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的现代色彩意识

中国画的现代色彩意识（精选十篇）

中国画的现代色彩意识 篇1

关键词：民间色彩,“五色观”,现代艺术

中国民族有着几千年的悠久传承, 传统文化灿若明珠, 散发出耀眼的光芒。民间美术, 作为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数千年的传承中, 慢慢形成了独特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表现特征和艺术特性。作为其重要构成元素的色彩, 是民间寻求精神上情感表达的一种方式, 以不同的色彩表达特定的观念。民间色彩不只是具有欣赏功能的物质存在, 更是创作者与受众进行对话的一种文化语言, 体现了民众心理的深层需求, 代表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意识存在, 是民族心理情感和文化思想的综合载体 (1) 。

中国民族的民间色彩一直以含蓄、神秘吸引着众多艺术者的关注, 蕴涵着中国民族悠久的文明, 体现着中国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而正是这种深厚的基底, 是现代艺术设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和丰富营养, 极大地扩展了现代艺术的素材, 使其能以更为丰富的形式表现出来。特别是那些欲有所作为的艺术家、设计者都希望在极其有限的时间内, 将民间美术的研究和发扬光大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尤其是现在艺术设计中的平面设计师们在他们的作品中开始了对民间艺术在现代设计中的探索和研究, 试图在现代艺术设计中开辟出一条现代艺术设计和民间美术相融的设计之路, 用现代的手段演绎现代与传统的融合 (2) 。

那么, 中国民族传统的民间色彩跟现代艺术之间有无共同的桥梁, 本文将对此略作探讨。

一、中国民族传统的民间色彩的属性与特征

中国民间美术传统的色彩文化是以黄、青、赤、黑、白为正色的“五色观”为主流的, 而五色观也是由原始的“单色崇拜”逐渐发展到“五彩彰施”的。并且“五色观”与金、木、水、火、土的“五行说”相联系, 把五色、五行、五方、五德等自然的、宇宙的、伦理的、哲学的多种观念糅合在一起, 使感性的实用色彩渗入思辨的伦理生命, 形成别具特色的华夏色彩文化 (3) 。

以黑、白二色为基础加上黄、青、赤三原色所形成的“五色观”, 暗含古人所总结的“五行”“五方”“五味”“五音”……构成了相互联系、相互衍生、相生相克、变化多彩的客观世界。五色的色彩体系与图腾化神抵相合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中央黄色;与人格化神抵相合即东方青帝、西方白帝、南方赤帝、北方玄帝、中央皇帝。由此, 色彩化生出五方正色、五方间色, 有了高下等级的划分和特殊的象征意义, 有的颜色还有严格的使用禁忌 (参见表1) (4) 。

“五色观”历经两千多年时间一直被沿用下来, 对中国传统民间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 中国民众对五色赋予了特殊的情感和象征意味, 五色成为了一种象征性的符号一直沿用至今, 形成了民间色彩最典型的象征寓意性特征 (5) 。比如流传在老百姓中间的口头禅, “红红绿绿, 涂个吉利”, 作为一般的民间艺术口诀, 可以说是整个民间美术的色彩特征。又比如灶火脸谱, 是装饰性很强的符号形式, 红为忠、白为奸、黑为正、绿为草莽、蓝为妖邪、金银为神仙佛道等。再有, 中国民间色彩传统盛行以红色寓为吉祥、喜庆之意, 直到今天仍然沿用, 各种各样的喜事、节庆如婚嫁、春节等都喜欢用红纸、红布、红蛋、红鞋、红春联等等红色来装饰营造自己的喜悦之情。

二、民间色彩的现代特征

尽管中国民族的民间色彩“五色观”以传统的方式传承了数千年, 其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表现出强烈的现代特征。我国民族的木板年画、皮影、彩印花布、面具、剪纸、风筝、木偶、刺绣等等民间美术, 呈现出五彩缤纷的赋色体系和丰富的文化底蕴。民间色彩本身的现代化色彩倾向, 其主观性、装饰性、象征性等效果, 跟现代艺术的理念不谋而合, 为现代艺术设计提供了丰富的视觉语言。

