前提。与生产力区域间分布不平衡相一致, 市场发育在区域间也表现出不平衡, 使社会资源得以重新配置, 从而改变过去区域市场的格局。
商品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是分工的结果。地域分工、专业分工为区域市场形成的必备条件, 通常来说, 区域市场是以专业分工为原则向专业化市场方向发展。关于这一点, 建立在市场发育基础上的“斯密动力” 理论能够给我们一定的启发:如果区域农业条件优越、粮食产品丰富, 那么当地就可能形成粮食区域市场;有色金属资源丰富的区域, 则可能形成有色金属交易市场等。
区域贸易 (包括区内贸易、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三个部分) 的繁荣是区域开放的结果, 同时又成为区域市场变迁的动力。不论是区内贸易、区际贸易, 还是国际贸易的发展, 均相应地增加了市场流通的商品种类与商品数量, 促进了商品市场规模的扩大。贸易业的发展, 特别是对外贸易的发展, 对农副产品、手工业产品的出口产生了刺激, 极大地带动了商品市场的发育。正如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所论述的那样:我们先假定有这样一个团体, 贸易已在其中获得某种社会价值;而最容易发展成为必不可少的重要的东西的是对外贸易。如果对外贸易要赢得这种重要地位, 它所提供的机会就必须大于国内的机会。因为有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原来囿于生产地或地方性市场交易的农副产品突破了过去的交易圈, 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和工业原料流向城市集散市场或口岸市场。同样, 由于多边贸易的兴起, 原来进口商品仅限流通于口岸市场或城市市场, 现在能够沿着商路网进入内地, 悄然影响、改变内地市场的流通与消费。
贸易业的兴盛, 使区域经济能够突破原来的市场边界, 从而纳入一个范围更大的新的区域经济系统之中, 这就势必引起区域市场差异缩小, 形成某种共同市场。这种共同市场的形成过程, 也就是区域市场的变迁过程。
2 外在动力:工业技术变革与交通技术革命及运用
现代工业技术的发展及运用,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如同早期大多数经济史学家宣称技术变革是西方经济成长的主要原因一样, 促进了商品结构的变化, 进而促进了市场结构的变迁。一个地区的工业化意味着制造业的发展是为了一个比特定地理区域更大的市场。工业化的基本特征在于, 在商品生产和服务中引进了机械力以代替人力和畜力, 大多数使用现代机器生产, 生产设备比较先进, 生产技术含量高。先进机器设备与现代技术一旦进入生产领域, 就导致了商品和服务生产的迅速增长。原因在于先进机器设备与现代技术加速了制造的过程, 比过去任何时候多得多的工业品被生产出来了, 技术效率极大地提高了。正如洛克伍德所强调的那样, 1868年以后日本丝绸工业的市场组织和质量控制以较少的现代技术内容在经济现代化方面取得了显著而广泛的效果。 在此, 我们还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是, 当现代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 传统手工业经济同样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机遇, 原因在于传统手工业经济发展的潜能还没有全部释放出来。这也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经济现代化不是简单地用现代生产力去替代传统生产力, 而是在培育现代生产力的同时, 充分发挥传统生产力中有价值的东西及其对现代生产力的互补作用, 才可以避免既有生产能力受到破坏, 才能使现代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快速增长。 现代工业产品及传统手工业产品量的扩张, 增强了商品的供给能力, 改善了商品市场结构, 直接推动了区域市场结构的变迁。
现代交通与通信技术变革及运用对区域市场产生的影响与对欧洲市场所产生的影响不谋而合。欧洲经济所有主要的历史性变迁, 都是伴随着 (或首先是由于) 运输与通信基础设施的革命而实现的, 欧洲13世纪至20世纪的经济发展状态的变迁归结为四项运输与通信的革命:13世纪内河水运与城市的兴起;16世纪期间的海运与东印度及西印度间的贸易;19世纪中叶由于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技术创新、铁路等新运输方式导致了工业革命和市场范围的扩大;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信息技术革命, 产生了及时生产系统 (JIT) 等高效的生产与分配系统。 正是运输与通信技术革命及运用, 使欧洲市场规模迅速扩大、统一市场逐渐建立起来。
落后的交通运输及通信设施对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的影响, 使区域自我封闭起来, 仅依靠农林产品及少量的手工业产品维持生计, 使区域封闭、地方市场彼此孤立、极少往来。当现代交通运输与通信网络开始建立并获得了快速发展以后, 在现实的交换活动中, 运输成本的降低是借助现代运输方式来完成的。这必然要求有相当的运输系统作为前提条件, 并花费生产和交换活动中能够承受的运输费用。交换费用是市场范围的函数, 一般来说, 交换活动的空间范围越大, 或者说, 交换双方的距离越远, 交换费用的数额就越高。由于投入到交换活动中的资源和投入到生产活动中的资源是同样的资源, 因此, 将资源投入到交换活动中抑或生产活动中, 取决于两种活动的边际生产率谁高谁低。当交换活动的边际生产率高于它的生产活动的边际生产率时, 资源继续投入到交换活动中。在生产活动的生产率既定的情况下, 交换活动的空间范围取决于交换活动的单位费用。因此, 交换的空间扩张的历史, 就是单位交换费用不断降低的过程。当然, 交换活动的空间范围不可能无限地扩张, 是因为存在着正的 (或不为零) 交换费用。或者说既定的单位交换费用决定了既定的交换边界。 交通运输技术的创新, 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 加速了商品流通速度, 极大地便利了地方市场的货物流通, 使分割的市场联结起来, 由此引起市场范围的扩张, 提高市场的整合程度, 进而形成区域市场。云贵区域市场形成与急剧变迁时期, 正好是该区域现代交通运输大建设、交通技术大运用的时期。
制度变迁视阈下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 篇5
关键词：制度变迁,农村劳动力,转移
1 制度变迁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制度变迁简单地说就是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效益相对较低的制度的替代过程。随着外界的变化或自身理性程度的提高，人们会不断提出对新的制度的需要，以实现预期增加的收益。当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基本均衡时，制度是稳定的;当现存制度不能使人们的需求满足时，就会发生制度的变迁。从新中国成立起到现在，我国的生产力不断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在不断的前进，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从农村转移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制度变迁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1.1 改革开放前制度变迁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时，我国生产力还很不发达、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社会亟待发展。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体制方面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并由此确立了一系列相关制度。
(1) 人民公社体制下，严重制约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力在全社范围内进行统一安排。人民公社化运动所达到的目的，就是实现农村生产资料的完全公有化、农村经济活动的高度集中统一化、农民收入分配的极大平均化。这种明显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死死地将农民捆在一起，搞生产上的大呼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将农民死死地束缚在耕地上，劳动力没有半点流动的余地。表面看人人自然就业，都有事做，长期以来，农村隐性剩余劳动力一直存在，且不断扩大。“根据农业部门的调查，1985年大多数农村剩余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0%～50%，全国绝对规模在1亿人以上，如果再加上被抚养人口，则总数可达2亿人”。然而，农村劳动力转移在这种制度下难以进行。
(2) 单位制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一·五”计划的实施使建国初期肇始的单位制获得了发展和完备。其发展和完备为重工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其浓郁的单位氛围使得劳动空间具有明显的封闭性，体制性的限制使得其员工无法走出单位的辖区，缺乏社会流动。同时，单位的封闭性带来了排他性，在各大中小单位中自然的排除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入。
