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魏作为我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少数民族政权，享国超过200年，在接近一个世纪的时期内保持北方的统一。纵观北魏历史，民族融合是贯穿其中的主旋律。但是历史是反复而曲折的，以孝文帝改革为节点，北魏财计组织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孝文帝改革之前的北魏财计组织，略显粗糙，仍未完全脱部落成色，官制驳杂、紊乱，因人设事和交叉管理现象层出不穷。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课改局面开创管理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课改局面开创管理论文 篇1：
浅议新形势下高职院校的德育教育
摘要:德育是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灵魂,是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根本保证,高校应把德育工作放在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和学校生存发展的战略地位,把加强德育工作作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强大精神动力。
关键词:德育教育;高职院校;新形势
收稿日期:2010-04-28
作者简介:王胜利(1965-),男,河南温县人,机电系总支书记,副教授,从事德育教育、“两课”教学、教学管理研究;张伟(1963-),男,广东罗定人,电大校长,讲师,从事学校管理、“两课”教学研究。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精神要求,各高职院校深入扎实地开展德育工作,在德育的内容、形势、方法、手段和机制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推动德育工作不断开创新的局面。本文拟就新形势下高职院校学生的德育教育工作谈一下个人粗浅的看法。
一、理清思路,明确目标,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做好德育工作,必须首先理清德育工作的思路,明确德育工作的目标;还必须在此基础上统一全校师生员工的思想,提高大家对德育工作的认识,同心协力做好工作。
(一)制定德育工作的总体思路
近年来,学院从新形势出发,转变思想,更新观念,对学院以往学生德育工作进行了重新审视和总结,吸取经验教训,在认真总结和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出学院德育工作的总体思路,即以育人为宗旨,以思想教育为先导,以常规教育为重点,以学习成才为中心,以文明、书香、和谐创建为主线,以活动为载体,以服务为保证,以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为目标,不断开创德育工作新局面。
(二)明确德育工作的目标
1.建“三个校园”目标。即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努力创建文明校园;思想导航,全面发展,努力创建书香校园;以人为本,尊师爱生,努力创建和谐校园。
2.建“四化”学生工作目标体系。即学生德育工作要做到教育系列化、管理规范化、服务人性化、活动主体化。
3.建良好的育人氛围目标。即丰富德育内涵,努力形成“文明、书香、和谐、创新”的校风;“德高、业能、乐教、厚生”的教风;“修身、践行、笃学、强能”的学风。
(三)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为了让全校教职工把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时代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命题,提高和统一到《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文上来,学院党政联席会议专题召开全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全校的中层干部、思想政治课教师、政治辅导员、优秀班主任、团总支书记、学生工作处和团委工作人员参加了为期两天的专题会议。会议集中学习了16号文的精神,讨论下发了十二个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配套资料,优秀的德育工作者在会上进行了经验交流和研讨发言。
通过专题会议,学院教职工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明确了育人的新目标,树立了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学校教育育人为本”的道德理论;全校上下形成了学校工作中教学是中心,育人是根本,育人是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的意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在全校师生员工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使学校的德育工作出现了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活动育人、全过程育人的新局面。
二、建立德育工作体系,形成德育工作的长效机制
任何一项工作,只有在形成规范、科学、符合规律的完善工作体系,并确立起长效有力的运行机制时,这项工作才能保证长期稳定、持续有效地进行,我校已初步建立起学生德育工作的完整体系,正在形成德育工作的长效机制。
(一)构建和完善德育工作体系
几年来,通过对以往经验的总结和提炼,学生工作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一整套工作体系:即德育教育体系化、德育管理规范化、德育服务人性化,德育活动主题化。
在学生教育中,共分为入学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育、学风教育、创优教育、成才教育、素质教育、就业教育、毕业教育八大系列,每一个系列都有具体丰富的内容和一套规范严谨的实施程序;每一项教育都由整体的规划、组织实施、监督考核、奖惩激励四个环节组成。
在学生管理中,通过《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学生管理规定》、《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学籍管理规定》、《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学生违纪处理办法》、《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学生住宿管理规范》、《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学生健康教育实施意见》、《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考核细则》、《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学生思想政治表现考核细则》等一系列制度和规范,使德育教育和管理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在日常管理、学籍管理、公寓管理和学生资助管理中,学院引入了ISO9000国际质量认证体系,有力地保证了学生德育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
