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吉林大学机械制造学科

20世纪的吉林大学机械制造学科（共5篇）

篇1：20世纪的吉林大学机械制造学科

吉林大学机械制造学科概况

吉林大学“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专业”创建于1955年，当时叫“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同年招收第一批研究生。1981年在全国首批获硕士学位授予权，1987年被评为机械工业部首批重点学科，1990年获博士学位授予权，1993年被评为吉林省首批重点学科，1998年获机械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并设有博士后流动站。

本专业现有教师38人，工程技术人员10人，教师中有教授13人（其中博士生导师6人），副教授16人。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14人。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专业有勤学敬业，作风严谨的优良传统。自建校以来共培养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6千余名，他们大部分成为中国机械工业领域的技术骨干和中坚力量，有的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在完成本职教学工作基础上，师生积极投入到科学研究工作中，近年来承担科研课题百余项，总科研经费逾千万元；获国家奖1项，部省级奖13项；发表学术论文500余篇，其中为SCI、EI和ISTP收录的论文80余篇，出版教材、专著9部。科研成果应用于生产，创利税数千万元。

本专业主要研究方向为机械系统动力学及加工精度、精密与超精密加工、机械制造新工艺及智能精密制造、机械加工自动化技术、微小机械与测控技术。

本专业十分重视实验装备与技术的建设，目前建有1600平方米规模的实验室。拥有一批先进的科学仪器设备，为本科生、研究生的培养和教师科研工作提供了较好的物质条件。

机械制造学科介绍

1955年国务院进行高校学科调整，由原华中工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和山东工学院的部分学科合并成立了“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同时以上述三校相关教师和仪器设备等教学力量为基础，“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专业”年建立。同年面向全国招生，并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招收第一批研究生，是全国少数招收研究生的院校之一。此后，一批抱着为祖国的机械工业发展、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培养人才的优秀专家、学者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汇集到位于松辽平原中部的这块黑土地。他们艰苦奋斗，辛勤工作，为了本专业的建立发展奉献自己的才智和力量。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一批批莘莘学子、有志青年，在这座新中国新成立的高等学府，孜孜以求，吮吸科学知识的精华，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陶冶自己的思想情操。数十年来一代又一代师生兢兢业业，勤奋进取，努力向上。经过半个世纪的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九五、十五211工程项目的建设，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建设，以及原机械工业部的支持项目建设，吉林大学机械制造学科，其各项综合指标，处于国内先进水平。目前吉林大学机械制造专业拥有一支知识结构合理、学术水平较高、精神面貌奋发向上的教师队伍。教师中高级职称比例达80%，已获得博士学位占40%，40岁以下年轻教师全部具有博士学位或正在攻读博士学位。30%的教师曾出国留学或出国进修。

吉林大学机械制造学科下设四个研究室：分别是先进制造技术研究

室、计算机数控装备研究室、精密工程研究室、机械工程研究室。一个实验室：机械制造实验室。在完成本职教学工作基础上，师生积极投入到科学研究工作中。一支主要由本专业教师构成的精干的高水平科研队伍，围绕机械工程领域的科学、技术、工程应用等方面，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卓有成效的科研工作。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和特色有有为机械系统动力学及加工精度、精密与超精密加工、机械制造新工艺及智能精密制造、机械加工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数控制造及其可靠性等。这些科研方向的代表人物和科研成就包括：

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王立江教授。王立江教授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超精密与超光滑表面加工。他承担完成的一批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为代表的科研项目：“多元变参数振动钻削新型材料的理论与实验研究”、“埃及超光滑表面无磨料低温抛光的理论与实验研究”；在超精密加工研究领域进行了超前的探索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为促进中国机械加工的精度提高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他提出了许多独到的理论见解，其中超声波振动切削对不稳定区仍然有效的理论，推翻了国际权威专家的相关结论。王立江教授指导杨建东完成的博士论文被评为2001年全国优秀博士论文。

机械制造学科学术带头人于骏一教授。于骏一教授长期从事机械加工系统动力学与加工精度的研究。主持完成的 “机械加工振动的诊断，识别与控制” 等一批科研成果，先后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机械工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三等奖、吉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奖励。于骏一教授主持研制的变速切削铣床是国际上设计制造的第一台变速切削机床，属国际首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主持完成的 “在线自寻优控制机床主轴转速的研究” 项目，揭示了方差随主轴转速呈发散性周期变化的规律，该项目采用时变转速切削方法实时识别稳定切削转速，识别过程可在一秒钟时间内完成，与国内外现有方法相比，其识别速度是最快的。

机械制造学科博士生导师吴博达教授：吴博达教授主要从事机械系统动力学及压电驱动技术方面的研究工作。所参与创立的压电驱动研究室，是中国在这一领域较早的研究机构，承担并完成了一批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863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为代表的科技项目。这些项目的研究成果，创造了中国压电研究领域的许多第一，使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例如他领导的课题组在压电马达的高性能化和微小型化研究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并研制出了多自由度压电马达，第一次提出并研制成超声波高速轴承„„

吉林大学副校长赵继教授：赵继教授主要从事智能精密制造方向研究工作。在国内率先开辟了模具自由曲面智能精密研抛研究方向，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等压强自动研抛自由曲面的理论，开发了多种实用化的仿人高效精密研抛装备和系统，部分装备在实际中得到应用，效果良好。在模具自由曲面仿人自动研抛领域的研究成果居于国内领先水平。赵继教授正率领一个以中青年教学、科研人员为主体的科研集体,在智能精密制造技术学科方向不断攀登科技高峰。

吉林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王龙山教授：王龙山教授主要从事智能磨削、图象处理和CAD/CAPP/CAM技术方面的研究工作。王龙山

教授的研究工作，在磨削加工优化自动控制领域处于领先水平。针对外圆纵向磨削加工过程，在国内首次建立了基于神经网络、智能决策与直觉决策相结合的智能控制系统。在CAD/CAPP/CAM应用技术方面，王龙山教授成功地将该项技术应用于生产实际中。作为吉林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的负责人，正带领全院师生不断攀登科技高峰。

贾亚洲教授：贾亚洲教授长期从事数控机床可靠性方向的研究。承担了以“八五”、“九五”和“十五” 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课题以及863计划课题等国家级科研项目为代表的科研项目，其研究成果形成了较完整的数控机床可靠性设计和可靠性增长的理论体系，开创了中国数控机床可靠性研究的先河，为该领域的科研发展奠定了基础，为数控机床技术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加亚洲教授的突出贡献，使中国的数控机床可靠性水平的主要指标得到显著提高，平均故障间隔时间（MTBF）从“八五”末期的200-250小时，提高到400-500小时，增长幅度达100%”，经济效益十分显著。该项研究被评为“九五”机械工业优秀科技成果，获得2001中国机械工业科技进步一等奖。在。贾亚洲教授本人获“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先进个人称号。

吉林大学图书馆常务副馆长杨兆军教授：杨兆军教授长期从事制造过程计算机测控技术方向的研究工作。制造过程的计算机测控技术属于制造技术和信息技术交叉的学科领域，是新世纪智能制造技术领域的核心研究方向之一。杨兆军教授在国际上首次研制成功微机数控多元连续变参数振动钻削系统，在此基础上，突破了国内外振动钻削工艺在定参数范围内徘徊的局面，开展了三区段电参数振动钻削的研究工作，建立了求取钻入、钻中、钻出三区段振动钻削参数的数学模型和经验公式，其

