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益保护初探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益保护初探（共10篇）

篇1：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益保护初探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益保护初探

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合法权益的保护，关系到城市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文章论述了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对目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合法权益保护不力进行了法律分析，并对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保护工作提出了建议。

作 者：邓行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科研处,湖北武汉,430074刊 名：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年，卷(期)：22(3)分类号：C924.24关键词：少数民族 流动人口 权益保护

篇2：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益保护初探

保姆权益的保护之初探

杭鹏

前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许多家庭义无精力顾及家务，保姆这一行业随之发展起来。保姆业，或者说家政服务业，在给许多家庭带来了方便的同时，也给一大批人带来了就业机会，为社会和谐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然而，当保姆为他人辛劳服务时，她们的权益却遭到了严重侵害。怎样保护保姆的合法权益？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一、保姆权益，被法律遗忘的角落

去年12月24日，安徽保姆周岱兰从上海雇主家的4楼摔下，经抢救生命无忧，但须需做手术方可免于终生瘫痪。可是，贫穷的周岱兰对于高额的医药费无能为力；已为其支付2万元的雇主也表示难以为继。律师告诉周家：不签约的保姆和钟点工，不在劳动法和上海有关地方法规保护范围之列。

其实不知周岱兰一人，全国各地的保姆们的合法权益遭到损害时，都很难得到必要的保护和救济。许多劳动中介机构按月向保姆收取中介费却不对保姆负责；因未订立劳动合同，劳动中介机构和雇主就保姆工伤、福利等相互推诿；其他劳动则享有的假日加薪，在节假日承担比平常更多劳务负担的保姆却不享有……可以说，保姆权益受损几乎是全方位的。

保姆权益受损背后的法律真空。由于保姆业的隐蔽性、分散性，我国劳动法律法规未将其纳入劳动者范畴，这意味着保姆连劳动者的身份都不想游，更谈不上用劳动法维权了。即将实施的《劳动合同法》第二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对与实践中大量存在的雇主通过中介或熟人方式雇用保姆，由于雇主非用人单位，保姆又被排除在了劳动合同法保护范围之外。即使劳动关系的确立不再以是否订立劳动合同为标准，这对于被排斥在劳动法之外的保姆也没多大意义。她们利益受损只能求助于民事赔偿，而民事赔偿数额通常是不能与劳动赔偿相比。保姆的合法权益，成了一个被法律遗忘的角落。

二、家政公司的两难处境

劳动合同法出台后，人们颇兴奋了一番，认为劳动合同法对劳动派遣作了详细规定，只要将现在的家政公司改造成劳务派遣性质，与保姆订立劳动合同，是其成为公司员工，就可忽略上一节提到的法律真空，保障保姆合法权益了。事实果真如此吗？

经验告诉我们，一部新法律的实际效果常常与他的立法目的背道而驰。就在人们为劳动合同法欢呼时，广东上海北京等地区的家政公司纷纷宣布中止已在尝试的福利性质的保姆员工化道路，打算以后只做中介服务，以求自身生存。为什么会这样？

在实际生活中，家政公司分为两种模式。单纯的中介公司，只负责介绍保姆与雇主见面，有保姆与雇主之间直接确定雇佣关系，中介公司在中介活动结束后，无需为此承担责任；培训跟踪管理式家政公司，以公司名义与雇主签订服务合同，保姆受公司培训管理委派向雇主提供服务。后一种就属于劳动合同法所规定的劳务派遣，也是今后家政服务业的发展趋向。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若所有保姆都能成为正规家长公司的员工，享受劳动法规定的工资社保福利待遇，对保姆来说当然再好不过。可与此同时，这也将大大加重家政公司的负担。在当今家政服务费偏低的现实中，绝大多数家政公司的利润比其他行业微波许多，根本不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实现法律义务意义上的保姆员工化。

于是家政公司面对劳动合同法，处于一个极为尴尬的两难境地。要想把企业做大做强，必须事先保姆员工化，以求提高企业的专业服务水平；而实现保姆员工化，无疑要承担很重的负担，也许企业生存都成了问题，更别说做大做强了。因此，许多家政公司只希望保持中介服务身份，尽量厘清与保姆的关系，而这一结果的最大利益受害者，还是保姆。

三、保姆权益保护的法理依据

保姆业是劳动者。在劳动法中，劳动者是指达到了法定年龄，具有劳动能力，以从事某种社会劳动获取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自然人。无论经过何种方式，保姆一旦在雇主家中从事劳务，付出了时间和精力，给雇主生活提供了方便和舒适，并一次获得报酬，她们就属于劳动者。法律不应当因为保姆工作的隐蔽性、分散性就否认她们劳动者的地位和权利。无论保姆是否订立劳动合同，跟谁订立合同，都有权受法律保护。

劳动法的鼓励稳定原则要求对保姆权益提供保护。劳动创造价值，劳动决定经济发展，劳动部稳定的社会是不会稳定的，这也是社会利益的最高层次。现实中，保姆权益得不到保护，致使许多保姆放弃了该职业，造成了近年来一些地区的“保姆荒”现象，已经影响了社会和谐。因此，鼓励稳定原则要求社会从多方面保护保姆权益。

劳动法的社会法性质决定了保姆权益保护的最大义务主体是负有社会公共服务责任的政府。行政法学福利论认为，在行政机关与公民关系中，行政机关的权力就是不断为公民谋取福利的义务，而公民具有充分享受福利的权利。因此，当保姆权益遭到侵害需要保护救济时，政府当然地负有相应救济和保护的义务。

四、全方位保护保姆的权益

保姆权益保护现已上升为一个颇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他涉及了树木巨大的保姆、雇主、家政公司三方利益主体，影响《劳动合同法》的有效实施；它产生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凸现了导致我国社会不和谐的.某些深层次问题。因此，用关方面应采取措施全方位保护保姆的权益。

v一w在立法上切实有效的保护保姆作为劳动者所应享有的合法权益。当前保姆利益受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相关法律的缺失，新通过的劳动合同法也给我们留下了遗憾。在以后最高院司法解释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修法活动中，应将劳动作扩大解释，把保姆v不论是劳务派遣保姆还是私人雇用保姆w()纳入劳动者范畴，为保护保姆权益提供法律依据。

v二w政府应当扶持有实力的正规家政公司做大作强，净化家政市场环境。现实中，保姆权益受损通常是一些不正规的小中介机构所致，从这一方面看，劳务派遣性质的家政公司确实值得提倡，只是这样商业成本太高。对此，政府应对实现家政服务员工化的正规家政企业提供优惠和补贴政策，保证保姆能和其它工种一样获得工资福利保险等权益。

v三w政府劳保部门应根据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出台劳动合同最低标准。虽然我们鼓励劳务派遣式家政服务，但现实中仍将有雇主、保姆出于眼前利益私雇模式。对此，出台类似于集体合同的劳动合同最低标准，规定任何低于该标准的合同都无效而执行该标准，将有利于保障私雇保姆的权益。

v四w强制雇主为保姆购买意外保险，否则应承担相关责任。劳动合同法拒绝将私雇保姆纳入其规制范围，尤其合理考虑。相对于用人单位，个人或家庭的风险承受能力是很低的，让雇主处于用人单位的地位很可能会因保姆的意外伤害而倾家荡产，这对于雇主也是不公的。因此，法律应课加给雇主一定的注意义务，强制其为私雇保姆购买意外保险，借以转移或减少雇主风险。若雇主据购保险，则有可能因违反注意义务承担高额赔偿，这也是对其应有的惩罚。

