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

20世纪50年代（精选十篇）

20世纪50年代 篇1

关键词：钢琴作品,地域性,音乐表现力

世纪50年代, 以各自地方为基点进行钢琴作品创作主要作曲家有桑桐、陈培勋、黄虎威等。黄虎威在接受鲍蕙荞女士采访时曾谈到对地方音乐的创作思路, 他认为, 居于不同地区的作曲家, 因其生活的人文环境与生活方式的方面的原因, 在音乐中所表现出来的创作理念与音乐元素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在这样的创作环境影响下, 作品所体现出的表现力也具有很大的差别。

一、汪立三的陕北民歌主题钢琴曲《兰花花》

汪立三改编的《兰花花》是以陕北民歌《蓝花花》的内容为创作构思, 以《蓝花花》的曲调为基础创作的一首变奏曲。《蓝花花》是陕北民歌“信天游”的代表曲目之一, 原为叙事性歌曲, 采用同一曲调唱不同的歌词, 属于分节歌形式。作曲家创作的时候, 保留了原曲的叙事性因素, 并创造性地注入了戏剧性效果, 用钢琴音乐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手段把原民歌进行了深化, 通过性格变奏的手法进行结构构思。创作中作曲家大胆突破了当时主题与变奏曲的惯常写法, 把抒情性与悲剧性融入作品中, 运用了当时作曲家还不大敢用的不协和和声及调性变换, 造成强烈的戏剧性冲突, 达到情感的极度宣泄。作品是以变奏手法进行创作的, 但并不是变奏曲, 而是以三部曲式写成的类似叙事曲体裁的作品。

二、刘庄的山东民歌主题《钢琴变奏曲》

刘庄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作曲家。她1950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 不久即开始了音乐创作, 至今已经历了四十多个春秋。她的那些数量众多、体裁丰富的音乐作品, 都留下了这位作曲家在艺术道路上不断追求、不倦探索的痕迹。

《钢琴变奏曲》创作于1956年, 旋律自然朴实, 流传很广。它包含主题段、八个变奏及结尾, 主要采用自由变奏手法进行创作。除结尾明显再现了主题段落旋律外, 所有变奏均对主题有较大突破。这是运用“性格变奏”手法进行创作的典范之作。

三、黄虎威的四川民歌主题钢琴曲

另一位中国风格钢琴音乐的代表人物是我国自己培养的青年一代作曲家黄虎威。黄虎威 (1933一) 出生于四川成都金堂县。他培养了一些国内外知名的作曲家, 还编写了一些教材, 如《转调法》 (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 、《和声学教程以钢琴音乐为主。

《巴蜀之画》写于1958年, 被称为黄虎威的代表作。组曲从《晨歌》开始, 以《阿坝夜会》结束, 寓意一天的生活。《巴蜀之画》的每一首篇幅都很短小, 结构简练。而主题音调基本上都是四川原生态民歌风貌的再现, 只是用钢琴音色加以渲染、装饰, 艳而不俗。在和声和织体运用方面, 与乡土气息的旋律糅合在一起, 虚实结合, 浓淡相宜, 平稳和变化相结合, 塑造出鲜明的音乐形象, 通俗易懂, 引人入胜。

四、陈培勋的广东钢琴曲

陈培勋 (1922—2006) , 广西合浦人, 出生于香港。新中国成立后, 先后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副教授、教授, 兼配器教研室主任。20世纪80年代, 在香港浸会学院艺术教育系任教。曾随苏联专家亚拉波夫和古诺夫学习配器, 之后返回香港居住。2006年2月于香港逝世。

《卖杂货》属于风俗图景内容的小曲, 主题音乐为小快板, 旋律取源于货郎担唱的广东小调, 音乐轻松、明快、活泼、幽默。此曲是ABA有再现的单三部曲式。中段音乐抒情柔美, 委婉动听, 旋律取材于粤剧小曲《梳妆台》。A段采用主调性的写法;B段采用复调写法。乐曲在和声手法的运用上潇洒自如:三部性和声、平行和弦、三度成带状进行以及支声性的和声手法, 灵活而多变, 与《卖杂货》的主题形象十分贴切。

《思春》的音乐内容取材于广东音乐“何氏三杰”中何柳堂的《玉女思春》。创作时却极富创意性, 乐曲的结构、旋律与《玉女之春》并无直接、具体的联系, 而是摄取了原曲中的素材、韵味等精华, 创作了一首全新的广东音乐。

《平湖秋月》是一首源自于广东地区的有名的器乐曲, 此曲对我国江南的夜景进行了描述, 表达出了夜晚江南的诗情与画意, 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风景的喜爱与赞美。《平湖秋月》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被陈培勋先生进行改编, 变为钢琴曲, 在原曲的基础上运用丰富的节奏更加鲜明突出钢琴独的声部优势, 使《平湖秋月》被纳为民族钢琴曲精品中。

浅析20世纪50年代西方女装结构 篇2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时尚史中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方面，西方女装在结构上—方面沿袭了旧世纪丰胸圆臀的曲线造型，另—方面，这一时期大量涌现的服装设计师开始逐渐将立体剪裁与平面剪裁有机结合在一起，在结构方面进行创新。新奇而独特的女装造型是五十年代区别于其他时期的显著标志，对于这一时期女装结构的探究能够更好地了解五十年代时尚的精髓。本课题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经典作品为研究对象，通过查阅大量的文献及视频资料，概括出属于五十年代的经典风格，从时代背景和造型手法两个方面来分析这种经典风格诞生的原因。通过对近些年的时装发布会进行分析，总结出五十年代的经典风格如何与现代的元素进行紧密连接。

关键词：

造型结构 立体裁剪 平面剪裁

中图分类号：TS94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15）07-0043-02

一 影响该时期西方女装的因素

1.1 时代因素

二十世纪是流行时尚风云变幻的一个时期，受到了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进步、服装产业发展、设计师引导和明星效应等诸多因索的影响，时尚的脚步在时代的涡流里从未停歇。

受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强调女性味的造型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期成为了流行的主导趋势。五十年代中期，随着女权运动的不断发展，女性的思想开始得到解放。女性的社会地位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变化，服饰中的繁复设计顺应着时代潮流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服装从一种时代产物下的被动反映骤然摇身一变，在进入五十年代后服装不再是无形的牢笼，摆脱社会、家庭束缚的女性开始为自己而穿衣。五十年代末期，成衣业的迅速崛起几乎占据了整个二十世纪后期服装产业的半壁江山，产量小、耗时长的高级定制开始逐渐显示出落寞的迹象。

1.2 造型手法

除了时代因素的影响，平面剪裁和立体剪裁两种造型手法的交织使用也促成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西方女装的结构变革。

自中世纪以来，立体剪裁的概念就已在西方女装的制作过程中初见端倪。女性的收腰身合体意识开始逐渐得到强化和发展，西方女装以此为开端，开始由二维空间结构正式开始向三维空间结构转变。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间，立体裁剪大行其道，实现了从单纯的复制人体表面形状到利用布料特性直接进行造型设计、创新剪裁手法、结构变得更加实用舒适美观的重要发展。通过与布料的接触，在感知其特性的基础之上加以全方位的视觉感知，呈现出感性与理性的高度结合。跳离出了先有草图在原样复制的传统模式而多了一些随机产生的美感，这样强烈的感官刺激也为日后立体裁剪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平面剪裁则与立体剪裁相辅相成，凭借其制作简单、易于标准化、可以大批量生产等诸多特点推动了五十年代末期成衣化进程的迅猛发展，逐步成为了服装发展的新趋势。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西方女装局部结构特征

二十世纪女装在结构方面较之前各个时期都有着较大的革新，因此在服饰史上自发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经典风格。下面以廓形与肩袖造型为研究重点，对这一时期西方女装的局部结构特征进行分析。

2.1 廓形结构

廓形的变化是这十年间最显著的服装特色，其中尤以Balenciaga和Dior两位设计师的作品为主要代表。虽然在这期间两位设计师都共同致力于西方女装廓形的革新，但是二者在表现手法却存在着一些显而易见的差异。