中通过对钻入区段钻头连续结构动力模型的建立及求解，修正了日本学者提出的国际上振动切学研究领域流行的钻头刚性化理论的严重缺陷，揭示了微小钻头在低频轴向振动时的精密入钻机理。目前正致力于基于虚拟仪器技术的切削加工在线实时监测技术的研究工作。

高印寒教授长期从事精密机械及仪器及虚拟设计与制造方向的研究。“轨道机车车辆称重台”获2000年吉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ZSL轮式装甲车动力装置测试分析仪”获2002年解放军科技进步二等奖。

为了保证和促进教学质量，提高与发展科学研究水平，十分重视实验装备与技术的建设，目前建有1600平方米规模的实验室，实验室现有教授一人，工程师3人，助理工程师1人，实验技术工人4人。并且拥有一批先进的科学仪器设备，例如超精密车床、柔性制造系统、高精度三坐标测量机、原子力显微镜、快速成型加工机、特种加工设备、机械制造先进测控系统等，为本科生、研究生的培养和教师科研工作提供了充足的物资条件。

机械制造学科成立以来，共培养毕业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近7000名，他们大部分成为中国机械工业领域的科研和技术骨干与中坚力量，其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有国家高级干部、大学校长，有企业家，还有各行业的专家、教授、学者„ „机械制造专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本专业发展成为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较好发展前景的国内外知名的学科。

篇2：20世纪的吉林大学机械制造学科

一、引言

民国时期的婚姻观念研究在中国婚姻史研究中显得比较特别。目前对于民国婚姻史的研究，潘大礼有系统的总结，他从婚姻缔结、离婚、婚姻观念、农村与城市婚姻比较、婚俗、女性与婚姻关系和婚姻法学几个角度探讨了民国婚姻研究的状况，另外还从家庭功能、家庭制度和观念变迁、家庭结构和规模三个方面论述了民国家庭史。此外，根据公开出版的论著，民国婚姻史研究可分为：首先，从法学角度研究婚姻史也是学界的一大热门，出现了许多文章;第二，婚姻观的研究;第三，对于民国婚姻具体案例的研究，各个地区都有涉及，区域理论也在这方面运用的上。本文重点考察了民国时期的学者关于大学生婚姻的调查报告。已有的研究中仅有张忠的《燕京大学女生婚姻观阐析》。张忠研究的对象仅限于燕京大学的女学生，而笔者所采用的调查报告，涉及男女两性，并与非大学生进行了对比，对民国大学生的婚恋观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本文侧重于数据分析，加上对于不同调查对象的比较研究，来试图解决以下问题：20世纪20年代大学生的婚恋观是什么情况?影响因素有哪些?有哪些意义?

二、民国大学生婚恋状况

(一)婚恋状况总体情况

本文重点考察的民国调查报告分别来自陈鹤琴、葛家栋、梁议生和甘南引四位先生。因为民国大学规定女子成家后就无法进入大学，所以梁议生调查的60名女生均为未订婚;甘南引的调查对象为全国青年，825人中395人已结婚，要高于已订婚者和未订婚者;而陈鹤琴和葛家栋的结果是未订婚者均要高于结婚和订婚者。可见新思想和新教育对传统婚姻观有所冲击，但传统的婚姻仍然占大体。并且陈葛二人的调查对象是江浙一带和北京，这些地区是中国开放较早的地区，思想较先开放，传统观念也受较大的冲击。而甘南引的对象沿海、内地的都有，所以婚姻观的改变在地域上差异明显。

(二)婚恋年龄

中国传统婚姻的结婚年龄都比较早，订婚年龄就更早了，甚至还出现了童养媳等现象。进入近代，越来越多的青年选择外出工作和学习，结婚年龄也在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的幅度也是随着社会的整体进步而不断扩大的。

婚龄上，陈鹤琴的调查对象中，18~20岁结婚的分别占15.38%、19.38%和33.13%，17岁以下结婚者很少，而23岁以上结婚者没有一个。传统的早婚观念仍旧没变，但结婚年龄多在成年之后，可见当时婚姻法规在江浙一带执行较好。

葛家栋调查的202位燕大男生平均年龄为22.1岁，已婚者为23岁，已订婚者为22.78岁，未订婚者为21.75岁;平均订婚年龄上，已结婚的为15.3岁，已订婚的为19.11岁，未订婚者的理想年龄是25.46岁;平均结婚年龄上，已婚者为19.4岁，已订婚者理想年龄是25.69岁，未订婚者理想年龄是27.63岁;而男女双方的年龄差距(用男方的平均年龄减去女方的平均年龄)上，已婚者是-0.1，已订婚者是1.71。结婚的学生平均订婚年龄为15.3岁，可见订婚很早。而已订婚者的理想结婚年龄却不像已结婚者那么早，一般在订婚之后的6年。未订婚者的理想订婚年龄和结婚年龄则更为靠后，可见相对于19的陈鹤琴的调查，1930年的葛家栋的调查中学生的结婚年龄要推后了，原因后面会做分析。而梁议生对婚龄未做调查。

甘南引的调查对象年龄在22岁左右较多，已婚者多为24岁左右，已订婚者多为20岁，未订婚者多为21岁左右。结婚时多为20岁，但早婚和迟婚仍然有。结婚在1~5年的爱情程度较浓，6~的程度各异，11~的多冷淡。已婚者中43%的妻子年岁都大于自己;大1~2岁的爱情程度浓厚者多于冷淡者，但二者都很多;大3~4岁的爱情冷淡者人数有所上升，大5~6岁的更甚;而小1~2岁的爱情极冷淡者多于极浓厚者，但浓厚者多于冷淡者;小3~4岁爱情程度较小1~2岁好些;小5~6岁也较小1~2岁好些。总体上，妻子较自己小的爱情程度浓厚些。对于未订婚者，调查显示愿意订比自己小的占61%，大的有3%，同岁的则有20%。而在结婚年龄上，未订婚者中39%愿意20~25岁结婚，愿意26~30岁结婚的占37.7%，30岁以上再结婚的有3%;已订婚者中44%愿意19~25岁结婚，26~30岁结婚的有31%，19%愿意毕业后或是独立后再结婚，其中愿意25岁结婚者最多。

甘先生的调查对象结婚年龄大多均在20岁左右，可见传统的早婚已不多见，但仍然有，另外迟婚也不多见，20岁左右成了理想的结婚年龄段。而婚姻双方的爱情浓度也随着婚龄的增长而越渐冷淡，则是很常见的现象。调查对象大多数显然愿意接受比自己小的婚恋对象，而个别例外也有，比如妻子大自己1~2岁的爱情浓厚度就很高。

(三)婚约订立

对于婚姻的成败，主要在于夫妻二者是否两情相悦。而传统的中国婚姻是建立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上的，许多夫妻在婚礼前互相不认识，造成了婚姻的悲剧。所以婚约的订立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可以直接反映出婚姻的进步与否。

陈氏调查的184位已婚学生中，6人自订，6人代订但本人同意，代订的有179人，41人婚前认识妻子，138人则不认识。

父母为孩子拟定婚事时，大多会与孩子商量，孩子了解对方则可以自己掌握婚后爱情程度，否则听天由命。可见此时父母代订婚约强势，孩子仍旧没有主动权。

已订婚者有163人，代订的有158人，占87.29%;自订的6人，占2.32%;合订的17人，占9.39%。代订者中愿意率为38.62%，较多的理由是女子有才德、父母命不可违、父母慎重订立的;而不愿意的理由多为妻子不学无术、不认识妻子和父母专制。已订婚者中父母也占据着主导权。

