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人口发展

民族人口发展（精选十篇）

民族人口发展 篇1

一、规划科学发展, 促使云南少数民族的基础教育稳步发展

基础教育发展是云南少数民族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的奠基石, 也是提升少数民族劳动力素质的有力保障, 直接关系到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云南的少数民族大多数分布在偏远贫穷的山区, 多民族性、多宗教性和多文化性决定了云南少数民族基础教育的复杂性。规划科学发展, 我们首先要把少数民族基础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崇高地位, 把云南少数民族基础教育事业作为本地区教育事业和全省教育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重点发展;其次要让少数民族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资源, 缩小少数民族地区内部和其他民族及地区在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方面的差距, 使教育资源更加公平;再次要促进少数民族基础教育的协调发展, 实现云南少数民族基础教育与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与少数民族地区各类教育的协同发展, 这是加快云南较少民族基础教育发展的有效途径;最后要从全局的高度、多元文化的视角以及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出发, 全面考虑云南较少民族基础教育发展问题, 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 和谐发展。

二、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为云南较少民族基础教育发展提供资金方面的保障

教育投入是支撑国家长期发展的基础性和战略性投资, 是促进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物质保障, 是推进教育优先发展的重要基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 财政自给率低, 贫困问题突出, 经费缺口大, 基础教育经费投入与需求的矛盾十分突出。建议中央和省级政府加大对少数民族基础教育经费的投入比重, 加大对少数民族基础教育事业发展转移支付的力度, 设立“较少民族基础教育专项资金”, 重点加大对地方财政薄弱地区的投入, 加强校舍建设、教材资料和教学仪器等教育基础设施和教学条件的建设, 努力完善这些地区的办学条件。其次要多渠道筹措经费, 积极争取社会力量、企业、个人、国际组织和机构及爱国人士的资助, 形成以国家投入为主, 社会力量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的教育经费筹集途径。同时, 必须建立和完善有关教育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相关法规制度, 调节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保证教育经费投入的稳定, 推进教育经费的科学管理, 保证教育经费的专款专用, 提升资金使用效益。

三、提升教师队伍的综合素质, 为云南少数民族基础教育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教师是决定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 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 重点提升教师队伍的综合素质, 是教育发展的基础、提高的源泉。针对较少民族地区基础教育教师数量不足、质量较低和民族双语教学工作中双语教师严重不足等情况, 一是要建立和完善教师尤其是双语教师编制补充机制, 在数量上保证较少民族学校教师队伍的稳定。二是要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渠道, 加强对地方少数民族师资的培训力度, 提升广大教师们的综合能力, 如与民族高等院校及师范院校合作, 把委托培养、定向培养和在职脱产培训等结合起来, 为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培养“用得上、留得住”的师资队伍, 建议设立专项补助基金, 用于较少民族地区中小学教师定期外出学习、培训。三是以对口支援、招聘特岗教师、志愿者的方式选派热衷于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的教师们到这些地区支教, 定期进行轮换, 并在其晋级和评聘职称时重点考虑。四是切实改善和提高较少民族基础教育教师待遇, 尤其对偏远和艰苦地区的教师, 要在保障基本工资的前提下, 进一步改善其生活待遇和工作环境, 提高在条件艰苦地区工作的教师的津补贴, 在评职称、评优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 使教师能安教乐教。

四、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增强云南较少民族基础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首先, 要大力发展学前教育。从纵向教育结构上看, 较少民族地区学前教育缺失, 几乎为空白状态, 很多乡镇至今无一所幼儿园或学前班。学前教育是帮助较少民族儿童打好汉语基础、培养良好学习习惯的有效措施, 学前准备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较少民族的儿童进入小学就读后在学习过程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致使他们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业困难和自信心的缺失。对此, 政府应大力发展云南较少民族地区学前教育, 在资金投入和教师配备等方面给予明确的扶持政策, 有条件的地方可开办幼儿园或托儿所, 条件较差的乡镇可在小学开办学前班, 使较少民族学生在学前教育阶段就可在语言表达、阅读和基本学习技能方面进行有效的准备, 帮助较少民族儿童进入小学后尽快适应学习生活。

其次, 要积极开展双语教学。实践证明, 在民族地区进行双语教学有利于开发少数民族儿童智力, 增强学生对语言文字的理解力,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是提高民族教育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因此, 较少民族地区应积极推行民族双语教学, 大力培养培训双语师资, 加强双语教材建设, 编译出版双语儿童读物, 减少较少民族儿童在语言文化学习中的困难和障碍。在教学过程中, 对那些有文字的少数民族, 实行以民族语言为主, 汉字为辅助的教学方式;对于没有文字的民族, 推行以汉语为主, 民族语言为辅的教学方式。开展双语教学不仅可以加快较少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 也可以他们民族自己的语言为载体, 让少数民族珍贵的传统文化得到继承和发扬。

再者, 要加强地方和校本课程开发。结合较少民族地区生产生活方式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缺乏实用技术、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流失等现状, 基础教育教学内容和教材除现有的文化基础课外, 还应紧密联系当地实际, 开发地方和校本课程, 编写乡土教材, 增加实用技术课程和民族传统文化技艺课程。现有的文化基础课程教学生识字以及一些文化基础知识, 为学生今后升学或学习其他知识提供必要的文化基础准备;实用技术课程根据本民族的地域和民族特点, 对学生进行必要的现代农业、林业、畜牧业知识启蒙和初步的技能培训, 这样既可以改善学生单调的学习方法, 又可增加初中毕业生的入学途径和奠定职业教育的良好基础, 也为学生今后毕业返乡时仍可以参加本乡本土建设做准备;民族文化课程使学生对本民族历史文化及民族传统技艺有一定的了解, 为树立正确的民族观以及传承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奠定基础。

五、积极开展教育研究, 为云南较少民族基础教育发展提供科学理论指导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云南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社会结构、民族构成和文化组成的多样性, 致使其教育发展中的复杂性, 而如今针对这些复杂原因进行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并不多, 少数民族的基础教育还存在的教育思想落后、教学方式固化、教学内容不丰富、教材和课程的设置脱离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和生活实际问题, 使教育丧失了独特的吸引力, 降低了少数民族群众接受文化教育的积极性。在云南少数民族基础教育提升的进程中, 新的理论问题迫切需要深入研究, 新的实践课题迫切需要科学回答。为此, 应高度重视教育理论的指导作用, 组建强有力的研究队伍, 针对较少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中的重点问题和特殊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研究, 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 为切实提高人口较少民族基础教育教学质量, 促进较少民族教育事业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总之, 在当前国家大力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机遇面前, 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发展契机, 确立较少民族基础教育发展目标, 在巩固义务教育成果的基础上, 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办法, 大力发展学前教育, 逐步实现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把握关键环节, 解决重点问题, 在政策扶持、教育投入、师资培养等方面给予照顾性倾斜, 因地制宜、因族施策, 以较少民族基础教育发展带动整个较少民族教育事业发展, 实现较少民族整体素质有较大提高, 推动较少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全面和谐发展。努力实现“科教兴国”战略, 早日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

参考文献

[1]云南省人民政府.云南省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 (2011—2015年) [Z].云族联发[2011]8号, 2011-09-07.

[2]朱玉福, 周成平.人口较少民族教育事业发展研究[J].民族教育研究, 2010, (4) .

[3]贾仲益.从云南人口较少民族的调查看民族教育的几个问题[J].民族教育研究, 2003, (3) .

[4]庄万禄, 来仪.民族地区教育现状与对策研究[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社版) , 2002, (5) .

民族人口发展 篇2

一、科左后旗人口结构变动分析

科左后旗位于通辽市东南部，辖12个苏木镇，4个农牧场辖，有455个嘎查，蒙古族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本文拟选取的科尔沁左翼后旗花灯嘎查，总户数为183户，总人口为667人，是纯蒙古族聚居村，也是典型的民族地区自然村，所以选其为调研对象，分别对花灯嘎查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就业结构及文化结构进行了调查分析。

1、年龄及性别结构

本文根据科尔沁左翼后旗花灯嘎查人口年龄结构将年龄进行分段，并对花灯嘎查从1999年到目前为止近十五年内各年龄段人口变化进行了详细调查。

如图1所示，2014年花灯嘎查14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1999年有很大幅度的下降，占总人口的10.64%；15―64岁之间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为77.66%；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1.7%，较1999年增长了5%。

对于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定义，本文使用的是联合国人口组织制定的标准，即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60岁以上人口占该国家或地区人口总数的10%或以上，或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65岁以上人口占该国家或地区人口总数的7%或以上，那么该国家或地区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当前花灯嘎查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11.7%，这表明花灯嘎查人口已经进入了老龄化阶段，并有加剧趋势。而花灯嘎查人口老龄化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中老年死亡率下降以及年轻劳动力大量转移，导致老龄化程度加剧。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花灯嘎查在村人口中，女性在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0.69%，男性在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35.08%，在村人口性别比为169.57。而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中国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6.74。性别比过高或过低都不正常，而花灯嘎查性别比明显过高，主要是受中国几百年传宗接代思想的影响所致。