在学生服务中,突出以人为本,从学生的实际和需要出发,为同学们提供较人性化的服务。为方便师生,学生工作处和团委下发了《学生处、团委服务指南》,将科室职能、人员分工、电话号码予以公示。在公寓管理中,学院把主管校领导、学生工作处处长、团委书记、公寓科长的电话公示在宿舍楼楼厅里;在服务文化中提出“生活有困难,请找宿管员;心中有烦恼,电话找领导;师生互关爱,和谐春常在;师生一家亲,公寓更温馨。”
在学生活动中,为了增强活动的育人功能,每次学生活动都确立鲜明的主题,彰显活动的育人功能,寓教于乐。学校每年一届的科技文化艺术节都分为科技、文化、艺术、体育几大类若干个专题活动,如“学生风采”艺术作品展评、“春华杯”主持人大赛、“新文化、新青年”文学创作大赛、“活力青春”足球赛、“百花园”曲艺大赛、“青春放歌”校园歌手大赛、“走向世界”英语演讲比赛、“魅力蓝图”机械制图大赛、物流模拟大赛、市场营销模拟大赛、模拟法庭、动漫设计大赛、服装设计大赛、手工制作大赛、电工技能大赛等。此外,全年学生德育教育活动,基本上月月有主题,如文明修身月、科技创新月、风采展示月、文明诚信月、感恩月等专题活动,通过为每项活动确立主题,使各项活动突出主题,使各项活动突出特色,明确育人目标,组织安排有侧重,活动育人效果更加明显。
(二)形成德育工作长效机制
在学校长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学校已初步形成一套严谨稳定、持续有效的运行机制。
1.学院党委每学年召开一次研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专题会议。
2.学生工作处、团委每两周召开由分管校领导出席、各系部分管学生工作领导和德育工作人员参加的学生工作例会。
3.每周一各系部召开政治辅导员、班主任工作例会。
4.每周一晚上各班召开班会。
通过德育工作长效运行机制的形成,使学院的德育工作从上到下,思想统一,目标明确,层层推进,扎实深入。
(三)严格考核,多方激励,建立德育工作评价机制
要使德育工作广泛深入,扎实有效地持续运行,还必须建立一套科学规范、合理有效的考核激励机制,学校通过三个方面对德育工作进行考核评价激励。一是党委每年组织全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考核;二是学生工作处每年对系部学生工作进行考核;三是人事处每年进行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考核。通过多渠道进行考核激励,进一步提高全员育人的积极性,激发教职工的育人热情。
三、拓展途径,丰富载体,推动德育工作生动活泼、有声有色地开展
(一)弘扬主旋律,充分发挥“两课”的主渠道作用
“两课”是弘扬社会主义的主旋律,对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主阵地。学校始终重视“两课”教学,制定了《加强“两课”教学的实施办法》,明确指出:思想政治课部是在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教学单位,承担着全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任务,是学校德育教育的主阵地。
形势政策课是对“两课”教学的有效补充,是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是一门了解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解决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和政策的课程,为搞好形势政策课教学。学校选派精干的教师和校领导上课,先后开设“中国正在崛起”、“构建和谐社会”、“中日关系”、“台海局势”、“街头革命”、“新农村建设”等专题讲座教学,体现了“新”与“活”、“快”与“精”的特点,学生喜闻乐见,兴趣广泛,形势政策课现场活跃,气氛热烈,为学生提供了很好的“时事快餐”。
廉洁修身课是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进一步延伸,通过警人示语、发人深省的案例,告知大学生时刻牢记宗旨,做修身养性的道德模范。
在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和“两课”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学生对“两课”教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对“两课”教学的满意度达到90%以上,“两课”教学有效地发挥了主课堂、主阵地、主渠道、主旋律的作用。
(二)充实内涵,丰富载体,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学校在长期的建设发展中,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校园文化,并以其浓郁的学术氛围、高雅的艺术情趣、严谨的教风学风、多姿多彩的校园文化,营造出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良好文化氛围。
1.以“三风”建设为核心,努力形成良好的校风、教风和学风。
2.以“三个校园建设”即文明校园、书香校园、和谐校园为建设目标,形成良好的育人氛围。
3.以科技文化艺术节为载体,不断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师生在文化艺术节的广阔舞台上,传承文化,创新科技,诠释艺术,演绎才能。学生在舞台靓丽,青春在赛场闪光,欢歌笑语在操场飘荡。正是由于几年艺术文化节的锻炼,一批又一批学有所长、学有所成的学生脱颖而出,在全省高校“百歌颂中华”合唱比赛中进入决赛,全国高职院校学生动漫大奖赛中获团体三等奖,在全省高职院校学生英语口语大赛中获三等奖。
4.以升旗教育为特色,强化理想信念教育。一月一次的升旗活动,内容有升旗仪式、学生国旗下演讲、校领导讲话等。主题活动月活动有爱国主义、理想信念主题报告会和活动动员会,也是一条学生自我教育的途径。升旗已经成为综合大型的思想教育活动,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起到画龙点睛、升华主题的作用。主题鲜明,形式系列,长期坚持,效果良好。
(三)以人为本,真情沟通,扎实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针对近年来大学生心理问题导致突发事故屡屡发生,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对此学校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一是成立机构,配备人员,建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挂靠学生工作处),明确专职人员,提供办公场所,积极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二是把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三是周密安排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四是完善机制,建立“四位一体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即学院有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系部有心理健康小组,班级有心理信息负责人,宿舍有心理健康信息员。一旦发现学生有心理行为异常现象,及时反馈,采取措施,最大限度的避免突发事件发生。