(3)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为了遏制城镇人口过度膨胀、保持城镇社会稳定以及快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把农民禁锢在土地之上，保证农业生产稳定，控制农村人口过快流入城镇。1958年1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中国政府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人口”两种不同户籍。户籍登记条例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城市间人口流动和在国内的自由迁徙。
在这期间的1962～1978年，中国城市化率从17.92%上升到17.92%，16年间仅上升0.59%，城市化进程处于停滞状态。这个时间段，农村劳动力大体上是被固定在耕地上劳作的，其转移主要以当兵、招工、考大学等极小流动量的方式进行。
1.2 改革开放后制度变迁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分水岭，改革开放等举措不断地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在这个时期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市场经济体制、农村财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的影响出现了的高潮。
(1)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了农村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必要条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让农民获得了集体所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农民有了自己的可控时间和行动自由，可以自主决策和安排生产，将原有“一个人的活几个人干”转变为“有几个人的活就用几个人干”，许多人就不再需要为挣得基本生存口粮而被“公分”栓在土地上，大量的隐性的剩余劳动力得以释放出来。据数据显示，农村人口比重由1978年的82.08%，下降到2009年的53.4%。被“释放”出来的农村劳动力不断大量的流入城市。
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作为家庭联产承包制度的发展，对把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农村土地流转是指拥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农村土地流转促进了家庭规模经营的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农业生产技术进一步发展，农村劳动生产率也同步提高，从而产生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一些普通农户经过利益比较，选择退出农村，到乡镇或城市工作。
(2) 市场经济体制在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其“拉力”作用。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大大地解放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城市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发展了的城市以其优越性，吸引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同时，伴随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是转移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载体。随着城市体制改革的深化，城市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减弱，乡镇企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作用更明显。据统计，2007年，全国乡镇企业共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1.5亿人。
(3) 农村税费改革加快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但仍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2005年，为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农民收入，我国在农村实行税费改革，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做出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这一举措切实减轻了农民负担，促进了农村发展，为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长足动力。在这个时期，农村劳动力整体上说向城镇转移的速度较快。但与此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也急剧增加，仍然还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没有得到有效转移。
2 现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的问题
尽管21世纪以来，我国更多的聚焦“三农”问题，在政策上也逐渐向农村倾斜，农村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农村劳动力也在这个时期大量向城市转移。但由于在转移过程中制度还有不够完善和健全的地方，农村劳动力转移还存在着一些列的问题。
2.1 转移盲目性和随意性较大，转移的规模和数量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城市社会服务业迅速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崛起，劳动力特别是廉价劳动力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大量劳动力供给地在农村，但由于是城乡两个相对独立的劳动力市场，导致了劳动信息需求流动的不对称，使得农村劳动力在转移的过程中显得盲目性和随意性较大。另外，加上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制约，尽管进行了一些户籍制度改革，但实施效果不尽理想，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也不太顺利。去年，我国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经济发展速度也处于领先地位，然而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以下。我国的市化水平从侧面反映出，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和数量达不到社会发展。
2.2 转移过程中难以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变，形成了候鸟式的农民工现象
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将农民的户口身份始终限制在农村。农民离土不离乡，他们被城市拒之门外，剥夺了变换身份的自由。农民可以在城市就业，但户口不能自由地迁入城市，不能自由地享受市民的待遇，造成了中国特有的一亿多候鸟式的农民工现象。伴随着的还有社会保障的缺失，进城务工的劳动力，为城市建设奉献着自己的劳力，但并没有享有城市居民所拥有的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妇幼保健等方面的社会福利。即使在同样的人力资本、工作状况、就业地点等条件下，农民工和城市工人拥有的社会保障也有明显的差别：城市工人享有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费报销的机会分别是农民工的2.99倍、3.22倍和1.62倍。
2.3 转移的农村劳动力缺乏社会的支持，其转移主要以自发性的为主
财税政策在农村这一块的力道还不够，财政在支持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大多数流入城市的农民就业渠道主要是靠亲缘、地缘为主的社会关系，通过非正式途径就业，政府组织的农村劳动转移只占极少数。截至2011年2月底，自发外出务工人员为6653413人，政府组织外出务工人员为827155人，中介组织介绍外出务工人员为646925人，企业招收外出务工人员为909732人，分别占总外出务工人员的72.6%、9.0%、7.0%、11.4%。由此可以看出农民外出仍以自发外出为主。而且政府为其提供的职业技能培训涉及的范围小、地域窄，在城市中，他们极少能够得到在城市向上流动的机会、途径和资源。
