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人口问题论文

摘要：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是现代城市中一个特殊的群体。随着城市化、现代化建设步伐的进一步加快，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是其必然要求，同时也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中国少数民族人口问题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问题论文 篇1：

湖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创业调查

摘  要：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跨地域跨行业大流动的时代，湖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断增长。通过总结湖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人口学特征，分析该群体就业同质性高、工作时间普遍较长、收入增加但收入不高、出现阶层分化、与城市经济互嵌的广度和深度有限等就业创业特征以及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创业的主要因素，提出完善城市民族工作体制机制、构建多元化社会支持系统、建构多民族的公共生活等对策，以推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创业。

關键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创业

湖北省地处中国中部，南北交汇，承东接西，由于经济实力、区域优势、交通条件等要素的集聚，在少数民族跨区域跨行业大流动的时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达31万人，高峰期超过40万人，约占全省流动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他们主要是来自武陵民族地区的土家族、苗族，其他多数是来自西北、西南的回族、维吾尔族、藏族等，集中分布于武汉、宜昌、襄阳等大中城市。笔者通过对武汉、宜昌、襄阳、恩施这四座城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创业的调研，以管窥湖北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创业情况。

一、湖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人口学特征

（一）人口数量稳中有增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指出，我国流动人口总量自2015年来连续下降。《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继续增加”，“西部地区农民工7814万人，增长3.3%，占农民工总量的27.3%，西部地区农民工人数增长明显快于其他地区，西部地区农民工增量占新增农民工的52.2%。”[1]农民工是流动人口中的重要组成，少数民族农民工是西部地区农民工的重要组成，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农民进入流动大军，流入中东部地区就业创业。

随着中部崛起，武汉城市群的发展，湖北省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以及承接产业转移规模的扩大，湖北省流动人口规模持续增长。湖北省统计局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外省流入湖北省人口有145万人，流动人口增加。近年，省外少数民族流入湖北已是常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持续增长，湖北常年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约30万人，高峰期约40万人，这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多是农民工。调查小组重点调查的武汉、宜昌、襄阳、恩施四个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持续增加。如2016中国城市人口流动排名中，武汉在人口流入城市中位列第二，仅次于深圳，而每年来武汉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超过15万，高峰期达20余万人。2015年宜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1万多，2018年宜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增加到3万多。

（二）流而不迁，相对稳定

湖北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量稳定，但落地入籍的很少，尤其是来自西部的少数民族。笔者在调研中仅发现两例，一例是在恩施经商的新疆维吾尔族一家5人落户恩施，另一例是在宜昌经商的河南籍蒙古族落户宜昌。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务工人员只是流动而没有迁移。藏族流动人员多是父母携子女流动在城市之间，流动性强;回族流动人员家庭化特征明显，相对稳定;维吾尔族流动人员一旦找到合适的工作，也比较稳定。各城市常驻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呈现“候鸟式”迁徙的特点，在流入地居留时间增加，除开部分当年新来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维吾尔族、回族流动人口在所在城市居留时间都超过了6个月。

（三）新生代成主体，呈年轻化趋势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平均年龄呈持续上升趋势，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80后’流动人口的比重为35.5%，‘90后’流动人口的比重为24.3%，‘00后’和‘10后’的占比分别为19.3%和20.9%。”[2]

湖北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以新生代流动人口为主体，年龄却呈年轻化趋势。回族流动人员主要是“80后”;藏族流动人员多是家庭流动，年龄主要分两个层次，三四十岁父母和18岁左右的子女;新疆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年轻化趋势最突出，“90后”占主体，“00后”已加入流动大军，许多新疆烧烤店、新疆餐厅的老板是“80后”，工作人员主要是“90后”，也有部分“90后”开始自主创业，成为店主。政府组织的新疆维吾尔族集体务工人员普遍年轻，抽样结果显示，年龄最大的35岁，最小的17岁，平均年龄25岁。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显示，全国流动老人规模不断增长，“主要由四类人群组成，劳动迁移者、失能迁移者、健康退休迁移者、家庭供养迁移者。”[3]湖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老人很少，笔者在各城市调研中发现了少数民族老年流动人员的个别案例，他们的子女在湖北创业成功，有的是来旅游，有的是来帮工，并未形成趋势和规模。

（四）文化水平低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以农民为主体，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据有关学者对武汉市维吾尔族文化程度的调查，“维吾尔族农民工大部分为中小学文化程度，文化程度以小学、初中为主，所占比例为91.4%，大学专科文化程度的只占3.2%，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5年。”[4]111这是中心城市的数据，非中心城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文化程度更低。宜昌市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文化程度普遍以中小学为主，无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者，襄阳与宜昌情况相似，而恩施市的维吾尔族的文化程度更低，在恩施的维吾尔族务工经商人员，接受学校教育时间短，只有一位接受过初中教育，其他均未完成小学教育，他们的维吾尔语能说不会写，汉语基本不会。文化水平低，严重限制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就业选择和技能水平的提升。