从空间的角度而言，廓形的改变对服装的外空间具有延伸效果，而不同的塑形手法就造成了对服装内空间的改变。通过分析服装的结构就能在设计的过程中增强服装的立体空间感，同时，也能在结构和空间之间达到一种巧妙的平衡。在塑造具有空间感的造型时，立体剪裁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势。由于立体剪裁的过程是在视觉的直接感知下全方位的观察过程，因此对于服装廓形、空间松量和比例可以不断地调整。

以下两组图片是在五十年代间通过不同方式对廓形结构进行变化。图1是针对不同部位的膨胀来达到各种茧形廓形的效果，图2则是针对不同比例的缩放来达到塑造各异的X形轮廓。

2.2 肩袖结构

人体上存在的服装支撑方式可分为点、线、面三种，而点作为视觉空间量里存在的最小单位，在身体上就可以具象的表现为颈点、肩点、胸点等。肩点在上半身结构中往往作为主要的受力支撑点，不仅仅提供了支撑作用还与人体的上肢活动紧密相连，因此肩部的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泡泡袖、羊腿袖、莲藕袖等都是通过扩张肩部的造型结构而起到转移视觉重心的作用，同时更多的肩袖部位松量也增加了，人的活动范围。其实远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体的运动机能性问题就得到了重视，由于一些服装部件可以单独拆卸制作所以一些经典的袖型如泡泡袖、羊腿袖等均在这个时期涌现。

独树一帜的衣袖造型是Balenciaga在五十年代的标志之一，也是现代诠释五十年代造型参照的重要细节和设计元素。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对肩袖部位结构进行了革新处理，在考虑到了，人体活动机能性（肩部活动方便）的同时又不影响整体结构的简洁。（图3）

三 经典风格的演变及应用

作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时尚元素，廓形是复归五十年代主题的最佳切入点。近些年T台上涌现的复古浪潮通常选择以“古典元素+现代装饰”的组合方式将五十年的女装的复古情调加以重现，对服装面料和尺寸比例大做文章，超大尺寸、色彩绚丽的复古风格印花为经典造型增添了现代感，细腰宽摆的经典廓形带动出浓浓的复古情调，充满了浪漫主义情怀。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经典肩袖造型的塑造层面则主要是通过“落肩设计+空间感袖型”的组合方式得以呈现。

四 结论

4.1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西万女装结构特征

从空间的角度而言，廓形的改变对服装的外空间具有延伸效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对于廓形变化主要由两种：一种是针对不同部位地膨胀来达到廓形变化，另一种是针对不同比例地缩放来达到廓形变化。（图4，图5）

在复归五十年代西方女装时，廓形在五十年代之后的演变和应用常以“古典元素+现代装饰”的形式呈现；肩袖结构发展至今主要以“落肩设计+空间感袖型”的组合方式呈现。

4.2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西万女装造型手法的差异比较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间，立体剪裁与平面剪裁两种造型手法同时作用于西方女装，带动了这一时期西方女装的结构变革。本文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西方女装结构为研究对象，对比立体剪裁与平面剪裁两种手法在制作五十年代经典造型时有何差异，从中得出以下结论：

廓形的变化是这十年间最显著的服装特色，由于立体剪裁的过程是在视觉的直接感知下，全方位的观察过程，因此可以不断地对于立体感强的服装廓形、灵活的空间松量和比例进行调整，而平面剪裁则是通过间接手段观察服装的最终效果。因此，在塑造具有空间感的造型时，立体剪裁的优势更加明显。

无论是平面剪裁还是立体剪裁都不是相对存在的两个互利面，而是在设计间达到了优势的互补。无论是从“平面一立体”还是从“立体一平面”，都是服装设计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0世纪50年代 篇3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坠子逐渐传入兰州、武汉等地,一跃居于全国众曲艺之首,成为中国流行最广的曲艺形式之一。2006年5月20日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对坠子的一种保护,更是倡导后人对河南坠子的重视和传承。20世纪50年代开封的坠子发展处于成熟稳定时期,也是坠子发展繁荣期与衰败期的交叉期,这一时期坠子的发展有着自身独特的特点。

在调查期间采访到的王红宝老艺人,13岁开始学习坠子,是50年代在开封相国寺一位唱长篇坠子的老人。老艺人的唱腔也是开封最淳朴的腔调,是50年代最传统的一种唱腔形式。坠子有长篇和短篇之分,两者篇幅相差比较大。演唱短篇一次约二十分钟左右,长篇则需两个多小时,完整的长篇演唱至少需要两个月才能完成,稍短的篇幅也需两三天的时间。唱长篇的艺人登台演出时间较长,这是导致很多艺人不喜唱长篇坠子的主要原因。

通过对开封本地坠子的田野调查研究,坠子在传承方式、演唱要求、演奏形式、唱词、服装等要求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

(一)坠子的传承方式。坠子最主要的传承方式是口传心授。由于缺乏正规的传承曲谱,学徒学习的所有曲目皆是由师傅逐句亲自传授。据王红宝老艺人回忆,学艺时年龄小且不识字,简单的四句词都记不牢固,必须反复的记词和练习曲调。刚开始学唱的都是短篇坠子,会唱四、五小段时就随老师到新乡、安阳等各地演出。

当时传授曲艺的师傅都比较严厉,对唱词、腔调、韵味等都有严格要求。正因为是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老艺人回忆说挨骂以及体罚是常有的事儿,学艺之路很艰辛。但老一辈艺人勤奋刻苦的精神成就了他们自己,也值得我们代代传颂和敬仰。

(二)坠子的演唱要求

1.灵活的唱腔方式。长篇坠子的演唱要求是唱与说相结合,即念白与唱腔两者相配合。坠子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的灵活性,由演唱者自由发挥,即念白和唱腔无固定的模式限制,演唱能展现出坠子的韵味即可。然而,坠子的韵味儿并非一朝一夕就能体会到的,它要求演唱者必须有一定的演唱功底,能在念白与唱腔之间随意转换。比如说演唱者认为演唱内容过多,一般唱长篇坠子的艺人都会把念白的内容安排的多一些,以减轻自身演唱的负担。

2.“冒头”的艺术处理。民间艺人称长篇坠子段落的结尾处为“冒头”,这是演唱坠子最精彩的一个片段。坠子结尾处对观众要留有悬念,吊足观众的胃口,吸引观众欣赏完整个长篇坠子的内容。典型的段落结束处如《包公案》唱段中,演唱到即将斩人、救人的细节时,演唱者都会在此处暂停表演,之后的精彩内容待隔日再欣赏,这都是能吸引观众的亮点之处,为下一次演唱埋下伏笔。

3.默契的表演形式。坠子通常有两位艺人现场表演,一位艺人持简板边唱边打节奏,另一位艺人拉坠琴伴奏,这种坠子的表演形式称为“单口”坠子。正因为坠子唱腔的灵活性,因此表演时演唱者跟琴师的默契是至关重要的。演唱过程中,琴师的伴奏必须与演唱者保持一致,根据唱腔的改变进行选择伴奏音型,这对琴师是一种技术性挑战,也是对表演者之间默契的考验。跟长篇演唱相比,短篇演唱只有唱腔,无念白,比长篇要简单一些,所以演唱短篇的艺人更多。

4.通俗易懂的唱词。初学者学曲子都是师傅逐句教唱,词调都是老师口传心授,学唱也比较容易一些。但有一定基础唱功之后,师傅的要求也就相应的提升,只说书中大致的故事内容,唱词和曲调都由学者自己任意编排,除一些固定的描写类词句外。因大部分学艺的人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文化教育,他们的唱词都通俗易懂,这一点正好符合当时大部分听众的品味,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河南坠子的广泛传播。

曲调、唱词是由故事中的人物所决定的,同一类的人物曲调是一样的,只是唱词内容不同,需稍加改动。比如演唱不同曲子中的人物中都有书生的角色,那么人物的曲调固定不变,只按照故事情节要求稍微改变一下唱词内容即可,这也减轻了艺人演唱的难度。

5.简单的服饰要求。最初的演唱服装是演员自备服装,只要求干净、整洁便可,没有因演唱人物的不同而调换服装,再加上当时条件是不允许的。人们在欣赏时较注重坠子的演唱内容,对演员的服装未过多关注。因坠子的故事情节皆与生活息息相关,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渐渐地成为人们最喜爱的一种娱乐方式。

对坠子剧中人物穿衣打扮的描述很有讲究。剧中同一类人物的服装样式是相同的,但对于服装颜色可灵活改变,这样就可把故事中人物唱活。一方面不至于对同一人类物的描写太单调,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提升听众视觉和听觉上的新鲜感,其余的形态和动作针对同一个人物的描写大都一样。

从起源到20世纪50年代,坠子已经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特点,一腔一调都是从祖辈那里传承下来,是一代代艺人们用心血浇灌而成。开封的大街小巷都回荡着熟悉的旋律,衬托了人们悠闲自在的生活方式。坠子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仅有100余年的历史,但它自身所具有的价值不可估量。它的发展需要我们后人将其共同努力传承下去,旨在把我们的传统音乐文化发扬光大。

摘要：开封是河南坠子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至今已有100余年的历史。20世纪50年代是河南坠子在开封发展的成熟期,其发展有自身独特的特点。本文着重从田野调查的角度出发,对河南坠子的传承方式、演唱要求等方面进行阐述。

关键词：20世纪50年代,河南坠子,发展,田野调查

参考文献

[1]张凌怡,刘景亮,李广宇.河南曲艺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8.

