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贫困挑战

反贫困挑战（精选七篇）

反贫困挑战 篇1

1 新时期贵州农村反贫困面临的挑战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东部,长江、珠江流域上游地带,西南喀斯特生态脆弱区的中心,是一个以岩溶地貌为主的典型内陆山区省份,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农村贫困问题具有特殊性,反贫困面临严峻挑战。

1.1 农村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减贫进程明显滞后

农村贫困人口规模大,贫困发生率高。按照国家扶贫工作标准,贵州农村贫困人口从2000年的871万人(含低收入人口,下同)减少到2010年的418万人,农村贫困人口发生率从27.1%下降到12.1%,扶贫成效显著,但农村贫困人口规模大、贫困发生率高的状况依然十分突出。2010年全省农村贫困人口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总量的15.55%,贫困发生率比全国高9.3个百分点,是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最多、所占比重最高的省份。2011年国家将扶贫标准提高到2300元以后,贵州农村贫困人口规模增加到1149万人,贫困发生率高达33.40%,农村贫困人口规模、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的比重和贫困发生率都居全国前列。

减贫速度明显滞后于全国反贫困进程。勿庸置疑,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贵州农村贫困人口减少的规模和速度,成绩是巨大的。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与全国总体水平相比,贵州农村反贫困进程明显滞后,全省农村贫困人口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总数的比重持续攀升。按国家扶贫工作标准,贵州农村贫困人口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比重从2000年的9.24%上升到2005年的11.38%、2010年的15.55%,10年来所占比重上升了6.31个百分点。与西部地区相比同样如此,2010年贵州农村贫困人口占西部地区贫困人口的比重比2005年增加了近2个百分点,从2005年的22.04%上升到2010年的23.87%。

1.2 致贫成因复杂,贫困问题与生态环境问题、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相互交织

受特殊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民族文化、经济区位等因素影响,贵州农村贫困人口大多居住在深山区、石山区、边远山区、高寒山区、革命老区、地方病多发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些地区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繁,土地资源、水资源等农业资源不足,农村交通、农田水利等农业生产条件差,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公共设施落后,农村市场发育不足,农村贫困人口自身素质较差,自我发展能力较弱,致贫因素复杂,并且因灾、因病或因市场风险的返贫压力大。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制约了贵州扶贫开发的进程,导致减贫速度趋缓、扶贫攻坚难度增大

据统计,按照2300元的扶贫标准,全省85.66%的农村贫困人口集中分布在全国11个连片特困地区中的三大片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和滇桂黔石漠化区,75%以上的深度贫困人口集中分布在民族自治区域。其中地处武陵山区的铜仁市、乌蒙山区的毕节市2011年农村贫困人口分别为145.21万人、250.05万人,贫困发生率分别为38.75%、35.54%,少数民族自治州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农村贫困人口分别为167.29万人、127.72万人和109.18万人,贫困发生率分别为42.11%、36.00%和36.23%,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贫困人口空间分布的特殊性,决定了贵州贫困地区功能定位的特殊性、重要性以及贫困成因的复杂性。

1.3 农民收入水平低、差距大,低收入群体比重高

农民收入水平低,收入差距大。2000年以来,贵州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374.16元增加到2010年的3472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97.6%。但是,农民收入水平低、差距大的问题依然突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乡收入差距十分突出。全省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000年的3.73︰1提高到2005年4.34︰1,“十一·五”以来虽有所下降,2010年仍然高达4.07︰1,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由2000年的3747.06元扩大到2010年的10670.74元。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降低了经济增长在减少贫困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二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之间农民收入差距较大。2010年5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仅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89.4%,其中最低收入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当于最高收入县的比重仅70.1%,绝对差距由2000年的444元扩大到2010年的1102元。三是与全国及周边省份相比,贵州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还存在很大差距,2000年以来总体上呈扩大趋势。2000年贵州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相当于全国的60.98%、重庆的72.61%、四川的72.19%、云南的92.94%、广西的73.70%、湖南的62.54%,到2010年分别相当于58.7%、65.8%、68.3%、87.9%、76.4%和65.8%,差距依然十分突出。

农民收入呈“金字塔”分布,低收入群体规模庞大。如果以县为单位,按收入水平将全国所有县级行政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划分为低收入段、中低收入段、中等收入段、中高收入段和高收入段,则中等收入段所覆盖的县级行政区数量应该最多,即大致呈“橄榄型”分布。然而在贵州,五个收入段所覆盖的县级行政区数量呈“金字塔”分布,处于最低收入段的县级行政区所占比重高达60%左右,而中等收入段所覆盖的县级行政区所占比重仅为10%左右。尽管自2006年以来这一分布状况有所改善,但总体状况并未改变,2010年全省低收入段县级行政区所占比重仍高达59.1%、中等收入段县级行政区所占比重仅13.6%。低收入群体比重大,表明随着贫困标准的提高,贫困人口规模会显著扩大。如2010年全省按1274元贫困标准计算的贫困人口为418万人,而2011年贫困标准提高到2300元后,贫困人口规模增加到1149万人,即贫困标准提高80.53%就导致全省贫困人口规模增加174.88%。这也是为什么随着反贫困的深入推进,贵州贫困人口规模占全国贫困人口总数的比重不断攀升的根本原因。

1.4 农村公共基础设施落后,反贫困的基础依然薄弱

“十一·五”以来,贵州以农村交通、饮水安全、农村环境、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等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公共服务建设步伐明显加快,成效显著。但从总体上看,贵州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历史欠账多,发展缓慢,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依然十分突出,制约贵州贫困地区发展的基础设施“瓶颈”依然存在。全省还有部分乡镇不通油路、部分建制村不通公路,偏远贫困乡村行路难、上学难等问题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全省有22.36%的贫困村未通自来水,1300万农村人口存在饮水安全问题;有13.4%和8.7%的贫困人口不能收听、收看广播电视;已经建设完成的教育、卫生设施质量不高,服务水平较低;贫困人口自身素质较差,自我发展能力较弱。2008年全省贫困人口中文盲半文盲所占比重高达20.68%、小学文化程度占39.45%、初中文化程度占34.34%、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所占比重仅5.53%[2]。

1.5 扶贫投入水平低,投入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大

随着国家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的出台,中央和省级财政逐年加大了对扶贫开发的投入,2001-2010年的十年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财政扶贫资金投入累计达到2043.8亿元[3],但与国家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相比,扶贫资金投入明显不足。以中央财政为例,2001-2010年中央财政支出总额为261657亿元,其中安排扶贫资金1440.4亿元,占支出总额的0.55%,比例很低。2010年中央财政扶贫资金提高到222.68亿元,但所占比重却下降到0.46%。具体在贵州,扶贫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2010年中央补助贵州扶贫资金占中央安排扶贫资金总额的比重仅为8.7%,与贵州占全国15.55%的贫困人口相比差距很大,加上贵州财力薄弱,投入有限,总体上扶贫开发投入水平低,投入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大。以实施整村推进扶贫为例,要取得整村推进扶贫的明显效果,贵州每个贫困村需投入资金300万元左右,而“十一·五”期间全省平均每村只能投入50万元左右,扶贫资金缺口较大,且延缓了整村推进扶贫进程,2010年底全省尚有4094个贫困村未实施整村推进。与此同时,作为扶贫资金重要组成部分的信贷扶贫资金,投入水平低,且“十一·五”期间不增反降。2001~2005年全省信贷扶贫资金69.782亿元,2006~2010年下降为65.6亿元,“十一·五”比“十·五”下降了5.99个百分点。扶贫标准提高到2300元以后,贵州需要进行扶贫的贫困人口大幅度增加,扶贫资金缺口大的问题将更加突出。

2 新时期贵州农村反贫困的总体思路

贵州要实现2020年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必须把消除贫困与缓解发展差距放在突出位置,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把‘三农’工作作为全省工作的重中之重,把扶贫开发作为‘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把农民增收作为‘三农’工作和扶贫开发工作的重中之重”的战略思路,针对新时期农村贫困特点和反贫困面临的挑战,明确扶贫开发重点,优化反贫困策略,加快推进农村扶贫开发进程,努力把贵州打造成为全国扶贫开发攻坚的示范区。

2.1 区分不同对象,实施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

按照2300元的扶贫工作标准,目前贵州农村贫困人口高达1149万人。进一步分析发现,在1149万农村贫困人口中,约375万人是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和鳏寡孤独的特殊困难群体,其余约774万人为需要通过实施开发扶贫实现脱贫致富目标的贫困人口。因此,必须针对不同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对贫困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

对于375万特殊困难群体,由于他们缺乏劳动能力,通过开发扶贫实现脱贫致富是不现实的。他们不应成为新时期农村扶贫开发的主要对象,应通过建立健全社会救助保障制度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并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不断提高救助保障水平,使他们远离贫困状态,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对于近800万具有劳动能力的农村贫困人口,要在全面落实农村低保制度的基础上,适应新时期反贫困的需要,按照“大扶贫”的理念和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要求,围绕“改善条件、提高能力、创造机会”,大力实施开发式扶贫,使他们走上脱贫致富之路。