首先, 民间色彩的主观选择性体现着充分的饱和度, 红、黄、蓝等这些单纯鲜亮的色彩表现出豁达爽朗的性格特点。“五色观”虽然只有五种原色的搭配, 却显得色彩斑斓, 瑰丽多姿。而五原色之间强烈的补色, 高纯度的色相对比原则, 也是民间色彩选择的主要倾向, 不同程度的色相对比可以满足人们对色相感的不同需求, 色相对比可以取得饱满的色彩视觉心理效果。

尽管如此, 民间色彩在表现夸张刺激、鲜艳夺目的效果的同时, 也非常注意色彩的和谐统一, 民间画诀云:“光有大红大绿不算好, 黄能托色少不了”“紫是骨头绿是筋, 配上红黄色更新”等, 肯定原色的运用, 色彩搭配表现出朦胧的补色感知, 表露出追求统一性的色彩意识。 (6)

其次, 民间色彩的装饰性色彩特征也非常明显。色彩的审美心理不是孤立的, 它必然受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的影响, 受到整个审美意识的制约。这就要求在色彩上单纯、明快、纯净, 具有装饰性 (7) 。民间美术的色彩首先是为了欣赏, 尤其是装饰年节的剪纸、年画、风筝等, 用色鲜艳浓丽、爽朗强烈, 突出喜庆吉祥的热闹气氛。这种装饰性特征还受到视觉规律、传统的文化观念、民俗观念的影响。

再次, 民间色彩有着象征性符号特征。所谓“象征”, 就是用以代表、体现、表示某种事物的一种物体或符号。中国民族的民间色彩在色彩的象征性上有着自己的传统, 成为一种观念性的阐释和象征性的比附。而不仅仅只是一种视觉的、感性的知觉形式。

民间色彩象征意义丰富, 民间匠师喜爱采用纯度高的色彩来表现自己的作品。艺人在自由构成色彩的过程中, 把握对比、均衡、变化同意规律。在古代, 色彩还被打伤了阶级烙印。朱门、红墙、青黄为宫廷显贵所独有的“禁色”。但是, 色彩在不同的第一产生不同的文化观, 不同的文化对色彩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有着较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例如黄色, 东方代表尊贵、雅致, 而西方基督教则认为它是耻辱的象征。白色在中国是一种惨淡的悲哀, 是殡丧的主色, 但在西方的婚俗中却崇尚白色, 如白色的婚纱, 象征了纯洁的爱情, 这种心理结果是不同的文化传统使然, 即色彩不仅仅表征自然物质的固有颜色, 而是具有民族精神诉求和审美程式的意味。

三、民间色彩与现代艺术的结合

现代艺术中, 设计视觉艺术、环境艺术、服装艺术等等多个专业领域, 色彩作为一种重要的表达情意的手段, 在现代艺术诸多构成要素中, 是使艺术产品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的最重要的元素之一。

古人由单色肯定发展到五彩并用, 形成了中国民间美术色彩的“五色观”, 它具有清新、质朴、强烈、奔放的色彩韵味, 却震撼着现代人饥渴的色彩心灵, 这也是现代设计界研究古老的“五色观”的重要因素 (8) 。

第一, 民间色彩的表征意义与文化功能是现代艺术创作的源泉。色彩的审美心理不是孤立的, 它必然受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的影响。正如前面的讨论所指出的, 中国传统的“五色观”与“五行说”等的结合, 体现了中国民间传统的审美观念。那么在现代艺术的设计中, 势必要先研究中国传统的民间色彩的表征意义与文化功能, 去理解中国民间传统的审美取向, 这样现代艺术所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更好的为大众所接受。第二, 民间色彩与现代设计共同具有装饰性、表征性以及简洁性的特征。“五色观”具有强烈的表现性和装饰性, 民间用色比较自由, 往往根据民间艺人自己认为的理想用色, 并且善于运用鲜色、单纯、明快的装饰色彩抓住人的注意力, 传达作品信息。民间色彩所具有的强烈、浓郁、质朴和真挚的特点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这种以最简练的方式给人以最强烈的视觉享受, 与现代设计对色彩的要求是一致的。

