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贫困与可持续发展宏观战略

反贫困与可持续发展宏观战略（精选5篇）

篇1：反贫困与可持续发展宏观战略

反贫困与可持续发展宏观战略

【作 者】周毅

【作者简介】周毅，北京大学经济社会学系博士后、副教授 100871

世纪之交，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正悄然从大西洋向太平洋和亚太地区转移，处在亚太地区并具有12亿人口的中国，经过近20年卓有成效的改革，经济取得了持续稳定的高速增长，正处在经济体制加速转轨和社会结构迅猛转型时期。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由农业社会、乡村社会、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工业社会、城镇社会和开放社会转变，这两个转变是一场极其复杂、丰富深刻、艰苦卓绝的革命，不仅是单一的经济增长与财富积累过程，而且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人自身发展三位一体、和谐进步的可持续发展系统过程，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推进、整体发展过程。可持续发展不平衡性是中国基本国情。从国际比较看，中国是世界上自然地理、人口资源、经济社会差异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以来，从绝对意义上来说，中国任何一个地区都比近20年前进步和富裕得多。但不可否认，在转型期各地区经济增长率呈现显著差异性，绝对差距不断扩大，贫困地区发展滞后，已经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严峻挑战，引起社会各层忧虑。国外普遍关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拉大问题，特别提醒中国政府小心对待这一敏感而又棘手的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劳伦斯·克莱因教授和赫伯特·西蒙研究员认为，中国应吸取墨西哥忽视分配均等问题导致吉巴斯地区起义的教训。来自汉堡经济研究所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内地不稳定因素说明，中国必须改变对贫困地区的发展政策，以防止突发事件和因社会变革运动高涨造成的危机。日本经济社会学家南亮进认为，分配过分失衡的确是个必须警惕的危险倾向，日本为此付出惨痛代价。《大国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一针见血：中国面临人口爆炸和贫富悬殊两大难题。我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贫富差距过大可能出乱子。江泽民在很多场合都重申邓小平观点：如果搞两极分化，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区域矛盾都会扩大，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要认真对待，逐步妥善加以解决。李鹏指出：中央时刻关注东西部差距这个大问题。朱镕基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宣布，中央将加大对中西部贫困地区投资力度和开发速度。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分析道：贫富和地区差距超过一定限度后，一方面要产生对环境、生态等各方面影响；另一方面更严重的产生不稳定。在各种市场经济成分与日俱增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正视生态文明衰落、贫富悬殊拉大、资源分配失衡、人伦品味下滑等社会负面。不应回避正在滋生、蔓延某些严重贫困问题所造成的惨痛代价，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重复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畸形社会现象。不管从哪个角度审视贫富不均和贫困加剧现实，有一点应当成为共识，这就是，必须遵循反贫困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并将其付诸实践，强化贫困乱国亡国意识。〔1 〕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反贫困课题是：如何借鉴西方反贫困经验，根据国情国策，总结中国反贫困教训，准确地分析和判断市场经济对消除贫困的利弊。如何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中有效地反贫困。谁来保护穷人利益？怎样平衡宏观利益结构？当这种平衡越来越不会自发进行，而需采取一系列逆市场规则举措的时候，以损失社会发展效率为条件，还是在保证效率条件下树立同甘共苦意识，促使市场、法制、政府各宏观调控部门的协调配合？

1、随利益结构转变扶贫方式

利益是发展的杠杆，利益结构是社会结构变迁过程的基础。伴随着利益结构方面的变化，农村利益主体分散化，从单一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转变为多元体制并存的复杂关系，逐步形成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利益格局，从而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和新的问题，例如宏观利益主体的转换，收入差距及其心理承受力，既得利益公平性和合法性问题。与此同时，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内部的利益格局也在演绎着宏观格局一致的分化过程。有这样一些特殊的，比如地方政府的双重角色占有双重利益；一方面，可以作为贫困区域利益的代表争取外部扶贫投入，在财政比例分成上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地方贫困总是被扩大为区域整体问题，成为讨价还价的重要筹码；另一方面在分配所争取到的资金和资源时，贫困又往往被处理为区域内部的局部问题，排在投资序列的后面。地方政府的双重角色和“偷换概念”或“偷换利益主体”的行为，不利于贫困问题的缓解。〔2〕为此，扶贫工作必须发生深刻的转变，由道义性扶贫向制度扶贫转变，由救济性扶贫向开发性扶贫转变，由扶持贫困地区向扶持贫困人口转变。〔3〕

2、在协调发展区域经济中反贫困 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既要符合反贫困与可持续发展演进的大趋势，又要适应地区经济的特点，还要反映经济体制转换的要求。〔4 〕其原则是三方面的统一。

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国各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极多，农村人口比重大，资本短缺，仅走工业化与城市化一体化路子不够，至少进程过于漫长，不足以较快促进农村经济振兴和城乡差别缩小。在中国缩小城乡差别的主要出路在于农村工业化的全面扩张即农村非农产业的迅速发展，不少发达地区（浙江、广东）正是通过这条路子使农村经济得到振兴。从这个角度看，在加强农业基础的条件下，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提高非农产业比重，就地吸纳尽可能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提高收入水平，是促进区域经济反贫困与可持续协调发展的一个基本原则。

讲究实际，发挥优势，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贫困地区虽然在资本供给、生产技术、人才资源、交通运输以及服务设施等方面条件较差，但在自然资源、劳动成本等方面有相对优势，通过利用这些优势有效配置资源，如发展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可使经济较快发展。就贫困地区乡镇企业来说，由于人才缺乏、技术装备差和生产效率低，生产成本或质量水平与发达地区企业相比普遍处于劣势，但各种产品相对差距不一样，仍可发挥比较成本或比较质量的相对优势，较多地生产成本相对少或质量相对高的产品，提高市场竞争能力，使资源得到更有效配置从而取得较多利益。而发达地区的企业则可以较多地生产成本相对更低或质量相对更高的产品。可在不牺牲城市或发达地区利益的前提下，提高贫困地区的产出率和收益率。因此，通过发达与贫困地区之间的合理分工，实现地区产业结构的协调变动，特别是在发挥贫困地区相对优势条件下更有效地配置地区资源，是推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又一原则。〔5〕

扩大开放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市场机制有效作用不仅取决于市场体系完善，而且取决于全国城乡统一市场形成。地区封锁和城乡割据对市场体制有效调节和生产要素合理流动造成了严重阻碍，使落后状态相对凝固化和长期化。贫困地区落后根本原因在于缺人才、缺技术。从发达国家经验看，在城乡和区际开放之初，人才会从乡村流向城市，从贫困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但一旦城市或发达地区的人才趋于饱和，竞争趋于激烈。同时乡村或贫困地区生活和工作条件得到改善，就会出现人才倒流。这在我国已有所萌芽，近几年不少乡镇企业以优惠待遇招聘城市科技人才或吸引一些大学生、研究生，就可以证明。相应地，技术也会随之向不发达地区流动。乡镇企业不断购买新技术和专利，雇请“星期天工程师”和兼职技术顾问的行为则加速了上述进程。如果乡镇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提高，资本也会逐渐向乡村回流（股份制发展为此提供了方便的筹资渠道），为乡村和贫困地区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6〕

3、在加快缩小城乡差距中反贫困

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由多方面因素构成，从内在发展过程看，基本分为两大关系：一是各产业、社会部门之间的发展关系；二是各经济、社会区域之间的发展关系。城乡之间和社会发展关系，属于区域发展关系范畴。但城市和乡村是两个具有特定含义的区域，在产业结构、发展水平、发展趋势以及由此形成的关系上，明显不同于一般区域和区域关系。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初期，城乡经济和社会形成了二元结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既摩擦对立，又协调发展。在这种条件下，如何把握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态势和特点，减少它们之间的摩擦和对立，促进其协调发展，值得深入研究。