20世纪90年代中国诗人自杀名录 篇4

朱湘(1904--1933)，诗人，字子源，安徽太湖人，出生于湖南沅陵，著有诗集：《夏天》、《草莽集》等，新月派的健将之一，诗风清秀浪漫，被鲁迅誉为“中国的济慈’’。1933年12月，在南京采石矶，自沉长江。

陈梦家(1911～1966)，曾用笔名陈慢哉，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诗人，浙江上虞人，新月派的重要成员之一。曾于南京中央大学、北平燕京大学学习法律、古文字学等。后留校任教，主讲古文字学、《尚书》通论等课程。1944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古文字学。1947年在游历了英国、法国、丹麦、荷兰、瑞典等国后，于同年秋季到清华大学任教。1966年9月3日，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自缢身亡。

远千里(1915～1968)，诗人，原名远保坤，又名秀昆、秀峰，任丘阁辛庄人。1938年4月参加革命，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河北日报》副刊组长、中共河北省委文教部副部长、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受文化大革命冲击，1968年用刀片割颈动脉自杀。

闻捷(1923～1971)，诗人，原名赵文节，曾用名巫之禄，江苏丹徒人。1923年出生于一个铁路职工的家庭。著有诗集《祖国，光辉的十月》、《生活的赞歌》等，受文化大革命冲击，开煤气自杀。

蝌蚪(1954～1987)，女，诗人，原名陈泮，与丈夫，著名的“朦胧诗人一江河同为新诗潮诗人，写作之余研究佛学，还写小说。因江河对她不忠，而她始终热爱着江河，1987年3月早春的一天，在寓所用手术刀割断大腿静脉，结束人生，时年33岁。

海子(1964～1989)，原名查海生，1964年5月生于安徽怀宁，在农村长大。1979年15岁时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1983年自北大毕业后分配至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工作，其主要作品有：长诗《但是水，水》、长诗《土地》、诗剧《太阳》(未完成)、第一合唱剧《弥赛亚》、第二合唱剧残稿、长

诗《大扎撒》(未完成)、话剧《弑》及约200首抒情短诗。1989年3月26日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时年25岁。

方向(1963～1990)，男，南方诗人，写“农业诗"，崇拜海子，1990年10月诗人在浙江淳安服毒自尽，时年27岁。

戈麦(1967～1991)，原名诸福军，1991年9月24日自沉于北京万泉河，死前毁弃了大部分的诗稿。1997年出版的诗集《彗星》收人诗130余首。其全部诗做被收集为《戈麦诗全编》(1999)，时年24岁。

顾城(1956～1993)，朦胧诗派代表诗人之一，祖籍上海，1956年生于北京，1969年随父下放山东东北农场，1974年回北京。作过搬运工、锯木工、借调编辑等。“文革’’期间开始诗歌写作，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赴新西兰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并被聘为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后辞职隐居激流岛。1993年获伯尔创作基金，并在德写作，同年，在纽西兰砍死妻子后上吊自尽。时年36岁。著作主要有《黑眼睛》、《英儿》、《灵台独语》、《顾城诗集》、《顾城童话寓言诗选》等。

徐迟(1914～1996)，现代散文学家，诗人，原名商寿，浙江吴兴人。1914年10月15日生于一个教师家庭。曾就读于苏州东吴大学文学院。1931年开始写诗，1934年开始发表诗作《寄》，《沉重的BUS》等，后结集为《二十岁人》。1976年以后，徐迟以报告文学轰动一时，代表作有《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等，曾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1996年底因患抑郁症而在武汉一家医院内跳楼自杀。

胡宽(1956～1998)，西安诗人。其诗类似于美国“垮掉一代”诗人金斯伯格的《嚎叫》。1998年轻生，时年42岁。

昌耀(1934～2000)，当代著名诗人，湖南人。50年代初参加朝鲜战争，后长期在大西北生活。1957年因两首小诗被错划为“右派”，遭受长达20年的监禁、苦役和颠沛流离。其诗作冷峻、雄浑、深沉，有大家之风。他跨越同辈诗人的艺术限度，与新诗潮诗人们的艺术探索步调一致，可谓“新潮老诗人一。2000年3月2

3日在骨癌病中跳楼身亡，终年65岁。

周建歧(197l～2005)，诗人，河北滦南人，17岁写诗，19岁发表诗歌，散见《诗刊》，《星星诗刊》，《诗选刊》等各大报刊杂志。2005年11月11日下午6点多，建歧在家中自缢身亡，这一天是他的生日。

余地(1977～2007)，本名余新进，1977年生，湖北宜都人，居于昆明。有诗歌、小说等发表于《人民文学》《诗刊》《星星》《山花》《青年文学》等报刊及各类网站。获得2005边疆文学奖等奖项。主要作品有长篇诗性随笔《内心：幽暗的花园》等。2007年10月4日凌晨零时许在家中用菜刀割断颈上动脉和食管而亡。

20世纪50年代出版业的三大问题 篇5

首先是图书的质量问题。1950年6月28日，《人民日报·图书评论》发表《谈当前的出版工作》一文指出：“书籍的校对工作，除了商务、中华、开明等少数书店比较认真，一般都太粗疏，误植的字和标点符号上的错误很多没校正。”1951年8月28日，胡乔木在第一届全国出版行政会议上做了《改进出版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专门谈到公营出版物的质量问题：“质量不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是责无旁贷、不能推诿的。至少83%的书出得好不好，就是在座各位负责出版工作同志的责任……有大量的出版物粗制滥造，是不能容忍的，需要勇敢地把我们自己的出版物做一番检查。不然，被批评的私营出版社便会责备我们，说我们在消灭私营出版业，说我们‘大公无私’。私营出版物很容易批评，问题是容易解决的，不会有多大困难。主要的问题是在我们自己。”当时的人民出版社也存在着严重的质量问题，“有许多丛书，实际上是没有经过编辑的，只是随便地把文章收集起来，就往印刷厂送。这样的出版物仍在用最神圣的名义——人民出版社出版”。范长江在向胡乔木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提及，人民出版社从1951年8月27日到9月21日，对该社出版物进行了认真检查，发现了大量错误；新闻总署、出版总署、中国新闻出版印刷工会筹备委员会在《关于在新闻出版印刷工会中展开消灭错误运动的指示》中举例说：“人民出版社的《新华时事丛刊》《抗美援朝宣传丛刊》中的许多书是草率编成的，经他们自己检查，几乎每一本都有错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级中学本国地理课本》，经他们自己检查，错误不下50处。”甚至连《毛泽东选集》这样的读物也存在不少问题。田家英曾对文化部出版局局长王益说：“现在该社连家中有几本样本都不知道。五卷的排样，他们起先说还存18本，我向书记处汇报后，确定了分发名单，又说只有15本了，搞得很被动。三卷以后，出版的质量降低了，我还买过有白页的书。”从当时的材料看，出版社还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编校制度，甚至许多出版社连编辑部都还没有设立，而公营出版社人才匮乏，对“旧出版业”从业人员的吸收也远远不够。