参考文献

[1]陈清.《试论民间美术与现代艺术设计》, 校园论坛, 2006年第6期

[2]刘庆庆.《民间美术色彩的表现特征及文化功能》, 许昌学院学报, 2007年第6期

[3]王飚.《论中国民族民间色彩与现代艺术的结合》, 理论月刊, 2006年第9期

[4]袁玲.《论中国传统民间色彩的特征》, 美与时代, 2005年第8期

中国画的现代色彩意识 篇2

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农村是关键。实践农村和谐社会最重要是农民现代素质的培育。没有农民现代素质就没有农村社会的现代化，更谈不上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的和谐秩

序。

一．农民现代法律意识在农村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评析

依法治国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而农民现代法律意识则是中国农村和谐社会建设对农民素质的内在要求。现代法律意识指的是以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制度为基础的法律价值观念体系，包括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公正意识、维权意识、程序意识、效率意识、道德自律意识、规则意识、敬法守法意识等。培育农民现代法律意识对中国农村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立法工作、法律实施及经济建设等颇具现实意义。

（一）农民法律意识与和谐社会的立法

法律意识在立法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正如黑格尔所说，“通过法律意识，也正是因为法律意识，立法者才„捕捉到时代精神‟，并将之反映到法律文件中。”（注：[俄]B·B·拉扎列夫：《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页。）农民法律意识在农村立法中的具体作用体现在二个方面：一方面，农民现代法律意识对已经制定的法律具有“评价”与“校正”功能。所谓对立法的评价是指社会主体依据一定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的评价标准对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社会生活实际的要求，是否具有正义性、可实现性、可操作性所作的主观价值判断。农民评价法律总要具有某种评价的尺度和标准，而评价标准的确立取决于农民自身法律意识水平。农民法律意识的立法评价功能直接关系到农民对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的态度和感情，直接关系到法律能否得到农民心理认同，从而影响到立法在农村实际生活中是否能够得到广大农民的一体遵循。此外，如果立法与绝大多数农民的法律意识相背离，不能得到八亿农民的广泛认同，就可能导致法律在农村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的扭曲变形乃至法律的废止。法律意识的这种对法律的扭曲、变形乃至法律的废止的功能，有的学者称之为法律意识对立法的“校正功能”。另一方面，农民现代法律意识是农村立法的重要补白。法律意识对立法具有“补白功能”是基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复杂性和变动不居使然，因为农村立法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缺，完全适应农村社会生活的需要。特别是在中国农村社会持续变迁的过程中，法律自身所具有的相对稳定性使它经常不能适应农村和谐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的要求，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这

些因素常常导致立法难以跟上农村和谐发展对法律的需求，出现某些法律调整的社会空白领域。而在这些无法调整或法律不完备、不健全的社会关系领域，法律意识往往能起到一种“拾遗补缺”的作用，即农民往往根据他们的法律意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调整他们之间的关系。因此，有学者把法律意识的这种功能称之为“准法律功能”或“补白功能”。

（二）农民法律意识与和谐社会的法律实施

在农村社会的法律实践过程中，农民的法律意识扮演着“双刃剑”的角色：对农村社会法律规范持认同、支持态度（坚定的法律信念）对农村法律的高效益实现以及全面推进农村和谐社会建设极具正面效应；与之相反，与现行农村法律相悖的法律意识（诸如法律信仰缺失及厌诉心理、权力依附心理等）却是农村法律实施的巨大障碍，是与农村和谐社会格

