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效率

企业效率（精选十篇）

企业效率 篇1

效率一词最早在拉丁文中出现，efficient，是指有效的因素。十九世纪末叶，效率的特定含义应用于机械工程方面，表示输出能量与输入能量的比值。后来，效率这一概念广泛应用于经济和管理领域，反映经济系统的产出对投入或收益对成本的比值。萨缪尔森[1]认为效率是“在一定投入和技术条件下，经济资源没有浪费，或对经济资源作出了能带来最大可能满足程度的利用，也是配置效率的一个简化表述”。在萨缪尔森看来经济学中的效率就是指实现了“利润最大化”。美国著名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对效率的定义是：“效率是使用价值的出量对劳动工时的入量的比例”，[2]显然康芒斯对投入中的劳动格外看中，而对投入中的机器损耗等其他项目不予考虑。康芒斯的效率概念是针对人的单位时间劳动投入的，而非物理学当中的全部产出与全部投入之比。

二、企业效率基础理论的发展

按照经济学发展的时间顺序，与企业效率相关联的基础理论主要包括：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分工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配置效率理论、X效率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和新经济社会学的适应性效率理论。

亚当·斯密认为，专业化和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马克思站在唯物辩证法的立场上，提出了社会分工理论：分工是人类生产劳动的社会化形式，它存在于社会生产的过程中，并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日益复杂，劳动分工可以使劳动者操作娴熟程度获得提高;可以节省由一个工种转换到另一个工种中所花费的时间;大量机器的发明和使用，使劳动者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劳动分工导致效率提升，企业生产取代了个体生产，企业规模越来越大。斯密、李嘉图等经济学家的关于分工和效率的思想奠定了企业效率理论。该理论从经济事实上而非理论逻辑上解释了企业存在的理由。

新古典经济学对效率的研究集中在市场配置效率上，它将企业定义为生产函数，反映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利润最大化的实现被简洁地表达为静态下的产量最大或成本最低以及动态下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企业内部结构并不重要，企业生产总是具有内部效率的，最终生产效率的高低取决于外部市场，即市场配置效率，其表示为：

, px、py是生产要素x、y的价格，MRTSxa、MRTSyb是生产者a和b的x, y的边际技术替代率。当满足上述等式时，就不会出现任一生产者在不损害其他生产者利益的情况下提高产出水平的可能，即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企业运作就是寻求各种要素之间的最佳组合，而这种组合实际上反映了要素之间的替代率，要素间的替代率又是由各要素的价格决定的，所以生产要素组合的变化实质上是市场关系的反映。所以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技术或制度因素都在生产函数中都被“固化”了，效率的提高似乎只是与企业存在的市场(包括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有关，企业不可能从内部寻找到效率提高的途径。

X效率理论由Leibenstein (1966)[4]提出，他放弃了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假定，核心命题是：并非所有的企业都会追求成本最小化，也就是并非所有企业都在它的生产可能边界上生产。由此而得到的推论是即使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企业也不一定会进行技术变革、加强管理等活动以获取更大的利润。Leibenstein提出了5个基本假设：(1)个人是决策的基本单位，生产不是一种纯技术的投入产出关系，它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心理活动，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则认为家庭和厂商是决策单位;(2)决策单元的选择性理性，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则假定人的理性是充分的;(3)人有惰性倾向，在惯性约束下，人们不会主动追求更高的效用水平;(4)劳动合同是不完全的，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则假设雇佣合同是完备的(5)努力熵假设。该假设认为个人之间的努力是分散的，个人行为与组织目标难以协调，如果没有更多的激励与压力，人们将变得懈怠。Leibenstein之后的追随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发展了这一理论：深入研究决策主体(个人)的决策理论;收集有关X效率的经验证明，如企业外部环境因素———所有权形式、管制结构、市场结构等和企业内部因素———组织规模、努力程度、企业家才能等。

新制度经济学派Coase (1937)[5]首次提出企业是市场的替代物，他将企业生产展开成为带有制度结构的生产过程。新制度企业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交易成本”，因此又被称为“交易成本企业理论”。在“正交易成本”的前提下，新制度企业理论将企业看作为“一种治理结构(组织构造)”，企业和市场是备选的两种治理模式。他认为价格机制的运行是有成本的，企业作为有别于价格机制的另一种资源配置机制，通过内部权威关系发挥作用，能有效降低市场交易费用。但随着企业规模逐步扩大，越来越多的市场交易被内部话，其组织成本增高，当企业继续内部化所增加的组织成本正好与减少的交易成本相等时，企业的边界和规模就确定了。由此可见，本质上新制度企业理论将企业看作为一种相比市场而言更加节约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因此，企业效率的基本内涵也就相应被理解为交易成本的节约。这就是企业的“交易效率”。

从现实经济中可以观察到这个现象———有效率的企业制度安排与制度环境必然是高度“契合”的，也就是说企业制度必须适应制度环境才有效率。由于各国不同的制度环境，企业制度本身必然是“异质性”的，企业追求效率也会因由增加了制度环境的新约束条件而不再是原来的那种“最优效率”，变成了现实中的“次优效率”[6]。在特定制度环境约束下这种“次优效率”就是最优的，这种效率就是“新经济社会学”所谓的“适应性效率”。新经济社会学认为：从制度整体主义视角出发，经济组织、经济制度和经济生活其实是“嵌入”于社会网络当中的;现实企业当中的行为人并非是纯粹意义上的经济人，而是理性被“社会化”了的经济人;在经济人参与博弈所达成的动态均衡中，不仅会有纯粹经济因素的考虑，也会有其他非经济性质的考虑。

三、企业效率测量理论的发展

早期的效率理论的研究，只是把其作为经济增长的因素，效率不是目标函数，无须建模求解。M.J Farrel (1957)[7]完整的提出生产前沿面的概念，并从前沿面的角度对微观层面的企业的效率作出了定义。他从投入角度提出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效率生产函数的概念。他将企业综合效率分解为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利用可变规模收益模型，技术效率被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技术效率反映既定生产投入数量下，实际产出与理论最大产出的百分比。配置效率被定义为反映给定价格时企业以适当比例使用各种投入的能力。

Aigner等(1977)[8]提出了随机前沿方法SFA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来测算技术效率。这是一种假设生产或成本前沿函数，用回归分析来确定表达式中参数的方法，它将误差项分为两类：管理误差项反映技术非效率，随机误差项表示任何可能出现的不可控因素带来的影响。在此后的二十几年的研究中，该方法的发展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模型中非效率项的分布假设，二是对数据选择的变化：早期的应用主要是基于截面数据的技术效率估计，而80年以后更多地利用面板数据进行测算。目前最常用的随机前沿模型是Battese和Coelli在1992和1995年设定的运用时间序列面板数据估计前沿面的生产函数模型，简称BC (1992)和BC (1995)模型。BC (1992)[9]模型假设非效率项服从截尾正态分布，并认为技术效率随时间不同而变化。BC (1995)[10]模型则不但测算了效率数值的大小，还从影响技术效率的因素着手进行研究。随后大量的实证研究运用BC模型证实了规模、产权、人力资本、市场竞争等因素显著影响企业的技术效率。随机前沿方法的主要优势在于：前沿面是随机的，各生产单元不需共用一个前沿而;把误差项进行区分，能准确地反映实际的技术效率水平;可以对结果进行假设检验(如对参数T检验和对函数的似然检验等)。随机前沿方法的主要缺点在于：测量误差和统计干扰的处理上具有概念优势，但它同样要求一个严格的函数形式和分布假设，而且统计计算比较复杂。

另一类测算技术效率的方法是CHarnes等[11](1978)提出的数据包络分析DEA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给出了第一个DEA模型C2R模型。该方法通过实际生产单位的投入产出数据构造经验生产可能集，运用线性规划技术估计经验生产前沿面从而给出生产单位的效率测量。Charnes等(1985)[12]给出了C2GS2模型。在此之后的几十年中，针对DEA的权重、决策单元输入输出指标限制、模型动态性、模型随机性的研究层出不穷，DEA被广泛应用于各类决策单元的效率评价中。在各种DEA模型中，C2R和C2GS2模型运用最为广泛，前者用来评价决策单元的规模有效性和技术有效性，后者评价决策单元的技术有效性。

除了构造前沿面来测算企业效率以外，人们还从经济增长中分解效率因素。自Solow (1957)用索洛余值法对TFP增长进行测算后，TFP、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研究与测算一直相伴发展。现在普遍看法是TFP是一个“剩余”的概念，是产出增长中没有被要素投入增长所解释的部分。其提高不仅与技术进步有关，而且与技术效率的改善，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和规模经济等因素有关。Jorgenson等(1967)通过对连续时间模型的合理离散近似，使用指数方法对TFP的增长进行了测量。此后学者们提出了多种TFP指数，其中Malmquist指数应用最为广泛，它由Malmquist于1953年提出，Caves1982年首次应用于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测算。现在实证研究中普遍采用的是Fare (1994)构建的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该方法将Malmquist TFP指数分解为：纯技术效率的变化指数×规模效率变化指数×要素可处置度变化指数×技术进步指数。

四、企业效率理论对我国企业经营管理的启示

从以上企业效率理论发展的轨迹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相信这些启示对当前我国企业经营管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高效率是企业各种资源优化利用的表征。

这些资源包括机器设备、劳动力、资金、信息等。其中机器设备与劳动力结合使用的优化程度主要体现为狭义的技术效率;劳动力内部不同个体之间的配合程度主要体现为制度效率;劳动力与资金的结合使用优化程度主要体现为资本效率;劳动力与知识及信息之间的结合程度则体现了研发效率。技术效率、制度效率、资本效率、研发效率合起来就是管理效率。一个企业效率高低主要取决于管理效率，而管理效率的内容又包括技术效率、制度效率、资本效率、研发效率。

2、企业不同发展阶段对效率的追求不尽相同。

回顾历史我们知道泰勒应用科学管理原理提高产量实际上是在追求技术效率。从霍桑强调生产过程中人的社会性因素以来，全社会不断深入探索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宏观到微观出现了很多与人际关系(社会组织)相关联的理论———交易成本、公司治理理论等，在理论和管理实践中人们不懈的追求着制度效率。当世界经济进入金融全球化时代后，越来越多的资产被证券化，资本的跨国流动尤如洪水猛兽势不可挡，任何一个企业和政府都不感小觑资本的力量，企业和政府若能成功驾御资本，提升资本运作效率则企业和国家都可得到飞速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技术创新对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已被广泛认同，决定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已由资本转变为“知本”，谁具有高效的研发效率，谁就能赢得明天的市场。综上所述，企业发展的历程就是不断追逐效率的过程，人类遵照历史的进程，由低到高依次开采效率这个富矿，从机器设备到人际关系再到资本运作，最后到人类的大脑，资源的形式越来越高级。

3、提高管理水平是挖掘效率的基本手段。

从注重操作规范的科学管理到注重人性的文化管理，从注重生产流程调整的精益制造到注重信息沟通的ERP都是人类管理水平不断提升的具体表现。企业若想在长期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在短期内必须提高管理效率，重视练内功，从细节入手挖掘潜力，挖掘效率，实现长期效益。

参考文献

[1]萨缪尔森.经济学 (第16版) [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9.

