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性意义（精选四篇）
开创性意义 篇1
一、宋代画院教育
中国绘画素称发达,自唐代以来,画家名流辈出,到了唐末五代,由于战乱频繁,国家分裂,文道大废,绘画艺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五代时期,只有南唐和西蜀在绘画创作方面有所进步。在当时,西蜀和南唐都设立了从事绘画的专门机构———画院,五代时期的画院由国家直接管理,画院画家穿戴官服,并享受与文官相近的待遇,领取国家发放的“俸值”,并赐予“翰林”、“侍诏”等称谓[1]398。这一时期,画院画家的主要任务是描绘帝王贵族肖像,同时,朝廷有重大活动时,画院的丹青妙手也要仔细描绘、记录下活动盛大的场面。画院的设立,刺激了绘画艺术的发展,对于提升画家绘画艺术成就有很大的帮助。
北宋建立以后,统治阶级为了招揽绘画人才,更加注重画院的建设。984年(宋太宗雍熙元年),在宋太宗的支持下,设立了皇家画院———翰林图画院。许多前朝的绘画高手都被招揽到翰林图画院供职。如南唐、西蜀画院的许多画家都被招揽到翰林图画院,当时,从西蜀入画院的著名画家有:赵元长、高文进、孟显、夏侯延佑、黄居案父子、勾龙爽、石恪、黄筌、袁仁厚等;从南唐入画院的著名画家有:徐崇嗣、蔡润、厉昭、周文矩、董羽等;翰林图画院还招揽了许多中原原有的画家,如王道真、郭忠恕、高益等。这些画家在翰林图画院中共同钻研,积极创作,极大地促进了宋初绘画事业的发展。
翰林图画院建立之初,没有明确的人事归属。998年(真宗成平元年),画院建制,正式确定翰林图画院为内廷供奉机构。画院的管理由内侍二人负责,画院根据画师的技艺水平,授予其不同的职位,如待诏、艺学、祗侯、供奉凡六、画学生、画学正等。翰林图画院画师的主要任务是为宫廷作画,为帝王、宫妃、大臣写真画像,同时,鉴定政府收藏的前代书画遗物,并到各地行宫及神庙作画。宋代时期,由于统治者“重文轻武”,历朝历代皇帝都比较喜爱绘画,因此,宋代自开国之初,就特别关注书画院的建设,皇帝的治国方针决定着民心所向,宋代画院日趋繁盛,逐步发展成全国绘画创作中心。宋代历代帝王对于画院的重视,为宋徽宗时期宣和画院的繁盛奠定了基础。
二、宋代宣和画院及“画学”的开创
北宋初期,“翰林图画院”和“画学”本是不同性质的组织机构,翰林图画院属于内廷供奉机构,其主要职能是为帝王、后妃、将相、大臣等写真画像,同时,绘制卷轴、册页画,鉴定政府收藏的前代书画遗物,并到各地行宫及神庙作画。到了真宗咸平元年,翰林图画院才制定了明确的人事制度,据《宋会要辑稿·职官》记载:“待诏等旧无定员,今待诏三人,艺学六人,抵候四人,学生四十人为额。旧工匠十四人,今六人”[2]287。宋徽宗时期,由于宋徽宗热衷于书画,翰林图画院的发展达到繁荣鼎盛时期。宋徽宗时期的翰林图画院又称宣和画院,宣和画院的人事制度进一步明确,不仅设立了艺学、抵候、待诏、学生等职称,还设立了主持“权院事”者。“画学”成立之初,隶属国子监,属于专科的绘画学校,不仅有博士、画学论、画学正等专门的教育性职官,还制定了教育、考试、甄选等措施。宋徽宗大观四年,宋徽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教学体制改革,“画学”被并入“翰林图画院”,自此以后,“画学”的审美理想以及取士标准也被融入画院继续得以施行,在画学并入之后,宣和画院开始迈向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据《宋史·选举志》记载,宣和画院是世界上最早的绘画学院,宋徽宗时期,宣和画院已经具备了较完善的教学体制。《宋史·徽宗本纪》记载,1104年(宋徽宗崇宁三年),赵佶开始着手改革宫廷画院,并开始建立专门的绘画教育机构“画学”。众所周知,画学的设立是赵佶的重要贡献之一。虽然中国绘画历史悠久,但是,在宋徽宗以前,绘画一直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画学的设立,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在画学建立以前,画院画家的选拔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资格画家和大臣推荐,二是本院画家后人画家补充,三是来自民间画工中的优异者。画学的设立,为画院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仅从根本上规范了画院体制,还促进了绘画的正规化发展,对后代美术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3]88。