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危机下人口问题论文

一个危机——人口危机，正在挑战中国未来;一个噩梦——人口噩梦，正在剧烈撞击中国梦;在中国大地，与中国梦比肩同行的，是中国的人口噩梦。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有人力、缺财力，“计划经济体制”制约了生产力。改革开放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解放了生产力，使中国物质财富极大涌流。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民族危机下人口问题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民族危机下人口问题论文 篇1：

论少数民族就业歧视的存在原因及其对策

【摘要】就业是民生之本，平等就业，是实现人人生而平等的基本生存权。近年来，各种就业歧视层出不穷，不断的破坏着劳动者平等就业的权利。与此同时，在我国少数民族就业歧视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但是在学界很少有人关注民族就业歧视，也很少有人研究民族就业歧视的现状。我们此次调查，旨在了解少数民族就业歧视现状，深入剖析就业歧视原因，提出合理的建议和意见，为解决少数民族就业歧视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关键词】平等就业；就业民族歧视；法律制度

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经济进入低迷的状态，就业率不断下滑，各种就业歧视也不断显现：性别、户口、身高、容貌、星座、血型等就业歧视不断进入学者们的视线，就业歧视一时间被社会学者“疾风扫秋叶”般的推上社会关注的焦点。“根据2000年湖南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湖南少数民族就业以第一产业为主，占其就业人口的84.29%，并且省内各民族自治地方第一产业就业人口都高出全省平均水平。①在云南，2001年民族自治地方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331元；非农业劳动力全年人均纯收入约为5440元；兼业劳动力全年人均纯收入约为4180元。三者的收入比为1：4.09：3.14。②同时应当注意的是，少数民族适龄劳动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根据第四、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汉族劳动适龄人口增加了14.90%，而少数民族增加了25.14%。③”这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少数民族地区的剩余劳动力不断外出，从事非农业劳动获得的收入越来越多。但是，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少数民族劳动力的素质和技术普遍低下，加上少数民族有其特定的文化和风俗习惯，少数民族遭到就业歧视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也越来越突出。少数民族就业平等问题，不仅关系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水平的发展，也涉及到全社会的团结和稳定。一、关于就业民族歧视的界定

根据1958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的第111号公约《关于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的规定，就业和职业歧视指：基于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见解、民族血统或社会出身的任何区别、排斥或特惠，其效果为取消或损害就业或职业方面的机会平等或待遇平等；基于特殊工作本身的要求的任何区别、排斥或特惠，不应视为歧视。而这里所谓的职业中的民族歧视是指：基于民族的任何区别、排斥或特惠，其后果是取消或损害就业方面的机会平等或待遇平等。但是基于特殊工作本身的要求的任何区别、排斥或特惠不应视为歧视。④我国现行《劳动法》中规定就业歧视的表现形式为民族歧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宗教歧视。但是，我国法律并没有具体的规定就业民族歧视的概念。笔者认为，在我国，就业中的民族歧视就是对拥有不同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少数民族的劳动者实行不平等的就业对待，这种不平等损害或剥夺了少数民族劳动者的就业机会。二、现实中的少数民族就业歧视

为了能够发现和深入了解少数民族在就业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我们制作并发放了150份《关于少数民族就业歧视问题的调查问卷》，调查人数为150人，共涉及到回族、藏族、苗族、蒙古族、侗族、彝族、维吾尔族等十三个少数民族。此次调查本科毕业生33名，分别来自全国不同的省份。其中，有16名学生表明自己在就业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占本科生调查人数的48.5%。

调查问卷主要调查对象是比较年轻的少数民族就业者，涉及领域主要是建筑行业的少数民族劳动者、工厂劳动者、少数民族毕业生，并根据在宁夏中卫、海原、同心、甘肃天水等地调查中所遇到的问题，访问了部分包工头和受过就业歧视的少数民族劳动者。我们的调查结果表明：

（一）新一代少数民族就业者中（除了少数民族大学生）有32%具备是小学文化水平；初中文化程度的有44%；高中文化程度的有16%；有8%是中专文化水平。可以看出，我们所调查地区的新一代少数民族就业者文化程度主要以初中为主，整体知识文化水平偏低，主要集中在小学和初中。年龄较大的少数民族就业者中有70%是小学文化水平；28%是初中文化水平；仅有2%是中专文化水平。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就业者的整体文化素质水平不高，职业技术水平也较低，只有18%的新一代少数民族劳动者曾经在工厂车间工作过，拥有一定的操作技术，其他均从事建筑行业，41.8%的被访者遭遇歧视时，会选择无奈的接受；通过政府申诉正规渠道维权的被歧视者只占13.2%；与单位自己展开协商，据理力争的占20.8%；27.6%的被调查者认为，要解决少数民族就业歧视问题，少数民族劳动者自身要努力提高维权意识，用合法途径维权。

（二）根据我们调查的数据分析表明，有宗教信仰或有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的民族要比其他没有信仰和自己文化的民族受到就业歧视的机率高，比如：回族、藏族、维吾尔族和彝族。有98%受访者认为有必要制定《反就业歧视法》，只有2%的人认为没必要。为了深入地了解少数民就业歧视的原因，我们针对回族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占总调查人数的74.1%。在这些调查人员中只有8%的人表示没有受过就业歧视，其余92%的回族劳动者表示受过不同程度的就业歧视。针对回族的这种普遍存在的就业歧视现象，我们专门进行了访谈，发现了如下一些问题：

1.在建筑行业，层层转包制度是造成少数民族就业歧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1）层层包转导致建筑行业承揽者良莠不齐，存在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情况。在2000年左右，回族劳动者外出务工基本不会受到民族问题的影响。但是，随着建筑行业利润的提高，很多建筑工程都进行多层包转，良莠不齐的包工头很容易出现问题。比如：有些包工头原本知道回族不能吃猪肉，故意在节日的时候买大肉，引起了很多回族劳动者的反抗和暴动。（2）我国部分包工头素质较低，为了获得违约赔偿，利用少数民族劳动者闹事、扰乱工程秩序，严重破坏了少数民族的对外声誉，使外界对少数民族产生误会，造成就业歧视现象更加严重。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在2008年发生在江苏徐州市的砸工地事件，事件的包工头和主要领导者被法院判决诈骗等罪名。原因就是包工头向老板索要违约赔偿金，并且以少数民族农民工的名义索要生活补助等费用。工程老板照合同法规定支付了违约金两倍赔偿，包工头却变本加厉，以农民工名义索要的生活补助费用是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高额数字，在包工头的唆使下部分少数民族劳动者跟着包工头砸工地，触犯我国刑法。

2.我国法律制度的不够完善，未能遏制少数民族就业歧视问题的恶性循环

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它为平等就业奠定了精神基础，确立了基本原则。我国《劳动法》和《就业促进法》在规制少数民族就业歧视方面存在不足，覆盖面还较狭窄，惩罚措施不明确。没有针对就业歧视现象制定专门的法律规定，也没有规定有就业歧视的企业或公司会面临什么样的惩处。如果一部法律没有相应的惩处措施，那么此法律所规定的条款便毫无意义，只是隔靴搔痒而已。在这些法律中，没有对少数民族就业歧视问题制定解决措施和惩罚性的条款，只是简单一提，这些法律上的不足，使很多就业歧视层出不穷，无法遏制。