[2]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下册[M].商务印书馆, 1997, (2) .

[3]林融, 葛四友.效率、效益及其关系的分析与思考[J].浙江大学学报, 1998, (3) .

[4]Leibenstein, H:Allocative Efficiency vs.X-Efficiency.[M].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56 (June, 1966)

[5]Coase, R.H:The nature of the firm[J].Economica, 1937, 4: (4) .

[6]张其仔.新经济社会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效率是企业的生命 篇2

：“效率是企业的生命"这个口号的意思？

效率是企业的竞争力之所在。目前，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特别是随着“订单生产”工作的推进，烟草工商企业更需要对市场需求作出快速响应。效率低，就可能失去订单，丢掉市场份额。目前，全国烟草工业企业通过联合重组，企业组织结构进一步优化，今后企业间的竞争将体现为“快鱼吃慢鱼”。从这个意义上说，效率是企业的生命。合理的制度设计是提高效率的前提。实行联合重组之初，业务和管理流程都处在摸索之中，制度建设任务繁重。在制度设计上，企业必须把效率放在突出位置，防止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不能因为强调制度和规范而影响了效率。没有制度和规范的公司迟早要出乱子，但是如果让制度和规范捆住了手脚，3分钟能做好的事情，可能因为制度繁琐、流程冗长而导致30分钟、30天都做不好，就是严重的本末倒置，就会患“大企业病”。因此，应尽量简化业务流程，优化整体功能，确保衔接紧密，务求高效运转。增强执行力是提高效率的关键。在保证决策科学、正确的前提下，执行力越强，企业的营运效率越高。因此，企业有必要减少管理层级，简化流程，实现有效沟通，保持信息畅通，以提高企业的营运效率。加强作风建设是提高效率的重要保障。要按照中央关于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要求，切实加强干部职工作风建设。牢固树立抓机遇、抢时间、争速度的效率意识，时刻保持奋发有为、昂扬向上、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坚决克服消极应付、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的消极思想，进一步增强事业心、责任感，敢于承担责任，快速反应。增强团队精神是提高效率的有效措施。企业是一个生产经营组织，需要所有成员的共同努力与配合才会产生效率。目前，各工业公司与下属企业正处于联合重组后的磨合期，各部门、各单位要注意加强沟通，相互理解、相互支持，防止敷衍塞责，延误工作。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形成公司内部团结和谐的工作环境和氛围。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提高效率、增强企业活力的根本所在。“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效率是企业追求的首要目标。在构建和谐烟草的进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合理的分配原则，既要防止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又要杜绝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现象，以调动广大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企业对人才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增强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实力。

效率是企业的灵魂，没有效率，企业显得松散没活力

国有企业效率争议 篇3

国有企业的性质及其目标

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本质上是一种“单位组织”。作为单位组织的国有企业不但承担经济功能，也承担社会和政治功能。国有企业为实现其非经济功能所付出的成本，我们称之为社会成本。

由于我国的国有企业不仅承担经济功能，同时也承担社会和政治功能，其目标函数就与私营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函数不同。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是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这里我们用简单的经济学逻辑来解释“国有企业效率争议”产生的原因。首先我们提出几个经济学假设：

第一，国有企业需要承担社会成本，这种成本量化地表现为财务支出。

第二，把社会成本产生的收益简化概括成社会收益，它是无形的、不可计量的。

第三，国有企业效率的衡量标准是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的总体最大化，这是由我国国有企业特殊的性质和定位决定的。

国有企业的总成本等于产品的生产成本与社会成本之和。有学者认为，国有企业如果没有社会成本的开支，便可基本上“扭亏为盈”，因为这些不完全统计的社会成本，可以使样本国有企业的亏损冲销到“0”以上。本文中假定国有企业付出的社会成本小于其获得的社会收益。如果我们按照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分析，我国国有企业用于生产产品的成本加上所承担的社会成本组成的总成本是小于包括财务收益和社会收益在内的总收益的，可以说国有企业在宏观经济资源配置上是有效率的。

如果按照“国有企业非效率论”的观点，国有企业之所以是非效率的主要原因是其在财务上是亏损的，所以国有企业的总成本应该大于国有企业的财务收入。这反映的只是国有企业按照会计学中的成本收益分析，并没有考虑到无形的、不可计量的社会收益，所以恶化的财务指标只能在这个层面上反映国有企业的非效率。

笔者认为，如果考虑到我国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就必须对国有企业效率的度量标准做调整，不能只根据会计学中的财务指标恶化片面地认为企业是非效率的。因为我国的国有企业在定位上就是提供特殊的“准公共物品”和包括企业员工在内的社会成员的福利，其还具有在宏观经济波动中抑平市价等作用。这一切都会使国有企业逆市场而行，进行不适应于市场、不利于自身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投资。

国有企业改革势在必行

全面“民营化”有待商榷

“中国国有企业非效率论”认为国有企业出现财务指标恶化、经济比重下降、亏损扩大的根源在于国有企业的制度安排存在缺陷，“民营化”是解决国有企业非效率的唯一途径。笔者认为，即使国有企业全面实行“民营化”，资源配制的效率也未必会提高。如果全面实行“民营化”，相当于国有企业把原本用于实现“社会收益”的“社会成本”支出计入“财务收益”。这样，对于企业自身来说，实现了自身的资源配置最优并提高了经济效率，此时的“国有企业”已与私营企业无异，不再承担社会成本(本文中特指的)。但是，由此整个社会要承担新的社会成本。但是，如果实行国有企业全面“民营化”，企业自身所获得的经济收益未必能补偿由此给社会带来的损失，此时的社会总收益未必比之前高。

整体有效率并不等于不需要改革

既然国有企业从这个角度来看是有效率的，为什么还要进行国有企业改革?

首先，要再次强调一下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率。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的巨大作用和贡献不言而喻，在改革开放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占全部企业总数不到0.5%的国有企业创造了全部工业80%以上的总产值和70%以上的利税额。从历史的角度看，如果国有企业整体非效率的话，新中国的政权不可能在国内外的颠覆和侵略中生存下来，我国的经济转轨也不可能在平稳的通道中进行。

企业投资效率研究述评 篇4

企业投资效率是指企业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产出,达到资源最优配置。 企业通常用净现值判断项目盈利或亏损,决定是否投资。当企业投资所有净现值为零和正的盈利性项目,放弃净现值为负的非盈利性项目,此时,企业投资效率最高,企业价值最大。从财务机理上看,现金流是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决定性因素,大部分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

Keynes(1936)从交易、 预防和投机三种动机推出企业投资效率受到现金流的影响,企业有过量的现金流,管理层投机行为较强,倾向于投资净现值为负的项目,使得企业投资效率降低。 Myers(1977)、Myers和Majluf(1984)认为当企业所持现金量不足时, 企业被迫采取放弃盈利性项目的投资行为;反之,当企业持有大量现金时,及时投资项目,提高了企业的投资效率和价值。 Jensen(1986)提出企业所持量大于投资所需量时,管理层会将多于投资的现金,用于自身在职消费,致使企业投资效率降低。我国学者也对二者关系进行了论证,罗琦和胡志强(2011)发现当企业现金持有不足时,投资不受影响;当现金持有量超过生产周转所用时,企业倾向于利用现金流自行建造或购买固定资产。沈艺峰、况学文和聂亚娟(2008)结合我国制度背景,发现国有终极控股股东偏好较高现金持有量,动机是出于自身利益追求,较高现金量保障了控股股东的投资便利性。

综上所述, 国外学者运用不同理论对现金持有量和企业投资效率进行了研究, 我国学者结合制度背景也对现金持有动机和投资效率财务机理进行了研究, 指出企业所持现金量多少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决定作用。 管理层倾向于持有较高现金,做出过度投资行为。 反之,持有现金流不足会导致企业投资不足, 而管理层如何调节现金流来解决企业投资不足的问题,学者对此研究较少。如何合理地规划企业投资盈利性项目所需现金持有量, 保障企业所持现金流用于盈利性项目投资,值得研究。

二、企业投资效率内外部制约因素

现金流决定企业投资效率, 企业现金流和投资效率受多方面因素制约, 现有研究主要是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进行了归类整理。

(一)内部制约因素

1.公司治理。 有关公司治理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方面的研究, 从独立董事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多。Gugler和Yurtoglu (2003) 发现, 独立董事能独立判断公司事务,进而有效监督并抑制管理层过度投资行为。 当企业管理层对非盈利性项目进行盲目投资时,独立董事基于自身判断,对管理层发挥监督作用,避免不恰当的投资决策,以提高企业投资效率。 陈志斌等(2012)发现独立董事比例提高,对经营者约束能力增强,显著改善了企业投资效率。唐雪松等(2007)发现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有相关明确的规定,管理层过度投资行为会受到制约;独立董事的监督职能并未影响管理层的过度投资行为,因而对投资效率没有影响。 学者对管理层权力与企业投资效率关系的研究也颇为丰富。 Jensen和Meckling(1976)发现管理层有在职消费的动机,通常会利用其权力为己谋取私利。 当管理层权力较大时, 以扩大规模的名义投资净现值为负的项目,会降低企业的投资效率。 卢馨等(2013)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管理层帝国建造等动机越强,民营企业正相关作用更显著。 贺琛等(2015)也得出相同结论,公司管理层权力越大,投资决策越倾向于冒险, 管理层越容易做出过度投资的行为;反之,管理层权力受到限制,投资决策则倾向于谨慎。