这一时期,皇家的书法和绘画收藏也获得了极大丰富,在宋徽宗的指导和重视下,宣和画院将宫内的书画收藏进行了统一编纂,《宣和画谱》和《宣和书谱》就是这一时期编纂而成,这两部著作,对于研究古代绘画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画学”是中国古代唯一的、教育层次最高的、学校性质的国立专门绘画教育机构,在中国绘画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画学”在刚刚建立之初,与“算学”、“医学”、“律学”、“武学”、“书学”等一样,属于国子监太学中的一个学科。设立不久就隶属于宣和画院。为招揽天下画家,宋徽宗将“画学”正式纳入科举考试之中。“画学”有完善的教学管理制度,分为人物、山水、花竹、佛道、鸟兽、屋木六科,要进入画院学习,必须按照程序进行严格的考试,考生只有通过了考试,才能够进入画院学习。入画院者,还授予画学正、供奉、祗侯、艺学、待诏、画学生等官职。同时,学生还要按照身份的不同,划分为“士流”和“杂流”,并且根据其身份,居住在不同的地方。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绘画教育机构,“画学”非常注重学生的文学修养,就连入学考试,都是以典故和诗句命题作画。入学以后,在课程设置上,还有一些绘画专业以外的辅修课程,如“释名、尔雅、方言、说文”等。释名、尔雅、方言等课程皆设问答,说文则令书篆字,著音训。此外,“画学”的学生还要“读律”、“诵小经”,并且将诗歌运用到绘画领域。从这种学科设置方式来看,当时的“画学”除了注重传授绘画专业知识,还注重传授绘画以外的各种理论学习,“画学”所倡导的文学化倾向,丰富了绘画艺术,为后期文人画的兴起奠定了基础[4]52。
赵佶虽然在管理国家上是一个昏君,但是在画院的建设方面,却发挥了出色的管理能力。画学的建立,提高了绘画的地位,极大地推动了绘画的发展。设画学之初,宋徽宗便任命文人画代表的重要人物、被称为“米癫”的米芾为主考官,“益兴画学,教育众工”。由于宋徽宗对“画学”的重视,当时,画家的地位显著提高,画家的服饰和俸禄也明显高于其他艺人。在宋徽宗的倡导和支持下,画院整顿课程教学,提高画家待遇,订立切实可行的制度,并扩大了招生规模,使北宋后期的绘画事业获得了飞速发展。由于画学教育的实施,宣和画院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绘画艺术家,如张择端、王希孟、李唐等。也正因为宣和画院汇集了众多绘画艺术高手,之后增加了无数的绘画瑰宝,谱写了北宋绘画的巅峰。
三、宋代宣和画院及“画学”开创的历史意义
宋代宣和画院及“画学”开创,不仅促进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发展,还培养出许多颇有成就的画家,后来南宋画院的许多画家都是来自宣和画院。宋代著名画家王希孟(1094—约1121)就是宣和画院的学生,王希孟在宣和画院学习时,曾受到赵佶的亲自指导,现存著名山水画《千里江山图》。另外,宋代著名画家张择端也是宣和画院的待诏,传世名作《清明上河图》就是张择端的代表作,《清明上河图》是画之瑰宝,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是宝贵的历史资料,对研究北宋东京社会生活及城市经济具有重要价值[5]50。北宋绘画的繁荣,归功于宋徽宗的宣和画院,归功于创建专门的绘画学校———画学,宣和画院及“画学”开创,不仅开启了我国正规美术教育的先河,还推动了北宋绘画艺术的发展,可以说,“画学”的开创不仅促进了绘画教育的发展,同时,其画学教育思想也影响着后代人的艺术创作。比如:张择端创作的《清明上河图》,人物、山水功力非同一般,堪称平民世俗画与文人思想的完美结合。北宋灭亡以后,宣和画院的许多画家来到南方,加入到南宋设立的画院,这些人,将“画学”的教育思想带入到南宋画院,对南北宋绘画转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赵孟頫、王渊、张中等,继承了院体绘画的风格,注重“物情”和“意韵”,同时,他们师古而不泥古,对于“心源”和意境的塑造则更趋完美。不可否认,在整个中国美术教育史上,“画学”的建立是一个创举,研究北宋徽宗时的“画学”与“画院”,对了解我国古代绘画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王伯敏.中国绘画通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2]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第二版)[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
[3]赵英辉.试析宋代画学教育对中国绘画的作用[J].上海艺术家,2007(5).
[4]马媛媛.北宋“画学”教育中的文人画观念及其成因研究[D].南京艺术学院,2007.