3 制度变迁视阈下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建议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一直被认为是增加农村人均资源占有量、提高农民收入、加快城市化进程、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已经发展到瓶颈，需要进一步的制度变迁来推动其发展。
3.1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规范劳动力市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前还处于发展和不断完善的阶段，竞争性、开放性、法制性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上表现的比较欠缺。劳动力市场的充分竞争，将会提供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就业机会，更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竞争上岗。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为农民工没有限制、没有约束的自由流动提供方便，保证劳动、就业信息的沟通流畅，从而减少农民工就业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健全劳动力市场法制，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预防和打击拖欠农民工工资、拒赔工伤费用、危险施工等行为。在市场配置的同时，还应发挥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弥补劳动力市场自发性、滞后性、盲目性的缺陷，以保障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
3.2 进行户籍制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
进行全方位、深层次、渐进式的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不仅仅只是改变户口登记制度，还要剥离贴附在户口背后的诸多利益权益，真正的消除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镇的弱势地位。户籍制度改革要破除现有户籍制度的利益分配功能，实现城乡居民在享有公共产品提供与社会福利待遇的“无差别化”。破除阻碍其身份转化的制度性障碍的同时，也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转移农民的价值观念，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赋予其满足在二、三产业进行生产劳动所必需的知识技能。建立了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体制，并不代表实现了真正的公平合理，现实中农民与农村转移劳动力在文化技能、职业素养、生活习惯等方面与城镇居民相比还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还需改变城镇居民对农村人口的歧视观念。
3.3 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发展农村经济
根据现在的实际，在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方面，应当在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实现农村土地的承包权和使用权的进一步分离，加快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创新，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在土地的流转过程中，要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搞活经营权，确保农户根据自己家庭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土地的流出和流入，防止强迫流转的现象和村干部的寻租行为。要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服务组织，例如市场中介组织、地价评估机构，不断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积极发展集约型农业，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加快农村机械化作业，形成规模经营，逐步将农民从土地上分离出来。
3.4 加大财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扶持力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政府服务
我国现阶段的农业还不发达，农民的收入水平还比较低，农村与城镇的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险差别大。从长远来看，应加大我国农村教育的资金投入与政策供给力度，对农村转移劳动力进行一定的教育与培训，彻底改变城乡教育发展严重不均衡的现状;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公共社会服务的均等化，确保消除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后顾之忧。就目前看，农民的受教育水平较低，对市场认识不够，在向城市的转移中，急切的需要政府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需要政府不断地转变成服务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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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动力 篇6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变迁规律,效应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落后地区还是发达地区、贫穷地区还是富裕地区,劳动力流动已成为无可阻挡的一个时代潮流。劳动力流动促进一国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反之,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又进一步加剧劳动力流动,相辅相成。在当今社会,劳动力流动始终是众多学者关注的议题。
一、昆山劳动力流动状况分析
随着昆山经济尤其是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员来昆山就业和务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走进昆山,你很可能会遇到老乡。昆山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外来人口早已远远超过本地人口。昆山作为一个县级市,人口总量由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两部分组成,然而外来流动人口远超本地人口,并在持续增长中,面对大量的外来人口且其居留意愿增加的现象,如何接纳他们成为这座城市的难题。
数据来源:《昆山统计年鉴2010》
(一)昆山外来人口分析
根据图1可知,昆山外来人口从2002年的37.8万到2010年的121.3万,增长迅速;并于2005年正式超过户籍人口达68.9万;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昆山外向型经济产生巨大冲击下,外来人口数量的急速增长开始骤然降温,但随着危机的减退和经济形势的转好,外来人口又开始缓慢回升,且规模在持续扩张,这种现象几乎涵盖市区范围及所有乡镇,昆山已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移民城市。
(二)昆山外来人口效应分析
外来人口对昆山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没有外来人口的加入,昆山经济不会发展如此之快。但凡事都具有两面性,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同时也挑战着这座城市的承载力,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比如,一个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他身上集中了东西部差距、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这些正是困扰我们社会的三大难题。因此,百万多背负着这些差距的外来人口来到该城市,也必然会引起城市的失衡。
首先是来自社会治安管理的压力。昆山外来人口中80%来自农村,大多数是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更甚者全市刑事案件中80%以上来自外来人口。一旦个人法律、道德意识淡化,再加上在异乡生存艰难,那么就很可能沦为犯罪高危人群。其次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压力。近五年来,昆山外来人口以超过20%的速度在增长,但公共设施建设速度却远远跟不上外来人口增长速度。根据专家测算,昆山城市的人口承载力极限为180万人,按目前人口的增长速度,不出三年就会超过这一极限。最重要的还是对“和谐昆山”建设的压力。实际上,我们所强调的“和谐”无一不和外来人口密切相关,如政府与外来投资者的利益均衡,企业家与外来打工者的利益分配以及新老昆山人对城市公共资源的共享。
