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形态变迁

文化形态变迁（精选四篇）

文化形态变迁 篇1

新闻言论的演变形式是社会进步带来的产物,同时它的演变形式也代表当代的通讯器具和各种思想与民众的需求的进步,能够让民众清楚的、整体的、发掘品味各种事件,认识当代人间百态,顺应科技进步。拥有明确的思维观点、独立的关注形式和合法的政治建议的报纸内容能让各界的主体思想得到推动和更新,并且对各界的议论有大大的作用。

一、由广播式到自主讨论的转变

过去,我们一直是通过让播音员对各种事件和文字进行阅读给大家听,这是一种特别冰冷的播音形式。同时在过去的时代里面运用胶卷作为记录,特别是运用它进行拍摄时候,工作人员要早早的对它进行各种各样的调机。在录制每一版演出的时候都要早早的去特定的棚子里面进行很多次演排,所以在工作当中特别繁琐。此外,编辑的语言组织的各种词语也有较高的标准,对政事不能有消极态度,当发生特大的死伤事件的时候要逐层的上报得到高层的同意,同时要少量的形容事态,安抚民众的思想,所以在过去的时候要想对有关政事进行讨论的规定要求是特别严格的。[2]自相关报社开设了民生与政治这些栏目以后,报纸这一传统的媒介在广泛的民众里面受到了深深的赞扬,它确实关注了民众的各种需求,同时以往的只播报好的一面的场景不会在出现了。把对各种观点的讨论权利给予各界群众,它是在报纸新闻上面做到了一次大大的革新。然而在随着同样的栏目出现,在我国的新闻界做出了巨大的促进,好比电视媒体的《新闻广角》在到当前的《东方时空》,它们的关注指数创下高点。

在现如今,除了在电视屏幕上还有互联网上能够看到最新的信息,报纸新闻的实时性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温家宝总理曾和我国民众在网络上有过沟通,大家能够随心的咨询了些有关政府事宜的题目,总理做到了每一问一答的要求,把大家对政府事宜的需求大大满足了,很快就有很多报社对这一画面进行了文字传播,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

二、索取当场的真切情况到简易的公开平面

把ENG使用到新闻传递上面,过去只把“谈”放在了里面,却把“访”进行隐藏,把发生情况的事情和人物,只是进行了对音频的录制,当时的场景和人员并没有在大伙的眼中体现出来,让新闻的真实感丧失了。对于这一情况,就需要广大记录人员必须要能够实地取景然后将其传播。在我国2008年对四川地震的新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在现场的真切情况和现场记录人员在地震地区的各种心情。[3]还有在阿富汗战役里面,记录人员为了给广大民众还原真实的场景直接在当地的实战区域里实行了实时播报,场景采集。为了每次播报的真实性,有数不尽的记录者们把自己宝贵的生命奉献了出来,在我国有一个男记者,他为了把播报的真面目体现出来,把公道还给大家,悄悄潜伏在坏人的团伙里,当他最终拿到了凭证时,准备要走出团伙时不料让坏人发现了把他的生命无情的夺取了。要想把新闻的真实和本质表现出来,使用过去的方法会被当前的需求所抛弃,除了坚持革新发掘有价值的新闻内容,这样才可以吸引各界的民众。在当前“访”的模式也有渐渐的升级,政府人员下基层关心民众,关心民众的日常生活,让各界农民吃饱饭穿暖衣,这一幕幕的场景都出现在当前的报纸画面里面,也能够将民众的思维带到真实的环境中去,以此提高新闻的真实感。

三、话题方面向敏感位置发展

以往的报纸媒体传播的多是一些正面报道或者是一些对时事政治影响不大的报道,即使有时事政治的内容也是一些以叙述为主,基本不添加评论。然而近些年来,有不少的报社专门针对时下热门的事件进行刊登,并且添加以图片来呼唤大家的阅读,这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也是一种大胆的表现。[1]比如去年比较热门的话题拆迁,某地有一拆迁现场有强拆现象,并且有人员的伤亡,换做以前,这样的消息是很难传播出来的,由于多方面因素的阻碍,导致一些关系到民生问题的事件很难曝光,也就很难引起大家关注,然而,报社的大胆创新,勇于发现并且指出社会不良现象的做法让更多的人加入到实事的追踪与评论。

四、稿件来源广泛

最早的报社稿件来源主要是依靠报社的自有编辑进行撰稿,到后来发展的也从社会进行征稿,然而这些自有撰稿人也多是一些地方有名望的人士。很少能够在报纸上看到普通老百姓的声音,最近几年,报社在信息来源方面大胆创新,积极采用民间案例,并且很多的报社在民间设立兼职小记者,以此来提高信息的来源,由于很多普通人的加入,在稿件内容方面就更加贴近普通人的生活,所谈的话题也不仅仅是一些空谈大事了,这对于报社在民间的声誉有了很大的提高,让更多的老百姓认为报纸不再是空谈,而是能够从报纸上找到自己身边的事情。这一大胆创新,对于报纸新闻的传播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对这一传统媒介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帮助。

五、新时期新闻言论发展趋势与思考

市场经济在成长,社会也在向前发展,在当今社会条件下中国的新闻言论将以多元化的形式来发展,从新闻内容来讲,在有助于政府与民众利益、促进社会发展的关键条件下,还要多关注观众的爱好,关注老百姓的发言自由;在播放形式方面,现阶段新闻言论除了有新闻社论、本报讲评、评议、短叙等,还包含了通过宣讲、电视、因特网等传播方法向百姓播放的新闻叙事与思维方向,而且由于信息水平的迅猛成长,微博、QQ等均可变成新闻发言人传播事件和民众发表言论的公开场所;从作用方面而言,新闻言论有一定的反映、推广、指引、讲述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金永辉.捍卫新闻语言的规范性与纯洁性[J].新闻爱好者,2010(6).