格不入的。

农民法律信仰的培育是农村和谐社会法制建设的最基本前提，农民法律信仰的缺乏，将会为滥权与专横提供广阔的空间；农村基层法律机关法律信仰的缺乏，则会使法律的公正与权威遭到无情的嘲笑。“法治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法律逐步获得并保持神圣性的过程。”（注：姚建宗：《信仰：法治的精神意蕴》，吉林大学社科学报，1997年第2期。）正如二千多年前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言：法治是良好的法律加国民普遍的服从，信仰法律是“普遍服从”的前提。柏拉图曾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法律的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注：《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在当今中国农村，国家法律、地方法规并不少，但由于种种原因，却使广大农民对法律知之甚少，农民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再加上部分法律对农民的确存在不公正之处，最后导致农民在无奈中对法律敬而远之……如此现状，何谈对法律的忠诚与信仰！而法律信仰又是和谐社会建设工程中的基本支撑力量。没有农民的法律信仰，根本谈不上农村和谐社会中法律实施效果。

（三）农民法律意识与和谐社会中的农村市场经济秩序

法律意识的价值取向和法律意识的内容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决定的。但是，法律意识能否正确反映社会经济结构的内在要求对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的正常运行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农民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意识，则农村社会经济建设就会比较顺利，得到高速发展；相反，如果农民的法律意识不能正确、全面反映社会经济结构的内在法权要求，或对社会经济基础的内在要求作了片面的、歪曲的反映，则农村经济的发展就可能困难重重，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可能被扭曲，发生变形或畸形现象。

事实证明，农民现代法律意识中的民商法律意识对农村市场经济的正常有序进行具有重要意义。根据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民商法律意识至少应当包含诉讼法律意识、契约

自由观念、主体平等观念、诚实信用观念、等价有偿观念、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观念等。只有国家和农民将这些法律意识和观念要素全面反映到民商法律制度和农民的民事行为之中，农村市场经济才能得到健康、有序、稳定的发展。否则，农村市场经济的运作和发展就会被扭曲和变形。如没有诉讼法律意识，农民在解决利益纠纷、维护自身权益时，就不能自觉运用法律，更谈不上培育“寻求法律救济”的法律心理；没有契约自由、主体平等、等价有偿的观念，就没有市场交换的公平正常的进行；没有诚实信用的观念，农村经济生活中就会出现强买强卖、欺行霸市、制假卖假、不履行合同等现象；没有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意识，农民就不可能在民事和商事活动中顾及他人和社会的利益，自觉承担民事活动和商事交往中的法律责

二、制约中国农民现代法律意识培育之因素分析

梁治平先生在论及中国法制现代化和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困难时，曾经分析道：“最根本的原因大概在于，中国当代法律基本制度源于西方，并不是土生土长的东西，而制度后面的那套思想观念、行为却是千百年来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有其深厚的根基，决不是一种政治或社会力量在短时间内可以改变或者清除的。尽管中国人引进西方法律制度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是透过他们的言行举止不难察觉，实际上存在着另外一套独特的行为准则”（注：梁治平：《新波斯人信札》，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6页。）。对此，笔者颇为赞同。与此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在农民法律意识现代化进程中，除了上述传统法律文化因素外，还有诸多社会文化因素极具障碍功能，具体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法外行政

在现实生活中，行政与农民的生活有着密切联系，从出生后的户籍登记开始，工商、税务、公安、司法、房管、村委会等等，伴随着农民的一生，它们依法运转是农民高质量生活的保证。行政法治之实现程度既是衡量一个国家秩序化的根本标志之一，亦是中国全面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表征。但在农村实际生活中，行政侵权、行政越权、行政失职等法外行政现象的普遍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周广立现象（四年内免费代理行政官司251件）从另一角度表明了农村行政违法行为的普遍性。无怪乎百姓感叹道，在基层，需要法制教育和法律知识的，不仅仅是我们，更主要的是政府官员！如此法外行政行为普遍存在，其对中国农村法治化进程推进之破坏力是显而易见的。

法治社会，必然是权力、权利相互尊重的社会。但目前在农村，几千年流传下来的行政文化中“官本位”之观念仍在一些基层行政人员头脑中根深蒂固，将行政视为对民众的一种绝对权威支配，无权力受限意识，法外行政行为屡见不鲜。根据徐显明先生著名的“权力权利守恒定律”（此消彼长，此长彼消），行政权扩一分，公民的权利便少一分。如何唤起农民对法律的信仰及对法的理性遵从，是中国农村和谐社会法治化之关键。法外行政的泛滥