对于居住在生态环境脆弱、生存条件恶劣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实施扶贫生态移民工程。据调查统计,贵州有100多万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区位重要、生态环境脆弱、生存条件恶劣的深山区、石山区,就地扶贫难度大、成本高,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其脱贫致富问题,而且就地扶贫开发会对居住地生态环境造成持续破坏。坚持以城镇集中安置模式为主、其他安置模式为补充,科学编制规划,多渠道筹集资金,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制定和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对这部分贫困人口实施扶贫生态移民,既是推动新时期贵州扶贫攻坚、彻底拔掉穷根、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又是保护和恢复脆弱生态环境、构建“两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的重大战略举措。

2.2 扶业与扶人并举,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

扶贫开发到底扶什么?这是一个长期以来存在争议的话题。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扶贫目标主要是解决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因此各类扶贫开发措施主要针对的是如何增加贫困人口收入。但是,现阶段通过全面落实农村低保制度,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得以解决,扶贫开发由过去的“生存型扶贫”向“发展型扶贫”转变,即既要通过扶贫促进贫困人口收入持续快速增长,又要坚持以人为本,通过实施对贫困人口本身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促进贫困人口全面发展。

(1)把扶持产业发展作为扶贫开发重点。实施产业扶贫,加强贫困地区特色优势资源开发,既是增强贫困人口“造血”功能的有效途径,也是推进贫困人口在脱贫基础上实现收入增长、稳步致富的重要保障。而且在产业扶贫的过程中,还可以激发贫困人口参与扶贫开发的内在动力,增强贫困人口的参与性、主动性,实现由以往被动扶贫向主动脱贫转变。

(2)把提高贫困人口素质作为扶贫开发重点。提高人口素质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斩断贫困代际传递链条的基础[4],也是推动“生存型扶贫”向“发展型扶贫”转变的重要条件。要在巩固提升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贫困地区高中阶段教育,切实解决全省目前每年近30万初中毕业生不能进入高中阶段学习而直接走入社会的问题。要通过强化对贫困家庭子女实施主动的起点扶持,转变长期以来被动的结果扶持方式,促进扶贫与防贫的有机结合。

2.3 区域瞄准与人口瞄准相结合,构建扶贫开发新格局

由于在扶谁、扶什么上存在争议,长期以来对贫困人口如何实施扶贫措施上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明确了扶贫开发对象和扶业与扶人并举的基本思路,扶贫开发措施必须体现出一定的层次性和复合性,扶贫方式也理应突破单一的、分散的、以经济扶贫为主的传统模式,实施全面的、集中的、综合性的扶贫模式,使反贫困战略更多地体现以人为本、社会公平公正和科学发展等多方面的新理念、新思维和新视点。

当前,贵州超过85%的农村贫困人口集中分布在武陵山区、乌蒙山区和滇桂黔石漠化区,三大区域扶贫开发能否取得重大进展,关系到贵州能否实现2015年贫困人口减少一半、2020年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因此,瞄准三大区域实施扶贫攻坚是未来贵州扶贫开发的重中之重。在这些区域,要按照“用工业化致富农民、城镇化带动农村、产业化提升农业”、“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总体要求,坚持“区域发展带动扶贫开发、扶贫开发促进区域发展”的基本思路,通过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实施产业化扶贫和劳动力培训转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措施,整合资源,促进特色优势资源开发、基础设施改善、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和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脱贫致富进程。

在加强三大区域扶贫攻坚的同时,新时期扶贫开发还必须瞄准区域外分散的贫困人口,而且即使在三大区域内,也存在着不少游离于扶贫项目区外的分散的贫困农户,要使他们尽快走上脱贫致富之路,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如实施“一户一策”的差别式、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等,让他们或实现劳动力转移、或发展经济林果、或掌握增收致富实用技术等,从而促进分散的贫困农户尽快脱贫、共同富裕。

3 努力推进扶贫开发体制机制创新

为适应新时期实施反贫困战略的需要,加快推进贵州农村扶贫开发进程,努力实现扶贫开发的各项目标任务,必须大力推进扶贫开发体制机制创新。

3.1 建立和完善“两项制度”有效衔接机制

建立分工明确、定期协商、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切实加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之间的组织协调、资源整合,积极探索政策、程序、管理上的有效衔接途径,保证“两项制度”衔接运作规范。建立科学、合理的贫困人口识别确认机制,准确识别贫困人口[5],区分不同类别的扶贫对象,合理确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和扶贫对象的规模。完善农村低保对象和扶贫开发对象档案管理,建立扶贫系统、民政系统等资源共享的贫困农户信息管理平台。对农村低保对象和扶贫对象分别不同情况,实施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和动态管理,扶贫到户、措施到人,应保尽保、应扶尽扶,因户施策、因人施策,应进则进、应退则退。不断完善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重点的社会救助体系,对特殊贫困人口给予长期社会救助。

3.2 建立完善推进区域连片开发协调机制

抓好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专项扶贫规划的编制,加强与区域内基础设施、社会事业、产业发展和生态建设等规划的衔接。成立专门的领导协调机构,负责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攻坚规划编制、计划上报、资金审核、项目实施的管理工作。建立省、市、县三级联席会议制度,横向建立区域内负责扶贫开发事务管理的办公室,健全信息传导机制,加强区域间、部门间的沟通与协作,形成工作合力,解决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攻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坚持以县为单位,以整乡推进、集团帮扶、产业化扶贫为主要措施,整合资源,强力推进整乡数乡区域连片开发,促进整村推进向整乡推进、整县推进转变。积极探索整村推进与连片开发相结合、扶贫开发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的路子,大力发展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特色优势产业。

3.3 进一步完善“大扶贫”联动推进机制

按照“党政主导、社会参与、整合资源、综合治理”的原则,以项目为平台和抓手,吸纳资源、聚合政策、整合力量,完善提高“大扶贫”联动推进机制。充分发挥集团帮扶的组织、示范和带动作用,深化拓展集团帮扶范围,推进专项扶贫、行业扶贫与社会扶贫的有机结合,形成扶贫攻坚合力。完善定点帮扶机制,总结提升党建扶贫工作经验,实现定点扶贫全覆盖。整合资源,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推动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向贫困地区县、乡、村延伸。建立健全与对口帮扶城市和中央国家机关定点扶贫单位的合作发展协调机制,确保帮扶项目的质量和进展,实现帮扶项目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积极搭建合作交流平台,加强国际扶贫合作交流,积极争取国际扶贫资金支持贵州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

3.4 进一步完善扶贫资金投入与监管机制

完善财政扶贫资金稳定增长机制,进一步加大财政扶贫专项资金投入力度。完善财政扶贫资金投入机制,发挥财政扶贫资金的“粘合剂”作用,引导各种涉农资金、信贷资金和社会资本进入扶贫开发领域。扩大产业化扶贫资金规模,建立辅助产业滚动发展专项资金。积极发展贫困地区村级互助资金组织和小额信贷,充分发挥信贷扶贫资金、村级互助资金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开展农村互助资金试点,探索并完善“互助资金存入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放大贷款比例、农户联户联保承贷承还、扶贫资金贷款贴息”的融资机制。加大定点帮扶、对口帮扶力度,积极引导外资和民间组织资金参与扶贫,多层次、多渠道筹措扶贫资金。坚持规划先行、择优立项,规范项目申报、立项、审批和绩效考评制度。加强扶贫资金监管,严格执行扶贫资金财政专户管理制度、国库集中支付项目直达管理制度、报账制管理制度,以及扶贫项目资金运行情况中期评估、年底绩效考评制度。

3.5 建立健全贫困动态监测及绩效考评机制

开发建设省级扶贫系统电子政务平台,加强扶贫信息采集、整理、反馈和交流,疏通反馈机制和建立返贫预警机制,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建立和完善部门、行业扶贫责任考核机制,增强部门、行业在扶贫开发工作中的责任意识、协作意识。改革考评方式,推行“第三方”评估为主、系统自查为辅的绩效考评办法。建立完善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动态管理机制,加强对重点县扶贫工作的监测,按照“总量不变、动态调整、统筹兼顾、进出平衡”的原则,对扶贫工作重点县进行适当调整。完善扶贫开发激励机制,鼓励有条件的扶贫工作重点县加快脱贫致富步伐。

参考文献

[1]方可成.谁是中国的穷人[EB/OL].南方周末网http://nf.nfdaily.cn,2011-04-08.

[2]张玉玺,庄天慧.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分布变化趋势及其扶贫政策启示[J].贵州农业科学,2011,39(1):213-215.

[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EB/OL].中国新闻网.http://www.gov.cn,2011-11-16.

[4]吴睿,王德祥.教育与农村扶贫效率关系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0(4):5-9.