(四)服务社会,锻炼才干,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社会实践活动是促进大学生素质全面发展、引导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举措。学院以“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为宗旨,以稳定的实践基地为依托,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深入基层,了解民情、社情,服务社会,广泛开展支农、企业实践、文艺演出、社会调查、红色之旅、专业实践、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等社会实践活动。学院的社会实践活动受到媒体、组织者、社会的好评,学生志愿者服务全国民族运动会受到组委会嘉奖、学院还被确立为第十一届亚运会志愿者培训基地等。
(五)关爱学生,排忧解困,全力做好困难学生的助学和大学生的就业工作
一是成立学生助学管理中心,全面负责困难学生的资助工作。二是全力做好国家助学贷款工作。三是开辟“绿色通道”,为新生报到时家庭困难的学生提供便捷途径。四是成立就业指导中心,全方位、全过程指导和帮助学生创业和就业。
四、多方保障,夯实基础,加强德育工作基本条件建设
学校在经费困难的条件下仍首先保证德育教育基础建设经费每年近100万元,两课建设专项经费每年近30万元,勤工助学经费每年近60万元,使德育教育的开展有了物质上的保证。
经过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全校上下基本上形成了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的氛围,德育教育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大学生就业率逐年上升,2009年达到近97%。但与新形势对高校大学生的素质和能力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这就更要求我们更加奋发图强,为培养社会需要的合格技能型人才,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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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Discussion of Students’ Moral Education of Voc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New Situation
WANG Sheng-li1,ZHANG Wei2
(1.Guangdo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Guangzhou 510000,China;
2.Luoding Radio and Television University, Luoding 527200,China)
Key words: moral education; voc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new situation(责任编辑/ 陈鹤)
作者：王胜利 张 伟
课改局面开创管理论文 篇2：
北魏财计组织沿革考
【摘要】北魏作为我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少数民族政权，享国超过200年，在接近一个世纪的时期内保持北方的统一。纵观北魏历史，民族融合是贯穿其中的主旋律。但是历史是反复而曲折的，以孝文帝改革为节点，北魏财计组织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孝文帝改革之前的北魏财计组织，略显粗糙，仍未完全脱部落成色，官制驳杂、紊乱，因人设事和交叉管理现象层出不穷。然而，正因为北魏财计草创期很长，积累的创造力也非常之强大。相比于南朝沿用魏晋制度，孝文帝改革不仅遵从汉制，更根据国情大胆创新。孝文帝改革后的财计组织度支尚书及下属六曹是北魏创举，为南朝所无，且为后世沿用。北魏财计组织的创新，是我国少数民族会计史上一个重要阶段，结出了非凡成果。
【关键词】民族融合;北魏;财计组织;改革
北魏，又称拓跋魏、元魏，是由鲜卑族建立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北魏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可以说是第一个统一北方并且立足定鼎的非汉族政权。从公元386年复国并改国号为“魏”，到公元534年分裂为东、西魏，享国共计148年。从公元439年灭北凉统一北方算起，共有95年的时间雄踞中原，并与汉族政權呈南北对峙之势。拓跋氏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占据北方黄河流域并确保中原地区的统一，国祚超过208年。由西魏演化而成的宇文氏北周再次统一北方，北周关陇贵族杨氏取代宇文氏，灭亡南朝，一匡海内，建立隋朝。继起的李唐同样出身于关陇贵族，是我国历史上盛世帝国的代表。无论是宇文周、杨隋还是李唐，都与北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完全可以认为北魏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作用，从前所未有的大分裂重新走向大一统的重要阶段，甚至比南朝汉族政权（宋、齐、梁、陈）更加稳定。毫无疑问，北魏官厅财计组织的沿革与影响，是我国少数民族会计史上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对北周、隋朝、唐朝的官厅会计乃至唐宋变革后的财税制度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
一、北魏政府组织、制度概述
纵观北魏历史，民族融合是贯穿其中的主旋律。但是，鲜卑族的汉化和北魏的民族融合并非一帆风顺。早在拓跋力微晚年，其崇尚中原文化的儿子拓跋沙漠汗就因过于汉化被诸部大人合谋残害而死。辅佐拓跋珪的汉臣崔浩也因为民族矛盾被处死，孝文帝改革更是遭到了守旧派的联合抵制，为此，孝文帝甚至赐死了自己的太子。最终，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北魏主动接受了华夏中心论，并以是否与华夏民族同源同种、是否曾经侵犯过华夏民族作为统治是否合法的标准，具有极强的民族融合尤其是文化融合的色彩。民族融合过程虽然曲折，但最终还是实现了。隋唐以后，鲜卑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不再作为政治实体和民族实体存在。北魏的组织与制度，以孝文帝改革为节点，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1.孝文帝改革以前。与大多数少数民族政权相似，北魏也实行了长时间的胡汉分治体制。北魏前期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奴隶制特色，特别是在统一北方以前，持续将战争中掳掠的人口没为奴婢，赏赐给诸王贵族和有战功者，作为部落贵族的私人财产。赋税方面，每户每年要缴纳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外加地方征收的调外之费帛一匹二丈，且任意增加临时征调。当时官吏没有正式的俸禄，贪污贿赂盛行。同时，官制较为混乱，内外官并存，职责不清晰，经常出现交叉管理现象。