（权力的无限性）必然导致民众追逐权力、迷信权力、崇拜权力；相反，若在权与法的较量中，权力不再是一匹放纵不羁的野马（法律成为控制它的缰绳），必然会使农民产生还是“法大”的质朴感觉，消除“法大还是权大”的困惑，对权力的迷恋就会被对法律的崇拜所

替代。

（二）普法畸形、执法粗暴、司法腐败

作为农家子弟，曾亲眼目瞩了那些父老乡亲是如何在无奈中对法律敬而远之的。

我曾多次见过县里、乡里组织的法制宣传，一辆大卡车停在村口，大喇叭对着村子高声吼叫着譬如抗税、漏税负什么责任，违反计划生育负什么责任，违反土地政策负什么责任，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甚至很多地方性规定，这些规定全部是凶巴巴的禁止性条款。而车上的人呢，早跑到村委会去吃狗肉、喝烧酒去了，时不时还传出些行酒令和划拳声。可以想象，农民能对这些断章取义、只见义务责任不见权利保护的“法律”感兴趣吗？再看看那些铁路公路沿线的标语吧：“谁失火，谁坐牢”、“计划生育也是法，违法要罚款”、“横穿铁路，轧死不赔”……如此这般变异的“普法运动”把法律完全丑化了！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屡禁不止的粗暴“执法”、违法执法则会让农民深感畏惧，甚至恐惧。催粮催款时，乡政府、派出所、地方打手“联合执法”；落实计划生育政策时，将超生妇女“五花大绑”，如果是“超生游击队”，则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将家俱全数充公、房屋推倒；农民未交“买地钱”，算成违章建房，乡政府租来推土机“行政强制执行”；去打工先交大笔钱“买”了暂住证、未婚证再说，去深圳的还要边防证，否则算成“三无人员”，被联防队员用绳子一捆，收容遣送了，等着家里拿钱来赎吧。然而，当他们被无故开除，被联防队员暴打，被黑心老板拖欠工资而不得不去进行被城市人讥之为的“跳楼秀”时，那些保护他们的法律——合同法、行政诉讼法、劳动法却形同虚设。这时，法律在农民权利保护的正义时空中却

“无故”缺席。

对于这样被异化的“恶法之治”，他们宁愿选择礼治。如果有一天，中国九亿农民不怕法律了，欢迎法律了，那么，我敢断言，真正的法治便为期不远了。到那时，农村才真正地步入了和谐社会。否则，我们仍将在“初级阶段”徘徊，甚至倒退。

（三）部分农民的畏法、厌诉心理

从传统视角来看，中国，特别是在广大中西部农村，社会有序化，多不依靠法律。平等社会主体之间的交往、争议的解决，依靠的是代代相传的乡规民约和宗法族规。诉讼作为一种法律赋予的以争取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活动，本可以构成民间冲突、官民冲突合理裁决的法律制度。但是在一般平民百姓看来，“对簿公堂”是违背“和为贵”之祖训的，正如《大宅门》中的二奶奶所言：“居家过日子，以息事宁人为好”，“一场官司十年仇”，“怨仇宜解

不宜结”，“退一步海阔天空”等等，这是传统国民以“曲则全”、“和为贵”、“不争”为处世哲学的真实写照。“中国人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他们对法律制订些什么规定不感兴趣，也不愿意站到法官的面前去。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他们不要求什么权利，要的是和睦相处与和谐。”（注：[法]加勒·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487页。）。

时至今日，中国农民之所以不愿诉诸法院，依然存在厌诉心理、“包青天”意识，除上述传统法律心理以及“有罪推定”的司法思维定势的消极影响之外，笔者认为更多的是当今中国农村法律运作的残酷现实使然：首先，农民没有能力支付使用法律武器的成本。农民出不起诉讼费、法医鉴定费、律师服务费。一场官司从一审到二审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农民耗不起时间，也耗不起住食宿费、交通费，甚至付不起举证材料的打印费。其次，农民没有能力克服自卑。农民相信党、相信政府、相信“包青天”，只有党和政府帮他打官司，他才敢打；只有“包青天”存在他才敢“民告官”。否则，农民是不会自信地走进法院，讨回公道的。再次，农民无力冲破“官官相护”的关系网，获得公正的判决。在我国的许多地方，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神通广大的人士多得很。官司打来打去，打得双方都不愿打的事例也多得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多数情况下唯有在无奈中选择委曲求全，接受强势者一手炮制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