民族地区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 篇2

关键词：民族地区,贫困,反贫困

一、民族地区贫困情况

(一) 国内贫困问题现状

贫困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是贫困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1990年世界银行在年度报告中对“贫困”作了如下定义:“由于基本需求和权利的缺乏而没有能达到最低生活水准”, 主要表现为“没有足够的食物, 较高的婴儿死亡率, 较低的平均预期寿命, 较少的教育机会, 较差的饮用水, 较少的医疗服务, 简陋的住房和决策程序中缺乏积极的参与意识”。目前国内外不同的研究机构和个人尽管研究的角度不同, 但有一点共识, 那就是贫困既是一个经济学概念, 又是一个社会学概念, 它是经济、社会、文化等落后的总称, 是由低收入造成的缺乏生活所需的基本物质和服务以及没有发展的机会和手段这样一种生活状况。通常划为两类: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2007年以前, 中国有两个扶贫标准:一是1986年制定的绝对贫困标准, 把1985年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低于206元的农村人口定为扶贫对象, 绝对贫困人口为1.25亿人, 占农村总人口的14.8%。后来此标准随物价调整, 到2007年时为785元, 人口减少到1 479万, 占农村总人口的1.6%。二是2000年制定的低收入标准, 即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在865元以下, 在绝对贫困标准和低收入标准之间的为低收入人口, 当时为6 213万人, 到2007年年底, 低收入标准调整为1 067元, 低收入人口减少到2 841万人。2008年底, 中国宣布上调扶贫标准, 把绝对贫困标准与低收入标准合二为一, 取消将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区别对待的政策。据国家统计局统计, 按1 196元的扶贫标准, 截至2008年底在这个标准以下的扶贫对象为4 007万人。2013年11月29日, 中国再次上调国家扶贫标准线, 从2010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1 274元升至2 300元。由此全国贫困人口数量和覆盖面也由2010年的2 688万人扩大至1.28亿人, 占农村总人口的13.4%, 占全国总人口 (除港澳台地区外) 的近十分之一。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绝对贫困人口数比例有不断下降趋势, 特别是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明显减少, 但仍存在相对贫困程度不断恶化的问题, “增长性贫困”问题突出 (即在经济低速增长的同时, 贫困问题日益恶化, 经济增长并没有为减贫作出贡献) , 农村贫困主要表现为绝对贫困, 城镇贫困主要表现为相对贫困。

(二) 民族地区贫困与反贫困状况

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大规模扶贫策略, 反贫困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贫困程度和贫困面得到较大缓解, 但贫困问题依然存在并且贫困格局分布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贫困地区分布的空间动态上看, 中国贫困地区的分布总体上呈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形成在西部地区集中的态势。根据国务院2011年发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 》, 作为中国扶攻坚主战场的14个连片特困地区中有近一半多为民族地区。在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更是由于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原因, 长期处于隔绝状态, 而使得其社会经济发展尤为缓慢, 贫困问题较为突出。

国家扶贫办最近有一个统计, 目前中国贫困人口52%左右是少数民族, 并且以每年2个百分点的速度在提升。如下图所示, 整个民族地区和民族人口的贫困发生率都明显高于全国贫困发生率和非民族人口。

所以, 在努力实现中国梦和深度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时期, 对少数民族贫困问题的关注不仅关涉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繁荣, 更关系到中国的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 减少民族地区贫困既是保障其生存和发展的必要, 也是促进新时期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

注:民族八省区:是指少数民族人口相对集中的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和贵州、云南、青海三个省。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贫困监测数据计算。

二、原因分析

民族地区贫困的原因多种多样, 显得相对比较复杂些, 有自然因素方面的, 有政策方面的, 也有民族地区人口因素方面的原因。

(一) 自然因素

中国民族地区从地理位置来讲, 大部分分布在祖国内陆边疆地区, 而且多处于高山峡谷、山地丘陵之中, 这样的地理因素本身会影响其对外开放度, 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基础设施和通讯信息的发展;另外, 民族地区相对来说是远离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核心区, 这种边缘性又强化了其封闭性, 使得民族地区在发展过程中直接受发达地区的产业和资源转移难度加大, 使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阶段落后于全国总体水平, 市场化程度低;民族地区内部人口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高度分散性, 这种影响又被进一步放大。加之地域文化阻壑, 近几年的研究发现民族地区存在着经济增长与减贫效应不对称的现象, 即增长性贫困问题。

(二) 政策因素

政策设计不配套, 现行减贫机制不足。如中国农村减贫主要以救济形式对老、少、边、穷地区每年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大量资金救济, 民间有句话叫“救急不救穷”, 救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族地区的贫困程度, 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甚至有些地方滋生出“吃拿卡要”的腐败现象, “多挤多占”的社会弊病和“等靠要”的懒惰恶习, 使得减贫成为“形象工程”。这样不仅造成国家负担加重和资源浪费, 对于贫困地区的长期的脱贫来说起不到“治本”的作用。

在城市扶贫方面, 社会保障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所用, 但社会保障各项制度在中国西部地区一定程度上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或城市, 所以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并没能起到缓解和调整收入差距的目的, 反而进一步拉大了差距。造成相对贫困人口数目的扩大。近几年来, 城市贫困主要表现为相对贫困人口数量的扩大。

(三) “能力贫困”

印度裔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得主阿妈蒂亚·森曾提出一个概念叫“可行能力”, 他认为, “贫困不仅仅是相对地比别人穷, 而且还基于得不到某些基本物质福利的机会, 即不拥有某些最低限度的能力贫困, 最终并不是收入问题, 而是一个无法获得在某些最低限度需要的能力问题”。在新世纪对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来讲, 他们所面临的不仅是收入贫困, 而且是能力的缺乏, 能力的缺乏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而知识则是其能力发展中至关重要的部分, 知识水平低下即是导致收入贫困的深层次原因, 其本身也是一种非常致命的贫困。目前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知识贫困非常突出, 当然也直接地导致了民族地区贫困群体的“可行能力”缺乏而失去发展的机会。据统计, 中国90%的文盲分布在农村, 其中一半文盲分布在西部地区, 陕、甘、宁、黔、藏、滇、青海、新疆、内蒙等省区的人口总数占全国15%, 而文盲数却占全国50%。大量文盲人口的继续存在肯定不利于这些落后地区摆脱贫困, 形成教育落后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

三、对民族地区反贫困问题的反思

(一) 政府反贫困政策民族差异性不够

针对中国剩余贫困人口越来越集中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情况, 下一个阶段反贫困的主要投入应转向少数民族地区。从以往扶贫实践来看, 大一统、“一刀切”的宏观政策, 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推进作用有限, 新时期要加快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步伐, 必须转换思路与理念, 以民族地区和民族地区人口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 做到必须因地制宜、因族举措, 实行差异化的扶持政策。中国西部民族地区, 大多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政府应该立足比较优势,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充分利用区域内具有优势的资源和要素, 培育主导产业, 化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 使区域内产业结构优化发展。

另外, 少数民族的群体特征、文化制度安排是经过长期的生产、生活经历后形成的, 其变革的速度要远远滞后于经济变化的速度。在未来的扶贫工作中, 要充分考虑到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制度安排。以其为载体, 设计适合的扶贫政策和项目, 如开展民俗旅游项目和推广少数民族特色产品。少数民族的饮食、服饰、歌舞文艺、医药都具有其特色, 民俗旅游不仅有利于增加收入, 同时对本民族的文化保存和传播也发挥了作用。在不具备开展民族旅游的条件下, 应该积极地将少数民族的特色资源打入市场, 通过市场交换增加少数民族贫困农户的收入, 缓解收入贫困。

(二) 非政府形式扶贫效用应用不充分

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扶贫工作多数是政府行为而不是社会行为, 虽然我们也一直在倡导社会扶贫, 但在现实中起主要作用的仍然是中央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一方面, 扶贫资源主要依赖政府的投入, 没有建立起市场和社会筹集与动员资源的必要制度, 使脱贫的基础十分脆弱, 一旦政府退出或减少对扶贫的支持, 原来依靠政府资源投入实现的脱贫效果有可能部分消失;另一方面, 各项扶贫计划的实施主要依赖于地方政府, 容易产生与计划经济相关联的各种弊病, 穷人和贫困地区的基层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对扶贫开发的主动参与较少, 决策和实施的盲目性较大。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年) 》指出“大力倡导企业社会责任, 鼓励企业采取多种方式, 推进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加强规划引导, 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方式参与扶贫开发。积极倡导扶贫志愿者行动, 构建扶贫志愿者服务网络。鼓励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侨联等群众组织以及海外华人华侨参与扶贫”。少数民族地区的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特点, 民族地区习俗、文化凝聚力较强的特点, 可以充分发挥民间社会组织、民间社团的作用以补充政府扶贫的局限性。

(三) 加快知识脱贫, 提高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

随着经济发展, 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在不断减少, 人力资本缺乏作为导致贫困的一个原因, 它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注重提高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 加快贫困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 就要加强民族地区教育资源投入;控制人口增长, 提高贫困人口素质, 增强他们掌握和利用就业机会进行自我发展的能力, 逐步形成贫困地区和贫困户的自我积累和发展能力, 另外, 创新基础教育办学模式, 多渠道筹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教育发展资金, 不断改善办学条件, 提高教师待遇, 留得住教育发展人才, 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劳动力素质。

参考文献

[1]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R].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1.

[2]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M].王宇, 王文玉,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16-34.

[3]胡鞍钢, 李春波.新世纪的新贫困:知识贫困[J].中国社会科学, 2001, (3) :9-12.

[4]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年) [Z].

[5]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www.gov.cn, 2011-07-29.