未订婚的学生中，66.02%打算自己订婚，21.24%打算和父母商定，8.11%的则完全让父母帮自己订立。学生要求婚约自订的在未订婚学生中很好地体现了出来。

葛家栋先生调查的42位已婚学生中3人是自订，婚前均认识女方;26人是家人代订，只有5人婚前认识女方;13人为合订，11人婚前认识女方。已订婚者中14人自己订立婚约，均认识女方;10人为家人代订，4人认识女方;4人是与家人合订，2人认识女方。未订婚的学生63.63%愿意自己订立婚约，0.75%让家人代订，35.6%愿意和家人一起订立。

梁议生调查的60名燕大女生中40人认为要自主但征求亲人意见，10人认为亲人主持但要征求自己意见，6人完全自主，4人认为完全由亲人订立。相对于男生，女生对于婚约更为谨慎，大多主张自己和父母的双方协商。

另外调查显示婚后爱情冷淡的多为父母订立的婚约，浓厚的爱情中父母订立婚约的也有很多，但妻子进过学，且各项都不错。

(四)婚姻满意度

民国大学生极力要求婚约订立的自主权，但是在已婚和已订婚的大学生中，婚约大都是父母或亲戚朋友代定的。但是他们对于婚姻的满意度却不都是差评，这主要与妻子有关，有德性和受过良好教育的配偶往往会使婚姻满意度上升，相反会招致丈夫的厌恶。因此，女子教育对于婚姻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陈氏调查的已婚者的爱情满意度中，对婚姻不满者的原因主要在于订婚或结婚太早、父母把持婚权、妻子无才、与新文化相隔甚远和妻子视己为男子附属品等。前两项在于父母把持权力，子女无法打破家长制的社会，后面几项在于女子的教育问题，女子大多数仍处于封建礼教之下，女子无自己营生之力，完全依仗男子。而对婚事满意者的原因在于妻子善治家事、为人温和、性情相投和有知识才能。

另外订婚者中不满的原因有5人因为妻子没有学问，2人认为妻子品貌不佳。

甘南引的调查中，已婚的学生中爱情浓厚的有17人，较浓厚的有120人，平常的92人，冷淡的94人，很冷淡的22人，总体上浓厚的要多于冷淡的。已婚者对于对方不满的原因有233人是妻子无学识，84人因为妻子多疾病，70人因妻子愚笨，53人因为妻子丑陋，71人因为性情差，20人因妻子家世无势，16人因妻子家里无钱。另外据甘南引的调查住在城市的比住在乡下的爱情值高，妻子的受教育程度也影响着爱情的浓厚度，放足的、天足的妻子的爱情值也高于小足。

而订婚者中对于自己婚约感到满意的原因：54人因性情、42人因聪明、39人因学问、38人因身体。而对于婚约不满意的原因：31人因无学识、20人因多病、26人未做回答。

(五)对婚约不满的表现

婚姻和婚约的不满带来的是夫妻间的厌恶，传统的社会中，男子往往会纳妾，对原配妻子不闻不问或是直接休妻;而女子则只能面对现实，承受一生的不幸，离婚对于她们是绝对禁止的。到了近代，许多学者开始传播西方的思想，婚姻上就主张男女都有离婚权利，反对纳妾和多妻，许多学生也开始接受，但是有的迫于感情，有的迫于父母等因素而在实际中选择了沉默。另外，许多学生也注意到了教育的作用，愿意教育妻子，对于婚姻，善于经营和改善也是一种进步。

陈鹤琴的调查中，代订婚约者的退婚率是44.32%，而大多数人不想退婚的原因是，13人认为自己做不到，8人不愿为难自己父母，4人愿意教育妻子，2人认为不是妻子的罪过。而欲退婚者中，22人没有方法，4人欲告知女家，3人与父母商量，1人则脱离家庭。

梁议生调查的.60名燕大女生中20人认为没有爱情应该离婚，2人认为过渡期要学会牺牲，10人有一方不愿意继续便可离婚，28人认为要双方都同意才可离婚。

甘南引的调查，对于多妻制，87%表示不赞成，10%的赞成人士中已婚者较多，且其中与妻子感情冷淡者多。对于妻子不满者中，44人选择离婚，31人纳妾，63人冷淡待之，28人更是望妻早死，9人什么都做不了，而215人并未作答。什么都做不了的学生中47人因为感情、34人不忍心、27人怜惜之愿教导、其他55人则是因为道德人情家庭等缘故，另外还有234人没有作答。订婚者中不满而想退婚的有一半，7人欲用法律，10人找父母商量，13人选择离婚或是逃婚，而不想退婚者中，16人认为双方有感情，10人怕牺牲子女，17人因为情面或环境，6人愿意教育妻子。

可见对于婚姻的不如意，很多学生明知不好却无能为力，在如何处理感情上不成熟，并且受到诸多因素牵累。

三、民国大学生婚恋理想

(一)婚姻的意义

婚姻是人类繁衍的前提，对于社会是一种推动，在忧国忧民的民国大学生看来，这是婚姻的终极意义。但是更多的人认为婚姻的意义在于调剂两性，人生需要伴侣来帮助和陪伴，所以对于婚姻一定要慎重，否则对于二者都是打击。

陈鹤琴先生调查的学生中，184人认为婚姻关乎社会进化和人类继续，78人认为在于个人幸福和家庭乐趣，70人认为是互助，23人认为婚姻有助家庭，12人则认为是上帝的旨意。大多数学生都乐于将自己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来思考问题，追求人类社会的进步。

燕大的男生对于婚姻的目的则是不同于陈鹤琴调查对象，他们认为目的是调剂两性而非人类使命，更加看重婚姻对于当事者两人的意义。

而梁议生在对燕大60名女生调查后显示调和两性分数最高为206分，教养子女176分，继续人种116分，侍奉父母则是96分。同样女学生也更是看重婚姻对于夫妇的个人意义，继续人种要稍轻于个人。

甘南引仅仅对已订婚者定亲理由做过调查，40人欲求互助，35人求人生同伴，35人求家庭之乐，36人求子孙，38人求精神安慰，35人因生理需求，30人为快乐幸福，这些也都是为求自己今后的幸福快乐，无关乎人类、社会。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出大多数人寻求配偶，多希望配偶可以协助自己，成为自己的好助手。第二就是渴望成立家庭，享受上有老人下有孩子的天伦之乐。第三就是为了人类的继续、社会的进步，相信自己可以为社会做一份贡献。

(二)理想配偶

燕大202名男生则认为性情是评价妻子的最重要的标准，然后依次是身体、品貌、品行、才能、学问、年岁、家世和交际。而燕大的60名女生则认为学问是最重要的，然后依次是身体、才识、性情、相貌、家世，而梁议生先生认为当时学制紊乱、学风恶劣，号称留学生、大学生者，未必名副其实。而60名女生在性情上重慷慨，学问上重大学，身体要求强壮，才识看重能干，年龄上要比自己小，才貌中等即可，家世要清白。

