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时尚名人

20世纪时尚名人（精选5篇）

篇1：20世纪时尚名人

自从19芝加哥建成22层的高楼、19纽约建成50层的商业办公楼，随着新技术、新材料的工业化发展，城市建筑呈以下几个特点发展，并深刻地改革了人类的生活方式，

l、大型化：由于城市工业化造成的人口积聚和城市土地资源稀缺之间的矛盾，使得建筑在不断向高空生长的同时，也在向地下扩展，例如北京的京广中心地下3层、地上52层，上海的金茂大厦地下3层、地上88层，建筑的体型越来越大。

2、复合化：由于人们需求层次的提高，建筑空间已不再单独表现为住宅或办公室，更多地将住宅、商场、办公楼、停车场结合为一体，建筑具有了复合功能。

3、智能化：由美国工业的电气化引发的智能技术，被美国纽约城市广场建筑应用后，目前已扩延到了整个建筑领域。通过计算机和其他高新技术对建筑进行控制，帮助管理者提高工作效率、降低人工成本，保证建筑的可靠运行，提高建筑价值。

4、同质化：建筑材料的选用、功能的设计、室内外的环境，从厅堂灯光布置到居室房间分隔，千篇 一律。建设变成公式，整个城市规整而又单调，小区内的建筑越来越雷同，小区之间也越来越相像，个性被共性所湮灭。

5、抽象化：受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影响，建筑的内涵变得更加费解，建筑的外观已不能完全展现其具有的功能。为区分建筑的空间场所，表达建筑的用途和功能，只能借助于一些符号对建筑进行空间定位，来恢复建筑的环境秩序，

进入21世纪，由于人们对获取信息、增加自身能力的渴求，社会生活方式、文化理念、价值观发生深刻的变化，它们相互结合，共同构筑了住宅建筑的发展趋势。

l、知识性：信息空间所具有的开放性、兼容性和流动性特点，使得人们不出门而晓天下，因此要求建筑必须具有更多的知识内涵。建筑所含的信息量、所拥有技术的先进性决定了建筑在市场中的地位和价格走向。

2、情感性：由于生产的高效、生活的集中和竞争的压力，人们对建筑的要求从物质享受变为对精神愉悦的追求，美学、生态学、心理学、住宅社会学、人体工效学、行为学等多种学科将在建筑中得到体现，建筑文化与情感相互融合。

3、技术性：高新技术作为建筑的内在品质，在建筑的各个领域大显其能，它的实质是通过数据的传播、转换和控制来实施完成建筑物的各项预定功能。技术密集型大楼成为21世纪建筑的象征，更多的工业文明将在建筑中得到体现。

4、多元性：人类与自然、传统观念与现代思潮、国际趋势与本国国情相互融合互补，各种理论争鸣，建筑创作将更具理性，不再盲从于某一学派，各种风格的建筑随新技术、新材料的出现和应用而广泛存在，个性建筑将得到突出和体现。

5、生态性：环境保护是21世纪永恒的主题，人们对生活环境质量、节约能源的重视，社会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决定了各类生态建筑、绿色建筑、环保节能建筑将更加受到大众青睐。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21世纪，人口与生产高度集中的状况仍将延续，这就决定了中国建筑业在21世纪仍保持兴旺态势。但由于跨国公司竞争的压力和建筑业的风险性，在21世纪，中国建筑业要根据时代的脉搏，运用现代技术、人类思想最新成果的空间组合，不断地充实建筑创作，实现建筑的高效能、高可靠性、高便捷性、高适应性、高舒适性和高服务性发展，从而达到社会效益和工业效率的完美结合，解决人居问题。

 

篇2：20世纪时尚名人

20世纪浙江佛教与21世纪世界佛教

20世纪中浙江佛教思想家对中国佛教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例举章太炎、马一浮、敬安、圆瑛、印光、弘一等人的事迹,以及影响贯穿整个20世纪、并对21世纪世界佛教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太虚和印顺,肯定他们倡导的“人间佛教”还成为了21世纪世界佛教发展的基本方向.