反贫困挑战 篇3

总结社会资本的研究过程,可以得到三个层面的社会资本。宏观社会资本关注的是“外在”文化、政治和宏观经济对网络中的社会联系的性质的影响。中观社会资本是社会资本特定网络的结构化以及资源在结构网络中的流动与分布。微观社会资本是指个体通过社会网络调动社会资源的潜力。[3]但是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出发,对社会资本内涵有不同的理解,例如A·波茨认为社会资本是处在网络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个人读敖东稀缺资源的能力。[4]皮埃尔·布迪厄说社会资本是真实或者虚拟资源的总合,是自然积累起来的。[5]最近Woolcock全面总结了社会资本的研究提出社会资本是存在于人们中间的能够使人们参加集体活动的规范、关系网络以及社会制度。[6]这一概念将社会资本的宏观领域和微观领域进行了综合,并且也实现了动态和静态的统一。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每个自然人从一出生就拥有了以下三种资本:一是由遗传天赋形成的人力资本;二是由物质性先天条件,如土地、货币等构成的物质资本;三是自然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所构成的社会资本。所谓社会资本,就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结构之中,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7]本文对苦聪移民的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基于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并且认为社会资本既包括社会个体自身拥有的资源,还包括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社会个体所能调动的自身之外的其他社会资源。

一、对云南省镇沅县苦聪人反贫困情况的了解

2005年11月云南省思茅市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的1.5万人苦聪人,因居住在海拔1500至2100米间的哀牢山腹地,自然环境恶劣,多年来有关部门虽加大对其扶持力度,但生产生活条件仍极为艰苦,社会文化生活滞后。[8]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批示:“要贯彻对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政策,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使苦聪人早日摆脱贫困。”自此对苦聪人的援助如火如荼地进行起来。2005年,国务院有关部门及云南省各级政府研究制定并编制了《哀牢山中部镇沅苦聪人扶贫开发规划(2006—2010年)》,规划中指出,苦聪人脱贫规划年限为5年,头2年集中资金主要解决安居温饱问题,后3年主要是巩固温饱成果。规划总投资20827万元。2006年,云南省开始实施拉祜族苦聪人五年脱贫计划,当年共投入1.18亿元为苦聪人建设了九个安置点。扶贫模式可以概括为:模式一:传统的输血式扶贫。通过易地迁移改善苦聪人的人居环境和资源,改善居住状况,做到三通(通路、通电、通水)。模式二:产业扶贫。实施产业开发扶贫,因地制宜地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发展茶叶、核桃、畜牧、烤烟、竹子、蚕桑等特色产业。模式三:科技教育扶贫。免收中小学学生杂费,实行“两免一补”。教给苦聪人致富的本领很重要,文化知识的提升、科学技术的培训、生活观念的转变也是扶贫的重要内容。模式四:对口结对扶贫。上海宝钢公司、上海市协作办及解放军总政治部协商重点解决当地饮用水卫生等问题和对学校校舍的修建、产业化扶贫等方面。县委、县政府实行单位包村、党员干部结对帮扶贫困户的工作机制。模式五:易地迁移扶贫。2006年至2007年云南省政府还将每年安排500万元扶贫资金,对生态条件特别恶劣、急需搬迁的约300户苦聪人贫困农户进行易地搬迁。[9]我们来到镇沅县恩乐镇苦聪人安置点调查时,扶贫工作已经近三年时间,哀牢山中部贫困的苦聪人已经搬迁到远离原住地约90里地的恩乐镇,这里离县城约8公里的路程。搬迁到政府为其修建的新居,每家每户都捐赠了大宗的家具,政府还扶持为部分农户办起了养殖业。

二、对苦聪人社会资本变化的调查

对苦聪人社会资本的调查主要从社会交往网络的对象、交往的频率入手,具体设计到族际交往、非族际交往和市场参与等,除了基本情况外,具体设计了这么一些问题:1.在和你的社会交往中交往对象的职业有那些?2.你认为哪一职业的人对你及你家的帮助最大?3.在你的交往对象中有外族人吗?4.与搬迁前比,与外族人的交往次数是增加还是减少或者一样?5.与外族人交往的方式。6.你参加过政府组织的技术培训吗?7.你希望政府再组织技术培训和信息交流吗?8.技术上有困难,你通常求助的对象是哪些?9.你们外出打工或者经商,通常是从何处获得信息?10.与原住地比较,你家需要从市场购买的商品数量种类是增多了还是减少了,还是一样?等等。还对部分移民进行了深度访谈以切实了解移民社会资本的变化。

调查发现:搬迁后,移民与外族人的交往比搬迁前增多,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交往更理性,许多移民会注重与外族人交往的礼节,改正引起矛盾的交往方式,例如嗜酒。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交往的增多,移民普遍反映能和外族人在平时互相照应、经济上互通有无,有人情往来。这样,苦聪人移民也就很好地融入到了当地社会。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搬迁与没有搬迁的苦聪人,大多都希望政府多组织技术培训和信息交流,目前政府建立的一对一结对帮扶机制成了移民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再发展的主心骨,移民认为有了这种机制,困难来了就有个依靠和求助的途径。对于这一机制的应用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因此在调查中发现,大多数移民回答在农事技术上有问题时求助的对象是村乡干部,而外出务工的信息来源都主诉是亲戚朋友和同学。特别是在深度访谈时谈到在外务工出现骗工的情形时,移民们似乎都没有找到求助的对象和诉求的途径。搬迁后,打工经济已经成为移民的一种重要经济来源,调查时发现,家家户户都有人在外务工,但是由于苦聪移民文化技术水平整体偏低,因此男性移民主要从事的是体力劳动的工作,上工地;女性移民主要从事服务性行业的工作,部分人进入了工厂打工,但是移民务工的薪水一律偏低。但是搬迁前务工的人数没有搬迁后这么多,一方面由于信息的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搬迁后水田旱土面积减少,劳动力剩余,只有寻找出路——输出劳动力。搬迁后移民市场参与的机会增多,移民主诉家庭需要购买的商品较以前增多,以前羞于讲价的他们,现在学会了货比三家,讨价还价。不过我们也发现移民的市场参与还停留在购买——顾客阶段,只有少数移民开始从事市场商品的销售,特别是将自身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有意识地纳入市场。日渐见多的养殖专业户就是这么出现的。苦聪移民的社会交往与自身的受教育水平密切相关,调查统计显示:随着受教育水平的增加,移民的社会交际面在扩大,体现在交往对象的多职业化。由于苦聪人整体受教育水平低,初中文化和高中文化的人都寥寥无几,大部分是没上完小学,一部分没上过学。因此在调查时我们发现,相当一部分人听不懂普通话,更不能说普通话。由于语言上的障碍,许多年轻人没法外出务工,或者外出务工遭到骗工。调查结果也显示,受教育水平低的移民社会交往的对象特别单一,有的交往对象就是农民,没有教师、工人、医生、国家公务员。这样他们的社会资本内涵就显得太单一而薄弱了。调查显示不同职业的交往对象通常能够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帮助,在回答给你或你家带来最大帮助的问题的回答中,大多数是生意人、教师、国家公务员,企业老板等。

三、社会资本在反贫困中的作用探讨

苦聪移民搬迁到新的安置点后,社会资本结构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有利于苦聪移民的脱贫。政治资源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苦聪移民与镇沅县国家公务员结成一对一的结对扶贫机制,极大地提高了移民整体的社会资本,政府产业上的扶持,教育上的投入,以及一对一技术上的培训,使得苦聪社会整体上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发展的经济资源,信息资源、技术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但是由于移民受教育程度低,自身智识资源的缺乏,因此这一结对扶贫机制还没有被移民自觉地有目的地运用,只是被动地接受。

搬迁到新的安置点后,距离县城较近,苦聪移民的市场参与机会增多,这样他们自身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重要性得到显示。正如在深度访谈中一个移民的有见地的看法:在原住地由于信息不灵,交通不便,生产出来的东西无法卖出个好价钱,他们没法将产品送出去,收购者因为路途遥远路况不好收购成本高而不愿进来收购。路程远成了成本的一个增量。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就是原住地存在发展的区位劣势,新的安置点对于苦聪移民来说具有比较区位优势。因而,苦聪移民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从比较区位优势中获得益处,提高了苦聪移民的社会资本。根据社会交换理论,人们总是在提供有价值的物品给别人时希望从别人那里得到白已想要的有价值的物品。[10]可见交换是一种理性行为,也是一种经济行为。苦聪移民社会资本的提升有利于增加苦聪人社会交往的筹码提高苦聪人社会交往的质量,并且在社会交往中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社会资本。

新的安置点实施的是插花安置,移民来自三个不同的乡镇,安置点周围居住地是其他民族的居民。移民的安置给安置点当地的发展带来了机遇。由于安置点是一个非常集中的聚居区,又与当地居民紧密相邻。调查结果显示移民的族际交往频繁,能互通有无互相照应,这是移民自身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嵌入到了与当地社会的交往网络中,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共生发展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资本是移民能安居的第一步,也是发展的前提。

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角度看,制约移民社会资本提升的内在因素是教育水平。文化和技术水平转化为移民内在的智识素质和技术素质和创新才能是苦聪人走向自我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文化技术水平制约了移民社会交往的广度和层面,例如,因为语言问题,不能外出务工,因为教育程度低,社会交往层面低且单一,因为知识因素的缺失和社会交往层面低,因而缺乏致富的创意与解决危机、困难的诉求途径。

总结苦聪移民在迁移后社会资本的变化,文章认为对苦聪移民的扶贫做到了五种模式的有机结合,全面发挥每种模式的优势。通过传统输血式扶贫极大地改善了人居环境,实现了器物文化的变迁,为观念文化的传承奠定了物质基础;通过产业扶贫增强了苦聪社会的自造血功能,是实现由帮扶到自立自发展的关键前提;通过科技教育扶贫,从根本上实现人力资本的飞跃;通过结对扶贫,提高了苦聪人以及苦聪社会整体的社会资本,是苦聪社会脱贫的有力保障;而迁移更是苦聪社会融入主流社会发展的重要抉择。但是也发现制约苦聪人社会资本提升并最终影响移民发展的重要因素是教育。因此全面提高苦聪人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素质,实现苦聪人由传统观念向新社会观念的转变,由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向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过渡,是扶贫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贫困就是一次再社会化的过程,也是全面提高移民社会资本的过程。

摘要：社会资本是促使人们参加集体活动的规范、网络和社会制度。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是指社会个体通过社会网络调动社会资源的潜力。本文在对苦聪移民反贫困的实地调查资料分析的基础上，发现移民社会资本的提高在反贫困中的重要意义，并且认为结对扶贫制度、易地扶贫和提高受教育水平是提高移民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反贫困,社会资本,苦聪移民,易地扶贫

参考文献

[1]Garre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J].Science, 1968,162(13):1243-1248.