明清社会变迁与商人意识形态 篇2

明清社会变迁与商人意识形态

——以明清商书为个案

①

（论文提要）

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经济面临转型、东西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多方位的交汇碰撞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经济较之前代有了长足发展，商品流通规模，市场发育程度，以及商人资本的实力，都较以往社会有了很大提高。其中，明清时期大量区域性商人集团——商帮的出现，并成为社会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力量，尤令人关注。明清时期的社会变迁不可避免地影响着这一时期商人群体思想意识的变化，并对其经营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商人们的经济活动及生活方式，也影响着其活动区域的经济发展、社会风气及社会思潮的变化。因此，这一时期，商人群体的思想意识形态应予以重视。

到目前为止，关于明清时期（明朝至清鸦片战争前）商人思想意识的研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角度，大多侧重于明清时期各区域商帮的商业道德、商人的伦理观念、经营方式、商人形象等方面，尚无专文以明清商书为资料，就明清时期商人的“意识形态”作一总体考察。本文从最能体现明清“商人意识形态”的明清商书入手，具体分析这一传统社会面临转型的特殊时期，传统文化对明清商人的影响、商人们对自身群体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的认知及其经营理念等方面的认识。

一、明清大量商业书的面世——商人意识的凸现

明清社会变迁，其对经济思想领域的主要影响表现在，明代中后期，“工商亦本业”、“农商互利论”的思想日益为社会所接受，经商已开始不再成为一种为人轻视的职业，“弃农从贾”（弃本从末）乃至“弃儒从商”、“士商渗透”之现象越来越多。出于学习经商之道，适应商海竞争的需要，明清时期出现了许多日用类书，其中有些即属专门性的商业用书（本文简称商业书或商书）。为数众多的商书，有的是商人们自己动手，根据商业的实际需要来编纂，有的则延请文人学士为之编纂。其所纂内容不仅有水陆路程、商业条规、物价、商品生产、流通、市场、经营方法等经商必备基本知识方面的内容，还包括商业道德、经商行为准则、行为规范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商书比较真实地记录了商人的经商之道，又大多出于当时人之手，比较真实地记录了同时代商人的经营形态，因此，也更能准确地反映当时商人们 ①②②本成果为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原文两万字，将刊登于《复旦史学》第一辑（2005年1月）

主要代表性商书有：明 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八卷，隆庆四年刊；明 陶承庆《商程一览》二卷，万历刊；明 余象斗《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万历二十七年刊；明 周文焕、周文炜的《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万宝全书》三十五卷，万历间刊；明 壮游子《水陆路程》，万历四十五年刊；明 商浚《水陆路程》八卷，万历四十五年刊；明 程春宇《士商类要》六卷，天启六年刊；明 李德晋《新刻客商一览醒迷天下水陆路程》，崇祯八年刊； 憺漪子《士商要览》三卷，明末刊；明 鼎锓《商贾指南》抄本（主要内容为余象斗《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中的《商旅门》）；清 崔亭子《路程要览》二卷，清刊；清 赖盛远《示我周行》全三卷附续集，清刊；清乾隆年间吴中孚《商贾便览》八卷；清乾隆间王秉元《生意世事初阶》等。另见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第六章。张正明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出版；陈学文《明清时期商业书及商人书之研究》，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罗丽馨《

十六、十七世纪的商业书》，载（台湾）《中兴大学学报》第七期（1997年6月）等论著的介绍。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参会论文 的思想意识和经营理念。

明清大量商书的刊行，说明了社会经商、行商风气之盛，同时它本身也凸现了商人意识的觉醒，它说明了经商者自身对这一职业的认可与重视。另一方面，大量商书的刊行，也说明这一时期的商人们，已不仅仅满足于传统的凭经验行事的小商小贩，而是开始重视商业知识的累积和传播，并对子弟、生徒授以商贾职业的教育，而有些商书的书名及章节——如《士商类要》等名称本身，就反映了士人从商的社会现实以及人们思想上将士商并列的观念变化。此外，明清商书的出版形式也值得注意，它不是以秘传的形式，而是以有关日常生活的书籍——万宝全书（或日用类书），公开示于世人的。由此也不难想见，书中所述观点不仅是商人自身思想意识的体现，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人们对商业的普遍看法，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和训诫，可以说是当时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和商业日趋繁荣的社会现实的反映。

以往学界关于商书的研究多是从经济史的角度或经济史料的运用等方面来分析研究商书及其研究价值的，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探讨商书所体现的明清时代商人的思想意识（文中亦称为“商人意识形态”），尚不多见。本文主要根据目前所翻阅到的明清商书，着重探讨其中所体现的明清时代商人的思想意识。

二、传统伦理观念与商人意识形态

商业是社会所必需的一种职业，商业行为本质上是讲求利益的，不可避免地会带着唯利是图的属性。但中国传统文化中又很注重利义关系，强调以义取利，不能见利忘义。如何谐调这二者的关系，始终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们共同面临的问题。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人们对商人的地位及态度开始有所转变，“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观念开始为人们所接受，并出现了“新四民论”。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士好言利”的社会氛围和士人“弃儒从贾”的社会现象。但总体而言，社会风气导向仍然是传统伦理中的以义为重，利为轻，反对见利忘义，这一传统的“义利观”对明清商人具有深刻的影响，并在商书中有非常鲜明的体现。