二、劳动力流动的推动因素分析
县域劳动力流动的变迁规律首先是由两种力量(意愿和可行性)推动着三种劳动力流动,再来影响县域经济的发展。具体如图2所示,在双重封闭条件下,劳动力束缚在固定岗位上,也就是劳动力是不存在流动的。根据劳动力的三元结构可知,特质劳动力与其他两种劳动力相比数量上较少,他们是净流出,是以国家制度为导向,而不以地方意志,其流入或流出取决于地方经济。低素质劳动力群体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其流动性极低。中等素质劳动力又可分为三种情况:在单一封闭条件下,中等素质劳动力的流动属于“离土不离乡”;在有限开放条件下,属于“离土又离乡”,如创业行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则主要体现为农民进城,从而农民转为市民,进而导致农民荒。
对此县域劳动力流动的推动因素主要分为意愿和可行性,意愿主要包括推拉模型、利益、机会、环境、心理;可行性主要是指体制与制度,非正式制度安排。
意愿因素可由20世纪50年代唐纳德·博格等人提出的“推力—拉力”学说来阐释,特别是中等素质劳动力流动意愿是根据本地与外地的拉力和推力决定的。“推力”在人口流出地起主导作用,即本地的推力,包括自然资源枯竭、农业生产及出口成本日益增加、农业劳动力过剩等导致的失业及就业不足、生存环境差和收入较低等因素;同时“拉力”因素也存在于流出地,即本地的拉力,如家人团聚的快乐、熟悉的社区环境、已形成的社交网络及生活成本较低等。相对于人口流入地而言,“拉力”则起主导作用,即外地的拉力,包括就业机会多、收入水平高、生活水平好、能够获得教育机会、文化气息浓厚及设施完备、交通方便、具有较好的气候环境;同时“推力”因素也存在于流入地,即外地的推力,如流动可能带来的家庭分离、陌生的生产生活环境、就业成本高、生活成本高、竞争激烈导致生活质量下降和生产生活歧视及心理伤害等。
通过以上因素分析,可将中等素质劳动力流动意愿表示为:劳动力就地转移倾向=本地拉力-本地推力(A),外地就业倾向=外地拉力-外地推力(B)。由此可用博弈论原理来进行分析(见下表)。
如上表所示可分为4种情况:(1)本地拉力大于本地推力(A>0)且外地拉力大于外地推力(B>0),当A>B时,即本地条件优于外地条件,中等素质劳动力则倾向于在本地就业;当B>A时,即外地条件优于本地条件,则中等素质劳动力愿意去外地就业。(2)本地拉力小于本地推力(A<0)而外地拉力大于外地推力(B>0),则中等素质劳动力愿意去外地就业。(3)本地拉力大于本地推力(A>0)而外地拉力小于外地推力(B<0),中等素质劳动力则倾向于在本地就业。(4)本地拉力小于本地推力(A<0)且外地拉力小于外地推力(B<0),当A>B时,即本地条件劣于外地条件,则中等素质劳动力愿意去外地就业;当B>A时,即外地条件劣于本地条件,中等素质劳动力则倾向于在本地就业。
可行性因素可从改革开放来阐述,市场经济在不断完善,社会财富在逐步积累,人民生活水平在日益提高,但劳动力流动却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这在无形中影响了改革开放的速度。究其原因包括三方面:用人机制、户口管理及人的观念问题。经过多年努力,用人机制基本实现了人才公开招聘及双向选择;人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改变,劳动力流动开始逐渐发展;并在制度上试图实现土地流转、户籍和流动人口管理三方面的突破创新,且已有成效。
三、劳动力流动的效应
(一)对流入地的效应
1. 正效应
一是解决劳动力短缺。县域产业一般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流入解决了劳动力短缺问题,满足本地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资源的相对稀缺性,要求重新配置劳动力资源。劳动力流动使工作充满竞争性,这不仅促进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及劳动力地位的改善,而且也形成对劳动者的竞争压力,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劳动力市场的活力和效率。
二是蓄水池作用。大量剩余劳动力存在对流入地起蓄水池作用,满足产业扩张的需要。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增加资本积累,一些高素质的人才往往会流向发达地区,他们的到来为该地区的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劳动力流入可以降低过高的工资,从而降低人工成本,增加企业利润,有利于企业发展所需的资本积累,这又进一步促进该地区的发展。
三是促进消费。劳动力流动刺激流入地的需求,并促进消费对本地的拉动。一般来说,劳动力流入若是长期性的都会增加消费,从而有利于提高当地产品销售收入和增加企业利润,进而有利于扩大生产规模,工资水平随之上升,劳动力需求随之增加,而这又进一步有利于提高流入地消费水平,从而形成经济良性循环。
2. 负效应
一是GDP虚化。国内生产总值(简称GDP)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而外来劳动力所得收入虽然算入GDP,但并不一定全在流入地消费,因此造成GDP虚化。
二是对社会治理带来负面效应。由于各地的文化风俗习惯不同,劳动力流动会给流入地带来负担,主要表现在住房问题、医疗保险问题、交通问题、子女入学问题等。尤其伴随户口问题的进一步放开,过多劳动力涌入会分担流入地短缺的财政收入,造成福利水平下降。另外,劳动力流入也可能会给地区管理沟通协调带来一些麻烦。
(二)对流出地的效应
1. 正效应
一是形成货币流。劳动力流动会形成货币流,即外出劳动力将其收入汇回,这有利于弥补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资金短缺。另外劳动力可通过外出务工增加收入,这能极大提高对健康、教育、相关培训等的支付能力从而减轻人力资本投资的支付约束。
二是促进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劳动力流动通常是向收入更高地区或产业部门转移,其收入效果明显;另外,如上所述由于农民数量绝对减少所导致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上升,进而使农民收入水平有所提高,这对农村内部收入分配,收入增长有积极作用,抑制城乡收入差距。
三是促使民工回潮,带动创业潮、开发潮、建设潮。部分农民工在完成了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积累后,成为经营者。他们吸收了新的文化知识精髓,开阔了视野,学到了本领,有了一技之长,自身素质大为提高,回流后,他们更愿意从事非农的产业,同时又可以把技术、信息、资金带回家乡,投入家乡的经济活动之中,从而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2. 负效应
一是精英流失。劳动力流动可能造成流出地人才损失,劳动力大多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人才的流失会造成流出地某些行业劳动力短缺,影响其技术进步,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因而劳动力流动对流入地区来说,是一件幸事,但对流出地区来说可能是一个灾难。
二是加速妇女化和老龄化。农民工群体是以青年为主体的一个群体,同时又是农村精英群体。虽然农民工群体受教育程度低于城市劳动力,但在农村中属于文化素质较高、年富力较强的群体,他们的外出务工使得农村只剩下妇女和老人,土地抛荒现象日益严重,给农村治理、养老、婚姻家庭带来巨大冲击。
四、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劳动力流动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加速城市化进程,扩大就业从而提高农民收入,产生聚集效应进而保持我国产业竞争优势及吸引并扩大投资。但劳动力流动也会给城市带来一定的负效应,会损害部分人的利益,这就需要针对性采取相应措施。
一是改革户籍制度。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促使部分流动劳动力成为流入地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免受政府、企业等歧视。
二是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把流动劳动力逐渐纳入到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中,享受着同工同酬、子女入学、劳动保障等权益和待遇,进而降低因缺少社会保障而引发的社会问题。
三是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流动将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压力,加大开支以增加公共服务,从而缓解流动劳动力给城市带来的负效应,同时减少由此造成的社会损失。
四是加强教育培训。对部分流动劳动力进行适当教育及培训,增强他们的文化和技术水平,以满足城市及企业的技能及素质及素质要求。
参考文献
[1]杨爱元.论劳动力流动效应[J].经济师,2005(12):133.
[2]侍冰冰.基于劳动力流动视角下的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0(30):116-118.