中国是条龙，头在沿海，尾在内地。沿海与内地主要是城乡关系、贫富关系。龙头抬一抬，龙尾翘上来，龙头龙尾之间是一种生产关系。头抬多高，尾翘多高，都与治贫治本可持续发展有关。有首歌谣流行：“市民笑，农民跳；农民笑，市民跳。”这是城乡矛盾、工农差别的反映，谷贱伤农，谷贵伤工。转型期反贫困与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协调城乡关系、缩小城乡差距问题交织在一起，正处在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人均GDP绝对差距迅速扩大阶段，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总体局势不可能出现缩小迹象。造成差距扩大的自然、经济、社会因素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从一定意义上说，农村贫困问题未彻底解决，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有强相关性。过去经济建设强调重工业优先发展，在低收入水平下维持高积累；人为压低工资和其它工业成本水平；压低作为食品和大部分轻工业原料的农产品价格，国家对农产品低价统购和低价统销，是整个计划经济基石。当农村改革向市场化挺进时，原有体制连同宏观平衡机制就从根基上被动摇。但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城市在改革某些方面落后于非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农村。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城市工商业根本不可能消化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农产品。因此，应当寻求在城乡改革不同步的现实约束下，把农村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长放在优先地位。农民利益与宏观稳定之间，在长期中的一致性和短期内的矛盾性，是转型期一系列两难决策问题的根源。〔7〕关键是要增加农民收入，使农村加快富裕。工业化初期需要农业为工业作贡献，但不能长期置农民和农村利益于不顾。在城市工业发展起来并有能力实行自身积累后，应让农村创造的价值更多地留在农村，给农业造成宽松的发展环境。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是：如何在工业化过程中防止农业萎缩，不断创造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良好环境；正确调整工农业发展关系，做到工农业等价交换，并逐步向工业反哺农业阶段转变。

4、在发展市场经济中反贫困

现代市场经济，不是“为买而卖”的一次性交易或“为卖而买”的小商品交换，而是国际化、法制化、信息化的高层次的大市场经济。〔8〕现代市场经济对社会作用力之大前所未有。市场经济也是一种文化，是人类创造出的优秀文化，从文化角度作用于社会。市场经济的社会功能是多维的。具体有八：加速社会流动；转换社会角色；完善社会关系；强化社会控制；重组社会分层；更新社会规范；净化社会风气；推动社会发展。〔9〕政府职能是建立统一、公平的市场经济环境体系，政府正当干预是缩小城乡地区差距的重要条件，但并不排除市场经济作用，恰恰要重视并充分利用市场经济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增强发达地区对贫困地区的“扩散效应”，利用缩小城乡地区差距的有利方面。其一，应促进资本向贫困农村流动。一个突出的矛盾是，资金稀缺与劳动力剩余。缺乏资金，剩余劳动力成为巨大浪费、社会包袱。如果能够流入资金，与剩余劳动力相结合就能创造出更多的经济财富。为了提高贫困地区对资本的吸引力，政府一方面要改善投资的硬环境，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改善投资的软环境，包括扫除市场进入障碍和降低交易成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其二，应促进信息向农村贫困地区传播。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各类信息，特别是经济信息的需求与日俱增。信息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它可以跨越区域与地理的障碍促进交流，降低贫困地区的交易费用，提高资源利用能力。政府通过建立通讯设施、广播电视、情报机构、信息咨询业，促进发达与贫困地区的信息交流及国际间的信息交流。其三，应促进技术向农村贫困地区转移、扩散。政府有责任帮助农村贫困地区从国外或发达地区获得实用性技术，通过推广大大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其四，应促进生产资料城乡地区间流动。中央政府应严禁各地方设立贸易壁垒，建立一流的国内市场，实现全球经济一体化，促进区域间合理分工，改变发达与贫困地区的不等价交换关系，促进各类生产资料在地区间流动。其五，应促进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有序流动、转移。发达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不仅为本地劳动力创造了条件，而且也为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提供了条件。关键是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之间建立协作关系，有步骤、有组织地培训劳动力，建立劳动力市场，开展就业竞争，取消对外地居民任用的歧视性土政策。〔10〕

5、在合理调节社会分配中反贫困

改革前，中国处在贫困和均等化的分配格局下，分配矛盾并不突出。在转型期，人们对公平的关注和评价的普遍性相当突出。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是通过分配来刺激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以达到生产资源和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和调节。转型期利益分化比较快，社会分配不公现象相当严重。如何在合理调节社会分配中减少贫困和防止新贫困出现，成为转型期实施反贫困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任务。〔11〕 调整宏观控制的体制目标。平衡利益结构需以不损失社会发展效率为条件，解决公平分配问题，建立利益共同、风险共担意识，研究和制定市场、法制、政府各宏观调控部分的协调配合和配套政策。政府及时转换角色，调整功能，使社会发展进程保持在可控范围内，将是一个关键。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国家应当转换宏观调控方式。逐步退出收入的初次分配领域，重点转向宏观经济政策和国民收入二次分配领域，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在国民收入分配领域，政府和市场职能分开，市场按照价值规律和效率原则调节初次分配，保证效率导向的利益格局。政府按照公平原则调节再分配，缓解和解决地区、产业和社会阶层之间的分配不公，保证公平导向的利益格局。

不同利益主体应有区别地承担改革成本。利益主体多元化使改革和扶贫具有内在动力，由于社会控制、市场规范、政府能力严重滞后，社会整合速度跟不上利益分化速度，存在少数人独占改革收益，而把改革成本通过通货膨胀转嫁给贫困农民的可能。防止恶性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则，是向富裕阶层征税，以保持改革收益和成本一致。

开发经济资源，为贫困人口提供经济机会。贫困地区都是农业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地区，土地生产力极低。人口不断增加使人均资源占有量越来越小，劳动力过剩问题极为严重。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严重限制了加工业发展，地区经济仍然是典型的农业经济，工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低于10%，贫困人口的人均收入中90%以上来自农业生产活动。这种人口资源、经济结构格局，一方面使贫困人口处于饥寒交迫的困苦境地；另一方面又使贫困人口的劳动力资源大量浪费。与此同时，由于缺少适用技术和启动资金，具有巨大经济价值的丰富自然资源得不到有效开发利用，形成令人吃惊的“富饶的贫困”。因此，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土地生产力，开发自然资源，发展加工业和服务业，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就成了反贫困的主要任务之一。开发人力资源，提高贫困人口的竞争能力。贫困人口由于低下的收入水平使他们处于营养不良、身体素质不佳状态，加之缺医少药，往往疾病缠身。低收入也使他们无钱上学、受教育年限短、文化程度低，接受和掌握新观念和新技能能力差。劳动生产率低，缺乏竞争非农产业就业机会的能力。要使贫困人口能够有效地利用经济机会，就必须改善他们的健康状态，提高生产技能。因此，普及初等教育、进行职业培训、提供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就成为反贫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贫困的根源正是贫困的条件。通过打破低素质、低竞争能力和低收入的恶性循环，将提高贫困人口的生产技能和人力资本存量，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因此反贫困行动是对人的一种投资，像所有的投资一样，人力投资也要求牺牲眼前的资源以增强未来的生产能力。认为为贫困人口提供社会服务是对社会生产资源单纯消费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进行反贫困制度创新。一是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制度改革；二是反贫困行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改革。贫困地区往往在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远远落后于发达地区，而这种差距并不比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来得小。加大改革力度也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主要战略之一。改革内容包括：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大力发展非国有加工业企业，如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股份合作制经济；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活动程序，裁减冗员、减少“吃皇粮”人数和财政“吃饭”压力，改变政府部门为“就业机器”的状态。扶贫工作的最大问题是扶贫资金使用效率低，扶贫效益小，需要扩大和改革现有的扶贫组织机构，对现有的扶贫管理制度改进和提高各级扶贫机构工作人员的素质。使有限的扶贫资金最大限度地发挥缓解贫困的作用，使真正贫困人口受益。此外，还要把解决城市绝对贫困问题列入本世纪末反贫困与可持续发展战略之中。建立社会安全保障网络。面向贫困人口的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开发，虽然能使拥有正常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和有劳动力的贫困农户的贫困缓解，但却不能使老弱病残失去劳动力的农户摆脱贫困状态。而且还会有人由于收入的季节性变化、自然灾害或不利的宏观经济冲击等原因，暂时地或永久地陷于贫困之中。因此，补贴计划和社会安全保障网络就成为反贫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内容是针对这类贫困人口的食品价格补贴、配给食品补给、食品券补贴和补充性的赈济计划。提供老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保证残疾人和失去劳动力的贫困农户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以工代赈是缓解周期性宏观经济和短期自然灾害冲击的有效手段。它一方面为贫困人口提供短期就业和经济收入；另一方面形成基础设施为贫困地区经济增长创造物质基础。