[2]Michael Woolcock 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develop- ment:Toward a theortical synthesis and policy frame- work[J].Theory and Society,1998,27(2):151-208.

[3][美]托马斯·福特·布朗．木子西译．社会资本理论综述[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2)：41-42．

[4]Alejandro Portes,“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nmigra- tion:A Conceptual Overview.”in Pones (ed),The Eco- nomic Sociology for Inmigration:Essays on Networks, Ethnnicity and Entrepreneurship,New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95:12.

[5]Pierre Bourdieu,Loic Wacquant,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119.

[6]Michael Wooleock,Deepa Narayan.Social Capital:Implica- tions for developmem theory,research,and policy[J].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2000,15(2),225-249.

[7]赵延东．“社会资本”理论述评．[J]．外国社会科学，1998，(3)：19．

[8]新华社．镇沅苦聪人生活依然贫困．2005-11．

[9]王宁．新疆贫困状况分析及扶贫模式的比较和选择[J]．新疆社会科学，2000，(2)．

反贫困挑战 篇4

一、湘西地区贫困的原因

1. 生态环境恶劣, 自然条件差

湘西地区是典型的“老、少、边、穷”山区, 农村贫困乡村大多数分布在边远高寒山区、水库淹没区和岩溶旱区, 这些地方不仅耕地少、土层薄, 气候恶劣, 而且旱涝灾害发生的频率极高, 农业的自然生产条件极差, 粮食作物的年均亩产不足150公斤。恶劣的自然环境是这些地区人口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

2. 基础设施落后, 生活条件差

湘西地区农民居住分散, 公路少、质量差, 有相当多的山村至今未解决水、电、路等一系列问题, 基础设施极其落后, 严重制约了农村的经济发展, 是贫困农村重要的致贫因素。

3. 人口素质较低, 劳动力过剩

湘西地区农村人口增长率高、人口数量多、整体素质低, 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发展和反贫困进程。湘西地区整体文化素质比较低, 农村人口素质状况令人堪忧, 使得他们大多在脏、累、差的非技术性或技术要求低的行业就业, 很难有较高的收入且就业不稳定, 不能适应科技进步的需要, 直接影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层次, 造成农村劳动力过剩。

4. 发展资金缺乏, 农户融资难

湘西地区由于地处偏远山区, 经济总量小, 金融组织体系不完整。

5. 财政实力较弱, 农村居民收入较低

湘西地区财政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虽然近年增速超过全省平均水平, 但是起步慢, 总量小, 目前财政实力较弱。2008年, 湘西地区地方财政收入仅占全省的9.3%, 占长株潭地区的24%。湘西地区人均生产总值9269元, 远远低于全省的17521元和长株潭地区的38372元, 没到长株潭地区的1/3, 差距非常明显。农民生活水平也比较低, 湘西地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842元, 比全省低1670元, 比长株潭地区低4150元。

二、解决湘西地区农村贫困的对策

1.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破解发展瓶颈制约

(1) 重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布局上, 要遵循“铁路为骨架, 公路要先行”的原则, 一方面要使宽、平、直的大公路与县、乡 (镇) 小公路一起上, 尽快修通县、乡 (镇) 、村的断头路, 争取村村通公路。另一方面要突出抓好地区、县域边界“出口”的交通运输, 抓主要集镇、主要商品基地及乡镇所在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改变目前贫困地区交通运输的落后局面, 形成四通八达的多边式交通运输网络。

(2) 加强农业水利设施建设。很多贫困地区因为缺水, 往往陷入贫困─脱贫─返贫─再脱贫─再返贫的怪圈。所以水是稳定解决温饱问题的最主要制约因素。要加快水利设施建设, 抓好水利枢纽工程、病险水库治理、农村安全饮水工程, 加强渠系配套, 改造渗漏严重的简易渠道, 扩大灌溉面积, 提高灌溉保证率, 切实抓好防洪防涝等基础设施建设, 以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的正常运行, 减少经济损失, 提高经济效益。

(3) 加强能源保障设施建设。能源紧张, 尤其是电力紧张, 是湘西贫困农村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为此湘西地区要把电力建设, 解决用电难问题, 作为能源建设的首要问题加以解决。在水资源条件较好的地方, 筹建一批效益较好的大、中、小型水电站, 在没有水资源条件的地方, 应通过多方集资或建设一批火力发电站, 有计划、有步骤解决贫困地区工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用电问题。积极发展农村沼气、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型能源, 推进城乡电网改造, 加快输变电工程建设, 着力构建稳定的能源保障体系。

2. 提高贫困人口素质, 实现教育扶贫

(1) 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治贫先治愚”。从脱贫的长远计划来看,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孩童教育, 教育是改变贫困家庭命运的最广泛的政策手段。因此, 要在全省广泛开展基础教育“一帮一、一扶一”活动, 号召省内大中专毕业生支援湘西地区农村教育, 要采取有效政策措施, 吸引省内外优秀人才到湘西地区任教, 鼓励城镇教师到乡村任教, 通过定向招生等方式培养乡村教师, 切实解决湘西地区农村学校缺少合格教师和骨干教师不稳定的问题。改善办学条件, 提高教育质量, 着力提高湘西地区农村下一代的文化素质。

(2) 加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大力实施“农民知识化”工程, 加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 助农增收, 变苦力型输出为技能型输出、松散型输出为规模化输出, 提高劳务输出质量, 根据国家《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要求, 以服务为宗旨, 扎实做好“四大工程”, 即为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服务, 组织实施好“国家技能型人才培养培训工程”;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服务, 组织实施好“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 组织实施好“农村适用人才培训工程”;为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和职业能力服务, 组织实施好“成人继续教育和再就业培训工程”。

(3) 加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贫困农民脱贫致富, 解决“三农”问题, 核心是农民增收, 而农民增收的重要出路在于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对自然资源较丰富的贫困山区, 可以开发农村第三产业, 或者开发山区工业化, 有条件的还可以开发当地旅游产业。以此来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提高贫困地区农民的劳动生产率, 实现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增加他们的收入。

3. 发展乡村生态旅游, 实现旅游扶贫

(1) 积极发挥旅游扶贫的政府主导作用。湘西地区的农村贫困问题已经成为湖南省“弯道超车”战略成功实施的最大障碍之一, 因此, 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乡村生态旅游开发对缓解和消除湘西地区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作用。在开展乡村生态旅游的过程中, 要坚持政府引导、企业带动、农民参与三位一体的协调机制。政府的重大建设项目应适当向贫困农村倾斜, 在通讯、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和资源开发项目上, 优先投向旅游资源丰富的贫困农村, 解决贫困农村基础设施差的问题。

(2) 调动贫困人口参与旅游开发的积极性。旅游扶贫的目的是使贫困人口脱贫和发展。贫困人口如何在旅游发展中获益和增加发展机会是旅游扶贫的核心问题。其最佳模式就是直接参与旅游业的开发。而不是被排斥在旅游业之外。政府可以采取提供贷款、培训、帮助市场营销等措施, 积极引导帮助他们参与旅游开发。对涉及旅游线路选择、旅游相关的市场准入和旅游门票收益的分配等方面, 应优先考虑贫困人口的利益, 如优先雇用景区内居住地点比较偏僻的居民、划区经营等。

(3) 充分发挥自然生态、民俗文化两大资源优势。随着旅游的需求趋于个性化和多样化, 保持乡村的原始风貌以及当地居民的传统民俗风尚、淳朴厚道的自然秉性, 才是成功的乡村旅游开发。湘西地区农村拥有优美的田园风光和纯朴的民风民俗, 它们为湘西地区发展乡村生态旅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湘西地区的土家族、苗族、侗族历史悠久, 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 无论是居住、服饰、饮食、嫁娶、节庆和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 无不具有地域性的风俗习惯和独特的民族特色。

4. 改进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实现金融扶贫

(1) 建立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供给体系。基于农村金融需求的多元化特征, 要完善农业政策性银行的功能, 拓宽业务范围, 围绕农业产业化经营做好政策性金融服务;农业银行机构网点要回归农村, 加大对涉农产业的资金投入, 重点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技术性创新企业和外向型农业企业;农村信用社要利用贴近基层农户的优势, 应定位于生产规模小且比较分散的农村广大农户;完善邮储资金的回流农村制度, 积极拓展贷款业务的品种与金额, 增加农村资金供给, 支持新农村建设。