变迁动力 篇7
一、从计划到市场:劳动力信息交流的模式转变
在我国乡城劳动力流动的制度转变过程中,劳动力信息交流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相互配套的户籍、就业、工资制度构成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就业的基本制度环境,其封闭性的特征决定了乡城劳动力流动的信息交流在数量、质量和交流环节上与市场经济具有很大差别。
由于计划经济乡城劳动力的信息交流具有单向度的特征,这使我们可以借用申农—韦弗的广义信息交流模式来很好地描述这一信息交流过程。作为分析的前提,这种单向度的信息流动是由计划经济的制度环境决定的,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下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征的资本深化过程是以资源的价格扭曲为发展条件,错误的人口政策与资本要素的价格高估使劳动力过剩成为一种经济常态。在严格的二元经济架构下,城乡劳动力的稳态分布说明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数量的有限性。在劳动力过剩以及高强度的流动管制条件下,由于农村劳动力丧失了自主流动的自由,以农村劳动力为信息源的信息供给及其信息交流过程也失去了研究价值,这也决定了需求信息主导了信息交流的基本内容。
在城市计划经济体制内各类组织作为劳动力需求的用工部门是劳动力需求的信源,而计划部门、产业主管部门和劳动行政部门作为信息整序的重要环节承担着发射器的功能。由于信息的发布是在行政体制内完成的,各级行政组织则成为唯一的信道。农村的公社则成为信息的接收器。由于二元经济格局下农村劳动力具有无限供给的特征,接收器也成为事实上的劳动力供给者即信宿。在计划经济中,信道的单一性和行政体系的完整性决定了信息交流得以实现的保证。值得注意的是,计划经济中信息交流过程中的噪音不仅取决于发射器和接收器的信息整序能力以及信道的完整性,受信源和接收器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也相当大。不仅作为信源的机关事业单位在预算软约束下具有扩充编制的冲动,发射器、信道和兼具信宿职能的接收器也会在再分配体制下利用其代理人身份产生寻租行为。特别是在城市化的起步时期,城乡之间劳动力所具有的天然联系处于相当紧密的阶段,具有社会网络关系优势的群体自然成为作为稀缺资源的劳动力需求信息的“第一”信宿。
相比之下,虽然我国正处于转轨过程中的劳动力市场,还未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格局,但乡城劳动力的信息交流已具有明显的市场特征。首先,我国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和公有制经济多种实现形式的产生形成了劳动力供求自主决策的产权基础,这使劳动力的信息交流从单向度的线性交流模式向供求双方交互式的网络化交流模式转变。其次,发射器和信道具有了多样性的选择。劳动力供求双方可以选择多种媒介发布供求信息,信息流动也不再处于单一的行政计划部门的信息渠道。再次,公共就业服务与社会网络关系共同发挥着信息交流的媒介作用。虽然劳动力供求信息的传播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主要依托公共信息传播网络,但是市场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缺失的情况下,社会关系网络仍发挥着劳动力中介的重要职能。
二、乡城劳动力流动在信息交流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乡城劳动力流动制度在建国后经历了从乡城隔绝到控制性流动的转变,这个转变过程服务于工业化发展的需要,也面临着资源配置模式和劳动力供求信息交流模式转变的挑战。因为对于市场经济竞争性的本质特征而言,实现资源配置效率要求市场本身的开放性,尤其是资源的自由流动。但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特征对乡城劳动力流动提出了控制性的要求,这无疑增加了政府市场规制的难度,客观上也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毫无疑问,信息化作为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过程,既可以通过改善信息环境提高市场的自组织效率,也可以通过降低信息成本改善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对于目前乡城劳动力流动在信息交流中面临的难题这一点尤为重要。
一方面,劳动力供给信息的分散性增加了信息收集成本。劳动力供求信息的流动是实现乡城劳动力流动的前提,但乡城劳动力供给信息生成的分散性造成信源与信宿之间的沟通障碍。与市民就业不同,在长期控制性流动的制度环境中,农村劳动力的居住地在地域上极为分散,在具有流动意愿的情况下,分散而居的劳动力往往无法找到合适的发射器来发布供给信息。信息发布困难的原因首先是由于人员和财政资金的约束,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在原有的行政渠道内很难延伸至农村劳动力的居住地来进行供给信息的收集。其次,传统信息传播渠道如广播、电视、报纸都是单向度的信息传输媒体,无法完成劳动力供给信息的及时反馈。再次,营利性的就业中介企业往往由于缺乏信息收集的规模经济性而难以承担分散在农村居住地的农村劳动力的信息收集活动。 另一方面,供求信息的不完全性增加了就业匹配的难度。由于我国农民工数量庞大,而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的建立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城市里农民工就业岗位临时性和分散性的特点也使在地域上相对集中的公共就业服务部门难以及时收集到有效的需求信息,从而难以成为权威和有效的信息发布机构,这种信息的不完全性极大地影响了对农民工的就业服务。因为农民工所处的次级劳动力市场与城市里面的一级劳动力市场存在很大差别。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不可贮存性和储蓄较少的约束使农民工无法承受长期失业的压力,就业的高度灵活性是农民工生活稳定性的保障,所以依靠传统方式进行就业岗位信息收集和发布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很难满足农民工这种高度灵活性的信息需求节奏。不仅如此,无论是公共就业服务体系还是营利性就业服务企业,在面对农民工就业群体时其信息的不完全性还表现在往往只能提供有限的岗位和价格信息。由于价格信息仅仅具有非常有限的价格表征作用,在乡城劳动力流动过程中,更多信息的缺失往往会降低就业的匹配率。
三、以次级劳动力市场信息化破解劳动力信息的供求矛盾