二、湖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创业的特征

流动性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流动激发活力，流动创造价值，人口在流动中创造价值、参与财富分配、共享社会发展。在少数民族跨区域跨行业大流动的时代，为了个人更好的发展，家庭更加幸福，少数民族外出就业创业，湖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创业呈现以下特征：

（一）就业同质性高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城求职渠道主要有两种：一是自发流动，依靠传统社会关系，如亲戚朋友提供就业信息;二是政府组织的集体外出务工。目前，湖北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以自发流动为主体，政府组织的集体务工人员也逐渐增多。

《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在金融业，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服务业的从业比重虽然较低，但所占比在逐年提高。”[5]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进城实现就业创业，由于不具备城市居民一样的职业能力，一般只能从事具有民族特色的职业，所从事的行业单一，主要集中在餐饮业，民族特色鲜明。湖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创业也如此。如新疆维吾尔族流动人员主要经营新疆烧烤店、新疆餐厅;回族流动人员经营清真牛肉面馆;藏族流动人员主要是贩卖地方特产和民族饰品。极具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经营容易打开市场，产生品牌效应，但是由于同质化严重，市场容量有限，导致经济生态比较脆弱、内部经济纠纷多发。

（二）工作时间普遍较长

工作时间长是农民工普遍状态。笔者发现，从事新疆烧烤的维吾尔族务工人员，每天工作8-9小时;集体务工人员的应酬方式是多劳多得，为了更高的工资，工人们普遍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经营牛肉面馆的回族、撒拉族等流动人员的工作时间超过了10个小时。长期超负荷工作的状态对人的身体健康极其不利，导致情绪暴躁易怒。由于工作占用了休息和娱乐的时间，人的生活单调枯燥，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减少，少数民族务工人员被禁锢在自己的业缘关系圈，融入城市社会受到阻碍，更加边缘化。

（三）收入增加，但收入不高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主要来自西部农村或牧区，从事农牧业生产，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又没有一技之长，收入低，纷纷外出务工创业。据《2015年新疆墨玉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4年该县人均生产总值6090元，2015年是7198元。[6]笔者在访谈中了解，墨玉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家乡务农时月收入不到1000元，打零工收入不稳定，现在在湖北每月收入有3000多元，收入水平大幅提高。

但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收入偏低。据薪酬网的调查，武汉市2018年税前平均工资是5649.66元，襄阳是4987.97元，恩施是5640元，宜昌是5111.9元。笔者在调查中得到相关数据，除了少数行业精英收入过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工资水平在3000-4500元之间，并没有达到所在城市的平均工资水平，基本处于所在城市收入水平的25分位，处于市场的较低端水平，但少数民族经商人员的工资水平并不处在市场最低端水平。《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月均收入3485元，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是3331元。[7]少数民族流動人口来湖北经商务工收入增加，与全国农民工平均水平相当，由此也可推断出，湖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农民工比例较高。

（四）阶层分化出现

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就业创业情况不一，收入差别较大，内部出现分层。部分创业成功、发展较好的少数民族已在所流入的城市购房买车，子女随迁，在所在城市接受教育，在流入地实现了安居乐业;绝大多数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虽然没有购房，但是有稳的职业、满意的收入，工作和生活相对稳定;还有部分少数民族青年自主创业，希望复制成功族人的经历来获得事业的成功。

近年来，湖北境内城市里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经营的店面商铺越来越多，小城市里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经营的店面商铺也从无到有，逐渐增多，以自营方式就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数量增加，但受雇就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依然占主体。如宜昌有15家新疆烧烤店，9名维吾尔族以自营方式就业，50多名维吾尔族受雇就业;襄阳有28家新疆烧烤店，26名维吾尔族以自营方式就业，60多名维吾尔族受雇就业。调查显示，在城市创业成功、发展较好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普遍外出务工经商时间较长，经历丰富，部分第二代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在父辈的上基础上扩大经营，成为当地行业标杆，如襄阳的新疆阿凡提特色饭店、宜昌的新疆民族团结烧烤等。部分自主创业的青年，由于文化程度低，职业技能缺乏，面临资金、技术、管理等很多困难，创业风险大。创业的失败极易产生努力得不到认可的消极情绪，导致突发事件，影响社会的稳定。而由于民族身份，处理不当则会影响民族关系。那些创业成功、发展较好的少数民族经商人员作为本民族群众的代表，得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支持，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从民族政策及各种扶持措施中的受益更多，而那些底层的务工人员得到的关注较少，边缘化严重，对国家民族政策不清楚，导致他们对国家民族政策的价值和意义的认识存在相当的差异，产生失落感，引起民族心理失衡，影响民族关系的和谐。