甘南引先生则未对理想配偶特征做过调查。综上，我们可以看出重门第的婚姻观在20世纪20年代的大学生看来已经不合时宜了，他们更看重的是对方的学识、性情和能力。传统婚姻尤其重视门第，随西方思想传入，个人、自由成为学生们追求的第一要务，传统的弊端受到严重批判，因此重门第在学生心中支持率低。

针对自己的理想，学生们也提出了促进婚恋发展的方法，比如自主择偶、政府宜制政令、新旧结合、中学完毕最宜结婚、发展女子教育、简化结婚仪式和社交公开，等等。陈鹤琴重点关注了婚姻自由，35.87%的学生赞同，21.19%认为要求双方同意，18.69%认为嫁娶宜晚，陈先生认为25岁以内应与父母商定，经济未独立前不应结婚。另外还特别提到了独身主义，24人表示赞同，理由多为自由、中国人太多和方便专心服务社会;21人表示有条件赞同，要看其事业是什么、是否是恶人、是否有传染病或是没有得到适当的女子;但231人是反对独身主义的。可见大多数是认为婚姻有利于自身和社会的。

葛家栋对于婚恋改良提出了许多，如节育、独身主义、社交公开。关于节育，150人赞同，31人反对，67人中立，已婚者多中立。关于独身主义，15人赞同，137人反对，43人中立。社交公开则有148人赞同，9人反对，41人中立。

梁议生先生则谈了他对于社交公开的看法，他认为社交为少数好动者把持，多彼此嘲笑，所以是不主张社交公开的，但也不否定社交公开的好处，只是认为社交环境的改善任重道远。

甘南引的调查中显示77%的人赞同生育制裁，2%的人中立。而且大多数人不主张独身主义，已婚者中59人赞成，336人反对;已订婚者中，26人赞同，104人反对;未订婚者中25人赞成，290人反对。已订婚者中大多为他人代订婚约，但又不可悔婚，故多愿意独身。

综上所述，对于独身主义，大多数人是不支持的，这与前面很多人讲述婚姻目的的结果相合。而社交公开和节育是很多人支持的，但梁议生先生所提到的问题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四、民国大学生婚恋观影响因素

(一)传统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赞美和推崇的是婚姻而不是爱情，中国的农耕文化和血亲文化无法孕育出维也纳式的爱情女神，但却能务实地、现实地把婚姻施以农耕社会和血亲社会所必需的“礼”的规范。 “礼”拥有两个似乎彼此对立的特征，它既是基于神圣道德律令的规范性制度，又是社会政治交换和操纵的工具。这就是“礼”的双重性，或者说是“礼”的二元性。“二元礼”既是儒家终极价值和意义的来源，也同时构成了维系和巩固世俗社会政治等级秩序的合法性手段。

另外从学生自身来看，王栋亮认为研究人的行为与心理不仅要从表面行为着手，还要从其深层的潜意识分析。“新思想旧道德”恰恰就是“有意识”的趋新与“无意识”守旧相结合的产物。“有意识”指人的理性价值判断;“无意识”指人的隐性精神世界，属于潜意识。表面亮丽光鲜的青年人，由于传统文化的长期熏陶、浸润，一些陈腐的旧观念已经潜移默化地楔入了她们内心深处，两套价值系统不自觉的冲突导致一些女性在情感与肉体的短暂欢愉之后，带来的是深深的“失贞”的痛苦，其内心无意识的贞节观念不由自主地紧紧勒住了她，让她感到羞愧、羞耻，甚至无颜存活于世。

(二)法律

对于20世纪20年代的大学生影响较大的政府法规应是1915年制定的民法草案，这部草案规定了禁止早婚、重婚，允许夫妇离婚，并规定男子的法定结婚年龄为16岁，女子则为15岁;还有就是1926年的第二部民法草案，规定了婚姻须经父母许可，30岁以下离婚须经父母同意;另外还有1926年1月的《妇女运动决议案》，提出反对多妻和童养媳，婚姻自由。

从陈鹤琴、葛家栋的调查数据显示大多数的学生结婚年龄均在法定的16岁以上，而定亲年龄也在15到18岁之间，这与法律规定的没有冲突。虽然一些偏远地区依然存在早婚和童养媳的问题，但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而言，法律法规对于他们来说是必须遵守的。数据显示许多大学生在订婚约是愿意与父母商量也多是受到法律影响，欲离婚者也因不想违背法律但又不好找父母商定而作罢的事例也有许多。

(三)西方学说

如果说学生在婚姻上，传统文化是隐性影响因素的话，那么西方新思想就是推动学生婚姻观念形成的显性因素。首先是朱丽叶忒・米切尔提出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认为没有报酬和交换价值的家庭劳动是男人对于女性的阶级压迫，女性应该更多地投身到社会服务中去;第二是米尔的自由主义女权，在她的著作中尤其注重法律的不平等，这也是国内妇女运动的指导思想，直接导致了1926年1月的《妇女运动决议案》等法规的颁布。

另外胡适宣传的易卜生主义、周作人的贞节观等等也都影响巨大。

(四)女子教育

西方文化之所以影响学生，学校的教育很重要。中国自古以来对女子的德育下了很大的力气，但智育很少问津。近代女子的教育逐渐受到重视，女子和男子一样学习知识，接受新思想的熏陶，同时还要求学习家事、园艺和缝纫，这些都对新的婚姻观产生了影响。在调查数据中，男生大多喜欢受过良好教育的妻子，在已婚者中，对方受过教育者往往夫妻爱情满意度要高。

五、结语

篇3：20世纪的吉林大学机械制造学科

“自下而上”的研究范式

“自下而上”的范式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还原论。这种思考问题的方法认为, 只有把问题的各个组成成分考虑清楚之后, 才能对整个问题有所回答。自下而上的范式在西方科学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许多经典的学科理论体系都是在这种研究范式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该研究范式具有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先天优势。

1.Caj al的神经元学说与Har r i s on的组织培养

西班牙神经科学家Cajal在20世纪初的工作至今仍可以作为神经科学研究的典范。Cajal使用同时代神经科学家Golgi发明的银染色法, 观察到了彼此独立的神经细胞, 并由此建立了神经元学说。虽然早在19世纪上半期细胞学说就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接受, 但由于缺乏合适的观察手段, 神经组织在20世纪初依旧是细胞学说的禁区。Cajal的工作揭示了神经组织基本单元“神经元”的存在, 同时也因此开创了自下而上的研究范式, 即通过对神经元甚至其分子的研究来推断神经环路以至于脑区的功能, 最后达到对全脑功能的认识。直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组织学家Harrison通过体外培养的方法重建了神经元的树突和轴突以至于突触联系, 神经元学说才得以最终确立。

2.Adr i an与全或无式的动作电位

英国科学家Adrian是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细胞神经科学家, 他于1925年在猫感觉神经上进行的出色工作给了人们神经元之内信号传递 (动作电位) 的最初步也是最基本的概念。通过在猫感觉神经上不断小心地切去神经纤维并使用电极进行胞外记录, Adrian发现所得的信号由类似模拟信号的大范围发放逐渐接近单脉冲的数字信号。虽然记录得到的结果非常粗糙, 但是Adrian天才地预见到了单神经上信号的传导是以脉冲形式进行的。要么没有信号, 要么就是单一幅度的信号。正是基于上述思想, Adrian于1928年提出感觉信号以频率编码的概念, 既然神经冲动的幅度不能反映出刺激本身的大小, 那么可能的编码方式就只有频率了。