需要澄清的是，虽然农民的畏法、厌诉心理亦是影响中国农村法治化进程、制约农村全面和谐建设的重要因素，但较之前面的二个方面，则是我们最不该责备的了。

三、转型时期对培育农民现代法律意识的几点思考

（一）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克服传统法律心理消极影响，培育农民现代法律意识的物质基础

我国农村法治社会的建构，说到底是按照现代法治社会的样式对传统社会的逐步改造。其中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确立和在实践中的显著成效，是法治社会形成与发展的最具基础性的强大动力源泉，是培养农民现代法律意识的物质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落后的生产力和封闭的生活方式是宗法等级意识、权利淡泊意识、畏法与厌诉心理等滋生的温床，同时亦是培养现代法律意识的巨大绊脚石，正如马克思当年在分析西欧大陆一些国家的发展状况时指出：“这些国家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他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苛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这充分说明了经济发展对培养公民现代法律意

识的重要性，没有高度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推毁小生产方式及传统法律心理对农民现代法律意识的消极影响，更不可期望社会正义制度化。

市场经济是自主性经济，主要靠市场主体拥有的、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自主活动，而不像计划经济那样，主要靠权力和被动的服从来活动。在自主性经济中，农民有自主权，他们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从而培养权利意识和自主精神；市场经济是平等性经济，市场主体都是平等的，平等交换、平等竞争，一切交易都要公平、自愿、等价、互惠才能成立，而不像计划经济体制下“国营”老大、“集体”老二，“先公后私”。这有利于培育农民的平等意识与习惯；市场经济是契约性经济，市场主体靠主体之间的契约联结在一起并进行活动。契约（合同）是在法律的范围内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平等、自愿订立的“法律”。正如马克思所说：“……通过交换和在交换中才产生实际关系，后来获得了契约这样的法的形式。”（注：《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6页。）“广大公民在合同的订立、履约和违约后通过法律程序解决的过程中，在与切身利益攸关的问题上，亲身体验着法治的优越，培养着法治的精神。”（注：公丕祥：《东方法律文化的历史逻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98页。）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市场经济在农村的充分发展必然为培育农民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规则意识、程序意识、契约精神等法治意识提供肥沃土壤。

（二）注重实践环节、讲究实效，充分发挥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对农民社会关系的调节功能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了以法律手段取缔风俗习惯的暴力性和政治风险性：“法律是制定的，而风俗则出于人们的感悟。风俗以人民„一般精神‟为渊源；法律则来自„特殊的制度‟。推翻„一般的精神‟和变更„特殊的制度‟是同样危险的，甚至是更为危险的。”，“要改变这些风俗习惯，就不应当用法律去改变。用法律去改变的话，便将显得过于横暴。那个强迫俄罗斯人把胡子和衣服剪短的法律、以及彼得大帝让进城的人把长袍剪短到膝盖上那种暴戾的做法，就是苛政。”（注：[法]孟德斯鸠：《论法和精神（上）》，商务印书馆196