从商书记载来看，在“利”、“义”关系问题上，对商人的要求便是：要重信义，守然诺，不刻剥；强调君子之财，取之有道。

关于商人的职业道德和道德规范方面，商书强调艰苦创业，节俭为本。

因商业经营的特殊性，商人们大多在财利场中应付周旋，无时不受风流场所“酒池肉林”的诱惑。因此，在个人修养方面，商书反复告诫人们要洁身自好，不能贪图奢侈生活享受。

在经营理念方面，中国传统伦理中所提倡的“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①的信用为本的诚信观尤受重视。商书反复强调不仅要公平交易，光明正大；而且要诚实无欺，重恩守信。

同时，传统的伦理观念中匡扶正义、扶弱济贫的思想也深深影响着传统的中国商人，商书中不时可见“救困扶危存博济，莫因倾倒共推人”、“轻炎拒势，谓之正人；济弱扶倾，方 ① 《礼记·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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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杰士”、“趋显者防败，附势者必危”、“倚官势，官解则倾”的训诫。

综观明清时期的商书，可以看出，商书非常注重对商人诚信为本的商业道德的培养，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对其影响至深，中国传统文化、人伦道德的规范作用，在明清商人的意识形态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从经济学的角度言之，市场经济的运行是需要一系列社会秩序作保证的；而社会秩序是一个需要多元支撑的系统，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支柱，都会造成经济的畸形发展。总体而言，中国古代的市场交易始终缺乏相关的法律条文和制度机制的保护，如果再没有信用支撑，那么市场运作的交易成本就会高得无任何效率可言。透过明清商书中的谆谆教诲，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对维护正常的商业运作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法律条文和制度保护成为市场经济中稀缺资源的情况下，儒家伦理中重德重于重利的教诲，以义取利的诸多训诫和诚信为本的伦理提倡，成为市场交易的无形约束，对保证传统中国社会正常的商业经济运作，具有重要意义。

三、经营环境与商人意识形态

经营环境对商人意识形态的影响不能忽视。明清各类商书中，多处可见著述者对经商不易之感叹。这中间既有对春夏秋冬漂泊异乡之辛劳的感慨，更有对经营途中骗子盗贼之觊觎的提防。从万历间的《三台万用正宗》中的《商旅门·客商规鉴论》，至清乾隆间吴中孚的《商贾便览·江湖必读原书》、赖盛远的《示我周行·江湖十二则》，无不多次郑重告诫经商者，从经商外出的结伴搭伙，到路上住店行船等等，要时刻注意人身财产安全。程春宇《士商类要·为客十要》的前三要便首谈安全问题。

如果说客观上的生活环境令商人们缺少安全感，外出经营如履薄冰，那么制度保障上的缺陷则直接影响了明清商人们的意识形态。中国古代始终缺乏完整的保护商人利益的法律制度，这一点到明清时期也未有大的改观。虽然清代政府的工商政策趋向宽松，各级官员的“恤商”思想也有所发展，政府时有恤商、宽商之诏谕，可以说提供了一种比较有利于工商业发展和提高商人地位的制度环境，但并没有明确保护商人利益的相关法律或制度保障机制。明清时期民间的商事纠纷，仍然多由各级地方官员依据具体情况，“酌以情理”断案。这一制度环境对商人意识形态的直接影响，便是明清商书中所体现的商人普遍敬官、畏官及至依赖于官的现象。他们时常不得不对当权者要谦卑恭敬，或者通过与之结合，“官商融合”，以期获得经营的成功。

商书中对经商人员的告诫也让我们看到，中国古代商人时常处于一种矛盾的两难之中，一方面，传统的伦理道德轻视附炎趋势、倚官仗势之辈，尤将那些附炎趋势之辈视同小人，另一方面，“官无大小”，“权可制人”的现实，又令他们不得不“是官当敬”，谨小慎微，甚至委曲求全。在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社会环境中，商人们最终仍多有“万般惟有读书高”之感慨。最终，明清时期的商人意识形态，也只能局促于这一社会体制之下，难以超越社会制度的局限，商人们在对自己社会角色的认知上，便难有自己独立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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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客商规鉴论》与《生意世事初阶》的代表性意义

明清时期的商品贸易，大多借区域间的距离赚取商品差价，或低买贵卖，囤积居奇，把持行市，这是众多商人获取利润的主要方法。因此，商人特别需要注意各种物产的季节、产地、价格、品质、年成丰歉等信息。为此，商书时时告诫人们，经商不是简单的买卖，必须掌握基本的专业知识，顺应天时地利，审时度势，胆大心细，勤访多问。同时，商海风云，诡谲多变。“货有盛衰，价无常例”，稍有不慎，经营不当，便会倾家荡产，血本无归。因此，商书特别强调对经商者基本素质的重视，强调要掌握市场信息和变化规律，审时度势，灵活经营。在这方面，万历间《三台万用正宗》中的《客商规鉴论》和王秉元的《生意世事初阶》颇具代表性。

《三台万用正宗·商旅门·客商规鉴论》是现存明代最早的一篇有关商业经营规范的篇章，其基本内容是关于客商应有的姿态、作为商人必须具备的商品知识及思想准备，它非常概括地论述了经商的基本原则与要求，规范了经商的行为准则，是一篇非常典型的商人入门的必读文。它从出门亦始所需注意之安全、结伴搭伙之事项，到经商途中的投宿问店，及至必备的经商专业知识，均有涉及。其中对商人的职业道德尤为强调，即商人要注重自身的修养，戒骄戒奢，勤俭朴素；商业经营要合乎规范，诚实不欺人，特别强调不能见利忘义。后来几乎所有商书有关商业经营内容和商人的道德要求都由此而延伸、衍生、释绎出来。《客商规鉴论》的出现，也标志着中国商业在经过了数千年的发展后，开始进入了一个自身要求必须规范化的新阶段，表明明清商人日趋成熟，其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开始注重自身的修养和培养新生商贾。