2、就业结构

科左后旗花灯嘎查的一部分劳动力除了从事农牧业以外，剩余的劳动力大多从事商业、养殖业、劳务服务业等多种生产活动来增加收入。以下对花灯嘎查在村人口和流动人口就业状况分别进行调查分析。

根据调查和表1得知，截止到2014年11月，花灯嘎查总户数为183户，总人数为667人，在村人口占总人数的比重为71.21%。从事副业的总共有10家，其中个体小商店共有6家，修理部有2家，专业养殖户1家，出售化肥农药的1家。而根据实际调查得知，科尔沁左翼后旗花灯嘎查外出打工人群中，15―34岁之间的男性外出打工人口占总户籍男性人口的比重为56.96%，15―34岁之间的女性外出打工人口占总户籍女性人口的比重为71.05%。人口迁移去打工的盟市主要包括北京、呼和浩特、通辽、锡盟、呼伦贝尔等地。花灯嘎查流动人口就业中，从事第三产业的人数比例最高，占总流动人口的62.34%，主要分布在住宿餐饮业，由于普遍文化程度低，所以其只能从事比较笨重的体力劳动。剩下的依次分布在批发零售业（19.39%）、建筑业（11.23%）与社会服务业（7.04%）。

3、文化结构

国家统计局针对人口普查，对人口文盲率下了定义：文盲率是指15岁及以上未上过学且不识字的人口占相应人口的比例。本次文盲率调查针对农业户主进行展开，因为户主是家庭主导力量，户主有文化与否直接关系到家庭收入的高低。

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如图2所示，花灯嘎查有183户，其中户主未上过学的人数达到31人，文盲率为17%，学历以小学初中居多，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年。户主未上过学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未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国家也未制定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家庭人口数众多，生活艰难。户主总体由于受教育程度偏低的影响，有一部分只能从事一些较笨重的体力劳动，有一部分丧失体力劳动的就只能“养儿防老”。这样不仅会影响家庭收入、当地经济发展，也会阻碍农村现代化及新农村建设，同时还会增加社会负担。

二、科左后旗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降低劳动力素质

科左后旗劳动力结构发生的变动，无论是从文化方面还是体力方面都将使得劳动力素质下降。根据以上调查，花灯嘎查流动人口主要以青壮年为主。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必然破坏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导致农村贫困化的加剧（chin和maddox等）。农业劳动力“妇女化”，意味着一个无论从体力、技术、获得资本支持的能力还是从精神状态上讲，都呈弱势的群体在支撑着农业生产经营与农村经济，这自然就造成了农业生产的脆弱性以及农村经济的“空壳化”。而农业增长潜力下降、农村人才匮乏已经成为当前农村耕地面临的主要问题。留在农村的劳动力素质远远满足不了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只会制约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2、阻碍农业增收 农村人口“空心化”已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农村土地的抛荒和闲置，已成为全国普遍现象。花灯嘎查大量年轻劳动力的转移，使得妇女和老人成为农村主要劳动力来源和农业生产的主力。由于种地务农劳动强度大，再加上播种需要大量的器械化设备，妇女劳动力在这方面大大受限。而农村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成本变高，在花灯嘎查雇佣劳动力成本相对更高，甚至一天达到200―300百元。随着农村留守人员老龄化的不断增长，使得农耕力不从心，很多农村老年人在选品种时，一般会选择易于耕种的品种，使得农作物种植单一化，农业效率低下，农产品很难实现增收。而人口结构的这种转变会制约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影响农业经济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3、阻碍农业科技推广

实现农业现代化，推进新农村建设，最主要靠的是农民，所以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特别是文化素质较高，能够快速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青壮年。而花灯嘎查缺的就是新农村建设方面的人才，由于比较有知识文化的人力资源都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使其人才更加缺乏。根据对在村人口户主学历调查得知，户主未上过学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达到17%，户主上到小学的人数比例达到总人数的40%以上。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机械化的推进，需要一批具备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专门人才，而青壮年大部分向非农产业转移，导致对农业技术的需求、动力严重不足。在村老年人口，由于文化水平低，接受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相对薄弱，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新技术的推广和运用，制约了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和农业生产的效率。

三、对策建议

1、促进农业规模化

农村劳动力结构失衡、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妇女化等一系列现象都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严重制约了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和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以家庭承包制为主，往往农业结构单一，生产效率低下。同时由于家庭承包的土地面积小，加上以家庭为单位购买大型农业器械价格又太过昂贵，根本无法推行农业机械化，因而必须促进土地制度改革，通过多种形式实现土地集中。如何既保证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又能实现规模化经营，确实是目前面临的一个挑战。对此，政府应出台一些相应政策，如建立合作社，采取有偿转让、自愿互利的原则，把农村闲置的土地集中起来，进行机械化生产来实现农业规模化，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2、支持妇女创业

政府应该针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妇女化的现状，调整产业结构，支持农村妇女创业。科左后旗是以蒙古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政府可以出资在农村建立有民族特色的工艺品店，专门制作有民族特点的服饰或手工艺品，并从各个少数民族地区聘请一些擅长这方面技艺的专家进行指点。民族地区传统手工技艺在操作过程中，对劳动者的要求较低，没有年龄要求，且制作传统手工艺不仅能够传承民族文化，还可以吸纳大量的农村闲散劳动力，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扩大就业，既可以提高他们的收入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3、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民族人口发展 篇3

关键词：人口；经济；民族

引言：2011年国家民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出台的《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11-2015）》中，可以清楚看出对于“人口较少民族”的扶持工作对于我们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对于维护边疆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早在2005年，国家已经开始第一轮的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工作，在此次工作中总投资近37.51亿元。“规划”实施的六年中，虽基本完成了国家所预设的目标，但对于人口较少民族的扶持工作仍旧存在着“贫困问题突出”、“基础设施不完善”、“缺乏特色产业支持，群众收入仍然较低。”等突出的困难和问题。因而，针对于人口较少民族的经济发展研究仍旧是一个国家亟待需要的具有高度实践意义的研究议题。

在本文中，笔者试图从少数民族中的人口数量因素，来分析不同人口数量因素对于研究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和保护“民族性”之间会产生何种变化及影响。因而笔者为了方便研究，在“人口较少民族”的概念之下，规定了一个新概念，即“人口最少民族”；在“人口较少民族”的概念之上规定了一个新概念，即“人口较多民族”。严格说来它算不上一个概念的创新，但“人口最少民族”的经济发展与保护“民族性”的研究对于“人口较多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的经济发展与保护“民族性”的研究却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人口最少民族”和“人口较多民族”的规定

本文依照“规划”中对人口较少民族人口数量的规定作为“人口最少民族”和“人口较多民族”的参照，对二者以人口数量为基础，对我国少数民族整个群体划分出了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人口较少民族”，本文沿用“规划”中的定义。“人口较少民族”是指全国总人口在30万人以下的28个民族，其中以珞巴族及高山族为代表。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28个人口较少民族的总人口为169.5万人。第二个层次，“人口较多民族”，是指在少数民族总人口的集合之内，相对于“人口较少民族”而形成的一个相对概念。我国有少数民族55个，“人口较少民族”28个，因此以“规划”为基础的“人口较多民族”数量为27个，其中以壮族、回族为代表。第三个层次，“人口最少民族”，是指在“人口较少民族”的集合之内，一个处于人口“极小值”的民族。“人口最少民族”从广义来说，它并不是特指某个民族，它仅仅是从历史长河中抽象出一个“一般性”概念。但，“人口最少民族”从狭义来说，对于某个时间段或者时间点上，它又是有着具体民族的特指的。在我们这个时间段中，对于我国的现实国情来说，它所特指的就是“珞巴族”。

二、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与保护“民族性”的关系分析

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与保护“民族性”的关系问题，在业内是一个不断探寻中且尚未被解决的疑难问题。可以说，民族性既催生了少数民族经济，也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而反过来说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也会对“民族性”进行扬弃。就如杨思远教授在其著作《中国少数民族生产方式研究》中，以“藏药”为案例所阐述的那样，藏药的出路不在于将其规模扩大的产业化，而是对“藏药”的小农经济做现代技术的改造，从而走向“专业化”和“市场化”。从“藏药”的案例中我们得知，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与保护“民族性”并不是“有你没我”的完全对立关系。二者关系虽然相克但更重要的是可以互相促进并得到融合。

三、“人口最少民族”经济发展与保护“民族性”的特殊关系分析

一般说来，民族的形成与地域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地域占据的大小就要靠人的多少来决定了。相比于“人口较少民族”，“人口较多民族”就更有利于该民族占据一定区域来形成自己特有的民族性。在“人口较多民族”、“人口较少民族”及“人口最少民族”这三者中，只有“人口最少民族”丧失了人口的优势，从而该民族占据的地域就很小，其“民族性”受到的威胁也就最大。在现阶段，我国“人口最少民族”具体表现为珞巴族，我们就以珞巴族为例。珞巴族是55个中国少数民族中的一员，主要分布在西藏东南郡、雅鲁藏布江以南的珞瑜地区。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国内的珞巴族仅有3682人。