篇3：少数民族权益特殊保护的界限

1974年一个叫德芳尼斯的美国犹太裔白人学生申请进入华盛顿法学法学院，他的入学分数高于进入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黑人学生，但是黑人学生被录取了，他被拒绝了。德芳尼斯认为华盛顿大学法学院为使黑人学生入学而降低黑人学生的入学标准构成了对白人学生的反向歧视。他以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录取政策违背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法律平等保护原则为由起诉了华盛顿大学。此案件一直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认为德芳尼斯的反向歧视的理由不成立，但是仍裁决德芳尼斯胜诉。[1]

这个案件涉及的是美国“肯定性行动计划”对美国黑人在教育方面的优惠政策。这和我国对少数民族教育的优惠政策，如高考加分相类似。上述案件引发的问题我们必须引起重视。就是在确定少数民族特殊地位，对少数民族的权益进行特殊保护的同时，如何保证汉民族不因为少数民族权益的特殊保护而陷入不平等，也就是所说得如何避免对汉民族造成“反向歧视”。

反向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在法律中并没有明确规定，目前还只是一个学理概念。“作为一个实际应用的定义，反向歧视是指给予以前或者现在由于种族、宗教、少数民族或因性别歧视而遭遇的不公平的成员的特殊与优惠待遇;这最初的歧视必须是不公正的，因为有许多歧视可能完全不涉及公正，如果没有不公正，就没有不道德的伤害需要调整。没有不道德的维度，我们正在试图琢磨的反向歧视概念不存在。”[2]也就是说反向歧视是对弱势者利益的过度保护，

而实质上让强势者处于弱势地位，原来的强势者变成了被歧视的对象。

二、合理性界限

为了避免因为对少数民族权益的特殊保护而造成对汉民族的“反向歧视”，有必要划清特殊保护与歧视之间的界限。也就是说要把这种特殊保护控制在合理性的范围之内。

但是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事实：合理性的判断标准的抽象性和复杂性。德国在合理性的限度这个问题的做法上采取的是在“立法者的理智决定”的基础上，以“事物本质”为审查范围，以“正义理念”为立法形成之最外界限，并辅之以“比例原则”。[3]在美国，则主要采用所谓的“三重标准”，即在涉及社会经济权力的差别待遇案件中，只要手段与目的合理相关即可----低层次审查标准;差别待遇严重干扰公民的宪法政治权利的行使时，则要求手段是必须的，目的是紧迫的----严格审查标准;当差别待遇涉及性别和身份等分类时，除涉及政治权利外，则要求手段与目的之间具有实质的关联性----中等程度审查标准。[4]

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德国和美国的做法来界定我国对少数民族权益特殊保护的合理性标准。第一，目的的合理性。“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将很多人置于不利地位的政策，因为它使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境况变好了，所以它是合理的。”[5]少数民族权益的特殊保护的目的必须也只能是维护国家问题和发展，改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落后的经济、政治、文化，以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进步。而不能是可以强化一个群体的权益而损害另一个群体的权益。第二，少数民族权益特殊保护范围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少数民族权益特殊保护要与实现与汉民族实质上的平等有相关性。我国保护少数民族特殊利益的措施主要集中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笔者认为这是合理的。因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政治参与和文化发展方面与汉民族有较大的差距，而这种巨大差距的存在对少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缺少这种特殊保护会使少数民族和汉民族的差距越来越大，最终导致民族冲突。第三，少数民族权益特殊保护途径的合理性。就拿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来说，措施有很多种，哪些是合理的呢?笔者认为加大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经费投入，改善其教育环境和教育质量是合理的，而那种高考加分和研究生入学考试降分录取等措施欠缺合理性。对民族地区来说最薄弱的是基础教育环节，由于基础教育没有做好，少数民族学生与汉民族学生的差距就越来越大。高考加分、研究生入学加分录取等优惠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落后的面貌，而必须把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摆在优先的位置。第四，少数民族权益特殊保护的程度的合理性。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要符合比例原则。例如选举制度，汉民族占中华民族的绝大多数，其代表在权力机关中占大多数是合理的。在权力机关中要有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代表也是应当的，但是这种比例应当与其人口相匹配。少数民族的代表人数可以有适当倾斜，但是不宜过分大于其人口所占比例。对于人口极少的少数民族，不能由于其人口极少而不分配人大代表名额。也就是说这种比例必须是妥当和均衡的，也是必要的;二是在对少数民族采取特殊保护措施的条件消失或是目的达到之后，就不应该继续这种特殊保护。这是因为在特殊保护的条件消失之后的保护是没有根据的，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实施特殊保护就只能是歧视了。同时，在特殊保护的目的达到以后还要继续特殊保护也不具有合理性。比如说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环境、教育水平达到汉民族的水平的时候，对少数民族还采取高考加分政策和研究生考试降分录取政策就是不公平的。

参考文献

[1]张爱民.美国“肯定性行动计划”述评[J].南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0. (3) :75.

[2]Barry R.Gross, “Reverse discrimination”, Prometheus Books, Buffalo, New York, 1977, p.3.

[3]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28.

[4][美]卡尔维因、帕尔德森, 徐卫东、吴新平译, 美国宪法释义[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118.