1年版，第309—310页，第154页。）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于农村传统社会组织、结构以及社会关系等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严厉打击了农村原有民间组织。在反“封建”、破“四旧”名义下对各种传统观念和民间知识的全面清理，目的是想通过强制性改造运动把旧时的农民改选成新时代的公民，并以正式 的法律去取代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但事实上却证实了孟德斯鸠预言，乡规民约依旧以其合理性在农村社会顽强地生存着，同时亦验证了“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一黑格尔的至理名言。在农村社会“合理而不合法”的现象甚为普遍，这不能不再次引起立法者的深思！事实上，当法律抛开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试图强行介入农村时，国家的正式法律在农村社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地气”（根基）。因为为了使法律家喻户晓，常常需要习惯作为补充，毕竟立法者所用的概念要求借助习惯予以阐明。在一个文明与落后同在的国度，在广袤的农村大地，我们不能忽视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的成长土壤与社会功能。正如列宁所说：“假使我们以为写上几百条法令就可以改变农村的全部生活，那我们就会是十足的傻瓜”（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801页。）善待好的有效的习俗、惯例和规范也是由我国的国情决定的。“在一些落后的乡土农村依然普遍沿袭、保存、使用着大量的习惯，对习惯、习俗等民间法的遵循大大超过了对法的呼唤，国家法往往还处于次要的补充地位。”（注：田成有：《乡土社会的国家法与民间法》，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5期。）我国法制的统一、依法治国的推进和“送法下乡”的运动，的确不能完全消除和摈弃人们心中认可的有效的习俗、惯例和规范。现阶段的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在农村存在的理由是充分的。因此，我们的确不能从所谓现代法治的视角形而上学地指责和讥讽农民们的“合理不合法”行为。

需要澄清的是：重视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在农村社会的调节社会关系之作用，并不是说农村社会不需要国家的法律，更不是主张国家政权应当从农村社会中彻底退出。从总的趋势看，中国农村从遵循村规民约向信仰国家法转换是必然之事。这既是乡规民约自身缺陷使然，更是依法治国方略、全面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农村的充分发展必然会挤压村规民约的生存空间，进而使之退出农村社会。此外，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又有良莠之分。唯有“优秀”的习俗、惯例和规范与“善”的国家法相结合，方可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获得合法性存在理由，成为一种正式的制度性安排，切实

培育出新的更合理的法律观和秩序观。

（三）完善农村基层权力制约机制，改进现有法律对农民的不公正之处，从根本上为培育农民“法律至上”的法律信仰意识提供条件

民意调查表明，农民对法律的信任程度，法律权威的实现程度，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个基本因素：基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法律尊重程度；国家法律与地方性法规在农村运行的状况；法律法规对农民切身利益的保护程度。基于此，在全面推进农村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中，为培育农民的法律信仰意识，我们既要完善农村基层权力制约机制，又要改进现有法律对农民的不公正之处。就目前而言，重点关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加强制度改革，从制度上使农村基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尊重法律，真正做到“法内行政”，杜绝权力私化现象。而要防止和杜绝乡镇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之“法外行政”“执法粗暴”“司法腐败”等现象，仅仅靠自身所谓的党性、法律知识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正如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注：[法]孟德斯鸠：《论法和精神（上）》，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09—310页，第154页。）因此要根本制约乡镇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外行政”“执法粗暴”“司法腐败”之恶行，必须要建立完备的法律监督机制，解决权力制约问题，以保国家权力不受任何人的主观任意的支配，实现法律的至上权威。而要实现法律权威必须做到：一方面，党政机关坚持“权力法定”的原则，即要在国家法律规定范围内行使职责，不可随意推定（扩大）自身的权力范围；另一方面，要有不依附党政机关的专门监督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和检查。中国目前的确有专门的监督检查机构，但其人事、财政、考核等皆依附于同级党政机关，让依附者去监督被依附者，堪称中国特色的政治笑话。

第二，改革现有的农村诉讼体制，降低农民的诉讼成本，并进一步加强对农村的法律援助力量。大多数农民对“告官”之事是敬而远之，首先是惹不起，其次是打不起。农村现有诉讼体制的弊端突出体现为诉讼成本（全方位的）太高。这正是农民申冤不得不在无奈中绕开国家法、另辟蹊径的根本原因所在。笔者在此还想提及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不可否认，这种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法律制度的确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但是这种制度化的、范围极小的“施舍”，又有多少农民能够“按需分配”呢？除了个别死刑犯或标的很大的当事人能享受这种待遇外，又有几个农民能亲身体验这种社会主义优越性呢？可以想像，一个根本不打官司、打不起官司的农民，他能信仰法律吗？ 第三，加强农村失业、医疗等社会救济立法，国家应支付农村的失业和社会救济费用