作 者：王仲尧 Wang Zhongrao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浙江,杭州,310035 刊 名：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ANGZHOU UNIVERSITY OF COMMERCE 年，卷(期)： “”(4) 分类号：B9 关键词：浙江   人间佛教   21世纪  

篇3：20世纪时尚名人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对沈阳地区的政治形势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五四运动以后, 在沈阳兴起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 在沈阳一部分为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积极寻求改造国家与社会的青年中产生了共鸣。他们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 宣传进步思想, 立志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沈阳兴起新文化运动后, 当时在奉天学界的奉天第一工科高级中学、奉天女子师范学校、小河沿医专、奉天省立第四小学、银行界、奉天基督教青年会, 有屈以诚、张景珍、高铁梅、李玉清、高子升、苏子元等人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 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 阅读和研究反映新时代的书刊, 交流学习心得体会, 参加演讲活动, 努力探索新事物, 以青年人对新事物的敏感, 强烈地希望了解俄国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内容。他们还冲破文言文的禁锢, 主动地自修白话文。这一时期, 还有一些进步青年也组织了一些进步的社团。1922年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内, 形成了“星期三会”, 进步青年利用每个星期三的晚上研究会务的机会, 座谈一些反封建、反旧礼教、寻求新思想和新文化的问题。具体内容是:赞成新科学、反对旧礼教;赞成解放思想、反对宗教迷信;赞成自由恋爱, 反对宗法家庭;提倡民主, 反对专制;提倡民族独立, 反对异族统治;提倡新思想, 反对旧道德。他们还阅读当时国内出版的白话文书刊, 摒弃文言文书刊。1924年秋, 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文书苏子元为中心, 由各中等学校一些爱好新文学的学生组织了“文学研究会”, 参加者除苏子元外, 还有第一师范、小河沿医专、文会中学、第一中学、第三中学、第一工科学校、女子师范中学的王梦遥、高启福、马骥、宫韵清、郝畅君、李正蔚、张景珍等30多人。“文学研究会”每星期日聚会, 届时大家或漫谈读书心得, 或论及个人创作, 或分工介绍新书刊和朗诵一些新体诗歌。他们由此接触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 并进而主张搞普罗 (无产阶级) 文学。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 来沈阳满洲医科大学就读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粟丰以研究学术为名, 发起组织了酝酿多时的秘密组织“木铎社”, 团结一些有强烈正义感的同学开展进步活动, 开始成员有13人。这是一个团的外围组织, 其宗旨是:联络爱国进步青年, 阅读新时代书刊, 砥砺学行, 研究科学, 发扬民主精神。此外该组织还“研究政治、经济情况及军阀和日本的情况”。一些进步青年在社内互相传阅进步书刊, 或者个别交谈国内形势, 并开展反对迷信和反对基督教的斗争。“木铎社”还出了一个不定期的刊物, 内容主要是通过卖国的“二十一条”来说明和揭露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出卖中国的罪状。粟丰的革命活动及“木铎社”的组建, 对当时沈阳青年学生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 1924年创立的“启明学社”、“白杨社”也都研究新文学及社会主义等问题。虽然当时参加新文化运动的青年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去观察问题, 还没有超出改良主义的范围, 但大部分青年的思想已经发生了转化, 有的青年甚至开始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去观察、分析问题了。