综上所述,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和适当的管理层权力能够约束管理层道德风险, 抑制管理层出现过度投资行为。 因此,如何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发挥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和规定管理层职责与权力, 用于企业投资效率,值得研究。另一方面,要研究治理机制是否有效,单纯研究内部公司治理并不能充分说明企业投资效率问题,应结合制度环境进行研究。

2.企业负债。 Jensen(1986)提出负债能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因为当企业面临偿还本息压力时,会减少企业自由现金持有量。黄珺等(2012)以我国房地产上市企业为样本,发现银行借款能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与上述结论一致。也有文献从负债期限长短角度进行研究, 发现短期负债和长期负债对企业投资效率都有影响,且短期负债影响作用更明显。黄乾富等(2009)认为短期借款很快需要还本付息,会使企业现金持有量大量减少,对过度投资抑制作用较强;而长期借款还本付息期限长,短时期不会影响企业现金持有量,对企业过度投资抑制作用弱。 王全在等(2015)将企业分成高低成长组,发现短期负债能抑制低成长企业过度投资,促进高成长企业投资不足。

综上所述,有关负债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国内外学者选取了不同行业为样本进行研究, 分析了负债的长短期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研究已较为丰富, 均得到一致结论,即负债减少企业现金流量,短期借款由于偿还期限短对现金流影响较大,进而抑制企业过度投资。 因此,企业保持适当的负债结构有助于投资效率的提高。

(二)外部制约因素

1.经济环境。 学者就经济环境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提出了一致观点, 即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程度高能提高企业投资效率。 Bagehot(1873)研究发现,金融体系发展能改善资金流动性和资本配置效率, 企业可以从外部资本市场获得更多贷款, 使企业内部拥有较多自由支配的现金流和充足的现金储备,以提高企业投资效率。连玉君(2009)发现市场化程度越高,获取的外部融资越接近于最优融资额度。当企业获取外部融资额度较多时, 能保证盈利性项目所需现金流,缓解融资约束和投资不足问题。 反之,经济不发达地区投资不足现象严重, 我国西部地区上市公司相比东部上市公司面临较大融资约束,极大地影响了企业投资效率。李延喜等(2015)发现,提高企业所在地区的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可以显著改善企业投资效率。 经济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企业可以从外部环境获得融资,面临的融资约束小。外部融资在解决投资所需的现金流问题的同时,缓解了企业投资不足问题。因此,研究企业投资效率时需要考虑不同地区经济和金融发展程度, 有针对性地对企业投资效率进行分析。

2.政治干预。 现有研究文献大多证实,政府会促进企业进行低效率投资。 Shleifer and Vishny(1994)认为,政府官员面临当地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为完成指标,他们会利用政治权力干预企业, 企业考虑到政治权力可以为企业带来隐性福利,会选择投资,即便是非盈利性项目。 罗党论等(2009)发现企业与政府建立好关系可以提高企业办事便利性,尤其在政府干预较强的地区。 因此企业会响应地方发展规划而加大投资,甚至投资低效率项目,出现政治联系促进企业过度投资现象,影响企业投资效率。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可以帮助企业获得融资, 缓解企业融资和投资不足问题,降低企业投资不足现象,但政府干预促进企业投资不当的作用更强。因此,研究企业投资效率外部环境时,要考虑政治干预程度,既避免其他外部环境单方面研究的片面性,也考虑政府干预因素干扰性。

3.法律环境。 关于地区法治水平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研究,学者得出的结论较为一致,即法治水平高,对企业不合理投资行为具有约束作用,可以抑制管理层转移企业资源降低企业投资效率行为。 La Porta(1999)等研究发现,法治水平提高能够规范金融市场不规范行为, 推动金融市场发展,企业可以从外部资本市场获取更多融资,从而有助于为企业项目投资提高资金支持。 万良勇(2013)、李延喜等(2015)发现,加强法治建设有助于提高企业投资效率,非国有企业这种作用更显著。 可见,法律发展水平不同,对管理层约束程度不同,法治环境建设能很好地保障市场秩序,为企业投资效率决策提供有利的环境基础。因此,研究企业投资效率时,需按不同法制环境下的企业进行分类,以保证结论可靠性。

三、企业投资效率计量模型

现有文献对企业投资效率测量研究主要涉及三种计量模型。第一,FHP模型。Fazzari,Hubbard和Petersen(1988)提出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模型(FHP模型),涉及到以投资效率为因变量,以企业投资机会、企业内部自由现金流等为自变量。 但以Kaplan和Zingales(1997)为代表的学者对该模型提出了质疑, 指出托宾Q反映企业投资机会存在偏差,致使投资效率估算不准确。 第二,Vogt交乘项模型。 Vogt(1994)模型与FHP模型的不同之处在于,该模型将现金流与投资机会二者交乘,是对FHP模型的深化,交乘项能判断企业投资过度还是投资不足, 但该模型对投资效率程度尚无法衡量。第三,Richardson模型。Richardson模型是FHP模型和Vogt模型的进步和补充,该模型可以衡量投资效率程度,但仍没解决企业投资机会计量问题,投资效率结果准确性不够高。

结合现金流对企业投资效率起决定性作用的财务机理可以看出,三种模型虽各自具有优缺点,但对企业投资效率都具有较高的解释力度。 国外学者对企业投资效率财务机理和计量模型的研究颇为全面, 国内学者自身缺乏系统的理论基础和框架, 模型有效性能否适合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企业状况并未获得证实。因此,实证研究中需要充分考虑研究背景与条件,使研究方法能充分说明问题。

四、结论和进一步研究方向

本文对企业投资效率财务机理、 制约因素和计量模型文献的梳理述评, 旨在研究提高我国企业投资效率的路径和措施。综上分析,企业可通过良好的公司治理和适当的负债结构抑制管理层滥用自由现金流现象, 进而抑制管理层在职消费等道德风险,提高企业投资效率。

帮助员工减压 提升企业效率 篇5

时代在发展，对工作喊累的已不单是蓝领，许多白领，金领人士同样在叫累。为了改善员工的生活质量，提高工作效率，一些名知企业开始探索寻找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措施，使员工特别是高智商员工能有效平衡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关系，既获得工作上的成就感，又能及时享受生活的乐趣，有的甚至还成立了工作生活协调机构，更好的帮助员工解决工作和生活之间的矛盾。

这是一个竞争的时代，人人都面临着方方面面的压力，很多职场人士因为工作中付出的精力太大而透支了健康，包括精神健康。不久前，华东师大心理系的有关专家发布了一份《白领办公室工作压力调查报告》，结果显示，有15%的白领认为自己已进入了“工作疲惫”的不良状态，有68%的人认为自己有身心不适症状。员工是企业的财富，时代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给人才减压，使人力资源得到可持续发展，应当是企业管理者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然而时下，部分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仍把工作重点放在档案管理以及处理琐碎的劳资纠纷上，没有跟员工进行深入交流，特别是情感沟通，以帮助员工缓解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一些管理规范的企业虽然也推出了一些员工减压措施，如：鼓励或强制员工带薪休假，对按业务量计酬的员工限制最高业绩等，以防止员工拼老命赚钱，还有一些企业工会组织员工参加文艺活动，或定期发放购物券，鼓励员工多逛商场等。但是，仅有这些显然还不够，还需要成立专门的工作生活协调机构，帮助员工化解心理烦恼。

工作生活协调机构，不仅仅是给员工提供子女托管或上学接送等等传统意义上的后勤支持，还包括员工帮助系统。这种帮助系统，正具有精神按摩作用，国外很多企业已经建立，并纳入员工的福利系统。其运作办法是，企业聘请专业的心理学家，为每个员工分析精神状况，接受员工的心理咨询，为员工卸压，使之轻装前进。这种帮助系统，不同于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因为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往往是引导个体服从整体，牺牲小我，顾全大局，而员工帮助系统尊重个体，关心个体的身心健康，通过个体的进步，实现整体的发展。

工作生活协调机构的工作重心是为员工减压，鼓励员工勇于战胜各种恐惧，从而化解压力。事实上，职场人士身上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未知的挑战事先缺乏了解，在自我夸大的压力之下，或逃避，或忐忑不安。工作生活协调机构的主要工作应当是帮助员工重新树立自信心。比如，员工接受新任务，要告诉他们，这项新任务与他们过去从事过的工作有什么类似之外和不同之处，应该如何应对，而不能像一些国有企业的领导者那样误导员工，只知道泛泛而谈，下一秒的市场竞争将更激烈，工作难度将更大，我们要作好什么精神准备之类。当然，如果员工是因为个人原因而形成的压力，则应采取针对性的疏导措施。比如，员工不善于与人沟通，工作生活协调机构可以鼓励其在单位或生活中多交朋友，尝试与同事特别是上级多作交流，减轻人际交往压力。

设立工作生活协调机构，能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人力资源是企业的首要资源，有了工作生活协调机构后，企业可以通过专业人员对员工提供准确到位的指导和咨询，帮助员工解决各种心理问题和工作压力，提高工作绩效，最终实现企业整体效益的提升。相反，如果忽视员工身心健康，使员工因过劳而致各种精神疾病，甚至导致员工现场晕倒和猝死，必然增加员工和企业的医疗开支，给企业带来负责影响。

初创企业如何保证团队效率？ 篇6

最早拿到这本书时，内心其实是有抵触情绪的。所谓《O生万物》这样一个名字显得似乎非常“山寨”，加上文章讲述的是一位名为云关秋的企业家的自身创业经历，笔者一下就把这本书与国内近两年来创投圈非常火热的《从0到1》以及《创业维艰》联系在了一起。

两三日迅速读完这本书后，少了些对这本书的苛责，更多的还是感慨。老子《道德经》有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无意追捧书中企业家凭借840元实现“0生万物”的骄傲，笔者最为关心的还是这本书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初创企业如何保证团队效率。