《生意世事初阶》作为培养“坐贾”的专业商书，同样强调对经营人员在人品、能力等基本素质方面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客商规鉴论》和《生意世事初阶》做为较具代表性的商业书，它们特别强调从业者要善于察言观色，处理好各方面的人事关系。换言之，商书认为当时客商的主要困难不仅仅是路艰程远，更主要的还是人事关系，并将此视为经商成败与否的关键。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商人眼中，诸种纷繁复杂的人事关系的处理，远胜于经营过程的技术管理，并成为经商获利的关键，这确是中国封建社会商业活动中值得探讨的一种社会现象。

①①此书系抄本，署名为句曲（按句曲为江苏句容县的古称）王秉元开初氏纂集，沙城西麓主人汪淏增订。从书中汪淏序中得知，它是汪淏依据王秉元之书重加增删润色而成，而王秉元之成书时间，当在乾隆五十一年以前。详见罗仑、范金民《清抄本<生意世事初阶>述略》，文载《文献》，1990年第2期。此后，在王秉元此稿本的基础上，又有《贸易须知》（上海图书馆藏光绪五年刊本），该本题有嘉庆十四年王秉元序，道光24年杭州项名达续刊；光绪五年蠡城言慎金在王、项两刊本基础上，“不揣鄙陋，重加厘订”，再刊。内容多与《生意世事初阶》相似。还经清代山西商人在“《生意世事初阶》基础上增删而成的更适合山西人使用”的（炳记）《贸易须知》，主要内容也与之类同，见张正明《晋商兴衰史》第335页，附录二。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民国十一年，上海宏大善书局石印《生意经络》（不分卷）（上海图书馆藏本），封面为“王秉元著”，卷内又名《贸易指南》（不分卷），“句曲王秉元著”。较之《生意世事初阶》，所论学徒规矩相同之处甚多，只是内容更加丰富，增加了“如何辨识洋钿”、“鸦片之危害”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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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思想遗产与商人意识形态

严格地说，商书应以商业经营为主要内容，应含商业经营思想、体制、职业道德、方法、知识等方面的内容。但是，仔细翻阅明清时期的各类商书，我们又会发现，这些商书内容非常庞杂，凡是与商业有关联者均采撷其中，还包容旅游、交通、气象、养生、卜验、交际应酬、安全、文化娱乐等，成为应用性很强的商业百科全书。这也说明，当时商业思想还没有完全成为一种独立的思想意识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在某种程度上，人们仍然是按传统的经验亦或感觉行事。此外，在名目繁多的日用类书中，有关经商知识的内容分布则显得颇不平均。如《商旅门》，其在明代仅见于《三台万用正宗》一个版本；发展至清代版本中，则不论是前期的三十卷版本或后期的二十卷版本，均未设有专门的商旅门，亦不见于其它类目中刊载相关内容。可见商业门类在民间日用类书并非普遍的内容，这说明商业活动在明清时期虽较以往来得活泼热络，商人地位亦较以往提高许多，然商业活动涉及许多专业知识的配合，非一般的叙述或说明能交代清楚。真正欲从事商业活动者仍应透过专门的商业书，经由一定的训练过程，由学徒而正式行走江湖。这种情况直到清末才有改观。

此外，商业书的最大特色是将视点著重在经营、致富的方法上，提出了对经商能力和品德的要求，认为这是经商致富之法，但对于商人应如何使用财富，尤其是如何利用已取得的财富进行“二次创业”，如扩大经营规模、投资扩大再生产等，则很少触及。“总之，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企图建立超越伦理观的经商之道和积极地为商人在买卖中获得利益提供理论的动机，这就必然使他们的著作在对现实生活中的商人提出要求时，局限于单纯的品德和个人的机智方面”，而缺少经营管理的技术角度的分析与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讲，明清商书中所体现的“商人意识形态”的理论意义还是比较有限的。

日本学者泰萨·莫里斯—铃木指出，经济思想的产生与社会背景的密切相关，“在不同国家和历史的不同阶段，各种不同形式的经济思想一再被创造出来。然而它们所具有的相对的重要性是受地域的和暂时的经济环境的影响的”。同时，“新经济观念的范围在某种程度上受产生这些思想观念的知识遗产的限制”，还受经济理论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的影响③②

①。从这个角度言之，也就不难理解明清时期商人思想意识发展所面临的各种窘境了。

在思想观念上，尽管明清时期儒学思想有所变化，更趋于入世和务实，直接推动了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并间接影响到明清商人的商业行为和伦理，出现了“工商皆本”、“士好言利”的社会思想及至“弃儒从商”的社会现象，但“士农工商”仍作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明清时期综合性、系统性地反映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客观要求的思想还不多见，不仅当时思想界主流对商品经济发展的认识相对来讲是滞后的，即便已有的一些比较开明的经济思想（如工商皆本、奢能致富、敢于言利等）也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或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传统“士农工商”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式，成为商人们观念更新的最 ①④吴蕙芳《万宝全书：明清时期的民间生活实录》，第218—219页。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1年7月 ②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第六章，第298页。张正明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出版 ③泰萨·莫里斯—铃木《日本经济思想史》，第3—4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