二、组织进步社团, 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1年7月,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 马克思主义开始逐步在沈阳传播开来, 沈阳的先进知识分子, 由于受五四运动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与启发, 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他们组织了一些进步社团, 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促进了进步青年的成长及其政治觉悟的提高。五四运动后, 沈阳进步青年的结社除研讨反帝反封建外, 还积极地进行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学说。1923年, 基督教青年会内的一些青年, 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书刊。这年初, 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郭纲参加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巡视团在上海、南京、开封、天津、北京等城市青年会短期巡视、见习会务后返回沈阳, 带回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刊。其中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瞿秋白撰著的《赤都心史》和《新俄国游记》, 以及《列宁传》、《向导》、《中国青年》等书刊。这些书刊供“星期三会”的参加者阅读, 并建立了一个巡回书库, 在一些青年学生中传阅。从此, “星期三会”的成员便由学习和研究新文化转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及社会主义书刊。基督教青年会也因此成为当时在沈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据点。到1924年形成了以高子升为核心, 苏子元、郭纲、吴竹村、巩天民、何松亭等人参加的“社会主义研究小组” (即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 。小组成员除学习、研究社会主义理论问题外, 还漫谈政治和社会问题, “寻求解决中国及社会问题的方法与出路”。1924年夏, 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利用各学校放暑假的机会, 举办了夏令儿童义务教育活动, 聘请一些小学教师和师范学校的学生做义务教员, 因此使一些学校的先进青年与社会主义研究小组的成员发生了联系, 从中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著作, 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924年1月, 中共中央派中共党员韩乐然来沈阳从事革命活动, 韩乐然到沈阳后, 结识了苏子元等沈阳进步青年, 他通过党的组织关系, 不断从上海给苏子元邮寄很多的《向导》、《中国青年》等党团刊物。苏子元就将这些刊物散发给那些与基督教青年会有联系的小学教员和青年学生阅读。从而使很多的进步青年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其中很多人成为广大学生中从事爱国运动的骨干。

三、投身爱国运动, 斗争中锻炼成长

在党组织的关怀和帮助下, 加上自身的积极努力, 沈阳进步青年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 他们积极投身到反帝爱国运动中去, 在实际斗争中锻炼自己, 迅速地成长。1925年5月, 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残杀中国人民的“五卅”惨案, 消息传来, 引起了沈阳大、中学校学生的极大愤慨, 他们酝酿着一场大规模的反帝、援助上海学生和工人的斗争。沈阳进步青年声援“五卅”运动的斗争, 得到了党的领导。在运动前就来到沈阳从事建党工作的任国桢, 以及不久后来到沈阳的陶新畲、吴晓天等中国共产党人, 对这场运动进行了具体地组织和领导, 对运动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满洲医科大学就读的共青团员粟丰, 也积极地领导了这场斗争, 做了很多工作。在任国桢的建议下, 进步学生召开了第一次各校学生联席会议, 决定各校学生秘密选举学生代表, 组织学联筹备会, 定于6月10日举行请愿游行活动。6月10日上午, 各校学生在学生代表的带领下冲破校方和警察的拦阻向省公署门前集合请愿。一路上他们手持旗帜, 高呼口号, 昂然前进。请愿示威的学生分别来自满洲医科大学、小河沿医专、文会中学、南满中学堂等十二三所大、中学校, 共千余人。他们向当局提出了通电援助和慰问上海学生;募捐救济;请政府严重交涉;允许开展示威活动;与英、日经济绝交等七项要求。面对反动军警的枪口和刺刀, 广大学生表现了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迫于学生们的压力, 当局最后只得表示接受学生们提出的部分要求, 请愿活动取得了初步的胜利。随后, 为了抗议帝国主义的罪行, 满洲医科大学、南满中学堂以及同文商业学校的部分学生宣布退学, 有的还发表了退学宣言。在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面前, 奉系军阀当局为“防风潮蔓延”下令停课, 将中等以上学校提前一个月放暑假。被迫提前度假的学生回家后仍在积极地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活动, 没有回家的学生代表, 积极进行募捐活动, 以援助上海工人、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6月中旬, 奉天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 学联成立后, 即发表宣言和《英日惨杀同胞泣告东三省同胞书》, 号召各界爱国人士联合起来与英、日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学联还出版不定期会刊《奉天学生》, 秘密翻印了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 同时还秘密印制传单, 通过邮局寄往各地。为了援助上海的反帝斗争, 奉天学联组织了“援助上海工人、学生后援会”, 进行了广泛的募捐活动, 并把募到的款项源源不断地寄往上海。沈阳进步青年学生在声援“五卅”运动的斗争中表现出了空前的爱国热情, 在中共沈阳地下党的领导下, 进步学生在斗争中受到了初步的锻炼和考验, 这次学生运动在沈阳青年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运动后期, 任国桢、吴晓天非常注意团结、帮助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敢于向反动势力斗争的进步青年, 并用革命理论引导他们, 为在沈阳建立党组织做了积极的准备。