初创企业高效率已成难题

如何保持效率，这不仅仅只是每个独立人面临的第一难题，更是初创企业的生死攸关之计。科技型初创企业由于出生在竞争激烈，随时就将被对手复制并且扼杀的时间节点内，如何提升效率成为了最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正是由于初创企业的特殊之处，大公司所谓的严密制度往往不适合这样一个小而轻、扁平化的组织，在这种结构的组织架构中，保持高速信息流动与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密切合作几乎成为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之前见过不少文章，提的是如何使用一些团队协同工具来提升效率。但在笔者看来，科技型创业公司仅仅只是一个非常浅表的层面，真正的效率提升其实在于一个一个的个人。

初创企业高速运转之时，产品开发、资金运转、团队心理压力这些实际上都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难题，这些难题靠团队协同工具来解决可谓是无稽之谈，更多的还是靠诸多管理和运营技巧。在这里面，《O生万物》提到的一些观点可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初创企业高速运转的三大核心

《O生万物》在保持初创企业团队凝聚力的方面提到了不少要点，虽然这些要点看似“假大空虚”，也是不少企业天天在老生常谈的一些话语，但通过真实的一些案例说出来时，显得十分鲜活。这里笔者总结下来，认为其中有三大核心关键。

1、企业价值观是核心凝聚力

真格基金合伙人徐小平在一次创业论坛上就提到，伟大的企业都有灵魂，能够面对挑战。企业的灵魂就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最终会滋生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拥有强大的凝聚力。

这句话我们单拎出来会显得很单薄，甚至是很苍白，但事实确是如此。书中这样一句话其实很让笔者欣赏——在企业管理中，想让员工认同企业，就得奖励认同企业的行为。有的员工不认同企业文化，通过胡闹、撂挑子获得关注，如果他成功了，那企业就是奖励了负面行为。长此下去，企业就会收获更多的负面行为。

马云创业之初的十八罗汉经历千难万险最终依旧散落在阿里集团各个部门，这背后其实靠的其实更多的还是对于企业价值观的认可。笔者曾经也是某个传媒部门负责人，部门内共有近20人。笔者最深切的感受在于，所谓的赏罚分明其实并不是留住人心的最好做法，再这样一个小团队内，靠的更多的还是对于集体价值观的认同，对于大Boss认同以及团队愉快玩耍后建立起的私人感情。

2、培养员工把成本变成资本

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讲的是“培训员工很麻烦，不培训员工更麻烦；培训员工麻烦一时，不培训员工麻烦一世。”

如何培养员工其实是初创企业面临的一个普遍难题。初创企业不比大公司，大公司员工来源都比较精良，同时，基本是慕企业之名而来，企业也提供了相应的平台以及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初创企业则不同，招来的员工能力与素质，以及公司能够提供给他们的东西，都是不可同日而语。在这个背景下，如何能够让一帮人为你努力做事情，同时还要考虑成本控制，就有很大的难处和不同。

培养员工一定会产生成本，员工培养失败，或者培养后员工流失，但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而且更多还是取决于企业的发展前景，以及领导者的脾气秉性。不间断地培养员工，最后总会大浪淘沙，为初创企业留下一批核心骨干。

3、培育团队成员创始人心态

培育团队成员的创始人心态实际上是保持团队一直高昂的重要因素。eBay CEO John Donahoe在一次接受媒体专访时就曾说过，硅谷真正的秘诀在于人。硅谷公司的管理做法却少有提及，但硅谷的成功实际上来自于那些公司与员工成为盟友。

按照John Donahoe的说法，拥有创始人心态未必就意味着要自己创业。许多拥有这样特质的人在eBay或LinkedIn这样的公司中工作时也是相当快乐的。那些没有自身职业生涯紧迫感的员工，也不具备那种贵公司为了适应和发展所需的快速果断行动的能力。

书中提到的和员工打造“三个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事业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就是把企业的利润和员工的钱包联系在一起；事业共同体就是要考虑员工的职业成就感；情感共同体就是像家人、像兄弟姐妹一样共同帮助、共同成长。这其实指的就是“培育创始人心态”的同义词。

后记：

最成功的初创企业往往是最具效率企业。纵观国内市场上崛起的滴滴、拉勾等一系列初创企业，我们发现其中很大的一个共性就在于，一年一个大变化甚至是几个月就一个大变化，快速扩张的背后，无一不是效率成为了最大的驱动因素。如何提高效率，值得各家深思。

（摘自《砍柴网》）

创新企业制度提高管理效率 篇7

关键词：机制,创新,效率

一、产权机制

国内在进行企业改革时, 对明晰产权问题过份重视, 但是, 对于企业来说, 谁拥有什么并不是最终目标, 最终目标始终应该是:使企改更有效率和盈利能力, 以便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作出贡献。如果不以财富的创造为重而以财富的再分配为重, 明晰产权过程的代价超过了由此而得到的收益, 那么, 改革就会变成在建立一个新的剥削阶级的过程。中国现阶段经济运行的特点, 决定了产权清晰并不足以构成改善企业绩效的充分条件。明晰产权一是财产所有权并不等于企业所有权;二是明晰产权并不仅仅是界定谁有什么权利和收益, 更重要的是明确谁应承担什么责任和义务;三是产权明晰固然重要, 但绝非一纸合约就能解决的问题, 而是一个与其他制度安排协调互动的过程;四是明晰和界定产权是建立有效治理结构的前提, 但并不能自动带来企业的有效治理和高效率。

财产所有权和企业所有权不是一回事, 企业所有权要用企业控制权来定义。企业的产权来自于要素所有者的产权, 在企业中, 要素所有者的产权并未丧失, 而是发生了重组和变形。因而, 初始产权仍然是要素所有者进行合作建立企业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在这个基础之上, 现代企业作为一种组织, 其有关所有权的一切决策必然涉及多当事人, 组织中的治理方式, 因为督导机制比起所有权制度来, 能更好地达成共识, 创造有效的行为规范。财产权不是仅仅被法律和规章制度所能定义的, 它必须在社会规范、习惯和制度之中运作, 只有这样财产权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权利是要实施和运用的, 不能实施的权利不是权利。在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 每一个真正的进步不是写在纸上的许诺, 而是每一项具体自由权利的真正实施、有效运用和切实保护。

在讨论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问题时, 产权问题的解决;并不能自动地解决治理结构问题。也就是效率问题。

二、治理结构

“治理结构”就是指导和监督公司的制度和方法, 它是一种进程和机制, 其宗旨是保证公司能以及时和负责任的方式为其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积极进行工作。

美日欧发达国家目前实施的企业治理结构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外部市场为基础的治理模式, 简称为“外部模式”;一种是以企业内部为基础的治理模式, 简称“内部模式”。前者流行于英美等国, 依靠发达的外部企业控制的市场, 通过兼并、收购等方式控制企业, 其核心原则是由股份持有人选举一个董事会代表股东利益进行经营;后者实施于日德等国, 也称日德模式, 市场已经被英美两国瓜分了。所以更注重内部管理, 通常由大股东 (包括银行) 掌握企业的控制权。其中, 在日本形成了交叉持股和主银行制度, 在德国发展了综合银行和董、监事会双重决策机构。对于我们来说, 后一种模式更适合于我们。

企业治理结构必须有一套组织机构, 包括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高层经理人员组成的执行机构, 和融资结构的选择和安排。过份注重前者, 忽视后者。这与我国资本市场不够发达有关。债权资本和股权资本的组合比例直接决定着企业的财务结构, 如果能考虑对企业控制权的控制和对经理的约束, 不但通过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组织系统和活动, 也通过债务比率来进行, 债务和资本权益的权衡和选择;也是一种重要的控制手段。这就是所谓企业治理结构的金融观点。当然, 用最优债务比率来控制控制权的无效扩张, 用企业控制资产的现金流的概率分布来判断企业的预期价值, 取决于债权的强度或有效程度。如果债权人很强, 债权的强度和有效程度较高, 其控制自然有效;如果债权人很弱, 债权强度和有效程度不高, 目前借债不还成为我国企业的一个通病, 用债权控制企业控制权就很难奏效。目前我国国内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 而银行又惧于坏账风险不愿意向生产型企业放贷, 一方面原因于国内银行作为债权人因其参与能力较弱不所为, 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利益关联使债权人始终处于弱势, 因此, 债权控制企业控制权就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三、企业内部控制

控制是指抑制或限制、指导或命令、核对或验证。控制是保证组织企业活动不偏离目标的有效手段, 控制方式的选择伴随着控制者与控制对象渐进而长期的适应过程, 它是一种综合而复杂的管理行为。有成效的控制方式, 包括自我控制、参与式控制、分散控制以及政策与规划控制等多种方式。

控制是保证组织活动不偏离目标的有效手段, 控制作为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能, 自科学管理时代起就一直被作为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研究的重要内容。网络经济时代, 由于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 要求从事各种经营活动的个体能够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信息及时作出应对决策并采取有效行动, 而非固守传统的方式将信息逐级汇报到最高决策者。因此, 企业中的控制更应强调自主、沟通、与合作, 强调让下属有充分的自主权, 但这也并非控制方式的真正内涵。在网络经济时代, 更为有效的控制除将权力交给最熟悉环境的人外, 还要选择能够激励其自觉朝向目标的一系列激励机制。

在传统的组织控制方式中, 控制者和控制对象是泾渭分明、截然不同的, 管理者是控制者, 被管理者是控制对象。前者发号施令, 后者奉命唯谨。把被管理者摆在消极被动的位置上, 限制了被管理者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发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控制对象的变化要求控制方式相应地改变。社会的发展, 各种社会条件的变化越来越快, 也要求组织具有灵活的应变能力, 传统的高度集权的控制结构应必须随之而改变。企业内部管理寻求和力图实现的理想的控制模式, 即把系统内部以及外部的各种信息全部集中于一个控制中心, 这个控制中心就是组织中最高层领导核心。控制中心依据这些信息做出判断, 发出指令, 以调节整个系统的活动。能够保证最优控制。以计算机为主的电子通信网络技术的出现。但在网络经济时代中, 这种理想的控制模式意味着扼杀了组织中每个要素的自主性和灵活性。这种结构不可避免地要同组织内、外各种情况的不断变化相冲突, 从而也使组织难以同环境相适应, 因而缺乏内在的活力。