2.孝文帝改革以后。孝文帝禁北语、禁胡服、改姓氏，文教习俗逐步汉化，此外孝文帝对财计也进行了改革。太和八年（公元484年）颁布俸禄制，规定地方守宰可以按官职高低给予一定数量的俸田，所授公田不准买卖，离职时移交下任，俸禄以外贪赃满一匹绢布者处死。同时在均田制、租调制、三长制的基础上，改革官制，确立了三省制，并以度支尚书作为国家财计组织的核心。
毫无疑问，北魏财计组织的沿革，以孝文帝改革为节点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下文将分别予以叙述。
二、北魏财计组织的沿革
1.代国及北魏初期的财计组织。代国建国之初，乃至北魏复国之初，仍然延续着典型的游牧民族部族联盟之统治方式，辖内各部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依然停留在征战和游牧合二为一的内亚部族体制，各部族乃至代国或北魏大体上是一种较为原始的管理结构。考虑当时鲜卑族的经济发展阶段，辖内各部族很可能尚未设置专门的财计组织，也没有专职财计人员，仅有较为原始的统计和管理财物的人员。此时的鲜卑族“官厅会计”，更像是游牧民族的战利品分配机构。
随着北魏力克强敌，国力日益提升，其逐渐成为北方最强大的政权，游牧民族原始、简易的政府机构设置以及各部族各自为政、较为分散的权力分配结构已经无法适应北魏的新局面。以国家整体统筹而非部族自行其是为前提，设置相对完整的政府机构并使其高效运行，已成为北魏统治者的首要任务。皇始元年（公元396年），北魏“始建曹省，备置百官，封拜五等，外职则刺史、太守、令长巳下有未备者，随而置之”[1]。天兴元年（公元398年），拓跋珪“诏吏部郎邓渊典官制，立爵品”[1]。由于征服的领土越来越多，管制疆域的持续扩大、国家建制的逐步完善，所需要筹措的钱粮数量也越来越大。除治理国家所必要的费用之外，发动扩张战争所需要的军费、军粮更是北魏人民肩负的重担。虽然北魏境内连年丰收，但是战争的消耗更大，财政依然紧张。《魏书》记载“是时戎车不息，虽频有年，犹未足以久赡矣[1]。”因此，北魏政权迫切地需要增设相应的财计组织、设置相应的财计制度，对地方治理的财计事务进行管理、军需营建的费用度支进行统筹。出于上述需要，北魏的财计组织启动了中原化进程。毫不夸张地说，北魏大举扩张时期的财计组织具有较显著的战时经济特征。比如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十二月“置八部大夫、散骑常侍、待诏管官”[1]。以八部大夫督课耕种，解决军队给养问题。具体做法是迁移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到平城附近，计口授田，对空地、荒地进行开垦。八部大夫监临劝课，率领鲜卑拓跋氏原属八个部落的军队分别督责徙户耕种，用收获的谷物充作军粮。
2.孝文帝改革前北魏尚书制度与财计组织的沿革。自汉代设立尚书台分置内外朝以来，尚书制度成为封建帝国一直沿用的政治体制。从汉代尚书令到晋代的录尚书事、尚书仆射，尚书职务的设置和职权的分配代有异同，最终发展到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北魏尚书制度是重要的过渡期，承接魏晋尚书作为宰辅的功能，并发展了东汉以来的尚书分曹理事的職权结构。尤其是孝文帝改革之后，将尚书分部别职作为定制，“北齐承之，遂为隋唐尚书制度之主要渊源”[2]。北魏的财计组织，也围绕着尚书制度的变迁而沿革，因某些分曹尚书的存废而变化。要搞清楚北魏财计组织，就要先搞清楚北魏尚书制度，纲举方能目张。本部分主要介绍孝文帝改革前北魏尚书制度与财计组织的沿革。
（1）内外官制度与初期尚书制度。前文已述，北魏立国之初，采取部落大人制和华夏班爵制并存的胡汉分治体制，有杂糅失范之嫌。其政治体制此时仍以游牧部族体制占据主导地位，体现为诸部大人分南北，朝廷官员分内外，自然形成了内外朝体制。登国元年（公元386年），拓跋珪“置都统长，又置幢将及外朝大人官。其都统长领殿内之兵，直王宫;幢将员六人，主三郎卫士直宿禁中者自侍中巳下中散已上皆统之，外朝大人无常员，主受诏命外使，出入禁中，国有大丧大礼皆与参知，随所典焉”[1]。可见，其已明确区分内外朝。
有关孝文帝改革前北魏财计组织的内容，《魏书》载之甚略。但众所周知，北魏立国伊始就依照魏晋官制设立了所谓尚书三十六曹的机构，诸尚书分曹理事。因此，与财计相关的尚书诸曹，便成了孝文帝改革前北魏政权最主要的财计组织。根据严耕望先生的研究，在孝文帝改革以前，北魏尚书制度经历了三个阶段：1太祖道武帝拓跋珪皇始元年至太宗明元帝拓跋嗣初，是为创始期。2太宗明元帝拓跋嗣初至世祖太武帝拓跋焘初，是为中废期。3世祖太武帝拓跋焘至孝文帝改革以前，是为重建及发展期[2]。这三个阶段，与北魏政权在孝文帝改革以前民族融合的程度相表里，具有鲜明的少数民族政权汉化过程诸特征，即杂糅和反复。
皇始二年（公元397年），拓跋珪任命崔逞“为尚书，任以政事，隶三十六曹，别给吏属，居门下者”[1]。这是有关北魏设置尚书三十六曹最早的记载。次年，崔玄伯受命“通署三十六曹，如令仆统事”[1]。天兴二年（公元399年），又“分尚书三十六曹及诸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大夫主之。大夫各有属官，其有文簿，当曹敷奏，欲以省弹驳之烦”[1]。可能是三百六十曹过于驳杂，不便行政，天兴四年（公元401年），“复尚书三十六曹，曹置代人令史一人，译令史一人，书令史二人”[1]。到了天赐二年（公元405年），又“复罢尚书三十六曹，别置武归、修勤二职。武归比郎中，修勤比令史，分主省务”[1]。公元409年拓跋珪遇弑，在拓跋嗣十余年的统治时期，由于太宗冲龄践极，以诸部大人为代表的反汉化势力掌权，“恢复皇始以前之旧制以八部大人制六部大人制代替尚书省执行政务”。正如严耕望[2]先生所言：“华化为君主所欣乐，而为部酋所嫉惮，非雄才大略治军不能御其臣以就己意也。”民族融合在这一阶段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倒退。陈琳国先生也指出，拓跋珪晚年及拓跋嗣统治时期，尚书分曹并没有坚持下去。这一时期尚书三十六曹的频繁存废说明当时北魏体制并不稳定，选择何种体制，取决于汉化势力和守旧势力何者占上风，这是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2）孝文帝改革前北魏的财计组织。这段时期，北魏前后出现过殿中尚书、驾部尚书、牧曹尚书、太仓尚书、库部尚书等与财计职能相关的尚书分曹，其中以由拓跋王庭总管的中部大人演变而来的殿中尚书最为重要，“他部职掌之余皆归之殿中，不能细考”[2]。在太武帝拓跋焘时，出现了殿中尚书财计职能的明确记载，《南齐书》言：“佛狸置三公、太宰、尚书令、仆射、侍中，与太子共决国事。殿中尚书知殿内兵马仓库，乐部尚书知伎乐及角史伍伯，驾部尚书知牛马驴骡，南部尚书知南边州郡，北部尚书知北边州郡”[3]。这说明此时殿中尚书的职掌包括管理“殿内兵马仓库”，也就是宫廷内的军械仓库，充分体现了殿中尚书天子近臣的属性。
此时的北魏财计组织，有明显的游牧经济色彩。比如北魏兴安二年（公元453年），“置驾部尚书、右士尚书”[1]。驾部尚书“知牛马驴骡”，主要掌管皇家的牛马驴骡等大型家畜，并对皇室成员出行所需的舆马、车驾进行保管和维护。但是在此之前，就已经出现了驾部尚书的记载，太武帝时期，有数人担任过驾部尚书。道武帝拓跋珪天赐三年（公元406年）， “置散骑郎、猎郎、诸省令史、省事、典签等”[1]。猎郎、游郎隶属游猎曹，参与管理皇家牲口，很可能在这个时候，就已经设置过驾部尚书或类似职位。除去驾部尚书，北魏亦曾设立过牧曹尚书，掌管牧场及牲畜。孝文帝改革后，农耕经济取代游牧经济的主导地位，牧曹尚书被废除。