篇4：20世纪时尚名人

关键词：20世纪 设计风格 时尚演变 规律研究

20世纪，人们的科学和信息技术取得了飞速的进步，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发展最快的一段时期。信息时代的到来，极大的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人们工作和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的设计风格也表现出了复杂和多变的形态。回顾20世纪的设计风格和时尚演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对未来进行预测，对影响和推动20世纪设计和时尚演变的因素进行探讨，有助于为未来的设计和时尚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意见。

一、20世纪设计与时尚的演变综述

1.设计含义的演变

拉丁文中的Designave是设计一词的出处，它被作为一种媒介提高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我国最开始使用“设计”一词时对两个字有不同的解释，其中的“设”体现了一种策划的含义，而“计”则体现了一种方法和策略等。经过时代的不断变迁，这一词汇的内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阶段它拥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在艺术领域当中，设计代表了艺术和技术，其中包括了色彩和构图等相关基础因素，也可以称之为素描。而它的第二种含义则是现阶段被人们广泛熟知的设计的概念，以艺术创作者灵魂中的创造性概念为重点。在20世纪当中人们对于设计含义的定义仍然是从这两个方面出发的，只是不断扩大了它的形式和理念，并不断扩大了它的设计范畴。现阶段人们在对设计风格和时尚演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不能够只对其表现形式的转变进行研究，更主要的是抓住事物的本源，掌握准确的设计理念。

2.20世纪不断变化的设计对象、方式和观念

设计和时尚的转变是与它所处的时代工业经济的发展水平息息相关的。20世纪是信息技术和工业崛起的重要时期，在从手工业转变到大工业的过程中，不断扩大了设计的范围，现阶段的生产和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包含了大量的设计。同样的，信息设计产业也在逐渐增加的新媒体当中层出不穷，不断增加的信息产品成为了设计最主要的针对对象，其中可以包括超媒体和虚拟现实等内容，这种情况也是导致设计师队伍出现多种分类的主要原因。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现阶段人们在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大部分都应用了计算机系统来进行。当今世界的各种设计当中，我们甚至很难找到一个没有使用计算机进行设计的公司或设计师。长期以来，人们始终认为在某一设计的过程中应用计算机技术能够将其外在的表现进行严重的影响，还有人认为计算机的应用不利于设计充分展现个性。然而，在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状态下，也产生了更加新颖的不同设计理念。首先，极大的丰富了人们的创意资料库；其次，计算机技术的不断进步，增进了设计师与计算机之间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交流与沟通；最后，计算机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设计、生产和使用三方面之间建立起来了一定的联系，使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不断进行着升华。

二、20世纪设计风格与时尚演变的相关影响因素

1.决定设计风格与时尚演变的主要因素

一些人认为一个时期的设计风格和时尚演变都掌握在设计师的手中，尤其是那些拥有一定名气和声誉的设计师，他們的产品和思想能够严重影响一段时期内的设计理念，然而这种看法是非常片面的。很久以前，英国女王在去美国进行访问的时候为了遮掩自己因怀孕而变得臃肿的身体，在走下飞机的时候挎了一个较大的皮包，这一反时尚而行的举动导致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开始风靡大挎包。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小包的流行时期已经结束，而不是因为女王的感召力。其实，人们是具有一种本性的，那就是求异，这是复杂的时尚和设计形成的主要原因。某一时期各种产品设计特点的总和就是这一时期设计的风格，在对构成艺术设计风格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一定要充分考虑到它所处的时期的历史背景和环境因素，将更深层次的根源进行挖掘才能够弄明白这一客观存在。