其次是图书的价格问题。总体来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公营出版物的价格都要高于私营出版物，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成本控制和发行的不到位。1950年6月7日，出版总署在一份材料中说：“书价之贵已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许多学校学生买不起教科书，北京有些学校三四个学生合用一本书。当然，纸贵是书贵的主要原因，但发行工作做得不好，也是一个原因。教科书在大部分地方，不能及时供应。”

最后是人才的缺乏。在新华书店总管理处的成立大会上，胡愈之说：“总处没有人，向各地新华书店要；各地新华书店没有人，向我们来要，这样要来要去，实在解决不了问题。解决办法之一，我想，可以多吸收私营出版业的从业人员来加以改造，使他们参加我们的队伍，为人民服务。对长期做出版工作的人员，有计划地给予学习的机会，从政治上来改造他们，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新中国成立后，许多私营的出版业起了很大的变化，有些在收缩，有些仅能维持，大批人员将要闲起来。组织这些人力，让他们有参加工作的机会，这也是我们的任务之一。”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在一次讲话中也说，“‘干部荒’在全国各地的出版单位普遍存在，‘数量既少，力量又弱’”。1952年这种情况还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干部普遍缺少，不但是我们出版工作部门的情形，也是各行各业普遍存在的情形。我们的领导同志还不习惯在工作中耐心培养干部，教育干部，提拔干部，而只是盼望从上级调干部来。”1957年的一份材料中指出：全国101家出版社，根据不完全统计，共有从业人员9690人，其中编辑干部3730人。平均每一家出版社有96人，其中编辑人员36人。应当说我们的编辑队伍还是薄弱的，严重的问题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一般来说，我们出版社编辑干部的理论水平、文化水平、业务水平都不够高，他们差不多都担负着力所不能胜任的工作。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在一些大学开设了培训班和相关专业，以图尽快充实出版队伍。如中国人民大学就设立了新闻系出版专业、北京大学设立了古典文献专业、黄洛峰还负责筹建了文化学院等。

20世纪50年代 篇6

关键词：20世纪50年代,英国学院派小说,现实主义

1.引言

“影响的焦虑”这一表述出自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哈罗德 · 布鲁姆的著作《影响的焦虑》。这种影响的焦虑不仅存在于诗歌领域, 还存在于小说中。在现代主义消退后的20世纪50年代, 英国文坛出现了一次现实主义强劲反弹的局面, 出现了以金斯利 · 艾米斯、C. P. 斯诺和约翰 · 韦恩等为代表的英国第一代学院派小说家, 他们以在大学里的经历为创作源头, 以愤怒和大声疾呼为主要特征, 遵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 开创了英国学院派小说的先河。

2.《幸运的吉姆》:学院中上演的闹剧式的喜剧

《幸运的吉姆》是金斯利 · 艾米斯创作的第一部小说, 也是他的成名作, “这部小说是第一部将高校教师作为讽刺对象的作品” (高继海, 2006:451) 。《幸运的吉姆》讲述了出生中下层的吉姆 · 狄克逊在一所二流大学的历史系担任临时教职, 因出身低微, 不熟悉中产阶级的社交与文化生活, 又因才疏学浅、教学业绩平平, 在社交场合出了不少“洋相”。 在本书中, 闹剧式的喜剧随处可见, 种种小丑式的诙谐与胡闹一次次地嘲讽与亵渎着社会的精英和精英文化的庄严与神圣, 作者尖锐地向当时的学院生活与精英文化提出了挑战, 深刻讽刺的同时还刻画了一幅英国知识分子的百丑图。

艾米斯的写作技巧表现在对现实主义和实验主义的反对方面。他崇尚反革新、反实验的传统主义小说, 不着眼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展示, 而着眼于人物的刻画和情节的铺设。 由于传统主义小说比现实主义和实验主义作品通俗易懂, 充满着浓郁的时代气息, 无疑会得到普通读者的喜欢和爱戴。

3.《院长》:学界中人的争权夺利

《院长》出版于1951年, 称得上是斯诺最出色的作品, 记述了1937年剑桥学院内围绕院长选举而发生的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小说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有关选举中的尔虞我诈、明争暗斗。在选举中出现了选举经纪人, 如路易斯的朋友布朗。他们从事着肮脏的金钱交易, 企图操纵双方的选举力量, 控制选举结果。最终, 杰戈以一票之差落选, 原因是他的支持者克里斯托在最后时刻倒戈。此后, 杰戈一蹶不振, 再也没有在学校事务中担当任何重要职务。正如侯维瑞所说, 这场校园内的权力斗争勾画出各种力量为一己私利分化组合、投机取巧的众生相, 是社会大环境里狗苟蝇营的权力政治的缩影 (1998) 。

在《院长》的创作中, 作者把学者、文人置于权力斗争的漩涡中, 让他们竞相亮相, 对他们或讽刺, 或揭露, 或嘲弄。小说在时间、地点以及人物的统一方面沿用了传统的小说手法;小说的笔触非常犀利, 人物刻画也非常到位, 校园内学者、文人的百态被惟妙惟肖地描摹出来 (张和龙, 2006:41) 。

4.《大学后的漂泊》: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边缘人”的 “流浪”

《大学后的漂泊》是约翰 · 韦恩的处女作, 也是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小说中兰姆利同吉姆一样是一个典型的“反英雄”形象, 具有当代人不被重视的“另一面”:平庸、猥琐、 消极、碌碌无为, 极力逃避文明社会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 他在逃避和隐遁自己的同时, 随波逐流地任由生活摆布, “尽管有时还有抱负和思想, 但是他不够坚强, 经常只是一个梦中人, 被生活颠来倒去, 或者至少笼罩在生活的危险阴影之中” (Salwak, 1981:29) 。

兰姆利的“无根”状态具有典型的“现代流浪汉”的特征, 因此, 许多批评家认为这部小说继承了“流浪汉小说” 的传统。与《幸运的吉姆》相比《, 大学后的漂泊》中的“愤怒”的成分似乎要小得多, 但流浪汉小说的特征要明显得多。但值得注意的是, 兰姆利出身于社会下层, 他在不愿认同于上层社会的同时, 其实也不愿苟同于以劳工阶级为代表的下层, 因此只能在社会的边缘“不停地流浪”, 他的“流浪”非常鲜明地反映了当时变动的英国社会中个体与社会严重对立的状况。

5. 结语

综上, 20世纪50年代学院派小说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现实主义的写实风格。然而, 与18世纪英国小说勃然兴起的个人主义思潮不同的是, 艾米斯等人小说中的主角的人性和自我似乎在社会秩序和传统体制的压抑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笛福等人小说中的乐观向上和充满自信的精神已经荡然无存, 接受过大学高等教育具有“反英雄”特征的主人公们内心充满着牢骚和愤恨。可以说, 学院派小说中的“愤怒青年”已经成为50年代一代人的典型形象, 成为50年代社会转型时期突出的文化符号。

参考文献

[1]Salwak, Dale.John Wain.Boston, 1981.

[2]布鲁姆徐文博译.影响的焦虑[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3]高继海等.英国小说名家名著评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4]侯维瑞.在陌生世界寻求兄弟情谊——试论C.P.斯诺的小说创作[J].外国文学评论.1998 (2) .