篇4：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益保护初探

关键词：少数民族；权益保护；共同繁荣；完善

分散居住少数民族，一是指居住在自治地方以外的少数民族；二是指居住在自治地方以内但不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我国现有此类少数民族人口约3000万，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他们分布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98%以上的县市。由于少数民族立法工作具有广泛性、敏感性和复杂性等特点，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分散居住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法律体系。

一、分散居住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重要性

（一）分散居住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是我国民族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我国民族法治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方面。具有完备统一的法律体系和普遍有效的法律规则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两个重要方面。

（二）分散居住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是我国各民族走向共同繁荣必然要求

我国是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多民族国家。加速发展我国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是党和国家在民族问题上的根本立场。

（三）分散居住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是我国人权保护的重要方面

生存和发展权是人权的基本方面。建国以来，我国各民族团结一致，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已解决温饱问题，基本实现小康，各民族的生存权已经得到了良好的保障。目前，各民族正致力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其中，经济发展权是核心。

二、分散居住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立法的现状

（一）分散居住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立法的现状

建国以来，国家为了保障杂居、散居的少数民族人民的平等权利，曾经持续地作出了种种努力，宪法和有关法律上对此都有专门规定。目前，我国现行的分散居住民族权益保障立法由三大部分组成。其中，核心部分是由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有关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方面的文件。第二部分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选举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三部分是各省、直辖市地方人大制定的关于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工作条例和规定。

（二）分散居住少数民族合法权益保障机制存在的不足

1.法制体系不完整。至今为止，我国还没有颁布统一的《分散居住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已有的法律、法规大多是以决定、政府报告、办法等文件形式出现,立法层次较低，又缺乏法律监督和法律制裁措施等，使得现行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制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强制性、权威性，立法效果不明显。

2.权益保障在各个领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处理好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是民族法治建设最为重要的使命。这个使命的核心是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共同繁荣，其现实基础就是必须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由于少数民族在社会发展中处于相对弱势，要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就必须给予其特殊的条件和必要的帮助。

3.民族权益特色不突出。建设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制度和建设杂居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律制度的核心都是为了保障少数民族权益。此类民族权益保障法律制度最深刻的本质是对杂居在非该民族的自治区域的少数民族的权益实行特殊保障。

三、完善分散居住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立法

（一）应当制定完善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律体系

应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杂居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形成以《杂居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为基本法、国务院行政法规和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相配套的民族权益保障的法律体系。

（二）保障立法中应当注意以下几方面

1.以经济发展为内容的雜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是最核心最根本的内容。

2.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立法应当突出特色。

3.人口较少民族权益保障是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立法的重要方面。

4.坚持以最小的立法成本实现杂居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要做好立法统一工作和立法论证工作，避免立法的重复建设和无效立法。

参考文献：

[1]吴宗金，张晓辉.中国民族法学[M].第2版.法律出版社，2004.

篇5：论我国对少数民族权益的特殊保护

一、我国少数民族权益的法律保障

我国法律对少数民族权益的保障采取的保护模式是宪法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同时，其他法律也在其调整范围内规定了保障少数民族权益的内容。这样既强调形式的平等，又对少数民族予以特殊保护，以实现实质上的平等。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对保障少数民族的权益做了原则性规定，第一，我国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民族问题上强调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第二，为了切实实现少数民族和汉民族实质上的平等，保证少数民族的发展权，我国《宪法》总纲部分了规定国家根据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发展。并且《宪法》第122条也规定：“国家从财政、物资、技术等方面帮助各少数民族加速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事业”。第三，国家帮助民族自治地方从当地民族中大量培养各级干部、各种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第四，为了保障少数民族文化权，《宪法》序言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第五、在为了保障少数民族能够参与到国家管理事务中来，宪法规定公民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第六，宪法还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在《宪法》之外，《婚姻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等法律以专门条款的形式也对少数民族权益的保护作了规定。如《刑法》第249条、第250条、第251条专门设置维护少数民族合法权利和利益的单独罪刑条款，即“煽动民族仇恨罪”、“煽动民族歧视罪”、“出版物歧视少数民族罪”、“出版物侮辱少数民族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各民族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罪”。[1]在诉讼法上，我国的诉讼法律规定少数民族有权用本民族的语言参与诉讼;在少数民族聚居或在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人民法院应用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审理和发布法律文书;

二、我国少数民族权益的制度保障

在制度上，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保障少数民族的权益作了规定。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的体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从两个方面保障了少数民族参与政治的权利：第一，保障少数民族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中，各少数民族必须有适当比例的代表;第二，保障少数民族的提案权。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中专门设立民族委员会处理有关民族问题的提案，以确保少数民族的权益能够得到体现。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在处理民族问题上也有不同的模式，我国采取的是民族区域自治的模式。《民族区域自治法》详细规定了我国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少数民族的权益地保护作了规定：民族地区实行本民族自治，自主管理本民族事务和民族地区事务;民族自治地区可以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制定符合本民族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主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目标和实施细则，调整本地区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培养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少数民族地区具有财政自主权;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有权自主发展教育、科技、文化事业;国家保障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有权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和文字;有保持、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的自由。

三、我国少数民族权益的政策保障

我国为了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采取了很多优惠政策。我国民族优惠政策的范围包括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和干部选拔等方面。[2]新中国建立以来到2010年，国家在民族地区实施的优惠政策达132项(财政类14项、税收类19项，农业类12项、工业类15项、贸易类17项、金融类22项、人力资源类21项、开放联合类12项)[3]国家还采取了三项措施帮助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一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而是开展“兴边富民”行动;三是重点扶持人口在10万以下的少数民族。我国的民族优惠政策着眼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和弱势地位，以制度和政策的方式寻求弥合这一差距是恰当地，因为它符合制度和政策设计的最高原则----公平正义。[6]

参考文献

[1]王传发.论我国少数民族权利保障[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 2012 (3) .

[2]陈建樾.以制度和法治保护少数民族权力----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路径与经验[J].民族研究, 2009 (4) .

[3]田钊平.我国民族地区优惠政策效应评价与制度建设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 2010 (8) .

篇6：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益保护初探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 政治权利 权益保障 社会氛围

少数民族地区妇女合法权益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坚定不移地彻底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国家主要的政治任务。

一、我省少数民族地区妇女政治权益现状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除汉族外，有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土家族等17个少数民族。其中苗族最多，为412万人，其次是布依族。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国家实行西部大开发以来，贵州的少数民族地区受到广泛的关注，但在教育、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仍然落后于汉族地区。因此，要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我们就必须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治权，保障少数民族、本地方事务权利，制定适应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的自治条例，全面推行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建设好村民委员会。

二、保障妇女的政治权利

妇女的参政是国家宪法和法律所赋予妇女的权利和地位。妇女参政是妇女解放程度的一个标志，是一个国家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是衡量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重要尺度。

我国妇女的政治权利，一部分是与男子共享的政治权利，另一部分是妇女特有的政治权利。其中对于妇女特有的政治权利，我国宪法有明确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培养和选拔女干部。为此，国家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国家在妇女教育、卫生保健等多方面加大了建设力度，一是努力保障女童受教育权利。二是积极开展妇女扫盲工作。三是以农村妇女健康保健服务为重点，建设并完善妇幼卫生保健服务网络。四是围绕母婴安全，建立和完善生殖保健系统。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广大农村地区，在我国经济建设不断完善的今天，那里的确发生了很多的转变，有关政府积极促进第三产业和社区服务业，扶持中、小企业，提倡灵活的就业形式，要求用人单位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与男子平等获得人的基本权利，为妇女就业创造了条件和机会。同时，制定和落实优惠政策，积极为女性下岗失业人员提供再就业机会。此外，政府积极维护女职工的劳动权益，贯彻男女同工同酬原则。据不完全统计，目前90%以上的企业都有专兼职负责女职工劳动保护的工作人员，绝大部分能够贯彻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