创新是一种具有开创意义的思维活动 篇2
创新是一种具有开创意义的思维活动，是开拓人类认识新领域、开创人类认识新成果的思维活动。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么，从小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发掘创新潜能，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小学生的创新能力是指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探索精神、求异思维方式、非常规的想象力，以及创造性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疑难问题的能力。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我认为有以下几种方法。
一、创设情境，以探索促创新
教育学告诉我们，“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学生发展创新思维能力的巨大推动力”。小学生只有对感兴趣的东西，才能勤于观察和思考，主动探索，激活整个智力活动。因此，我们不仅要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究兴趣，而且要有意识地创设情境，发展学生的创造思维，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自己也应该要有创新意识，要善于捕捉创新信息，挖掘学生潜藏的创新诱因，把握创新时机，进行创新教学。例如，在教学《狐狸和乌鸦》一课时，我们采取现代教育技术唤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课件出示狐狸和乌鸦的图片，提问，这是什么动物，他们是好朋友吗？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学生在强烈的好奇心的驱使下，带着揭谜的欲望投入到学习中去，就能够在学生积极主动探索的过程中促进创新能力的形成。
二、留有余地，以想象促创新
想象是在改造记忆表现的基础上产生的，想象是创造的契机，创新离不开丰富的想象。爱因斯坦说过：“想象比知识更重要，想象力概括着世界的一切，是知识进化的源泉。”想象孕育着智慧，孕育着创造，没有想象就难有创新。“教师讲、学生听”的古老教学模式，束缚了学生想象力的发展。只有在广阔的想象空间里，诱发学生的创新意向，驱动创新思维，学生才能感到语文的意境美，体验情感，陶冶情操，学生创新的火花才会不断迸发出来。因此，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要鼓励学生想象，大胆发表见解，勇于开拓创新。如在教学《狐狸和乌鸦》一课的结尾时，就可以让学生想象一下，乌鸦上当后他会怎么想？他会怎么做？教师可以鼓励学生想象，并描述自己的想象，这样既进一步深化了课文的内容，促进学生对这篇寓言故事的理解，又在理解的基础上，对学生进行了想象训练，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三、积极引导，以求异促创新
求异思维是创造性思维的核心，“异想天开”是未来发展的先导，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成现实。语文教学中，注意开发学生的求异思维，有利于培养学生思维的多向性，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引导学生大胆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甚至展开争论，不能满足一个答案，教会学生多方面、多角度地思考问题，求得多种结论或答案，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在求异中创新。如在教学《乌鸦喝水》一文后，引导学生想：“乌鸦的办法挺好的? 你能想出其它办法让乌鸦也能喝到水吗？”有的学生说：“找来一根空心草的杆子，伸入瓶子，就像我喝可口可
乐一样。”有的学生说：“捡个塑料袋，把水倒到塑料袋里，乌鸦就能喝到水了。”生纷纷发言，创造思维的火花自然地迸发出来了。又如教学《王二小》一课时，设计以下问题对学生对进行求异思维的训练：（1）王二小是以放牛为主，还是以放哨为主？学生通过求异思维，深入领会了课文内容：王二小是儿童团员，他是以放牛做掩护，实际上是帮助八路军放哨的。（2）王二小愿不愿意为敌人带路？为什么？在激烈的争辩中学生领悟到王二小用计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使八路军消灭了全部敌人，他是一个机智勇敢的孩子。（3）你能否给课文换个题目？在教师的启发引导下，学生们提出了《小英雄王二小》、《儿童团员王二小》、《机智勇敢的王二小》等符合文意的题目。如此层层深入地进行求异思维的训练，不但使学生学懂了课文，而且还在生动活泼的氛围中培养了他们的创造力，促进创新能力的发展。
四、鼓励提问，以质疑促创新
新基础教育明确指出通过让学生“质疑”可以激发学生主动探究的意识，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效率，培养大胆探索、勇于批评的创新精神。质疑是创造之母。世界上的许多发明创造都是源于质疑。小学生正值儿童时期，凡事都很好奇都爱问个为什么。作为教师应该满腔热情地保护学生这种敢问敢驳的积极性，让学生的思维沿着不同的方向去扩展，去多角度的思考问题，提出问题。因此，在平时的教学中，我们始终以“自学存疑—质疑答难—激疑拓展”的思维方式为主线，创设平等、民主、宽松的教学环境，发挥学生主体的作用，鼓励并引导他们根据自己的想象和经验大胆质疑，学会举一反