3.Hogki n和Luxl ey与神经冲动的动作电位

关于信号在神经元内部传递机制, 最早的提示来自于Cole与Curtis的实验。他们的工作显示出, 神经元在信号传递过程中细胞膜电导会有瞬间的增大。最重要的里程碑则来自于二次世界大战前后Hogkin与Luxley的观察。他们发现, 动作电位的发放来自于电压依赖的钠离子电导的增大, 而动作电位的终止则源于钠电导的恢复与钾电导的增大。根据上述理论, 他们建立了数学模型以对动作电位的整个过程作出预测, 用当时刚刚出现的电压钳技术对所作预测予以验证并获得了惊人的成功。Hogkin与Luxley的工作是将数学运用到神经科学领域最为成功的尝试, 显示了归纳思想的巨大威力。

4.Kat z和Eccl es与突触传递机制

神经元内信号传递的分子机制的发现推动了对神经元间信号传递分子机制的探索。人们早已知道, 当突触前细胞兴奋产生幅度不变的动作电位传递到突触后细胞, 将产生幅度与时程均可变的突触后电位。Katz与Eccles从50年代中期开始的一系列实验通过递质耗竭实验捕捉到了神经递质的量子释放, 而量子包的大小又排除了单递质分子释放的可能。实验观察指出, 突触后电位的产生是单个囊泡释放结果的总和, 而单个量子化囊泡又有着不同于整体的规律。归纳法在揭示突触间传递规律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也暴露出不足。例如:在单细胞层次上单元的组合方式已经变得与低层次完全不同因而接近了人们理解的极限, 因而可以想见层次越高归纳法将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 从而达到它的瓶颈。

5.Neher和Sakmann与膜片钳技术

囊泡的量子化释放迈出了从微观走向宏观的第一步, 然而囊泡毕竟还是很大, 比方说单个量子化乙酰胆碱囊泡中就包含了500个以上的乙酰胆碱分子;而作为单分子或少数几个分子的离子通道, 研究起来就困难了很多。直到1976年德国马普研究所的Neher与Sakmann通过建立膜片钳技术, 才观察到了细胞膜上单个离子通道的开放。单通道的离子电流表现出明显的量子化倾向:单通道有着单一的离子电导和随机性的开闭现象, 其概率意义只有在统计学上才能得出。膜片钳技术可以说是归纳法回归到亚细胞结构的胜利, 简单的对象使得其特点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挥。

6.Bl i s s与长时程突触增强

学习与记忆是大脑最引人注目的功能之一, 也是人工智能实现的基础。1973年Bliss发现大脑的海马区神经元对所经历过的活动非常敏感:经过高频刺激, 突触后电位将在一定时间内有所增大, 这一现象叫做长时程突触增强。进而发现低频刺激能够使突触后电位在一定时间内减弱, 称为长时程突触减弱。人们发现环路层次似乎就有了学习与记忆的功能, 这是目前归纳法在神经科学中能够达到的最高层次。长时程突触增强的发现在当年的神经科学领域无异于引发了一场地震, 然而时至今日却还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说明长时程突触增强/减弱与学习和记忆之间是否真的存在直接联系。但是对长时程突触增强的研究得到的成果或许大于其他任何神经科学假说所带来的成果。长时程突触增强/减弱是神经生物学中最为著名的下金鸡蛋的母鸡。

“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

“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也就是所谓的系统论。该范式认为可以把复杂问题分解, 直到找出问题的最终答案。自上而下的研究范式在神经生物学中运用得最多的是临床病理损伤, 医生们观察到某种形式的功能丧失后总是希望找到原因从而加以治疗。然而随着神经科学的发展, 人们认识到很多问题并不能通过限制单变量而加以归纳, 越来越多的基础研究也开始走向了自上而下的研究思路。

1.Br oca和Wei ni cke与失语症

法国医生Broca相信大脑分区的存在, 并尝试着将大脑整体功能解构。在1861年, Broca描述了一位叫做Leborgne的病人, 他能够理解人们的谈话, 并能够讲出单独的词句, 却丧失了说出整句言语的能力。该病人死后的尸检表明, 其左脑额叶的后部存在损伤。随后, Weinicke在1876年观察到另外一种失语症。病人能够讲话, 但是不能理解别人的谈话。该类病人的脑损伤不同于Broca, 其损伤定位于颞叶后侧。基于上述实验观察, Weinicke提出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研究来揭示语言现象的奥秘。另外更能显示威力的是, Weinicke成功预言了如果联系Broca脑区和Weinicke脑区的部位发生了病变将导致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失语症, 而这一病症随后在20世纪初的临床观察中得到了证实。

2.Br odmann与大脑功能分区

Weinicke的工作第一次证明了对大脑功能的研究可以采取由上而下的策略, 即将某种特殊功能加以分解, 找出与之相关的脑区, 进而又可将上述脑区分别予以检视, 从而找到每个脑区中相关的神经环路;按照上述思路将整体不断分解, 直到找出涉及的神经元, 亚细胞结构乃至分子。这种思想在20世纪初大大鼓舞了神经科学研究者, 特别在德国以Brodmann为首的学派根据对大脑皮层细胞结构和层次的不同将大脑进行功能分区, 进而得到52个不同的脑区。这些脑区的建立是基于细胞形态而非功能, 虽然Broca区和Weinicke区的功能是已知的, 绝大多数分区的功能在当时并不清楚。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逐渐发现这种分区的意义。例如:3、1、2区构成了初级体感受皮层, 17区为初级视皮层, 41、42区为初级听觉皮层。Brodmann脑分区在结构上得到的一次次的支持, 从而再一次证明了从上而下研究策略的成功。

3.Penf i el d与皮层体代表区图谱

早期对大脑语言区的研究揭示了大脑皮层存在着功能分区, 但所得的还都仅是病理资料并且都是尸检的结果, 生理条件下的活体资料依然缺乏。1924年, 德国医生Berger首先在活体受试者的头部记录到了脑电的发放, 积累了不同状态下脑电波 (EEG) 的资料。EEG的发现与测量极大地推动了人们对癫痫病的认识。30年代, Penfield在对癫痫病人手术时刺激病人不同的脑区以确定切除病灶对患者影响时发现, 当刺激到后来被称为体表感受区的皮层部分时, 患者会在体表的不同部分有触摸感。通过对大量病患的研究, Penfield在大脑皮层得到了稳定的体表感受野图谱。Penfield的工作第一次在活体上得到了大脑功能性的分区, 将第一束光明照到了大脑这一功能精巧而又复杂的黑箱。

4.联合皮层与大脑高级功能区的一些发现

大脑的功用不可能也不应该局限于对信息的被动接受和命令的直接输出, 一定存在着某些特定的脑区对感觉信息做出加工整合, 对发出的命令做出规划与评估, 对实施的结果留下备用的印迹。边缘联系皮层的发现来自于对因癫痫而两侧颞叶切除的病人H.M.的研究。H.M.在术后, 长期记忆没有发生损害, 但是短期记忆受到了严重的损伤, 丧失了将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的能力。在猴子颞叶的后续研究表明, 上述脑区为记忆与感情整合的皮层, 被命名为边缘联系皮层。前联合脑区的发现源于对美国一位铁路工头Gage的研究。Gage工作时被一根铁锨从眼睛后方穿颅而过, 虽然没有伤及其性命, 但此后Gage性情大变, 饮酒无度, 且品格变得不再可靠。此后的一系列实验证实了前联合脑区担负着对长期目标规划与判定的功能。虽然伤病是不幸的, 但对于病患的研究极大地推进了人们对于大脑高级功能的理解, 因而自上而下的研究范式在临床上得到了相对广泛的应用。