第一,充分利用营利性就业中介机构,实现公共就业服务管理方式的创新。 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私人营利性就业中介组织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不光彩的历史。1932年国际劳工组织在第16次大会上曾经对私营就业中介组织的弊端,比如提供虚假的职位信息或求职者信息、不合理的高收费、与雇佣单位合谋侵害劳动者利益或者进行人身买卖等问题。上世纪80年代后我国的私营就业服务机构得到快速发展,由于缺乏有效规制,私营就业机构也出现了西方百年前曾经发生过的问题,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的出台对就业服务提供了进一步的规制手段,但目前就业中介的管理仍有待加强。尽管如此,私人就业中介机构的积极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这主要是因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在提供就业服务时具有自身的局限性,特别是由于缺乏竞争的激励机制,很难考核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工作效率,而这正是私营就业服务组织的长处。在我国,虽然金保工程的建立将使就业统计和服务工作延伸至基层的服务单位,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其对以农民工为主的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还十分有限。但是如果利用互联网络将私营就业中介机构与公共就业服务系统进行流程和资源重组,让监管和服务工作同步进行,次级劳动力市场信息化的制度创新将使政府对乡城劳动力流动的规制和劳动力市场的资源功能都能得到进一步发挥。
变迁动力 篇8
当前, 发达国家已开始大力发展新兴产业, 以谋取新兴产业的制高点。由于发达国家的新兴产业通常是在传统产业进入相对成熟阶段后提出来的, 因而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能实现较好的衔接。然而, 长三角地区新兴产业是在承接制造业背景下提出来的, 产业发展面临双重任务, 即传统产业的调整改造和新兴产业的培育 (陆立军, 2012) [2]。因此, 长三角地区在发展新兴产业过程中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其一, 长期的制造业承接使长三角地区形成了雄厚的制造业基础, 并且制造业的承接直接带动了该区域的就业率、GDP增长率;但是沿着既往路径承接制造业极易使该地区陷入跨国公司的低端锁定困境。其二, 长三角地区在长期承接制造业过程中局限于加工制造, 对外资技术的吸收和内生化能力较弱, 企业自身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并且长三角地区缺乏发展新兴产业的地理空间等先动优势, 缘在已被传统制造业挤占。因此, 处理好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互动关系, 确保新旧两类产业的“双轮驱动”是保证长三角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鉴于此, 本文拟基于昆山传统制造业和新兴产业的调研, 探讨长三角地区从承接制造业向新兴产业转型的变迁思路和路径, 并探讨相应的保障机制。本文的统计分析数据源于昆山市政府和南京大学昆山现代化研究院于2011年进行的昆山产业转型与升级的调查问卷。此次问卷调查共收回628份有效问卷。问卷样本既包括传统制造业, 如纺织业 (82个) 、化学纤维制造业 (51个) 、造纸和纸制品业 (34个) 、橡胶制品业 (48个) 、金属制品业 (55个) 等, 也包括新兴制造业部门, 如新能源 (26个) 、新材料 (45个) 、生物医药业 (34个) 、电子信息制造业 (167个) 、高端装备制造业 (43个) 、电动汽车 (43个) 等。270
1 从承接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集聚变迁的动力机制
与传统产业相比, 新兴产业技术水平多处于领先水平, 且产品竞争力较强;而传统产业技术水平多处于行业平均水平, 且产品竞争力相对较弱。因此, 新兴产业呈现报酬递增和产品销售规模递增态势;而传统产业却处于报酬递减阶段。由此, 长三角在有限土地等生产要素约束情形下, 为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正着力推动从承接制造业向新兴产业的变迁。
1.1 新兴产业的技术水平处于前沿且发展迅猛
新兴产业具有高科技、新兴性以及巨大成长潜力等特征, 决定了其技术创新活动将吸纳较高的研发投入, 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新兴产业的技术进步。调研表明, 新兴产业的技术水平多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47.2%) , 而传统产业的技术水平多处于行业平均水平 (38%) , 见图1所示。与此同时, 新兴产业企业选择企业自身技术水平处于领先的比例, 从昆山成立时的31.0%增加到47.2%, 尤其近三年增速极为迅猛, 见图2所示;而传统企业技术水平处于领先水平的增幅较平缓。这表明与传统产业相比, 新兴产业处于技术前沿, 具有广阔技术发展空间, 能汲取更多技术资源, 从而推动新兴技术迅猛发展。而传统产业则受囤于跨国企业技术路径, 呈现技术依赖现象, 且难以突破跨国企业技术封锁, 因此技术进步速度偏低。
1.2 新兴产业的产品竞争力处于领先水平
相对而言, 高科技技术能保障企业生产出高科技的产品, 从而使企业获得产品差异优势。鉴于此, 新兴产业的产品竞争力多处于同行业领先水平, 而传统产业多处于行业平均水平。问卷统计表明, 新兴产业企业选择产品竞争力处于行业领先水平的比例为43.2%, 选择产品竞争力处于较领先水平的比例为39.1%, 见图3所示。而传统产业企业产品竞争力处于行业平均水平的比例最高, 其比例为45.3%, 而处于行业领先水平的比例仅为24.5%。由此表明, 传统产业产品竞争力显著弱于新兴产业, 这主要是由于新兴产业的技术密集度更高、技术水平更前沿, 更具有技术的商业化前景和成长潜力。
1.3 新兴产业的资产利润率报酬递增
新兴产业以技术领先优势呈现高投资回报率、高附加值的特点, 并展现出快速成长的态势。统计表明, 新兴产业的资产利润率在逐渐增加, 从昆山成立时的15.5%, 上升到2007年的20.4%, 以及2010年的35.1%, 表明新兴产业具有较高的创新租, 可见新兴产业的发展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 见图4所示。而传统产业的资产利润率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倒U趋势, 从昆山成立时的-1.0%上升到2007年的9.4%, 继而下降到2010年的7.5%, 见图4所示。可见传统制造业的发展已呈现投资收益下滑趋势, 部分产业已进入成熟期甚至衰退期, 并且我国很多传统产业的企业并未掌握产业的核心技术。然而, 新兴产业正处于成长期, 因而企业凭借创新可赢得更多的创新租。
由上分析可知, 新兴产业具有高科技、新兴性, 以及高附加值、高投资回报等特征, 从而促使企业将更多的生产要素投入到新兴技术的研发、生产和市场培育, 并促使政府推动创新要素向新兴产业的集聚, 以维系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
2 长三角制造业向新兴产业变迁的机会窗口
新兴产业正处于成长期, 产品销售规模呈现递增趋势, 技术赶超的机会窗口已开启;而传统产业已进入成熟期, 面临报酬递减效应, 且产品销售规模增幅较慢。此外, 新兴产业在能汲取政府的创新资源, 从而可加快新兴产业的技术赶超。
2.1 新兴产业处于成长期, 技术赶超机会窗口已开启