三、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

和谐的社会需要建立健康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直接关系着亿万百姓的切身利益，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它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优抚四个方面。这几项社会保障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它对社会稳定、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妇女作为和谐社会中的一员，理应受到全社会的重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国际社会为促进妇女和谐发展与进步达成了多项协议，消除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妇女产生的不利影响。我国为了更好地维护妇女权益，提高妇女整体素质，加快实现男女平等的进程，制定并发布《中国妇女发展纲要》，《纲要》确定了６个优先发展领域，即：妇女与经济、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妇女与教育、妇女与健康、妇女与法律、妇女与环境，并把促进妇女发展的主题贯穿始终。

贵州省人民政府按照国家发展的要求，结合本省实际，在各级党委、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我省少数民族妇女素质、参政议政水平以及受教育的程度得到较大提高，妇女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妇女卫生保健服务和妇女生存与发展的社会环境明显改善，男女平等基本国策逐步深入人心，妇女事业取得全面进步。

（一）政府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投入是主要义务、责任。贵州省的各级政府站在“三个代表”的高度上，践行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利用电视、广播等媒体，宣传妇女受教育权实现的重大意义，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改善办学条件，完善教育设施，保障了妇女的受教育权。为了尽快发展少数民族妇女教育，教育部门采取特殊的措施，在办学形势诸多方面实行优惠政策，鼓励妇女入学。

（二）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妇女政治地位，维护其参政议政的合法权益。首先，让她们主动参与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管理中，鼓励妇女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决定，充分听取妇女参政议政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其次，确保妇女在干部任用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充分保障妇女在培养、选拔农村干部中不受歧视。同时，各级妇联组织在积极引导妇女参与社会经济建设发挥“半边天”的作用。

四、结语

近几年，贵州省为激励全省特别是少数民族广大妇女为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贡献，建立了一套激励机制，激发了广大妇女的积极性。在往年评出的“五一劳动奖章”先进人物中，女职工比例都低于25%。同时，通过身边的人和事，教育了广大妇女使之树立自尊、自立、自强、自信精神，在各自的岗位上实现自身价值。我想，我们少数民族妇女的未来将是十分美好。

【参考文献】

［1］邹德秀. 地区贫困与贫困地区开发. 科学出版社，2000.

［2］佚名. 走进贵州. 贵州人. 贵州人杂志社，2004.

篇7：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益保护初探

同时, 加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也成为我国金融业改革的重要内容。自2011年起, 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一行三会”陆续部署和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并成立了负责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专门机构。目前, 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 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不仅成为维护金融稳定和改善金融生态的重要抓手, 也成为实现法治惠民理念的重要措施。

一、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监督检查概述

当前, 很多国家和地区就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都提出的各种监管要求, 也针对在各类业务的具体监管制定了大量的规范。然而, 监管主要侧重于完善消费者投诉处理体制机制, 但在推动金融机构内部在事前、事中、事后各环节涉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机制建设方面努力并不多。

根据世界银行CGAP《金融可获性报告2010》, 大多数经济体均已有成文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要求或规范, 并建立了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的基本法律法规框架, 但普遍缺乏执行机制。从各国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机制情况看, 其中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监管机构推动金融机构完善内部相关机制的监督检查执法机制的欠缺。第一, 监管机构普遍重视建立金融机构履职方面的约束性规范, 但是缺乏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执法检查方面工作机制。大多数国家通过规范来引导各金融机构自觉履行相关义务, 但未建立和完善对金融机构执行制度情况的监管评价、执法检查和处罚机制。第二, 对金融机构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常态化评价机制缺乏重视, 也未将其系统的反映到对机构的综合评价体系中。对于评价指标的设定, 监测分析甚至处罚的配套机制则更是少有涉及。第三, 在金融消费权益保护问题上主要侧重消费者投诉的事后处理及消费者的教育问题, 没有体现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刚性化监管要求, 缺乏对消费者权益保护行为的实质性监管, 从而导致消费者权益保护难以落到实处。第四, 过度依赖金融机构内部既有的合规体系来构建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 使得监管和内部体制机制建设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内部机制很少有借助相对独立的机制从事前、事中、事后环节来构建一体化的有效的消费者保护架构, 而是依赖于法律合规部门或者客户支持部门。而监管机构也未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视为银行内部经营行为来给予关注并进行相应的执法监督检查。

因此, 为保障金融消费权益的各项政策规定落到实处, 确保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的正常开展, 必须形成一套系统化、常态化、规范化的监督检查机制, 通过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的情况进行持续的督促和监督, 推动金融机构完善内部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相关机制。2012年3月, 中编办批复中国人民银行设立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 12月,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在上海挂牌成立, 并实现正常运转。2013年, 为规范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管理办法 (试行) 》出台, 明确了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十条主要工作职责, 其中就包括了“监督、评估辖区内金融机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 必要时组织现场检查、调查。”《管理办法》较为明确地肯定了执法监督检查职能, 并用一章的内容对监督管理工作相关内容进行的规定。

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监督检查的目的

在金融活动中, 由于金融消费产品具有无形性、不易识别性和高度专业化等特征, 金融消费者因其专业知识、交易能力等方面的不足, 经常处于弱势地位。一是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拥有金融产品的定价权, 金融消费者在金融消费过程中是价格接受者。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易判断完全依赖于金融机构一方所提供的相关信息, 加之金融产品和相关市场信息披露的不完全、不透明, 金融消费者在更大的信息不对称中处于弱势地位。二是消费者金融知识缺乏。由于金融产品服务的高度专业化, 金融消费者对它们的了解和认识很难与金融机构相比较。这种不对等的情况导致了在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机构发生纠纷时, 金融消费者根本无力与金融机构抗衡。三是维权意识不强。金融消费者自身维权意识不强, 缺乏保护自己意识, 导致一些金融机构侵犯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合理化”。这些原因使得金融消费者失去了应依法享有的一些权利, 造成了消费者既得利益或可得利益的损失。四是维权成本高。在维权过程中, 通常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 而金融消费者大多是分散的个人, 难以以单薄之力与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较量, 大多数受损害的金融消费者只能无奈选择放弃维权。

