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反贫困策略思考

2023-02-26

一、少数民族反贫困的必要性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实施反贫困措施,其理论依据首先可以从市场与社会的双向运动中找到解答。根据社会是一个具有自我保护机制的有机体的观点,市场越是发展,社会就越是试图保护自己,将市场重新置于社会掌控之下。贫困源于市场上的经济个体,但是却对不同阶层的人都构成了社会利益的威胁,所以社会“不自觉地”联合起来“合力应对这一危险”。合力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参与国家社会改良,社会政策由此而诞生。在市场无限扩张时,国家不实施改良,或者社会政策失败,就会导致社会自我保护机制受到抑制而萎缩,社会退步,由此可能招致大规模的政治、暴力冲突,其结果是自我调节市场的无限扩张,人类文明走向末日。所以,贫困是每个国家都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趋势,使得国家的地域统治范围和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权力的影响范围,形成了交互重叠的局面。如果国家在相互依赖的经济中,不努力寻求自己的独立地位,那么将被经济浪潮湮没。国家有职责既保证自己的政治主权,又要积极把握经济发展机会,在经济进步中使自身的政治独立性得到加强。在此意义上,地域统治的能力与经济进步的程度是呈正相关性的,二者相辅相成。针对某一发展相对滞后的群体,国家需要帮助其发展经济,通过贫困面貌的改善、经济的协调来保证地域的安定,使组成国家的各个群体始终能够得到经济利益后,协助国家支撑和强化政治主权。

二、现有的反贫困层次及其分析

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年份所划定的贫困标准表明,在中国的贫困人口中,中西部和农村是重点区域,而其中的少数民族又占有较大比例。在此基点上,引发了少数民族反贫困的讨论和实践。

市场的建立源于不同的个体和集团拥有对方所没有的资源,并且这些资源在某一方面都能满足个体的需要。如果资源能顺畅而自由地流动实现交换,市场就会呈现完美的良性运转,但出于社会、文化、要素等原因,资源的挖掘、流动、再分配却一再受到阻滞,在阻滞力较大的群体中,必然产生相对贫困。国家反贫困的首要的任务就是保证这些资源能够被发现和流动起来,因此反贫困措施的制定也是围绕着资源的开发、利用来实施的。根据少数民族所拥有的资源禀赋不同,现阶段主要采取三种反贫困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少数民族经济资本的挖掘,国家提倡经济产业的开发式扶贫。实施此类反贫困措施的少数民族群体,拥有丰富的能源优势和矿产资源优势,或者土地广阔有利于种植农业和畜牧业发展。但由于交通、通讯等基础条件差,当地少数民族尚未掌握一种致富的技能,未能形成自己的支柱产业,再加上缺少外来资金和技术投入陷入贫困。通过国家必要的资金、技术支持和合理的产业规划,利用贫困地区的自然资源,可以逐步形成贫困地区和贫困户的自我积累和发展能力。从而逐渐实现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脱离贫困。

第二种方式是对少数民族文化资本的产业化开发。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化特征和刻画有人类进步活动痕迹的人文和传统价值资源,但是传统产业结构理论过于侧重对技术的强调,而忽视了对文化的关注。其实文化也是可以转化为现实的商品资源。尤为重要的是文化产业作为以文化为内涵的产业,在区别于依托自然资源的其他产业方面,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在当今社会经济和资本支配一切的前提下,少数民族文化被视为可以推动经济发展的商业化资源,也受到供求规律制约,可以通过挖掘自身文化潜力来开发文化品牌,在保护和弘扬自身文化的同时也能发展自己。与当下的旅游业和社会人群的精神消费需求相结合,在本民族文化特色保持相对完整的地区,文化事业成为了民族群体发展的契机。文化成为了民族获得发展的一种社会资本。

不论是开发式扶贫、文化产业扶持和异地搬迁措施,其暗含的假设前提是:(1)少数民族具有丰富的自然禀赋,或者拥有完备和具有特色的生态资源、文化资源,他们处于资源和潜力等待外界挖掘的状态;(2)即使没有自然禀赋,通过足够的搬迁费用,也可以转换居住环境获取自然资源也可以得到发展。这两个前提都认为少数民族已经具备了融入市场经济的大部分要素,只要有一定的外力推动就可以获得成功。我国的反贫困实践也验证了部分少数民族通过以上的途径获得了经济收益,摆脱了贫困。但是脱贫人口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以及剩余贫困人口脱贫难度的加大,都引发了对当下各种反贫困措施的再思考。

在政府有着全方位的扶贫规划,而资金投入又存在“缺位”的情况下,如果采取逐个重点解决的方式来实现反贫困目标,可实现收益相对最大化。由于需要扶持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众多,而扶贫资金较为有限,资金供求矛盾,导致资金的使用难于集中,不可避免地就存在平均分配,投入重点不突出,资金分散,发挥不了扶贫资金的规模效益,最终扶贫只能由于资金捉襟见肘而陷入短期行为化,导致扶贫地区的发展后续力严重不足。如果当下国家财政无法在短期内实现大量增值,则在既定的预算约束下,可以考虑改变反贫困资金中用于直接投入生产性投资的配置格局。