(2) 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加强财税政策与农村金融政策的有效衔接, 引导更多信贷资金投向“三农”, 切实解决农村融资难问题。落实和完善涉农贷款税收优惠、定向费用补贴、增量奖励等政策。进一步完善县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吸收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政策。针对农业农村特点, 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 搞好农村信用环境建设, 加强和改进农村金融监管, 建立农业产业发展基金。

反贫困理论与政策研究综述 篇5

反贫困理论构建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简称主流经济学。以保罗·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提出的“收入可能性曲线”和阿瑟·奥肯在《平等与效率一重大的抉择》中提出的“漏斗理论”为代表;二是福利经济学。以霍布森、阿瑟·庇古和阿尔马蒂亚·森为标杆性人物;三是发展经济学。以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的反贫困思想为代表。20世纪60年代以来,福利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在贫困理论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更为抢眼。

1.1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反贫困理论综述

美国经济学家拉格纳·纳克斯(Ragnar Narkse)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中提出了著名的“恶性循环贫困”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存在着长期的贫困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中存在着若干个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恶性循环系列”。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恶性循环是“贫困的恶性循环”:在供给方面,发展中国家较低的收入水平,意味着低储蓄率,由此造成资本形成不足,进而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低生产能力导致低产出,低产出则造成低收入;在需求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意味着购买力低下,从而造成投资不足。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以纳克斯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纳尔逊认为,只要人均收入低于人均收入的理论值,国民收入的增长就被更快的人口增长所抵消,使人均收入回到维持生存的水平上,并且保持不变;当人均收入大于这一理论值,国民收入超过人口增长时,人均收入相应增加,直到国民收入下降到与人口增长相等的水平。在这一点上,人口增长和国民收入达到新的均衡,因此在一个最低人均收入水平增长到与人口增长率相等的人均收入水平之间,存在一个“低水平均衡陷阱”。在这个陷阱中,任何超过最低水平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都将由人口增长所抵消。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这种均衡也是稳定的。发展中国家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资本投资,使投资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增长,才能冲出“低水平均衡陷阱”。

1.2 发展经济学与福利经济学的反贫困理论研究综述

发展经济学学派的代表人物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于1957年提出了“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缪尔达尔从经济、政治、制度、文化、习俗等广泛的层面上研究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原因,指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并不是纯粹的经济现象。缪尔达尔认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其中,技术进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因素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为因果,呈现出一种“循环积累”的变化态势,形成“累积性的循环”。典型的循环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收入水平低,导致人们的生活水平低,而生活水平低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营养不良、医疗卫生状况恶化,健康水平下降;另一个后果就是教育水平低下,从而使人口质量下降,劳动力素质不高,那么劳动生产率就难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低下又最终导致低收入,从而开始了新一轮的贫困循环。所以,缪尔达尔的结论是,资本形成不足和收入分配不平等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最重要因素。

199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指出,贫困的实质是能力的缺乏,人们拥有了这种能力就拥有了发展和致富的机会,可能就不会贫困,没有这种可行能力或这种能力被剥夺就会失去发展和致富的机会,就会贫困。所以,阿马蒂亚·森认为“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低下,而是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也就是说,贫困并不仅仅指比社会上其他人穷,而是指没有争取物质富裕最基本的机会,因为贫困人群缺乏一定的最低限度的能力,包括免受困苦(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的基本能力,以及识字算数、享受政府参与的能力(阿玛蒂亚·森,2002)。

1.3 小结与启示

后凯恩斯学派的学者十分强调经济增长对于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性,因为资本不足所导致的收入水平低下是贫困形成的根本原因,资本稀缺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解决资本来源问题成了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途径。同时,纳尔逊强调在没有外力的推动下,“贫困的恶性循环”和“低水平均衡陷阱”将是一种无法打破的均衡现象,依靠贫困地区自身的发展是不能够得到解决的。这些理论研究的政策意义就在于,反贫困资源的提供者只能来自于贫困地区之外,如政府、NGO组织,通过这些部门对贫困地区的大规模投资,才能保证投资率水平高于“临界最小努力值”,最终实现脱贫目标。与后凯恩斯学派将贫困等同于低收入的观点相比,发展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对贫困内涵的理解更为广泛,在强调资本形成、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的同时,更注重分析收入分配不公和能力缺乏对贫困的根本性影响。缪尔达尔和阿玛蒂亚·森都主张通过权力关系、土地关系以及教育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使社会收入趋于平等,使贫困人口的个人基本能力得以提高,以促使资本形成,提高产出水平。迪帕·纳拉扬(Deepa Narayan)等人则认为,要使贫困者真正脱离贫困,一个成功的策略应该包括以下要素:从穷人的现实出发、投资于穷人的组织能力、变革社会规范、支持那些能够带领穷人们发展的领导者。

2 反贫困政策的研究

对反贫困策略的研究,主要遵循以下三个步骤:首先是界定反贫困的概念,从而确定反贫政策实施的最终目标;其次是选择反贫困路径,即反贫政策实施的切入点;最后是反贫困政策的效果评价。当一定的政策被用来扶贫后,人们自然会关心这些扶贫政策的有效性,并以此为参照,对扶贫政策的后续设计进行修正。

从世界范围看,反贫困的概念主要有三种表达形式:一是减少贫困(Poverty Reduction),从贫困人口的数量角度界定了反贫困的行为过程;二是减缓贫困(Poverty Alleviation),从贫困人口的贫困深度反映反贫困的行为过程;三是消除贫困(Poverty Eradication),反映了反贫困的目的性。由于中国农村反贫困策略实质上是采取了瞄准贫困人口(1990年代中期以前主要瞄准贫困地区)的发展援助的方式,因此中国农村“反贫困”的政策含义完整表述是:帮助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地区)通过发展摆脱贫困(李实,2007)。在反贫困的路径选择上,国际上主体模式主要有三种类型:(1)资源配送模式:它属于典型的传统西方或大多数欧共体国家的福利观念。(2)惩罚“机能障碍(dys-funcional)”模式:着重考查贫困人口生活方式与社会规范,强调消除“机能障碍”来彻底解决贫困问题。(3)介入“机遇结构(opportunity structure)”模式:将贫困与“机遇结构”缺乏联系在一起,从对贫困人口研究转向对导致贫困状态的社会及经济结构进行研究,它属于发展经济学的反贫困观念(王俊文,2007)。

由于国情不同,各国选择的反贫困策略都有所不同,但追求反贫资源使用效益最大化,总体贫困规模最小化的策略目标是一致的。反贫资源分配模式主要有三种:(1)完全瞄准(Perfect Targeting)模式。该模式的信息成本高昂,因为需要确定谁最有资格获得扶贫资源,扶贫资源提供者与接受者之间完全信息不对称;(2)不瞄准(No Targeting)模式。该模式直接将扶贫资源分配到贫困家庭,信息成本降低,但是会造成扶贫资源的流失和低效;(3)部分瞄准(partial targeting)模式。这一模式介于上述两种模式之间,即把反贫资源交给具有某种社会经济特征的子群,如村、镇等基层组织,让他们分配(Martin Ravallion,1991)。

3 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研究

对于中国是否存在相对完整的农村反贫困政策体系,理论界一直存在较大分歧。以朱玲、吴国宝、何金定等学者为代表的一方认为,虽然中国政府在改善贫困人口经济收入方面做了大量努力,但制度建设明显滞后,反贫困政策体系严重缺位。中国目前采取的反贫困政策大多带有明显的应急特征。因此,营造反贫困制度良性运行的发展环境,进行制度创新,将临时性反贫困措施导入制度性反贫轨道是21世纪中国反贫困的最重要课题(吴国宝,2000)。亦冬则认为“只有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各种制度环境,依靠制度再造贫困地区的激励机制、竞争机制、创新机制和发展机制,才能打破贫困地区存在的贫困恶性循环和低水平均衡,使贫困地区摆脱困境”(亦冬,1994)。以李小云、段庆林、朱凤岐、岳希明、李实等学者为代表的另一方则认为,中国一直以来就存在农村反贫困政策体系,只不过这一体系存在缺陷,需要进一步完善。学者们认为,随着中国农村贫困特征已经发生的变化,1980年代确定的“开发式扶贫模式”等反贫困制度需要改革(李小云,2002)。进入90年代后,农村除集中分布的区域性贫困外,还出现了贫困地区以外的阶层性贫困,反贫困政策效率明显偏低,“开发式扶贫”制度效果已经开始弱化(段庆林,2001年)。目前,中国贫困现象的主要特征是由于地理、资源、社会及人文等条件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区域结构性贫困。区域结构性反贫困战略进一步假设通过区域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当地资源为基础的乡镇企业发展,可以逐步缓解区域性的贫困现象。但该战略下的制度安排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异化”现象,许多人称之为“制度缺陷”。实际上,小额信贷的成功实践、参与式社区管理的试验等成功经验已经开始为新的制度创新开辟了路径(蒋凯峰,2009)。因此,当前应着手反贫困制度的市场化创新调整,利用市场机制改善贫困地区与贫困农户的落后地位,我国农村反贫困工作的发展方向应当是逐步趋向于制度化、社会化和市场化(段庆林,2001)。

尽管对目前中国农村是否存在完整的反贫困政策体系存在分歧,但各方学者都在中国反贫困政策体系的构建或完善方向上达成了一些共识,明确了最基本和最有效的反贫困战略是靠市场经济来消解贫困,靠制度变革消解贫困(李含琳,1994)。一套完整的反贫困制度设计应该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1)贫困人口获取资金和劳务机会的渠道;(2)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设施建设的资金筹集与管理制度;(3)包括贫困人口在内的所有公民享有基本教育和医疗服务的制度;(4)组建运作良好的扶贫开发机构和扶贫企业;(5)建立高效的贫困监测体系;(6)实现反贫困工作的法制化管理,尽快出台“国家反贫困法”(张新伟,1998;朱凤岐等,1996)。

摘要：贫困理论研究的重点是回答“什么是贫困?”的问题,并以此为依据设定贫困线、界定贫困人口,最终目的是寻求解决的办法,即设计反贫困政策。因此,贫困理论研究是制定反贫政策的前提和基础,反贫困政策的设计和实施则是贫困研究的最终目的,二者不可或缺。国内外学者对贫困产生的原因和反贫困策略进行了大量深入地研究,并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和理论。

关键词：贫困,反贫困理论,反贫困政策

参考文献

[1]庇古,金镝译.福利经济学[J].华夏出版社,2007.