三、推陈
出新，把新旧知识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归纳、探索解疑，深刻理解所学知识。如在教学《小壁虎借尾巴》一课时，就可以引导学生从题目入手进行质疑。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提出了这么几个问题：小壁虎为什么要借尾巴？小壁虎向谁借尾巴？小壁虎真的借到尾巴了吗？基本上概括了课文的内容，为学生成功学习做好了铺垫。
五、创造条件，以实践促创新
语文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学生的创新能力要在实践中培养，所以我们要把语文教学与学生的生活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积极创造条件，把行之有效的语文实践与课堂教学结合起来，进行尝试实践、迁移运用、探究创新。在我们的课堂教学中，应积极鼓励学生通过动口、动手、动脑等实践活动，在理解课文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如在教学《四季》一课时，先让学生在熟读课文的情况下动手画一幅自己最喜欢的季节的图画，这一设计师每个学生都兴趣盎然、争相动手；让后进行评议，看谁画得最好，最后引导学生根据已有的认识，在画上添上一些课文中没有的内容。整个过程体现了从再现课文内容到有所创新。面对未来社会空前激烈的竞争，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刻不容缓，因此，在语文教学中一定要发挥学科优势，尽可能地创造优势，尽可能地创造机会，让学生接触生活，参加社会实践，在学习中运用学到的知识，发现、探求新知识，获得不竭的创新源泉。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时代的要求。小学语文作为一门主要课程，应该在培养小学生创新能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作为教师，应该洞悉学生的心理，抓住一切机会，通过各种手段，充分调动学生的积
中国面临“开创性改革”新阶段 篇3
如何塑造中国经济的未来·
回顾历史可以为塑造未来提供镜鉴。中国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且来之不易。按照经济学教科书的说法，经济增长的主要要素是资本、劳动，还可以加上技术。这三大要素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但并未切中中国增长的肯綮。对中国而言，伴随这些要素并使其正常发挥作用的制度安排及其适应性的调整或改革最为关键，也最容易成为增长的障碍。
改革开放的前十年，主要是“解放生产力”的阶段，即祛除捆绑经济增长、制约生产要素焕发活力的意识形态教条，让人民群众向往温饱生活的原生冲动自然涌动的阶段。农民拥有了可自由安排使用的土地，城市居民拥有了自由择业的机会，企业拥有了自主安排生产的权利，资本与劳动有了更高效结合的自由度，古老的中国有了新的增长契机。
第二个十年，是“以开放促改革”的重要阶段。中国虚心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技术、管理、制度与观念。改革仍然在继续深化，其主要的方式不再是凭借长久抑制后突然放松的原始冲动，而是引进和消化已有的被其他国家发展经历所印证过的经验，用中国实践来对这些经验作再次检验和修正。
在那些人类自身基本需求所指向的改革，以及参照其他国家成功经验所推进的改革极大地发挥成效之后，中国迎来了更具“自主性的改革”的阶段。在第三个十年，人类和世界共通的经验已经基本融入中国增长的血脉，中国本身的特殊性成为解决增长问题不得不面对的主要特性。如何在一个发展中大国，维持持久的经济增长与广泛的利益分享，世界上没有现成的经验。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尝试，逐渐进入了深水区。
未来，中国将面临“开创性改革”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没有或者少有现成的参照系可供改革来借用，中国自身将成为改革经验的主要创造者。虽然是“开创性”改革，但并非盲目前进、无迹可寻。
首先，在“开创性改革”阶段，应当高度重视对教训的总结和汲取。没有成体系的经验可资使用时，他人的教训比经验更加重要。比如美国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所揭示出来的金融监管问题、劳动力制度僵化问题等等，再比如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面临的人口少子老龄化问题，都是教训多于经验。
应当善于从教训中总结“反面经验”，避免重蹈覆辙，降低无效改革措施发生的概率。本次达沃斯论坛中“老龄化社会：我们都身在其中”等议题，反映了这种关注。
其次，在“开创性改革”阶段，应当注重国际合作。俗语说，“一人计短，众人谋长”，国家层面也是一样。正如温家宝总理在致辞中所说，“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合作实际上也是不同国家交流分享治理心得的好的方式。
从这种主动的合作中，我们可以获得更多仅从外部观察和学习无法获知的经验与教训。我们已经从南北合作、南南合作中受益良多。未来在新兴经济体彼此间的“新新合作”上，包括金砖机制、上合组织等等，都大有可为。这在本次夏季达沃斯论坛的议题中也已经有所体现，例如“新兴经济体如何改变全球化”、“新兴经济体：寻求经济增长和可持续性之间更好平衡点的挑战”等。