5.Moni z前脑叶白质切除术与Sper r y裂脑人

大脑皮层各个部分之间交流的秘密逐渐被揭开。加拿大科学家Fulton首先报道, 损伤猴子的前额叶白质能够使它们变得温顺从而有利于实验的进行。这一发现被葡萄牙医生Moniz关注, 并大胆地将其用于治疗狂躁型精神病人。然而随着该类手术被越来越多地使用, 人们发现病患的人格随之产生巨大而不可预知的变化。对于大脑各部分之间联系最著名的探索来自Sperry的裂脑人实验。左右大脑半球之间有被称之为胼胝体的神经纤维相连接, 而有时临床上对严重癫痫病人会采取切断胼胝体以控制疾病发展的做法;进行过该种手术的病人被称为裂脑人。Sperry观察发现, 裂脑人能够说出右视野中物体的存在, 而当左视野中放置同样的物体时, 病人却否认该物体的存在。这是因为右视野的物体由于视交叉的缘故将信号传递到左侧半球, 因而能够投射到左半球的语言中枢;而左视野的信号达到右半球后, 由于胼胝体被切断而无法与位于左半球的语言中枢相联系。Sperry的工作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大脑半球的分工与交流的认识, 从而使得当今神经科学家谈论的大脑不对称性时与普罗大众眼中的“开发右脑”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共鸣。

6.非伤害性脑成像

不管是Weinicke还是Penfield, 他们对大脑功能的定位探索都伴随着对机体的伤害, 因而不会有健全人愿意进行如此的实验。非伤害性脑成像的开发将能争取到健康受试者, 从而阐明在生理条件下大脑是如何行使功能的。此外, 非伤害性脑成像技术在临床领域对于疾病的诊断与治疗也有着重要的意义。现在所讲的非伤害性脑成像技术包括20世纪中叶以来发明的核磁共振、正电子发射技术与功能性核磁共振。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在不伤害组织的前提下, 或者对脑的生理、病理结构做出描述, 或者能够实时地记录受试者在从事特定的生理活动时所牵涉到的脑区。非伤害性脑成像技术的优势在于, 区别于之前对脑区研究采取“观察病患功能受损------寻找受损脑区”这一“守株待兔”模式, 神经科学家与医生能够随心所欲地对所感兴趣的脑区进行研究。然而当前这些技术的不足之处在于, 分辨率不高和反应时程过慢。

科学研究不能离开科学思想, 否则就变得盲目;科学思想也离不开科学研究, 否则就是空谈。通过对20世纪神经科学最重要的发现的回顾, 人们发现神经学科的学科思想指导了探索的进程, 同时在发现的过程中学科思想也在不断地进步。当今的神经生物学不管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的研究范式都碰到了研究瓶颈。对于前者而言, 是多因素复杂混沌体系中无法对单因素进行切割, 因而研究停留在环路水平而“上”不去;对于后者而言, 则是由于技术水平所限而无法进行高分辨率的观察与研究, 因而也停留在环路水平“下”不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21世纪神经科学的任务就是把整个神经生物学的各个层次打通, 从而在认识大脑、认识智力上更进一步。

参考文献

[1]Principles of Neural Science.4ed, McGraw Hill, 2001.

[2]The Neuron:Cell and Molecular Biol-ogy.2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3]Essentials of Neural Science and Be-havior.McGraw Hill, 1996.

[4]From Neuron to Brain.4ed, Sinauer Associates, Inc.2000.

篇4：20世纪的吉林大学机械制造学科

展览地点：深圳何香凝美术馆

在20世纪的100年中，“德国制造”逐渐发展为卓越设计与高端品质的代名词，德国设计思想和推动制造发展的方式，对现代设计制造产生了无穷的影响。日前在何香凝美术馆举办的“从制造到设计——20世纪德国设计展”，正是在寻找这种影响力的溯源。

这次展览系统全面地回顾了德国设计制造在20世纪的发展历程，从设计师、制造商与使用者等多个角度来解读设计史上的经典，以当代中国的视角重新理解德国设计与制造互动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意义。通过“手工艺与制造”、“理想与实验”、“设计与政治”、“系统化与国际化”四个板块，以德国设计制造中的历史案例来揭示20世纪现代设计制造与艺术、教育、政治经济和全球化的关系。展品中，小到首饰，大到桌椅家具，涵盖了茶器、台灯、墙纸、挂毯等日常起居的设计，还包括书籍、海报等平面设计，以及建筑和城市规划，其中还包括极为稀有的设计原型，如手工锻造的巴塞罗那椅、红蓝椅和康定斯基的版画等。

为配合这次展览，还会展播《20世纪德国设计制造》、《包豪斯进中国》两部介绍性影片。同时正开展一系列公共教育活动，包括讲座、专场导览，互动体验区将开展适合小观众参与的动手体验活动。特邀香港著名文化人、设计师赵广超先生制作的重点藏品互动视频与藏品实物一同在展览中呈现。

“我的一个梦”草间弥生个展

展览时间：2013.12.15～2014.3.30

展览地点：上海当代艺术馆

被当代艺术赞誉为“前卫女王”的草间弥生在中国的首次大型展览正在上海当代艺术馆进行，这是亚洲巡展中中国地区的唯一一站。享誉世界的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不仅在当代艺术圈内获得高度评价，她的作品也为普通观众认同。本次展览展示的作品囊括了草间弥生的代表作品以及她近年的新作，试图在梳理草间弥生创作生涯的同时，展现出她旺盛的创作力。

紫檀的奥秘——中国紫檀博物馆馆藏珍品特展

展览时间：2013.11.12～2014.2.28

展览地点：广州艺术博物院

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举办的“紫檀的奥秘——中国紫檀博物馆馆藏珍品特展”吸引着无数木艺爱好者。这次展览共有368件展品，包括紫檀嵌黄杨木雕云龙纹屏风宝座、紫檀雕天坛祈年殿、百骏图插屏、紫檀四合院、清式正厅、起居室、传统喜房、根雕艺术品等。展览以紫檀家具为主，从明清居室文化、檀雕技艺、传统榫卯结构、珍贵家具用材等多个侧面展现中国传统家居文化。主办方配合展览还策划了“紫檀文化课堂”、元旦紫檀技艺现场展示、“紫檀文化之旅”等活动。

“丰腴之美”唐代仕女生活展

展览时间：2013.11.12～2014.02.20

展览地点：扬州博物馆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极盛时期，统治者以开阔的胸襟，广交宾朋、睦邻友邦，兼收并蓄异域文化。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唐代仕女的生活呈现出一种空前绝后的开放态势。尤其是生活在京城长安的贵族妇女，她们不仅热心政治，追求自我，而且以华美的服装、靡丽的妆容、精美的饰品，装扮着自身的美丽人生。这次展览集中了西安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新疆博物馆、扬州博物馆和镇江博物馆最为精美的唐代文物精品，以初唐至盛唐的仕女俑为主体，结合铜镜、头钗等相关文物进行展示，以细节呈现侍女们起居的点滴。无论你是做研究，还是设计师，或是古代生活爱好者，“丰腴之美”唐代仕女生活展都会为你带来新奇与灵感。