3.少数民族就业歧视正在从建筑行业向工业等其他行业扩展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宣和镇永和村，是一个回族聚居的村子。这个村子里有很多剩余劳动力，却很少有人外出务工。大家都说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十年前他们出去打工会高兴地拿着钱回来，近几年来大家都是隐姓埋名，尤其是在对外找工作的时候不敢用自己的身份证，用的都是汉族同胞的身份证，他们说“建筑公司如果发现是回族的身份证就直接让走人。”现在连家门口的工厂都不会接受少数民族工人了，饱受就业歧视的回族劳动者们，不仅在外地建筑行业受到歧视，就连本地的工厂也剥夺他们公平就业的权利。

我国政府并没有专门处理就业歧视问题的机构，在少数民族就业歧视问题上，政府并没有一套有效的解决机制。遇到比较严重的少数民族就业歧视问题会直接被政府视为民族问题解决，遇到较轻的少数民族就业歧视问题有时候会被政府忽视，敷衍了事。很少有少数民族就业歧视问题是通过法律诉讼或仲裁机构调解，导致很多劳资暴力事件的发生。“法律”还是没有普照我国的每一个角落，也使少数民族就业歧视问题小事积大，大事得不到有效的解决。三、少数民族就业歧视问题的解决思路

由于少数民族就业歧视涉及到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问题，也关乎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少数民族就业歧视问题和其他就业歧视问题的关系是一个“个性与共性”的问题，解决好少数民族就业歧视问题对于解决其他就业歧视问题有很大的帮助。针对少数民族就业歧视问题，我们认为应该借鉴瑞典的反就业歧视制度，立足于我国国情找出适合我国的解决机制。比如设立专门的机构管理少数民族就业歧视，加大立法力度，建立反就业歧视法体制。加强政府和工会的合作，将法制与法治相结合，实现问题解决机制的有效性。具体措施包括：

（一）完善工程合同的包转限制次数，建立包转征信制度，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建筑行业的层层包转制度使我国每年都存在大量的讨薪难问题。经过我们调查，发现少数民族就业歧视的主要原因就在层层包转制度上。由于少数民族具有其独特的文化，整体素质较低，遇到困难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保护自己的权利，在拿不到工资的情况就会做出一些比较极端的事情，比如砸工地、罢工等。完善包转制度，限制工程的层层包转，建立健全转包征信制度，将信誉不好的转包工程停止或者整改，发展信誉较好的转包公司，培养“包工头”和“农民工”双信誉制度。

（二）以《宪法》为指导，制定《反就业歧视法》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就业促进法》

在美国，联邦及地方立法机构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旨在保护社会非主流群体的公平就业权，并成立了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简称EEOC）。可以说，现在几乎所有雇主的人事政策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到联邦、州和地方的公平就业立法及新社会道德规范的约束。⑤在瑞典反就业歧视框架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具有指导意义的宪法；第二部分是刑法等普通法；第三部分是劳动就业方面的专门法律；第四部分是反歧视专门法律。除此之外，瑞典还加入了欧盟等国际反歧视公约。⑥这些反就业歧视法律制度对于我国解决少数民族就业歧视有借鉴意义，以史为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民族就业歧视问题的解决指日可待。

我国《宪法》第4条、第36条、第48条分别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宪法》第42条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它为平等就业奠定了原则和方向。⑦制定《反就业歧视法》，将现实中各种就业歧视问题纳入我国法律制裁的范畴，将少数民族就业歧视问题单独规定。修改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就业促进法》，将我国民族区域经济发展与少数民族区域促进就业联系起来，以经济发展和促进就业为目标，带动劳动力的需求，从根本上减少少数民族聚居区就业歧视问题，实现惩罚预防相结合的目的。（三）扩大工会监督职能，充分发挥工会的内部监督作用

充分发挥工会的“四项功能”。所谓工会的四项功能，即“参与职能、维护职能、建设职能、教育职能”。充分发挥工会的“监督职能”，就要着重于参与职能，参与工会所在单位的民主管理，增加工会的内部监督职能，将监督就业歧视职责赋予工会，积极预防单位出现就业歧视，保障公民的公平就业权，使就业歧视现象在企业内部逐渐减少，促进劳动者更好的就业。（四）设立就业平等委员会，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

依据《宪法》和《组织法》，在我国劳动部下应该设立就业平等委员会，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另设少数民族就业平等委员会，民族平等委员会应隶属于劳动部管辖。劳动部下设就业平等委员会，专门依照法律、法规处理就业歧视问题。当事人若对处理结果不服可向就业平等委员会申请移交法院进行审判。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另设少数民族就业平等委员会，主要承接《就业促进法》单独规定的少数民族就业歧视问题，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就业和解决少数民族就业歧视问题。负责监督和管理少数民族外出务工等就业歧视问题，一经发现外地少数民族就业歧视问题，根据受歧视劳动者所在地确定少数民族就业平等委员会，由少数民族就业平等委员会向歧视地就业平等委员会协商，情节较轻者由当地就业平等委员会按照法律、法规依法处理，情节比较严重的直接由歧视地就业平等委员会移交所在地法院依照《反就业歧视法》依法处理。这样既可以保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稳定的发展，又可以遏制就业歧视问题在中国蔓延，也可以处理特殊的少数民族就业歧视问题。

总之，少数民族就业问题涉及各民族团结，国家的稳定，也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缩小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关键点。少数民族就业歧视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就业歧视法律的健全和完善，还需要政府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投入力度，提高少数民族综合素质。建立一套少数民族就业歧视解决机制，促进少数民族劳动者就业，增加少数民族劳动者的收入，缩小各民族经济发展的差距，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 释：

①朱朝辉.湖南少数民族就业人口结构分析[J].民族论坛， 2003（9）.

②杨雪梅， 张宗敏.少数民族地区剩余劳动力就业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③田艳波.从《奥肯定律失灵》看少数民族人口就业问题[J].边疆经济与文化， 2007（7）.

④马永堂.国际劳工组织关于禁止就业和职业歧视的劳工标准及实施机制[J].中国劳动， 2008（11）.

⑤范忆.美国的就业歧视与劳动就业立法改革[J].中国就业， 2002（12）.

⑥丁塞尔.瑞典反歧视法律制度[J].国际劳动， 2010-3-29.

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33、36、42、48条规定.

作者：马军

民族危机下人口问题论文 篇2：

呼唤《中国公民自主生育法》

一个危机——人口危机，正在挑战中国未来;

一个噩梦——人口噩梦，正在剧烈撞击中国梦;

在中国大地，与中国梦比肩同行的，是中国的人口噩梦。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有人力、缺财力，“计划经济体制”制约了生产力。改革开放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解放了生产力，使中国物质财富极大涌流。但是30多年的“计划生育体制”，严重限制了中国生育力，将导致未来的中国有财力、缺人力，在财富光环的背后，是民族复兴后继乏人的人口危局。应对中国人口危机，创新中国人口战略，转型中国基本国策，建立中国公民“自主生育体制”，制定国家“鼓励生育”政策，变限制生育为放开生育，从自主生育到鼓励生育，已经成为实现中国梦的迫切需要，成为刻不容缓的战略抉择。

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早已为我国宪法所确立。进入21世纪，又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制定《中国公民自主生育法》，不仅要停止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而且需要对中国宪法做相应修正。

2004年宪法修正案确认“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概念进入了中国宪法。制定《中国公民自主生育法》，要把自主生育权作为中国公民人权的一个基本内容，作为国家实现和保障人权的一项重要责任。

中华复兴后继乏人，鼓励生育利国利民。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尽快启动《中国公民自主生育法》的立法工作。