④ 对此，笔者另有专文《明清商品经济思想的总体评述》予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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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桎梏。这便是明清时期商人们所面临的“知识遗产”的限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们无法超越这一限制。

此外，就经济环境与政策环境而言，在中国封建社会，政府较早地开始能充分地运用经济与市场手段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封建官府的干预控制与抑商政策（主要是抑制民间商人的发展），加之浓厚的伦理道德规范与轻商观念，是明清商人所无法逾越的传统制度的“结构性制约”。仔细探讨明清时期所出现的各种重商思想，其主要内容大多为商贾的“末业”地位鸣不平，其所达到的最高境界也莫过于于“工商皆本”，在士商观方面并没有大的突破。在官方宣扬的社会准则方面，商人和农工的平等地位尚不可得，而和高踞于四民之“长”的士相比就更有天壤之别了。在这种氛围里，商贾尽管腰缠万贯，也始终无法获得政治地位上的认同。而轻商传统的严重后果之一，便是“历史上少有独立之商务经营与成就之记录，凡有一麟半爪之出现，均不免于附丽于政治问题之中。是以中国史上本有之工商家英杰贤士，其能为人所知者，却少而又少。„„商人经验、成就与贡献，商业经营、规制与方法，既无学术记录流传，一切多留存于心摹口授之间，在中国史上自亦难有商学一门之出现。”

这一特点在明清商书中表现的尤其明显。明清商人们自己编纂的、最能体现商人“意识形态”的商书，最主要的是将经商视为一种正常的谋生之略，而缺少对自身职业社会功能、社会意义的深刻认知，更少有汪道昆“良贾何负闳儒”之自豪感叹。其表现出的诸多商人意识，并未超越同时期的文人传记文集、商人墓志铭等所体现的商人“自足”世界，笔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还要保守一些。

“知识遗产”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制约，经济环境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明清商人意识形态发展境遇的先天不足。鸦片战争后，随着大量外国资本的强行进入，中国的传统工业面临严峻挑战，中国知识分子也广泛醒悟，并发出了“商战”的应对口号。但据王尔敏先生研究，直至19世纪后期，在他所统计的提出“商战”口号的二十五人中，大多数为受传统教育之知识分子，并且多为科甲出身。纯为商人者，仅有郑观应、鄢廷辉2人。商人群体思想意识上的局限性，最终限制了商人们在经济转折时期的创业意识。因此，中国“近代商人精神”——世界市场观念、竞争精神、赢利与投资意识、科学管理观念、公平观念等等，只能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进入而移植进来，并伴随着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峙、抗争和渗透融合而逐渐发展。这一点，从最能反映明清商人意识形态的商书中已窥见端倪。

作者：张海英，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工作单位：上海市 复旦大学历史系，邮政编码：200433； E—mail: haiying6563@sohu.com ③

②

“自然”与人类经济形态的变迁 篇3

关键词：“自然” 人类经济形态 非人类中心主义

目前，学界关于老子“道法自然”思想的研究主要是从经济(人与自然)、社会(人与人)以及精神(人与其自身)三个角度展开的。本文拟从人类经济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基本上已经进入现代(工业经济社会)并且在某些地方后现代(生态经济社会)已初露端倪的时空背景中，以不同生存状态下人们对“自然”内涵不同解读进而到采用不同的经济手段对待自然为轴线，进一步去挖掘老子“道法自然”生存智慧中的积极因素在解决当今人类所面临的经济(生态)和精种两大危机(尤其是前者)中的现代价值。

一

老子天道自然、人道无为的“道法自然”思想无疑是整个中国传统哲学之精髓“天人合一”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足道家生态经济伦理思想的逻辑起点和思维基础，同时也是道家处理经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在中国思想史上，老子可能是第一个对“自然”概念进行哲学思考的人。在“道法自然”中，“自然”不但是天、地、人的终极价值和最高存在状态，而且也是“道”的根本特性。如果从“自然”即“让自身的自己而然”的意义上理解，“自然”就是一种不同于“人为”而又高于“人为”的天然状态。这一点和约翰·密尔在《自然》一文中的观点相似。密尔认为，“自然”一词的一种含义是“未受到人类干预按其本来应是样子所足的事物”，这就足天然的、自生的、自在的、符合本性的自然。按照三国魏王弼说法，自然是宇宙万物在没有人为干扰时的本来面貌，是一种无须用语言也无法用语言言说的存在状态或天然本性。“自然”既存在于天地万物之内(“地”、“天”“法自然”)，又存在于并展现在人的行为、欲望和感觉之中(“人”“法自然”)。从无生命的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到有思想、有意识的人的七情六欲、生老病死，只要是“未受到人类干预按其本来应是样子所是”，莫不如此。

也许正是有了这种“自然中心主义”的思维基因，人类历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都是在一种自己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度过的。不管人类是否都意识到了道家的这种“有所为有所不为”特别是“有所不为”之最高境界的“道法自然”思想，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毫无例外，为了生存，他们就“有所为”，积极地去认识改造自然。毕竟，人类能力的现实发展是历史的，是在内外尺度的博弈中逐步提高的。人类此时在处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时，更多地也许是无奈地体现出一种“有所不为”，一种顺其“自然”， 一种道法“自然”。也正因为如此，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整体上说是和谐的。当然，以“自然中心主义”为思想基础的“自然经济”中的“自然”，还只是一个朴素而原始的概念。