第三，在“开创性改革”阶段，改革行动应当遵循“预调微调”的原则。预调微调实际上是中国经济宏观调控中，“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摸索出的一条经验，本身就具有应对以往未遇之问题的成分在。“船小好调头”，但对于中国经济这艘大船来说，出现方向性的错误是难以承受的。
开创性意义 篇4
关键词：胡适；《淮南子》；思想研究；贡献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1-0143-006お
胡适曾于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30年写成《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每章写成时曾由上海中国公学油印，以后胡适曾抽出部分稿子公开发表。此书的第五章《淮南王书》（《淮南子》）即于1931年上海新月书店印行单行本，这是胡适对《淮南子》作思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胡适的《中国中古思想小史》，是他于1931-1932年在北京大学教书时编写的讲义，曾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印行，此书的第四讲《道家》，也以《淮南子》为个案，作了充分论证。以上几种著述，是本文论述胡适对《淮南子》思想研究的主要文本依据。胡适作为《淮南子》思想研究的首创者，其贡献主要表现在：一是对《淮南子》思想属性的辨识，二是对《淮南子》“无为与有为”思想的论析，三是对《淮南子》政治思想的发掘，四是对《淮南子》“出世”思想的探研。胡适的贡献不仅在对《淮南子》思想研究的全面深入的开创性上，而且为中古思想史研究提供了诸多方法论的学术路径，这对后世治学具有极大的启示与借鉴。
胡适一生做学问讲了一辈子的“注重学问思想的方法”，他一生所写“注重学问思想的方法”的文章，据说总数约在百万言以上。他早年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就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古代哲学史”（1），他撰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于1919年2月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蔡元培在为该书写的《序》中称其科学的“证明的方法”以及“截断横流”的“扼要的手段”。［1］他在这里就用了科学的方法，他一生所用的科学的方法，即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或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2］他的思想与方法大抵是从西方进化论、赫胥黎的存疑主义以及杜威的实验主义那里汲取的，再加上他固有的中国传统的考据学的功底，这样就使得他在从事《淮南子》思想研究上，更能在“假设与求证”方面作出开创性贡献。
胡适是具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他在《淮南王书》第一章“淮南王和他的著书”中，就通过大量文献以证明，《淮南子》虽有宾客的帮助，但书中很有淮南王刘安的手笔，认为“淮南王是很能作文辞的”。“淮南王的提倡神仙方术颇有假此事号召革命之意。革命虽不成，然淮南王好神仙的名誉却流传很久远。他曾拊循百姓，颇得民心。”［3］120胡适将刘安的“造反”视为革命，又称赞他“拊循百姓，颇得民心”，可见他对刘安的思想文辞是颇为欣赏的。
胡适有个特点，他研究任何一部书都想找出书里的“思想系统”，他研究《淮南子》的思想更要找出它的“思想系统”，《淮南子》的思想属性是什么？它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书？是道家的？是杂家的？是儒家的？关于《淮南子》的思想性质，有诸多说法：最早的班固《汉书•艺文志》将《淮南子》视为杂家，认为其“漫羡而无所归心”，没有一以贯之的统一的思想。王夫之也将其思想归之于“杂”；高诱则认为《淮南子》是道家之书；到了近现代学者，有从杂家说的，有从道家说的，有“外道内儒”说的（如李泽厚），等等。（2）胡适的高明处就在于：他在《淮南王书》开篇第一章就说：“淮南之书是一个大混合折衷的思想集团。这就是司马谈《论六家要指》说的‘道家。”［3］121接着在第二章的一开头就说：“道家是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王书》又集道家的大成。道家兼收并蓄，但其中心思想终是那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道。”［3］123胡适在这里首先“假设”《淮南子》是一部“大混合折衷的思想”，而道家的思想则是“兼收并蓄”，“大混合折衷的”。何以见得？“拿证据来”！胡适从先秦思想史料中考察出道家实际上综合了儒、墨诸家的思想。他说在先秦的思想史料中，从来没有道家、名家、法家、阴阳家的名称，以韩非的《显学篇》为例，韩非就说过：“世之显学，儒墨也。……孔墨之后，儒分八家，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韩非在战国最晚期还只承认当世的“显学”不过儒墨两大学派。［3］193而儒与道是什么关系呢？他以自己的《说儒》长文对儒的论述为例，特别提出了儒、道相融，“孔子和老子本是一家”之说。他研究“儒”的来历，其结论是：“儒殷民族的礼教的教士，他们（在殷亡之后）在很困难的状态之下，继续保持殷人的宗教典礼，继续穿戴着殷人的衣冠。他们是殷人的教士，在六七百年中渐渐变成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教师。他们的职业还是治丧，相礼，教学。……这才是那个广义的‘儒。”“儒”字的本义是柔儒，《说文》：“儒，柔也；术士之称。”而《老子》的教义也特别注重“弱之胜强，柔之胜刚”。从尚柔相通处出发，他找到了儒、道本不是相抵牾的，而是相融通的，“老子和孔子本是一家，原无可疑”。这样，“道家”思想“兼收并蓄”，“大混合折衷的”特点也就显而易见了。