6、从“全国一盘棋”到“东西互惠，共同繁荣”中反贫困

在计划经济时期处理发达与贫困地区的关系有一个重要原则是“全国一盘棋”。在调动和集中全国各地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重点及国防建设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资源指令性调拨，以低价输出方式将其收益转移，实行地区经济的专业分工和生产布局按国家计划而不是市场。各地区以服从全国大局为重，听命于中央计划调遣。形成如下局面：根据国家计划的垂直性分工，沿海地区主要以轻工业和加工业为主，而中西部地区则以原材料、能源工业为主。形成内地上游产品与沿海下游产业连带关系，形成内地低附加值与沿海高附加值价格差的不平等关系。当时发达和贫困地区存在的利益矛盾，中央政府对贫困地区通过财政援助或补助给予补偿这一矛盾并不突出。〔12〕

改革开放以来，发达和贫困地区关系出现了新变化。这主要表现为：其一，沿海发达地区凭借区域优势，率先开放，与国际市场相连通，无论是进口额还是出口额占GNP的比重迅速上升，导致产业结构高度化和非重工业化，即附加值较高的产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不断上升，轻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不断上升，从而带动了整个工业保持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内地贫困地区产业结构变动缓慢，原材料和能源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和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居高不下。内陆贫困地区的经济效益势必大大低于沿海发达地区。其二，在价格改革过程中，实行了“双轨制”，加工产品价格放开，重要原材料和能源价格计划控制。是不得已而为之。内地贫困地区向沿海发达地区转移产业收益，形成原料输出地与产品加工地之间的类似于内部“殖民地”关系。其三，中央政府采取不平衡发展战略，加快沿海发展，对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实行优惠政策。不仅大量吸引外商投资，而且使内地资金转移。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应当肯定改革初期对特区及沿海开放城市实行优惠政策是正确的。但从正义和公平竞争原则看，这种关系既表现了政治上，又表现了经济上的不平等关系，对少数地区的“优惠”就等于对其他地区实行歧视，甚或剥夺。其四，中央财力下降不利于调整地区矛盾。随着分权化过程，中央财力不断下降，对贫困地区财政转移支付能力在下降，加上计划经济时期的财政补贴方式，以无条件形式支出，对于调整地区差距的作用极其有限，导致内地贫困地区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越来越下降，不仅市场资金来源占全国总数比重越来越下降，而且来源于中央的投资比重越来越下降。在全社会经济和政治资源分配方面，贫困地区始终处于不利的地位，是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性的重要因素。

正确处理发达和贫困地区关系对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尤为重要。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不平衡性越是突出，越是要妥善处理好各地区关系，协调好各地区经济利益，以往的“全国一盘棋”原则已不适用了，必须提出新的原则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体制需要。〔13〕平等竞争原则。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使发达与贫困地区在建立统一市场进程中处于公平竞争的地位。只要国内市场是统一的，市场竞争是公平的，每个地区都会从这一巨大的市场体系受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除自由贸易区之外，一律实行统一税制，中央税、中央与地方分享税为统一税种与统一税率。任何地区不得享有法律和制度之外的经济特权。1995年9 月李鹏总理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的说明》中指出，要实行国民待遇。对特区的提法有三条，对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对有些具体办法要有所调整和完善；所有地区都要按照税制改革有关规定和实施步骤执行。根据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要求，规范税制，公平负税，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按照国际惯例，为中外企业创造平等竞争条件。大体思路可这样考虑：超公平的待遇要收回，没有实行的要逐步纳入。不要指望减这个税，负那个税，按一个标准收上来，再取富济贫。西部条件差，中央来支持，不厚此薄彼。实行国民待遇，保证公平竞争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方向，也是处理好发达（包括特区）和贫困地区关系的重要原则之一。平等互利原则。包括商品贸易公平交换，改变价格体系扭曲，取消对原材料和能源价格控制，改变不平等交换关系，互惠互利。发达地区应取消对外来劳动力参与就业竞争的不合理限制。利用比较优势，沿海应将耗能、耗材工业转向中西部。同时随着沿海发达地区土地和劳动力价格迅速上升，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共同发展原则。发达和贫困地区的正常关系不是先后富的关系，而应当共同发展、相互支持、相互带动。发达地区不能以牺牲贫困地区发展为代价，而应当促进和带动其发展。由于各地区条件差别较大，发达地区由于良好地理和经济条件总会先富起来，但不能人为地制造特殊条件，加剧发达与贫困地区的矛盾与对立。共同富裕原则。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应当坚持有助于增强全国人民的凝聚力，抵消各地区分离力，放弃这一原则无疑会加大各地区分离力，就等于丧失中央政府在全国人民中的合法性基础，无助于现实稳定和长治久安。

总之，在转型期，发达与贫困地区应实行“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惠互利，共同繁荣”的原则。〔14〕

7、在充分扩大劳动就业中，重新布局城乡人口，彻底解决贫困 失业与贫困是世界普遍面临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15〕中国转型期，如何减少失业，扩大就业，已成为反贫困的一项新任务。但中国人口基数大，经济增长尚不能满足大量增长的劳动力充分就业的需要，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将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存在。

首先，经济发展速度与扩大就业的矛盾。面对巨大的社会劳动力资源供给，为了缓和就业压力，减少因失业而导致的贫困，不得不保持着快速的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速度太快，又会由此带来某些经济与社会问题。社会就业压力实际上已经对经济增长速度和基建投资规模形成了倒逼机制。

其次，市场化与就业的矛盾。传统计划体制使国有企业存在大量隐性剩余劳动力，严重阻碍了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大难题。市场化取向改革必然要释放出大量的隐性过剩劳动力。而在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这部分失业人口必然面临贫困问题。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是研究国有企业如何培植新的生长点或通过多种途径增强消化富余劳动力的能力，同时，把发展第三产业和多种经济成分作为消化富余劳动力的重要措施。再次，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有限就业岗位的矛盾。近年来，各地流动人口尤其是“民工潮”影响着社会生活各方面。在城市失业率呈上升趋势情况下，1 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当部分以无序形态流入城市，并与城镇居民在就业岗位上展开竞争，失败者则形成新的城市贫困人口。中国贫困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转移和有效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区域经济的发展，首先意味着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劳动收入的提高。当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开始出现之后，贫困地区的居民就业机会偏少、收入偏低的问题渐渐显现，随之而来的向外移民就成为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必然反应。改革开放后不久，出现了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由边疆和内地向沿海的大规模迁移。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城市对外来劳动力的容纳能力日渐增强，农村劳动力开始大量流入城市。虽然各地政府对人口的迁移采取了严格限制的措施，但数以千万计的自我雇佣的劳动者，已经在城市中定居下来。〔16〕目前的人口流动对于流出和流入地都极为有利，所带来的消极作用完全是管理不够的问题。〔17〕在2010年以前，如果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继续保持90年代初以来的快速增长趋势，将会有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迁移。

由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许多残余内容仍然在起作用，在一些大城市里，地方政府为了保证当地居民的就业机会，对外来劳动力实行行业工种限制。对于贫困地区未来的经济发展，可以说是真正的阻碍。

【参考文献】

〔1〕胡鞍纲、王绍光、康晓光：《中国地区差距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2〕沈红：《宏观利益格局中的贫困》，《社会学研究》，1996（3）1—11。〔3〕康晓光：《90年代我国的贫困与反贫困战略分析》，《改革与理论》，1995（11）16—19。

〔4〕陈德照、安和芬、王鼎泳：《世界三大经济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5〕胡乃伟：《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与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中国社会科学》，1995（2）41—50。

〔6〕周叔莲、郭克莎主编：《中国地区城乡经济关系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7〕秦均平：《区域性反贫困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北京：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会学术交流论文，1995（11）。〔8〕〔9〕邓伟志：《市场经济的若干社会功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10〕周叔莲、郭克莎：《中国城乡经济及社会协调发展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11〕杨再平：《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政府行为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1995。

〔12〕吴浙：《倾斜的国土——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现实与趋势》，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13〕周彬彬：《向贫困挑战——国外缓解贫困的理论与实践》，人民出版社，1991。〔14〕潘乃谷、周星：《多民族地区：资源、贫困与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15〕彼得·汤森：《英国的贫困》，伦敦：阿兰雷恩出版公司，1979；萨缪尔森：《经济学理论与不发达理论》，英文版，1957；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2版），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16〕尚庆发：《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的利弊及对策》，软科学，1990（3）31—38。〔17〕毛浩：《“两栖人”情结》，中国青年报，1994.2.23。