安纳托利亚文明展

展览时间：2013.11.18～2014.2.20

展览地点：上海博物馆

作为土耳其首次在中国举办的文物展览—“安纳托利亚文明：从新石器时代到奥斯曼帝国”，122件精美文物由托普卡帕老皇宫博物馆、土耳其及伊斯兰艺术博物馆、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等三家极负盛名的土耳其博物馆共同呈现。展览中有5件皇宫御用瓷器来自中国其中，一件名为珠宝盘的中国瓷器外表镶嵌着诸多红宝石和金槽，这件展品充分展现了16世纪的奥斯曼艺术极为辉煌，当时一度盛行将珠宝布置在中国瓷器上。包括了象征权力和反映宫廷及后宫生活的器物与用具。

“源·流”中国漆艺术精品展

展览时间：2013.11.9～2013.12.30

展览地点：杭州跨湖桥遗址博物馆

“漆”的使用是中国人的一项伟大发明。杭州跨湖桥遗址出土的8000年前的“漆弓”充分说明中国为“漆之源”。在“源·流”中国漆艺术精品展上，共展出206件作品，其中4件展品为出土文物，有距今约6700年的黑漆绘木蝶形器、4500年的筒形漆器等，是认识漆、了解漆的大好时机。

篇5：20世纪的吉林大学机械制造学科

一

艺术学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诞生的标志是德国美学家和心理学家马克斯·德苏瓦尔 (Max Dessoir, 1867～1974) 于1906年出版的著作《美学与一般艺术学》, 他所倡导的一般艺术学, 一方面是针对美学而言、与美学相并立的一门独立学科;另一方面是针对特殊艺术学即各门类艺术学而言的, 是各门特殊艺术学的理论总结。艺术学在德语圈各个国家的传播自不待言, 就是在法、英、美、意大利、前苏联和日本等国, 也可看到艺术学的身影[1]。我们所说的二级学科艺术学也就是德苏瓦尔提到的一般艺术学。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 经张道一、凌继尧、刘道广等艺术学人的大力倡导, 1996年,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增设作为二级学科的艺术学 (与一级学科艺术学同名) , 使之从组织体制上在国内得到确立。此后, 学界对艺术学的学科建设倾注了极大热情, 并形成了不少学科共识, 如将艺术学划分为三大研究领域。其一是理论艺术学, 主要讨论“艺术一般”或“艺术普遍”的问题, 包括艺术原理、艺术史和艺术批评等。其二是应用艺术学, 指艺术学原理在实践领域里的具体应用, 它和理论艺术学相并列。近几年在我国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为艺术学理论与社会实践的结合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其三是艺术学的跨学科研究, 亦即交叉学科研究, 或综合艺术学研究。其研究内容在交叉学科上应以“艺术对象”为主体, 展开艺术学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就艺术学的研究现状来看, 学术界对艺术学与相邻学科彼此渗透所形成的交叉学科均给予了高度关注, 但由于忽视了对具体的跨学科实践行为进行必要的理论思考和甄别, 客观上也造成了我国艺术学交叉学科分支随意添列、范式混乱的局面。正如凌继尧先生所指出, “我们经常看到的有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人类学、艺术文化学、艺术符号学、艺术经济学、艺术管理学、艺术考古学、艺术文献学、艺术教育学、艺术价值学、艺术传播学、艺术伦理学、艺术比较学等等, 如此列举下去, 这种交叉学科会有几十种、甚至上百种之多。这使得艺术学这一学科的外延越来越大, 研究也越来越庞杂。”[2]

诚然, 我们承认在具体的艺术研究实践中, 如对某件艺术作品、某位艺术家的创作实践乃至艺术风格流派的研究等, 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符号学乃至教育学、经济学、考古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横向移植”和“越界”行为已变得越来越频繁, 成为艺术学前进的动力。跨学科研究作为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已越来越为艺术研究所倚重。但另一方面, 在相关人文社会科学向艺术学领域渗透、交叉、融合的同时, 我们必须对这种学际沟通行为本身保持足够的警醒, 设置最低的学科准入门限 (即坚守学科壁垒) , 做到既向相关学科开放, 最大限度地汲取相关学术资源, 同时又不能无限泛化, 丧失自身的学术立场和准则, 泯灭掉学科的独立性。因为, 如果我们不坚守相应的学科壁垒, 那么, 新生的艺术学就很有可能为其自我泛化乃至无限膨胀付出沉重的代价, 其将直接消逝在人文社会科学的汪洋大海中, 为早已成熟的相邻学科所同化或取代, 而根本失去其独立存在的价值。

正是恪守着这样的学科立场, 作者将视线转向了20世纪这一具有特定历史框架的年代, 从中国现代学术的历史资源中寻找艺术学研究的内在发展逻辑。20世纪的中国学术界是个群星闪耀的世纪。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以胡适、鲁迅、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所展示的学术新气象, 也看到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大师对传统学术所作的精彩阐发。在艺术学领域, 王国维、蔡元培、宗白华、方东美、邓以蛰、马采、滕固等一批大家也留下过非常宝贵的学术论述, 也正是他们对开拓现代形态的艺术学做了大量的理论准备和铺垫工作。作者正是在这种丰厚的学术资源下展开了自己的理论思考, 一方面继承了宗白华、马采等老一辈大家的艺术学理论思维和方法;一方面又充分发挥艺术学整合性研究的学科优势, 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对广泛分布在门类艺术学、文艺学、美学等相关学科中的20世纪中国艺术学跨学科研究的学术资源进行系统梳理和整合。作者以宏大的视野和整体驾驭史料的能力历数各艺术学跨学科分支内有代表性的人物及其主要观点, 以时间为线索, 以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 史论结合展开论述。作者条分缕析, 鞭辟入理的叙事风格, 为读者展现了20世纪中国艺术学跨学科研究的全景图。

二

该书由绪论、20世纪中国艺术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科理论背景、总体格局、各跨学科分支以及对我国艺术学跨学科研究中若干问题的反思共九部分构成。作者首先在绪论部分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理论廓清, 指出其所论述的艺术学跨学科研究并非指广义上的围绕艺术学科且涵盖多学科、跨学科和超学科等多层次多学科合作、综合和统一的研究, 而是专指艺术学的交叉学科层面上的狭义概念, 具体是指艺术学和相邻学科 (如心理学、社会学、符号学、文化人类学等) 相互结合、彼此渗透交叉而形成的艺术学分支学科。作者试图采用现代艺术学理论及跨学科研究的新成果对我国艺术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科构成展开初步探讨, 阐释其基本的学科属性和学科成熟标志, 明确各跨学科的学科定位, 廓清边界, 确定主要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作者选取的艺术心理学、艺术社会学、艺术符号学、艺术文化学和艺术人类学这五大艺术学跨学科分支, 不但符合20世纪中国艺术学的发展实际, 同时也契合艺术学学科体系的内在结构, 使得该书在横向的体系性与纵向的历史叙述之间寻找到了一个较好的契合点, 能够较为全面、立体、动态地展现了20世纪中国艺术学跨学科研究活动的运行过程、历史内容和发展规律。