一、观察人口生育，要有全球视野

人类社会的全部再生产，归结为物质财富的再生产和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在全球化时代，规划国家经济建设，需要全球视野;而进行国家人口建设、抓好民族生育大业，也需要放眼全球，把握世界人口和生育的大趋势、大格局。

1.人少为患——世界进入“缺人时代”

“人满为患”，是一种传统思维。当今世界，已经进入“缺人时代”，“人少为患”成为全球共识。

欧洲在经济高速发展的20世纪50～60年代，还保持较高生育率，但在随后20～30年，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例如，在西班牙，0～4岁的小孩要比30～34岁的人口少40%。

亚洲国家日本的生育率在20世纪50～60年代也很高，到70年代，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近年更降到1.2的水平。韩国在20世纪70～80年代经济起飞后，生育率一路下滑，现在比日本还低。就连不够发达的越南和泰国，生育率也随着经济的发展，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今天的世界，经济建设越是现代化，人口格局就越呈少子化。

过去200年，特别是最近30多年来，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1820、1950、1980和2013年，分别为35.0%、21.8%、22.1%和19.0%，总体上在大幅下降，并且还将继续下降到10%以下。目前中国新出生婴儿的比例只占世界新出生婴儿的12%。专家预测到2060年，中国的新生婴儿比例将进一步降低到6%。

今天的世界，在为“缺人”发愁。环顾全球，凡生育率水平降到1.5以下的国家，都推出鼓励生育的政策。在俄罗斯，生育二胎以上的孕妇，每生一胎便可获得相当于5000英镑的奖励;在德国，停职在家照顾孩子的父母全年每月可得到相当于税后月收入2/3的补贴。在法国，政府给生育8个及以上孩子的父母，颁发法兰西共和国家庭金质勋章;在人口稠密的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生育政策更是经历了从鼓励少生到鼓励多生的180度大转弯。

2.人口规律——在“与时俱进”

当世界进入“缺人时代”，各国由“人满为患”转变为“人少为患”时，传统的人口观、人口学、人口策、人口律，就需要重新审视。关键在于：人口和生育规律变了，过去是定律、是真理的东西，今天已经是谬误、是灾难了。

农业社会，有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就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生育力抵消生产力，生产力制约生育力。而现代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生育力却急速下滑。人口学家们测算，一个国家人均收入一旦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4000美元，生育率就会降到更替水平2.2之下;一旦达到10000美元，生育率甚至会降到1.5以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因为现代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科技创新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口越多，市场就越大，创新主体就越多，社会活力也越强。结果，生产力制约生育力的旧规律，就被 “生产力拥抱生育力”的新规律所取代。这样一来，人类社会的人口生育规律，就由过去的“生产力越低、生育率越高”，转变到“生产力越高，生育率越低”;就由过去的“人均财富越少，越要控制生育”，转变为“人均收入越高，越要鼓励生育”。在人类社会人口和生育规律的转变面前，要保持人口更替有活力，要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国家的人口政策就要适时扔掉“老规律”，准确把握“新规律”，按照新规律制定新的人口战略和生育政策。

3.人口版图——生育力改变世界格局

人口变化，影响世界格局。大国人口与大国兴衰，相辅相成，成败攸关。

①人口格局与大国兴衰——国家实力，不仅包括领土、经济、军力，也包括人口实力。人口衰落的国家，不可能保持活力和提升竞争力。大国崛起，不可能在人口衰落中实现。西方世界的崛起与扩张，是与人口膨胀和人口输出联系在一起的。而西方的衰落，也伴随着人口生育的停滞和萎缩。2050年以后，欧洲人口将持续“衰落”，若开放国际移民，欧洲大国的人口版图将重新描绘：英国将有举足轻重的印巴移民，法国将有更多前殖民地如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后裔;德国“客居”的土耳其人口将变成“主居”。这样，曾经是西方文明核心的欧洲不复存在，将被伊斯兰文明的人口覆盖。西方人口的“没落”最终将被非西方人口的“兴起”而替换和“覆盖”。人口格局的颠覆性变化，将使世界体系中的西方“中心”地位被取而代之。中国在1950年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为21.89%，1975年为22.76%，2000年下降到20.72%，预计到2050年将下降到15.32%;2100年将下降到10%以下。如果继续保持低生育率，更会降至5%。印度在世界人口舞台上“节节攀升”，1950年占世界人口14.67%，2000年上升到17.21%，2050年将上升至18.18%。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由2000年的4.61%，预测到2100年可能提升到4.78%。俄罗斯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将由2000年的2.40%下降到2100年的1.11%。

②人口格局与文明竞争——人口是文明的载体。文明的竞争与人口的竞争紧密联系。1920年生活在西方文明之下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8.1%;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32.3%;历经20世纪50～60年代非西方国家“独立”和“人口爆炸”之后，1971年西方文明控制下的人口降至14.4%。到21世纪20年代，即距西方文明达到顶峰的100年之后，西方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10%。在承载西方文明的人口规模大变化的同时，非西方文明的人口结构也急剧变化。例如，伊斯兰文明控制世界人口的比例，在1920年仅为2.4%，与西方文明相差近45个百分点。可是80年后，伊斯兰文明控制下的人口占到了世界人口的15.9%，超过了西方文明人口的比例。20世纪后半叶世界人口处于两极变化之中：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人口规模相对变小，进入“银发闪耀”的老龄社会;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空前，形成“生机勃勃”的年轻社会。美国著名专家亨廷顿看到伊斯兰国家15～24岁的年轻人口增长特快，超过20%的高比重，担心伊斯兰世界年轻人口迅猛增长会冲击老龄化社会的西方文明;亨廷顿忧虑西方世界内部人口族群结构、宗教结构的变化将导致西方文明被伊斯兰文明蚕食。20世纪90年代，欧洲的移民中2/3是穆斯林。在德国，信仰伊斯兰教人群的生育水平高于信仰基督教人群。而伊斯兰国家还在号召穆斯林“通过与非伊斯兰族群的互相同化，使他们逐渐接受伊斯兰教的道德准则和宗教信仰，从而在将来的某一天成为社会的多数”。有人说，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竞争，最后的结局，不是取决于军事战斗力和经济力，而是取决于生育力，是生育决定胜负，是摇篮决定成败。一个充满“空摇篮”的西方世界，其文明的衰落，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在西方以“选票为王”的体制下，人多则票多，生育力就是战斗力，生育力就意味着权利和权力。在当今世界人口格局与文明竞争的关系上，有人喻之为“老龄化的西方社会，中年化的东方社会，年轻化的伊斯兰社会”。这是耐人寻味的。

③人口格局与国家演变——大国内部的人口格局变化对大国政治具有颠覆性影响。在一个国家内部，人口格局的变异，会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态产生重大影响。据美国人口调查局估计，21世纪中叶，美国人口中将有25%是拉美裔人，2050年以后美国的欧裔白人将从多数变为少数（低于50%）。亨廷顿担心“如果新移民不能融入迄今为止支配美国的欧裔文化，那么美国人口的非西方化是否会意味着它的非美国化”。亨廷顿的担心，不是杞人忧天。人口格局对国家的演变，是多方面的，包括人口年龄结构的失衡，都会严重改变国家的特性，影响民族的活力。例如日本的低生育率造成国家内部老年人与年青人的人口比例失调，进而导致日本社会政治生态的变异。日本不仅老人多，老人参与投票的比例也远远高于年轻人。2003年，日本60～69岁老人的投票率高达77%，而20～29岁年轻人的投票率只有35%。由于老人选票在选举中占绝对优势，政治人物推出的政策自然会向老年人倾斜，以致整个国家出现严重的“老人政治”。就像老龄化会抑制企业的创造力一样，老龄化也使整个政府和民意变得保守。日本的领导人不仅年龄比美国总统大，而且其实行的经济政策也十分保守。