在研究20世纪设计风格与时尚转变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够忽视其形成与发展的时代背景。首先，伴随着20世纪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出现了批量生产的现象，而这一时代的设计就是这种现象的必然产物，促使设计脱离生产，转变传统的设计产生于手工劳动的过程中的状态；其次，时代的不断进步，导致20世纪在进行设计的过程中不再只是为权贵服务，而是更注重广大人民的需求；再次，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现代设计开始不断取得创新，大量的商业和贸易活动给人们的设计提供了更多的思考层面和方向，同时人们还能够将设计作为一种媒介，来表达自己内心对社会中种种现象的不安。现代设计是20世纪设计的主要成员，它随着技术、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进步而进步。

2.20世纪设计风格与时尚演变的具体体现

（1）建筑方面

20世纪的建筑，新型建筑材料得以广泛应用，其设计风格是具有自身特点的。首先大量采用黑色钢铁和玻璃幕结构，并用非常工业化的工字钢来强调工业感。这种单纯理性、冷漠和强调工业机械感的建筑风格在当时国际上流行起来，我们称之为国际主义风格。事实上国际主义建筑风格的“减少主义”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经济和高效的目的，这就适应了当时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经济。

（2）家具方面

人们通过设计，将一些事物以一种审美的角度进行呈现，就能够将审美的感受提供给人们，将艺术性进行充分的展现。我们应该注意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存在于设计风格当中，首先，统一设计产品的功能和形式；其次，促进表现手段和设计观念的统一。这两点在20世纪家具的设计过程中尤为重要。这一时期家具设计师开始应用多种设计方法，注重提升家具使用功能。其中1949年丹麦著名家具设计师汉斯.维纳以功能为出发点设计的椅子“the chair”，借鉴我国明式家具的神韵，而设计的出发点是“功能主义”，能够顺应人体脊椎形状，起到适当支撑作用，摒弃了传统的理念，以功能为主要依据，为设计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3）服装方面

艺术设计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一定的市场和物质基础，这是由工业文明来为其进行提供，这种情况下必然导致出现艺术设计，所以，我们都知道形式上的规定和设计中的灵感都是20世纪以来现代设计中的重要因素，然而这两点都应该由现代艺术来为其进行提供。

设计风格受艺术的影响可以通过两方面内容展现出来。从服装的角度来看，首先，进行外观设计的过程中的影响因素是艺术风格的不同。很多艺术风格都能够对服装的外观设计造成深刻的影响，设计者在进行设计的过程中会直接参照某种艺术风格来进行。例如，皮尔巴尔曼在进行服装设计的过程中，根据日系服装特点设计出来的晚装礼服等，具有夸张的特点，鲜明的色彩、细节的精确描述和细腻的表现是这时期作品的主要特点。同时这些所代表的风格还严重影响着后期各行各业在进行设计中所采用的种种风格。

三、20世纪设计风格和时尚的构成

1.新奇原则

人们是具有一种本性的，那就是求异，这是复杂的时尚和设计形成的主要原因。流行不论是体现在设计当中还是体现在其他事物当中都和人们当时的心境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关系，然而这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形成流行的不同原因要从社会、文化、季节和民族等多个方面进行思考。较强的时代感、较快的传播速度和较短的周期是20世纪以来现代社会流行的最大特点，这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文化现象，同时也拥有较多的层面内容。