控制方式的选择伴随着控制者与控制对象渐进而长期的适应过程, 它是一种综合而复杂的管理行为。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 上述几种控制方式可以分别采用, 也可同时综合运用, 但其选择的基准是能真正调动控制对象的积极性, 并充分释放其潜能与创造力。

四、企业创新

企业创新是一个破坏性的变革过程, 各种因素错综复杂, 都可能会对总体创新效果产生波及影响, 更重要的是创新有阶段性的特点, 使得各因素间的联系和影响也呈现阶段性的动态特征, 并随着技术创新的阶段发展而不断变化。因此对企业技术创新过程的有效控制就现的十分必要。

企业竞争优势是企业在竞争性市场中生存与发展的核心, 竞争优势归根结底产生于企业为客户所能创造的价值。竞争优势来源于产品的技术优势、成本优势和销售优势, 这些优势的取得根本在于企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总体上是一个过程, 是一个在市场需求和技术发展的推动下将发明的新设想通过研究开发和生产演变成为具有商品价值的新产品、新技术的过程, 这一过程不仅是知识的产生、创造和应用的进化过程, 更是一种破坏性的过程, 通过创造性的破坏, 促使资源从旧的过时的方面转向更富有生产性的方面, 因此对创新过程的控制是保证创新成功的关键。而技术创新中, 就包括管理技术的创新, 它能够最大限度的节省企业资源, 保障在产品、服务和其他创新形式的最有效性。从管理创新的角度说, 主要有以下几种:

1、制度创新:

企业制度是企业赖以存在的体制基础。是企业及其构成机构的行为准则。是企业员工的行为规范。企业制度创新是企业高效发展的活力源泉。企业的活力虽然来自于许多方面, 但主要是来自于企业制度安排。所以企业的有序化发展, 就必须有良好的企业制度。讨论企业问题, 首先要讨论的是企业制度创新问题。经营企业的人如果企业制度问题解决不好, 就谈不到企业充满活力的问题, 也就谈不到企业的有序化发展的问题, 当然更谈不到企业高效益经营的问题;搞不清楚企业制度创新问题, 就根本不可能深入地把握企业的实质性问题, 从而就不可能正确地研究企业问题。由此可见, 讨论企业问题, 往往首先需要研究的, 就是企业的制度创新问题。

2、企业战略创新:

企业战略是指企业的经营战略。指企业所有的经营活动的方略和策略以及企业经营活动所采取的方式、方法和手段, 当然也包括了它们之间的有效组合。

企业经营战略是决定企业经营活动成败的关键性因素。是企业实现自己的理性目标的前提条件。是企业长久地、高效发展的重要基础。是企业充满活力的有效保证。是企业及其所有企业员工的行动纲领。企业经营战略创新, 是企业高效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经营战略创新直接涉及企业成败, 是决定企业兴衰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3、企业文化创新:

企业作为一种以人与人的组合为基础的经营活动主体, 其经营行为必然最终都要人格化, 企业的所有活动最终都要靠人来执行。企业文化, 就其形式来讲, 它是属于人的思想范畴, 是指人的价值理念;内容是企业制度与企业经营战略等与企业相关的活动在人的理念上的反映。

大企业构建企业管理体制:首先是要考虑怎样协调好总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母子公司制是大量的企业现在所采取的一种管理体制, 采取产权代表制度。也就是总公司派到所有控股公司或参股子公司的人, 都是作为总公司的产权代表而进入子公司。总公司的主要任务是管理下派到各个子公司中的产权代表。总公司把自己派出的产权代表界定为三种人, 即子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和财务总监。总公司管子公司就是管这些产权代表。总公司的管理对象及任务都很明确, 整个集团公司就是管产权代表, 管理体制就以此为中心而设立。实际上就是构建企业管理的最基本框架, 即构建企业管理体制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中小型企业的管理创新:规模较小的中小企业管理特点是所有者同时就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中小企业管理现代化, 不能完全照搬现代企业制度, 而是在保持原有管理模式的前提下, 对企业的具体管理方式进行改造, 使企业管理符合现代社会潮流。

企业运营效率基本内涵辨析 篇8

对于运营效率的评价, 目前国内外尚无一个明确的普适性的方法。本文首先对企业运营效率的涵义进行剖析以判别运营效率的影响要素, 再对这些要素进行理论溯源和探究, 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运营效率评价的基本框架。最后, 同目前的三大主流绩效评价体系——卓越绩效模式、平衡计分卡与六西格玛模式作比较, 论证了它们在构造理念上均与运营效率评价框架有共通点。

1 运营效率评价的定义

通过查找管理学院15本中文权威和一流期刊, 将《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金融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等杂志中近三年来关于效率评价的期刊文献 (筛选的原则为:篇名、主题或关键词中包含“效率”) , 整理发现, 对效率的考察基本都是通过对投入产出效益的评价来进行的, 这一投入产出过程又以资源的获得、使用和产出过程为基础。

同时, 企业运营就是企业的运作与管理, 运作与管理就是采取措施协调企业人财物方面的资源, 故企业运营就是指企业资源运用过程与结果。因此, 对企业运营效率的评价是以企业资源使用并获得产出的全过程为考察对象, 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运用资源的能力的评价。

2 文献综述与理论架构

2.1 资源理论和能力理论

企业资源是企业进行生产和经营活动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对于“企业如何获取并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的相关理论, 最具影响力的是基于资源的战略形成理论 (Resource-Based Theory, RBT) 和基于能力的战略形成理论 (Capacity-Based Theory, CBT) , 这是最具影响的两种观点[2]。

2.1.1 资源理论

传统的关于独特能力的研究、李嘉图对地租的分析、彭罗斯 (Pen rose, 1959) 的研究以及对反托拉斯的经济学研究, 这四类先前的研究对资源基础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而真正意义上意味着开创了从企业资源角度来研究企业竞争优势的先河的是沃纳菲尔特[3] (Wernerfelt, 1984) , 并同Rumelt (1984) 、Barney (1986a) 、Dierickx和Cool (1989) 共同勾勒了RBT的基本轮廓, 认为使用某个企业所拥有的资源作为分析单位来发展一种企业持久卓越绩效理论是可能的。巴尼[4] (Barney, 1991) 认为, 并不是所有资源都能获得竞争优势, 能够产生竞争优势的资源必须具备价值性、稀缺性、不完全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四个属性。

由此可见, 资源在企业经营中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平衡企业现有资源与开发新资源的关系使其具有竞争优势, 从而使企业获得成长和持续的竞争力。

2.1.2 能力理论

能力理论是在资源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 企业的核心能力战略忽然引起了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们的广泛关注。1990年6月, 《哈佛商业评论》刊登了帕拉哈拉德和哈默 (Prahalad, C.K.and Hamel, G.) 合著的《公司核心能力》 (“The Col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 , 论文一经发表, 立刻引起轰动。在企业核心能力战略兴起的背后, 其实是企业能力理论的又一次复兴。企业能力理论历经企业内部分工理论、企业内部成长理论、企业资源基础理论和企业核心能力理论等多个发展阶段。

与资源学派强调企业占有资源的规模的观点不同, 能力学派认为企业致胜的关键在于企业有效使用资源, 并使其相互作用, 从而产生新的能力与资源的能力;希尔和琼斯 (Hill and Jones, 1992) , 希特、艾尔兰和霍斯金逊 (Hitt, Ireland and Hoskisson, 1999) 在他们的教科书中指出, 资源与能力的区别在于, 资源是指企业金融资本、实物资本、个人资本和组织资本所具有的“基本”特征, 而能力则是指一个企业在实施战略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开发这些资源的企业特质。

2.1.3 企业运营:资源与能力的整合

在环境变化不断加剧的今天, 传统的基于资源和基于能力的观点对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及其持续性的解释还是不完全的, 虽然资源与能力理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 均已成为较为成熟的理论, 但是将两者孤立开来偏执一方的做法显然欠缺考虑。同时, 企业是独特资源和特殊能力的结合体, 企业资源需要合理利用, 能力的实施依托于资源的占用, 因此, 资源和能力不可孤立看待。

尽管目前似乎还没有人正式地提出这种“基于企业资源与能力整合”的观点, 但事实上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开始出现这种融合的研究趋势。比如, Makdok[5] (2001) 发现, 企业的资源获取机制和能力构建机制, 有时可能是互补的, 有时又可能是替代的。方润生[6] (2005) 在此基础上, 研究发现企业是由资源及其运用构成的, 不能通过单独地考察独特资源或独特能力的竞争优势来确定企业最终的竞争优势, 而应当通过考察企业资源和能力之间的整合与匹配时的竞争力。企业需要通过一定的过程来整合资源。只有经过对资源的整合, 企业才能提升其各种动态性能力[7], 而企业的这些能力能确保企业绩效的提高, 促进企业的成长[8]。

因而, 将企业的经营管理看作是资源与能力的占有和消耗的过程。在对一个企业进行运营效率评价时, 应采用基于企业资源和能力整合的分析框架来考核, 即通过评价“企业占用及运用资源”的结果作为评价的切入点。

2.2 持续改进和KPI与资源及能力的融合

单纯通过整合企业的资源和能力并不能应对瞬息万变的外界, 因此, 试图实现长期的资源的合理占有和配置, 需要不断地、动态地应对外界的变化。需要脱离原先平面化的视角, 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企业对资源的占用与运用能力, 以实现企业占用及运用资源“过程”的有效性。

如何对资源进行评价?从资源能力理论的发展历程可知, 对资源的考核不能局限于静态的资源或者说局限于“结果”, 而应该建立在动态的基础上, 考核“过程”。通俗来讲, 一般从资源是什么、怎么用到用得怎么样、结果好不好、创造了什么价值, 一步一步进行评价。

具体有两个方法:一方面将持续改进理论切入资源和能力;另一方面就是KPI的运用。即资源理论和能力理论构成一个平面, 持续改进和KPI是在资源和能力平面的各个切面上进行持续改进和KPI。

2.2.1 将持续改进融入资源和能力运用全过程

持续改进 (Continuous Improvement) 是一种贯穿于整个公司的、集中性的、且不断进化的创新过程, 是企业维持生产竞争力的关键战略, 也是组织不断寻求改进机会的持续的过程。