解放前，珞巴族人生活在西藏封建农奴制度下，受到了西藏三大领主（地方政府、贵族和寺院）的强烈压迫和凌辱，致使生存在恶劣条件下的珞巴族人口数量急剧下降。解放后，珞巴族人见到了胜利的光芒，但到2005年珞巴族依然是我国最穷的几个民族之一。随着国家对珞巴族的两轮发展扶持，珞巴族民族性也受到市场经济的严重的冲击。在杨坤、符琼《珞巴族村寨旅游开发的影响对策——以西藏米林县南伊乡琼林村为例》中写到：“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琼林村珞巴族与外界接触日益增多，在强势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下，珞巴族传统文化正在面临衰落或者消亡的危机。”他们文章中还提到了一些很具有民族性的传统文化如语言、住房、宗教节日等都正在衰落，而原有的珞巴族文化已经消失了。

杨思远教授说：“我们相信，一切经济的民族性均将在经济发展中最终消亡，人只是人。”很明显，“人口最少民族”珞巴族经济发展与保护“民族性”的关系是特殊的。它不能像“人口较多民族”一样，还有可以在经济发展和保护民族性上做一个偏重的选择，因为珞巴族人只是人，人是要生存，所以他们必须选择经济发展。

四、总结

马克思说：“每个民族都有优点，只不过在当时的阶段，不同民族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存在先进和落后的差别，不存在优等和劣等民族之分。”他还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是应该受到尊重的，即每个民族的“民族性”都是应该受到尊重，且应该予以保护传承的。

研究人口较少民族的意义就在于，如果在保护不当的情况下，那么每一个民族都有可能成为“人口最少民族”，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该民族的“民族性”就会受到消失的威胁。分析“人口最少民族”的经济发展问题，并不是在学术上做文字的功夫，仔细研究下来笔者发现其现实意义亦不可以小觑。民族经济发展是延续该民族的“民族性”的重要手段之一，这既要靠外力推动，也要靠内里补充。在外力推动方面，国家早在2005年便开始了关注“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问题，并大量的投入资金及基础设施建设，为促进其经济发展做出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内里补充方面，刘永佶教授认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必然与民族地区的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若想实现劳动者社会地位的提高，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更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一个民族的强大，亦是一个民族民族性的强大，这需要内因与外因的结合。关注“人口最少民族”经济发展的研究，试图保护和传承该民族的优秀文化，是笔者的初衷，也是写作本文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1] 刘永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教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9月第1版

民族人口发展 篇4

本论文所称人口较少民族是指全国总人口在30万人以下的少数民族。据统计, 2012年末西双版纳州2个人口较少民族总人口7.2万人, 其中, 基诺族2.37万人、布朗族4.82万人。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扶持人口较少民族作出重要批示, 要求进一步加大帮扶力度, 实行“小民族、大政策, 小民族、大扶持, 小民族、大发展”的特殊政策。近年来, 人行西双版纳中支充分发挥基层央行职能, 实践和探索金融支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路径和措施, 并取得积极成效。

一、西双版纳州基诺族发展概况

基诺族是西双版纳独有的人口较少少数民族, 基诺族自称“基诺”, 意为“舅舅的后代”。1979年经国务院批准确认为基诺族, 是云南八个“直过民族”之一, 2012年末基诺族总人口23672人, 主要分布在景洪市6个乡镇, 主要聚居在景洪市基诺乡, 基诺乡的基诺族人口占基诺乡总人口的约96%, 占全州基诺族总人口的50%。基诺族主要粮食作物是谷子和玉米, 农民增收主要经济作物是橡胶、茶叶、砂仁, 其他家庭收入来自特色民俗旅游项目———“基诺山寨民俗旅游风情区”。由于自然和历史等原因, 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较低。基诺族在加快发展的进程中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一是贫困问题突出, 发展差距仍然较大;二是基础设施不完善, 瓶颈制约仍然存在;三是缺乏产业支撑, 群众收入仍然较低;四是社会事业发展滞后, 民生问题仍然突出。

二、金融支持基诺族发展实践

“十一五”以来, 结合国家对基诺乡进行综合扶贫开发和资金扶持政策, 人行西双版纳中支积极探索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捆绑式”投入机制, 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基诺族群众及基诺族聚居区小企业发展及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支持力度, 促进了基诺族生产发展和生活改善。“十一五”时期以来, 基诺乡农民纯收入由2005年的1881元增加到的2012年7427元, 农民收入实现翻两番, 贫困发生率由2005年的49.9%降至2012年的22%。

一是运用货币政策工具, 引导和调节信贷资金投入基诺族聚居区农村经济发展。“十一五”以来, 人民银行累计投入支农再贷款1.86亿元, 引导农村信用社加大对基诺族农户种植、养殖业的信贷支持, 截至2012年末基诺乡农村信用社涉农贷款余额达7000万元, 比“十一五”期末增长6.5倍。加强信贷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 引导农村信用社对144户基诺族农户发放支持“滇南小耳猪”养殖贴息贷款72万元, 地方财政贴息15万元, 促进了特色养殖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二是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创新, 努力改善基诺族聚居区小企业融资服务。指导、推动农村信用社加强和改进小企业的信贷服务, 针对橡胶加工小企业的资金需求特点, 推出“按月滚动循环贷款”产品, 支持制胶企业收购基诺族等少数民族农户的乳胶、干胶;推出“商户联保贷款”, 支持个体工商户收购基诺族等少数民族农户的农副产品;鼓励加大对劳动密集型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支持小企业吸收基诺族等少数民族农民工, 支持农民拓宽增收渠道。围绕基诺族主要增收产业———天然橡胶产业, 大力组织推广林权抵押贷款业务, 自2009年以来对基诺族农户累计发放林权抵押贷款100多笔、金额1600万元。截至2012年末基诺乡橡胶种植面积达18万亩, 比“十一五”期末增长1.9倍, 年干胶产量逾4000吨, 带动了基诺族农民收入大幅增长。

三是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改善基诺族聚居区融资环境。政府领导、人行组织、金融机构参与, 以“三信”建设为平台, 以推广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为载体, 扎实推进少数民族聚居区农村信用环境建设, 切实改善农民融资环境。截至2012年6月末基诺乡农村信用社建立基诺族信用农户2400户, 占基诺乡基诺族农户数的88%, 基诺乡基诺族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余额达4731万元。

四是加快推进农村支付环境建设, 切实加强和改善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人民银行以组织推广惠农支付服务为切入点, 切实改善农村支付服务环境, 2010年全面实现全州各乡镇金融服务机构全覆盖;2012年新设惠农支付服务网点212个, 实现惠农支付服务网点乡镇全覆盖;大力发展银行卡, 通过“惠农一折通”、金碧银行卡发放政府财政补贴资金。

三、金融支持基诺族发展还存在的困难、问题及建议

(一) 金融支持基诺族发展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基诺族人口约占全州基诺族人口的96%, 主要分布在景洪市所辖的6个乡镇 (全市共有10个乡) , 主要聚居在景洪市基诺乡;景洪市基诺族聚居的6个乡镇设有农村信用社营业网点6个、农业银行营业网点4个。从景洪市农村金融发展现状分析, 可以得出金融支持服务人口较少族 (基诺族) 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一是信贷总量供给不足。2009~2012年, 景洪市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年均增长28%, 各项贷款年均增长18%, 贷款增幅低于存款增幅10个百分点;存贷比由2009年末的69%下降至2012年末的60%;各项贷款增长速度由2009年的16.3%持续下降至2012年的13.6%。

二是农村金融失血严重。景洪市金融机构系统内上存资金和对外拆出资金总量由2009年的30亿元上升至2012年的75亿元, 两年间增长1.5倍, 其中从农村信用社外流的资金由2009年的279万元激增至2012年的14亿元。

三是农村金融供给结构失衡。农村信用社“一社支三农”的格局仍未根本改变, 特别在乡镇农村信用社基本垄断了农村信贷市场, 2012年末景洪市农村信用社存款余额43亿元, 贷款余额23亿元, 分别占景洪市金融机构存款、贷款余额的17.8%和16.4%, 但涉农贷款、小企业贷款、农户贷款余额分别占全市的31%、90%和71%。据调查, 截至2012年末景洪市农村信用社已收到贷款申请, 借款人还在排队等待贷款的资金需求量达2亿元, 农村地区信贷资金供需矛盾较突出。

(二) 政策建议

1. 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改革, 重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金融供给体系。

修订完善促进农村金融发展相关政策法规, 放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金融市场准入限制;强化国有商业银行县域营业机构支持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责任, 以农村商业银行方向对农村信用社进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 解决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问题;建议取消村镇银行发起人必须由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发起人的政策限制, 加快发展适合农村特点的多种所有制、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村小型金融机构。