优化反贫困资金配置,应该对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投资加大投资比率,甚至在短期内暂不考虑产业开发项目,通过对公共产品的投资来增强农户抵御风险和自我发展能力。相应的,在评价地方政府的反贫困效果时,可以将为贫困人口提供这些社会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包括进行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情况,作为主要的评价指标,而不仅把单一的经济指标作为衡量指数。

三、反贫困机制新视角——公共产品的提供

所谓公共产品是与私人物品对应的概念,指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物品,主要是满足社会成员公共需要。美国学者萨缪尔森将公共物品界定为其利益不可分割地被扩散给社会全体成员,无论个人是否想要购买这种公共物品;而且这些物品和劳务的利益由社会成员共享,不能被任何人独占,可以表现为物质形式和服务形式。1997年世界银行报告认为,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包括提供纯粹的公共物品(如国防、环境保护、基础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社会福利等),还要提供混合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发展等。由于这些物品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即成本和效益被施加于其他人身上,但这种效益没有从货币或市场交易中体现出来,应该由政府来负责提供。尤其在严重缺乏以上生产性基础设的地区,关联着后续农业产品的市场流通程度,应该是反贫困的重点领域。

以往以收入水平作为衡量贫困的最重要衡量指标,使各级政府在具体地实施工程中往往更多地关注那些能够在短期内增加贫困人口收入的项目,而对提高他们稳定收入的中长期项目关注不够。而贫困地区又缺乏依靠自身力量从事生态建设的能力,导致农民生计的脆弱性和因为自然灾害而重新回到扶贫起点的结果。同时,对于贫困具有更持久影响力的环境改良、知识获得、吸收和交流能力的培养并未给予充分的重视。这又导致贫困地区脱贫人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竞争能力。

实际上,世界银行在其国别报告中指出,改善供水、供电和乡村道路等基础设施,减少男女劳动力的体力需求,缓解贫困和提高生活质量非常重要。它用一种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眼光来分析这些看似直观的成果。

近年来随着对反贫困问题研究的深入和反贫困实践的开展,形成了对各项扶贫措施的比较研究成果。都阳通过近20年的政府扶贫资金投入和产出情况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政府直接把倾斜投入的资金用于具体的产业,并不能无条件地保证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

在投资以前,对投资的汇报来自于过往区域发展趋同的假设,而现实中这样的趋同很难完全成立。如果这个假设不能成立,则政府的区域开发努力完成功的机会并不会显著地高于自发地民间开发。正如亚当·斯密所述:“一国商业的发达,全赖有良好的道路、桥梁、运河、港湾等等公共工程。……一国公路的建设费和维修费,显然必随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增加而增加”。这也意味着,在将产业培植起来以前,需要可以承载和交流产品的运输途径。如果有好的农产品,而无法将其及时销往市场,一方面造成了农户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农户的经营成本,这样的打击对于贫困人群来讲可能具有致命性,使其一蹶不振,无力再恢复生产能力。

增加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力度,可以改善贸易与投资环境,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高低是影响贫困地区经济绩效的关键。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达到稳定地增加粮食产量和提高经济收入的目的,这正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主要措施,也是贫困地区改善贸易与投资环境,走向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某些基础设施建设既为贫困地区积累了新的固定资产,又为当地农户提供了短期就业机会,增加了农户收入。

即使农户提供的是无偿劳动,通过基础设施过程中劳动积累和技能的学习,也可以将贫困人群的剩余劳动力转化为人力资本投资,为其改善自身状况提供了可能性。这一观点在李强对农户的调查中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在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57%的村民不满意目前的道路建设,居选项第一位。也表示如果要对农村反贫困资金的投向做排序,55%的村民最希望改变当前的道路状况,即使在政府不投资,自己出钱完成项目的选项中,仍然有58%的人将道路建设作为首选。在突出贫困人群的主体地位的话语中,这样的结论昭示不论从政府经济开发的角度、贫困人群主体意愿的角度出发,都强调了以往反贫困措施中被忽视的“软指标”事实上是民众呼声最高的部分。为此,政府都应重视提供这方面的建设资金,以加速贫困地区市场化的步伐。同样地,公共产品中的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将货币或财富转换为人的固有知识和能力形态,使人力与其他物品一样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人力资本理论同样也把个人的健康状况视为资本的储备。健康投资通过增强人的体质和延长人的寿命来增进人力资本的积累。它可以减少因个体生病而带来的生产损失,可以促进利用曾因疾病而未充分利用的自然资源,也可以增加儿童的入学机会并使他们更好地学习,更可以解放用于治疗疾病的资源,从而使这些资源得以用于其他的投资和消费。

四、结语

针对当前政府资金有限,而贫困群体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情况,可以考虑在除经济产业开发、文化产业开发和异地搬迁的反贫困措施外,将反贫困资金着重于公共产品的提供。政府不能推卸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责任,但政府决不是农村公共产品唯一的供给主体,尤其是我国农村地域广阔,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规模较大。因此要鼓励各种社会力量成为农村公共产品生产和服务的提供主体,从而更好地实现反贫困战略目标。

摘要：少数民族是我国贫困群体中的一部分,对少数民族实施反贫困的依据,基于经济社会双向运动的协调运行需要,以及国家地域统治的安全需要。针对不同区域的少数民族,国家采取了相应的反贫困措施,但是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少数民族的主体参与性,而事实上他们具有自己的经济特性和能动性。

关键词：少数民族,贫困,公共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