反贫困挑战 篇6

关键词：社会工作,农村贫困,策略

一、河北省农村贫困状况

(一) 从分布上看, 具有明显的区域集中特征

从河北省贫困县的分布来看, 具有明显的集中特征, 基本上分属于三大贫困带:一是环首都贫困带, 大致包括张家口、承德地区与北京接壤或邻近的17个贫困县, 分布在张家口和承德两地境内, 是河北省贫困度最广、最深的困难区域, 两地贫困县大多位于坝上高原和农牧交错地带, 生态系统脆弱;二是太行山区贫困带, 包括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13个县;三是黑龙港流域贫困带, 大致包括20个贫困县, 分布在沧州、衡水、邯郸三个地区, 黑龙港地区由于土地干旱盐碱、地下淡水严重匮乏, 可开发资源少, 自然灾害频发。

(二) 从数量上看, 贫困人口大量存在

河北省县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受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人口素质、经济基础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较大。2010年底, 河北省共有贫困人口350万, 贫困发生率为6.3%。其中环首都贫困带是河北省贫困度最广、最深的困难区域, 且返贫率较高。这些地区大多位于坝上高原和农牧交错地带, 生态系统脆弱, 恶劣的自然环境导致这一地区干旱、洪涝、风雹、霜冻等自然灾害频繁, 被当地群众形象地称为“丰年温饱, 灾年返贫”, “大灾大返贫”, “小灾小返贫”。

(三) 从类型上看, 农村贫困呈现多元化特征

河北省农村贫困人口面临经济贫困、环境贫困和文化贫困, 三者相互交织, 增加了农村贫困问题的复杂性。

二、社会工作视角下农村扶贫开发存在的问题

在扶贫开发工作中, 政府的作用一直是占主导性的, 尤其是在过去的20多年, 以政府为主体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 河北省贫困人口由2001年的570万减少到2010年的350万。应当肯定, 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的反贫困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 但政府扶贫工作由于其全局性和政策性, 扶贫工作很难做到灵活性和细致性, 工作效率难以保证。

(一) 反贫困主体比较单一, 社会力量参与有限

一直以来, 河北省的反贫困工作由政府主导, 反贫困的政策、方针由政府统一制定。很少有别的机构或组织被允许参与到反贫困工作中来。反贫困工作主要表现为政府的行政行为。其他社会力量, 如社会组织、民间组织、慈善机构等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因此, 笔者认为,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 以政府为单一扶贫主体的反贫困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新时期的反贫困需要, 反贫困模式需要改变。6

(二) 以行政式扶贫为主, 缺乏专业化的反贫困工作方法

河北省农村扶贫工作从1986年大规模开展至今已有20多年, 但反贫困工作方法仍以传统的、普遍的、行政动员式的工作模式为主。由于缺乏对贫困人口专业的、系统的帮助和指导, 使得贫困状况难以有根本上的改变。国际经验表明, 反贫困项目应最终能使贫困人口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质, 从而使其在失去外力援助的情况下也能独立发展。在培养贫困人口素质这一过程中, 针对性地、专业化的工作方法和组织必不可少。

(三) 救助主体与受助者之间是单向互动

纵观我国农村反贫困的历史, 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救助是政府向贫困群体自上而下的单向互动。这是违背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的, 我们知道在社会工作者与受助者的专业关系中很注重两者的双向互动关系。这样不仅有助于社会工作者救助工作的开展, 更重要的是能够很好地了解受助者的心理、需求和反馈, 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方面。

三、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反贫困的主要策略

探讨适合社会发展的反贫困政策就要以创新的思维和基于本土的社会工作理论和价值观去指导实践, 要对以往的反贫困实践进行必要的梳理。透过这个过程, 发现完善反贫困工作的策略及社会工作的作用和空间。这也正是本文想要思考的主要问题。

(一) 培育农村新型社会化服务组织, 实现反贫困主体的多元化

反贫困不仅是政府的任务, 更是全社会共同面对的难题。因此, 在反贫困工作中, 应注重反贫困主体的多元性, 除政府以外, 还应积极引进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非政府组织因其灵活性、专业性、细致性及民主性使得它们在扶贫开发工作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并开展了许多有影响、有特色的扶贫行动。

(二) 借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

贫困人口不仅是反贫困的对象, 也是反贫困的主体, 反贫困工作不能缺少他们的参与。因此, 传统的、行政化的反贫困工作方式已经不适应反贫困工作的发展。应借鉴专业化的反贫困工作方法, 尤其应该借助社会工作的方法和理论, 培养专业的反贫困社会工作者, 运用专业的助人技巧对贫困人口进行扶助, 使贫困人口增强自助能力, 增强自主脱贫的意识。

(三) 重视发展贫困地区的社区教育

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农村贫困人口而言, 较低的受教育程度、陈旧的思想观念、保守的生活方式、安于贫困的意识形态, 使得他们无法适应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变革, 缺乏机会与能力参与社会活动与工作, 被拒于主流社会之外, 在就业、教育、医疗以及社会福利等方面的社会资源的获取上都处于不利地位, 进而导致此群体的弱势化与边缘化。社区教育是提升农民素质和城市适应能力的重要途径, 可以通过在农村社区开设文化、法律、卫生、社区适应等相关课程和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就业竞争力。通过“一对一”帮扶活动或团体工作为他们提供经常性、人性化的服务, 培养他们的学习精神、法治观念、开放心态、行为规范和责任意识, 全面提高农民的自助能力和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我国西部农村反贫困路径选择研究 篇7

关键词：人力资本,西部农村,反贫困,VAR模型

一、文献概述

我国农村在以开发自然资源为主逐步转向以开发人力资源为主的现实下, 农村人力资本贫困已成为制约农村反贫困过程中的主要障碍。以西部欠发达地区广西为例, 2008年广西乡村人口为2 978.2万人, 占地区总人口的61.84%, 贫困人口占7.88%, 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7年, 仅相当于初中文化水平, 农户人均年收入仅为我国东部农户人均年收入的55.9%, 低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22.5%, 其中基本生活支出占75.2%。由此可见, 广西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低下, 农户大部分仍处在贫困状态。

针对贫困的原因, 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 (Ragnar Nurkse) 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 认为资本短缺是阻碍经济发展和导致贫困的关键因素, 与此理论相似的还有纳尔逊 (R·R·Nelson) 的“低水平陷阱”理论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达尔 (Gunnar Myrdal, 1974) 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缪达尔指出发展中国家陷于低收入和贫困的累积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的原因是人均收入水平低下, 教育文化落后, 劳动生产率低下等。我国学者向恒认为贫困是由于人力资本短缺到不足, 让人持续地从外部环境中获取维持基本生存收入造成的, 改变贫困首先应改变特定人群智力结构的低层次性 。朱乾宇 (2008) [1]等指出人力资本的缺乏是造成地区贫困恶性循环的重要原因, 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是跳出“贫困陷阱”的关键。传统扶贫模式由于缺乏人本思想, 不能从根本上提高贫困者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脱贫人口很容易返贫。因此, 消除贫困的最根本措施是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人力资本是劳动者知识过程、技术水平、工作能力及健康状况等价值的总和, 1960年舒尔茨 (Schultz) 指出人力资本的提高是帮助穷人摆脱贫困的决定性因素[2]。根据Kuznets (1961) 对资本概念的扩张及Becker (1964) 对人力资本投资概念的定义, 可将人力资本投资分为教育投资、健康投资和迁移投资。林志伟 (2006) 通过对城乡收入差距与教育差距关系的协整分析, 发现前期城乡教育差距是造成当期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王引等 (2009) [3]运用固定效益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对营养摄入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提出健康人力资本的积累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重要贡献。高文书 (2009) [4]运用OLS和工具变量法, 对拓展的Mincer工资方程进行考查, 回归结果表明加强健康人力资本投资能够提高青少年成年后的生产率, 并带来丰厚的劳动力市场回报。另外, 赵海等 (2009) [5]实证研究发现迁移投资对农户的工资性收入有显著正效应。由于模型构建和变量选取及数学处理困难的原因, 针对人力资本和反贫困问题, 鲜有学者从实证角度进行全面而系统地分析, 且大多研究均将受教育程度或某一方面作为影响人力资本存量的主要因素。本文采用计量经济VAR模型, 以广西为例, 试图综合人力资本特征变量对我国西部农村反贫困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二、模型选择及数据来源