处于成长期的新兴产业具有更高的创新要素吸引力, 更易实现技术赶超。资本的趋利性驱使更多的社会资源流向新兴产业, 提高了新兴产业的技术进步效率, 增强了新兴产业的生产要素吸引力, 并形成良性循环。而传统产业由于技术革新滞后和制度变革滞缓等原因逐渐丧失市场地位, 面临着原有的生产要素流失的压力。调查结果显示, 在国际市场, 新兴产业产品“国外未应用开发”的比例为13.8%, 而传统产业为8.8%;新兴产业“国外未投产”的比例为29.3%, 而传统产业为19.6%, 见图5。这表明, 新兴产业目前在国际市场也处于变革时期, 而传统产业已较成熟, 因此后发国家可以抓住技术变革时期的“机会窗口”实施新兴产业的追赶。
在国内市场, 新兴产业在国内亦处于导入期, 而传统产业已进入成熟期。例如, 2010年, 新兴产业“国内在开发”的比例高达30.0%, 而传统产业的比例仅为16.7%;与此同时, 传统产业41.2%的技术已生产, 而新兴产业仅16.6%的技术已生产。这表明新兴产业在我国正处于应用开发和待产业化阶段, 尚处于初创期, 创业企业具有较多的技术赶超机会。
由此可见, 相对于大规模市场化已经完成的传统产业, 新兴技术领域存在技术市场化的“时间差” (陈傲, 2012) [3], 即使部分跨国企业“先知先觉”, 其对行业技术的控制能力必将“大打折扣”, 因此长三角企业应充分结合自身优势和“利基”市场特点, 抓住技术赶超的机会窗口。
2.2 新兴产业销售规模处于递增态势, 市场需求机会窗口已开启
新兴技术的发展需要市场需求的拉动, 方能促使新兴技术的成熟和技术经济效益的释放。例如,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初期, 由于本国市场狭小, 欧洲技术创新在原有的技术轨道难以开发新产品并大幅度提高生产率。而引入美国后, 由于美国对新兴技术的需求拉动效应, 美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很快就开发出生产率高于欧洲的新产品和新工艺, 开辟新的技术轨道, 转变为新技术的领导者。
改革开放以来, 长三角地区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 长三角地区企业的产品生产销售能力迅速扩张, 从而为长三角地区的新兴产业赶超创造了市场空间。新兴产业具有技术前沿密集和市场需求创造等作用, 因而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呈现规模扩张趋势。问卷调查显示, 新兴产业企业选择销售规模处于行业领先水平的比例从昆山成立时的24.5%, 上升到三年前的29.1%, 并递增到2010年的32.3%, 分别高于传统产业的14.6%、19.8%和24.1% (见图6所示) 。这主要是由于新兴产业产品竞争力较高, 产业发展处于规模扩张阶段, 呈现递增态势, 且具有较广阔的市场空间。与此同时, 各种生产要素质量的不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不断增强, 以及国民收入水平不断的提高, 将为新兴产业的出现创造良好的市场需求条件。然而, 传统产业的技术较落后, 产品竞争力较弱, 其市场成长空间有限。
由此可知, 新兴产业具有较高的技术经济效应, 而传统产业的创新经济效应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 新兴产业处于成长期, 具有较大的市场空间, 而传统产业已进入成熟期, 其市场空间有限。因此长三角应加快推进从承接制造业专业向发展新兴产业的战略转移, 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
2.3 新兴产业易获创新资源的扶持, 政策机会窗口已开启
新兴产业对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引领作用, 因此政府会对新兴产业给予政策扶持, 以化解新兴产业的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风险, 并会采取保护措施, 以避免国外产品的冲击。政府不仅会在技术研发方面投入大量财政资金, 而且会推动创新要素向新兴产业的集聚, 以助推新兴产业的赶超。例如, 与传统产业相比, 新兴产业在成长过程中得到较多的人才资助 (45.9%) 、科研项目 (25.1%) 、风险投资 (9.5%) 、研发投入资助 (25.8%) 、专利申报资助 (21.9%) 等政策优惠, 见图7所示。这主要由于新兴产业创业过程中具有高风险特征, 需要政府提供创新要素以帮助其降低技术的不确定性和投资的风险性。然而, 传统产业较多地得到生产项目资助 (31.4%) 、政府贷款 (38.2%) 、政府采购 (4.9%) 、税收优惠 (43.1%) 等政策支撑, 见图8所示。这主要源于传统产业技术较成熟, 其更需要生产环节的资助和市场环节的扶持, 且国内很多传统产业企业缺乏自主创新的内生动力。
依据演化经济学理论, 落后国家利用劳动力、资源等价格比较优势, 难以缩小与先发国家的技术和经济差距。相反, 在新技术革命刚萌芽时, 虽然新技术先出现在发达国家, 但新兴的科技知识大多处于研发试验阶段, 此时后发地区具有技术赶超的“弯道超越“机会。与此同时, 长三角地区以及国内市场的需求拉动效应, 加之长三角地区正积极推进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因此长三角地区从承接制造业向新兴产业集聚的变迁机会已开启。
3 长三角从承接制造业向新兴产业集聚的变迁路径
在当前, 传统制造业已先行占据长三角地区发展资源, 且传统制造业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就业发挥主导作用。因此, 长三角地区应制定从承接制造业向新兴产业创新创业的合理变迁路径, 确保长三角地区渐进有序地从制造业主导变迁为新兴产业主导的产业结构。
3.1 传统制造业与新兴产业的互动机制
(1) 新兴产业引领区域经济的率先发展和传统产业的升级调整。首先, 新兴产业能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尚若发展过慢会使区域失去新兴产业的先动优势。例如, 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遭遇困境, 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汽车、钢铁、化学等工业被日本全面赶超的同时, 缺乏新兴产业的替代。其次, 新兴产业的高新技术应用于传统产业, 能裂变出新的产业, 从而产生新的增长极 (林学军, 2012) [4]。再次, 新兴产业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能为传统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技术支撑 (孙军, 2012) [5], 促进传统产业的产品更新换代。例如, 美日等发达国家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不但使已失去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如纺织业、服装业、建筑业转变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而且使钢铁、汽车、化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为技术密集型产业。