传统上, 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主要侧重于消费者投诉的事后处理及消费者教育问题。实际上, 消费者投诉的事后处理只是在消费者权益没有得到充分保障而发生侵权行为后的补救措施, 而消费者的教育问题也常常是相对空泛的金融基础知识宣传教育, 并没有体现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刚性化监管要求, 缺乏对消费者权益保护行为的实质性监管, 金融消费者的权益难以得到充分的保护。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监督检查的目的就是为了规范金融机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 督促金融机构认真履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义务, 促使金融机构通过健全体制机制来提升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 在事前环节就做到对金融消费权益的充分保障, 避免侵害金融消费权益的发生。

三、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监督检查机制的主要方式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管理办法》对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监督管理的规定, 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部门的主要工作包括“监督、评估辖区内金融机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 必要时组织现场检查、调查”, 同时明确“根据金融机构自我评估结果和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日常监督管理的情况, 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部门组织对金融机构进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方面的评估和监督检查。评估和监督检查可以通过现场和非现场检查”, 对执法监督检查机制的具体形式做出了规定。

(一) 现场检查

为了核实和查清非现场监管中发现的问题和疑点, 金融消费权益保护主管部门可以直接深入金融机构开展现场检查, 通过实地进行制度、业务检查和风险判断分析, 全面深入了解和判断各机构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开展情况, 对侵害或可能侵害到金融消费者的行为、操作等进行规范, 从而达到引导金融机构完善相关内部制度, 自觉履行相关义务的目的。检查的内容主要包括: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内部工作机制建设情况、消费者投诉渠道建设情况、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自我评估情况、金融产品信息披露情况, 金融消费者教育活动开展情况等。

(二) 非现场检查

非现场检查是指金融消费权益保护主管部门依照相关规定收集金融机构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信息和资料, 运用一定的技术方法分析评估其执行金融法律法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情况, 并根据检查评估结果进行相应的处罚或其他处理措施。与现场检查相比, 非现场检查更加常态化, 一般作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监督检查的主要形式。目前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都设立了消费者投诉受理部门, 并逐步建立起消费者投诉信息数据库, 而非现场检查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通过对消费者投诉信息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 对金融机构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情况做出评估。另外, 金融消费权益保护部门还可以对金融机构按要求定期和不定期上报的自我评估报告和相关报表、资料等进行非现场检查。

(三) 调查

金融消费权益保护主管部门接到投诉或发现可能侵害金融消费权益的活动, 需要调查核实时, 可能需要对金融机构进行调查。比如, 通过日常监督管理发现的可能侵害金融消费权益的活动;金融消费者投诉或者举报的侵害金融消费权益的活动等。

四、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监督检查的意义

随着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的持续推进, 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监督检查机制的建立将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主管部门工作开展提供有力的工具, 通过开展主动的监督检查, 可以全面深入了解和判断各机构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开展情况, 从而对发现的侵害或可能侵害金融消费权益的行为及时进行处理, 督促金融机构认真履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义务, 促使金融机构通过健全体制机制来提升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 在事前环节就做到对金融消费权益的充分保障, 达到充分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作用。

(一) 加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监督检查工作, 是确保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各项政策贯彻落实, 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保证

在金融活动中, 金融消费者与一般消费者相比, 经常面临金融产品高度复杂化、高度专业化等等问题, 其权益容易受到侵害。同时, 由于金融消费者数量众多, 一旦涉及面广的重大利益问题未得到妥善处理, 可能对金融市场和经济环境造成较大冲击。加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监督检查, 不仅有利于规范金融市场秩序和交易行为、减轻风险传递和扩散的危害, 同时也将维护金融稳定的关口前移至金融产品设计、金融交易规范等方面, 防范系统性风险累积, 从而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二) 加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监督检查工作, 是完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各项制度, 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

金融消费者保护直接关系到金融机构的公信力建设, 保护客户是金融机构确保自身业务稳健运行的要求。了解客户、保护隐私、公平对待、风险提示、信息披露等既是金融业从业人员基本职业操守, 也是金融机构规范服务、树立声誉、吸引客户的立身之本。通过加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监督检查, 可以推动金融机构完善内部相关机制, 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 从而有利于金融机构树立伦理经营和“负责任的金融”理念, 在体现商业价值过程中不断提升品牌和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

(三) 加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临督检查工作, 是适应国际金融监管发展趋势, 提振金融消费信心的重要措施

建立完善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 加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临督检查, 可以有效增强公众对金融体系的信心。全球金融危机后, 很多国家都逐步认识到, 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忽视将破坏金融机构赖以发展的基础, 从而甚至危及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通过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监督检查, 实现有效的金融消费者保护, 使金融在更广的范围内更好的服务金融消费者的同时, 可以重塑金融消费者对金融体系的信心。

参考文献

[1]李瑞红.关于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几点思考[J].重庆经济, 2013.3.

[2]李金泽.银行也消费者权益保护监督和管理的思考[J].银行家, 2013.4.

篇8：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益保护初探

关键词：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教育体系

城市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员不断增长

近年来，随着城乡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少数民族人员向沿海开放城市的迁移人数大量增加。江苏虽然作为少数民族的一个散居地区，但55个少数民族齐全，人口34.38万，约占全省总人口的0.46％，超过万人的有回、苗、蒙、满、土家等5个民族，超过千人的有17个民族，其中回族最多，约占全省少数民族的51％。苏州新兴产业的兴起以及其相对优越的经济和环境条件对少数民族人员也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现在到苏州经商、就业及婚嫁的外来少数民族人员正在日益增多，特别是回族人员的数量逐年递增。2008年苏州全市有少数民族约有47个，人数1.6万余人，占全市总人口的0.24％，到目前为止苏州常住的少数民族人口为2.1万人。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流动人员也迅猛增加，目前平江区的少数民族人员中回(族)民约有276人，并形成了独特的“拉面经济”，而我桃花坞地区少数民族人员有165人，其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约50余人，包括维、蒙、回、满、黎、土家、布依等众多民族。

寻求良好的生存就业机会和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进入城市的主要动因，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绝对数不大，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在城市少数民族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第二，从业集中于商业和餐饮服务业，而且小商贩占相当的比例。第三，流动人口的文化教育水平大多较低。第四，自主、自愿的经济型流动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主流。由于城市体系的改革，加之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不发达，就业不充分，向发达地区和城市的流动成为他们提高生活水平的一个良好选择，又由于流动人员的决策是由个人确定的，无需政府批准，因此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有了最大的自由度。

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对

城市的影响日益显现

正面影响在于民族文化的交流增多，使得城市文化多样性得到加强，促进了城市民族关系的发展。大量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进入城市，将各民族带有乡土气息的文化带入城市，促进了城市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加深了各民族文化在各个层面的交往程度。由此，通过不断加强物流和人流的交换，打破地区和民族问的壁垒，为各民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直接交往的条件，从而在更广阔的范畴、更深的层面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发展。