本文来源于CSSCI学术论文网:http://

篇2：反贫困与可持续发展宏观战略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常修泽在清华大学《中国经济走势与西王集团公司战略》高层研讨会上，结合山东西王集团公司的实际，探讨了企业发展战略问题。

他指出。20中国企业的发展要把握好经济稳定增长、经济结构调整、保障民生、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创新五个要点。

对于西王集团公司而言，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的基本线路;拓展经营范围，做强国际贸易;推进以玉米为中心的文化创意产业和健康服务产业的发展。

很高兴参加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这个高层研讨会。

我10月上旬曾到山东西王集团作过实地考察，当时跟王勇董事长就集团发展战略作了探讨交流，提供了有关国内外关于现代服务业发展战略的资料，还应邀给集团高管作了企业发展战略报告，之后就集团发展相关产业的具体方略进行了座谈。

10月中旬后，我到台湾讲学，顺便把西王的情况跟台湾的“两岸企业协会”作了沟通，并介绍庞部长到那里访问。

刚才听了王董事长的介绍，对全年的情况有了个大体的了解。

下面我谈三个问题。

一、关于世界经济的走势的四个关注点

我建议大家关注四个点。

第一个关注点：关注世界经济增长一定程度的减弱。

据我近几年的观察，金融危机前的正常年景，全世界的经济增长速度为约4.5%～5%。

年会有所下滑，估计在3%～3.5%。

首先是美国公共需求投资的减弱，以及美国民众消费需求的减弱。

因为在经历了原有的那种“高消费、低储蓄、多借债”的模式之后，他们也痛定思痛，进行反思，也有意识地降低他们自己的消费需求，虽然不会骤然下降。

综合各方资料，估计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约为1.5%～1.8%。

还有一个就是，跟我们同类的发展中国家，他们也学中国前几年的一些做法，如低劳动成本的加工模型。

我在20到越南考察期间强烈感到这一点。

越南等国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了我们出口的那种力量。

一个是需求在减弱，一个是又出来一批像越南等东南亚一些国家，这给我们的外需造成一定的困难。

第二个关注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现在，对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前景到底如何，内部讨论有不同的评估：最悲观的评估是认为欧元区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比较乐观的评估就是说虽然有困难，但是他们会挺过去。

我这两天看了萨科奇和默克尔的举措，我个人不是持特别悲观的看法，我认为，欧盟不会垮台，欧元区不会垮台。

它的再生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只是说现在有这样一个矛盾：货币一体化之后财政一体化没有跟上。

因此，在这样一个转型当中出现困难与危机。

我相信这些政治家会修复，至少缓解“货币一体化与财政非一体化”之间的矛盾。

但就2012年来说，情况还是堪忧，估计欧元区整体经济将萎缩0.5%，低于年9月IMF预测的1.1%，特别是南欧、西班牙可能很差。

这是第二点。

第三个关注点：请各位关注OECD最近提出一个带有某些纲领性的命题，叫做“竞争中立论”。

“竞争中立论”理论上是难以挑剔的，但有其锋芒指向，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在跟世界其他国家交往当中，存在政府背后的一些补贴，特别是央企携“权力的力量”在跟他们竞争，他们感到不中立。

所以针对这个问题提出竞争中立论，以后国际交往要按照竞争中立的思路来展开。

这样一来可能给中国的央企带来一定的困难，如会遭遇贸易保护主义的各种惩罚性措施。

但对于西王集团这样的民营企业来说，不应怕“竞争中立论”，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竞争中立对民营企业是个机遇。

有关方面正在审视这个问题。

第四个关注点：世界性大宗商品的波动，包括农产品的商品波动。

由于西王集团大量加工玉米等农产品，建议根据波动情况来找商机。

这四个点建议企业界朋友关注。

二、关于中国经济的五个要点

中国经济是我的主要研究领域，在国家发改委研究院退休后，蒙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邀请，继续在此从事中国经济研究。

展望2012年，我觉得有五个要点值得把握。

第一个要点是稳定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运行会不会跌得太低?这两天正在开金融工作会议，讨论怎么样促进或者说保障实体经济的平稳运行和增长。

我估计，8%以上乃至8.5%的增长速度，应该是有可能的，而且8%乃至8.5%的增长速度，在当今之世也算比较高的。

前天(2011年1月6日)《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了林兆木先生的长篇文章《世界经济走势和中国经济大局》，渗透了一些重要的发展思考。

昨天(1月7日)台湾报纸和大陆的《参考消息》都了这篇文章，建议拿来研究研究。

据我所知，政府也采取措施，如采取“中性的货币政策”、“结构性减税”等来稳定增长。

对此，企业界不要自乱阵脚。

这是一个要点。

第二个要点是经济结构调整。

这与各公司的发展都直接相关。

中国深层的问题不是运行速度的问题，而是结构问题和制度问题;不是短期问题，而是中长期问题。

一窝蜂地“挤到”速度问题，而忽视或放松结构问题和制度问题，盯着短期问题，而忽视或放松中长期问题，这不能不说是研究大局上的一种偏颇。

估计从2012年起，中国经济将进入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期”。

最近几天，汪洋讲“广东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已经过去，今后要把转型升级放到第一位”。

调整产业结构肯定会把粗放的落后的成分挤出去，就是逼垮那些粗放的落后的东西。

一周前当局公布了“十二五”期间的调整目标，除继续淘汰炼铁、炼钢、焦炭、电石和铁合金等12个行业的落后产能外，又增加铜冶炼等7个行业，这样共计19个行业。

比如，以“西王钢铁”所在的钢铁行业为例，未来几年将淘汰炼铁落后产能4800万吨，将淘汰炼钢落后产能4800万吨，将淘汰焦碳落后产能4200万吨，等等。

山东那么多钢铁企业，最后也就保留几家(当然也有重组)，而且这几家里粗放型的东西应该剥离出去。

在这种情况下，一则，公司要抓住这个机会，发展有自己特色的钢产品，“人无我有，人有我精”。

二则，要特别避免在钢铁业过度投资。

比如，有的地方用港口优势或拿多少地吸引企业去投资，这样的条件固然有诱惑力，但应适当地“婉拒”。

不要再走大铺摊子、搞粗放投资的路子。

地方政府考虑的是业绩，但企业要考虑效益，而要讲效益，就不能不考虑国家正在搞的“调结构”，特别是中国经济进入产业结构“深度调整期”后，要顺着这个结构升级的路子走。

第三个要点是保障民生。

两个月前我在海南“中改院”国际论坛发言提出，2012年世界爆发的几起重大事件

(如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北非变革事件等)表明，尽管人民诉求的侧重点和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发达国家“由民主到民生”，发展中国家“由民生到民主”)，但人民呼唤“保障和改善民生”、呼唤“社会公平正义”则是深层的、本质的。

我请大家关注保障和改善民生。

当然，国家有国家的角度，企业有企业的角度。

就像西王集团这样的大型食品集团，乃至消费类产品的这样一个行业来讲，国家实行惠民生政策对企业机会很多。

特别是扩大消费和实行消费者主权。

估计国家将会致力于扩大城乡居民消费。

例如，据我所知，有关部门将研究节能环保产品的消费扶持政策，以衔接先前“家电下乡”政策退场所产生的空档。

实际上这些政策，说到底是围绕着“民生”问题这个核心范畴展开的。

对做消费品的企业来说，一旦和民生挂上钩，和消费者主权挂上钩，就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第四个要点是体制改革。

2012年一件大事是召开中共十八大，中外都很关注。

中国正处在十字路口。

在这个历史关头，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

当然，改革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受利益集团干扰把改革搞坏，另一可能是改革成功，真正使国家避免掉入陷阱。

我的基本看法是，2012年应该有些实质性的动作，遏制住目前体制领域一定程度的复归现象。

与公司相关的是民营经济发展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在社会上存在一种“贵国有，贱民营”的现象。

必须看到，当前促进非公经济发展，仍然是说得多、做得少，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诸如“玻璃门”、“弹簧门”之类的现象依然存在，社会对这个很不满意。

下一步，民营资本进入某些领域被遏制的局面应该改观，将会逐步破除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壁垒，切实放宽市场准入，同时做一些政策性的.调整，包括完善财税、金融等支持政策，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和民间投资稳定增长，实现国有与民营包容性发展。