(2) 传统产业支撑区域经济的稳健增长和新兴产业的演化成长。传统制造业是当前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 是技术创新和扩散所导致的供给增长源泉, 也是创造就业机会的载体源泉。Lexington (2002) [6]在论述国家新经济发展策略时, 特别指出在目前解决社会就业等经济增长问题时, 不应过分追求新兴产业而忽视传统产业的作用。例如, 美国等发达国家将大量制造业加工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但过度地转移传统制造业也使发达国家失去了大量的加工技能, 以及相应的基础设施, 故而难以在国内匹配到与其新兴产业相协调的加工制造业, 并带来经济增长的乏力 (黄永春、郑江淮, 2013) [7]。因此, 倘若过度“抛弃传统, 重建新兴”可能对经济增长、投资和就业产生显著负效应, 从而降低社会经济增长率。其次, 传统产业发展积累的技术、资本、产品、市场能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撑。例如, 在新兴产业的市场空间没有打开的情况下, 传统产业能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资金支持。此外, 传统产业既有的制造能力能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产业配套, 以保障新兴技术的产业化和市场化, 即新兴产业往往需要借用传统产业娴熟的加工制造体系和成熟的市场渠道体系 (董树功, 2013) [8]。
由此可见, 传统制造业是基础, 新兴产业是导向, 两者应该相互交融、协调发展。鉴于现阶段, 长三角整体处于工业化中期, 制造业面大量广、基础雄厚, 应用前景广阔, 对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发挥至关重要作用。因此, 长三角地区应坚持“协同发展”原则, 即承接制造业是基础、新兴产业是导向, 两者应相互交融、协调发展, 以渐进地实现从承接制造业向新兴产业集聚的转型。
3.2 长三角从制造业承接向新兴产业的变迁路径
长三角地区从制造业承接向新兴产业的变迁过程中, 应立足制造业实情和长三角的资源禀赋优势选择合适的变迁路径。首先需要对传统制造业进行分析, 对部分能够进行产业升级的产业采取高新技术化路径;对不能够进行产业升级但是能够为新兴产业提供配套的产业实施产业配套路径;对既不能进行产业升级又无法为新兴产业配套的产业应采取有序退出路径, 推进这些行业的要素重组, 以为新兴产业服务。其次, 长三角还应充分挖掘科教资源优势, 推进长三角科教资源创新创业, 从而形成新兴产业, 见图9所示。
3.2.1 高新技术化的升级路径。
传统制造业不等同于落后产业, 通过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管理制度的变革, 也可以转变成为新兴产业 (熊勇清, 2011) [9]。首先, 传统产业可以市场为导向, 剥离传统制造业务, 向高端生产性服务业转型。例如, 1990年初, IBM在受到微软、康柏等IT巨头挤压下几乎陷入困境, 于是开始剥离打印机、个人电脑等低利润业务, 而向高端服务业转型, 现已形成以高端软件、全球信息科技服务、云计划等业务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其次, 传统制造业通过高新技术嫁接, 即通过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等向产业链的上下游拓展, 强化技术创新并融入新商业模式, 能成为高新技术产业。例如, 传统装备制造业可以向智能装备制造业、新能源装备制造、高效节能产业升级, 汽车能源及传统汽车业可向新能源汽车升级。再如, 电信和联通在我国南方和北方多省拥有固网与互联网优势, 在取得国外成熟的3G技术与牌照CDMA2000 (电信) 和WCDMA (联通) 后, 主推与固网、宽带捆绑的融合套餐, 迅速扩大了3G市场占有率 (张银银, 邓玲;2013) [10]。因此, 政府应倒逼传统产业创新, 制定改造标准引导其进行技术改造, 推动传统企业向低污染、低能耗、高附加值、高利润的新兴产业转型升级。
3.2.2 新兴产业的融合配套路径。
新兴产业的形成需要传统产业予以配套, 其发展离不开国内价值链的支撑。通常, 传统产业在知识链、产业链、产品链、用户和分销渠道、以及企业社会网络等方面与新兴产业有交叉融合。一些具有研发基础, 与新兴产业紧密结合的传统产业, 可以进行技术集成和创新, 以及产业链和产品链的延伸或再造, 从而成为新兴产业的配套企业, 承担为新兴产业提供原材料、零配件和售后服务等配套功能 (熊勇清, 余意, 2013) [11]。例如, 原玻璃深加工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流程再造等, 发展薄膜太阳能电池基板的高档伏法玻璃、光伏光热玻璃, 延长伏法玻璃产业链, 进入太阳能光伏、光热、发电产业。因此, 政府应鼓励部分具有产业延伸的制造业, 可以与新兴产业形成产业链, 促进二者在物质、信息、技术、能量、资本等领域的交换与配置, 形成良性互动。故而, 长三角地区在承接制造业的过程中, 应根据地区产业规划, 承接和推进传统制造业与新兴产业的配套, 以形成地区的新兴产业体系, 而不应一刀切地停止传统产业的承接和发展。与此同时, 政府可以推进传统产业与新兴企业的兼并、重组、整合。
3.2.3 有序退出的淘汰路径。
一些落后的传统产业, 如部分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传统产业, 已不适应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 既不能够通过高新技术化改造成新兴产业, 也不能与新兴产业形成产业链;并且存在较高的资源环境消耗。这些产业应依据国家政策, 采取有序退出策略 (熊勇清, 2011) [12], 即对现有资源进行清算, 破旧立新, 部分资源要素通过投资、金融中介等多种形式实现“要素重组”, 投入到新兴产业领域。为此, 地方政府要加快淘汰、改造和转移传统产业衰退形成的夕阳产业, 即制定相应的淘汰和退出机制, 逐渐转移产业发展空间和劳动力, 从而为新兴产业的发展腾出空间和资源。
3.2.4 科教资源产业化路径。
长三角地区位居全国经济、科技的前沿, 拥有密集的科研院所, 具有较好的科教优势。因此, 长三角地区可促进科教优势的产业化, 鼓励师生创新创业, 从而形成新兴产业。与此同时, 应将新兴产业关键人才和领军人才列为地区重点人才工程之一, 加大对人才引进的配套政策支持力度。例如, 南京为激发创业活力, 出台了“科技九条”, 旨在鼓励在宁高校、科研院所等科技人员离岗创业;并且鼓励在宁高校允许全日制在校学生休学创业。与此同时, 南京还出台了“321”计划, 旨在吸引国内外优秀科技人才来宁创业。其次, 长三角地区应发挥科教资源优势, 促进官产学研相结合, 进一步完善从创新概念→技术应用→现实生产力→产业化的技术创新体系, 以推进新兴技术的产业化。鉴于此, 一方面应完善官产学研之间的合作机制, 另一方面完善产学研联盟内部的利益分享机制, 从而使官产学研有机结合, 政策和资金相匹配, 发挥产学研联盟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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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熊勇清, 余意.传统企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接路径与模型[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3 (9) :107-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