二、反思计划生育，停止“自杀政策”

中国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唯一长时间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中国今天在人口和生育问题上出现的所有热点难点问题，以及中国人口生育领域在未来的重大隐患、忧患，都与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大有干系。

1.计划生育——毁我“人口长城”

新中国成立初期生育率高达6.0左右，20世纪70年代的生育率是2.2～2.8，20世纪90年代则降到更替水平2.1以下。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中国的生育率不到1.5。现在，中国生育率降至1.3，很多大城市户籍人口的生育率只有0.8左右。0.8的生育率，意味着中国大城市的户籍人口每一代要减少一半以上。这是一个在人口问题上“高速自杀”景象。

中国2010年14岁及以下的人口比例只有16.6%，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7%，更低于发展中国家的29%。妇女总和生育率从1973年的4.5，降到1979年的2.8;1990年的2.3，降到1995年的1.5;2000年的1.22，降到2010年的1.18。中国育龄女性急剧减少，1990年代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导致“90后”母亲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大约减少一半。

继续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中国人口到本世纪末将减掉三分之二，剩下4.6亿人;再过一百年到2200年可能只剩下6800万人。计划生育是一个“人口自杀”政策，这一政策，将把中国变成一个后继乏人的“濒危国”、男多女少的“光棍国”、遍地老爷爷的“老人国”。

2.计划生育搭上“城市化快车”——人口一代减少一半

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已经降到1.5以下，而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才完成一半。今后越来越多年轻人移居城市，中国的城市化率将从现在的50%上升到20年后的70%。上海0.7的生育率是低生育率的“世界冠军”，如果全国生育率上海化，用70%的城市化率来计算，加权平均生育率就是0.7×70%+1.8×30%=1.03。农村的生育率姑且假设仍为1.8，那么中国的生育率会降到接近灾难性的1.0。中国香港、新加坡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0左右，而中国不可能像新加坡一样依靠移民维持繁荣。1.0的生育水平，意味着中国的人口数量每代人就会减半。

3.后继无人——亡国灭种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在中国形成一个畸形变异的社会。

这是一个白发苍苍的社会——每对夫妇要抚养4个老人。一个年轻人越来越少的国家，必然要走下坡路。对比中国2010年和2040年的人口结构，可以看到，到2040年，虽说中国总人口还是在14亿左右，比现在略多，但是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从现在的1.71亿增加到4.11亿，20～60岁的工作年龄人口将从8.17亿下降到6.96亿。其中，最有活力的20～40岁的人口，将从现在的4.36亿下降到3.02亿，下降幅度超过30%。

这是一个“媳妇荒”的光棍社会——2015年，中国每年进入婚龄期的男性要比女性多出15%，2020年将多出20%。2020年，适婚男性人口将比适婚女性人口多出近3000万，而且还将继续增加到4000万。

这是一个有国少家的奇异社会——国以家为基石，家是国之细胞。兴家才能强国。而中国人口危机，导致婚姻观念异化，家庭结构脆弱，晚婚、不婚、离婚比率高企，“剩男”、“闺女”成群，男不能为人父，女不能为人母，家庭基础不牢，社会残缺不全，中华国本动摇。

计划生育，特别是35年的一胎化政策，是新中国最大的战略决策失误。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也是世界史无前例的“人口自杀”政策;放开生育，是中国人口的休养生息;鼓励生育，中华民族才能够强身健体、国运永续。

三、基本国策转型，一步调整到位

在全国全面实行计划生育的20世纪80年代，有4个地区作为试点，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它们分别是甘肃省酒泉、山西省翼城、河北省承德、湖北省恩施。这4个地区是典型的中国欠发达地区。20多年的试点结果，这些地区的生育率也就在1.8左右。按照联合国2011年公布的人口预测报告，我国若保持生育率1.8左右的中方案，100年之后人口将降至9亿;若保持生育水平为不足1.5的低方案，我国人口将降至5亿，届时15岁以下少年人口比例将不足10%，65岁及以上人口将超过40%。这说明，只有停止实行计划生育的中国，才是一个更正常、更健康、更有活力的中国。

在全世界，没有任何一场争论像中国的生育政策那样，持续半个世纪而不止。这场“世纪争论”和“世纪试验”，持续到今天，可以说是：百家争鸣有共识，实践检验出真知，基本国策需转型，鼓励生育呼声急！

中国人口生育领域变革创新的时代潮流，对科学决策提出了三大要求：

一是决策的时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环境下，不失时机地实现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战略转型。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的人口和生育政策不是禁区。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国的人口和生育政策必须创新。在两代人的时间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被贴上“基本国策”的标签，成为不容非议的禁区。面对今天中国的人口危机，应对未来中国的人口挑战，对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反思和争论，不论是“有功”论、“有过”论，还是“有罪”论，在学术上都可以继续争鸣，但是在实践中必须改弦易辙，在政策上必须快速转型。

中国人口和生育问题的基本国策，需要180度大转弯。就是要从国家计划生育到公民自主生育，从限制生育到放开生育，从家庭自然生育到国家鼓励生育、奖励生育。这样一个转型，是中国人口观、生育观在21世纪的一次大变革，是在人口和生育领域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是生育体制和国策上的一次大创新。

二是转变的力度——是继续保留计划生育这根绳索，但是适当松绑，让变革局限在计划生育的框子里面小改小调;还是扔掉计划生育这根绳索，跳出计划生育这个框子，停止和废除计划生育政策;是满足于放开生育、自然生育、自由生育、自主生育，还是进一步支持生育、鼓励生育、奖励生育、拉动生育？这个变革的力度和转变的幅度，对中国人口的未来意义重大。

三是推进的速度——是量变、渐变，十年八年挪一步，还是实行180度大转变，一次性转身、一步跨越到位？在中国人口和生育问题的危机、危局面前，“基本国策”的转变和创新，需要时不我待，大刀阔斧，只争朝夕。

加速推进和制定《中国公民自主生育法》的过程，是中国人口思想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过程，是重新塑造“21世纪中国新人口观”的过程。

四、发扬国歌精神，应对人口危机

面对严重的人口危机，创新中国生育战略，既需要基本国策的彻底转型，从限制生育到鼓励生育，又需要配套的战略举措，使鼓励生育能够取得理想的效果。特别要在国家养孩、推迟退休的问题上，有历史性的突破。

1.国家养孩——大势所趋的时代潮流

农业社会，“养孩家庭化”，养儿防老（儿靠家养）是生小孩的重要动机。在现代社会，养老主要依靠社会福利和储蓄。养老不再依靠小孩，但是抚养小孩的成本却越来越高。虽然政府负担了小孩的大部分学费，但是要培养高质量小孩还需要父母投入大量精力和财力。所以在福利国家，父母不愿生小孩，政府却有奖励生育的政策，形成“养孩社会化”、“养孩国家化”。

经济、社会越是发展，培养教育高素质小孩的成本也就越高。2010年美国抚养一个小孩到18岁的成本高达222360美元，是人均年收入的4倍，这还不包括大学学费。在中国，培养一个小孩到大学毕业的直接经济成本是49万元，是城市人均年收入的8倍。很多发达国家女性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赶上甚至超过男性。美国和英国女性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比男性高出40%。所有发达国家中，女性就业比例在过去30年大幅提高。中国女性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已经赶上男性，中国城镇女性参加工作的比例达到70%，比发达国家还高。“职业女性”越多、“事业女性”越多，愿意和能够挑起生孩养孩重担、履行母亲职责的妇女就越少。东亚女性之所以生育率最低，是因为东亚国家的父母尤其注重小孩的教育，这就增加了育孩的成本，也导致大多数父母没有精力、财力去生育培养更多的小孩。