第五个要点是社会管理创新。

西王既是一个企业集团，也是一个行政村。

主要负责人既是董事长又是村党委书记，因此要关注社会问题。

目前，在社会领域出现一些新动向，以广东省陆丰县乌坎村这个事件为标志，在处理这些群体事件上有新的思维。

我到广东去做了一些考察，引起我一些思考。

一是“维稳”和“维权”。

过去侧重维稳，维权这种做得还不够。

现在转向对维权方面考虑多一些。

我主张社会管理应当维权第一，把维权大旗高高举起来。

因为不稳定因素很多是由于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才产生的。

二是“对抗”与“对话”。

政府要学会并采取些措施与公民对话。

用有组织的对话来代替无组织的对抗，这是个新东西。

我估计这种无组织的对抗在一些地方还会冒的，关键是如何应对、如何化解，引导到有组织的对话轨道上来。

这是2012年乃至今后几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山东老乡也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以上是国内经济社会的五个要点：增长、结构、民生、体制、社会。

三、对西王集团发展的四点建议

第一，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的基本线路。

西王集团是以发展实体经济起家的，而且这些年来也基本以实体经济为主导，那么下一步就要牢牢把握这种方向。

即使搞一些金融等，也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

实体经济对咱们来讲是两大门类：一大门类是属于第二产业，加工、制造、冶炼等;另外一类是服务业，包括物流、房地产以及各种科研服务业。

今后还要牢牢把握实体经济的两个产业门类，同时考虑到过去制造业、加工业、冶炼业比较发达的情况，适当地拓展服务业，这恐怕是新的增长点。

第二，关于服务业里面的进出口贸易。

现在，在新的格局下，国家层面应该研究新的进口战略，就是说，要研究21世纪10～代到底需要用什么样的进口战略?重点是三进：(1)国外比较尖端的高新技术;(2)资源类产品和物资(资源类更多的要转向资源里面的非初级性的);(3)部分高档或奢侈性的消费品。

“三进”涉及关税降低问题，也涉及可能出现的逆差问题。

西王集团服务业里面的国际贸易做什么?下一步的进出口战略，除了买西王原料、卖西王产品以外，还要超出西王的范畴，要树立“买天下、卖天下”的观念。

第三，关于文化创意产业。

以玉米作为中心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是可以考虑的。

我2011年10月到淄博周村考察，一个“周村烧饼”尚且搞了个那么大的“烧饼博物馆”，我看了出乎意料，乡亲们真有创造力。

玉米比烧饼的内涵丰富得多，产业链条要长得多。

搞这个当然要论证。

现在的问题是要研究如何借助现有的有利条件，包括历史因素和国际因素。

假如要想把邹平那个山坡搞一个大的玉米文化产业园，搞成国际的玉米乃至更宽泛的粮食论坛的话，建议与联合国粮农组织挂钩。

这里有一个历史上可以借用的因素，在20世纪30年代民国时期，著名经济社会学者梁漱溟先生曾经在邹平搞过“新乡村建设运动”。

在民国时期，搞得好的是山东邹平县，号称“模范县”。

改革开放之后，卡特先生也到过山东邹平。

今天要搞这个，既有历史渊源，又有国际影响。

把历史的线与现实的线对接起来，把国际的线与中国的线对接起来。

如果在邹平建立一个类似论坛的话，可以参照海南搞的博鳌论坛模式。

这样就不仅仅是一个论坛，而且还会带动当地的会展业以及文化创意产业。

这个事要具体研究，仔细论证。

第四，关于健康服务产业。

这是我们国家一个相当有潜力、有生命力的产业门类，它已成为我国经济产业中一大“朝阳产业”。

经研究，健康服务产业大体涉及七八个产业：健康产品生产类、健康产品流通类、医疗服务类、休闲健身类、健康管理类和健康教育咨询类等等。

我在一个研讨会上说，美国的产业里面第一个大产业是健康服务业，占GDP的16%，中国比重很低，估计健康产业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5%，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

中国随着老龄化、少子化和城市化等以后，健康服务产业需要迅速跟上。

玉米油是健康食品，但还要研究拓展。

此外，也可以以刚才说的玉米基地作为一个载体，搞成一个如养生、健康、休闲类的基地。

篇3：三峡库区反贫困与教育发展对策

关键词：三峡库区,贫困,教育发展,对策

三峡库区包括湖北省的夷陵、秭归、兴山、巴东, 重庆市的巫山、巫溪、奉节、云阳、万州、开县、忠县、石柱、丰都、涪陵、武隆、长寿、渝北、巴南、江津等19区县, 其中有11个区县为国家级贫困县, 是连片贫困区。随着三峡工程建设在库区大量补偿资金和对口支援资金的投入, 近年来库区经济社会得到较快发展, 城镇化进程加快,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人民生活水平较大提高, 缩小了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但是, 由于三峡库区人力资源开发力度比较薄弱, 教育发展水平较低, 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不高, 因此, 加快教育发展是三峡库区反贫困的关键。

1 库区教育对库区经济发展的贡献

重庆直辖以来, 库区经济以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增长, 超过11%。教育对经济的贡献, 远远高于财政对教育的投入, 教育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1.1 库区教育对经济总量的贡献

2005—2009年, 库区教4-对经济总量的拉动贡献为5.82%。其中3.83%是由于教育水平提高使劳动者素质提高而拉动的;1.99%是因教育水平提高而使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提高而拉动的。库区教育投入只在GDP的2%左右, 产出接近投入的3倍, 表现出较高的经济效益。

1.2 库区教育对库区经济增量的贡献

2005—2009年, 库区经济增量中有52.67%的比重与教育有关。其中因教育水平提高使劳动者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量的贡献为32.32%;因教育因素使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提高对经济增量的贡献为19.47%。按同样方法计算, 库区教育对经济增量的贡献度与全国24个省市比较, 排位居中靠前 (第11位) 。相对于库区教育投入水平, 表现出较高的贡献度。

总之, 库区教育对库区经济总量和增量的贡献, 反映了库区教育高经济效益特点;在库区经济转型、产业换代升级的结构调整过程中, 库区教育对加速库区工业化、服务业和农业现代化, 均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尤以对工业和服务业经济水平的提高, 贡献尤为显著。

2 三峡库区人力资源与教育发展现状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 教育是对贫困人口进行素质改造和发展经济最主要的途径, 这是现代经济社会中劳动力再生产的特点决定的。三峡库区是一个贫困人口众多和背负着百万移民沉重包袱的经济落后区, 经济实力有限, 资金短缺, 技术落后, 贫困——发展的矛盾十分突出, 资源——环境的压力长期存在。人力资源开发力度较弱, 教育发展水平较低。

2.1 传统教育思想观念对库区教育的制约

由于地域上的长期封闭, 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 使得三峡库区人的思想观念较为保守, 三峡库区由于贫困落后, 交通不便等原因, 许多地方长期处于超封闭状态中, 自然经济思想和计划经济的思想积淀很深, 盛行许多对发展教育不利的传统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 如“读书无用论”、“不读书照样挣钱”等, 认为只要吃饱饭就可以了;又譬如在教育上“男孩读书, 女孩养猪”的重男轻女思想。习惯过低水平生活, 表现在群体观念上, “等、靠、要”的传统思想观念根深蒂固, 依赖思想严重, 开拓创新能力不强, “政策效益递减”现象突出。在农村, 许多家长只顾眼前利益, 要求子女初中毕业后就“南下”或“东流”外出打工挣钱, 致使这些学生在没有任何一技之长的情况下, 便投身于求职谋生的行列, 不仅加重了就业负担, 更为严重的是影响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2.2 人力资源专业结构和区域分布不合理

从专业技术人才的专业结构来看, 居第一位的是教师, 占总人才数的47%;工程技术类和经济类人才分别居于第二、第三位, 分别占库区人才总数的11%和10%;农业技术人才只有11899人, 占总人口的0.065%, 即每一万人中只有6.5名农业技术人才。农业技术人才、工程技术人才、环保技术人才和经济类人才是库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人才基石, 从其数量以及在总的人才中所占的比例来看, 难以担此重任。从区域分布来看, 高素质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主要分布在库区的一些相对发达的区县, 而急需高科技、高素质人才的边、远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人才却严重匿乏。这些落后地区无力依靠现代科技脱贫致富, 也无法形成高科技、高素质人才的带动效应和扩散效应, 缺乏一套健全、完善的人才合理流动机制。由于库区环境的自然的阻断, 以及生产方式、历史原因, 人口地域分布上存在的零星分散, 封闭凝固的特征, 使人受自然的约束较强, 人的创造力和能动性低, 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创造, 形成恶性循环。