如果说胡适将《淮南子》的性质归之于以“道”为主体的“大混合折衷的”思想系统，是他研究《淮南子》思想的一大发明，那么他对《淮南子》“无为与有为”思想的论析，又是他对《淮南子》思想研究的独特贡献。道家哲学规定“道”的特性是无形而无不在，无为而无不为，胡适认为：他们就是用这个原理来建设他们的无为主义的人生观和政治观，《淮南子》的无为主义即把自然演变的宇宙论应用到人生和政治上了。他以《原道训》为例，《原道训》说：“万物固以自然，圣人又何事焉？”他讲这上半句是宇宙观，下半句把宇宙自然用到人生和政治上去了。天地万物的形成，都只是自然的演化，没有安排，也没有主宰。人生和政治也可听自然的变化，《原道训》：“是故圣人内修其本，而不外饰其未，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淡然无治而无不治也。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也。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这里强调的“不为物先”，他们也承认万物“无时而不移”，但你不要去勉强变换它，只须跟着时变走就行了。在胡适看来，《淮南子》“不以物先”、“不易自然”，甚至还“不以人易天”，［3］134把自然演变的宇宙论用于人生和政治，形成这种无为政治，这样的“不以人易天”竟是要回到最原始的状态，这便是极端的自然主义了。这种极端的自然主义当然有其消极的一面。但是，胡适又进一步诠释到：他们也知道这种极端的自然主义是行不通的，因而就有了《修务训》中专说有为的必要：オ
如曰，“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象”。吾以为不然。尝试问之矣。若夫神农尧舜禹汤，可谓圣人乎？……以五圣观之，则莫得无为明矣。……（以下历叙五圣的功业）……此五圣者，天下之盛主，劳形尽虑，为民兴利除害而不懈。……不耻身之贱而愧道之不行，不忧命之短而忧百姓之穷。……圣人忧民如此其明也，而称之无为，岂不悖哉？（3）お
胡适讲这便是“很明白的有为主义了”。但他们又不肯放弃无为论，这就形成了无为与有为之间的调和论调。
胡适不仅考释出了《淮南子》的在无为与有为之间的调和论调，而且还深入论述了它为何会出现这种调和之论。他以荀子批评庄慎的完全崇拜自然的变化，只有顺应自然的思想，将《淮南子》放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以考察这种无为与有为调和论之因。荀子批评庄子：“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由天谓之，道尽因矣。由法谓之，道尽数矣。”荀子是极力主张人治而“不求知天”的，人是可以征服自然的，是可以促进自然变迁的。荀卿门下出了韩非、李斯，也充分容纳时代变迁的观念，同时又极力主张用人功变更法制以应付时变。《淮南子》因袭《吕氏春秋》，两书都显出荀卿、韩非的影响，由此胡适得出结论：《淮南子》“尽管高谈无为，而都不能不顾到这种人为主义与变法哲学。但从无为跳到积极有为的变法，这是很不可能的事，故不能不有一种调和的说法，故说不为物先，又不为物后；先之则太过，后之则不逮。变是要变的，但不可不先看看时机是否成熟。”［3］139
胡适从进化论出发，他考察出《淮南子》的《原道训》虽然有适应环境的思想，但“不易自然”，“不以人易天”则是极端的自然主义。而在《修务训》《泛论训》中，那种自动的适应环境所表现出来的积极的人生观就比较明显了。《修务训》认为：各种生物都有“见而就，避害而去”的天性，“各有其自然之势，无禀受于外，故力竭功沮”。自然之势是本能，禀受于外是外境影响某种生物而起的变化，即是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不能如此适应，便力竭功沮。生物用其本能，随着外境而引起自身机能上或生活状态上的变化，便是“以所知求合于其所利”。胡适将《修务训》里的自动的适应环境的见解，称之为“健全的，可以应用到人类进化的历史上，可以得一种很有现代性的进化论”。同时，他还对《泛论训》的有关自动的适应环境的话，加以称道。比如：“古者民泽处复穴，冬日则不胜霜雪雾露，夏日则不胜暑热蚊虻。圣人乃作为之筑土构木，以为室屋，上栋下宇，以蔽风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故民迫其难则求其便，困其患则造其备，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胡适称这种自动的适应环境，“便成了一种积极有为的变法论，所以说‘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这便不是《原道训》所说‘不易自然‘因物之所以为所能包括的了。《原道训》是从庄周、慎到一系的思想出来的，故说的是一个‘因字。《修务》、《泛论》诸篇却受了荀卿、韩非的影响很大，故发挥‘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3］144