鼓励生育，需要一系列优惠政策。例如，实行生育补贴政策，尤其是第二胎的补贴政策，可以仿效新加坡做法，奖励城市人均年收入的一半左右（3万元）;建立12年甚至16年义务教育;实行带薪产假政策，薪资由政府承担，等等。国家以大幅减轻公民家庭生育、养育小孩负担的方式鼓励生育。

《中国公民自主生育法》，鼓励生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把“养老”和“养小”统筹布局，把“老有所养”和“小有所养”作为一个统一的工程来进行。“养儿防老”曾经被批判，这在公民个人和家庭的意义上是有道理的。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来说，就是要“养孩防老”、养后代防老。如果整个社会普遍少儿寡女、后代寥寥，那么，整个上一代就无法养老。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养老”的根本保证，就是“养小”。

现代社会依靠“国家养老”，现代社会也依靠“国家养孩”。要逐渐实行“生孩家庭化”、“养孩国家化”。在养孩负担上，就是要实行“家庭养孩”和“国家养孩”相结合，尽快过渡到“家庭养孩”为辅、“国家养孩”为主的人口再生产机制体制。人口再生产，既是个人和家庭传宗接代的需要，更是国家和民族生生不息、繁衍昌盛的需要。因此，人口的生育、养育、教育，在本质上既是个人和家庭的利益与责任，更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与使命。强调“国家养孩”，这既是鼓励生育的有效措施，也是实现人口繁衍负担均衡的一种社会公平。

2.推迟退休——发挥老龄大军的作用

《中国公民自主生育法》，要与推迟退休年龄政策相匹配。按照联合国对中国的低方案预测，2050年，中国老年抚养比将达到47%～57%。目前，我国是10个劳动者赡养1个65岁及以上的老人，到2050年，是不足3个劳动力赡养1个老年人，中国劳动力年龄人口的养老负担不断加重。未来在中、俄、美、印四个大国中，中国老年抚养比最高，社会负担最重，其次是俄罗斯，再次是美国，印度是老年抚养比最低的、最具活力的国家。2010年中国劳动力人口高出印度2亿人，到2050年情形则完全相反，届时印度劳动力人口将比联合国预测的中国的中方案结果高出3.53亿人，比低方案多出4.47亿人，2100年更是相差4～6亿人。保持和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的竞争力，既要转变生育政策，又要延迟退休年龄。中国庞大的老年人口大军，只要身体健康，就要贡献力量，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为民族事业多站几班岗。

2015～2040年，由于劳动人口的减少，中国抚养比将从37%迅速上升到60%。抚养比尤其是老人抚养比的上升，意味着社会需要将更多的财力用于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中国要么延后老年人的退休年龄，要么加重工作人口的税负，来解决日益增长的社会保障资金需求。如果解决不好，就可能引发巨额的政府债务危机，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3.国歌精神——为强种兴邦而奋斗

中国的人口观念，已经形成了灾难性的思想扭曲;中国的人口更替，已经出现了毁灭性的雪崩效应;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失衡到在几代都难以调整的地步;中国的人口形势，已经深陷发展的危机与陷阱;中国的人口竞争力，在世界人口格局中的地位，已经在快速下沉;中国的人口战略，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贪污腐败猖獗，将导致“亡党亡国”;生育政策陷阱，将导致“亡国灭种”。国歌警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个最危险的时候，不仅表现在遭受外敌入侵、举国抗战救亡的时候;不仅表现在腐败猖獗将导致亡党亡国的时候，而且表现在人口危局、后继无人、亡国灭种的危险快步向我们扑来的时候。今天，奋斗在中国梦旗帜下的中华儿女，要勇敢担当起强国强种、兴国兴邦的历史使命，义无反顾地为中国生育政策的变革开路，为创造中国人口和生育新局面而奋斗。

作者：刘明福 蒋云鹤

民族危机下人口问题论文 篇3：

对当前民族研究中几个热点问题的分析

摘要：对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如何分析，直接关系到结论的适应性和正确性问题。中国的民族问题远自千年前就已经存在，延用西方的方式、方法、眼光以及概念分析具有漫长历史积淀、丰富现实表现的中国的民族问题，可能不失为一种方法，但就针对性而言，却值得深思。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判断对错或者解释什么，而在于一些观点是否真的有利于中国民族问题的正确解决。

关键词：民族研究；热点问题；分析

在社会变革转型，民族问题凸显的大背景下，人们基于前苏联、美国、中国以及世界上其它民族国家的实践，进行了一系列探讨。提出了不少针对性很强的观点。其中一些提法，涉及到对基本情况的判断，还有一些提法涉及到认识、决策、立法、司法以及理论研究，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以西方的视角及概念分析具有漫长历史积淀、丰富现实表现的中国民族问题，可能不失为一种方法，但就针对性、有效性而言，却需要审慎看待。一方面有一个理论成熟度的问题，另一方面外来的理论能否给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答案。有一个能不能服水土的问题。中国的民族问题，不可能不打上深深的中国烙印。因此，立足中国就有了特别重要的方法论价值。以中国式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分析，就是要解答中国的民族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为什么是这样的状态。以及如何以中国自己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避免玄学与空洞，从而揭示真相、寻求真谛，实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一、民族问题凸显的现实诱因

对国际社会中民族问题凸显和复杂化的原因，有人做过分析，认为在诸如爱尔兰、科索沃、卢旺达、克什米尔、斯里兰卡等族群多样化而且特殊化的地方，文化差异、殖民地后遗症、经济资源和政治权力争夺、社会动荡与精英鼓动，是造成族群关系紧张的最一般原因。而对我国民族问题凸显与复杂化的原因，则有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三种：

第一种是将原因同现行有关政策联系起来考量。认为我国的一些民族政策是导致民族问题凸显和复杂化的直接原因。他们认为国家制定的照顾少数民族的政策。客观上强化了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淡化了国家认同。据此，有学者提出了“去政治化”、“第二代民族政策”等主张，有些官员提出了取消身份证上的民族一栏、不再增加民族自治地方等建议。

第二种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过程中的民族纠纷多是由复杂背景和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一是经济利益的作用，认为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各民族对自身经济利益诉求明晰化和强化。而各种利益的协调缺少规范。使发生冲突和纠纷可能性增大：二是民族文化差异的影响。认为在市场经济和流动性增加的影响下，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的可能性增大，尤其是一些民族自认为传统文化受到侵害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三是历史因素的影响；四是地方或部门行政管理方式失当；四是敌对势力的煽动。

第三种是与宗教问题联系起来分析。认为宗教与政治的密切勾连、国外势力的影响、一些民族全民信教的氛围等。是当代民族问题凸显和复杂化的重要原因。有人认为，在封闭的环境中，宗教认同容易得到加强，宗教认同的加强就会强化民族认同。如果某一种宗教不能独大，则其滋事的能量必然将被大为削弱。

结合中国现阶段发展状况以及当代民族问题产生、变化的特点，笔者认为最主要的现实诱因在于观念问题、利益问题、情绪问题和管理问题。这些诱因既有现实因素，也有历史积淀，哪种诱因在哪时候发生什么样的作用，存在很大的随机性和偶然性，必须全面高度关注。