魏晋以来，仓储管理归司农职掌。大司农身为九卿之一，需要征缴以农作物为主要形式的实物税，并加以贮藏。太武帝拓跋焘太延五年（公元439年）指斥北凉沮渠牧犍十二条罪状中的第二条是“民籍地图，不登公府，任土作贡，不入司农”。这或许说明当时周边各政权向北魏朝贡的礼品也由司农保管，但只有这一条证据，有可能只是檄文行文的需要，不具有现实意义。北魏设有太仓尚书，孝文帝改革以前，太仓尚书掌管平城太仓，负责粟米的收支和征调。疑北魏除太仓外，司农亦别有仓（如常平仓），京师仓储归太仓尚书掌管，州县仓储归司农，可以一窥孝文帝改革前分曹职掌之驳杂、混乱，此处存疑，留待新发现史料求证。除了大司农和太仓尚书管理的粮仓，北魏尚有内外库，太武帝拓跋焘时曾设库部尚书，库部尚书职掌外库，内藏曹和少府管理的则是皇室专用的御库，多以宦官充任，是明显的内官。
《魏书·费于传》记载，费于曾“迁商贾部二曹令”[1]。这一条记载值得注意，因为没有其他与商贾部有关的文献资料，不清楚商贾部二曹隶属为何，是否有过专设的商贾尚书。对此，笔者提出如下猜想：北魏在孝文帝改革以前，官员没有俸禄，官员要维持开销往往靠“取之于民”，收取贿赂。如太武帝时期，公孙轨赴任上党（今山西长治北），“其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百辆，载物而南”。公孙轨年轻时尚有廉洁之名，足见风气如何。很多官员在受贿索贿之外，还兼职经商，以至于诸王甚至太子都当起了商人。因此，内府之中可能也有为皇室经商的所谓“皇商”，商贾部二曹就是管理他们的机构。而《魏书·费于传》记载费于升迁的原因是“以宿卫之勤”，可见费于亦是天子近臣，做过宫廷侍卫，可为旁证。
（3）孝文帝改革前北魏财计组织的特点。孝文帝改革前北魏的财计组织具有很强的内亚民族特性。随着北魏征服区域的扩大，负责管理南部（平城以南）诸郡县的南部尚书（从南部大人演变而来）在国家财计事务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但是有关南部尚书辖内（主要为汉族生活区）租调、赋税的记载却极其简略，对后世研究者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总结起来，一方面，保留了游牧经济中原始財计组织的功能，并吸收中原王朝制度，对其分曹设事，设立各类杂制尚书，如殿中尚书、驾部尚书、牧曹尚书、太仓尚书、库部尚书以及内藏曹、商贾部等。另一方面，沿用汉魏官制，分立司农、少府等财计部门。从上述史料不难看出，孝文帝改革以前，北魏有很明显的内外朝分立现象，各曹尚书时存时废，没有定制。这说明北魏在孝文帝改革以前，崇尚武功，不重视文治，再加上皇权、诸部大人及汉族士人之间的矛盾与制衡，时而汉化势力占据上风，时而守旧势力占据上风。在两方面势力的斗争中，机构设置混乱、无序，财计组织驳杂、失范，存在机构冗余、权力交叉等现象。总而言之，这是民族融合初期的必然现象，而北魏初期君主也顺应征服领土的制度传统，做了适当创新，但这种创新相对孝文改革仍显杂糅、原始。到了孝文帝即位时，距离北魏一统北方已经过去了三十余年，迫切需要整顿组织、变革制度，以适应新形势。因此，孝文帝改革不仅出于孝文帝个人的抱负和施为，更是时代的必然。
3.孝文帝改革后北魏的财计组织。前文已述，孝文帝力行改制，本部分主要阐述孝文帝改革对北魏财计组织的影响。
（1）三省制确立和内外官合并。孝文帝改革在组织架构方面最明显的方向就是废除内外官系统，裁撤某些内朝机构，将其他内朝机构的功能并入外朝机构，实现内官出外、与外官合二为一的目的，并且确立了三省制。孝文帝以尚书、门下、中书三省作为最高政务机构。尚书省以尚书令、尚书仆射为主官，下设吏部、殿中、祠部、五兵、都官、度支六尚书，合称八座。三省六部制为后世所沿用，是隋唐大一统的核心组织架构。六部尚书在尚书令和尚书仆射的领导下根据职能分曹办公，职权甚重，施政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继北魏而起的北齐也深受其影响，可以说三省制的确立是北魏和北齐政治制度的重要特点。在财计组织方面也是如此。在叙述财计组织方面的改革之前，先要讨论孝文帝为何如此。
中国古代帝王自上而下的机构改革，往往都是强化内朝权力、削弱外朝权力，以达到君主集权的目的。为何孝文帝反其道而行之？恰恰是由于北魏政权的少数民族特性（体现为内亚特性）。由汉魏内外朝制度可知，往往内朝是皇帝个人的办事机构，外朝才是政府行政。但是北魏的内朝，尤其是内朝财计组织，基本功能都是打理皇家财产，为皇家放牧（牧曹尚书）、保养皇家车驾（驾部尚书）、管理“皇商”（商贾部二曹），与汉族政权的内外朝有很大区别。这是因为，在孝文帝改革以前北魏仍然采取胡汉分治体制，君主对于汉族人民来说是皇帝，对于鲜卑旧部来说是单于或可汗。对于草原少数民族来说，首领并非独裁君主，而是部落共同体的领袖，在诸部大人辅佐下共同管理整个部族。因此北魏皇帝仍然保留着部酋而且是最大部酋之身份，战争获胜之后，分配战利品时会得到最多的一份，需要由内库进行存储、内朝财计组织进行管理。虽然学者多使用内外朝这一概念来描述北魏前期的制度设置，但比起汉族政权的内外朝，孝文帝改革前的内朝其实更接近清朝的内务府。孝文帝废除内外官系统，将内朝并入外朝，此举不仅意味着政治重心从草原转向中原、经济重心从游牧转向农耕，还意味着北魏统治阶级身份的转变，从部落征服者转变为国家统治者，君主从草原单于彻底转变为中原皇帝，这是我国民族融合史上的大事件。因此，孝文帝改革在北魏财计组织方面的体现，就是降低皇家财计组织的地位，提升国家财计组织的地位，使皇家财计服从国家财计大局。这不仅是中国古代财政、会计史上的重大创新，也是民族融合的重要标志。
最先受到这种趋势影响的就是大司农和太仓尚书。在均田制和租调制推行之后，大司农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强化。在孝文帝改革之后，北魏官吏有了合法的俸禄，同时对贪墨行为严厉打击，司农还需要承担发放京官薪俸的职能。太和十五年，北魏设立太仓少卿，取代原有太仓尚书的职位。按照太和中期的官职，大司农为第二品上，少卿均为第三品上，太仓少卿位列大司农之下，应为司农专职承担仓储管理的高级官员。也就是说，原有司农与太仓并行之体制，变为太仓隶属司农。显然，新体制更加合理。
孝文帝遵从汉化，设立太仆，取代驾部与牧曹两尚书，负责车驾、马匹管理。下设典牧署，掌管牧马。虽然太仆仍有游牧经济色彩，仍要承担皇家出行工作，并且维护銮驾、喂养御马，但是与孝文帝改革前相比的不同之处在于，此时已经完成了内外朝合并。改革之前，皇家车马属于皇帝私产，由内官管理;改革之后，銮驾御马属于国家制度的一部分，由外官（政府）管理，为皇家服务。两种做法从实际效果来看没什么区别，但其性质完全不同。
太和十六年官制当中，少府与大司农、太仆并列六卿，库部尚书撤销。太和末年对官制进行了再一次调整，此次调整尚未实行孝文帝就已去世，孝文帝之子宣武帝“班行之，以为永制”。北魏官制就此确定下来，持续到北魏灭亡。在此次调整之中，完全吸收了汉族政权的官制，设立九卿，均为第三品。大司农和太仆依旧保留，少府为太府所取代，九卿均有少卿作副手。胡太后当政时期的太府范绍“量功节用，甄烦就简，凡有赐给，千匹以上，皆别覆奏，然后出之”。这说明太府职掌绢帛库存。此外，“州郡赃赎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足为多”。这段记载足以表明，没收的赃款以及某些犯罪的罚款，也都进入太府。比起之前由少府管理的皇家私库，孝文帝改革后的太府明显管理的是国家公库。
上述行为表明，在库藏、畜产方面，孝文帝改革实现了内外朝合并，标志着北魏政权的民族融合进入新的阶段，基本吸收了中原王朝制度，并对其加以修补。
（2）度支尚书的设立。除去上述财计组织的内外官合并之外，孝文帝改革有关财计组织最大的变化是设立了度支尚书。度支尚书一职，曹魏已设，两晋、南朝沿用，十六国中某些少数民族政权也设立过这一职务，但是北魏初期不见记载。随着均田制、三长制、租调制的推行，北魏赋税来源和比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财计任务加重，需要设立专门的度支机构，度支尚书应运而生。《魏书·崔亮传》记载：“（崔亮）迁度支尚书，领御史中尉。自迁都之后，经略四方，又营洛邑，费用甚广。亮在度支，别立条格，岁省亿计。又议修汴蔡二渠，以通边运，公私赖焉”。这说明度支尚书是财计工作的核心，承担了“典财计”的重任。孝文帝改革之后，度支尚书之下分曹状况如何，《魏书》阙载，但北齐度支的分曹状况则有明文记载：北齐度支尚书下辖度支、仓部、左民（后为避唐太宗讳改民为户，右民同）、右民、金部、库部六曹。北齐的职官设置，依循北魏，可以倒推孝文帝改革之后北魏度支尚书同样下辖六曹。根据严耕望先生的记载，六曹职官《魏书》基本都有出现。孝文帝改革之后，以度支尚书为核心，北魏财计组织的基本结构如下图所示：