但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进入城市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他们的进入使得城市民族关系进一步复杂化。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低，各民族间发展极为不平衡，民族关系本身已经较为复杂，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各民族在直接交往过程中，也就有了更为直接的利益冲突，加之文化的差异、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等问题相互交织，使得民族关系进一步复杂化，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若处理不当就往往成为民族关系良性发展的隐患，造成民族问的直接冲突，影响城市的发展，甚至社会的和谐稳定。

构建社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员

教育体系

1.构建教育体系的意义

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工作单位的不稳定性、居住地点的多变性、思想行为的复杂性等，都为社会和谐带来了不稳定因素，通过构建社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教育体系，积极开展对社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教育工作，帮助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解决在生活、工作、学习中面临的各种问题，使他們的文化知识水平和个人道德修养不断提高，学到关于投资、生产、销售等知识和技能，也能使法律政策意识、市场经营意识、社会公德意识大大增强，引导他们合法经营、规范经营、诚信经营、卫生经营，不仅产生经济效益，而且产生社会效益，对促进民族团结、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起到积极的作用，形成双赢的局面。

2.构建教育体系的条件及实施基础

近年来，在平江区委、区政府及街道党工委的大力支持下，桃花坞街道移址桃花桥路101号，内面积1200平方米，设有服务大厅、电脑室、阅览室、电教室、少数民族人员之家，可容纳140多人的培训教室等服务设施，为辖区内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提供了多个崭新宽敞的学习活动场所。同时，区劳动、教育、民政、司法等部门，充分发挥各自的政策优势，为少数民政流动人员提供一揽子服务，为构建社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教育体系创造了良好条件和实施基础。

3.构建教育体系的内容、方式和规划

桃花坞街道将以“四项”教育为内容，以“五个一”工程为方式，帮助少数民族流动人员通过“找到家”、“安好家”、“建大家”的三阶段过程，构建和谐稳定的社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教育体系，积极开展社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教育工作，不断深化“情暖桃花坞民族一家亲”服务品牌。

(1)“四项”教育的内容。

一是信息运用教育。教育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学习电脑操作，开设网上论坛或QQ群、建成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支中心等，创造交流平台，通过信息运用教育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员与街道社区之间沟通，并拉近彼此间的距离。

二是法律知识教育。开设法律咨询、讲座，赠送法律书籍和开展知识竞赛等活动进行学习教育，教育引导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经营者主动办理工商、卫生营业执照证，让其合法规范有序经营，并帮助他们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积极维护其权益等。

三是技能培训教育。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提供生活、经营、管理和科技方面的培训教育，激励异地经营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更好地发挥才能作用。

四是卫生安全教育。通过开展健康咨询、指导和讲座，举办“安全生产知识讲座”，组织消防演练等教育活动，为在苏经营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创造良好的卫生、安全环境，并协助解决矛盾，化解消除不稳定因素，为其打造良好的置业天地。

(2)“五个一”工程的方式。

通过“五个一”工程方便少数民族流动人员主动与街道社区取得联系。即在社区服务中心开通一部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服务咨询专用电话；构建一个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教育管理平台；建立一个少数民族流动人员信息管理数据库；设立一个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活动园地；发放一张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联系卡。

(3)三个阶段的规划。

阶段一：主动有为，帮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找到家”。通过进门店、进工地、进楼宇的“三进”方式，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进行全面摸底调查，使他们得到街道社区的关心和帮扶，解决生活上很多的困难，感受“找到家”的温暖。

阶段二：夯实基础，帮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安好家”。通过继续深入开展“四项”教育，进一步夯实“情暖桃花坞民族一家亲”基础，组织街道社区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进行“一对一”结对，了解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在生活、经营等实际问题上所遇到的难题。努力为其解决问题，营造民族团结的良好氛围，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安好家”。

阶段三：共驻共建，引导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建新家”。通过开展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参加“看平江、爱平江、建平江”系列活动，教育他们以主人翁意识积极参与“平安社区”、“和谐社区”的创建活动，引导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创建民族和谐新家园”，安心当好“新苏州人”，积极融入到苏州和谐发展的共同事业中去。

篇9：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益保护初探

一、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概念

一般认为，金融消费是指购买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金融商品、享有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的行为或过程，因此“金融消费者”是消费者概念在金融领域的延伸，是指为了满足自身生产和生活消费需求，享受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和购买金融产品的行为主体[1]。“金融消费者权益”则是金融消费者在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时享有的权利与利益，一般分为安全权、知情权、隐私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收益权、损害赔偿权、受教育权、监督权等[2]。我们认为，这些权益构成在不同经济社会环境中是动态调整的。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理依据是什么?一般认为，基于以下三点[3]：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存在利益冲突;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金融消费者的弱势地位。同时，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是金融行业长期稳定发展乃至社会安定的基础。因此，法律应对弱势一方给予正当的保护。

二、我国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分析

近年来，我国金融消费已经由过去的少数、小量消费变转成了大众大量消费，金融产品种类由少到多、结构由简变繁。近年来，随着农村金融消费市场的逐步启动和发展，城乡交流不断深入和农村消费者维权意识不断上升，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受损的案例迅速增加，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成为影响农村金融稳定和发展的突出问题。

第一，农村金融体系残缺导致农村金融消费公平性缺失。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为农民提供产品和服务的金融机构纷纷大量撤离农村市场。据统计，2007年末全国县域金融机构的网点数为12.4万个，比2004年减少9811个，全国有2868个乡(镇)没有任何金融机构[4]。目前，多数农村金融机构以农村信用社为主体，其金融创新能力、服务能力均比较欠缺;金融消费便利设施相当落后，现代化管理投入和手段不足;农村金融消费以小额贷款投放和中间业务为主，如农村助学贷款僧多粥少、微乎其微，小额担保贷款“雷声大雨点小”，其规模和效果难以达到“金融消费”的层面。由于农村金融体系缺陷和金融产品供给不足，导致农村金融消费者难以享受不到与城市消费者同等同质的产品和服务;在同等情况下，农村消费者获取金融产品的成本高于城市消费者。

究其原因，一是我国历史上长期城乡分割、重城轻乡的二元体制在金融领域的体现，金融体系的商业化改革没有考虑到农村的特殊情况，而扶持农村的政策性金融又长期不能到位。二是金融机构在制度设计上准入“门槛”过高，一刀切的格式化合同以表面公平代替了城乡差距下的实质不公平，使得农村居民难以得到贷款扶持和享受到更多的金融服务。三是商业银行的逐利性使得国家政策性业务难以真正落实，减少了农村消费者可选的范围和数量。比如农村小额信贷、扶贫贷款、国家助学贷款等业务，经办银行往往因其风险和成本原因而积极性不高。