（五）与城市经济互嵌的广度和深度有限

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在湖北实现就业创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也能为当地提供各种就业岗位和商业机会。如民族特色鲜明的新疆餐饮业，在湖北省已不是维吾尔族独享的行业，各族群众共同参与，形成了密切的分工与合作：烧烤所需的羊肉主要由来自河南、甘肃的回族提供;新鲜蔬菜由当地土家族、汉族提供;串羊肉、串蔬菜由当地汉族完成;烧烤所需的木炭由当地汉族提供;最后一个环节“烤”由维吾尔族完成，是各族群众合作完成了这个极具民族特色的食品。而政府组织的少数民族集体务工人员，与其他民族的工人分工合作，融入企业的生产。如在襄阳市振华创启公司开展劳务合作的新疆维吾尔族务工人员，分布在手机制造车间的各条生产线上，共同完成了手机的组装、检测、包装、运输等一系列工作，商品最后出口国外。在共同生产中，各民族成为伙伴，合作共赢。

源于生活、生产需要的经济依存是建立多民族互嵌社会的内在动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具有民族特色的生产经营活动丰富了城市文化，为市民的生活提供了多元选择。但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基本分布在第三产业的个体餐饮服务业，规模小，经济地位不高，并不是内地居民生活必需品，可替代性很强。这种分布状态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主流社会之间区隔明显，一方面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从主流社会获取有价值的资源，另一方面导致主流社会形成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刻板印象。由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现代社会大生产的广度和深度有限，所以与湖北省各民族经济互嵌的广度和深度也有限。

三、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创业的主要因素

（一）政府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机制不完善

1.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缺乏引导

湖北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呈现出明显的长期居留的趋势，少数民族服务需求刚性、内部出现分化等时代特征外显，而政府部门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滞后，制度安排缺乏明确的城市融入路径与规则，不能及时、充分满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弱化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的归属感，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分享社会发展成果，束缚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幸福感的提升。

2.举家迁移环节存在制度断裂

“人口流动的特点首先是青壮年独立流出，接着是夫妻两人流出，然后赶紧把孩子接过来，最后就是整个家搬进来，全世界都是这样的规律。”[8]目前，湖北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迁移家庭化的特征不明显，但正向以家庭化迁移为主要特征的阶段转变，然而举家迁移环节存在断裂。一方面，户籍制度、非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的限制使人口自由流动受到制约;另一方面，由于少数民族举家迁徙对教育、住房等的基本需求无法得到有效释放，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受阻，城市归属感缺失。

（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组织孵化缓慢

长期以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以民族、宗教抱团，内卷化严重，随着社会融入的加深，湖北省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社会组织成立陆续成立，如新疆商会、拉面协会等，这些社会组织规范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行业经营行为，推动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综合服务管理，改善了少数民族内卷化的状态。目前这些社会组织“表现出自发性、地域性、松散性、网聚性以及非正式的特点”[9]，存在规模小，发展动力不足，经费短缺，管理人才匮乏等问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组织面临地位边缘化、发展艰难的困难，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有序流动、合法经营的支持有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依然面临融入主流社会难的问题。

（三）少数民族流动人员自身的不足

1.受教育水平低，接受继续教育难度大

“现代社会，教育程度直接影响着个人或群体参与现代市场经济与公共生活的能力。”[10]“城市中有限的就业机会基本上都是按照教育程度来配置的。”[4]117少数民族群众尤其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以农民为主体，受教育水平低、汉语言能力差、职业技能缺乏，在现代城市就业过程中缺乏竞争力，就业内卷化特征明显，容易自我隔离，导致城市融入难。

在国家通用语言的培训过程中，新疆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有学习的欲望和热情，渴望通过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提高语言能力，更好的融入城市生活。但是维吾尔族流动人口语言学习存在一定困难：一是新疆维吾尔族经商务工人员的作息时间不方便安排学习，新疆维吾尔族务工人员主要从事羊肉烧烤，一般都是晚上上班，白天休息，学习时间不好安排;二是新疆维吾尔族经商务工人员的分布呈分散居住的特点，集中学习难度大。这些障碍增加了维吾尔族接受继续教育的难度。

2.生计方式传统化

少数民族流动人员主要依托民族文化，从事民族特色鲜明的行业，职业分布单一。就业过度集中于传统领域束缚了少数民族的转型，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现代社会大分工中的融入。当社会分工与民族结构发生重叠，反映出特定民族群體融入主流社会遇到阻碍，族际交往与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受限，无法形成互嵌的民族关系，影响民族关系的纵深发展。当民族身份成为谋生的资本时，也会刺激民族意识增强，导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结构内聚化、生计方式传统化，与内地的主流社会相隔离。