观念问题主要是指对民族宗教问题的“五性”重视不够，对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了解不全。对民族习惯和宗教知识掌握不多，对中华民族共存共荣、同为一体的历史认识不深。观念问题还表现在对民族宗教问题标签化倾向上。在某些情形下，地域、民族、宗教被一些人有意或者无意贴上标签，与落后、保守、封闭甚至激进、恐怖、分裂、治安恶化等诸多社会问题形成微妙的对应关系。2012年11月3日，发生于湖南岳阳的切糕事件。就可以解读为是标签化效应的结果。由于切糕已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社会上较多的人逐步贴上了某些新疆人强买强卖甚至是敲诈的标签，因此事件一经公布便迅速发酵，使一起原本普通的治安案件成了人们议论民族与宗教问题的“标本事件”。拉萨3·14事件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一些地方发生的宾馆拒绝藏族旅客入住以及出租车拒载等现象，也是标签化的表现。

利益问题主要是指经济利益的影响。但也不完全指经济利益，还包括环境利益以及宗教利益等。对于利益需要仔细甄别，利益有大小、真假、远近、合法与非法之分，仔细甄别实属必要。在国际事务中，国家和国家之间存在利益分歧。达成共识，实属不易。在民族之间、不同的宗教以及不同的人们之间，也存在多元化的利益。市场经济一方面使不同民族、不同宗教间的交往日益频繁，认同性增加。但另一方面由于利益多元化的加剧，矛盾冲突的可能性也增加了，并大量以经济利益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导致了另一种可能性的产生，就是这些矛盾冲突往往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包上民族、宗教等华丽外衣而加以利用，使其变质。当经济问题被民族宗教化，市场法则就会失去作用。纯正的经济利益并不排斥矛盾，但排斥矛盾的非法解决，因为市场经济既是利益经济，更是法治经济。

民族情绪的滥用是当前民族宗教问题凸显和复杂化的重大诱因。民族情绪的滥用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民族地区，某些时候会因情绪影响而产生一些问题，在情绪化的场景中，理智、法律、经济利益等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另一方面在非民族地区，某些时候，情绪化的宣泄也会导致问题的复杂化。前述湖南岳阳的切糕事件，还可以解读为是一起民众情绪化宣泄的典型事例，现场的民众先是以群殴的方式，发泄压抑许久的愤懑。然后网络又成为另一个宣泄平台，许多人纷纷“吐槽”心中的不满与怨恨，内容涉及执法公平、民族平等、民族宗教政策等等。甚至国外也有一些人利用网络发表评论，使事件沸沸扬扬。网络舆情的突然进发正是集体性情绪化的结果。

管理问题方面，主要是指社会控制力减弱、控制方式简单化、宽容度增加，导致民族宗教问题增多。由于中国的社会建设起步较晚，社会组织发育缓慢，社会管理方式和手段不完善，一些过去由计划或者行政权力管控的事物，现在处在脱管状态之中，加之社会道德以及价值体系面临诸多新挑战，因此整个社会管理存在许多制度以及理念上的“空档”或者薄弱之处，社会风险系数随社会的宽容而普遍增大。一些基层民族地区甚至或明或暗还存在以宗教上层人员为主的“第二套领导班子”、“第二套政府”，增加了诸多隐患。

由观念问题、情绪问题、利益问题、管理问题引发的矛盾无论数量再多，或者有多激烈，在中国它仍然属于内部矛盾，仍然属于可以调控的范围。运用教育、经济或者政治的手段就可以正确解决。许多表面上因为民族或者宗教原因而引发的矛盾冲突，在根源上也仍然是情绪、经济或者是生态性利益所至，不存在根本性对立。换言之，我国目前民族地区发生的诸多矛盾，并不属于敌我矛盾。观念的问题归观念，情绪的问题归情绪，经济的问题归经济，管理的问题归管理。这意味着在我国，从本质上说，民族与民族之间、民族与宗教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是不存在对抗性矛盾的，总体上或者说整体上尤其如此。在我国，建立在历史与现实基础之上的大中华、大文化、大一统认同，实际上已经牢牢将大家联结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休戚与共、荣辱与共、患难与共，这是历史的选择，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建设中华民族认同的必要性、可能性、现实性都蕴含在这一巨大优势中。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中，各民族共存共荣、同为一体一直是主线。这既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更是应该悉心呵护的。历史上存在的冲突甚至战争。无论是朝代更替还是王权争霸或者是财富劫掠，都是特定社会阶段里的特定社会历史现象，不是可以延续的民族仇恨。文化差异、民族习惯、宗教活动是社会文化丰富性的重要内容，是不同生产方式和自然条件下的产物：国家倡导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因此，在我国，积极的文化、健康的风俗、合法的宗教，并不构成民族宗教问题凸显与复杂化的诱因。

当下，我国边疆部分民族地区也存在一些对抗性矛盾，当予高度重视。“三股势力”是引起问题恶化的重要原因，它的显著特点在于，有外部势力干扰、离间、挑唆；手段极端，充满血腥。2012年12月，四川向社会公布了一起由达赖集团组织策划的系列煽动教唆胁迫自焚杀人案。据案犯交待及查证，自2009年以来，其接受达赖集团指令。先后煽动教唆胁迫8名无辜人员自焚，造成3人死亡。自焚前，他们记录自焚者个人、家庭信息和拍照，并当面保证“只要你自焚，就一定把你的信息传到印度”。事后马上通过手机等工具，将自焚者照片、现场情况和家庭等相关信息提供给境外“藏独”组织。某种意义上，这是西方敌对势力分化瓦解中国战略的组成部分，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对此，可以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手段综合应对。治本之策在于切实和持之以恒贯彻民族平等、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政策。

从全国范围看，我国正处于矛盾凸显期。各种矛盾相对集中爆发是较为普遍的现象，民族宗教问题在这一时间段内的增多，亦是可以理解的，与民族宗教政策本身并无直接关联。从社会发展规律看，一定时期内矛盾冲突的增加难以避免，这是由社会发展的特点、市场经济的本质以及天然局限性决定的，不同的主体自然有不同的情绪、利益和宣泄方式，在某些情形下，矛盾冲突不仅仅是量的增加，有时候也很尖锐和激烈。因此，不回避矛盾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认清矛盾冲突的性质、寻找原因和解决方式至关重要。不能夸大矛盾，也不能无视矛盾，更不能有意无意利用矛盾或者制造新的矛盾。许多国家民族与宗教问题的激化所导致的巨大动乱，当为重要警示。对国内历史的纵向、横向比较，亦有着可资借鉴的重要价值，便于寻找到真实诱因，对症下药，而不为假象所蒙蔽。

二、国际一体化进程中民族问题的走向

应当说，国际一体化是个非常含混不清的命题。多少国家、多大范围参与才可称之为国际；是政治一体、经济一体、文化一体还是军事一体抑或是混合一体；是主动参与式的一体还是被迫参与式的一体；是平等协商还是强者当家；一体化的后果是国家消亡还是国家混同等等。但国际一体化又是一个趋势，从本源上说，人的社会性、生产的社会化，不可避免地将人类不断拉近。国家产生之时，便有国家趋同之力。

在国际一体化进程中，有两个问题至关重要，其一是趋同动力，其二是趋同范围。趋同动力有可能是和谐之力，也有可能是强制之力。如果是和谐之力，则意味着趋同的进程是自然演进式，一般不会产生尖锐或者对抗性质的矛盾。反之，则意味着趋同的非正常化和矛盾的产生。趋同范围是指趋同存在着内容选择的问题，即哪些内容在何时趋同。这意味着趋同并非是指整体的和统一的时间段内的融合，而是分项和分阶段进行的。