20世纪50年代 篇7

在此背景下, 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普通性地出现逐渐淡化“史”的线索, 而“把文学感受与分析能力的培养放到重要位置”的改变。具体到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 在处理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史教学内容时, 一些教师往往避免讲解纷繁复杂的文学运动、文艺思潮, 而直接进入所选择的具有一定审美价值的文本分析中去。这样的做法有教材依据, 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就是以文作品为主体构成的。特别是“在50—70年代, 文学写作和作家的表达, 受到比较严酷的控制, 自由表达的空间狭小”。[2]“这种文学是国家、政党‘组织’、管理的文学。国家、政党不仅要组织工业、农业的生产, 军队的建设, 而且要‘组织’文学的生产, 组织精神品的生产”。[3]正因如此, 这个时期“文学的‘审美价值’、‘文学性’, 在文革结束后被普遍怀疑, 在未能提出新的视角来证实这些对象的价值的情况下, 它的被忽略是必然的”。[4]在教学实践中确实也有教师干脆忽略50—70年代的文学存在, 直接进入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讲授。

一直以来, 我对如何安排50—70年代这个时段的文学教学也颇感困惑。首先, 学生很排斥阅读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 他们对那个时期与政治运运联系过于紧密的文艺斗争也不感兴趣。每一年我在讲授这段文学史前都会在所任课的班级作个调查, 调查学生对这一时间段的文学作品的阅读情况, 结果每次调查的结果都几乎相同, 只有个别学生会有极少量作品的阅读准备。对支撑这一段文学史主体的核心概念, 诸如“社会主义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两结合”、“样板戏”等, 大家普遍感到对它们的理解必须依赖当时的政治语境, 难以认同它们作为文学知识范畴内的概念。特别是学生受到近年来将那个时期的生活作黑色幽默化处理的一些影视作品的影响, 认为那个时期的政治运动无非是非常态的过去了的事情, 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而与此相联的文学现象也只属于那个特定时期的特殊现象而已, 缺乏了解的兴趣。其次, 这个时期的文学审美价值不强也是事实。既然这样, 除非我们能说明这段文学史讲授的价值, 否则, 我们的确可以忽略它们, 正如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面对那么漫长的文学发展线索, 忽略掉一些没有文学价值的时段是完全正常的现象一样。

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读到了关于米尔格兰姆心理学实验的介绍, 解动之余竟联想到了自己所从事的中国当代文学教学工作, 尤其是关于50—70年代文学史的教学。米尔格兰姆的实验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了这一时段文学史讲授的重要性, 也启示我该如何确立这段文学史的讲授重心。

1961年, 当时年仅27岁的耶鲁大学心理学助理教授米尔格兰姆进行了他的“权威服从实验”, 这项实验后来被列为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实验之一。米尔格兰姆“权威服从试验”最初是为了探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集中营里的军官们是如何对犹太人下毒手的, 是什么样的心理让他们能够以枪决、毒气、绞刑等种种残酷手段屠杀1200万犹太人。

为此, 米尔格兰姆设计了一项实验。“他组装了一台几乎可以乱真的假电击器, 征来数百位自愿者, 并安排一位演员担任接受电击者。他一再命令受试者执行电击, 电流甚至强到足以致命, 这位演员则假装痛苦呻吟, 最后突然不再出声装死”。[5]他要统计有多少受试者会在听见被电击者发出痛苦呻吟声甚至突然沉默仿佛死去的情形下仍会接受他的指令去执行电击。结果他发现有65%的受试者选择了坚持执行他的命令, 直到惩罚电流达到最高点———450伏特, 尽管其中有些受试者在这过程中表现出不忍或质疑的态度;而在惩罚电流达到300伏特之前没有一个受试者坚决停止执行命令。

米尔格兰姆是社会心理学界的“情境论者” (situationalist) , 他相信人的行为受到环境的影响。尽管米尔格兰姆的这项实验在研究伦理方面遭到众人极大的谴责, 但他的实验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者从服从者的个人性格或素质来理解服从行为的倾向, 它更深更广泛地触及人性中服从权威的倾向。这项实验对受试者的影响也非常之大, 他们表示:“从实验中学会反省自己对权威与责任的态度。”

米尔格兰姆实验的结果因与汉娜·阿伦特所写的《艾克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邪恶的报道》中的结论是一致的, 所以这一试验又常被称为“艾克曼实验”。艾克曼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 他负责将300万犹太人遣送到死亡集中营, 被称为“死刑执行者”。1960年5月, 艾克曼在阿根迁被以色列情报部门逮捕, 并在以色列被审判。阿伦特在他的《艾克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邪恶的报道》一书中指出艾克曼其实是扮演了一个“服从命令、尽忠职守”的角色。米尔格兰姆的实验结果与阿伦特结论一致的地方在于他们都认为在某些“组织环境”下, 即使好人也会作恶, 而“不得已作恶”却并不能作为借口为自己开脱责任。米尔格兰姆和阿伦特所做的工作都在提醒我们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也会是艾克曼吗?”

米尔格兰姆的实验之所以伟大, 是因为他将在一个糟糕的“组织环境”中人作恶的严重倾向性揭示了出来。他的这一实验结果之于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史教学的启示在于:它提醒我们在面对那些负面的文学史事件时应更多地对“组织环境”, 也应对作家同样具有的“服从权威”这一人性特点作出反思。从这个角度来看, 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史的讲授对帮助学生认知“组织环境”与文学生存之间的关系、促进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精神品格的深刻反思应该说是有相当独特的价值的。

落实到50—70年代文学史的某一具体内容来看, 大跃进期间的“新民歌运动”的讲授价值就值得发掘。1958年3月22日, 毛泽东同志在成都会议上正式号召搜集和创作新民歌, 在此倡导之下, 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收集民歌的运动, 各地将创作新民歌也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去抓, 一些地方竟要求人人写诗、个个写歌, 追求新民歌创造的数量。虽然这些文学事件的参与者所做的远没有像艾克曼那样劣, 但正如韦君宜后来在《思痛录》里所指出的:“这一场诗歌运动越闹越大, 闹到火车上的每个旅客都必须交诗一首, 闹到制定文学创作规划, 各乡提出评比条件。这个说‘我们年产诗一万首’, 那个说‘我们年产长篇小说五部、剧本五部’……挑战竞赛。最后, 张家口专区竟出现了一位‘万首诗歌个’或曰‘万首诗歌标兵’。他一个人在一个月里就写出了一万首诗……写成了就投进诗仓库——一间空屋。后来听说这位诗人写诗太累, 住医院了。说文艺可以祸国殃民, 我们常不服气。而像这样办文艺, 真可谓祸国殃民, 谁也不能说是假的。”[6]从文学发展的角度去看, 新民歌运动也开了个不好的头, 大批紧跟政治浪潮的告白式的语言被确认为文学创作的范式。

以往讲述到新民歌运动这部分内容的时候, 常常是课堂气氛比较活跃的时候, 因为那些新民歌即使是出自著名诗人之手也显得荒唐可笑。可我常常也感到有些困惑:这一文学史事件的讲述价值何在呢?米尔格兰姆和阿伦特的发现和思考让我看到了这一文学事件讲述的重要价值, 那就是其实它也把一个问题呈现在我们面前, 那就是:如果我生活在那个时代, 我会成为这场荒唐的新民歌运动的参与者吗?其实50—70年代发生的绝大多数的文学史事件都能指向类似的问题, 诸如, 我会坚持自己对文学独立的理解吗?我会进行激烈的自我否定吗?对这些问题的追问不仅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 让学生意识到他们精神深处与那个时代的作家会有深刻的相似, 从而培养学生对文学存在的“组织环境”持有一种清醒的批判意识, 批判意识恰也是知识分子的重要的精神品格。由此看来, 这段文学史教学的教学重心可适当放在文学建制、文学生产、文学传播、作家身份与存在方式等这些具体的文学史内容上。

从另一方面看, 米尔格兰姆实验也呈现了那些能突破“组织环境”, 为保持自己独立的精神品格而抵抗权威的个体的难能可贵。因此, 我认为50—70年代文学史教学也应加强对当时一批非主流文学甚至是“潜在与作”等内容的价绍, 具体说明他们到底在何种程度上突破了当时的普遍范式。当然这部分文本还有赖于研究者的进一步开掘。

摘要：米尔格兰姆的试验结果之于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史教学的启示在于:它提醒我们在面对那些负面的文学史事件时应更多地对“组织环境”, 也应对作家同样具有的“服从权威”这一人性特点作出反思。从这个角度来看, 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史的讲授对帮助学生认知“组织环境”与文学生存之间的关系、促进对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精神品格的深刻反思应该说是有相当独特的价值的。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史教学,米尔格兰姆实验,“组织环境”

参考文献

[1]温儒敏.现代文学课程教学如何适应时代变革.北京大学学报, 2003, (5) .

[2]洪子诚.问题与方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81.

[3]洪子诚.问题与方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91.

[4]洪子诚.问题与方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7.

[5][美]劳伦.斯莱特著.郑雅方译.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实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27.