2.3 区域经济发展滞后, 产业支撑不足

三峡库区正处于由温饱向基本小康的转型期, 多数县财政困难, 自我发展能力较弱,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300~550美元左右。库区产业发展基础差, 结构矛盾突出。三产业结构为23∶39∶38, 多数区县以传统农业为主, 工业基础薄弱, 三产业发展水平低, 在移民迁建过程中, 大量工矿企业关停并转, 重庆库区淹没工矿企业1397户中关破重组减少1008户, 占72%, 仅保留389户。除主城7区外, 库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及总产值, 仅占全市的30%左右;库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0%左右。城镇化水平仅为20%, 比全国低20个百分点, 比全市低16个百分点。

2.4 社会就业矛盾突出, 移民安稳致富面临不少困难

由于三峡库区产业“支撑不足”, 导致地方财政收入更加困难, 由于失业率增大, 库区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依然突出,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需要拓展;搬迁企业实行关破重组或效益低下造成下岗失业人员增加;城镇建设占地形成的失地移民, 多数缺乏技能, 就业和生计问题突出。据了解, 三峡库区区县城镇登记失业率一般在5%左右, 有的高达8%以上。目前, 已安置移民的住房条件普遍改善, 绝大多数移民的生产条件得到落实, 能够安居乐业, 库区移民基本稳定。但是, 由于移民安置环境容量不足, 安置条件较差, 还存在安置不稳的隐患或面临生计的困难。

2.5 教育发展任务艰巨

从劳动力文化结构现状看, 库区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 仍然表现为高文化素质劳动力比重偏小, 低文化素质劳动力人口比重偏大。库区劳动力人口中, 文盲半文盲比全国高6.64个百分点;三峡库区女性文盲人口比例较大, 有3个县超过20%, 巫溪县则达到30.24%。女性文盲人口数量大, 这对于其自身素质的提高、家庭教育和整体素质的提高都会产生较大的困难和不利影响。小学文化程度比全国高4.3个百分点;初中文化程度低于全国2个百分点;高中学历低于全国近7个百分点;大专及其以上学历人口比重全国平均水平为5.23%, 库区只有3.57%, 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8%。

从劳动力文化结构变动情况看, 高中及高中以上学历比例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受过高中教育的比例增长1.57个百分点,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74个百分点, 特别是大专及其以上, 全国平均增长3.53个百分点, 库区只增长了1.62个百分点。

3 三峡库区人力资源开发与教育发展对策

3.1 坚持城乡统筹, 促进库区人才开发与教育发展

(1) 把发展库区教育, 作为重庆“一圈两翼”战略渝东北翼特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给予大力度重点支持。

(2) 作为库区重大经济战略, 推进库区教育由“优先发展”向“优势发展”转移, 实施以教育优势带动形成经济优势的库区发展新战略。力争5-10年内, 使库区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在全国居领先水平。

(3) 配合“一圈两翼”战略中的“两翼”人口转移方略, 作为库区重大人口战略, 建议选择“教育就业”渠道作为推进库区规模化、高质量区外移民的主渠道。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结合, 通过加大教育改革发展力度, 完善和优化就业服务体系及政策配套, 争取30年内从库区输出各类大中专 (职) 毕业生400万, 带动人口外迁600万人, 使库区全面进入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的良性发展轨道。

(4) 将发展职业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 培育全国品牌, 作为库区教育发展的首位特色战略。建议重点建设“一个基地” (万州“三峡库区职业教育基地”) , 培育“三大品牌” (万州高等职业教育、涪陵师范教育、开县特色中职教育) 。

(5) 巩固、提升基础教育质量水平, 拓宽基础教育投资来源, 确保基础教育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扩大教育投入渠道, 采取“基础教育公办、职业教育民办”, “公办民投、民办公助”的基本思路。

3.2 加大政府对库区教育的投资力度

建议市政府作为城乡统筹和支持库区的特殊措施, 加大政府对库区教育的投入力度。

(1) 鉴于库区多数区县经济水平低, 财政对教育的拨款即使达到占GDP3%的目标, 仍然是一个较低的投入水平, 建议按不低于全市人均GDP教育投入比例, 确定库区各区县财政年度教育投入标准, 按各区县人均GDP计算差额部分, 由市财政补助。

(2) 争取中央支持, 建立类似库区产业发展基金的库区教育发展基金。

(3) 由市财政拨专款一次性解决库区公立学校历史债务问题。

(4) 鼓励社会投资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 将社会投资教育项目纳入库区产业发展基金和库区产业化项目融资优惠政策范围。

3.3 加强规范化管理, 促进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1) 通过明晰公立学校专门公共服务职能与一般社会服务职能的范围和界限, 理顺国家投入和社会投入的法律关系和界限, 对学校实际承担的教育、教学职能以外的一般社会服务 (如食宿、医疗、治安等) , 应由社会提供, 社会暂时不能提供的, 允许学校按市场规则收取服务费用。

(2) 适应劳务经济新特点, 发展寄宿制中小学校和幼儿园, 增加学校心理辅导员和生活服务人员编制, 根本解决“留守儿童”问题。

(3) 在三峡库区职业教育基地万州, 建一个可为大部分库区职业教育学校和培训机构服务的库区最大的共享实训基地。

(4) 依托重庆三峡学院等4所高校和科研院所, 联合重庆及国内外高校及相关科研院所, 建一个为库区中小企业服务的科技研发共享平台, 增强库区高校对库区经济的科技服务能力。

(5) 统筹协调和加强各部门各类培训费用的使用与管理。尽可能使多部门培训经费组合统一使用, 重点支持学历教育;培训任务选择由办学条件好、学生就业率高、就业质量好的学校承担。

(6) 适应库区毕业生就业特点, 允许库区大中专学校和职业学校根据库区的实际, 灵活设置专业和创新专业, 灵活调整课程及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 探索建立相应的个性化、社会化动态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和机制。

(7) 赋予库区区县教育部门, 对库区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日常教育管理和毕业生质量控制, 更大的监督管理权限, 加强区县政府对教育质量管理和品牌培育的责任。

3.4 促进人口的合理流动

在政府宏观调控下鼓励人才的合理流动, 应大力引进国内外优秀人才, 充实到最急需的地区和行业, 改变人力资源区域分布和人才结构不合理的状态, 实现有差异的各区域各行业共同发展。结合三峡库区的实际情况, 一是要充实高科技信息产业, 这是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 也是为了适应知识经济社会和西部大开发的需要以及建设现代化新三峡的客观要求;二是充实三峡库区的贫困山区, 这是关系到三峡库区能否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可采取梯次推进战略, 将高科技、高素质聚集地的人才逐步流向人才缺乏的贫困地区和边远山区, 扩大科技和人才的辐射面;三是调整人才结构, 充实到库区急需的农业及第三产业的旅游管理、环境保护、卫生保健等行业。

3.5 加强城镇化建设, 全面提高文化素质, 促进库区全面小康

对于像三峡库区这种农业比重大、人力资源素质低、经济落后地区, 加快城镇化进程, 提高城镇化水平, 对于提高库区人力资源整体素质至关重要, 也是促进库区全面小康的重要内容。根据三峡库区特有的历史文化特色, 我们认为发展地域文化主导型城镇, 是三峡库区城镇化的必然选择。因为三峡库区具有浓郁、厚重的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文化底蕴以及悠远、闻名的三国文化、巴楚文化等历史文化渊源, 地域文化十分突出。而这种模式的特征正是以一种得天独厚、底蕴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源为基础, 经过充分发掘, 增强城市的历史文化氛围, 扩大城市的文化内涵, 形成不断升值的、开发回报无限的文化资源产业, 由这种产业吸引大批文化人的聚集, 形成完整和谐的富有地区或民族文化特色的小城镇。通过这种地域文化主导型城镇的建设, 提高库区人的文化品位和人文素质。通过城镇化建设, 提高库区劳动者素质, 带动库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 进而促进库区达到全面小康。

参考文献

[1]巴图.关于中国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的思考[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2005.04

[2]刘志文.重庆市三峡库区扶贫开发思路[J], 重庆社会科学, 2006.08

篇4：我国新时期的反贫困战略

在笔者的印象中，这应当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在国际场合首次以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来说明中国的贫困问题。它至少向世界传递出如下信息：一是中国虽然在30多年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仍是一个贫困问题客观存在且较为严重的发展中国家；二是30多年的高速增长已经使综合国力与人民生活水平持续得到大幅度提升，我国也需要以相应的国际标准来评估自己的贫困问题，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即人均日收入2美元应当成为重要的参照系，这无疑是一个追求更高的发展目标；三是中国反贫困政策涵盖的对象将进一步向更大规模的低收入群体扩展，这将是新时期反贫困政策的一个飞跃。