2. 构建支持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和人口较少民族发2 0 1 3 年第8期中旬展的金融扶持政策体系。

建议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服务“三农”、小微企业的金融机构在资本管理、流动性管理、存款准备金提取等方面实行差别化政策, 引导更多的资金投向“三农”、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发展;建议完善差别存款准备金动态调整政策和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信贷调控管理政策, 对涉农贷款比例达到70%以上, 新增存款用于发放当地贷款的比例达到70%以上, 并且资本充足率达到监管要求的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实行更加优惠的存款准备金政策。建议完善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优惠利率贷款政策, 修改完善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目录, 扩大优惠利率民族贸易贷款的范围, 加大对民族用品定点生产企业的财政贴息;建议进一步完善扶贫贷款政策, 出台支持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化发展和民族文化发展的专项信贷政策, 缓解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化发展和民族文化发展资金长期投入不足问题。

3. 建立健全宏观调控政策协调配合机制, 形成对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合力。

建议在省级层面建立信贷政策、金融监管政策与财政业补贴和农业保险合作机制, 充分发挥保单的信贷功能、财政资金的标杆功能和银行信贷的资本功能, 增强人口较少民族持续获得信贷融资的能力, 降低金融资本运行风险。

4. 大力推进“一个创新、两个建设”, 切实加强和改善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少数民族人口下降之谜 篇5

作者：李微敖 原载2012年12月2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随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详细数据的发布，一个令人困惑的事实出现在世人面前。

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总人口增长了5.84%，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增长6.92%。但在总人口继续增长的趋势下，满族、朝鲜族、侗族等13个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却呈现出下降之势。其中的原因，复杂多样。

“异常”的下降

2010年，中国进行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称“六普”），这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一次人口普查。2011年4月，“六普”主要数据以公报形式发布。公告显示，中国的人口构成中，汉族人口为12.26亿人，占91.51%；其他55个少数民族人口1.38亿人，占8.49%。同十年前的“五普”相比，汉族人口增加0.67亿人，增长5.74%；少数民族人口增加0.07亿人，增长6.92%。

当时的公报并没有披露各少数民族具体人口数量，直到2012年，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辑的《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发布，这些数据才得以披露。

数据显示，相比“五普”时，中国有满族、侗族、布依族、朝鲜族、畲族、仡佬族、达斡尔族、毛南族、俄罗斯族、乌孜别克族、独龙族、高山族及塔塔尔族等13个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在下降。

其中，绝对数量下降最多的是满族，十年间人口减少了29.43万，下降比例

2.76%；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塔塔尔族，下降26.53%，人口数量减少了0.13万。在全国总人口及少数民族总人口皆处于上升通道之时，为什么这13个少数民族人口却逆向下降呢？

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少数民族普遍执行了远较汉族宽松的生育政策。中国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但具体的生育政策，由各个省份自行制定。在大多数省份，允许夫妻一方为少数民族或夫妻双方为少数民族的情况下，无论城乡居民，均可生育第二个孩子；部分地方还允许生育第三胎。不过，对于千万人口以上的少数民族，一些省份则只允许他们生育一胎。在“六普”之前，中国只有壮族和满族，为人口超过1000万的少数民族；“六普”之后，回族和维吾尔族也进入千万人口的民族行列。

“较少民族”人数更少

要厘清13个少数民族人口下降的原因，需先回顾中国56个民族的由来。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汇总登记的民族名称有400多个。国家随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民族识别”工作。至1954年，蒙古、回、藏、满、维 吾尔等38个民族首先获得认定。此后的十年间，土家、畲、达斡尔、赫哲等15个少数民族获得认定。1964年的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将人口普查中自报的 74个族体分别归并到上述53个民族中。最后，西藏珞瑜地区的珞巴族和云南基诺山的基诺族分别于1965年和1979年被认定。由此，包括汉族在内，中国 56个民族格局就此形成。

因此，若系统比较56个民族人口的变化情况，只有以1982年以来的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做参照。

在这30年里，56个民族中唯有主要分布在新疆的塔塔尔族和乌孜别克族，在1990年至2000年间出现过人口下降的情况。其中乌孜别克族减少2393人，减少比例为16.21%；塔塔尔族减少174人，减少3.44%。

对于上一次的人口减少，少数民族人口学研究者、甘肃省政府参事马正亮曾解释称，这与两个民族“属于中俄（前苏联）跨界民族、其主体在国外有关”，“在1962年生活困难时期，这两个民族都有相当一部分人从中国越境走出”。过去十年中，这两个民族人口数量继续下降，仍然与跨境流动有关。中央民族大学理学院副院长徐世英介绍说，近年来，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出现大量跨国境的经商者及移居国外者，这也造成了他们人口数量的下降。

在中国，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民族，又被称为“较少民族”。除乌孜别克族和塔塔尔族外，还有俄罗斯族、独龙族、高山族等三个“较少民族”，此番也出现了人口数量的下降；同时人口数量下降的达斡尔族和毛南族，人口基数也仅仅是10万出头。

因此，包括徐世英、首都经贸大学人口研究所原所长黄荣清等数位受访的学者皆认为，这几个民族人口的下降，也存在因基数较小而可能出现的偶然性。

低生育率后果

在1990年-2000年，人口基数超过190万的朝鲜族，人口数量虽然没有下降，但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十年间，他们的总人口增长仅为481人，增长 率为0.03%，其中女性还减少了4156人。“六普”数据显示，在2000年-2010年十年间，朝鲜族人口形势发生逆转，减少了9.52%。

对于这一情况，学界此前也有所关注。吉林延边大学民族学副教授朴美兰认为，朝鲜族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为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1992年，中韩建交之后，大量的中国朝鲜族公民，前往邻近且同语言、同民族的韩国留学、打工。2010年12月22日，韩国法务部出入境与外国人政策 本部发布数据称，包括短期、长期、非法居留者在该国的中国人已达到60.64万人。这其中相当一部分，即为中国的朝鲜族公民。

另外，在计生政策的实行以及朝鲜族特有的民族人口教育观念的双重作用之下，朝鲜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保持非常低的总和生育率（每位妇女一生所生育的孩子数量，高于2.1则人口趋势为增长，小于2.1则趋势为减少），也可能是朝鲜族人口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徐世英表示，如果直接从“六普”数据计算，朝鲜族的总和生育率仅仅是0.69，是中国56个民族中最低的。中国总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为1.18，其中汉族为1.16。

人口数量减少最多的满族，也存在类似的原因：2010年，满族总和生育率为0.92，2000年为1.09，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不过，徐世英也提到，理论上，人口普查对于人数的统计要做到100%的覆盖，而对于总和生育率这一项，则属于10%的抽样调查。因此，这将影响总和生育率的准确度。

《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在“编者注”中提到，“有些指标（如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和按分年龄妇女生育率计算的总和生育率）现场登记难度较大，漏登 率要相对高一些。”为应对过低生育率及人口减少的局面，作为中国

朝鲜族公民最集中的居住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实际上在“六普”之前，就已先期放宽了自己的生育政策。2009年10月，延边州颁布《人口与计划生育若干规定（试行）》。这一政策，允许延边州内的户籍公民，无论城乡，“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只有一个子女 的”，均可生育第二个孩子。

这是迄今为止，全国唯一一个可以施行“单独二胎”政策的地区。

普查漏登成因

对于13个少数民族人口减少的问题，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中心研究员蔡泳根据“人口存活率”的情况，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

蔡泳分析了满族、朝鲜族、布依族、侗族、畲族等民族人口的年龄情况后发现，他们中10岁-24岁年龄段的人口在过去十年间减少过快，远远偏离正常值。由 此分析，之所以出现这种差错，要么是2000年“五普”时，多报了人口；要么是2010年“六普”时漏登了人口。到底是哪一种呢？

蔡泳自己认为，主要还是“六普”漏登了人口。而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2000年“五普”漏登率为1.87%，“六普”漏登率为0.12%。但不少人口学者及统计学者认为，实际漏登率应该高得多。

徐世英即指出，“六普”在核对漏登率时，抽样的样本多集中在城镇居民小区中，而不是在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流动人口聚集的地方，因此呈现出的“漏登率”可能比实际情况高出不少。

此外，在布依族、侗族、仡佬族等主要居住的贵州省，其“六普”常住人口，比“五普”时有不小的减少，这可能也会增加漏登的概率。

“六普”数据显示，贵州全省常住总人口为3474.65万人，同“五普”时相比，减少了50.12万人，减少1.42%；其中各少数民族减少了78.8万人，下降2.24%。学者们还推测，进入21世纪以来，部分少数民族更改民族成分，“变为汉族”的情况，或许也是原因之一。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曾有大规模更改民族成分的 情况出现，但那时主要是由汉族更改为少数民族。“有些为了享受民族自治县的特殊优惠政策，如河北丰宁，就曾有组织地更改居民的民族成分，大量的汉族居民被 更改为满族，以达到成立自治县的要求。”