3.自我行为约束意识不强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流入湖北省之前，主要在民族地区务农，就业准备不足、社会交往层次低等特征明显;进城务工后，面临多元文化的碰撞、城市各项规章管理等问题，自我行为约束性不够，行为欠规范，易与他人发生矛盾冲突。引导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城市管理规定，让城市更好接纳少数民族群众、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融入湖北是一个重要课题。

四、推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创业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城市民族工作体制机制

政府健全服务管理机制，要抓住民生服务的主线，突出问题导向，增强少数民族进城务工群众就业创业的信心和本领，破除二元化的社会格局和管理体制，明确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路径，以福利为引导，增强流动人口的稳定性，建构多民族的公共生活，促进族际之间社会团结与情感，强化基层社会整合功能。

1.推进民生财政建设，保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民生需求

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住房保障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主要民生问题，围绕民生问题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确保人口流入获得足够的财税资金，加强这几个领域的财政支出比例，加快推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政府服务管理既要注重少数民族的个人福利，又要注重家庭团聚的需求;既要满足少数民族个体自由流动的愿望，又要增强湖北省地方政府吸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动力，增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湖北的归属感。

2.构建完备的民族教育体系，提供免费民族教育

下一代的教育不仅关系到一个家庭的未来，更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国务院关于做好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工作的通知》保障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的接受义务教育权利，但非义务教育阶段高昂的学费让很多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子女被留在家乡成为留守儿童。2016年，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指出“流入地城市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孩子能够跟随父母进城，减少直至消除留守儿童。少数民族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关系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稳定”，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心。政府可参照“内高班”、“西藏班”的形式，在中心城市构建从幼教到小、初、高完备的民族教育体系，实行免费教育，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问题，增强湖北的吸引力，吸纳更多的人口流入湖北，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融合的双赢。

3.福利引导流动人口信息更新管理

我国加强了对流动人口信息的管理，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信息变更依然滞后，难以实现及时、准确、动态更新，信息资源也尚未实现高度共享。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于政府各部门的信息登记缺乏积极性，被动接受，很少主动上报信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信息获取存在的障碍影响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针对这种状况，可以通过福利引导，将社会福利与流动人口信息登记挂钩。

湖北省部分实现“阶梯式”赋权，如清真饮食价格补贴，即对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人员实施定额补贴。武汉市、襄阳市、宜昌市等地把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也纳入了补贴范围，但要求流动人口在当地居住一年以上。一年的时间限定不符合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流动性的特点，可以适当减少为6个月。通过福利，吸引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主动上报人口信息，方便相关部门科学准确掌握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相关信息，总结少数民族的流动规律。

（二）构建多元化社会支持系统

1.发挥社会组织的服务管理作用

社会组织是群众自我服务和管理的机构，可以缓解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的心理焦虑和不适感，为流动人口提供技能帮助、权益维护和法律支援，将矛盾和冲突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况。社会组织是调节社会矛盾的“缓冲器”和“润滑器”。“社会组织在增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扩展社会资本、重构社会关系网络等多方面架起流动人口与政府沟通的桥梁，在服务和管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1]从湖北全省总体情况来看，武汉汉藏文化交流中心、襄阳市涉及少数民族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新疆商会、拉面协会等社会组织，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有序流动、合法经营的提供了一定的支持，但现有的社会组织力量小、发挥的作用有限，需要进一步发挥民族联谊会、宗教团体、志愿者组织、公益社团等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实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化解内部矛盾纠纷。

2.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少数民族融入现代社会大分工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湖北省实现了居住地和生产方式的转变，但并没有实现生活方式的转变，并没有融入湖北社会。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职业技能培训，结合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职业分布规律、行业特征，积极帮助少数民族经营户提高经营档次和服务水平，引导其在更广泛的区域活动，帮助他们的生计方式去传统化，实现生计方式的多元化，提升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参与现代市場经济和公共生活的能力，融入现代社会的大分工，在社会结构上实现互嵌。

3.增强国家通用语言培训的趣味性，提高学员的积极性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的学习过程会加深对异质文化的理解，进一步造成文化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相互进入或涵化，沿着这种文化交流的路线，民族关系就会在这种浸润中发生改变。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说，语言的自由沟通交流是他们真正融入当地生活的前提，也是实现真正和谐民族关系的起点。”[12]2018年，湖北各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培训获得了一定的效果，如何激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积极性，继续深化学习，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少数民族随迁子女汉语言能力较好的现实，学习方式可以从目前的开班学习集中转变为家庭学习，聘请“家庭小教师”，子女当家长的老师，形成全家一起学的学习氛围;组织各种才艺比赛，检测学习效果，培养学习明星，增加学习的趣味性和参与性。