20世纪50年代 篇8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对沈阳地区的政治形势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五四运动以后, 在沈阳兴起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 在沈阳一部分为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积极寻求改造国家与社会的青年中产生了共鸣。他们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 宣传进步思想, 立志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沈阳兴起新文化运动后, 当时在奉天学界的奉天第一工科高级中学、奉天女子师范学校、小河沿医专、奉天省立第四小学、银行界、奉天基督教青年会, 有屈以诚、张景珍、高铁梅、李玉清、高子升、苏子元等人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 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 阅读和研究反映新时代的书刊, 交流学习心得体会, 参加演讲活动, 努力探索新事物, 以青年人对新事物的敏感, 强烈地希望了解俄国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内容。他们还冲破文言文的禁锢, 主动地自修白话文。这一时期, 还有一些进步青年也组织了一些进步的社团。1922年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内, 形成了“星期三会”, 进步青年利用每个星期三的晚上研究会务的机会, 座谈一些反封建、反旧礼教、寻求新思想和新文化的问题。具体内容是:赞成新科学、反对旧礼教;赞成解放思想、反对宗教迷信;赞成自由恋爱, 反对宗法家庭;提倡民主, 反对专制;提倡民族独立, 反对异族统治;提倡新思想, 反对旧道德。他们还阅读当时国内出版的白话文书刊, 摒弃文言文书刊。1924年秋, 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文书苏子元为中心, 由各中等学校一些爱好新文学的学生组织了“文学研究会”, 参加者除苏子元外, 还有第一师范、小河沿医专、文会中学、第一中学、第三中学、第一工科学校、女子师范中学的王梦遥、高启福、马骥、宫韵清、郝畅君、李正蔚、张景珍等30多人。“文学研究会”每星期日聚会, 届时大家或漫谈读书心得, 或论及个人创作, 或分工介绍新书刊和朗诵一些新体诗歌。他们由此接触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 并进而主张搞普罗 (无产阶级) 文学。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 来沈阳满洲医科大学就读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粟丰以研究学术为名, 发起组织了酝酿多时的秘密组织“木铎社”, 团结一些有强烈正义感的同学开展进步活动, 开始成员有13人。这是一个团的外围组织, 其宗旨是:联络爱国进步青年, 阅读新时代书刊, 砥砺学行, 研究科学, 发扬民主精神。此外该组织还“研究政治、经济情况及军阀和日本的情况”。一些进步青年在社内互相传阅进步书刊, 或者个别交谈国内形势, 并开展反对迷信和反对基督教的斗争。“木铎社”还出了一个不定期的刊物, 内容主要是通过卖国的“二十一条”来说明和揭露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出卖中国的罪状。粟丰的革命活动及“木铎社”的组建, 对当时沈阳青年学生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 1924年创立的“启明学社”、“白杨社”也都研究新文学及社会主义等问题。虽然当时参加新文化运动的青年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去观察问题, 还没有超出改良主义的范围, 但大部分青年的思想已经发生了转化, 有的青年甚至开始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去观察、分析问题了。

二、组织进步社团, 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1年7月,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 马克思主义开始逐步在沈阳传播开来, 沈阳的先进知识分子, 由于受五四运动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与启发, 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他们组织了一些进步社团, 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促进了进步青年的成长及其政治觉悟的提高。五四运动后, 沈阳进步青年的结社除研讨反帝反封建外, 还积极地进行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学说。1923年, 基督教青年会内的一些青年, 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书刊。这年初, 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郭纲参加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巡视团在上海、南京、开封、天津、北京等城市青年会短期巡视、见习会务后返回沈阳, 带回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刊。其中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瞿秋白撰著的《赤都心史》和《新俄国游记》, 以及《列宁传》、《向导》、《中国青年》等书刊。这些书刊供“星期三会”的参加者阅读, 并建立了一个巡回书库, 在一些青年学生中传阅。从此, “星期三会”的成员便由学习和研究新文化转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及社会主义书刊。基督教青年会也因此成为当时在沈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据点。到1924年形成了以高子升为核心, 苏子元、郭纲、吴竹村、巩天民、何松亭等人参加的“社会主义研究小组” (即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 。小组成员除学习、研究社会主义理论问题外, 还漫谈政治和社会问题, “寻求解决中国及社会问题的方法与出路”。1924年夏, 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利用各学校放暑假的机会, 举办了夏令儿童义务教育活动, 聘请一些小学教师和师范学校的学生做义务教员, 因此使一些学校的先进青年与社会主义研究小组的成员发生了联系, 从中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著作, 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924年1月, 中共中央派中共党员韩乐然来沈阳从事革命活动, 韩乐然到沈阳后, 结识了苏子元等沈阳进步青年, 他通过党的组织关系, 不断从上海给苏子元邮寄很多的《向导》、《中国青年》等党团刊物。苏子元就将这些刊物散发给那些与基督教青年会有联系的小学教员和青年学生阅读。从而使很多的进步青年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其中很多人成为广大学生中从事爱国运动的骨干。

三、投身爱国运动, 斗争中锻炼成长

在党组织的关怀和帮助下, 加上自身的积极努力, 沈阳进步青年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 他们积极投身到反帝爱国运动中去, 在实际斗争中锻炼自己, 迅速地成长。1925年5月, 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残杀中国人民的“五卅”惨案, 消息传来, 引起了沈阳大、中学校学生的极大愤慨, 他们酝酿着一场大规模的反帝、援助上海学生和工人的斗争。沈阳进步青年声援“五卅”运动的斗争, 得到了党的领导。在运动前就来到沈阳从事建党工作的任国桢, 以及不久后来到沈阳的陶新畲、吴晓天等中国共产党人, 对这场运动进行了具体地组织和领导, 对运动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满洲医科大学就读的共青团员粟丰, 也积极地领导了这场斗争, 做了很多工作。在任国桢的建议下, 进步学生召开了第一次各校学生联席会议, 决定各校学生秘密选举学生代表, 组织学联筹备会, 定于6月10日举行请愿游行活动。6月10日上午, 各校学生在学生代表的带领下冲破校方和警察的拦阻向省公署门前集合请愿。一路上他们手持旗帜, 高呼口号, 昂然前进。请愿示威的学生分别来自满洲医科大学、小河沿医专、文会中学、南满中学堂等十二三所大、中学校, 共千余人。他们向当局提出了通电援助和慰问上海学生;募捐救济;请政府严重交涉;允许开展示威活动;与英、日经济绝交等七项要求。面对反动军警的枪口和刺刀, 广大学生表现了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迫于学生们的压力, 当局最后只得表示接受学生们提出的部分要求, 请愿活动取得了初步的胜利。随后, 为了抗议帝国主义的罪行, 满洲医科大学、南满中学堂以及同文商业学校的部分学生宣布退学, 有的还发表了退学宣言。在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面前, 奉系军阀当局为“防风潮蔓延”下令停课, 将中等以上学校提前一个月放暑假。被迫提前度假的学生回家后仍在积极地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活动, 没有回家的学生代表, 积极进行募捐活动, 以援助上海工人、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6月中旬, 奉天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 学联成立后, 即发表宣言和《英日惨杀同胞泣告东三省同胞书》, 号召各界爱国人士联合起来与英、日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学联还出版不定期会刊《奉天学生》, 秘密翻印了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 同时还秘密印制传单, 通过邮局寄往各地。为了援助上海的反帝斗争, 奉天学联组织了“援助上海工人、学生后援会”, 进行了广泛的募捐活动, 并把募到的款项源源不断地寄往上海。沈阳进步青年学生在声援“五卅”运动的斗争中表现出了空前的爱国热情, 在中共沈阳地下党的领导下, 进步学生在斗争中受到了初步的锻炼和考验, 这次学生运动在沈阳青年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运动后期, 任国桢、吴晓天非常注意团结、帮助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敢于向反动势力斗争的进步青年, 并用革命理论引导他们, 为在沈阳建立党组织做了积极的准备。

20世纪50年代 篇9

一、新女性不同的抗婚方式

1. 以死寻求自由人生。

面对封建包办婚姻, 有些女性不愿屈服, 可是又无法挣脱封建婚姻的枷锁, 便毅然选择了一条与封建婚姻同归于尽的道路——自杀。

当反抗封建婚姻不成, 走投无路之时, 有些女性选择了在结婚当天自杀。如1922年4月12日的《大公报》上一篇《新妇自缢》的报道:一位徐姓女学生从小就由父母指定了婚姻。由于两家是世交, 毁约很难。结婚当日, 该女生“大哭大闹……花轿临门, 徐女孰不上轿。”而等抬至男方家“新娘已自缢气绝矣”。宁愿与封建婚姻同归于尽, 她们也不愿踏进封建婚姻的大门。