在过去30多年间，我国在反贫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为世界所公认，全球深度贫困人口的减少主要体现在中国深度贫困人口的减少上，这无疑是中国发展对人类发展的重大贡献。贫困问题仍然是我国发展进程中客观存在的重大现实问题。

新时期的贫困问题具有显著特点

第一，绝对贫困现象在绝对减少，而相对贫困现象在相对上升，贫困人口总量仍然规模庞大。

根据2011年国家确定的人均年收入2300元人民币（相当于人均日收入1美元）的贫困线标准，全国还有近10%的人口生活在这一贫困线下；如果按照世界银行人均日收入2美元的贫困线标准计算，则还有2亿多人口生活在这一贫困线下。这些生活在贫困线下的城乡居民，虽然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但因收入偏低仍然可能陷入相对贫困状态而难以自拔。因此，新时期的反贫困任务依然十分繁重。

第二，因改革带来的新增贫困人口现象在绝对减少，而贫困人口的代际传递现象却在相对上升，两极分化的社会风险在不断积累。

由于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失衡的格局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扭转，收入分配领域与一些制度安排存在着权益不公与失范，当今社会亦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一种强者愈强、弱者恒弱的现象，一些城乡低收入家庭在教育、就业、收入、发展机会等方面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贫困代际传递现象已经出现，这是一种值得高度重视的贫困现象，也是急切需要采取有效行动来加以解决的问题。否则，整个社会就会走向两极分化，这不仅将撕裂不同社会阶层的关系，而且将难以避免贫富之间的尖锐对抗。

第三，一般意义上的县域贫困现象在不断缩减，而集中连片的区域贫困问题依然很深刻，要真正解决绝非易事。

在一些中西部连片贫困地区中，发现这些地区的共同特点是经济基础薄弱、产业支撑乏力、公共设施落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缺乏。即使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因为当地财政困难，其受助人口的贫困深刻程度虽然明显高于其他一般贫困地区，但获得的低保援助却非常有限。因此，中央确立重点推进14个集中连片地区的扶贫战略是非常正确的政策取向，也是有针对性的，但要真正解决起来亦非易事，因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第四，乡村贫困问题已经得到了极大缓解，而城镇贫困问题却会日益突出，非贫困的农村人口可能变成贫困的城镇人口。

伴随农村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农村劳动力到非农领域就业的大规模化，农村居民收入保持了持续大幅增长势头，加上近十年来奉行“少取、多予”的惠农政策，免税、补贴加社会保障制度的普及，乡村贫困问题确实得到了极大缓解。然而，农村人口大规模地向城镇转移后，却可能成为城镇新增贫困人口的主要来源，因为这部分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普遍偏低，要承担起较乡村更为昂贵的城镇生活成本绝非易事；而年轻一代的城市人也可能因房价与其他生活成本的持续攀升而陷入贫困状态。

第五，物质贫困问题在快速化解，而精神贫困问题却越来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物质贫困的化解并不意味着精神贫困问题在同步缓和。事实上，精神文化生活的匮乏，艰苦奋斗和自力更生的式微，公益责任和互助意识的弱化，再加上政策歧视与社会排斥的客观存在，既导致了整个社会价值多元化和以自利为追求目标的取向，也带来了公众对社会公平的认可度偏低、不安全感与焦虑情绪蔓延等。所有这些，均显示了当前社会的精神贫困问题值得高度重视。因此，国家的反贫困战略不仅要继续向物质贫困宣战，同时还要向精神贫困宣战。

综上，面对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贫困现象，新时期的反贫困战略亦需要与时俱进。

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还需要更科学的统筹规划，并尽快完善各种制度安排

第一，应当在提供公正、有效的制度供给上下大功夫。在中国经济已经具备日益雄厚实力的条件下，新时期的贫困问题及其解决程度将越来越取决于相关制度安排的公正与有效。为此，有必要全面评估现行制度安排与政策措施，而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并确保分配正义、促进区域之间与群体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平等就业、实现同工同酬、提高公共资源的扶贫与济贫精准度、建立扶贫退出机制、尽快消除一切制度安排或政策中的歧视现象，无疑应当成为新时期反贫困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应当优先考虑的部分。只有确保相关制度供给的公正与有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

第二，必须充分调动社会资源与市场资源，不断壮大反贫困的物质基础。反贫困离不开相应的物质基础，不仅需要有相应的政策引领，还迫切需要有合理的机制来利用公共资源撬动社会资源与市场资源。如果能够形成公共资源、社会资源、市场资源三种资源并举，做到在公共资源的牵引下各显其长、各施其能，则反贫困的效果将会更加明显。当务之急是要强化社会资源的动员机制，充分利用税收优惠、购买服务等方式，助推社会资源参与反贫困；同时，为市场资源投向反贫困领域设计更加合理的牵引政策，包括合理规划产业布局、细化税收优惠政策、明确金融政策支持等，以便为市场主体参与反贫困提供行动指南和稳定预期。还应当为市场主体、社会组织乃至个人参与反贫困行动建立相应的褒奖机制。

第三，需要多管齐下，真正形成立体型的反贫困新格局。根据针对贫困地区与困难家庭的调查，新时期的反贫困需要的是立体型的应对机制。因此，除了加大资金投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等外，还特别需要产业扶贫、金融扶贫、技术扶贫、信息扶贫、教育扶贫、就业扶贫、文化扶贫、减灾扶贫、医疗扶贫，等等。特别是在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中，更要尽快形成立体型的反贫困新格局。用普惠性政策解决普遍性问题，用个性化服务解决特殊性问题，双层并行、多管齐下，应当成为新时期实施反贫困战略的基本取向。如果确立了立体型的反贫困格局，就能够为各界、各方参与反贫困提供更加适宜的途径，进而广泛调动各种资源，共同促进中国贫困问题得到解决。

第四，应当在反贫困政策推进中实现城乡协同、救扶结合。只有城乡协同地推进扶贫开发，并赋予新时期扶贫工作以新使命，才有利于全面解决我国的贫困问题。现行社会救助体系的框架虽然得以建立，包括最低生活保障、教育救助、医疗救助等在内的各项救助措施确实惠及上亿人口，但各种专项救助迄今仍只简单地叠加在低保制度之上，大多数低收入家庭并不能得到相应的公共援助，这样极易形成贫困陷阱与贫困的代际传递。

篇5：反贫困与可持续发展宏观战略

一、贫困与社会公正

(一) 贫困有悖于社会公正的基本理念。

公正是社会的一种基本价值观念与准则, 它与一定的社会基本制度相联, 并以此为基准, 规定着社会成员具体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规定着资源与利益在社会群体之间、在社会成员之间的适当安排与合理分配。社会公正的基本理念是平等、自由和社会合作。贫困现象的存在, 显然有悖于社会公正的基本理念。社会成员由于无法平等地享有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而陷入贫困状态中, 平等的人权得不到保障, 基本权益得不到保护, 同时, 生活的艰难使贫困者无法考虑更高层次个人的自由发展, 个体的个性得不到自由发挥。再有, 社会对贫困者的“排斥”心理使他们无法与社会中的其他成员进行有效的合作, 实现自身的价值, 并分享他人创造的社会财富。

(二) 贫困违背了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

1. 贫困违背了社会公正的权利平等原则。

如果社会成员由于个人禀赋、健康状况、教育、能力、机遇、社会生活环境等方面处于很不利的境地而陷入贫困状态, 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和发展困境, 那么, 其个体人的权利 (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以及尊严) 就得不到保证, 社会的安全运行也会受到阻碍。因此, 社会有责任和义务为贫困者提供基本的生活底线的救助。

2. 贫困违背了社会公正的机会平等原则。

在一个社会中, 如果社会成员因为社会不能为其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均等的竞争环境而陷入贫困状态的话, 那么, 其个体人的生存与发展面临严重挑战, 社会稳定也必然受到威胁。

3. 贫困违背了社会公正的结果平等原则。

在一个社会中, 如果在初次分配体系方面出现了不合理的问题, 社会成员的分配未能按照劳动贡献的数量和质量进行, 那么, 必然会有许多成员因为无法取得应有的报酬而陷入贫困状态, 甚至出现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