2.奢侈原則

分析心态在流行当中的作用，对新奇的追求和模仿是流行的主要基础。另外，还要注意人们对于奢侈的追求。公众的一个普遍的心理就是对豪华的追求，设计风格的演变在20世纪的体现中，就出现过很多将高档的材料以廉价的材料进行替代的现象，同时还有将手工艺品以机器进行仿造的现象。尤其是20世纪后半时期，人们的社会经济进入了富裕的阶段，人们在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在现代设计中体现出工业设计时代豪华精致的美学标准。希望能够在进行奢侈的工艺品生产的过程充分运用机械化来进行大批量生产，来满足更多人的需求。

篇5：20世纪时尚名人

一、新女性不同的抗婚方式

1. 以死寻求自由人生。

面对封建包办婚姻, 有些女性不愿屈服, 可是又无法挣脱封建婚姻的枷锁, 便毅然选择了一条与封建婚姻同归于尽的道路——自杀。

当反抗封建婚姻不成, 走投无路之时, 有些女性选择了在结婚当天自杀。如1922年4月12日的《大公报》上一篇《新妇自缢》的报道:一位徐姓女学生从小就由父母指定了婚姻。由于两家是世交, 毁约很难。结婚当日, 该女生“大哭大闹……花轿临门, 徐女孰不上轿。”而等抬至男方家“新娘已自缢气绝矣”。宁愿与封建婚姻同归于尽, 她们也不愿踏进封建婚姻的大门。

还有些女性在已有恋爱对象, 但父母另为其指定婚姻, 在反抗不成的情况下, 选择了自杀。如1922年3月10日的《大公报》报道:“黄某之女丽英, 毕业于省城师范学校。因受新思潮, 在肄业其中, 已与某机关科员李某自由结婚。适至毕业归里, 知其父已另行字人。以为欲尊父命, 则情人难舍。否则木已成舟, 无计可施。”无奈之下, 该女生“竟自吞洋火头多数, 以致毙命”[1]。

2. 逃出封建家庭牢笼。

逃出封建家庭牢笼是又一类向封建势力抗争的新女性。当青年女性发现封建家庭已没有婚姻自由的希望时, 逃婚, 便成为最直接的反抗方式。

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新女性不满意父母为其择取的配偶, 而解除婚约的路又走不通, 许多女性便选择了逃走。如1923年3月5日的《大公报》的报道:一位北京的女性, 父母将其许给一只眼睛失明的男子为妻。该女子坚决不同意, 劝其父母退婚, 但其父不同意。该女子“现已急气成疯。竟于日前潜逃无踪”[2]。

有些封建家庭为防止女性逃婚, 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但新女性还是克服重重困难, 想尽各种办法逃出封建家庭。如1923年6月2日《大公报》的报道:一位女士从小便有父母指定了婚姻。“彼时以年幼无知。不能有所主张。及将长, 始知专制婚姻自由之非。”遂要求退婚, 在其父母不准许, 且对其进行监视, 不准许外出的情况下, “因之决然舍去此恶家庭。遂于本月某日乘机逃出”[9]。

3. 勇敢借助法律武器。

当单靠自身力量没有办法解除封建婚约、获得婚姻自由时, 不少女性还不惜与父母决裂, 通过诉诸法律, 与父母对簿公堂以求解决。

自国民政府北伐以来, 国民政府通过了一些较符合男女平权的法律, 如1926年1月16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妇女运动决议案》, 其中第9条甲项第4款规定:根据结婚离婚绝对自由的原则制定婚姻法;第5款规定:保护被压迫而逃婚的妇女[3]。1928年9月1日一项判例否定父母为未成年子女预定婚约的权利;如子女年幼时, 父母为之定亲, 子女成年后, 有一方不愿履行婚约, 他造不得反对解除婚约[4]。

在男女相对平权的法律面前, 不少新女性便拿起法律这一有效武器, 争取自己的权益保障。如1928年, 一位名叫孙小妹的女子, 在工厂做工时, 与一同事发生恋爱。于是出走以反抗父母指定的婚事。其父母便状告该同事诱拐其女儿, 而孙小妹却出面起诉, “乃父顽固, 不合潮流所趋, 请求维持其自由恋爱之婚姻”。