（三）建构多民族的公共生活

大量的多民族的公共生活能加强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了解，消除民族隔阂，增进各族群众的感情，有利于各民族成员有机、立体地嵌入在国家公共生活中，有利于多民族互嵌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形成，构建和谐稳定的关系格局。

1.建立公共生活资源享用机制，推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市民化

完善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机制，推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支持、鼓励少数民族群众在湖北学习、就业、生活，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使各民族群众融入湖北，共享湖北发展成果。

2.推动多民族社区建设，营造多民族公共生活空间

在保障性住房、经济适用房中制定干预性的居住政策，改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居住条件，引导实现多民族互嵌的居住结构;加强社区公共资源建设，以公共资源享用为纽带，吸引少数民族群众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和公共生活管理，对社区中的资源、事务和话题形成共同的责任和担当，从而形成对社区和其他群众的共生情感，建立共利共生的生活模式，使多民族公共生活走向良性发展。

注 释：

[1]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4/t20180427_1596389.html

[2] http：//news.chinabaogao.com/gonggongfuwu/201812/12243Y3312018.html

[3] www.sohu.com/a/284707882_162422

[4] 李吉和、马冬梅：《流动、调适与融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调查》，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信息报》，2018年4月28日。

[6] http：//www.ahmhxc.com/tongjigongbao/3647.html

[7] http：//www.baike.baidu.com/item/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2545493？fr=aladdin

[8] http：//www.sohu.com/a/116564393_452205

[9] 方秀云：《流动人口自组织的特征、意义、困境及其突破》，《行政管理改革》，2013年第1期。

[10] http：//www.cssn.cn/mzx/201704/t20170427_3502468.shtml

[11] http：//www.chinanpo.gov.cn/700104/92490/newswjindex.html

[12] 陈海玲：《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语言交流与民族关系的思考》，《满族研究》，2010年第2期。

作者：黄丽 徐烈鹏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问题论文 篇2：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的现实困境及对策

摘 要：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是现代城市中一个特殊的群体。随着城市化、现代化建设步伐的进一步加快，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是其必然要求，同时也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目前还存在着诸如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资源较低、城乡二元制度改革滞后、城市社会融入困难等现实困境，需要从加强职业教育培训、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素质，推动制度创新、构筑一体化建设体系，加强宣传教育、营造市民化适宜环境等路径入手，不断推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

关键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社会融入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14.04.016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市场对资源需求的不断增加，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日趋频繁。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在全国2.6亿流动人口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约为2 000万人，占7.7%，目前已超过3 000万人，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1/3左右。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是指“不具备城市户籍，但又在城市中居住并从事各种经济、文化活动的少数民族人口，不同于城市世居少数民族和城市新进少数民族”[1]。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关键就是要减少农业人口数量，把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就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实现由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在城市“获得完整的市民身份与权利，并与同城户籍居民同等享有社会资源与公共服务，共同参与社区事务和文化生活，实现完全融入城镇并真正成为市民”[2]。

一、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的重要意义

逐步推进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对于做好民族工作，尤其是引导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生活、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有利于推动城市化发展进程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持续增加为城市带来了多元文化，提供了富有民族特色的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城市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有相当一部分人也接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推进这部分流动人口实现市民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成本，提高城市化发展的水平。如果实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工程，大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每年的打工收入就会留在城市消费，其人均消费水平也将大幅度提高。同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增加将带来新一轮的住房建设、医疗卫生建设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成为我国经济快速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另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将为城市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资源，保持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活力，而且还为城市创造了大量财富。反之，如果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实现市民化，这势必妨碍我国城市化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二）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有利于解决民族地区“三农”问题

就我国现行状况来看，进城务工和经商的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长期游离于城乡之间，没有城市户口，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待遇，往往会造成“假城市化”或“半城市化”的“虚假”繁荣。而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流动性、不稳定性，使他们无法从土地中完全解脱出来，既影响了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也阻滞了农业、牧业生产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迈进。推进城市化的核心就是让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有序地融入城市，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有利于缓解农村土地资源匮乏的情况，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进程；有利于有效地拓宽少数民族农民、牧民的收入来源，促进经济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有利于少数民族人口接受城市现代文明的熏陶，提升自身素质，改善劳动力素质低下的状况；同时，还能够加快城市先进文化向少数民族地区的辐射，拓宽民族沟通和交流的渠道，达到共同致富的目的。