二

从文化渊源上讲，发韧于欧洲的现代工业经济生产模式，是以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为基础、以对人类知识理性和主体性的强调为核心的，它用理性化的社会建制(包括市场经济体制甚至民主法制等)协调着具有不同才能世俗化的人们为发展工商业而效力，其间所表现出的“世俗趣味的高涨、工具理性的蔓延和个性表现的放纵”至今仍方兴未艾。当初这种多少带有点西方中心主义(更多地是人类中心主义)特色的文化之火一日在欧洲燃烧，便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席卷世界各地，并逐步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而世界其它地方(尤其是那些具有深厚自然经济传统的民族)的人们(已经习惯田园牧歌式的生产生活方式)在苦苦挣扎的阵痛后，如今却也正兴奋地品尝着现代工商业所带求的甜果，乃至于他们对祖上留下的本来弥足珍贵的遗产也似乎有点满不在乎。

与东方文化强调人与自然交相感应“天人合一”价值观不同，在西方经济、文化传统中，尽管在占希腊时期曾经把人与自然作为一个有机体过，但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天人相分以及人对自然的主导的。不管是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还是基督教的神学目的论等，都是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把自然仅仅作为一种为人而存在的工具。尤其是到了近现代，人与自然的对立空前激化，而人的主体性却被大大张扬。笛卡儿首先确立了人是作为一种精神性主体而存在的，康德又提出“人为自然界立法”，黑格尔则把自然界视为人绝对精神的外化，而尼采更是表明，人是可以取代上帝的全知全能和至善至美的。从此，作为主体的人成为科学知识、政治价值和道德法则的最终依据，从此，作为人类生活方式基础的工业经济的成长与壮大也便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三

然而，正是基于这种主客二分并带有宰制性色彩的现代理念，以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丰义为特征的现代工商业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生态危机，今天却逐渐成了曾经欣喜若狂的现代人眼前挥之不去的乌云，尤其是在那些渴求加快经济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譬如中国)；而信奉“上帝死了”的现代人募然发现自己，怎么也走不出失去终极关怀后虚无主义精种危机的阴霾。尤其是前者，即生态问题，已经成为现代人类不得不去严重关注和认真解决的问题。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人们已经开始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对自己本来所引以为豪的工业发展模式，开始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反思，并试图找出产生这一问题的真正根源。

在美国，历史学家林·怀特最先探讨了生态危机产生的历史根源，他认为，西方社会片面地去发展工商业经济而破坏自然的态度起源于基督教。社会学家芒克雷弗则认为，基督教的教义只是对人类去采用何种方式发展经济的一种误导，即是基督教提倡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因为按照人类中心主义的逻辑，人类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无休止地掠夺地球资源，发展工业，因为自然没有内在价值。而形成于20世纪中叶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生态伦理学，则主张把伦理道德关怀对象的范围从人类共同体扩展到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去尊重每个生命生存的权利。循着这种思路，人类所能发展的也只能是生态经济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追求仁智会通的东方智慧被纳入西方学者新的诠释系统。他们逐渐认识到，如果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古朴、神秘而又深刻的东方智慧不仅有“过去时”(自然经济)的美感和魅力，而且有“现在时”(工业经济)乃至“将来时”(生态经济)的启示意义。爱因斯坦、普利高津等人都以浓厚的求知欲研习东方的《易经》、《老子》和佛经，希冀从中发现治疗现代社会工业病的精神启示。作为中国“愿住民”、与儒释共同构成中华文化智慧之源的道家道教，在奠定其理论基础的《老子》一书中所阐释的“道法自然”的生态经济思想尤为西方学者所肯定和重视。

春节的文化变迁 篇4

作为一个节日，传统社会的春节包括年前岁后两个部分。与春节有关的民俗活动，可以向腊月（农历十二月）和正月这两个月前推和后延，时间长短，各地不一。至今流传的北京童谣：“二十三，糖瓜沾；二十四，扫房日；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去宰鸡；二十八，白面发；二十九，满香斗；三十日，黑夜做一宵。”说的就是从农历腊月二十三送灶神开始就要开始为过年做准备了。而实际上传统的年节从十二月初八腊日开始，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腊日在古代是祭百神的重要日子，汉代以后

成为岁末宗教性的驱疫行傩的节日。明清以后节日的宗教气氛被节日的娱乐气氛所代替，驱傩仪式则发展成为表演性的傩舞。腊日这天人们要吃“腊八粥”，制作“腊八蒜”。腊八过后，气氛也开始热闹起来，城市里很多商店开始张罗，供应春联、年画，人们纷纷到市场上置办年货，开始了过年的忙碌。腊月二十三日，俗称“小年”，民间有祀灶的习俗。祀灶，也称祭灶，或“醉司命”。这一天人们要置办各种祭品，祭祀与自己朝夕相处的灶神，而灶神在享受了祭祀之后，就要回天宫报告所在的家庭一年中的情况。通常，人们都会很恭敬地对待灶神，好让他“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但是，老百姓担心灶神无论好坏一 体报告，于是祈祷灶神，甚至用粘糖粘住灶神的嘴，目的就是希望灶神“好多说，不好的少说”。祭灶的时间各地不一，北方多在二十三，而南方多在二十四这天。在南方，腊月二十四还是百神上天“述职”，汇报世间一切情况的日子，因此家家户户燃放鞭炮，热热闹闹地奉送各路神灵上天，直到正月初四才将神灵重新接回家里。腊月二十四这天还是扫尘的日子。人们清扫房屋，去掉旧年的尘埃，将房屋打扫一新，迎接新年的到来。接下来的几天显得更忙了——家家户户舂米磨面，蒸制各种过年食品。还有就是贴年画、门神和窗花。同时开始燃放鞭炮，增添节日气氛。正月初一，新的一年终于到来了。传统社会将初一至初七分别看成是各种家畜和人的诞辰，即初一为鸡，初二为狗，初三为猪，初四为羊，初五为牛，初六为马，初七为人。人们在这些日子里分别举行各种祭祀活动，专门纪念六畜和人的诞辰。此外，不同地方还有关于新年的安排，“初一早，初二无姿娘，初三目困到饱，初四神落地，初五隔开，初六舀肥，初七七元，初八团圆，初九天公生，初十地公暝，十一请女婿，十二到（回）来拜，十三吃稀粥配咸菜，十四结灯棚，十五上元暝。”至今流传在福建闽南地区的正月歌，基本上反映了正月初一到十五每天活动的安排。可见，传统社会的春节是一个时间跨度较大的节日。从喝过腊八粥、二十三过小年，到大年三