有关北魏六曹职掌，史传多有缺失，仅提到某人担任过某职务，具体分管却未曾提及。较可考的是金部，负责账册简牍的保管。而左民、右民二曹，由后世改民为户，设立户部，也可略窥一二。北魏初期，曾有左民尚书，兼有部分中央财计职能，孝文改革后职责简化为专司户籍管理，为度支六曹之一。度支尚书虽在曹魏时期出现，但将其作为核心的财计组织设置六曹，分曹理事的制度设计，却是不折不扣的创新。这说明孝文帝改革不是简单的完全汉化，更有对各朝政治体制的总结和思考，体现了孝文帝的历史眼光。度支及下辖六曹的设立，标志着北魏财计组织从机构冗杂、权责混淆的探索期走向了集中管理、专职负责的成熟期，也是孝文帝改革的一大成果。在度支六曹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户部，直到清末，都是中央财计的核心组织，清末新官职改革裁撤户部之后，又恢复了度支部的称谓。足以见得设立度支尚书这一孝文帝改革的重要成果经得起历史考验，具有历史意义，是民族融合推动政治体制创新的明证。
4.北魏审计组织的沿革。孝文帝改革之前侍御史除监察外，也参与财计管理。太武帝拓跋焘时赵黑“迁侍御，典监藏”。这说明北魏前期，监察和审计不分，审计是作为监察工作的一部分而存在的。据张嘉兴、张涛国所言：“太和改制后，北魏尚书曹形成吏部、殿中、仪曹、七兵、都官和度支尚书格局。都官尚书掌‘军事刑狱’，下设都官郎中、两千石郎中、左士郎中、右士郎中、比部郎中和水部郎中。”比部最早出现于曹魏，为尚书列曹之一，职掌稽核簿籍，属于专门的审计组织，两晋与南朝都沿用这--制度。北魏初年不设，至孝文帝改革方设，而且隶属于职掌“刑狱”（司法）的都官尚书，负责“勾检”，即稽核。这说明当时审计依旧从属于监察。不过比部不属于度支，又恰好避免了度支自编自审的问题，与现代审计理念相吻合。比部的出现，说明北魏的财计组织走上了正轨，有了相对独立的审计机构。此外，北魏比部勾检职责的出现，又为西魏创新“朱出墨入”勾检法提供了先决条件。唐朝以勾检制度为前提的比部独立审计，可以说发端于北魏。
5.孝文帝改革前后北魏财计组织的对比。前文已述，北魏的财计组织经历了部落联盟时期、立国初期和孝文帝改革后三个阶段，有着明显的经济制度特征和民族融合特征。孝文帝改革前，北魏的财计组织有很强的游牧经济特征，比如除商贾二曹之外所有跟财计有关的组织都涉及畜马放牧。随着北魏不断深入中原，与汉族融合程度加深，在设立组织机构时向中原王朝靠拢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其进行创新。孝文帝改革以前，與财计有关的各曹尚书时存时废，没有定制，机构设置混乱、无序，财计组织驳杂、失范，存在机构冗余、权力交叉等现象，显然不利于帝国的运转和发展。孝文帝改革之后，明确了各曹职掌，设立了核心财计官员度支尚书，从此北魏财计组织走向集中管理、专职负责，并对隋唐及后世的的财计组织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创新。在审计组织方面，北魏前期监察与审计不分，侍御史的工作范围也包括财计方面的纠正参劾，孝文帝改革之后，设立了专门的审计机构，以比部郎中主勾检。北魏初期和孝文帝改革之后的财计组织对比如下表所示：
三、结论
公元386年，北魏复国之时，东晋尚统一南方。至公元439年北魏统一北方之时，统治南方者已是刘宋。至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南朝已是萧梁。与东晋一度并存，先后与刘宋、萧齐、萧梁三个政权对峙。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其财计组织与制度虽然最终汉化，与南朝汉族政权仍存有一些区别，且其汉化过程及对后世的影响，有必要略作总结。与南朝财计组织相比，北魏财计组织主要有两大特点：
1.草创期时间较长，有一定内亚游牧民族特色。从北魏复国到孝文帝改革，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北魏无论是财计组织还是财计制度，都略显粗糙，仍未完全摆脱部落文化的影响。从组织上，分内外朝，皇家作为部酋，依然掌握大量私产，且有不少如驾部、牧曹等具有游牧经济色彩的机构;官制驳杂、紊乱，因人设事和交叉管理现象层出不穷。从制度上，官员没有俸禄，只能“取之于民”，显然是游牧民族剽掠习性的体现;再加上统一北方较为顺利，对宗主等地方豪强也只能加以妥协。
2.勇于学习汉族政权先进经验，改革成果具有极强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正因为北魏财计草创期很长，积累的能量也非常大，相比于南朝沿用魏晋制度，孝文帝改革不仅遵从汉制，更根据国情大胆创新。开拓进取的拓跋君主重用代表了先进制度思想的汉族大臣，既传承了汉文明的精华，又不为汉制中的保守文化及保守势力所阻挠，这是不同民族和文化在互动中融合、创新的直接原因[5]。无论是核心组织架构三省制及度支尚书下属六曹，还是核心财计制度均田制、租调制、三长制，都是北魏创举，为南朝所无，且为后世沿用。唐遵后魏，加以调整，开创了大唐盛世，这一点是极为了不起的成就。
综上，北魏财计虽经过近百年的蒙昧与草创，但是草原民族钦服汉化之后，创造力却未减弱，反而迸发出了极强的生命力。“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陈寅恪先生的这番话，虽是用来评论李唐，加诸北魏财计之上，也恰如其分。可以说，北魏财计组织的创新，是我国少数民族会计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结出了非凡成果。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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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修 莫磊
课改局面开创管理论文 篇3：
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与辅导员融合的优势探究
摘 要 思政教师和辅导员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思想教育工作的两支骨干力量。但由于长期的分制，导致前者理论深度有余而了解学生不足、后者强于事务管理而疏于理论功底。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教育理念，要求思政教师和辅导员这两支队伍深度融合，打造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新平台，以便实现对学生的有效管理。
关键词 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辅导员；融合
2016年12月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思政教师和辅导员是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思想教育工作的两支骨干力量。目前，很多高职院校将这两支队伍长期分制的状况，已经不能适应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教育理念，迫切需要整合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打造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新平台。