（三）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为城市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然而由户籍制度所决定的资源和利益上的不平等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流动人口与城市户籍人口在发展机会和享受发展成果等方面的不平等。流动人口既没有被纳入城市人口和社会经济保障体系，也无法均等地享受城市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福利。这不仅限制了流动人口向上流动的机会，也助长了城市户籍人口的‘惰性’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市发展的活力，也加剧了群体间的矛盾对立”[3]。这些问题已引发了许多社会矛盾和纠纷，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从“权利与义务对等”的思想出发，这一特殊群体也应该实现市民化，允许各类劳动者在不受任何歧视的情况下参与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户籍人口的社会融合和民族认同，这不仅有利于实现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而且也有助于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

二、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的现实困境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系统工程，目前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平，仍面临着诸多障碍和现实困境。

（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意愿较低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市民化的意愿问题，即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是否愿意被市民化。据调查显示，愿意定居城镇的占 54.9%，不愿意定居城镇的占24.2%，20.9%的选择说不清楚。不愿意定居城镇的主要原因是“买不起房”，占 65.29%[4]。由于自身条件的束缚以及普遍较低的工资和高昂的城市定居成本，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长期留在当地城市的意愿更低，无法实现家庭的整体迁移和永久性居住，只能选择“候鸟”式的个体迁移为主，这显然不利于实现市民化。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核心问题之二是市民化的能力问题，即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能否由“乡下人”转变为真正的“城里人”，还需要具备适应城市生活、定居城市的个人能力。从市民化的要求出发，相当多的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毕竟来自长期相对落后的农村或少数民族地区，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等与城市市民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这不仅是影响进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能否在城市找到合适工作并充分发展的重要条件，而且也是制约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能否融入城市、愿意成为市民的重要因素。

（二）城乡二元制度改革滞后

城乡二元制度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制度体系，主要包括户籍制度以及与其捆绑在一起的就业、医疗、教育、住房、土地管理、社会保障等制度安排，赋予城乡居民的是完全不同的权利和待遇，全方位地影响着进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进程。客观来讲，户籍制度避免了农村人口无节制地涌入城市，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事实上户籍制度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即它把一部分人屏蔽在分享城市社会资源之外，导致长期以来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利益均向城市倾斜，严重阻碍了城乡劳动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而且也阻碍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的进程。

依附于户籍制度上的就业、医疗、教育、住房、土地管理、社会保障等制度，也是以城市人口为基础的，相互配合，共同形成了对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实现市民化的主要障碍。当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就业竞争力仍然较弱，一旦无法获得稳定的收入和生活保障，其转变为城市居民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在城市社会保障诸制度无法覆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生产能力与保障能力的土地、牧场将成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愿轻易放弃的最后生存保障，也阻碍了其市民化的进程。

（三）城市社会融入困难

长期以来，人们在思想观念上受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颇深。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问题上，无论是部分城市政府、城市市民还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身，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城就业和推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的认识都是处于表层上的状态，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困难。

部分城市政府认为大量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落户城市后，会产生一系列的新问题，涉及城市民族关系、少数民族文化变迁与调适、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等诸多方面，尤其是城市社会融入与适应问题，这也是市民化过程中最棘手的问题。部分城市市民则认为将有大量新增人口与他们分享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等方面的矛盾将进一步突显。“城市中的部分居民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也怀有一种概念化的印象，总认为他们落后、野蛮、不讲卫生、缺少教养等，不愿意也不喜欢主动与他们打交道，处于一种主动交往上隔离与断裂的状态”[5]。因此，容易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陷入“经济性接纳、社会性排斥”并存的境地，阻碍其市民化的进程。

三、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对策

针对我国现实国情，我们要以城市化发展为依托，以政府为引导，以户籍制度及其依附于其上的诸种制度改革为保障，积极、稳妥、有序地推进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市民化。

（一）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素质

实践证明，有针对性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不仅可以降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失业的风险，直接增加经济性收入，还可以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综合素质，推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的进程。一是要加大政府的投入，做好人口流出地政府和人口流入地政府间的有效衔接，逐步建立起切实符合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特点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体系，切实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水平；二是政府既要利用所掌握的丰富资源，又要根据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同素质的状况，采取集中办班、远程网络培训、函授培训等灵活多样的培训形式广泛开展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三是构建有效的教育培训网络，要按照合理布局、方便学员的原则，就近选择师资力量、场地设备等各项条件较好，有相应资质证明的培训机构作为长期定点培训基地，并明确教育培训的专业、范围和要求；四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培训涉及到政府、用人单位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等多个方面，根据“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该培训经费应当主要由政府、用人单位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三者共同承担；五是政府应开展丰富多彩和积极向上的社区文化活动，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接受城市文明的辐射，不断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自觉融入城市生活，推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的进程。