自1986年日本持续改进之父今井正明 (Masaaki Imai) 在1986年出版的《改善改进:日本企业成功的关键》 (kaizen:The Key to Japan’s Competitive Success) 一书中首次提出“持续改善” (Kaizen) 后,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 对于持续改进的理解与定义层出不穷, 但其本质并未改变:持续改进是一个企业学习与成长过程中所不能摒弃的理念。

2.2.2 以KPI贯穿营运效率评价全过程

企业绩效评估经常遇到的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 很难确定客观、量化的绩效指标。其实对所有的绩效指标进行量化并不现实, 也没有必要这么做。通过行为性的指标体系, 也同样可以衡量企业绩效。KPI作为用于沟通和评估被评价者绩效的定量化或行为化的标准体系, 能够解决这一难题。

关键绩效指标 (KPI,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 是通过对组织内部流程的输入端、输出端的关键参数进行设置、取样、计算、分析, 衡量流程绩效的一种目标式量化管理指标, 是对企业运作过程中关键成功要素的提炼和归纳。其把企业的战略目标分解为可操作的工作目标的工具, 是企业绩效管理的基础。KPI可以使部门主管明确部门的主要责任, 并以此为基础明确部门人员的业绩衡量指标。建立明确的、切实可行的KPI体系, 是做好绩效管理的关键。

KRA (Key Process Area, 关键过程领域) 和KPI是把企业的战略目标分解为可操作的工作目标的工具, 是企业绩效管理的基础, 建立明确的、切实可行的KPI体系是做好绩效管理的关键。

通过整合资源和能力, 将企业运营效率的考核聚焦到“企业资源的占用与运用”纬度, 然而, 对于抽象纬度的评价需要固化到具体定量、定性的指标。同时, 要秉承“二八原理”, 指标并非事无巨细的罗列, 将企业的方方面面都囊括进日常的监控体系既不符合“重要性”原则, 亦违背了“成本—效益”原则。因此, 在进行效率评价时, 需摈弃, 而只关注重要且具代表性的某几个领域, 并从这些领域中提取具体指标。

3 企业运营效率评价的先进实践

将资源与能力运用的全过程作为运营效率评价的核心, 并辅之以关键绩效指标, 在企业绩效管理的实践中并不是第一次尝试。其中, 最佳绩效模式、平衡计分卡以及六西格玛就是先进绩效管理的典型。

这三种理论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点:第一, 均来源于企业战略管理和企业竞争理论;第二, 均基于流程分析的理念, 使用了持续改进的方法;第三, 三者均采用KPI的方法实现绩效评价。不同的是, 卓越绩效基于质量、平衡计分卡基于战略、六西格玛基于不断减少损耗, 而对于运营效率的评价正是基于资源和能力的持续改进的KPI。

4 运营效率评价体系

基于以上分析, 对于企业运营效率的评价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4.1 以资源和能力作为运营效率的评价基础

能力和资源是密不可分的, 能力来源于资源, 资源的配置离不开能力, 故在企业运营过程中, 资源和能力密不可分, 企业消耗并补偿资源实现持续经营活动就是能力的反映。基于对资源和能力的合理配置, 可以提高企业绩效, 保证企业的长期成长。因此, 以资源和能力作为企业运营考察的切入点, 考察企业绩效。

4.2 将持续改进融资资源和能力全过程

资源的优化配置、能力提升的过程绝不是简单的单次循环, 需要通过持续改进实现精益管理中倡导的尽善尽美。持续改进理念的引入使得原先只停留在静态层面的评价成为到从起点到终点的全过程动态评价, 有效支持公司运营效率评价工作及其改进完善的持续化、常态化运作与螺旋式提升。

4.3 设计KPI实现全过程监测和绩效评价

企业在进行运营效率评价时, 将核心要素作为KPI实现对资源占有和消耗过程的描述和监测, 明确其偏差率, 分析指标存在偏差的原因, 确定改进的路径, 整合资源和能力, 实现资源和能力的优化, 形成持续的、循环的改进过程。

4.4 已有先进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和探讨

资源和能力理论、持续改进理论和关键绩效指标法为分析提供了新的思路, 并很快在实践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形成很多经典的管理方法, 如全面质量管理、6σ、BSC、最佳绩效模式等, 将这些理论相融合进行评价是当前各公司进行运营效率评价的共识。

综合以上观点, 对企业运营效率评价即是判断企业是否在每个资源与能力的切面上追求持续改进和KPI, 故得到运营效率评价基本框架图 (如图1) :

根据运营效率的内涵可知, 企业资源配置优化和能力提升是运营全过程的核心和关键, 运营效率评价就是对此两者的全过程评价。由此, 运营效率评价的基本框架便是以企业资源与能力作为基础, 通过KPI的设置反映出两者从起点、运用过程到终点的核心和重点。而通过对全过程中KPI进行监测, 能够实现持续改进, 促进促进公司管理方式变革, 实现公司资源整合, 提升公司运营水平, 支持公司稳健发展。

在现今信息化大背景下, 传统的三流分立的局面已不再与现实相符, 实物流、财物流与信息流已密切融合。尤其是在财务与业务的“一体化”潮流下, 传统的封闭式评价体系已不再适用。面对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 对于企业运营效率的评价, 应从资源角度出发, 从资源的占有和消耗及其过程的有效性来分析企业运营的效率, 减少业务流程中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壁垒, 从而实现对企业整体运营的评价。

摘要：本文针对企业普遍运营效率低下的问题, 在确定了运营效率的基本内涵之后, 融合国际先进理论和实践, 从企业资源运用和能力提升的视角出发, 融入持续改进和KPI管理理念分析企业整体运营过程, 归纳出企业运营评价的方法——基于资源和能力的持续改进的KPI。并结合卓越绩效模式、平衡计分卡与六西格玛模式的成功实践, 探究运营效率评价与这些先进理论的渊源并与之融合, 最终形成企业运营效率评价的基本框架。

关键词：运营效率评价,资源和能力,持续改进,KPI

参考文献

[1]杰伊·B·巴尼, 等.资源基础理论:创建并保持竞争优势[M].格致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2]李垣, 刘益.企业竞争战略形成的整合分析模式[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1997, 31 (1) .

[3]Wernerfelt, B.A 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84 (5) .

[4]Barney J B.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J].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1 (17) .

[5]Makadok K.Toward a synthesis of the resource-based and dynamic-capability views of rent creation[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22) .

[6]方润生.资源和能力的整合:一种新的企业竞争优势形成观[J].研究与发展管理, 2005 (6) .

[7]Catherine I.Wang, Pervaiz K Ahmed.Dynamic capabilities: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7, 9 (1) .

企业创新效率的可比测度 篇9

企业的创新效率作为企业创新活动的一种量化评价,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的关键,是企业创新管理、决策的基础,是企业制定总体战略的需要,同时也是企业创新能力保持和发展的基础。目前理论界关于企业创新技术效率的研究比较多,但真正能够客观、真实、系统反映 “企业”的创新活动的并不多见( 由于数据可得性的困扰,大多数研究都是以国家统计机构对于某一类企业的综合平均数据为基础展开研究,比如大中型企业、规模以上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某行业企业等) 。本研究以现实需求为导向,以创业板所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充分考虑企业创新的行业异质性,通过基于极化模拟的DEA二次叠加方法,实现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可比测度。

2 企业创新技术效率相关研究回顾

Afriat提出, 在不增加投入( 或不减少产出)的情况下,技术上不可能增加产出( 或减少投入) 则为技术有效,进而定义了技术创新效率( TIE) 的概念[1]。基于投入产出的创新效率比较摒弃了能力观对于企业创新原发性基因过程的关注,取而代之的是重视创新的投入产出的综合、相对效率。

国外学者对于企业创新技术效率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Nasierowski W,Zhang Anming,Zhang Yimin, Sharma,S. ,Thomas,V. J; Hashimoto A,Haneda S )[2,3,4,5]。项本武、张信东、戴卓等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分析了我国部分企业的行业创新效率[6,7,8]。陈凯华等基于传统数据包络分析比率型模型思想建立了包含关联子系统的网络型生产系统在可变规模报酬假设下的纯技术效率测度与分解模型,并提出网络型生产系统的整体与局部规模收益状态的判断准则[9]。高霞、戴魁早、郭兵利用数据包络方法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效率的行业差异进行了分析和评价[10,11,12]。

学者们大多认可行业间企业创新技术效率存在差距,但对差距的成因、表现形式、分布规律等问题,看法并不一致。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 1) 由于受制于数据的可得性,目前有限的以企业创新投入、产出作为研究对象的创新效率评价,多以个别或者若干个企业作为分析样本,其代表性有待考察;( 2) 创新的原始行为是企业,而目前大多数研究的数据对象变成了行业或一定规模的企业族群,个体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创新效率评价被人为平均化,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对中国企业创新技术效率规律性认识有可能失真; ( 3) 运用传统DEA模型对企业创新技术效率进行评价,结果的真实、客观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DEA模型中决策单元的数量。当数量较少时,很有可能出现大多数企业DEA有效,从而评价效度降低; ( 4) 不同行业的技术特点、创新模式、成长周期等均不相同,人为的按照地域、行业、规模族群进行划分并选择数据,以同一模型方法进行评价,并对其结果进行比较,忽略了不同类型企业创新的不可比性(同样的创新投入强度,在不同行业创新产出不同,原因可能不在企业的创新能力上,而是由行业创新特点和规律决定的) 。

本文以创业板所有企业作为评价对象,以企业数据为出发点,通过极化模拟,虚拟两个极化决策单元,改变前沿生产面的相对位置,为决策单元提供理想标杆,通过DEA二次叠加方法,将异质行业的企业创新技术效率测评纳入同一测评体系,解决异质行业下企业创新技术效率的不可比问题,更加真实的揭示创业板上市公司创新效率的行业分布规律,为企业或政府的决策改进提供理论依据。