教育部2015年10月30日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征求意见稿）》中，对于辅导员的职责要求新增加了“综合运用教育教学、实践养成、文化熏陶、研究宣传等方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学生日常管理服务各个环节”。由此可见，“教学”将成为辅导员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规定中还强调“新聘任的青年专业教师，应该从事一定时间的辅导员、班主任工作，并与专业教师的职务（职称）评聘、相关考核挂钩”。对于高职院校思政专职教师的职业成长而言，入职后一段时间的辅导员、班主任工作经历应该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仅靠课堂教学的深度理论性，缺乏具体实践性和脱离对学生的深入了解是不可能有效地完成思政教育工作的。新时期、新阶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趋势要求两支队伍都要完成“双重身份”的转化，这也应是开创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的需要。新规定为高职院校辅导员和思政课教师两大骨干力量的融合建设提供了基础和依据。
一、两支队伍目前现状及存在问题
在我国，多数高职院校的思政课教师负责政治课的教学，思政课是公共基础课的一部分，思政教研室属于教学部门，其岗位设置、任务属性、职称评定都是教师系列。思政课教师由自己所在的学院或部门管理。辅导员队伍属于行政管理系列，由学校和院（系）双重领导，例行管理职能。在校级层面，两支队伍由不同的领导主管，或虽是同一领导主管，但职能分工明确。这种管理模式使思政课教师与辅导员这两者本来应是具有共同目标的“一路人”交流甚少，甚至成为没有交集的“陌路人”。貌似各司其职、分工明确、分離清晰、分家合理，但由于衔接不够、交流不畅，他们虽然目标一致，在育人工作中仍会产生很多问题。
一方面，思政课教师理论深度有余而了解学生不足。当前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学历程度大都在硕士及以上，他们学科分化很细，对某一领域的课题研究很深，由于职称评定的硬指标，他们往往热衷申请课题、撰写专著、发表论文。但与学生的接触大多来自课堂教学，对学生的了解来自学生的课堂发言或与个别学生的课下交流。他们也想多了解学生，与学生多交、广交、深交，但精力有限，繁重的教学和指标性的科研使他们有心无力，加之是走班制，和学生接触就更少。虽然思政课教学侧重于理论教育，但其专业特点决定了一旦脱离对学生的深入了解，便会导致理论脱离实际、课堂教学枯燥，从而使学生对思政课失去兴趣。
另一方面，辅导员强于事务管理而疏于理论功底。目前高职院校辅导员的来源专业范围比较广，囊括各学科。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辅导员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就会出现理论功底薄弱、教育缺乏说服力的问题。有一些辅导员，虽然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但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使他们脱离系统的理论学习太久，专业性逐渐薄弱。同时，辅导员的职业发展也出现了“瓶颈”，能在行政系列提拔的干部毕竟是少数，许多优秀的辅导员困于出口少、发展空间窄，影响高学历辅导员队伍的稳定和发展。
二、两支队伍融合势在必行
时代在变，学生在变，教育方式也应随之改变。很多情况下，学生不是不接受教育内容，不是不接受理论灌输，只是感觉“于我没用”“太遥远”“枯燥”“晦涩”“不知所云”，因为不喜欢而产生距离和疏远。如何运用学生喜欢的语言方式、授课方式、思维方式、交流方式、认知方式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是一线思政工作者探讨的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提到的“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做到既讲道理又办实事”才应当是工作的常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最难的是进头脑，只有解决个体的不同需要，思想教育要“对我有用”，才能真正做到进学生的头脑。
教师与管理者的思维认知会有不同，虽然他们面对的是同一个受众体。学生会向授课的教师告管理者的“状”，这个“状”有时是一种不满、不服，或是一种畏惧、一种发泄。因为学生觉得可以从授课教师那里学到理论知识，授课教师的解惑则能对其未来发展提供帮助。而辅导员等管理者于学生而言，更多的是约束和训导，似乎除了“管我”，没有其他作用。学生的评优、入党等利益获取还需要辅导员的认定，不能、不敢得罪。因此，学生干部会积极簇拥在辅导员左右，更多同学则敬而远之。当有真实的心理波动比如感到委屈、不公平，甚至敢怒不敢言的事情时，学生更愿意向自己信任的任课教师敞开心扉。
如果将思政课教师与辅导员两支队伍有机融合，则可有效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实现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教育理念。这里所谓“有机融合”，绝不是简单的物理混合，而是根据双方不同的工作内容，各自的工作既有所侧重又互相重叠。双方只是有部分交集，绝不是完全重叠。双方的工作力求从单一性向多样性转变，增强多功能、多渠道、多方位的思政教育功能。在管理中灌输“高深”的理论，在教学中注入“自身”的具体实际。在交往中完善教育，在教育中加深交往。这种有机融合，具有如下好处：
首先，可使教学“刚性”化。让理性认识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为客观世界服务，让理性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发挥作用。思政课学习重要的目的应当是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水平、用基本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就要求思政课教师把复杂理论通俗化、把具体理论实践化，降低理论的“精度”、提高理论的“维度”、拓展理论的“广度”。理论的可用性在于深入浅出，内化于心，指导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思政课教师兼任部分辅导员工作，可改变现在因为“走班”而与学生接触少，几乎没有与辅导员的行政管理沟通交流的现象。这样，思政教师会对学生的思想动态、个性品行、学习生活的真实状态、存在问题有更具体实际的把握。只有说到点子上的思政课才是有魅力有效用的思想教育，说到心里去的思政课才是进头脑的思想教育。思政课的“刚性”源于要有“真货”。
其次，可使管理“柔性”化。让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完成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升华。辅导员兼任少部分思想政治理论课，回归课堂的辅导员会“强迫”自己加强理论学习，厚植理论功底。现在的高职院校辅导员学历高，有能力讲授思政课，这也是资源共享和合理利用，发挥他们的另一个优势，使教育功能和自身发展得到双赢。在学生的日常生活中，辅导员是学生接触最直接、最深入了解他们、遇到问题解决最及时、有了困难帮助最彻底的“亲人”，辅导员对学生可谓心中有数、眼里有事、嘴里有情、耳里有声。所谓管理的“柔性”就是让辅导员走上思政课堂，在教学和科研中历练自己，在学生中树立一个崭新的形象，更加提升自己在学生中的认同感，增强思政教育的感染力和影响力。这样，有助于引导辅导员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变训导为疏导，变管理为说理，创造思想教育新格局。