这一趋势带来的结果是部分少数民族人口飞速增长。比如，1982年“三普”至1990年“四普”的八 年时间里，满族在原来430.5万人的基础上，增加超过1倍，达到982.12万人；畲族人口增长了近70%；仡佬族人口甚至增长了7倍，如此算下来，平均每年的人口数基本翻一番。

国家民委的统计数据也显示，自1982年以来，全国有1200万人恢复、更改了民族成分。

徐世英认为，一些在上世纪80年代更改了民族成分的人，如今已进入婚育年龄，当他们自己及子女需要填写民族成分时，可能又有意或无意地改回了汉族。“一方面，如满族，他们与汉族的外貌、语言及生活习惯基本没有差别；另一方面，在很多地方，满族也只允许生育一胎。”

人口之殇：一个民族的母亲之殇 篇6

我们原来为人口过多而忧虑不生或晚生少生孩子成为共识。日本的皇太子妃38岁才生下一个女儿；台湾著名电影演员林青霞首次生育的年龄是42岁；香港著名主播吴晓莉也于35岁育子；中国大陆著名歌手毛阿敏41岁初为人母。近年来一些事业有成的明星成功成为高龄母亲增加了部分人的信心。

中国最受欢迎的网站之一网易所做的调查仍然显示女性对于做高龄产妇的无所畏惧。在被问到“如果考虑35岁才要孩子吗？”39.7%的女性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正是高学历、高收入和高职位的“三高”女性构成了高龄妈妈的主力军。北京市海淀区因为聚集着很多年轻知识分子，大龄产妇比例达到了峰值。海淀妇产医院主任医师、北京康亚门诊负责人赵天卫说：“来我们这里就诊的10个产妇中，就有两到三个人是高龄妈妈。”

人口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曾毅把育龄的推迟归结于工业化的结果：“由于传统的家庭经济解体，生产模式的改变，使得教育周期延长，而现在生育、育儿的成本很高，子女的经济价值下降也是主因。”

北大社会学系教授佟新则认为这其实是女性文化的一个崩塌。“在古代的氏族文化中一个女人性冷淡或者不利于生育，完全就是美丽的反面。而如今，随着女性教育水平和女性经济地位的上升。性别文化已经被渐渐淡去，无论欧美流行的消瘦、中性等不利生育的体型审美，还是男人一样的职场价值观，独立意识早让女人失去了母性。堕胎、不育成为寻常。追求自我，成为当代女人的精神主线。”

集体意识下的人文反思：

学会在乎一条小鱼

不少公众以及评论者更对人口增多可能带来的资源紧张充满恐惧感。这一情结的源泉，理论上源自马尔萨斯以及马寅初等人理论，感性上则与中国过去的贫困多舛集体记忆有关。

古代经济，人口的确是重要的变量。伴随着王朝兴衰，中国人口往往呈现巨幅震荡，政治不稳定带来人口死亡，每每以减少30%甚至50%的情形周期性惨烈上演。

形成对比的是，以工业经济为代表的现代经济不仅空前丰富了人类物质财富，也重塑了上述政治形态怪圈。现代经济中，土地不再构成对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约束，经济发展水平更多地取决于技术水平，工业革命发生之后，西欧以及西欧衍生国在人口大幅攀升的同时，实现了人均收入的大幅上扬。

我们惯有的思维特征之一，就是迷信计划。车多了就限行，房子少了就限购，人多了计划生育；但计划干扰市场必然带来寻租行为以及黑市交易，进一步导致公正的缺失。

无论是人口增长塌陷之忧还是深陷老龄化之苦，等等，与其说是人口之殇，毋宁谈是民族之殇。退一万步说，即使没有研究证明放开人口政策具有经济合理性，那么我们是否就真的铁下心一条路走到黑？

万物之上尚存未知，工具理性之外还有价值理性，自由应该是衡量发展的终结目标。如果没有制度红利，那么人口红利只能被白白浪费。一言以蔽之，当前放开人口政策，并无助于帮助中国经济重拾有如往昔的人口红利，却有助于挽回当下岌岌可危的底线；而任何社会的涓滴进步，离不开底线的不断抬升，就像一个老气而俗的段子：退潮时的沙滩上有无数搁浅的小鱼，一个孩子不断地把鱼扔回大海；大人笑他，拣几十上百条归海有何用，谁在乎呢？孩子说“这条小鱼在乎”。

民族人口发展 篇7

一云南扶持人口较少民族教育发展的主要政策

新中国成立以后, 8个人口较少民族在政治上实现了平等, 国家和云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8个人口较少民族的教育发展。尤其是近些年来, 通过采取“三免费”教育、“两免一补”、大学预科、普通高校招生照顾等一系列特殊政策措施进行扶持8个人口较少民族, 使他们的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 并主要采取了以下政策措施。

1. 率先实行“三免费”教育, 并全面落实国家“两免一补”政策

从2000年开始, 云南在全国率先实行“三免费”, 即对7个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地区农村中小学实行免除课本费、文具费、杂费的“三免费”教育政策。据有关统计, 从2003至2005年, 云南政府共投入2080万元, 对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农村中小学生实行了“三免费”教育政策。按照中央政策, 2005年云南省开始实行“两免一补”政策, 到2010年, 共有人口较少民族小学生31331人、初中生14963人享受免费教科书。2014年, 云南省在中央下拨1336万元提高人口较少民族农村义务教育寄宿生生活补助基础上, 省级自筹经费216.09万元, 按每生每年250元的标准, 下拨专项经费1552.09万元, 将补助范围由人口较少民族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学生扩大到全省8个人口较少民族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下达补助标准为250元/生。截至2014年年底, 全省8个人口较少民族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学生生活补助标准将达到小学1250元/生/年, 初中1500元/生/年。补助惠及义务教育阶段人口较少民族学生62076人, 其中, 小学生42242人, 初中生19834人。

2. 在昆明大中专院校开办人口较少民族班

云南从20世纪80年代初在云南民族中学举办人口较少民族高中班, 在云南民族大学等高等院校少数民族预科生招生对人口较少民族考生给予倾斜。同时, 云南还加大对人口较少民族高考考生的照顾力度, 给予适当加分和政策倾斜 (加20分) , 并积极争取专门计划招收人口较少民族考生, 实行指定投档选拔办法, 提高人口较少民族考生的录取率。例如, 2009年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考生的录取率为62.63, 高于全省平均录取率。从2001年开始在省民族中专学校、省民族中学、云南农业大学、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开办特有民族班, 其中对8个人口较少民族给予倾斜。录取的学生免收学费, 并给予本专科生每生每年4000元、中专生每生每年3000元的生活补助。到2014年已定向招生农林经济管理、农学、园林技术、建筑工程、农业机械制造、学前教育、民族工艺制造、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等专业的本科生、专科生、中专生共2000余人。

3. 实行对口援助、教师培训等措施, 提高办学质量

人口较少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最关键的是教师, 最大的问题也是缺综合素质比较高的教师。因此, 我省采取各种措施, 加强人口较少民族地区教师培养力度, 对口支援教师优先到人口较少民族地区支教。在“十一五”期间, 云南在民族贫困地区对中小学教师 (包括人口较少民族教师) 进行了两轮培训, 2008年又专门举办了人口较少民族教师培训班, 有300余名教师参加了培训, 提高少数民族教师的综合素质, 促进办学质量的提高。

4. 实施一系列加强中小学基础设施建设的民生工程

在《云南省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 (2006~2010年) 》《云南省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 (2011~2015年) 》中关于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民生保障工程中, 均明确规定了加强中小学基础设施建设。随着中央和地方对民族贫困地区教育投入力度的加大, 我省通过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义务教育标准化建设工程、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以及东西部对口援助等几大工程的实施和港、澳、台爱国人士的捐助、全社会的支持参与, 使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办学条件得到了极大地改善。

二云南扶持人口较少民族教育政策实施的成效

通过以上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扶持, 使8个人口较少民族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今8个人口较少民族分布的地区, 州市级有本科院校、高职高专、职业中专, 县级有中小学和职业学校, 乡镇建有初中学校以及多个小学和教学点, 大部分地方都开展了学前教育的教育体系;“三免费”教育和“两免一补”政策的实施, 特别是2014年我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补助的全覆盖以及补助标准的提高, 基本上解决了人口较少民族适龄儿童上学难的问题, 到2010年底, 我省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县全面实现了“普九”, 有力地促进了人口较少民族基础教育的跨越发展;在大中专学校开办人口较少民族班, 增加了人口较少民族接受各级各类教育的机会, 特别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培养了一大批人口较少民族干部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农村实用技术人才, 为提高人口较少民族自我发展的能力, 促进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扶持人口较少民族教育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从纵向上比, 人口较少民族教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但从横向上比, 由于地理、历史、经济、文化等多种原因, 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教育相对滞后, 人口文化素质还很低, 总体上办学条件还较差, 师资水平低, 教育教学质量差, 接受教育的积极性不高。就具体教育发展来说, 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还存在学前教育普及率普遍较低、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率低、寄宿制学校规模小、职业教育薄弱、“双语”教学发展滞后等问题。