第二，现行体制偏重保护金融机构利益，导致农村金融消费者“弱者更弱”。

目前，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体制存在着重大缺陷：一是“金融消费者保护”概念还没有从法律和制度层面确立，金融立法的指导思想往往侧重于金融机构安全与效益而忽视消费者权益，没有将金融消费者保护放到应有高度;二是目前国家工商局、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均未专门设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受理机构，明确承担、受理消费者投诉和履行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三是金融机构自律管理作用有限，而银行业协会、证券业协会、保险业协会等自律机构很大程度上只是政府监管权力的延伸，无论是信息披露还是实质监管都比较匮乏，消费者保护功能也尚待改进[5]。

在上述背景下，由于农村金融供给严重不足、农村金融机构服务意识和能力缺乏，再加上农村金融消费者缺乏必要的金融知识和维权意识淡薄，使得农村金融消费者相对于金融机构和城市金融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更加突出，导致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缺失更加严重。集中表现在：第一，知悉权缺失。在消费金融服务和产品的过程中，金融机构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对金融产品信息的应有提示，大多数农村金融消费者难以全面了解服务项目的权利义务和收费状况，导致信息严重不对称。第二，安全权缺失。大多数农村居民对金融机构的风险缺乏识别，对金融机构的误导消费、霸王条款和乱收费等缺乏基本的防范意识，在交易过程中不注意私人信息保密，常常导致其财产安全权受到侵害，比如存款被冒领、存单变保单、保险误导销售都是在农村屡见不鲜的案例。第三，消费质量缺失。由于长期的金融垄断和信息强势地位，农村金融机构往往以管理者自居，缺乏服务于消费者的意识[6]，再加上工作人员素质、消费环境设施和服务水平等参差不齐，导致农村金融消费者得到的整体消费质量不高。

第三，农村金融消费纠纷处理渠道不畅，金融消费者投诉无门。

目前，我国金融消费纠纷的正常处理途径主要有三条：一是作为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一行三会”，二是各级消费者协会，三是通过法院走诉讼途径。但实际上，“一行三会”没有专门负责消费者保护事务的部门，也没有一个处理消费者投诉和解决纠纷的机制;银监会信访处受理消费者投诉仅是一种象征意义的、缺乏透明的、非常规的制度安排;各级消费者协会侧重于消费者非金融性商品消费和劳务消费的保护，对于专业性和风险性很强的金融消费者权益往往有心无力。同时，在人民银行与银监部门、金融机构、地方工商、消费者协会之间还缺乏广泛有效的联系机制，一些需要多部门配合的问题不容易得到有效解决。

2012年第12期中旬刊 (总第501期) 时代Times在广大农村, “一行三会”和消协这两类机构的组织不健全、力量比较薄弱, 基本无力顾及金融消费纠纷的解决, 而法律诉讼的最终解决方式成本很高、耗时很长, 对于个体的农村消费者而言几乎是可望而不可及, 因此更加缺乏消费者投诉维权、解决争议的畅通途径和平台。当农村消费者和金融机构发生利益冲突、农村消费者权益受损时, 如果金融机构内部投诉不能解决问题, 往往很容易发展到以暴力、非法集会等非正常的极端形式来解决。

第四，农村金融消费者难以获得充足的、正规的金融教育。

随着我国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不断丰富和日趋复杂，农村消费者的金融知识、素质和能力也亟需提高，对农村金融消费者进行现代金融知识的相关教育日趋迫切。作为金融机构和教育机构，向消费者普及金融知识、进行风险提示，提升消费者投资和理财能力，改善消费者与金融机构关系，不但是实现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重要前提，也对形成一个更加透明、高效、稳健且具竞争力的金融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应当成为他们的应有职责。

但事实上，由于农村金融从业人员的素质、知识认识和利益等原因，他们较少或很难主动进行消费者的宣传教育，部分人员甚至可能会为获取利益而对消费者进行错误或虚假的引导，导致消费者的财产利益和知情权受到损害。因此，应当在农村金融消费者教育领域投入更多资源，通过建立规范的协作机制，使金融监管机构、行业协会、金融机构、教育部门、新闻媒体和社会专业机构整体联动，共同推进我国金融消费者素质的提高。

三、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对策建议

第一，高度重视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推动农村金融消费的发展。农村金融消费者群体是我国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力量，但农村金融消费者无论相对于金融机构，还是相对于城市消费者，整体上都处于劣势地位，因此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首先，在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时，应充分理解农村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其次，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应当立足于农村消费者权益的特殊构成，适当侧重于对金融机构滥用强势地位的行为进行限制与约束;其三，金融监管机构应更新监管理念，维护公平交易和弱势群体的利益，正确引导非正规金融消费，解决好农村金融消费的教育、监管与发展问题。

第二，健全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律制度，对农村金融消费者适度倾斜保护。农村金融消费者作为特殊的弱势消费者，在与金融机构博弈中势单力薄，专业知识非常有限，面对天然具有垄断强势地位的金融机构以及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其各项消费权益随时可能受到侵害，而且难以通过一般的维权途径保护自身利益。因此，应当在不断健全和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基本法律制度的前提下，对农村金融消费者实行适度倾斜保护原则，并建立相应的特殊保护机制，如强化金融机构法定义务、引入团体诉讼、设置举证责任倒置原则、设定反悔期等以提高农村消费者获得权利救济的机会。

第三，建立多元化的农村金融消费纠纷处理机制。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和政策目标，形成一套农村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和农村金融纠纷处理机制，包括投诉受理机制、问题调查机制、裁决机制和处理惩罚机制，其目标是减少农村金融消费者受侵害的损失和加大金融消费者侵害的成本。首先，应在在金融机构内部建立健全消费者争议解决程序。其次，成立专门负责金融消费者行政保护、金融消费者纠纷处理等机构等金融服务督察机构。再次，要充实和改善我国各级消费者协会、消费仲裁机构、金融行业自律组织等，完善其在投诉和处理金融消费纠纷方面的力量和职能。最为关键的是，要推进以上各种争议解决机制和分支机构向农村的适当延伸并构成全面覆盖的网络。

第四，开展农村金融消费者教育，提高其自我保护能力。监管部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高等院校、民间消费者保护组织都应对农村消费者主动开展多种形式的金融知识普及教育，构建多维的金融消费者教育网络，提高农村金融消费者素质，增强消费者风险意识和防范风险的能力。金融监管机构或消费者保护机构应把金融消费者教育作为自身社会责任的重要部分，不断提高消费者对金融产品和服务、金融风险的识别能力，增强其维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摘要：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事关我国农村的金融发展和社会稳定。长期以来, 由于农村金融体系残缺、偏重金融机构利益保护的体制、投诉受理机制缺失和农村金融消费教育滞后等原因, 导致我国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处于十分严峻的境地。城乡金融消费的差异表明, 当前应加强制度和体制建设, 重点保护对农村金融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财产安全权、知情权和受教育权等基本权利。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农村地区

参考文献

[1]郭丹.金融消费者之法律界定[J].学术交流, 2010 (8) .