3 研究设计

3. 1 模型选择

目前对于企业创新技术效率的评价方法,主要有基于前沿生产函数( SFA) 的参数估计法( 张宗益; 李璐等)[13,14],和基于数据包络的非参数统计方法( 马建峰; 陈伟等)[15,16]。基于前沿生产函数的参数估计法能够全面考虑随机误差对个体效率的影响,需以一定的估计方程为基础,但创新系统涉及变量多,变量间的关系异常复杂,且学术界对于创新函数的形式并未形成一致的认识。

数据包络分析( 简称DEA) ,是美国著名运筹学家Charnes、Cooper、和Rhodes于1978 年提出的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评价生产效率的非参数统计方法。此方法借助数学规划方法确定相对有效的生产前沿面,将各个决策单元投影到DEA的生产前沿面上,通过比较决策单元偏离DEA前沿面的程度来比较它们的相对效率。本文将援用DEA方法进行创新效率测算。

1984 年,Banker等人从公理化模式出发,给出了能同时描述生产规模与技术有效的模型( BCC) ,其投入产出效率可写成:,其中,yj,xi分别为产出向量和投入向量; uT,vT分别为产出向量和投入向量的权重。线性规划模型如下:

其对偶规划模型为:

其中,ε 为非阿基米德无穷小,规划问题的最优解为 λ*,s* -,s* +,ρ*。

( 1) 若 ρ*< 1,则DMU为非DEA有效,决策单元DMUj0可以通过将组合降至原投入x0的 θ 比例而保持原产出y0不变。

( 2) 若 ρ*= 1,则DMU为弱DEA有效,决策单元DMUj0可以减少s* -的x0投入而保持y0不变,或在投入x0不变的情况下将产出提高s* +。

( 3) 若 ρ*= 0,s* -= 0,s* += 0,则DMU为DEA有效,决策单元DMUj0在原投入x0的基础上,获得的产出y0已经达到最优。

3. 2 基于极化模拟的DEA模型改进

传统DEA模型的评价结果很可能出现多个决策单元为DEA有效。对于这些决策单元传统DEA模型是无法进行区分的,因此有学者对DEA模型进行了改进( 孙凯、鞠晓峰)[17]。

在DEA方法中,前沿生产面是决策集的参照系,它的位置决定了所有决策决策单元的效率水平。同一行业内,各决策单元的投入、产出最优配置空间,由最大投入- 最小产出,以及最小投入- 最大产出的理想组合确定。因此,构建两个虚拟最优、最劣决策单元DMUn + 1、DMUn + 2,其输入、输出向量为:

这种情况下,作为参照系的前沿生产面将会被扩张,原相对有效的决策单元在很大概率上将从前沿生产面上剥离出来,而变得相对无效,原相对无效的决策单元会更加无效( 现实中,若最小投入与最大产出在同一个决策单元上实现则是例外,这种概率很小) 。通过DEA模型的极化模拟改进,获得的相对效率结果将更容易理解,更真实,更具现实意义。

3. 3 异质行业下企业创新技术效率的可比叠加

现有研究更多的是基于数据的可得性,被迫从区域、行业、规模族群维度采用DEA方法对企业创新技术效率进行评价( 企业创新方面的数据较难获取,区域、行业、规模维度的数据获取相对容易) ,进而判断某行业的整体创新效率的高低。本文认为这对某些行业是不公平的。行业不同,创新的过程、模式、方式、规律不同,成长周期也不同,决定了行业间的创新效率存在不可比较性( 有的行业投入1000 元可以获得一项专利,而在别的行业却无法实现这样的效率,不是这个行业的企业创新能力不行,而是行业特质所决定的)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行业创新效率值毫无意义,它其实反映的并不是行业的相对创新效率,而是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静态的、综合的行业创新的难易程度。

同一行业内的企业通过DEA模型得出创新效率值,是可以相互比较的。不同行业下的企业创新技术效率要可比,就必须把其放到其所处的行业下进行考量。将不同行业各自的行业创新难度系数作为参照标准,对不同行业的企业创新技术效率进行修正,进而获取异质行业下可比的企业创新技术效率。

设: θ'为行业创新综合难度系数,ρ'为行业创新纯技术难度系数,η'为行业创新规模难度系数; θ 为企业创新综合技术效率值,ρ 为企业创新纯技术效率值,η 为企业创新规模效率值。θ″为可比企业创新综合技术效率值,ρ″为可比企业创新纯技术效率值,η″为可比企业创新规模效率值。有:

即可比企业创新综合技术效率值等于企业创新综合技术效率值除以行业创新综合创新难度系数;可比企业创新纯技术效率值等于企业创新纯技术效率值除以行业创新纯技术难度系数; 可比企业创新规模效率值等于企业创新规模效率值除以行业创新规模创新难度系数。

4 样本、变量与数据来源

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和研究设计,本文以2013年11 月20 日之前在中国创业板上市的全部354 家公司为分析样本。

一般说来,用来衡量创新投入和产出的指标有R&D经费投入、R&D人员投入、专利产出、新产品产值等。但考虑到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择研发经费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R) 、技术与研发人才占总员工比重( L) 作为投入指标,公司可持续增长率( S) 、专利拥有量( P) 、托宾Q值( Q) 三个变量作为产出指标。公司可持续增长率是股东权益增加值与期初股东权益的比值,反映的是公司的可持续成长能力,与企业管理水平、技术创新密不可分,因此可以近似认为企业的可持续增长率是企业创新的成长表现。杜宾Q值是公司市场价值与其重置成本之比。杜宾Q值> 1,表明企业是“财富创造者”,为社会创造了价值,实现了价值增值。创新的最终结果是实现价值的增值,此可以近似认为杜宾Q值是企业创新产出的价值增值表现。

本文所用变量数据中,研发经费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R) 、技术与研发人才占总员工比重( L) 、公司可持续增长率( S) 取自RESSET锐思金融统计数据库的2012 年度数据,经过计算整理得到; 托宾Q值( Q) 取自CCER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的2012 年度数据; 专利拥有量( P) 来源于中国专利文献检索系统( CPRS) 和创业板上市公司各年度报告,检索时间截止到2013 年11 月20 日( 上市公司的创始人、子公司、股东公司、母公司、控股公司的专利,若未发生专利权转让,则不计入统计) 。

从数据构成来看,专利拥有量为存量数据,其他变量为流量数据。一般认为创新具有时滞性,因而以同一年度的投入、产出流量数据进行测算似乎不合理。但同一公司具有较强的创新惯性,在一定时段内很难改变这种惯性。因此,本文以同一年度的相对流量指标输入模型,在很大程度上测算的仍是时段内的创新效率。

5 实证分析

5. 1 行业创新难度系数测算

在计算行业创新难度系数时,将企业数据按照证监会的行业分类进行汇总计算,得到16 个行业数据。借助DEAP2. 1 软件,将各行业创新投入产出数据分别代入BCC模型,基于投入导向角度,采用多阶段算法,得到传统意义上的行业创新技术效率,通过取倒数获取行业创新难度系数( 见表1) 。

注: 数据通过DEAP2. 1 软件导出,其中: θ'为综合创新难度系数、ρ'为纯技术创新难度系数、η'为规模创新难度系数

从行业综合创新难度系数来看,难度相对较大的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其次是专业技术服务业; 相对容易的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农林牧渔和农副食品加工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其他服务业和其他制造业。从所有行业的总体情况来看,行业平均纯技术难度要小于规模难度,行业创新效率提升的难度主要表现在规模扩张上,通过改善管理、激励、意识来提升创新效率可能比改变规模更加容易、更有效率。

5. 2 分行业企业创新技术效率测算

考虑到异质行业企业创新技术效率不可直接比较,本文按照行业将企业创新投入产出数据代入极化模拟改进的DEA模型,基于投入导向角度,采用多阶段算法,获取分行业企业创新技术效率评价结果。由结果可知,基于极化模拟的DEA模型计算得到的各行业企业创新技术效率普遍偏低。创业板的354 家上市公司中,综合创新效率评价 θ = 1 ( 好)的共2 家,占0. 56% ; 位于0. 8θ < 1 ( 较好) 的共4 家,占1. 12% ; 位于0. 4θ < 0. 8 ( 一般) 的有82 家,占23. 10% ; 位于0. 2θ < 0. 4 ( 差) 的有149 家,占41. 97% ; 位于0θ < 0. 2 ( 较差) 的有118 家,占33. 23% 。3 /4 的创业板上市公司综合创新技术效率低于0. 4,存在较大改进空间。

相对于极化模拟的前沿生产面,非DEA有效的决策单元均处于规模收益递减阶段。企业创新技术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是创新投入的结构不平衡。通过投影分析非DEA有效企业创新投入冗余量和产出不足量,可为企业创新技术效率改进提供目标和方案。分析可知,所有行业在研发经费投入上均需要减少投入,而研发人员投入上均需要增加投入。这意味着当前创业板上市公司在创新投入结构上存在较大的不平衡性,研发经费投入的有效性没有得到应有的释放。

5. 3 可比企业创新技术效率叠加

通过将行业创新难度系数叠加到分行业企业创新技术效率之上,可获取可比企业创新技术效率。设: θ'为行业综合创新难度系数,θ″为分行业测算的企业综合创新技术效率,则可比企业综合创新技术效率 θ= θ' × θ″。叠加前后调整幅度则可表示为 θ'- 1,可比企业创新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技术效率同理( 见表2) 。从调整系数表来看,创新难度相对最小的五个行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农、林、牧、渔和农副食品加工业、其他服务业、其他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的可比企业综合创新技术效率没有变化,其余11 个行业被不同程度的放大,幅度最大的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80. 11% ) 。

注: 数据经表1 处理得到

5. 4 企业可比创新效率行业分布

经过调整后的异质行业的企业创新技术效率可以相互比较,数值越大的创新效率越高( 如图2 所示) 。相比传统意义上的企业综合创新技术效率( 如图1 所示) ,可比技术效率值的分布更加发散,最大值突破了 “1”的限制,但并不影响DEA的有效性、规模收益、冗余分析; 不同行业的企业创新技术效率调整出现异化,有的企业原本技术效率不高,调整后相对较高,有的企业原本技术效率较高,调整后却相对较低,例如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可比企业综合技术效率普遍被放大。