4. 积极寻求外界援助。

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 有些新女性还积极地寻求外界援助, 依靠团体组织的力量赢得斗争的胜利。一些妇女协会、学校与社会舆论在新女性逃出封建家庭、追求婚姻过程中, 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天津特别市妇女协会, 就曾经救济过不少反抗封建专制婚姻, 试图逃出家庭牢笼的女性。如1929年9月9日的《大公报》上一篇《预支的婚姻》的报道:一位还未成年的女性, 拒绝婿家迎娶, 在其婆家强迫同房的情况下, 逃往妇协求助。“昨日下午妇女协会将弱女子范环子送交救济院请暂为收容教养”。

除妇女协会外, 这一时期, 学校在帮助新女性解除包办婚姻, 获取婚姻自由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天津达仁女校就曾全力支持一位叫周仲铮的年轻女子摆脱封建婚约, 获得婚姻自由。家人为她指定婚姻。她在受到新思想的启发后, 写信给该校校长, 恳请达仁学校相助。在学校的帮助下, 经过几个月的僵持与沟通, 终于获得婚姻自由[5]。

总之, 无论采取何种方式, 都说明20世纪二十年代的新女性对封建包办婚姻不再逆来顺受, 她们以自己的不同方式, 敲响了封建包办婚姻的丧钟, 踏上了一条追求婚姻自由的自我解放道路。

二、新女性不同抗婚方式局限性的分析

20世纪二十年代, 虽然新女性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抗婚, 但是在当时的黑暗社会环境之下, 每种方式都有其局限性, 下面分别对其进行分析。

1. 要得自由并非“死”路一条。

“不得自由我宁死”。自杀现象固然反映了新女性坚决与封建传统婚姻抗争到底的决心, 但是自杀毕竟是一条较为消极的反抗方式, 并不值得提倡。

新女性为追求婚姻自由而选择自杀, 也引起了当时的知识分子的思考。当时的一些刊物专门刊发青年自杀专栏, 建议青年女性不要视旧制度为洪水猛兽, 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当一条路走不通的时候, 可以选择其他路径, 并非只有“死”路一条。而且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 婚姻幸福只属于人生幸福的一部分。即使婚姻不如意, 也万不可“轻生”。惨烈的事实一方面反映出当时新女性抗婚过程中面临的社会环境的压力;另一方面也说明部分所谓的新女性还未完全跳出传统女性的巢臼, 她们虽然意识到应该追求婚姻自由, 但就追求方式而言, 与传统女性相比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2. 逃出封建家庭牢笼, 又陷社会无形巨网。

以抗婚出走追求新生的女性, 反映出新女性与封建家庭决裂, 挑战封建婚姻的勇气。但是我们也要看到, 在20世纪20年代, 逃婚后的女子逃走后, 其生活情形却不容乐观。她们不仅要承受双方家庭的压力, 所面对的社会环境论对逃婚女性而言, 也是异常黑暗。而逃婚后, 因经济落魄、遇人不淑、社会上的冷嘲热讽, 也使逃婚女性往往陷入困苦境地, 遍尝生活辛酸。如《民国日报》记叙了一位逃婚的女大学生, 逃婚后, 只身负笈来京, 但家中断绝了其经济来源, 不但无学费可缴且生活都成问题, 求助于亲戚, 亲戚“又因什么男女授受不亲, 有嫌疑难犯的缘故”不予接济。在“患气痛已一周, 未进饮食者五日夜”的困境之下, 企图自杀。幸亏友人及时发现进行制止。彼乃痛哭‘社会杀我’……“家中父亲与嫡母 (万与其弟系庶出, 母已死) , 已不认伊为女……旋又有夏姓妇人讽其结交男友, 益为悲愤, 受此种种之刺激, 遂决心自杀。”[6]