要达到思政课教学的预期目的和育人效果，就要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多功能性，这就需要思政课教师和辅导员联袂打造思政工作新局面。这样，既可以扩大思政教育师资队伍，又可以提高思政教育师资队伍的综合素质，最大程度地发挥思政教育功能，更有助于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落到实处。思政教师、辅导员、学生之间沟通顺畅，有利于思政课教师有更多的实战经验、辅导员有更深的理论功底、学生有更宽的受益渠道，从而达到增强教育效果、彼此共同进步的效果，并最终形成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和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渠道的合力，建成高水平思想政治教育队伍。
三、两支队伍融合的途径
（一）制度保障是关键，激励机制是手段
《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征求意见稿）》提出：“把辅导员队伍建设作为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制定专门的辅导员评聘教师职务的具体条件，单列指标，单独评审。”同时要求“新聘任的青年专业教师，应该从事一定时间的辅导员、班主任工作，并与专业教师的职务（职称）评聘、相关考核挂钩”。据此，高职院校在制度设计时可将思政课教师与辅导员融合工作模式作为学校一项长期稳定的工作制度，用以保障两支队伍工作的稳定性，确保这项工作能够在常态化中平稳开展。同时，需要一个主管领导负责辅导员和思政课教师两支队伍的管理工作，统筹兼顾，以便打破现在部门不同、分管领导缺少统一协同的局面，从而实现“大思政”的顶层设计。
同时，将两支队伍的融合纳入对思政教师和辅导员的考核和评价机制，有质量督查、有数量监控、有考核杠杆。双方合作的工作经历和业绩与自身的发展需求紧密联系，直接纳入思政课教师和辅导员的职称评定、职务晋升、绩效考核、工资等级和奖惩机制。思政课教师和辅导员在符合自己价值追求和满足自身成长需要中工作，所有的主动性和創造力都会最大化，于工作有利，于自身有益。这不仅能够提高思政课教学和辅导员工作的整体水平，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全方位地开展育人工作。此外，在自愿的基础上，两支队伍的人员可以根据自身特点选择偏重的程度并互为可逆，这有助于人才流动和两支队伍的人员合理调配，使个人的特长得到发挥、职业倦怠得到缓解、队伍成长步入良性循环。
（二）相互兼容，资源共享
首先，思政课教师要与院（系）对接，介入院（系）辅导员的日常管理问题，其工作重点在于疏导学生的政治思想以及心理辅导工作。辅导员负责思政课教师日常管理工作的岗前培训，包括了解学生的总体状况、日常工作的具体内容、如何进行舆情监控，在了解学生守则、相关管理文件、法律条例的基础上定期交流、互通信息等。思政课教师要从辅导员助理做起，考察合格后方能独立上岗，辅导员在学生管理、政策把握的精准度等方面给专职思政课教师持续的帮助和指导。思政课教师此项工作成效归院（系）考核。以学生开展课余活动为例，如果有思政课教师的深度参与，可以大大提高活动的政治性，提升活动的政治理论高度，避免泛娱乐化和庸俗化。
其次，辅导员应参与《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的部分教学环节（如“实践课”等），可以从助教做起，根据讲课的情况，可逐步增加上讲台的次数。另外，可以让辅导员逐步成为一些课程（如《心理健康》《军事理论》等）讲课的主体。思政课教师负责为辅导员提供授课的岗前培训，包括教案的准备、上岗前的试讲以及进行一定学时的助课、定期的教研、教学期间的质量监控等等。在此基础上，择优上岗。思政课教师能在教学和科研上给辅导员帮助和指导。辅导员此项工作成效归思政教学部门考核。
以《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为例，这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一门课，是大一新生的公共必修课。这门课与学生的生活、学习、交往、思想状态、心理健康、人生规划等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学生进入大学的第一门思政课，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起到重要的作用，对加强学生的法治意识、社会责任意识的培养也极为重要。辅导员参与该课程的教学过程，可以使辅导员与思政课教师共同介入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之中，思政课教师有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第一手材料，而辅导员则有了理论学习并将理论应用于指导具体实践工作的机会，同时也拓宽了自己的发展路径。这样，思政课的教学和辅导员的管理都会提高水平和提升效果，真正做到理念思路、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的创新，从而达到增强工作时代感和实效性的效果。
让思想教育更“精细”、更体贴、更人文，才能实现思想教育“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的目标。辅导员和思政教师两支队伍的融合必然使二者联系紧密、相互熟悉，有助于交流、沟通、协同，也会使工作不留死角、反应及时、处理精准、事半功倍，更会使思想交流顺畅、人心舒畅。做到“线上”送养料保健康，“线下”助消化利吸收。课堂内的教学改革更多的是来自课堂外的文化沁润和实践励行。让思想教育“工艺”精细、全程明细、时效快捷，才能使思想教育能延展、能承重、能抗压，从而保证队伍朝气蓬勃、经久不衰。这样，才能为实现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提供必要的思想基础保障。
参 考 文 献
[1]习近平出席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http：//news.xinhuanet.com/2016-12/08/c_1120083340.html.
[2]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EB/OL].http：//www.gov.cn/xinwen/2017-02/27/content_5182502.html.
[3]教育部长陈宝生2017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报告[EB/OL].http：//www.china.com.cn/education/2017-02/07/content_40235474.html.
[4]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征求意见稿）[Z].教育部令[2006]24，2006-07-23.
[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Z].中发[2004]16号，2004-10-15.
[6]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意见[Z].教社政[2005]2号，2005-01-13.
作者：郭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