（二）推动制度创新，构筑一体化建设体系

“当前二元的社会保障模式决定了城市社会保障和农村社会保障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无法在短期内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一体化，因此，需要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之间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保障制度”[6]，即建立由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的社会保障与农村社会保障、城市社会保障共同构筑的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框架下的可以自由流通转化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社会保障体系。近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建立与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相适应的教育、卫生计生、就业、社保、住房、土地及人口统计制度；切实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合法权益。”[7]可见户籍制度及依附于其上的诸多制度改革开始提速，但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结构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还将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户籍制度是实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前提条件，我们必须积极作为，扎实稳步推进。今后的社会保障体系要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特殊性有所倾斜，构建覆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内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生活保障体系。同时，要解决好相关部门之间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不同城市之间的有效衔接与协调问题，促进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合理地流转。逐步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既可以分享到城市社会发展的成果，也将有助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尽快并真正转变为城市居民。

（三）加强宣传教育工作，营造市民化的适宜环境

随着城市化、现代化建设步伐的进一步加快，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农业人口被“圈入”城市中，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其主要原因是城市居民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之间以及各民族之间因缺乏沟通与交流而导致的无知或偏见。因此，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是当务之急。一是要借助城市各种宣传媒体，普及有关的民族基本知识，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通过宣传我国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由56个民族共同缔造的历史，让“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观念深入每个公民心中，真正认识并相互尊重各民族不同的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从而营造各民族团结友爱、和睦共处的和谐社会环境。二是各级政府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尤其是城市政府应该承担起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应该履行的责任和义务，以服务人民为宗旨，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整体规划，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吸收和管理与城市经济结构协调和发展结合起来。同时加强对城市市民和城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的引导和指导，杜绝身份歧视，切实保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努力营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的适宜环境。

四、结语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是现代城市中一个特殊的群体。由于户籍制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还面临着种种困境，市民化的进程还充满着许多艰辛与坎坷。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是其在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的必然选择，也将随着城市化、现代化进程而逐步实现。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市民化不是所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市民化，也不是在城市地域范围内居住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一次性的市民化，而是“符合条件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有序的市民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3《城市蓝皮书》指出，“中国真实的完全城镇化率为42.2%，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预计到2030年前，全国大约有3.9亿农业转移人口 （下转第96页）（上接第79页） 需要实现市民化，其中存量约1.9亿，增量超过2亿”[8]。加之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相对缓慢，在短期内不可能把大量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吸纳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因此，实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是当前我国社会面临的一个现实而又重要的课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身等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尽管我国正在逐步放松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城落户的限制，同时，各地城市政府的户籍制度改革举措也正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落户提供多样化的选择，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进程面临的诸多困境，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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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曹耳东，过剑飞，傅红岩.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J].人口与经济，2005（1）.

[7]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4-07-31（01）.

[8]潘家华，魏后凯.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6——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7.

责任编辑：朱 列

作者：曹军锋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问题论文 篇3：

改革开放40年内蒙古自治区少数民族城镇化发展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城镇化建设不断加快。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水平明显提高，城镇化对少数民族受教育、重构少数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关系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

关键词：少数民族 城镇化 文化重构 和谐民族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实现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实现了少数民族群众生产方式和生活水平的历史性飞跃，实现了少数民族群众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全面提高，民族地区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我国不断调整城镇化政策，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道路。1978年我国城镇化比例为17.9%，2018年达到了59.58%，40年间增长了41.68个百分点。我国城镇化发展显著提高进程中，少数民族城镇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已经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一、内蒙古自治区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迅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城镇化建设的步伐也逐渐迈开。人口城镇化是农业人口不断转变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居住在城市、旗县地区人口增长是衡量人口城镇化的重要依据。内蒙古自治区城镇化比例1982年为29.11%，2018年为62.7%，36年间增长了33.59个百分点。1982年、2018年内蒙古自治区城镇化比例高于同期全国城镇化比例。

内蒙古自治区少數民族城镇化比例2000年为36.87%，2010年为48.7%，比同期全国少数民族23.35%和32.84%比例高。内蒙古自治区世居少数民族有蒙古族、回族、满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朝鲜族、俄罗斯族，随着城镇化进程生活在农村、牧区、林区的世居少数民族逐渐迁移至城镇生活工作，成为城镇人口。全国各地少数民族由于工作、婚姻等各种原因迁移至内蒙古自治区城镇，充实了城镇少数民族成分，1982年呼和浩特有34个民族，2010年有49个民族，城镇民族成分不断增加。2000年、2010年，内蒙古自治区世居少数民族除了蒙古族以外其他世居少数民族城镇化比例高于同期内蒙古自治区少数民族城镇化的比例。内蒙古自治区是蒙古族聚居区，聚居区农村、牧区人口较多，因此城镇化比例低是必然的。

从内蒙古自治区世居少数民族全国城镇化比例看，1990年内蒙古自治区所有世居少数民族城镇化比例高于全国城镇人口和少数民族城镇人口的比例。2000年、2010年，蒙古族、满族低于同期全国城镇人口比例，其他世居少数民族都高于同期全国城镇人口和少数民族城镇人口的比例。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俄罗斯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城镇化比例在全国各少数民族当中是比较高的，内蒙古自治区少数民族呈现了城镇化比例较高特点。