在当前国际一体化进程中，人们更为注意的是市场一体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文化一体化问题。但事实证明市场一体化远非建立统一市场那样简单。从趋同动力来看，时常可见的是强权规则。从趋同范围来看，由于强权规则，趋同的范围大大超越了经济领域而向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渗透。马戎教授就指出，全球化的第一个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扩散；第二个过程是国家管理和行政体制的扩散；第三个过程是西方意识形态和政治理论的扩散同。

在国际一体化进程中，国家之间、民族与宗教之间联系的机会和渠道增多，彼此的相互影响也就成为必然。但民族与宗教的一体化进程，绝对不能用市场规则来衡量。其一，它们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何时融合、怎样融合，取决于社会条件和国家制度；其二，它们属于社会政治问题，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又分属于不同的国家，是其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其三，它们的历史传承不同。现实作用也不一样，无法用统一的模式完成一体化进程；其四，对市场规则的解释没有统一的标准，在很多情形下，它是与经济暴力甚至军事暴力联系在一起，过程是残酷的甚至是血淋淋的。

在国际一体化中，不能被市场的简单扩大遮蔽双眼，用所谓的国际市场来代替一切，从而无视自身民族与宗教问题的特殊性。从本质上说，所谓的国际一体化，应当是管理制度、社会结构以及经济等问题在技术层面上的一体化，而不是世界一极化、一个民族化或者一个宗教化。美国学者伯尔曼对此就有精辟论述，他指出真正的精神统合不会压制对血缘和地缘的忠诚，也肯定不是对不同地方、地区和国家共同体的同一化，或者，让它们屈从于某种世界国家。这些共同体因对一个神圣的精神本体的共同信仰而得超越，借此，世界所有文化正在被逐渐结合在一起，它们的共同关切也得到满足。

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中，民族国家的发展问题引人注目。民族国家是当今世界最基本的国家形态，也是国际关系的基本主体。到目前为止，民族国家仍然是唯一得到国际承认的政治组织结构。由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主体构成的民族性，民族主义往往在国家层面上有所表现，且将国家和民族揉合在一起表现，即民族取得了国家的形式，国家获得了民族的内涵。鉴于民族是国家成员的构成主体，民族意识很可能又是国家意识。这在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中最为明显。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中，各民族也会求同存异，形成共同的民族意志。这在国际交往尤其在战争状态中最为明显。

在这样的环境中，处理民族与宗教问题，需要保持独立的品格，既立足于国内问题的解决，又要拥有国际主义的胸怀。近代民族国家的飞速发展，既加快了国际一体化进程，但同时又不同程度地强化了各自的国家特征，与国际一体化形成对立。被国际一体化淹没还是在一体化之外独行，似乎是个两难话题，然而正确的选择是发展。而且是全面、均衡和可持续发展。只有国家的发展，才有民族的发展；只有民族的发展，国家才会有坚强的民族实力。没有民族国家的发展，在国际事务中，就不会有各民族、各国家的平等权利和相应的话语权。在国内事务中，也不会有处理好民族与宗教问题的能力与实力。

在民族国家培养国民意识，不是以国家的名义强化狭隘的、排它的或者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形成僵化、自私、固执、褊狭心理，而是既坚持自己的特色文化，又尊重别的民族文化，既坚持爱国主义，又坚持人类共有的道德准则，它们需要有机统一在一起。对以爱国主义面目出现的民族主义，要认真分析。爱国主义一定包含着对本民族的热爱，但民族主义不一定就是爱国主义。

总之，民族不是国家，国家不是民族，民族意识亦不是国家意识，二者虽然有密切联系，但性质完全不同。民族因人的自然归属而构成，国家因政治架构而形成，这意味着在处理民族问题和处理国家问题时，既需要考虑到二者之间的联系，又必须看到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不能等同，亦不能互相取代。民族国家既需要处理好内部的民族问题，又需要处理好外部的国家间的民族问题，应当内外有别。内部的民族问题是国内事务，以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为目标。国家间的民族问题则是国际事务，以建立国家间的良好关系为目标。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借民族主义或者人权之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

三、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

鉴于民族与宗教问题的复杂性、敏感性。有人主张将其“去政治化”，以便“脱敏”，当成“普通”问题来看待。

这种提法暗含一个前提，即当前民族与宗教问题凸显的原因在于强调了它们的政治性。也可以表述为民族与宗教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是因为政治化原因造成的。依此推理，政治化既然是人为的，当然可以人为去除。问题是去政治化的可能性有多大，去除后前景又如何，论者似乎没有提及。

政治化含义的厘定以及现实表现不在本文探讨之例，但可以肯定的是，政治问题的外延十分宽泛，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涉及国家即为政治。

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纯粹的民族问题、纯粹的宗教问题根本不存在，它们总是和国家管理即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国家作为一种权力结构和治理结构，最早就是由民族建立的。国家说白了就是某一个或者几个民族组成的政治共同体，“是民族的政治体系”。因此，民族宗教问题并不是被看成的政治问题，它本身就是政治问题。在民族与宗教还十分普遍的社会阶段里，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就是政治问题的一种表现形式。例如，在一些多民族国家政党的民族化问题，其成员、政策、组织、意识形态等都有深深的政治和民族相互交织的烙印。许多政党不仅具有民族性，还具有宗教性，所形成的诸如基督教民族党之类的民族宗教性政党，就更难做到与政治的区分。对于一些国家或者统治阶级而言，如果抽去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所谓的政治问题多半就会剩下一具空壳，后果不言自明。

除了民族与宗教和政治之间天然的血缘关系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即处理民族与宗教问题的手段。同样也无法“去政治化”，很难想象处理民族与宗教问题的政策本身不属于政治范畴。民族习俗、宗教仪式可以生活化，甚至也可以去民族化、去宗教化而演变为世俗化，例如，很多民族的婚姻丧葬习俗，就已经从民族化、宗教化逐渐演变为世俗仪式，但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以及国家管理手段却无法去政治化。相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政治化”解决民族宗教问题已经逐渐成为多民族国家的主流选择。国际社会处理所有基于种族、民族、宗教、领土、语言等引发的冲突和战争，都以“政治解决”作为化解冲突的规范。显然，政治手段不但不能被摒弃，有时候可能还是唯一有效的选择。我国政府用政治手段解决国内民族宗教问题的实践更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是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规定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达赖和班禅的地位、职权等内容，使西藏顺利实现解放。

无论去或者不“去政治化”，民族与宗教和政治的天然联系不可分割。国家层面上的政治性和个人领域中的生活化，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范围。在强调法治作为处理民族与宗教问题的必要的和科学的手段时，它们的政治性将会更加增强。

民族与宗教问题“去政治化”，还暗含着一个判断，即“去政治化”能更为有效地处理民族与宗教问题。但这在古今中外无实例可援引。我国学者郝时远先生指出，无论是强化或者是淡化政治。都不是解决民族与宗教问题的方式，苏联因承认“民族身份”及其相关权利而引发危机并最终分离；美国则因“共冶一炉”而导致“民权运动”，实行文化多元主义与“肯定性行动”。因为民族与宗教问题的产生并不是政治化的结果，因此，去政治化并不能必然解决问题，而且政治化也不是“人造”的，而是客观现实，建立在想象基础之上的“去政治化”根本不可能找到想脱的那件政治外衣。即便是在政治概念泛化的今天，也是如此。