十、正月初一再到元宵节，总共一个多月的时间。而当代社会，人们过春节主要集中在除夕和正月初一这几天。春节民俗的变迁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体现在节期数量的减少。传统社会的春节这一较长的时段与农业社会冬天农闲的时间基本一致，差不多两个月。当代工业社会，机械化的耕作大大缩短了农民劳作的时间，农民可自己支配的时间较多，春节不再是唯一的农闲时刻。在城市里，单位一般到大年三十才放假，且国家规定春节的法定假期只有一周。因此春节在他们看来只是一个比周末稍长时间的假期而已，于是许多人选择春节到外地度假旅游。而像腊月二十四的“扫尘”活动完全可以雇请保洁工代劳。当然最主要的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缩短了“忙年”的时间。传统社会由于物质资源匮乏，人们必须花很多的时间准备各种年货。但如今，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物质资源的丰富，各种商品在商店都可以买到，各种年货只要上大型超市一天就可以置办完毕，人们无需那么多的时间来“忙年”了。如今能让人感受到过年气氛不是年前的“忙年”，而是年前数千万在城市打工的民工和求学外地的学生回家过年形成如潮水般的春运高峰。年前忙碌的气氛被淹没 在工业生产的商品里，单一的时间生活方式，让人觉得时间的单调和乏味，感叹春节没有过年的气氛。

变迁的民俗

春节凝结了传统农业社会的民俗文化，凝结了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凝结中国人的伦理情感、生命意识、审美意识与宗教情怀，所以，春节间的种种民俗活动，如祭祀、饮食、装饰、娱乐、游艺，以及春节间的种种禁忌（语言、行为、饮食）等，都是中国人情感的大展示。祭祀民俗。祭祀是调节人与自然、人与神关系的重要活动。从腊月开始，人们便纷纷祭祀各路神灵。除了前面提到祭接灶神和百神，除夕夜祭祀祖先

也是年俗的一项重要内容。《帝京景物略》记载明代北京人在堂上悬挂先人的图像，用五色苇草与竹篾编成的罩子陈列狮仙斗糖、麻花馓子等祭品，家里长幼给祖先叩拜，然后各自拜，称为“辞岁”。清代北人仍沿袭明代的节俗，供“天地桌”，即在中庭设长案，供诸天神圣全图。此神图称为“百分”。神像前，陈设蜜供一层，苹果、干果、馒头、素菜、年糕各一层，谓之“全供”。在子夜接神时，将神像焚化，仍然奉香，至灯节结束。江苏苏州家家要悬挂祖宗的遗像，具香果、茶果、年糕，整衣肃冠，率妻子

们依次瞻拜，这叫“拜喜神”。此外，人们还纷纷到寺庙、道观里烧香求神拜佛。祭祀中一项有趣的活动就是“烧松盆”燃旺火。燃旺火是明清南北年俗中祭祀与助兴交融的节俗。烧松盆来源于古代的庭燎、柴祭，其本原的意义是以烟火之气祭祀上天。明代北京人除夕夜，用松柏枝与柴杂烧于庭院中，称“烧松盆”。山西寿阳，元旦鸡鸣起，燔柴草，以当爆竹，谓之“接神”。除夕元旦之间的燃烧祭祀民俗，隐约地传承着原始柴祭的意义。在当代，农村除夕夜仍要在中庭设供桌摆祭品，祭祀各种天地神明及祖先的活动，但这一般都是老年人做的事儿，一般家里没有老人，也就没有这些祭祀了。工业时代城市理性精神排斥人与神的沟通，人们似乎不必靠祖先和神灵的保佑也能获得丰收，也能把握自己命运，祭祀仪式因此就逐渐被人们淡忘了。团年、拜年习俗。春节讲究合家团圆，圆圆满满。因此，出门在外的家人都要赶在除夕之回家吃团年饭。为了这一顿团年饭，人们千里万里也要赶回家中，关起家门团年，共享天伦之乐。除夕之夜家人通宵不睡，迎候新年，俗称“守岁”，它是传统年节的重要习俗。吃过年夜饭，晚辈要给长辈拜年。家里人按辈份的大小依次向长辈磕头，长辈则给小辈压岁钱，以祝福晚辈平安度岁。压岁钱，又称押岁钱、守岁钱等，也是年俗节物之一。压岁钱相传起源较早，最开始是特制的钱形，它的材料或铜或铁，形状 或方或长。明清以后通常用流通的银钱作压岁钱，使压岁钱由信仰性的压岁巫术活动演变为节日特别经济来源。如今人们仍保持着给压岁钱这一传统，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压岁钱的数目也与岁俱增，少则几十，多则几百上千，给儿童带来了年节的欢喜之余，也带来很大的消极影响。除夕过后，人们打开家门，四处拜年，说“恭喜发财”、“新年好”之类的话。晚辈见了长辈也要给长辈磕头拜年，而平辈一般只作揖。全国各地大年初二大都是出嫁了的女儿带着女婿回娘家的日子，可以算是回娘家“团年”了。