胡适对《淮南子》思想研究的第三大贡献，是将该著的政治思想作了深入开掘。政治思想是《淮南子》本身固有的，胡适的开掘是他的学术思想的独特发明。谈论《淮南子》的政治思想，你也可能用“无为”来概括之，但“无为”有哪些精义呢？胡适认为：“此书的政治思想有三个要义：一是虚君的法治，一是充分的用众智众力，一是变法而不知故常。”［3］148胡适发现《淮南子》政治思想的三大要义，他以《主术训》为个案，详细论证了虚君的政治的意义。从《主术训》中可以看出：虚君的政治，君主不但不轻于为暴，并且要不轻于施恩惠。“是故明主之治，国有诛者而主无怨（原作怒）焉，朝有赏者而君无与焉。诛者不怨君，罪之所当也。赏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依照客观的法制行事，诛赏予夺皆依客观的标准，皆不从君心出，“莫从已出”，这才能出现“诛者不怨君，而赏者不德上”。胡适也称道《淮南子》变法而不知故常的政治思想，《泛论训》、《修务训》、《齐俗训》中都有主张变法的议论，（4）强调“与时推移，应物变化”，而这个变化要靠人的努力，同时变法应反对崇古的迷信。
胡适发掘《淮南子》政治思想的三大要义，最注重的是“充分的用众智众力”，他说“众智众力”的政治，“颇含有民治的意味”，于是以《主术训》为个案，对《淮南子》的民治主义精神作了精辟论述。胡适论《淮南子》“民治主义”有四大特色，即发见其“民治主义”四大基本要义：一是将《淮南子》与《吕氏春秋》作比较，《吕氏春秋》不主张民主政治，而到了《淮南子》时期，封建社会已完全崩溃了，故此书对群众的知识能力，比较有进一步认识，所以书中屡屡指出“积力之所举无不胜也，而众智之所为无不成也”，胡适说“这便是民治主义的基本理论”。胡适发现民治主义的第二个基本要义即是“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贤主用人“无大小修短，各得其所宜，规矩方圆各有所施。”民治主义的第三个基本要义，即是尊重人民的舆论，《主术训》说：“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智虑，以天下之力争。是故号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闻。……聪明光万里不弊，法令察而不苛，耳目达而不暗。善否之情日陈于前而无所逆。是故贤者尽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民治主义第四个基本要义是承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对等的，只有相互的报施，而没有绝对服从的义务。［3］154胡适发掘《淮南子》无为主义政治，民治主义思想之要义，并在30年代出版此书，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1932年3月29日，蒋介石和胡适、陈布雷、陈立夫、顾孟馀等人晚餐，胡适送了一本《淮南王书》，此书不一定适合蒋介石的胃口，蒋介石喜读韩非子、墨子以及儒家经典，《四书》中的《大学》、《中庸》等。胡适于1935年7月26日致罗隆基的信中，谈了他送蒋介石《淮南子》书的意图：说据他观察，蒋管的事太多，“微嫌近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送蒋《淮南王书》“意在请他稍稍留意《淮南》书中的无为主义的精义”，“我的意思是希望他明白为政之大体，明定权限，而不‘侵官，不越权。如此而已”［4］。对30年代的蒋介石的独裁专制，胡适想用《淮南子》中的无为主义的政治，民治主义的要义去“劝君”，这种温和的改良主义的做法，实际上于蒋介石是无济于事的。但从学术研究与现实联系方面看，胡适的研究还不是完全钻进“故纸堆”里，而是以古鉴今、为今所用的。
胡适《淮南子》思想研究的第四大贡献是他对《淮南子》“出世”思想的精深探研。胡适认为：《淮南子》受神仙出世之说和阴阳禨祥之说的影响很大。淮南王最提倡道术，其《内书》叫做《鸿烈》，而《中篇》叫做《鸿宝》，《鸿宝》之书多说神仙黄白变化的方术，而《鸿烈》之书虽包罗天文、地形以及齐俗治国之道，但主旨所在实是神仙出世的理论。他以《原道训》、《精神训》等篇作为材料，以考察其神仙出世的思想。《原道训》说：“大丈夫恬然无思，淡然载虑；以天为盖，以地为舆，四时为马，阴阳为御，乘云陵霄，与造化者俱。”得道者“心而不朗，久而不渝；入火不焦，入水不濡。……是故不以康为乐，不以慊为悲，不以贵为安，不以贱为危。形神气志各居其宜，以随天地之所为”。《精神训》说：“所谓真人者，性合于道也。故有而若无，实而若虚；处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内而不知其外。明白太素，无为复璞，体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芒然仿佯于尘垢之外，而消摇于无事之业。”如此等等，胡适说这些都是出世的人生观的理想境界。［3］163“入火不焦，入水不濡”，“出入无间，役使鬼神”，这是承认真人可以有超自然的神力，并且能役使鬼神，这就是神仙的理想境界。对《原道训》、《精神训》所说的“恬然无思，淡然无虑”，“不学而知，不为而成”，“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忘其五藏，损其形骸”，“存而若亡，生而若死”等，则是一种暮气的哲学，胡适称这种哲学为“精神哲学”。“精神哲学”主旨有二：在天地万物之中，则贱物而贵身；在一身之中，则贱形而贵神。凡恶动主静之学，厌世无生之论，都归于这两点。胡适还进一步将这种“精神哲学”与《吕氏春秋》作比较，认为：《淮南子》所说的“贱物而贵身”的理想，已不是百年前《吕氏春秋》中的贵生重已了。《吕氏春秋》的“贵生”“尊生”“全生”，只是要人“六欲各得其宜”，“虽贵富，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故不欲不能全得其宜，便是“亏生”；六欲莫得其宜，而反得其所甚恶，便是“迫生”，迫生便不如死。胡适说这还是近人情的人生观。《淮南子》的“贵身”却是教人排除“嗜欲好憎”，教人“无所喜而无所怒，无所乐而无所苦”，“能至于无乐者，则无不乐”。这样看来，他们所谓的“贵身”实则“贱身”，因为他们所贵的不是身体的全体，只是他们所认为“精神的部分；精神以外的部分是不重要的。［3］166胡适这里强调了《淮南子》重视“精神”的力量，是难能可贵的。