还有些女性在已有恋爱对象, 但父母另为其指定婚姻, 在反抗不成的情况下, 选择了自杀。如1922年3月10日的《大公报》报道:“黄某之女丽英, 毕业于省城师范学校。因受新思潮, 在肄业其中, 已与某机关科员李某自由结婚。适至毕业归里, 知其父已另行字人。以为欲尊父命, 则情人难舍。否则木已成舟, 无计可施。”无奈之下, 该女生“竟自吞洋火头多数, 以致毙命”[1]。

2. 逃出封建家庭牢笼。

逃出封建家庭牢笼是又一类向封建势力抗争的新女性。当青年女性发现封建家庭已没有婚姻自由的希望时, 逃婚, 便成为最直接的反抗方式。

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新女性不满意父母为其择取的配偶, 而解除婚约的路又走不通, 许多女性便选择了逃走。如1923年3月5日的《大公报》的报道:一位北京的女性, 父母将其许给一只眼睛失明的男子为妻。该女子坚决不同意, 劝其父母退婚, 但其父不同意。该女子“现已急气成疯。竟于日前潜逃无踪”[2]。

有些封建家庭为防止女性逃婚, 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但新女性还是克服重重困难, 想尽各种办法逃出封建家庭。如1923年6月2日《大公报》的报道:一位女士从小便有父母指定了婚姻。“彼时以年幼无知。不能有所主张。及将长, 始知专制婚姻自由之非。”遂要求退婚, 在其父母不准许, 且对其进行监视, 不准许外出的情况下, “因之决然舍去此恶家庭。遂于本月某日乘机逃出”[9]。

3. 勇敢借助法律武器。

当单靠自身力量没有办法解除封建婚约、获得婚姻自由时, 不少女性还不惜与父母决裂, 通过诉诸法律, 与父母对簿公堂以求解决。

自国民政府北伐以来, 国民政府通过了一些较符合男女平权的法律, 如1926年1月16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妇女运动决议案》, 其中第9条甲项第4款规定:根据结婚离婚绝对自由的原则制定婚姻法;第5款规定:保护被压迫而逃婚的妇女[3]。1928年9月1日一项判例否定父母为未成年子女预定婚约的权利;如子女年幼时, 父母为之定亲, 子女成年后, 有一方不愿履行婚约, 他造不得反对解除婚约[4]。

在男女相对平权的法律面前, 不少新女性便拿起法律这一有效武器, 争取自己的权益保障。如1928年, 一位名叫孙小妹的女子, 在工厂做工时, 与一同事发生恋爱。于是出走以反抗父母指定的婚事。其父母便状告该同事诱拐其女儿, 而孙小妹却出面起诉, “乃父顽固, 不合潮流所趋, 请求维持其自由恋爱之婚姻”。

4. 积极寻求外界援助。

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 有些新女性还积极地寻求外界援助, 依靠团体组织的力量赢得斗争的胜利。一些妇女协会、学校与社会舆论在新女性逃出封建家庭、追求婚姻过程中, 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天津特别市妇女协会, 就曾经救济过不少反抗封建专制婚姻, 试图逃出家庭牢笼的女性。如1929年9月9日的《大公报》上一篇《预支的婚姻》的报道:一位还未成年的女性, 拒绝婿家迎娶, 在其婆家强迫同房的情况下, 逃往妇协求助。“昨日下午妇女协会将弱女子范环子送交救济院请暂为收容教养”。

除妇女协会外, 这一时期, 学校在帮助新女性解除包办婚姻, 获取婚姻自由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天津达仁女校就曾全力支持一位叫周仲铮的年轻女子摆脱封建婚约, 获得婚姻自由。家人为她指定婚姻。她在受到新思想的启发后, 写信给该校校长, 恳请达仁学校相助。在学校的帮助下, 经过几个月的僵持与沟通, 终于获得婚姻自由[5]。

总之, 无论采取何种方式, 都说明20世纪二十年代的新女性对封建包办婚姻不再逆来顺受, 她们以自己的不同方式, 敲响了封建包办婚姻的丧钟, 踏上了一条追求婚姻自由的自我解放道路。

二、新女性不同抗婚方式局限性的分析

20世纪二十年代, 虽然新女性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抗婚, 但是在当时的黑暗社会环境之下, 每种方式都有其局限性, 下面分别对其进行分析。

1. 要得自由并非“死”路一条。

“不得自由我宁死”。自杀现象固然反映了新女性坚决与封建传统婚姻抗争到底的决心, 但是自杀毕竟是一条较为消极的反抗方式, 并不值得提倡。

新女性为追求婚姻自由而选择自杀, 也引起了当时的知识分子的思考。当时的一些刊物专门刊发青年自杀专栏, 建议青年女性不要视旧制度为洪水猛兽, 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当一条路走不通的时候, 可以选择其他路径, 并非只有“死”路一条。而且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 婚姻幸福只属于人生幸福的一部分。即使婚姻不如意, 也万不可“轻生”。惨烈的事实一方面反映出当时新女性抗婚过程中面临的社会环境的压力;另一方面也说明部分所谓的新女性还未完全跳出传统女性的巢臼, 她们虽然意识到应该追求婚姻自由, 但就追求方式而言, 与传统女性相比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2. 逃出封建家庭牢笼, 又陷社会无形巨网。

以抗婚出走追求新生的女性, 反映出新女性与封建家庭决裂, 挑战封建婚姻的勇气。但是我们也要看到, 在20世纪20年代, 逃婚后的女子逃走后, 其生活情形却不容乐观。她们不仅要承受双方家庭的压力, 所面对的社会环境论对逃婚女性而言, 也是异常黑暗。而逃婚后, 因经济落魄、遇人不淑、社会上的冷嘲热讽, 也使逃婚女性往往陷入困苦境地, 遍尝生活辛酸。如《民国日报》记叙了一位逃婚的女大学生, 逃婚后, 只身负笈来京, 但家中断绝了其经济来源, 不但无学费可缴且生活都成问题, 求助于亲戚, 亲戚“又因什么男女授受不亲, 有嫌疑难犯的缘故”不予接济。在“患气痛已一周, 未进饮食者五日夜”的困境之下, 企图自杀。幸亏友人及时发现进行制止。彼乃痛哭‘社会杀我’……“家中父亲与嫡母 (万与其弟系庶出, 母已死) , 已不认伊为女……旋又有夏姓妇人讽其结交男友, 益为悲愤, 受此种种之刺激, 遂决心自杀。”[6]

3. 自由平权法律如空文, 法律实际判决不公允。

虽然国民政府制定了一些较符合男女平权的法律, 在保障女性争取婚姻自由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若干案例的实际判决却反映, 女性的婚姻自主权不但被忽略, 甚至以法律的名义剥夺, 而父母尊长的横加干涉却得到法律的认同和支持[7]。所谓的自由平权法律如一纸空文一样。

如《生活周刊》上一篇“女学生解除婚约败诉”的报道:“沈琔如则壮诉解除婚约, 认为此种婚姻未得本人同意……第一番结果, 判决婚姻有效。沈琔如败诉后, 心犹不甘, 又向苏州高等法院上诉, 而第二审沈沈琔如仍然败诉, 判决确定。”[8]

还有一名纱厂女工金招弟, 与同厂男工顾德明相恋。但招弟已被父母许给他人。为争取婚姻自主, 逃至顾德明处, 并请律师通告和顾结为夫妇。其母强行将金领回家, 并强迫其服从指定的婚姻。顾德明起诉地方法院, 请求确认与招弟的婚姻有效。但法官认为, “照原告主张之自由婚约完全不合自由之真谛, 谓为自由恋爱则可, 谓为自由婚姻则不合, 故判决原告之诉驳斥”, 并由顾德明承担讼费[9]。

缺乏了法律的有力保障, 女性解除婚约之路无疑受到严重阻碍, 女性婚姻自主权问题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父母主婚权的束缚。