资料来源:DEAP2.1软件计算导出数据并处理得到

资料来源:企业综合创新技术效率与行业创新难度二次叠加得到

从调整前后的平均综合创新效率来看,最高的是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业( 0. 70) ,其次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0. 64) 、医药制造业( 0. 60) ,最低的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0. 18) 。与调整前相比,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专业技术服务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在16 个行业中的排名分别上升了12、7、2、1 名; 其他行业的排名则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下降最多的是橡胶和塑料制品业,下降了4 名。平均纯技术效率最高的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 10) ,其次是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0. 79) ,最低的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0. 34) 。平均规模技术效率最高的是专业技术服务业( 1. 55) ,其次是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业( 1. 11) ,再次是医药制造业( 1. 09) ,最低的是仪器仪表制造业( 0. 52) 。

6 对策建议

本文基于极化模拟的DEA二次叠加方法,对354 家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创新效率进行了测算和归纳分析,研究发现: ( 1) 通过极化模拟和二次叠加改进的DEA方法,对于异质行业下企业可比创新效率的测度是有效的。 ( 2) 3 /4 的创业板上市公司可比创新效率低于0. 4,存在较大改进空间; 平均可比综合创新技术效率最高的是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业,其次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最低的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 3)当前创业板上市公司在创新投入结构上存在较大的不平衡性,所有行业在研发经费投入上均需要较少投入,而研发人员投入上均需要增加投入; 非DEA有效的决策单元均处于规模收益递减阶段,研发经费投入的有效性没有得到应有的释放; 通过改善管理、激励、技术来提升创新效率比单纯改变规模更有效。( 4) 经过DEA二次叠加,不同行业的企业创新技术效率调整出现异化,异质行业的企业创新技术效率可以相互比较,数值越大的创新效率越高,可比技术效率值的分布更加发散,最大值突破了“1”的限制。

为切实提升创业板企业创新技术效率,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 1) 改善创新环境,强化扶持力度。政府应加强调控和引导,着力改善创新环境,加强对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的扶持力度; 要降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影视文化等行业的人才引进门槛,强化人才培养专项资金的投放机制; 建立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农、林、牧、渔和农副食品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采矿、冶炼及辅助等行业的研发经费投放引导机制。

( 2) 转变观念,强化纯技术效率地位。创业板上市公司创新效率的提升应着眼纯技术效率的改善,通过明确战略创新目标、提高创新管理水平、强化创新激励、优化技术结构,来提升创新效率,而不应把创新效率的提高简单理解成创新投入规模的改变。

( 3) 改变投入结构,强化创新人才的投入。创业板企业应建立有效的科技人才培养、引进机制,解决创业板企业创新人才投入过少的问题,提高企业创新资金的运用效率,使创新资金的边际效用最大化; 进一步加强产学研合作创新战略联盟,整合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创新人才资源,培育和完善创新成果转化平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摘要：以354家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极化模拟和DEA二次叠加,揭示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创新效率分布,实现了异质行业下企业创新技术效率的可比评价。研究发现,通过极化模拟和二次叠加改进的DEA方法,对于异质行业下企业可比创新效率的测度是有效的。其次,3/4的创业板上市公司可比创新效率低于0.4,存在较大改进空间;平均可比综合创新技术效率最高的是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业,再次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最低的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最后,企业创新投入结构上存在较大的不平衡性,研发经费投入的有效性没有得到应有的释放;通过改善管理、激励、技术来提升创新效率比单纯改变规模更有效。

企业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研究 篇10

公司的投资活动是公司成长的动力, 是公司发展的重要基础, 很多财务方面的学者都喜欢研究这方面的内容, 再加上前几年的金融危机, 企业的命运是更加离不开企业的效率投资。当今社会我们国家的企业和国外的很多企业一样都存在着投资效率的问题。我国股票市场仍然留有一些短期投资交易的问题, 很多企业都在发展的道路上迷失了自我, 把投资短期化的现象不断地延伸, 从而不再踏踏实实进行创业。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 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 不断地出现融资资金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过度的投资会给企业带来不利的影响, 投资不足同样也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影响, 过度的投资会产生大量的资本停滞在生产能力过剩的那一领域, 而这些资源的浪费, 就会给企业带来大量的坏账, 从而加大金融风险。企业投资不足不仅会使得上市公司成长缓慢, 而且也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同时也损害投资者的利益。

2 财务信息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2.1 财务信息的范围界定

财务信息是指以货币形式的数据资料为主, 用来表明企业资金运动的状况及其特征的经济信息。相对于财务信息而言, 非财务信息是指以非财务资料形式出现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有着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各种信息资料;例如管理者过度自信等, 通过Bushman and Smith, 2001年的研究成果表明高质量的财务信息可以通过3种内在机制提高投资效率, 这三个内在机制主要是指缓解逆向选择、降低道德风险以及有效发挥资本市场功能等。首先, 如果公司能够及时的披露高质量的财务信息就能够尽可能的减少信息不对称和流动性风险, 通过降低融资成本来获取更多的市场资源, 便于投资那些很多企业不敢投资的高收益长周期的项目;其次, 财务信息是公司控制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它可以控制管理者的行为, 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所导致的道德风险, 控制管理者不能随意的侵害投资者的利益, 从而减轻二者之间的代理矛盾, 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管理者不能只追求企业的规模而忽略公司的价值, 从而可以把一定的资源投入到科学合理的项目上, 从而提高企业的提高投资效率;最后, 财务信息作为企业异质信息重要来源之一, 财务会计信息既可以发挥股票市场的监督功能, 也可以通过股票市场间接地帮助管理择优选择更好的投资项目, 鼓励管理者更加敬业地创造企业财富以提高公司股价从而获得更高的股票薪酬 (Bushman and Smith, 2001) 。

2.2 国外学者的研究

国外学者的研究如下, Verdi (2006) 以1980~2003年的49543家美国上市公司为样本, 从这些数据中发现财务信息质量与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都显示出负相关的关系, 另外公司在面临融资约束和大量现金资源时, 发现财务信息的质量对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Biddle和Hilary (2006) 选择了34个国家的上市公司以盈余激进度、平滑度、及时性和损失规避度作为财务信息质量的指标变量, 实证结果证明了当财务信息质量越高, 现金流敏感性就会变得越低, 因此他们认为如果财务信息是有用的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管理者与外部投资者的信息矛盾进而提高投资效率。Biddle等 (2009) 分别采用My-ers (1977) 和Jensen (1986) 的方法以负债和现金为标准将样本分为投资不足组和过度投资组、基于估计预期投资等方法分析了财务信息的质量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 他们的结果仍显示高质量的财务信息可以提高投资效率。

Bushman等 (2011) 从跨国研究的角度发现公司的透明度会通过减少信息的对称性从而提高投资效率。Balakrishnan等 (2011) 认为, 公司的财务决策包括投资决策和财务信息质量, 所以两者之间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内生性, 所以他们通过抵押品价值作为一个外生性冲击来研究财务信息的质量对投资效率的影响, 结论还是验证前者所说的结论。另外, 他们还发现公司会通过加大力度的进行披露信息来提高透明度, 从而来应对外部融资能力的下降。

2.3 国内学者的研究

国内学者也在财务信息对投资效率上的影响做了一定的研究, 蔡吉普利用深沪证券交易所2003-2010年7215个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并以会计准则变迁为契机, 实证研究了会计信息提高公司投资效率的微观机理及其演变趋势;李青原等人以2006-2010年的年报附注中披露会计差错更正的上市公司为重述样本, 运用倾向得分匹配等两种方法产生控制样本。结果发现财务报表重述之前, 存在融资约束的重述公司会投资不足, 另外, 当财务报表重述公告之后, 重述公司的投资效率明显提高了。

3 非财务信息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3.1 非财务信息的范围界定

本文研究的非财务信息主要是指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管理层、企业的避税活动以及董事会独立性等方面, Coopersmith (1967) 对自信的定义如下:自信是个体做出的, 关于自己在何种程度上能干、重要和有价值的评价, 说明了对自己的肯定和否定态度。自信会影响人们面对任务是所采取的行动, 以及对这种行动的坚持 (毕重增, 2008) 。而自信的两极则是过度自信和自信不足 (车丽萍, 2007) 。Odean总结了关于个人过度自信的几种表现: (1) 人们倾向于高估自己行为决策的准确度; (2) 人们倾向于高估计自己做好某件事情的能力, 并且其高估程度随着自身重要程度的提高而增加; (3) 人们倾向于认为自己高于平均水平。

3.2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

3.2.1 管理层影响股利分配

长期以来, 管理层影响股利分配进而影响企业投资效率一直都是值得研究的话题。国内外的很多学者在该领域也获得了大量研究成果:黄莲琴等从过度自信的角度研究管理层对企业分配现金股利的影响, 并发现如果管理层过度自信就会不太愿意发放股利;姜付秀等研究了高管年龄情况以及教育背景等对企业投资的影响;Malmendier等发现CEO的出生时期以及教育背景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投资。

3.2.2 企业避税行为的研究

当前有关企业避税的研究主要是研究企业的避税活动会对对国家公共资源配置等的影响, 以及政府怎样通过完善制度来抑制企业避税。刘行等人采用我国上市公司1999~2010年的数据, 考察了企业避税活动对投资效率的影响。避税活动往往会加剧企业内外部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且会扭曲激励契约而引发代理问题;而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是导致企业非效率投资的重要原因。因。进一步研究发现, 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可以抑制避税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本文的结论补充和拓展了新近关于避税代理观的研究, 也对企业的财务决策和税务部门的征管工作有重要启示。

3.2.3 董事会独立性对投资效率的影响

刘慧龙等人主要研究了国有企业改制、董事会独立性与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研究了国有企业改制模式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 以及独立董事在其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 由于存续分立公司的大股东代理问题和管理者代理问题比非存续分立公司严重, 使得其投资效率显著低于非存续分立公司, 独立董事可以减少因大股东的利益输送而造成的投资不足问题, 但没有证据显示独立董事可以减少因管理者代理问题而产生的过度投资问题。上述结果说明, 国有企业改制模式和董事会独立性对于国有企业改制效果具有重要影响由于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的形成机制不同, 因而独立董事对其的公司治理作用也有所差异。本文丰富了国有企业改制和独立董事公司治理作用方面的研究。

4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