1. 教育投入不足, 办学条件仍然很差

由于经费投入太少等因素的制约, 人口较少民族聚居乡镇寄宿制学校总体不足, 生活费补助标准低。一方面, 为提高教育质量, 增加寄宿制学校, 但一些寄宿制、半寄宿制学校的初小年级设置起点过低, 有的小学一年级就要住校, 学校离寨子较远, 给学生带来了不便, 家长担心子女上学路上的安全, 造成中小学生辍学;另一方面, 一些地方学校布局过于分散, 不利于整合教育资源, 教学设施过于简陋, 教师素质差, 教学质量难以提高。一些地方中小学校舍简易破烂, 有些学校还在危房中上课, 尤其是学生和教师宿舍紧缺, 师生安全得不到保障。现在有些半寄宿制小学无伙房, 学生从一年级起就要从家里自带炊具, 自己在学校生火做饭, 严重影响了学习和生活。我们在德昂族聚居区保山市隆阳区的潞江镇调研时, 中心校校长告诉我们, 很多地方的中小学, 虽然早期政府有很大的投入, 但缺少后续的追加投入,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年久失修, 一些校舍开始出现问题, 个别的已变为新的危房, 严重影响着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

2. 学前教育不到位, 语言障碍成了人口较少民族教育发展的拦路石

学前教育是不懂汉语的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基石, 特别是对社会发展程度低的人口较少民族尤其重要, 但由于在资金投入和教师配备上没有明确的扶持政策, 8个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很多地方小学没有开设学前班, 不少民族学生没有接受过学前教育, 大多在小学阶段都难以过汉语关, 在后续学习中上课听不懂, 难以与老师交流, 导致厌学, 甚至辍学。例如, 我们在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基诺山乡和保山市隆阳区潞江坝镇德昂族村调研时, 有关人员给我们反映了相似的问题:有一些孩子不想读书的原因比较多, 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汉语障碍, 听老师讲课困难, 学习吃力。

3.“双语”教学严重滞后, 本民族语言等传统文化面临消亡的危险

双语, 是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显著特征。国家帮助少数民族发展使用自己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文化教育事业。但绝大多数的人口较少民族聚集区的“双语”教学严重滞后, 有些地方甚至缺失。调研组在大理、保山、怒江等地调研时发现, 基本没有实行“双语”教学。据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介绍, 主要原因是学校开展“双语”教学没有专门的编制和专业队伍, 很多懂民族语言的教师综合素质较差, 综合素质高的教师往往又不懂民族语言文字, 教师不能顺利有效地与学生和家长进行沟通交流, 教育教学效果受到极大的限制和影响, 要想提高教学质量很困难, 而且有汉化的危险, 这样一些人口较少民族的语言就会流失。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社会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 网络化、信息化的不断加剧, 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文化处于弱势, 面临着被同化甚至消亡的危险。

4. 课程设置适应性不强, “学用矛盾”突出

在我国总体上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课程体制, 由国家统一制订课程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 而且在我国, 所有中小学不分内地与边疆, 几乎都采用同一学制、同一教材, 这种课程体制有助于课程整体设计水平的最大化, 有助于课程实施的规范化, 但这种课程体制不仅缺乏科学性和灵活性, 难以解决由于民族差异、地区差异、学校差异带来的问题。此外, 课程中几乎没有涉及人口较少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各种农、林、牧、渔及副业、采矿等方面的实用技术及本民族的音乐、舞蹈、民族文学、历史及宗教等知识, 造成教育质量不高, “学用矛盾”突出。这种学校教育的统一模式, 满足不了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实际需要, 这也是人口较少民族学生流失、厌学、辍学的原因之一,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长送子女上学的积极性, 失去了应有的吸引力。

四加快人口较少民族教育发展的对策建议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教育是生存之本、发展之源, 发展教育是硬道理。因此, 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 正确认识教育功能, 树立民族繁荣教育先行、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思想, 把人口较少民族教育放在突出发展的战略位置, 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 大力扶持、发展人口较少民族的教育事业。

近年来, 中央到各省市 (自治区) 均出台了一系列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政策, 包括发展教育方面的扶持政策。《国家教育中长期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 (2012~2020年) 》明确指出:要全力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教育, 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包括中央和云南省制定的《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 (2011~2015年) 》规划中也明确要求, 要全方位扶持发展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人口较少民族地区教育发展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根据国家和云南的有关扶持政策, 结合云南实际, 结合人口较少民族的特殊性, 建议相关党委政府采取以下特殊政策措施, 举全省之力扶持人口较少民族教育全面提升, 在“十三五”期间实现跨越式发展。

1. 组织人员编写乡土教材和校本教材, 全面实践民族文化教育和民族文化课程建设

学校教育尤其是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应肩负起少数民族文化在现代社会中保存、传承和创新的历史使命。为此, 一是要开发建设完整的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基础教育课程体系, 充分发挥课程在学校教育中的核心作用, 使教育目标和民族文化传承紧密结合, 以达到文化传承和文化育人的双重目的;二是各级各类学校要开发乡土教材和校本教材, 内容为本民族的历史、地理、音乐、舞蹈、民间文学及宗教等知识, 以满足人口较少民族对优秀文化传承的需要, 增强学校教育对学生和家长的吸引力;三是在学校文化建设中增加民族元素, 不断培育、发展、提升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特色教育教学项目, 突出人口较少民族文化教育特色, 为民族文化大省的建设服务。

2. 全面实施20年免费教育政策, 大幅度提高人口较少民族的受教育程度

2010年颁布的《国家教育中长期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 (2012~2020年) 》明确指出:“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 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 保障公民依法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 不让任何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就云南而言, 就是要在小学教育到初中阶段实行9年免费教育的基础上, 把学前班纳入义务教育免费范畴, 并对云南籍人口较少民族学生实施高中3年、大学本科4年和硕士研究生3年的教育补助学费, 完全实现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全免费政策, 由此形成一个省内完整的人口较少民族国民教育体系20年免费教育体制。然后以10年为一个周期, 逐步缩小免费教育阶段。这对大幅度提高8个人口较少民族受教育程度, 提升8个人口较少民族素质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3. 大力发展学前教育, 解决学生的语言障碍问题

按照中央和云南省制定的《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 (2011~2015年) 》规划提出的人口较少民族聚居行政村基本实现“五通十有”, 即其中之一有学前教育的要求, 云南省各级党委、政府要创造条件在8个特有少数民族聚住区的任何一所小学开办学前班或者幼儿园, 以帮助学生在学前班或幼儿园集中学习汉语, 为学生后续学习减少因不懂汉语而带来的语言障碍。

4. 实施“双语教学工程”, 加快“双语”教师队伍建设

针对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学校双语教师紧缺, “双语”教学严重滞后的问题, 建议省委、省政府实施“双语教学工程”, 设立人口较少民族“双语”教师培养专款, 在云南师范大学、民族大学、高职高专等院校开办人口较少民族“双语”教学专业师资班, 生源主要从8个人口较少民族初、高中优秀毕业生中选拔。其中, 初中毕业生举办5年制大专班, 高中毕业生举办3年制专科班, 进行委托、定向并全免费、包分配培养。完成学业成绩合格取得大专毕业证书的毕业生做到100%的充分就业, 安排到8个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学前班或幼儿园、中小学任教, 以解决人口较少民族学生因语言障碍厌学、惧学的问题。

5. 制定人口较少民族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暂行办法, 解决就业难的问题

围绕人口较少民族各级各类毕业生就业难的严重问题, 建议省委、省政府要早日制定出人口较少民族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暂行办法, 采取特殊措施, 鼓励企事业单位积极吸纳人口较少民族大中专毕业生, 在各类用人招考中, 特别是各级公务员招录中给予他们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的政策, 或者设立针对人口较少民族大学毕业生的公务员招考专项计划。在“十三”、“十四”、十五”期间,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愿意回当地就业的政府实行包分配, 尽可能地避免在人口较少民族家长和学生中产生“读书无用论”的思想。

摘要：发展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开发人力资源是提高人口较少民族自我发展能力, 促进该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保证。云南省采取了各项政策, 大力扶持人口较少民族的教育发展。本文通过对云南扶持人口较少民族教育政策实施成效的调研, 梳理了采取的主要政策及成效, 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并提出加快人口较少民族教育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关键词：人口较少民族,成效调查,教育政策

参考文献

[1]李若青.云南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政策实践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民族人口发展 篇8

一、人口较少民族后续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基础设施薄弱。

地处边远, 山高谷深等自然条件的限制导致建设难度大、成本高, 加上资金投入严重不足, 导致聚居地区农田水利、交通、输电和通信等基础设施较差。云南省制定的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检查验收办法中规定标准为中低水平, 大部分达标村都是低水平的达标验收:大多数公路等级低、质量差, 多属简易公路, 且由于泥石流不断发生导致的晴通雨阻现象相当严重;仍有2%户约5万人未通电;水利建设方面, 农田沟渠投入不足、等级低, 大部分年久失修, 不能很好发挥作用, 水利化程度不到10%;18%的人口安全饮用水问题仍未解决;现有住房80%以上是土木结构的土坯房和挂墙房, 还有10%左右人口居住在危旧房中。