[2]王宝刚, 马运全.论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法律保护[J].金融发展研究, 2010 (7) .

[3]吴弘, 徐振.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理探析[J].东方法学, 2009, (5) .

[4]中国银行业农村金融服务分布图集[EB/OL]http://www.cnstock.com/zxbb/2007-06/28/content_2282932.htm

[5]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课题组.目前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J].西部金融, 2010 (8) .

篇10：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权益保护初探

刘林强（1986.04-）男，汉族，山东安丘市人，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2013级法律硕士（非法学）。

摘 要：消费创新方兴未艾，正在悄然改变着消费者的消费方式，是当下消费领域的突出特点，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提供了新机遇与挑战。在新的消费模式下表现出了新的消费侵权特点，展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市场的愿景，在消费者权益保护中着重完善立法、加强市场监管实现消费者权益的事前保护；根据目前新的消费模式下对效率的需求，增加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提高法律保护效率显得异常必要。

关键词：新消费；消费者；法律保护

一、新消费模式出现的诱因分析

近年来消费者的消费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由传统的消费方式向追求新潮、时尚、高效、便捷的消费方式转变，消费者的需求更加多元化，消费理念和消费内容不断丰富，带来了消费者需求理念的创新；目前我国的消费模式已经由传统的生产导向型转变成消费导向型，厂商为了迎合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在产品、服务的设计、生产等方面都进行大量创新，提供了更具特色的商品和服务，带来了商业供给的创新；为契合消费者需求创新和商业供给创新的需要，以网购和现代物流为主要代表的行业风起云涌般地进行着营销理念的创新。消费需求创新和商业供给创新在便捷的网络中找到了实现方法，进而催生了各大电商的不断涌现。通过网购、团购、网络金融、现代物流等各种新式营销对消费方式进行影响，近几年消费创新迅速诞生并表现出了强劲的发展潜力，正悄然改变人们的消费方式。“物联网”这个新的提法就是对现在消费创新的一种写照，可以说消费创新成了消费领域的时代主题，成了最近几年来消费领域的一个突出的亮点。然而消费方式的创新改变了传统的“面对面”的交易方式，一旦发生侵犯消费者权益的纠纷，消费者维权带来很大的困难。

二、新消费模式下消费者权益保护现状与展望

（一）新消费模式下消费者权益保护现状。消费创新在改变消费者消费模式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消费侵权事件。根据中消协发布的《2014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指示“当网络购物从一种时尚变成一种大众的购物方式时，消费者与电商平台和商家的纠纷不断增加，成为新的投诉难点。”与传统消费模式相比，在消费创新的推动下，现在的消费模式通过网络交易完成，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成为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新的领域，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的消费量在连年增长，传统消费领域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仍然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主要领域。

（二）新消费模式下消费者权益保护现状与展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在现阶段消费创新涉及到生产、销售、消费的多个环节，同时涉及到多个市场主体的参与，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现阶段面临着消费创新形势下的新的机遇与挑战，这也是近年来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面临的突出问题。随着互联网+、电子商务的真正兴起，一些网络侵权案件表现的更加突出。

三、新消费模式下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一）完善立法，规范市场管理，注重事前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可以分为事前保护和事后保护，传统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主要指的是消费者权益的事后保护，也就是说当消费者购买产品（或者服务）以后，发现商品质量不合格或者服务不符合标准，从而导致自身损失或者损害的情况下维护自己的权益的情况。这种保护是一种事后的补救性行为，往往是已经造成了消费者的实际损失后才启动的一种保护，同时还要注意，这种行为的保护是一种“社会责任”向“个人责任”的转嫁。之所以说是“责任的转嫁”是因为，一般来说让生产者生产符合质量要求的产品，让经销者销售符合质量要求的商品，这是政府应该监管市场行为的一部分，其本质上应该是政府的社会责任，然而现在这种社会责任由于监管不利导致了消费者利益受损，消费者只能通过维护自身的权益来对抗生产者和经销者的不法行为，这就是社会责任向消费者个人责任的转嫁。这自然也就是笔者将要提出的，在新的消费模式下，以互联网为销售依托改变了传统的销售模式，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应该更加注重事前保护，也就是人大制定法律，司法机关公正司法，政府工商管理、公安等部门加强商品质量的监管，从而净化市场环境，从源头上消除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发生。这种事前保护有其优越性，主要表现在制定并严格执行以《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为主要法律制度来促使商品生产者和经销者生产销售符合产品质量的商品，从源头上防范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的危险。另外应该赋予政府行政部门相应的权利来整顿市场，打击造假、以次充好等违法行为。

（二）增加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提高法律保护效率。传统消费模式下从立法上来看，我国制定的《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这两部在商品领域的最重要法律都是为了解决司法审判中的问题而制定的，也就是说主要是为了侵权案件发生以后为了划清责任范围而制定的法律，而在政府行政机关主动监管市场的事前行为上缺少高层次的法律依据。同时政府部门的监管主要通过的行政手段，对违法的生产商和经销商进行行政处罚，这是事前保护措施；在事后保护措施中，被侵权人只能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进行民事诉讼，是一种“就事论事”的救济方式，被侵权人无权对生产者和经销者以外的侵权行为寻求法律保护，最多是举报给工商、公安部门。同样经历的被侵权人也要经过相同的程序来实现自身权利的保护，这样无论从社会整体效益上来看还是从个人权益维护上来看都是低效的。新的消费模式下，由于商品交易变得复杂化，这种“就事论事”的法律保护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消费者保护对效率的要求，在加上我国诉讼法中“原告就被告”的管辖模式给网络消费的权益保护带来更大困难。在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应该引入“公益诉讼”的理念，扩大公益诉讼的主体范围，从行政主体、社团主体、法人主体、自然人主体等多主体方面赋予诉讼资格；扩大公益诉讼的事由范围，营造一种“违法商家人人得而诉之”的局面。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何媛.中国消费模式演变研究——以科学发展观为视角[D].复旦大学，2012年4月.

[2] 邓杨素.科技革命与消费模式变迁——基于我国城市居民消费模式的社会学分析[D].广西大学，2003年5月.

[3] 王妤姝.网络交易中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问题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0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