团年强调了家庭的伦理关系，是家庭情感的表达。拜年，可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到相互沟通的目的。到了当代，团年和拜年的方式有所变化。除夕夜不再是围在“火炉”周围话家常，而是围在电 视前面看春节联欢晚会。在城市里，年前社区或单位组织“团拜”，开茶话会或新年庆祝会。除夕夜人们不再关门“守岁”，而是走出大门参加各种集体活动。拜年的方式也有所简化，传统拜年当面磕

头的习俗现在已不多见。随着电话、网络、手机的普及，人们给亲戚朋友拜年可以打电话、发e-mail和短信。方式不一，但都寄托了人们对新的一年美好的祝愿。饮食习俗。经历了秋收冬藏的人们，到了岁末有所积余，毫不吝惜地将一年中最丰富的食品奉献出来，风风火火地过大年。这种饮食习俗，大体说来，北方以面食为主，做窝窝、馒头、饺子等食品；南方则以米食为主，做糯米年糕等等。最丰盛的饮食要数除夕夜的年夜饭。年夜饭，又叫年羹饭、年更饭、分岁筵等，在资源匮乏的年代，是人们一年中最丰盛的一顿饭，也是年节中的重要节俗。年夜饭中的菜品有一定的寓意。一般菜肴中必备丸子一类，如肉丸（圆）、鱼丸（圆）等，象征合家团圆。桌上一定要有鸡和鱼，象征吉祥如意，年年有余；“豆腐”谐音“斗富”，取丰裕富足之意；“荸荠”谐音“必齐”，取齐家团圆之意。《金陵岁时记》记载了南京人除夕的“十 景菜”——以酱姜、瓜、胡萝卜、金针菜、木耳、冬笋、白芹、酱油干、百叶、面筋十种，细切成成丝，以油炒之。北方年夜饭中最重要的食品还有饺子，饺子形状像元宝，有“财源滚滚”之意。福建闽南地区大年初一要吃面线，寓意生命像线一样长。此外，各种水果也有讲究，如桔子，与“吉”谐音，而甘蔗，有“节节高”的意思。总之，春节里的各种饮食体现了中国人的美好情感。在当代，物质资源的丰富，人们不用等到春节就能享受到丰盛美食。在市场上可以买到全国各地的糕点小吃，因此原来自家炊糕蒸面的热闹场面不见了。人们担心身体的健康，不再吃大鱼大肉；考虑冬天的寒冷，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年夜饭吃火锅；越来越多的家庭为省事，到饭店吃年夜饭，春节饮食民俗丰富的内涵也就逐渐被消解。

禁忌习俗。在传统社会，过年是一个时间转换的关口，人们为了顺利地度过关口，需要采取各种仪式从而达到顺利过关的目的。如贴门神、春联、放爆竹等，这些习俗起初都有巫术的意义，都是希望能驱赶“邪”的东西。无论是巫术或是禁忌，都是人们趋吉避祸情感的反映。娄子匡主编的《新年风俗志》记

载江苏淮安大年初一不可打破什物，不可骂人，不可扫地，否则破财；各种污水不能泼在地面。浙江宁波地区初一不拿针剪，不动刀称，不扫地；晚上不点灯，说夏天的蚊子会减少。福建厦门地区初一不能喝粥，怕出门下雨。当然，在当代条件下，人们不再拘泥于传统禁忌设下的局限，可以随意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而“百无禁忌”。

娱乐民俗。虽有各种禁忌，但实际上春节更是一个狂欢的节日。人们经历了一年的忙碌之后，终于可以放松身心了。于是人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排除一年的不快，以饱满的激情投入到难得的狂欢中。旧时农村有戏班演戏、舞狮舞龙等活动，锣鼓声、鞭炮声、人声交织在一起，衬托春节的喜庆气氛。城里更是丰富多彩如北京城有“过桥走会”的习俗，还有已婚女子摸门钉的习俗，意为早添丁。此外，作为娱乐大展示的舞台就是庙会，而元宵节的灯火则是人们狂欢的集中体现。当代社会，人们的娱乐狂欢逐渐被休闲的气氛所取代。人们躲在家里玩牌、打麻将、上网，彻夜不眠。一到春节，城里到处听到的不是隆隆的鞭炮声，而是禁止燃放鞭炮的宣传声；求吉娱乐的庙会成为商业营利的场所；元宵的灯会上古老的油、腊灯被电灯、霓虹灯所取代，元宵节只被简化为“吃元宵”的单调食俗。农事占卜习俗。“一年之计在于春”，传统农业社会靠天吃饭，因此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农民们往往进行农事占卜，以预测下一年收成的好坏。江苏苏州大年初一看风云：“农家岁朝起，看风和云卜测一年田事的丰欠。占说：岁朝东北风，五禾大熟丰；岁朝西北风，大水害农功。”浙江宁波“乡民以初八、十八、廿八三天的晴雨，预测年成。占云：头八晴，好年成；二八晴，好蚕成；三八晴，好收成。”在当代社会，由于有了天气预报预测灾害，农事占卜的习俗逐渐成了人们的历史记忆。

无法改变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