3. 自由平权法律如空文, 法律实际判决不公允。

虽然国民政府制定了一些较符合男女平权的法律, 在保障女性争取婚姻自由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若干案例的实际判决却反映, 女性的婚姻自主权不但被忽略, 甚至以法律的名义剥夺, 而父母尊长的横加干涉却得到法律的认同和支持[7]。所谓的自由平权法律如一纸空文一样。

如《生活周刊》上一篇“女学生解除婚约败诉”的报道:“沈琔如则壮诉解除婚约, 认为此种婚姻未得本人同意……第一番结果, 判决婚姻有效。沈琔如败诉后, 心犹不甘, 又向苏州高等法院上诉, 而第二审沈沈琔如仍然败诉, 判决确定。”[8]

还有一名纱厂女工金招弟, 与同厂男工顾德明相恋。但招弟已被父母许给他人。为争取婚姻自主, 逃至顾德明处, 并请律师通告和顾结为夫妇。其母强行将金领回家, 并强迫其服从指定的婚姻。顾德明起诉地方法院, 请求确认与招弟的婚姻有效。但法官认为, “照原告主张之自由婚约完全不合自由之真谛, 谓为自由恋爱则可, 谓为自由婚姻则不合, 故判决原告之诉驳斥”, 并由顾德明承担讼费[9]。

缺乏了法律的有力保障, 女性解除婚约之路无疑受到严重阻碍, 女性婚姻自主权问题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父母主婚权的束缚。

4. 团体力量虽坚固, 遭遇强大黑暗势力亦弱小。

虽然学校、妇女组织在帮助妇女反抗婚姻自由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因为封建势力的顽固不化, 一些妇女组织因为宣传妇女解放、调解家庭纷争也曾引起了许多农工男子的不满, 出现了妇女协会被围攻、其成员被伤害的状况。

有些男性认为妇女运动, 是单以恋爱自由和婚姻自由为目的, 妇女协会是保障妇女离婚的机关, 乃组织男子协会作为对抗[10]。如1927年3月14日, 汉口市一群男性工人, 在劳工总会, 举行示威运动, 高呼“打倒妇女协会”。高喊:“自从国民党到来以后, 宣传妇女解放、恋爱绝对自由, 使我们的妻子常常彻夜在外留恋往返。由于妇女协会确认此种妇女解放, 毁掉了我们的家庭, 我们要求妻子回复旧日习惯。”[11]另外, 湖北农民协会曾数次围攻妇女协会, 河南的农民更是发生多次屠杀妇女运动工作人员的惨剧[12]。

在强大的黑暗势力面前, 作为女性坚强后盾的团体力量, 也显得那么弱小而无助。

20世纪二十年代的新女性为了追求婚姻自由, 她们大胆抛弃了“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以各种方式勇敢地起来反抗。从自杀到抗婚出走, 再到诉诸法律, 借助外界援助, 被五四运动惊醒的新女性逐步跳出封建包办婚姻的桎梏, 以越来越进步的方式向封建包办婚姻发起了挑战。如果说自杀还属于比较消极的反抗方式, 那么抗婚出走已说明新女性已经有勇气与封建家庭决裂, 走上一条寻求婚姻自由的新路。而诉诸法律、借助外界援助, 则说明新女性已经改变单枪匹马的斗争方式, 以较强的法律意识, 通过借助法律武器、团体组织的力量赢得斗争的胜利。

但自杀现象的增多、逃婚女性面临的艰难生存环境, 法律对女性婚姻自主权的不力支持以及封建势力对妇女组织的残酷打击都昭示着黑暗势力的异常强大, 新女性的每条抗婚之路都是那么艰难。婚姻问题涉及社会的法律、制度、观念等多个方面的因素, 要实现女性的真正婚恋自由, 取决于整个婚姻环境的进步, 譬如法律制度的健全、婚姻自由观念的深入人心、女性经济地位的独立等等。女性婚姻自由权的获得, 还需要女性自身和社会做长期而艰苦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