在拥有个体水平上的时间序列数据时, 工资方程 (Mincer, 1974) 是检验教育、工作经验与个人收入关系的理想形式, 方程在某种程度上又具有生产函数的性质, 是衡量人力资本特征变量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最佳形式[6], 而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地区的贫富状态。基于此, 本文使用引入健康、迁移变量后的扩展明瑟方程:Ln (W) =f (E, H, M, ε) , E、H、M分别为教育、健康和迁移变量, 其它没有包含的因素和不可观测的变量都纳入残差ε。另外, “经济人”是以完全追求物质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经济活动的主体, 考虑广西农村现大多仍处在贫困水平, 一定程度上符合“经济人”的基本假设, 故将农村人均纯收入W作为衡量贫困水平的指标。

对于农村教育投资的度量, 本文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法, undefined, 其中Zi为不同年份乡村总劳动力, Ei代表不同受教育年限。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程度分别为1、6、9、12、12、15.5, 为对应不同受教育年限的农村劳动力。

目前, 基于健康因素对人力资本的研究相对较少, 主要原因即是健康本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和难于测量等特性。现有研究大多使用单一指标来衡量, 如热量摄入和营养的改善侧重于微观层面上的家庭和个人投入, 未考虑国家的投入;死亡率和预期寿命既受非健康因素的影响, 也受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公共卫生投入仅限于宏观投资, 缺乏对家庭和个人投资的考察;复合指标 (罗凯, 2006) [7]内涵过于复杂, 难以量化, 且部分指标需要进一步研究实证。CHNS对我国居民健康状况进行了追踪调查, 由于样本数量不满足长期动态关系分析的要求, 故不予采纳。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将健康作为复合变量, 采用因子分析法从多维度构造健康指数[8], 指标为农村人均食品支出X1, 农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X2, 每千农村人口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数X3, 农村年末人均住房面积X4, 农村人均年用电量X5, 农村人均拥有病床数X6。其中变量W, X1, X2均由1978年的不变价格进行消指后得到, 运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对健康指标进行因子分析, 提取健康因子得到模型:Hi=0.59971factor (1) i+0.38749factor (2) i, 其中:

factor (1) i=0.293Xi1+0.282Xi2+ (-0.159) Xi3+0.290Xi4+0.132X5

factor (2) i=0.086Xi1+ (-0.009) Xi2+0.279Xi3+0.041Xi4+0.408Xi5+0.403Xit

运用模型即可求出历年农村人均健康指标Ht并以此作为健康投资的数据来源。另外, 用农村居民人均交通和通讯支出代表迁移投资。本文选取1988-2008年广西农村相关数据, 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广西统计年鉴》, 使用Eviews6.0软件进行相关数据分析, 根据计量分析需要使用变换后的明瑟方程:Ln (Wt) =a+bLn (Et) +cLn (Ht) +dLn (Mt) +εt, 其中a为截距项, Wt、Et、Ht、Mt分别为不同时期人均纯收入、健康投资、教育投资和迁移投资, b、c、d为待估参数, εt为随机干扰项。

三、实证分析及其解释

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 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 既不以严格的经济理论为依据, 又避免了变量缺省带来的问题, 有效解决了现实分析中难以找到合适的理论基础, 构建包含所有影响因素的模型的问题, 为分析系统中各变量之间的动态影响提供了很好的分析工具。为消除时间序列中的异方差影响, 分析前对变量进行自然对数变换, 分别用LnW, LnE、LnH和LnM表示。本文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以避免产生伪回归, 由ADF检验可知变量均为I (1) 序列, 根据AIC值 (-10.5701) 、SC值 (-8.780633) 最小, 可建立滞后一阶的VAR (1) 模型, 然后进行协整关系检验以判定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根据JJ协整检验迹统计量的统计结果:在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没有协整向量的零假设, 接受最多有一个协整向量的备择假设, 可知模型中包含一个协整关系, 故可建立基于多元协整的VAR模型:

中括号里为对应系数的t统计量, 方程后面的小括号内为调整后的R2值, 可看出方程拟合效果均很好。由于方程选取的是自然对数值, 所以回归系数表示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弹性系数。由方程 (1) 可看出教育投资对改变农村贫困状态有显著正效应, 健康投资的正效应相对要弱一些, 而迁移投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 这可能是由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及农民收入水平比较低, 农户的健康投资大部分用来治疗疾病以保障最基本的健康水平, 还未通过健康投资来提高劳动效率以改变贫困状态, 而迁移投资获得的收入大多转嫁到教育和健康投资上 (家庭教育支出占进城务工人员收入很大比例) , 对改变农民贫困状态的效果未能直接体现出来。由图1可看出这只是短期效应, 随着国家义务教育惠农政策的实施和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 迁移投资对提高农民贫困状态的正效应逐渐显现出来并不断提升。由方程 (2) - (4) 可看出, 农民贫困状态的改善对教育、健康和迁移投资的效果并不明显, 可能原因是现阶段农民收入水平低, 农民的大部分收入均用于食品、住房等基本生活支出, 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对较少。同时, 教育投资对健康和迁移均有显著正效应, 而短期内健康投资大于迁移投资对教育的影响。

脉冲响应函数是用来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冲击对系统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值的影响, 对一个变量的冲击将直接影响这个变量并通过VAR模型动态传导给其他所有内生变量。图1-图4给出了各变量间的脉冲响应曲线, 横轴为滞后期, 纵轴为冲击的响应程度。

由脉冲响应函数图可以看出: (1) 给教育投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 随着响应期的延长, 其反贫困的作用不断增强, 第4期往后便保持较高的稳定水平;对于健康投资, 第3期往后反贫困作用为负且随着响应期的延长负影响逐渐趋于零, 原因可能是在农民收入有限的情况下, 健康投资主要用于治疗疾病而使其他人力资本投资减少导致“因病致贫”, 但随着健康水平的提升这种现象逐渐消失;对于迁移投资, 其反贫困作用短期内为负, 随着响应期的延长逐渐转为正面影响并不断提升, 原因可能是农民的迁移投资大多用于获取更多的家庭教育和健康, 且在收入不足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少迁移投资而增加教育和健康投资, 随着家庭教育和健康水平的不断提升及对迁移投资的增加, 迁移投资对农村反贫困的正效应逐渐显现并不断提升。 (2) 从教育投资、健康投资和迁移投资对冲击的响应程度来看, 农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对教育投资和迁移投资均有正面影响, 且均在第4期达到一个相对较高的稳定水平, 对健康投资的影响虽然为正, 但呈逐期下降趋势, 这符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即当人们的健康保障这一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后, 便会增加对教育等更高层次需求的投资,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从长期来看迁移投资对教育的影响要大于健康投资对教育的影响。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广西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村反贫困关系的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农户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户生活水平的提高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 教育投资、健康投资和迁移投资与农户生活水平的提高呈现稳定的增长趋势。

2.根据VAR模型的估计结果, 农户生活水平的提高受到滞后期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 且教育投资对农村反贫困有显著正效应, 健康投资对其效应相对较小, 由于农户将由迁移获得的收入大部分转嫁到家庭教育和健康等方面, 迁移投资对农村反贫困的作用短期内未能得到直接体现, 但长期内效应为正。各人力资本投资要素之间, 教育投资对其他方面均有显著的正效应, 而短期内健康投资大于迁移投资对教育的影响。

3.从不同人力资本特征变量的投资水平对农村反贫困作用的冲击效应可以看出, 教育投资对反贫困作用显著, 长远来看迁移投资对反贫困的作用逐渐加强且对教育更具有促进作用, 健康投资对反贫困的负面影响是由健康投资对其他投资的“挤出效应”引起的,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广西农村居民的低收入水平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而“因病致贫”造成的现象。

国家扶贫的最终目的是要培育贫困地区自身的“造血”功能, 这就需要加大对相应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西部农村贫困地区人力资源丰富而人力资本匮乏, 反贫困过程中强调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在免费义务教育的基础上, 应加大教育投资, 以提升农村劳动力培训力度, 合理分配和使用农村教育资金, 建立以职业技术教育为主、成人文化教育为辅的教育结构。加快农村医疗卫生建设,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改变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窘状。加强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指导, 不断完善劳动力市场, 减少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成本。

参考文献

[1]朱乾宇, 姚上海.民族地区反贫困战略中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学分析[J].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8 (1) :36-39.

[2][美]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0:40.

[3]王引, 尹志超.健康人力资本积累与农民收入增长[J].中国农村经济, 2009 (12) :24-31.

[4]高文书.健康人力资本投资、身高与工资报酬[J].中国人口科学, 2009 (3) :76-86.

[5]赵海, 彭代彦.农户人力资本投资与工资收入增长的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 2009 (4) :53-61.

[6]张车伟.营养、健康与效率[J].经济研究, 2003 (1) :3-13.

[7]罗凯.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J].经济科学, 2006 (4) :8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