从以上数据看，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少数民族城镇化呈现了快速发展态势，这和我国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进城市化建设有着密切联系，内蒙古自治区少数民族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渐实现了城镇化。

二、城镇化对少数民族的影响

城镇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然趋势，少数民族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对少数民族全面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城镇化对少数民族各个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城镇少数民族受教育水平较高

改革开放以来，在民族教育政策的推动下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取得了繁荣发展，少数民族受教育环境不断得到了改善，为少数民族地区建设培养人才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依据。我国创建了适合中国国情和民族特点的多种办学形式，民族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专业结构日趋合理，学科门类齐全，建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高等教育体系，教育体系的健全保障了少数民族接受高等教育。

从内蒙古自治区达斡尔族受教育情况看，1990年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达斡尔族聚居区）达斡尔族受中专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占受教育人口的3.68%，呼和浩特市达斡尔族受中专以上教育程度人口占受教育人口的53.37%。可见，城镇达斡尔族受教育程度比农村、牧区少数民族高，从聚居地方的农村牧区走出了很多接受中高等教育的少数民族人口进入城镇生活、工作，城镇成为高学历留驻主要地区，城镇发展需要高学历人才。

（二）城镇成为重构少数民族文化场域

改革开放40年来，党和国家重视和关心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建设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空间更加多元化。人是文化承载者，在少数民族城镇化进程中不同民族文化汇聚在城镇，丰富了城镇文化，城镇已经成为重构少数民族文化重要场域。

改革开放之前，家庭、村落（苏木、嘎查）是组织开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重要场域，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文化活动从农村、牧区逐渐走向更加广阔的社会舞台，如今在城镇形成了社会、学校、家庭三位一体的重构少数民族文化的场域，场域的多元化、宽阔性为重构少数民族文化提供了更多便利条件。当代节日的确立为城镇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带来了生机与活力，民族节庆活动都是改革开放以来设立，对重构城镇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城镇成为少数民族重构文化的重要场域。

（三）城镇少数民族关系更加和谐、融洽

我国一直以来提倡民族团结事业，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和谐民族关系是民族团结的基础，民族繁荣发展的根基。城镇化在改变少数民族的聚居状态，形成了各民族杂居模式，相互接触、交融的态势。各民族在相互适应中逐渐形成相互尊重、理解、帮助的社会条件，从而建立了和谐的社会关系。

族际通婚能反映民族关系和谐程度，是衡量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族际通婚家庭的增加对民族文化认同、民族间交流交往起到推动作用。据上世纪90年代对呼和浩特市民族通婚调查数据看，蒙古族、满族与汉族通婚较多，蒙古族、满族族内通婚比例低于族际通婚。族际通婚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为构建和谐、融洽民族关系搭建了牢固的基础。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各民族由物质空间的交集促成了精神层面的认同，在共居、共事、共乐中增进各民族间的情感联结，构建了和谐的民族关系。

三、内蒙古自治区少数民族城镇化发展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根据不同时期少数民族实际情况，结合少数民族特点我国出台了诸多民族政策，我国民族政策的出发点是维护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根本利益，一系列民族政策对维护民族团结、发展少数民族事业起到推动作用，不断推进了少数民族城镇化建设进程。

内蒙古少数民族城镇化发展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一方面，党的领导是少数民族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保障。党和国家始终坚持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内蒙古自治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结合当地实际少数民族城市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其次，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民族关系是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内蒙古自治区有各民族和睦相处的历史，这是构建城镇民族关系的重要基础。构建什么样的民族关系关乎地区稳定，关乎经济社会发展。1979年，邓小平指出：“我国各兄弟民族经過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进一步加强了内蒙古自治区坚持构建新型民族关系，保障了城镇和谐社会环境，构建了牢固的“民族团结”思想基础。其三，文化建设是城市化发展的精神动力。城镇建设需要丰厚的文化底蕴充实城镇魅力，在城镇建设中保留城镇原有历史文化基础上融入少数民族文化元素，彰显各民族文化。为民族文化保护、传承提供宽阔的空间，为各民族记得住历史、记得住乡愁提供良好的平台。其四，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是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支撑。少数民族聚居区在国家政策指引下不断发展教育事业，我国教育体系的健全促进了少数民族接受高等教育步伐，城镇建设的吸引力为受高等教育少数民族提供了成为城镇人口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镇化对少数民族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更加注重环境宜居和历史文脉传承，更加注重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少数民族城镇化建设将进一步秉持环境宜居和文化传承理念，为实现少数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提供路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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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娜仁其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