以上论述了胡适对《淮南子》思想研究的开创性贡献，其实胡适的贡献不单在于对《淮南子》本体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对《淮南子》思想的研究，给后世治学提供了诸多值得借鉴的思想和方法。前文已提及胡适一生最“注重学问思想的方法”。他自述自己的思想主要受赫胥利和杜威的影响。前者的“怀疑主义”以及“拿证据来”使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进行全面的审视与批判，后者的五步法：（一）疑难的境地；（二）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三）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四）把每种假定所涵的结果，一一想出来，看那一个假定能够解决这个困难；（五）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用；或证明这种解决的谬误，使人不信用。［5］使他提出著名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对《淮南子》以道家为主体的“大混合折衷”的思想作了多方面的思想“求证”，“求证”的内容即是本文所概括的他对《淮南子》思想研究的四大贡献。“求证”的方法既有历史的进化的眼光，将《淮南子》放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的长河中，考察它的独特的思想蕴涵和价值取向；又有比较分析的方法，尤其与《吕氏春秋》作比较，以显示其既受《吕氏春秋》影响又在其影响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尤其是具有“历史考据癖”的胡适，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包括对《淮南子》“道”的内涵、无为主义等思想所作的求证考据，均留有“汉学”遗风。蔡元培在为《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作序时就指出他“禀有治‘汉学的遗传性”。［6］可见，胡适在作《中国哲学史》研究（包括对《淮南子》的研究）时，就能够将他从杜威那里学来的思维方法与清代考据学作了较好的“嫁接”，而且这种中西思想方法的“嫁接”，越朝后来越加成熟，成为他终身治学的理论武器。お
注释：
（1）《中国古代哲学史》，是胡适在《先秦名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讲义稿）的基础上写成的，完稿于1918年9月，1919年2月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至1930年共印行了15次，同年收入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时，经胡适提议，书名改为《中国古代哲学史》。
（2）冯友兰认为《淮南子》“杂取各家，无中心思想”（《中国哲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侯外庐视《淮南子》为“杂家之言”的书（《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范文澜认为它不是一家之言，但不否认其道家的性质。李泽厚是从儒家说的。（可参见《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秦汉思想简议》，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3）以上为胡适所引，见胡适：《淮南王书》，《胡适全集》第6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
（4）胡适论《淮南子》的政治思想关于虚君的法治和变法而不知故常的思想，可参见《胡适全集》第6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页、155页。お
参考文献：
［1］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序//胡适全集（卷5）［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192.
［2］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全集（卷4）［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673.
［3］胡适.淮南王书//胡适全集（卷6）［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4］胡适致罗隆基信//胡适全集（卷24）［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247.
［5］陈平原选编.胡适论治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55.
［6］蔡元培.中国哲学史大纲•序//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
（责任编辑岳毅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