作者认为:“艺术学的跨学科研究理论基础在于艺术活动的复杂性和系统性, 由此产生研究艺术活动不同层次和阶段的多学科综合的必要性”[3], “问题域的形成是一门跨学科诞生的真正标志 (或者说是它的充分条件) 。” (第56页) “一个学科问题域的形成, 是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学术累积成形。” (第55页) 以问题为中心展开艺术学跨学科研究, 可以摆脱以往美学和艺术学理论的既定思维, 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本质论和简单的要素论。同时, 问题的确立性和阐释的开放性, 也使得艺术学交叉学科在历史演进中获得了更为清晰的理论形态。比如艺术心理学, 围绕着艺术创作心理和接受心理, 艺术心理学研究者们开垦出一个个处女地:费希纳所开创的艺术研究中“自下而上的”实验心理学路线, 移情论对艺术体验的深刻阐释, 心理分析派对个人无意识的开掘, 原型批评对集体无意识的探险, 格式塔心理学对知觉完形的分析, 瓦尔堡学派的图像学研究等等, 无不浸透着研究者们对艺术心理这个崭新的艺术学研究领域的辛勤耕耘所付出的巨大努力。通过他们的劳动, 艺术活动中的感觉、知觉、想象、理解、情感、意志等心理因素和气质、性格、天才、灵感等心理奥秘方才昭然若揭, 艺术心理学才在艺术家心理、艺术创作心理、艺术作品心理和接受心理等领域逐渐确立了自己的研究领地。而这些问题都是传统艺术学所无能为力的。

艺术社会学也表现出这样的规律, 以法国波尔多学派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艺术社会学,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理论批判的艺术社会学, 还有吕西安·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艺术社会学以及苏联等国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学等的流派纷呈和竞相推动, 使得艺术社会学也逐渐圈定了艺术生产社会学、文本社会学、观众社会学等学术场域。其研究范围广泛涉及艺术活动的社会机制包括艺术的社会过程、社会组织、社会管理, 以及艺术文本各个层面所体现的社会学问题, 如叙述、视觉形象、摄影角度等艺术因素所体现出的意识形态特点, 以及社会的政治、道德和审美倾向等, 乃至观众的接受问题, 诸如观众的特征、分类、趣味的演变, 一般接受模式以及相应的接受设施, “文化资本”在接受中保证一定社会集团认同实现的功能等。艺术社会学由此确立了自己的艺术学学科地位。艺术符号学、艺术人类学、艺术文化学等交叉学科的独立也莫不如此。

三

任何一种理论学科的学术史研究, 所探讨的正是特定学科知识在自身演变过程中的具体增长与变化, 以及这一知识演变过程中所呈现的学术价值构造和特性问题。恩格斯说, 哲学史是哲学思维的学校。同样可以说, 艺术学史是艺术学理论思维不可代替的学校。正是艺术学史形成、丰富和完善着艺术学理论。而跨学科研究在艺术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具体理论的发生、发展总是存在一定规律性的历史过程, 而知识层面的历史增长和变化则是其内在的支持, 因而, 探讨一种学科的历史演进, 其知识背景所具有的特征必定会以一定的面貌呈现出来。

作者认为:“20世纪中国艺术学跨学科研究是中国现代学术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具体成果, 而不是中国本土艺术学传统延伸的产物。它诞生于‘西学东渐’的文化大语境中, 是在中西文化交汇、交融中碰撞的智慧火花。” (第74页) 毫无疑问, 作为20世纪中国艺术学跨学科研究的知识性存在背景, 这一过程的出现和演变, 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第一, 中西方两种知识系统在交融整合过程中所必然出现的矛盾和冲突;第二, 这一整合过程对于20世纪中国艺术学跨学科研究的学术构造产生什么影响;第三, 这种影响的发生本身有着什么样的具体特性和意义, 以及这种影响的存在为中国艺术学跨学科研究的学术形态的确立提供了什么样的规范。

作者指出, 自鸦片战争以来, 西方现代文化和制度文明的侵入, 不但以外部力量加速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的解体, 同时又给内忧外患中上下求索的知识分子们树立了努力追赶和消防的目标和榜样。中西方两种知识系统在交融整合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冲突实际上是现代性自身的矛盾逻辑:文化现代性和技术现代性的矛盾。这种矛盾冲突是由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情境所决定的。一方面, 迫于亡国灭种的严重压力, 改良派在19世纪策动了旨在开通民智、救国图存的新文化运动。但另一方面从争取国家的生存与主权出发, 他们又不得不极力维护民族文化的独立性。这种矛盾的文化心态, 反映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建设上, 使之对西学的吸收往往以一种较为实用的态度随加取舍, 或进行某些“修正”以便将其“中国化”, 并导致其在整个学术路向的选择上彰显出学术文化思潮并存的复杂局面。不同学术、不同流派粉墨登场, 不同口号此起彼伏。这种特征映射到我国的现代艺术学研究中, “艺术的自律与他律、自上而下的哲学思辨和自下而上的经验实证总是得到奇特和矛盾的统一, 西方的那种激进的现代主义艺术实践始终难以推行, 科学向度和人文向度在艺术学研究中表现的同样明显。这种‘调和折中’的特色在某种程度上消融了西方艺术文化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尖锐对立, 使得艺术学研究突破了某种单一学术视野的局限, 为艺术学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广泛结合和交融提供了可能。” (第81页)

类似这样精彩独到的分析在书中随处可见, 可以看出作者对相关学科资料、发展历史以及学科前沿的熟稔程度。作者不单单是对20世纪以来我国艺术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科理论背景、总体格局及各艺术学跨学科分支进行历史回顾和描述, 更着力揭示这种学科历史运动的内在脉动、发展规律、基本特征、重要关节点和其在历史运动中的理论积淀成果, 为确立起20世纪中国艺术学跨学科研究的一些基本学科范式做了有益的尝试。在此基础上, 作者还对我国艺术学跨学科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 深入剖析了我国艺术学学科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 从而为正确理解和评价20世纪中国艺术学跨学科研究的是非得失、成败功过提供了学理和事实依据, 也为完整的艺术学跨学科理论和艺术学学科体系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提供理论参考和借鉴。

作为一门正在发展中的学科, 尤其是跟美学、文艺学、门类艺术学存在亲缘关系的新学科, 艺术学如何在历史演进中确立自己的学科边界是一个极富争议性的话题, 虽然作者从跨学科视角对此做了探索性的解答, 但肯定还留有极大的拓展空间。相信随着艺术领域的不断扩大, 艺术实践对艺术理论的强烈需求以及学科建制上的可靠保障, 必将推动我国的艺术学研究走向深入和成熟。若真有一天中国艺术学的大厦落成了, 恐怕也正是因为有了无数个像《跨学科研究:20世纪中国艺术学》这样的研究作品默默无闻, 甘做“铺路石”, 无私奉献之结果吧。

参考文献

[1]法国美学学会在二战前的称谓为“艺术和艺术学研究会”;美国的亨利.福西隆在题为《艺术形式的生命》的论文中以及他在耶鲁大学和其他大学所作的演讲中, 对“一般艺术学”做出了杰出贡献;前苏联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便出版过《艺术学研究》方面的论文集等;日本的美学界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围绕着艺术学的一系列问题, 如艺术学与美学的关系, 一般艺术学与特殊艺术学的关系, 艺术学的对象、方法等, 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2]凌继尧, 付强.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凌继尧先生访谈录[J].艺术百家, 2009, 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