4. 贫困违背了社会公正的调剂原则。

一般而言, 通过社会调剂原则, 可以缩小社会成员在初次分配中所出现的各种差距, 缓解社会群体之间的各种矛盾和冲突, 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健康运转。如果社会公正的调剂原则不能得到贯彻, 那么, 社会成员就会陷入贫困状态, 收入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也必然会逐渐拉大。

5. 贫困违背了社会公正的普遍受益原则。

普遍受益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则, 也是社会公正的重要原则。普遍受益主要体现在大多数社会成员可以共同享有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如果一个社会中出现了分配不均, 出现了大量的贫困现象, 社会发展的成果只被少数社会成员所享有, 这显然违背了社会公正的普遍受益原则。

(三) 反贫困有助于促进社会公正的实现。

贫困人口的大量出现, 不利于社会公正的实现, 因此有必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通过帮助贫困人口发展生产, 激活贫困地区的经济, 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 从而帮助贫困人口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反贫困可以通过如下方式促进社会公正的实现:第一, 反贫困政策强调社会成员参与的机会平等。任何社会成员不论职业、地位、家庭出身, 只要符合国家规定的贫困条件, 都被纳入反贫困的范围, 平等地享受国家制定的反贫困政策。第二, 反贫困政策的实施可以为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并避免贫困人口因自然灾害、疾病等因素重新贫困, 从而平等地参与社会竞争。第三, 通过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 缩小在初次分配中出现的贫富差距, 保证结果的基本公平。第四, 通过对贫困人口进行政策、资金、物资等方面的扶持, 帮助贫困人口提高自我发展能力, 从一个被动的受助者变成反贫困的主体, 依靠自身的力量摆脱贫困, 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二、现阶段我国城市贫困状况及对社会公正的负面影响

(一) 城市贫困人口规模大, 增长快。

改革开放以前, 中国城市贫困人口主要指城市“三无人员”, 即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的人员。但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 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导致城市涌现大批新的贫困人口, 他们主要是失业、下岗无业、困难企业的职工以及离退休职工中的困难人员, 另外还包括城市中的部分外来人口。其中, 下岗失业人口是城市贫困人口的主要构成。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的总体规模明显增加, 城市贫困发生率逐步提高, 城市贫困人口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从1996年的84.6万人增加到2009年的2345.6万人, 2000年到2001年增长率达到了190.8%。2006年, 城市贫困人口最低生活保障数超过了农村贫困人口。由于中国提供低保的资金有限, 因此贫困家庭享受低保的条件比较苛刻, 且标准线较低, 所以城市贫困人口应远大于享受低保的人数。从国家统计局、民政部和一些地方政府开展的调研情况看, 城市贫困人口通常是享受低保人数的2倍之多。城市贫困人口普遍存在着“六难”, 即就业难、生活难、住房难、医疗难、子女教育难和法律救助难, 其中医疗难是主要的困难之一, 很多贫困人口是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 由此无法摆脱贫困。民政部于2002年9月23日至10月23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一次百城万户低保抽查结果显示, 有28.7%的低保户认为最大的困难是找工作难, 25.9%的低保户认为是医疗费用高, 17.3%的低保户认为是子女教育负担重, 3.88%的低保户认为住房条件亟待改善;64.9%的低保户家中有1个或1个以上的慢性病或大病病人。

(二) 城市贫困对社会公正的影响。

城乡贫困人口的存在, 导致贫困人口及其家庭成员在基本生活保障、健康、教育等方面水平的低下, 导致他们在社会结构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更重要的是, 贫困人口的大量存在, 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影响, 造成了社会不公正, 影响了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和谐发展。

1. 贫困问题的存在违背了社会公正的理念和基本原则。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由于人们投入的体力要素、智力要素、资本要素存在一定差别, 因此会出现投入与收入的相背离, 如投入多而收入少、投入少而收入多、有投入而无收入以及不投入却有收入等等, 这显然就是分配不公。一般而言, 如果这种差距能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不超过社会成员的承受力, 应当说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是, 如果这种差距过大, 超过一定的“度”, 出现了大量的贫困人口, 而且众多的社会成员都难以接受, 便会成为一种不公平的社会现象, 因为它违背了社会公正的基本理念和原则。第一, 我国现阶段出现的庞大的贫困群体, 严重地损害了平等理念和普遍受益原则。也就是说, 贫困人口为整个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但社会经济发展的益处和成果他们并没有享受到。第二, 我国现阶段出现的庞大的贫困群体, 违背了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的公正原则。许多贫困人口之所以陷入贫困状态常常是因为得不到公平的竞争机会和按劳分配的报酬。第三, 我国现阶段出现的庞大的贫困群体, 违背了调剂的公正原则。社会公正的调剂原则如果在二次分配中不能得到很好贯彻的话, 必然会使一部分社会成员陷入贫困。

2. 贫困问题的存在不利于个人的发展。

社会公正的自由理念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社会成员有发展的自由。个人的发展是多方面的, 既包括个人的身体素质的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和技能的增加、观念的改变, 也包括社会责任感的培育、积极参与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个人的发展程度越高, 越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但是, 贫困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着个人的发展。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 由低到高, 分别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生理上的需要是人们最原始、最基本的需要, 如吃饭、穿衣、住宅、医疗等等, 若不满足, 则有生命危险。对于处在贫困状态中的社会成员来说, 面对自身严重的生存危机与挑战, 其首要的任务就是满足自身的生理需求, 根本无暇考虑个人更高层次的发展。显然, 在一个社会中, 贫困人口的数量越多, 贫困人口的发展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社会的发展就会受到制约。

三、构建“就业+保障”型城市反贫困战略体系

现行的城市反贫困政策主要是“三条保障线” (下岗职工基本保障、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 其中最重要的是1993年由上海首创并在全国推行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经过近二十多年的实践,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全国许多城市逐步推行开来, 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解决了城市贫困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但是, 现行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仍然在某些方面造成了社会公正的缺失, 主要表现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际覆盖面有限, 违背了社会公正的平等理念和基本权利维护的原则;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功能单一, 不利于受助者的全面发展;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利于受助者寻找工作机会, 平等地参与就业竞争。另外, 由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存在管理不规范、工作人员素质低、监督机制缺乏等不足, 也导致了许多不公正现象的出现, 如“应保”者未保, “不该保者”冒领“低保”金, 还有许多家庭收入超过了“低保”线却不退保等。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 对于构筑一个综合性的城市反贫困体系是非常重要的。但是, 从长远的角度看, “低保”制度是一种被动的反贫困政策, 是城市反贫困体系中的最后一道“安全网”。对于大多数城市贫困居民来说, 缓解贫困的关键是要增强他们的经济能力与竞争机会, 以便最终能够在外界的帮助下依靠自己的力量摆脱贫困。也就是说, 城市反贫困的最终出路还在于就业, 在于使每一个城市居民及他们的家庭拥有他们自己的“可持续的生计”。因此, 构建一种“就业+保障”型的综合性的城市反贫困战略体系, 才能从根本上逐步消除贫困。

“就业+保障”型城市反贫困战略体系就是在对现行的贫困社会救助体系进行改革与完善的基础上, 一方面, 建立融“低保”、贫困人口医疗救助、贫困家庭子女教育救助和贫困家庭住房救助等为一体的城市综合社会救助政策体系;另一方面, 为城市中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体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并为其提供就业援助。这样, 既能解决贫困居民的生活问题, 又能为其摆脱贫困提供帮助, 从而最大限度实现反贫困, 促进社会公正。

城市综合社会救助政策体系强调城市居民参与的机会平等, 即任何城市居民只要符合救助条件, 均可以接受救助, 解决他们的基本生活保障、医疗保健、子女教育、住房等问题, 一般来说, 社会救助的社会化程度越高, 这种参与机会的公正性就越强。

城市综合社会救助政策体系可以为城市贫困居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 生存权利得到保护, 符合社会公正的基本权利维护的原则。同时, 针对有劳动能力的城市贫困居民提供就业援助, 可以增强他们就业的信心, 从而公平地参与社会竞争, 为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城市综合社会救助政策是一种收入再分配政策, 它通过财政支出向城市贫困居民提供各种社会福利、社会保险、带有福利性质的公共服务以及补助等等, 从而提高了国民收入中低收入阶层所占的比重, 有助于促进收入分配的平等化, 也缩小了社会成员在初次分配中所出现的各种差距。这客观上起到了维护社会公正的结果平等和社会调剂的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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