2. 思想观念落后, 劳动者素质低。

8个人口较少民族中, 除普米族、阿昌族外, 其他6个均属由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民族, 其中基诺族是我国56个民族中最后认定的民族。近十年来, 虽然大力推广义务教育, 但文盲人口数量大、失学辍学严重等问题仍然突出, 特别是学生因贫失学辍学现象较为普遍, 能升入高一年级继续接受非义务教育的人数也相对较少。比如据西双版纳州统计, 布朗族2001年9月一年级招生时有557人, 到2007年7月六年级毕业时只有136人, 完学率只有24.4%。

3. 贫困面大, 贫困程度深。

当前云南人口较少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仍十分滞后, 仅以农民人均纯收入为例, 2005年, 175个人口较少民族聚居村农民人均纯收入845.7元, 比全省少1196.3元, 而2010年云南人口较少民族农民人均收入为2265元, 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687元, 7个人口较少民族近30万人整体处以新贫困线 (2300元) 以下。云南省人口较少民族仍有近10万人还处于低收入贫困线以下, 而且返贫率较高, 至今96%以上的独龙族、89%以上的普米族处于贫困状态。

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滞后的原因分析

人口较少民族贫困落后, 除去恶劣的自然地理条件、封闭落后的历史遗留因素外, 回顾近十年的扶持政策, 从国家到省市各级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但与其他地区和民族的差距却越来越大, 本文初步归纳了资金缺口大、扶持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和对自我发展能力培育重视不够等因素。

1. 扶持资金不能满足当地发展需要。

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财政薄弱, 扶持资金来自国家、省里和上海等省市, 相对于极为落后的发展现状, 扶持资金投入与实际需求差距较大, 资金缺口非常大:一方面, 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 投入资金 (当前平均每个自然村约20万左右) 只能解决部分群众急需项目, 无法满足产业发展、异地搬迁、人畜饮水、道路建设等方方面面的需要;另一方面, 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后续的日常维护管理。

2. 扶持时效性、针对性不强。

随着当地群众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需求日益迫切, 生产生活设施建设、民生设施建设等投入与需求的矛盾将更加突出, 扶持以及维护成本难度将进一步加大。一是目前扶持资金投入集中在农网改造、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上, 但在文化卫生、技能培训、产业建设、民居房改造方面资金投入少;二是有帮扶资金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比如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水电等缺设备、缺人力, 缺维持运转的支撑资源;三是实施整村推进的项目零散, 规模不大, 对人口较少民族群众的增收推动有限, 后劲乏力;四是项目的后续管理滞后, 部分被扶持村出现短期绩效现象, 实施成果难以巩固。

3. 缺乏自我发展能力, 增收途径匮乏。

受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程度制约, 产业结构单一, 增收渠道窄, 群众自我发展意识、创新意识、当家理财能力等较弱, 素质型贫困问题突出。一是多数村寨农业基础薄弱, 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 尚未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 因灾返贫现象严重。在很多人口较少民族村落, 种植业、养殖业以及旅游业的发展已露端倪, 但是尚未转化为经济优势, 农民收入仍以传统农业为主;二是群众普遍缺乏稳定的增收项目和支柱产业, 实现彻底脱贫和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当前人口较少民族主要靠国家退耕还林政策补助的粮食以及国家其他农业方面的补贴过日子, 自身没有太多的其他收入来源, 加之很少有人外出打工, 农民人均年收入很难有大幅度提高;三是不能利用帮扶资金进行创业, 实现“造血”功能。虽然帮扶资金落到每个家庭困难户暂时解决了困难家庭的燃眉之急, 但是如果政府的“输血”停止, 返贫的问题令人担忧。

三、后续扶持对策建议

1. 努力开发人力资源, 增强发展内力。

在反贫困过程中, 必需增强人口较少民族依靠自己使得民族繁荣的使命感和自信心。一是采取特殊政策加大教育扶持力度, 提高劳动者素质。扩大补助范围, 完善助学体系, 确保贫困生不失学, 对聚居区举办双语教学的学校给予特殊扶持;对参加中考、高考学生放宽录取标准和条件, 优先录取、定向录取;提高寄宿生补助, 并将补助延伸到高中;对任教的教师 (包括代课教师) 应增加适当补贴。二是加强培训, 促进实用技术的推广普及。让每户农户都掌握1—2项实用技术, 充分发挥各种产业协会的作用, 提供产销保障。同时加强外出务工人员的培训, 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三是大力培养和选拔人口较少民族干部。特别是人口较少民族聚居的乡镇应当合理确定人口较少民族领导干部、公务员的名额和比例, 并适当放宽任职和录用的条件。

2. 加快民生建设, 增强发展后劲。

在积极争取国家和省、市政府的政策性投入的基础上, 市、县各级应逐年加大对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资金的比例, 帮助相对集中居住地改善交通、居住等基础设施, 解决当地群众关注、关心的民生问题, 努力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和生存方式, 增强“造血”功能, 夯实发展基础。特别要注重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文化、科技等基层服务网络体系建设, 针对薄弱环节进一步推动卫生室、文化活动室及民族特色博物馆的建设, 提高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制度, 使其全面覆盖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 为人口较少民族, 特别是那些守边固土不能实施移民搬迁的边民, 实施更加有效的生活保障措施, 使他们具有更大的生存权和更好的发展权, 从根本上获得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的基础条件。

3. 强力实施开发扶贫系统工程, 增强发展保障。

一是建立健全部门挂钩扶贫制度和领导干部联系制度, 认真研究长效扶贫机制, 切实开展“帮扶工程”, 坚持不脱贫不脱钩;扶贫资金重点要先向可扶的家庭倾斜;对丧失生存条件, 原地脱贫无望的实行异地开发扶贫和搬迁转移。二是注重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发展特色经济。坚持从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出发, 按照发挥比较优势, 发展特色经济的思路, 使每个村培养出1—2个特色明显、优势突出、支撑力强的增收产业。同时要注意靠市场力量来解决差距, 在资金、技术和市场流通渠道上大力扶持, 增强人口较少民族在市场中的生存竞争力使其逐步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实现根本脱贫。三是改善生态环境, 实现可持续发展。把退耕还林还草作为重点。以粮代赈, 鼓励落实“退耕还林还草、封山绿化、个体承包绿化”。

参考文献

[1]李英勤.贵州毛南族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探析[J].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11 (4) .

[2]赵强.北方人口较少民族特色游浅析[J].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0 (3) .

[3]朱玉福, 周成平.人口较少民族教育事业发展研究[J].民族教育研究, 2010 (4) .

民族人口发展 篇9

“少数民族”指的是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除人口比例最多的民族以外的所有其他民族,包括外来移民的后裔。在我国,少数民族是指除汉族以外的其他55个民族,如蒙古族、哈萨克族、鄂温克族、朝鲜族等等。

“人口较少民族”这一概念最初提出是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国内学术界用“小民族”、“小小民族”、“少小民族”等称呼人口数量非常少的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等民族。

二、赫哲族简介

赫哲族是生活在黑龙江(萨河里芒木)、松花江(松戈里芒木)、乌苏里江三江流域的古老的民族,也是我国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它主要分布在4个县(市、区),分别是佳木斯市所属郊区、同江市、抚远县;双鸭山市所属饶河县,共建有3个民族乡和7个民族村。“赫哲”这一族称是他称,赫哲人自称为“那贝”、“那尼敖”,即“当地人”、“本地人”之意。赫哲族是个跨国民族,中国境内的赫哲族人有四千多,俄罗斯境内有2万多,当地人称他们为“那乃人”。

三、发展现状

赫哲族由渔猎向农耕逐渐转变,虽然生产、生活在政府的支持下有明显进步,但是相对其他地区还有一定的差距。因为只有生活比较稳定,文化的传承、产业的发展才有保障。由于人口总量少、地处偏远边疆,赫哲族的文化艺术不仅仅受到汉族文化艺术的影响,甚至还受国外跨境民族的文化以及西方流行文化的影响。然而,赫哲族的文化生态又相对比较薄弱。这种情况不利于民族自身精神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通过资料考证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笔者摸清了黑龙江省赫哲族舞蹈文化艺术传承与发展的现状。