4. 团体力量虽坚固, 遭遇强大黑暗势力亦弱小。

虽然学校、妇女组织在帮助妇女反抗婚姻自由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因为封建势力的顽固不化, 一些妇女组织因为宣传妇女解放、调解家庭纷争也曾引起了许多农工男子的不满, 出现了妇女协会被围攻、其成员被伤害的状况。

有些男性认为妇女运动, 是单以恋爱自由和婚姻自由为目的, 妇女协会是保障妇女离婚的机关, 乃组织男子协会作为对抗[10]。如1927年3月14日, 汉口市一群男性工人, 在劳工总会, 举行示威运动, 高呼“打倒妇女协会”。高喊:“自从国民党到来以后, 宣传妇女解放、恋爱绝对自由, 使我们的妻子常常彻夜在外留恋往返。由于妇女协会确认此种妇女解放, 毁掉了我们的家庭, 我们要求妻子回复旧日习惯。”[11]另外, 湖北农民协会曾数次围攻妇女协会, 河南的农民更是发生多次屠杀妇女运动工作人员的惨剧[12]。

在强大的黑暗势力面前, 作为女性坚强后盾的团体力量, 也显得那么弱小而无助。

20世纪二十年代的新女性为了追求婚姻自由, 她们大胆抛弃了“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以各种方式勇敢地起来反抗。从自杀到抗婚出走, 再到诉诸法律, 借助外界援助, 被五四运动惊醒的新女性逐步跳出封建包办婚姻的桎梏, 以越来越进步的方式向封建包办婚姻发起了挑战。如果说自杀还属于比较消极的反抗方式, 那么抗婚出走已说明新女性已经有勇气与封建家庭决裂, 走上一条寻求婚姻自由的新路。而诉诸法律、借助外界援助, 则说明新女性已经改变单枪匹马的斗争方式, 以较强的法律意识, 通过借助法律武器、团体组织的力量赢得斗争的胜利。

但自杀现象的增多、逃婚女性面临的艰难生存环境, 法律对女性婚姻自主权的不力支持以及封建势力对妇女组织的残酷打击都昭示着黑暗势力的异常强大, 新女性的每条抗婚之路都是那么艰难。婚姻问题涉及社会的法律、制度、观念等多个方面的因素, 要实现女性的真正婚恋自由, 取决于整个婚姻环境的进步, 譬如法律制度的健全、婚姻自由观念的深入人心、女性经济地位的独立等等。女性婚姻自由权的获得, 还需要女性自身和社会做长期而艰苦的努力。

20世纪50年代 篇10

关键词：日美经济关系；从属关系；伙伴关系；经济摩擦

中图分类号：K3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8-0067-01

长时间以来，许多国家，许多学者都以不同的声音来看待不同时期的日美关系。如社会学家这样形容：美国和日本就如旧社会的主仆关系—封建主与奴隶—迫于生活的贫困卖身于封建主，在卑躬屈膝的情况下使自己的腰包变鼓。日美关系在绚丽多彩的历史变迁下，总是那般五彩艳丽。甚至中国一些小说家充满社会想象力地这样形容：美国和日本就如同西游记中的如来佛祖与孙悟空，即便你本事再大，也逃不出佛祖的手掌心。

二战后，日美两国经济是影响东亚地区经济状况和经济关系的主流，同时日美两国的经济关系是国际经济关系中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冷战后期，美国为了阻挡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国家的扩大化和遏制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的冲击，维护其的世界霸主地位，对日本的经济政策实施了180度大转变，由战后初期的“限制、打击”转为“扶植、帮助”，仅美国最大的力量来帮助日本实现经济复苏，以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就在这时也将日本培养成为自己难以克制的竞争对手，导致了日美两国在经济上爆发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从经济同盟到贸易战争敌手，日本与美国是怎样经历过来的呢？

一、同盟伙伴关系期（1955-1970年初）

1.日美经济的状况。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高速发展，迅速迈向经济大国的行列，1968年日本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同时，50年代中期，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商品是美国生产的。70年代初，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比战后初期增加一倍多。战后20年被西方经济学家城为日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日美经济进入了同盟伙伴关系期。

2.日本经济增长依赖于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

①美国鼓励日本复兴经济，扩大外贸。这一时期美国关于东亚有这样一种设想：如果以美国为主的军事力量能辅助以日本牵头的工业力量，再利用东亚其他地区的人力和自然资源，就能逐步形成一个符合美国长远利益的太平洋经济政治共同体。于是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反对共产主义在远东的扩张，更加重视日本经济的发展能力。

②美国扩大越南战争，日本出现“战争景气”。1965年美国扩大越南战争，所需军费订货再次增加。此时日本接受美国侵越战争时的“特需”订货达40亿美元左右，日本的对外贸易也因之急剧增加，从1965年开始出现顺差，大量的军事订货刺激日本出现了“战争景气”。

③美国帮助日本在经济贸易重返国际社会。美国极力帮助日本加入有关重要国际经济组织。如：国际货币金融组织，关贸总协定等等。

二、美日经济的摩擦期

进入70年代以后，日美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美国经济实力不断下降，日本经济保持继续上升的趋势，这一时期，日本商品如洪潮般涌入美国。由于日本对美的大规模的出口导致日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日益加剧，并在80-90年代达到了高潮。

通过分析不难看出，经历了同盟期和摩擦期的日美两国要形成相对均衡的结果，必然要经过潜在的或显在的“威胁”、甚至“惩罚”才能得到。这种“威胁”也可以说是一种压力，由于战后日美间存在一种非常密切的，特殊的同盟关系，使得这种压力非常有效，成为日美经济关系不断发展的间奏。也就是说，只要日美同盟存在，这种威胁和压力就存在，日美经济之间的摩擦就必然存在，但摩擦不会影响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主旋律。无论是美国主宰经济，还是日本控制经济，在未来的道路上，两国既有合作又有竞争，这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全球霸权梦与日本谋取政治大国的需求有着利益的契合点。日本的崛起对美国来说既是好事又是坏事，好在日本崛起后拥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虽然其中夹杂着美国的少量因素，但其亦可以在东亚地区对美国提供更多的帮助。

对于未来两国的经济关系，大部分的观点是美国一直保持着较强的增长势头，而且日本虽出现经济复苏，但增长极其微弱，在可预见的未来，日本的经济实力不可能构成对美国的威胁，二者在经济上相互依赖，多边经济关系上共同合作，这是日美同盟在经济的表现，并且这种现状会继续下去。

但一些新时代的人却持着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日本人的文化观念中只有第一的追求，没有第二的荣誉，日本人的潜意识中肯定有一个信念，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也是征服的对象，二战的历史以及80年代以来的日本文艺动向，经济摩擦就是证明。然而美国一方认为，美国只需要一个配角式的日本，绝不容许一个超过自己的日本出现。甚至更有一些强弱派这样认为：在经济上美国给日本很大自由，因为一个经济强大的日本对美国有好处的，但在政治上，军事上美国就只能放风筝了，日本可以飞，但要挣脱这条线，就会跌到万古不复的深渊。日本是美国的儿国家，美国给日本的自由度是有限的，日本要想强大到打老子的地步，就完蛋了！日美关系不是什么平等关系，就是占领者和被占领者关系，奴才和主人的关系。

现在在钓鱼岛和独岛上日本与中韩两国的领土争端问题，美国并不是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来观看的，他利用在韩驻军的管辖范围和在日驻军的管辖范围使其相互抵制，进而遏制日本的军国主义的野心和谋求政治大国的势头。

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关系到底能否真正走到由“占领”到“同盟”，这还在于未来的世界形势的变化，和美日两国的领导集团的想法。进入婚姻殿堂的夫妻们，总会出现“甜蜜期”“厌倦期”“停滞期”，日本自民党上台后，美日将迎来新的“蜜月期”，还是规律下的“停滞期”让全世界人民以高度警备的心态坐观其变。

参考文献：

[1]杨立国著，《日本经济入门》，大连理工出版社，2008年版。

[2]刘旭贻，杨生茂著，《战后美国史》，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刘世龙，《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4]郭吴新学主编，《世界经济》，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5]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简介：王杰立，女，1990.09，河北省保定市河北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