无论是从民族宗教问题的本质特征还是从解决它的手段来讲，民族宗教问题根本无法做到“去政治化”，但也不能据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将民族宗教问题“不当政治化”。“不当政治化”的典型表现就是过度政治化，把民族宗教的所有方面都拔高为政治问题看待。一般而言，民族宗教问题的政治性多表现在自由、平等、团结、统一等重大领域中，是整体上必须把握的原则，但就具体问题而言，则不一定事事涉及政治方面，应当具体分析。例如，一些普通的刑事民事案件，尽管涉案者可能会有民族宗教背景，但法律的问题仍然需要按法律来处理，过度政治化的方式于事无补。民族宗教问题在现实社会中有多种多样性的表现形式，也有自身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因而“不当政治化”不是解决问题的科学态度和有效途径。

处理任何一个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它有什么样的外衣，还在于处理者的态度。有益的启示在于，在法治的视野中，民族与宗教问题只是国家问题的一部分或者一个类别，也不是国家问题的全部，和其它社会现象一样客观而真实存在着，并无“特别”之处。没有高于其它民族的民族，也没有高于其它宗教的宗教，处理者不能自我敏感化、复杂化，从而导致制定、运用政策和执行法律的失误。

从目前情形看，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符合中国实际，因而十分有效。如果对其进行预测，其一，这套政策将会也应该长期存在下去；其二，这套政策会随社会的发展而完善，完善的重点在于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细化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的落实以及政策执行和监督等几个方面，而不是“去政治化”。重点是将应然的法律规定实然化，要特别注意实然化的方式和途径；其三，民族宗教问题将会长期存在，在一定时期内，某些地方甚至还会激化，但总体上趋于和谐。这是主流。民族宗教政策在一定范围内会根据形势变化做出相应调整，这也是正常情形。

四、“第二代民族政策”问题

政策随时代变化而发展，是历史唯物主义常识。但问题是怎么样变化才是符合规律、符合时代、符合现实的呢？笔者认为，变化的条件和变化的方向成为至关重要的节点。

政策变化的条件在于政治需要、经济许可、民众认同、符合实际。政策变化的方向则是指政策要达到的目的。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提出者认为，当前中国民族政策变化的条件已经具备，变化的方向应当为拼盘式民族政策向大熔炉式民族政策转变。第二代民族政策的实质在于“去民族区域自治化”，强调民族融合。

中国民族政策应当发展变化，但改变现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提法值得商榷。一是各国国情不同，历史传承不同。各自国情是决定民族政策发展变化的事实基础，而且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史，形成了独特的民族融合轨迹，即地缘相同、生产相补、血脉相近、文化相通、历史相连，奠定了雄厚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和现实基础。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具备的。二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中国不但得到广泛认同，还得到了实践的检验，被证明是成功的。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同于以单一民族为基础、各民族可以轻易分离的联邦制，也不同于名义上给予保护，实际上将少数民族隔离在偏远落后地区，使其远离现代文明和发展的“保留地”。它不是在制造符合民族主义原则的单一民族聚居地，而是在打造各民族共同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政治基础，有利于“合”而不利于“分”。三是大熔炉式的民族政策，要么失败要么也面临诸种问题，正在发展变化之中，且只在各自国家有示范意义，对于别国而言，只能借鉴，不能照搬。四是“去民族区域自治化”不能改变中国两大两小的特殊性。即汉族人口基数大地方小、少数民族人口基数小自治地区面积大的情况不会因此而改变。民族地方诸如地处偏远等自然方面的特殊性也仍然不会改变，即制定民族区域政策的社会基础和自然基础仍然存在。居民身份证中取消“民族”一栏，推行各民族学生混校等建议，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很容易做到，但可以肯定的是存在的各种问题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因为根源未除，相反有可能会产生一系列新矛盾，新旧问题叠加，对社会的冲击将是无法预测的。从常识上讲，民族宗教问题不是因为写在身份证上或者规定到政策中才产生的，而是一种客观现实，取消之类的建议，过于将原因简单化，且有因果倒置之嫌，既不是治标之术，更不是治本之策。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再一次强调了坚持民族区域自治的立场，指出要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既不是单纯的“民族自治”，也不同于没有民族因素的“地方自治”，而是民族因素与地域因素的结合，是一项以公平正义为出发点的制度，在政治平等、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的制度设计和法律规范，在世界范围也具有先进性。党和国家通过这一制度安排，有效地解决了王朝国家末期和中华民国时期想解决而又最终未能解决的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全面纳入国家制度，实行和保证国家法令在这些政权辖区贯彻的问题。这一制度安排在实现和保障少数民族政治权利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看得出，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没有否定它的理论基础，也没有否定它的实事基础。

在当下中国，尽管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碰到了一些问题，例如，自治权含义的厘定、分配、控制与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际功能等，但这并不妨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处理中国民族与宗教问题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因此，它应当是完善式发展，而不是直接被改变，即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宏观途径上，应当进一步挖掘并强调民族区域自治的现实价值和未来价值，使人们保持清晰而明确的认识。特别是要强调民族区域自治的根本价值和国家建设的最高价值的高度吻合性：稳定、和谐、发展、进步和尊严。此外，要特别注重能力建设，包括管理能力、建设能力、协调能力、判断能力、执行能力、处理能力等民族地区亟需的能力建设，以期避免因能力不足而造成民族宗教工作中的失误。应该强调管理民族宗教事务的能力是管理国家能力的重要表现。

具体的完善途径包括两方面，一是立法完善，即通过国家和地方立法。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法律体系。当前的重点在于在省、自治区的层面上，制定有针对性的民族区域自治实施条例。使法律体系不断层。二是执法完善，即通过对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所有国家法律的认真执行。贯彻民族平等、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维护法律的尊严。当前的重点在于对国家制定法的不折不扣的执行上。民族民间法不能抵抗、取代国家法。国家法是国家制度，民族民间法是文化传统，二者在社会管理中地位、作用完全不同。

在此基础上，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民族的自然融合与国族认同。国族认同应当是多向的，需要在三个层次上实现：一层是全体民众对国家的归属感，即国家是大家之家；二层是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即各民族把国家当自己之家；三层是各民族问的认同，即各民族同是一家人。由于我国是一个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多民族国家，因此，各民族之间、少数民族对各民族统一体的国家以及中华民族的认同态度，对检验民族认同有着更为实际的意义。上世纪苏联解体最大的教训就在于，既没有培养出全体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也没有巩固乃至于在后期放弃了国家和人民之间利益共同体的建设，造成国家利益和全体人民利益相脱离。因此在国家遭受危难的时候，没有人愿意挺身而出。

宏观上坚持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与对公民个人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感的培养，虽然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但均属求同行为。二者本质一致。利益统一，并不会产生因强调民族区域自治而与国家统一形成矛盾的情形。

宗教问题往往和民族问题相连。处理好宗教问题对处理好民族问题有重要的影响。在处理宗教问题的时候，要看有没有民族问题隐藏其后；在处理民族问题的时候，也要看看有没有宗教问题隐藏其后，不能象按翘翘板，起一头沉一头。公开、公平、公正的法治原则，任何时候都是处理民族与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要在充分利用法治手段保障正常民族与宗教活动的前提下，充分利用民族、宗教的积极作用，以其之长弥补法治之短，以其之善弥补人性之失，进而促使人、社会、民族以及国家的自我完善。

作者：雷振扬　马天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