(一)民间舞蹈丰富的文化价值。赫哲族传统民族民间艺术已经经历了从过去面临流失,到现在积极保护和传承发展的阶段。民族民间舞蹈是赫哲族对民族文化的高度概括和典型代表的舞蹈形态展示。舞蹈《冬钓》表现了赫哲人在冰天雪地的江面上捕鱼时的情趣,反映了赫哲族妇女勤劳、勇敢、热爱生活的品质。舞蹈《开江乐》则描绘了一对赫哲族小夫妻在开江捕鱼之前的一段生活场景,反映了赫哲族青年渔民对赫哲渔乡的热爱,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另外还有模拟鸟飞的“哈康布力”和“天鹅舞”。哈康布力是流行于赫哲妇女中的一种舞蹈表演形式。在跳舞时,舞者双臂摆动,伴着呼号模仿鸟儿飞翔和喳喳叫的形象。天鹅舞也是赫哲族妇女喜爱的一种自娱性的民间舞蹈。这些可能就是赫哲人图腾崇拜在舞蹈中的反映。这些民间舞蹈都可以在民族民间仪式和节日,特别是乌日贡大会当中看到。

(二)学校教育是人口较少民族舞蹈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途径。研究者发现近年来,赫哲族年轻一代的舞蹈工作者正在通过专业教学、艺术讲座和社会实践等途径,将本民族舞蹈文化引入专业学院,既扩大了师生的文化视野,也扩大了民族舞蹈教育的范围。例如,在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的传播就很有代表性。通过舞蹈教学实践,2013年该学院的赫哲族舞蹈在全省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当中获得了创作一等奖和表演二等奖。

民族人口发展 篇10

一、科左后旗人口结构变动分析

科左后旗位于通辽市东南部,辖12个苏木镇,4个农牧场辖,有455个嘎查,蒙古族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本文拟选取的科尔沁左翼后旗花灯嘎查,总户数为183户,总人口为667人,是纯蒙古族聚居村,也是典型的民族地区自然村,所以选其为调研对象,分别对花灯嘎查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就业结构及文化结构进行了调查分析。

1、年龄及性别结构

本文根据科尔沁左翼后旗花灯嘎查人口年龄结构将年龄进行分段,并对花灯嘎查从1999年到目前为止近十五年内各年龄段人口变化进行了详细调查。

如图1所示,2014年花灯嘎查14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1999年有很大幅度的下降,占总人口的10.64%; 15—64岁之间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为77.66%;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1.7%,较1999年增长了5%。

对于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定义,本文使用的是联合国人口组织制定的标准,即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60岁以上人口占该国家或地区人口总数的10%或以上,或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65岁以上人口占该国家或地区人口总数的7%或以上,那么该国家或地区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当前花灯嘎查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11.7%,这表明花灯嘎查人口已经进入了老龄化阶段,并有加剧趋势。而花灯嘎查人口老龄化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中老年死亡率下降以及年轻劳动力大量转移,导致老龄化程度加剧。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花灯嘎查在村人口中,女性在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0.69%,男性在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35.08%,在村人口性别比为169.57。而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中国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6.74。性别比过高或过低都不正常,而花灯嘎查性别比明显过高,主要是受中国几百年传宗接代思想的影响所致。

2、就业结构

科左后旗花灯嘎查的一部分劳动力除了从事农牧业以外,剩余的劳动力大多从事商业、养殖业、劳务服务业等多种生产活动来增加收入。以下对花灯嘎查在村人口和流动人口就业状况分别进行调查分析。

(注:数据来源:科左后旗统计局。)

根据调查和表1得知,截止到2014年11月,花灯嘎查总户数为183户,总人数为667人,在村人口占总人数的比重为71.21%。从事副业的总共有10家,其中个体小商店共有6家,修理部有2家,专业养殖户1家,出售化肥农药的1家。而根据实际调查得知,科尔沁左翼后旗花灯嘎查外出打工人群中,15—34岁之间的男性外出打工人口占总户籍男性人口的比重为56.96%,15—34岁之间的女性外出打工人口占总户籍女性人口的比重为71.05%。 人口迁移去打工的盟市主要包括北京、呼和浩特、通辽、锡盟、呼伦贝尔等地。花灯嘎查流动人口就业中,从事第三产业的人数比例最高,占总流动人口的62.34%,主要分布在住宿餐饮业,由于普遍文化程度低,所以其只能从事比较笨重的 体力劳动 。 剩下的依 次分布在 批发零售 业 (19.39%)、建筑业(11.23%)与社会服务业(7.04%)。

3、文化结构

国家统计局针对人口普查,对人口文盲率下了定义: 文盲率是指15岁及以上未上过学且不识字的人口占相应人口的比例。本次文盲率调查针对农业户主进行展开,因为户主是家庭主导力量,户主有文化与否直接关系到家庭收入的高低。

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如图2所示,花灯嘎查有183户, 其中户主未上过学的人数达到31人,文盲率为17%,学历以小学初中居多,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年。户主未上过学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未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国家也未制定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家庭人口数众多,生活艰难。户主总体由于受教育程度偏低的影响,有一部分只能从事一些较笨重的体力劳动,有一部分丧失体力劳动的就只能“养儿防老”。这样不仅会影响家庭收入、当地经济发展,也会阻碍农村现代化及新农村建设,同时还会增加社会负担。

二、科左后旗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降低劳动力素质

科左后旗劳动力结构发生的变动,无论是从文化方面还是体力方面都将使得劳动力素质下降。根据以上调查,花灯嘎查流动人口主要以青壮年为主。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必然破坏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 导致农村贫困化的加剧 (Chin和Maddox等)。农业劳动力“妇女化”,意味着一个无论从体力、技术、获得资本支持的能力还是从精神状态上讲,都呈弱势的群体在支撑着农业生产经营与农村经济,这自然就造成了农业生产的脆弱性以及农村经济的“空壳化”。而农业增长潜力下降、农村人才匮乏已经成为当前农村耕地面临的主要问题。留在农村的劳动力素质远远满足不了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只会制约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2、阻碍农业增收

农村人口“空心化”已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农村土地的抛荒和闲置,已成为全国普遍现象。花灯嘎查大量年轻劳动力的转移,使得妇女和老人成为农村主要劳动力来源和农业生产的主力。由于种地务农劳动强度大,再加上播种需要大量的器械化设备,妇女劳动力在这方面大大受限。而农村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成本变高,在花灯嘎查雇佣劳动力成本相对更高,甚至一天达到200—300百元。 随着农村留守人员老龄化的不断增长,使得农耕力不从心, 很多农村老年人在选品种时,一般会选择易于耕种的品种, 使得农作物种植单一化,农业效率低下,农产品很难实现增收。而人口结构的这种转变会制约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影响农业经济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3、阻碍农业科技推广

实现农业现代化,推进新农村建设,最主要靠的是农民,所以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特别是文化素质较高,能够快速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青壮年。而花灯嘎查缺的就是新农村建设方面的人才,由于比较有知识文化的人力资源都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使其人才更加缺乏。根据对在村人口户主学历调查得知,户主未上过学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达到17%,户主上到小学的人数比例达到总人数的40%以上。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机械化的推进,需要一批具备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专门人才,而青壮年大部分向非农产业转移,导致对农业技术的需求、动力严重不足。在村老年人口,由于文化水平低,接受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相对薄弱,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新技术的推广和运用,制约了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和农业生产的效率。

三、对策建议

1、促进农业规模化

农村劳动力结构失衡、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妇女化等一系列现象都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严重制约了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和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以家庭承包制为主,往往农业结构单一,生产效率低下。同时由于家庭承包的土地面积小,加上以家庭为单位购买大型农业器械价格又太过昂贵,根本无法推行农业机械化,因而必须促进土地制度改革,通过多种形式实现土地集中。如何既保证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又能实现规模化经营,确实是目前面临的一个挑战。对此,政府应出台一些相应政策,如建立合作社,采取有偿转让、自愿互利的原则,把农村闲置的土地集中起来,进行机械化生产来实现农业规模化,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2、支持妇女创业

政府应该针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妇女化的现状,调整产业结构,支持农村妇女创业。科左后旗是以蒙古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政府可以出资在农村建立有民族特色的工艺品店,专门制作有民族特点的服饰或手工艺品,并从各个少数民族地区聘请一些擅长这方面技艺的专家进行指点。民族地区传统手工技艺在操作过程中,对劳动者的要求较低,没有年龄要求,且制作传统手工艺不仅能够传承民族文化,还可以吸纳大量的农村闲散劳动力,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扩大就业,既可以提高他们的收入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3、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人的养老成为社会关注的主要问题。在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照料主要依靠自己和配偶,其次是子女。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日常生活照料都由子女承担。同时,随着年轻人口大量流向城镇,致使农村“空巢”家庭大量增加。所以,对于贫困地区的老年人,政府相关部门应以国家一定数量的最低生活保障金为主,提供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首先应该考虑的是那些年龄较大、体力较弱、无法再就业、丧失劳动能力、基本生活有困难的农村老年人,其次是农村五保户老人、低保老人,他们都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对于这些人,政府相关部门要在政策上给予倾斜,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另外,还要发展多样化的农村老年人社会保障形式,因地制宜,坚持和完善家庭养老,使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得到不断提高。

摘要：本文以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花灯嘎查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对蒙古族聚居农村人口的变动进行深入分析,揭示农村“空心化、老龄化、妇女化”现象对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了促进农业规模化,支持农村妇女创业,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