至今为止，我国始终没有考察农村的失业问题。按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维持目前的农产品产量所需劳动力不超过现有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农村过剩人口是通过“一个人的工三个人做”，一年平均有效工作日不到一个月，没有兼业，又没有资本的农户，只能在贫穷中度日。“五保户”、烈军属开支等社会救济、救助费和抚恤费用也是通过制度化由农民承担。政府在社会救济上对九亿农民的确有不尽人意之处。这既不符合社会公平的要求，国家也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现在中央提出休养生息政策，就应当通过立法形式使农村失业、社会救济制度化，还农民以真正的公平待遇。在这方面湖南省某县走在了最前面，其推行农村医疗保险，由县镇政府、农民个人按比例投资保险，农民可以到县镇政府的卫生部门报销医疗费，其上限为每人每年报销不超过一万元，尽管如此，但的确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第四，加强教育经费立法，国家应承担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费用

中国画的现代色彩意识 篇3

关键词：传统美术色彩；现代包装设计；结合

在包装材料中合理使用色彩显得尤为的重要，这样不仅仅可以引起消费者的兴趣，提高消费者的购买力，还能充分地展现商品的价值。如今，商品在进行包装设计时，不仅仅需要对整体进行合理的搭配，并且还需要合理运用色彩，这样才能充分地展现商品的属性。中国传统的美术色彩具有一定的文化底蕴和思想内涵，将传统色彩融入现代包装设计中，不仅可以充分展示我国传统文化，并且还能提升设计的美感，最大限度的引起了消费者的注意力，从而促进商品的销售。

1 中国传统美术色彩在现代包装设计中应用的意义

1.1 体现商品的商业属性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物质的要求也发生着改变，传统的商品的包装设计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商业化的配色无法引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严重影响了商品的销售。随着近些年来复古风的兴起，使得人们在消费方式上发生了改变，逐渐追求个性化的风格，对我国传统的文化和色彩搭配充满了兴趣。所以，设计师在进行包装材料设计时，需要充分考虑人们的需求，学习我国传统的美术色彩，并将传统美术色彩巧妙地融入当今设计中，实现传统和现代的平衡，既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也带动了商品的销售。

1.2 提升商品的文化价值

民族的文化可以借助色彩来进行反映。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必须依靠文化来进行支撑。我国具有丰富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促进了传统美术色彩的发展。传统色彩对宁静祥和、朴素的追求，是我国传统哲学的一种表现方式。因此，设计师需要在包装设计中体现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底蕴。

1.3 丰富现代包装色彩设计的审美思想内涵

在进行包装设计时，需要对外部的装饰进行充分的考虑，根据不同的商品来选择色彩，进行搭配。鲜明的色彩体现了我国传统色彩的内涵。传统美术色彩是伴随着我国发展形成的一种色彩形式，可以直观地反映出人物内心的情感和生活状态。在传统色彩的使用中讲究用户的体验度，只有这样才能俘获消费者的芳心。

2 中国传统色彩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2.1 重视红色系的应用

将传统色彩使用在現代的包装设计中，需要充分重视红色系的颜色。我国对红色系有着独特的情怀，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纵观包装材料的发展历史，将红色使用在包装材料中并不是现代社会才出现的，而是在遥远的古代就已经存在。比如婚庆、装饰、衣服等都采用了红色，可见红色在中国人们心中的地位。例如，中华烟在进行包装时就采用了国人喜欢的红色，加深了消费者的印象，从而带动了商品的销售。中华烟包装，将大红色作为底色，使得外观更加的端庄和富有美感，带给消费者强烈的视觉冲击，然后，单调的颜色可能会使消费者产生审美疲劳，所以设计师在大红的底色上加入了黄色来进行颜色的协调。不同颜色形成鲜明的对比，使得包装更加深入人心，更加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这不仅仅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而且也对我国的品牌进行定位。现如今，设计师在进行包装设计时，将红色发挥得淋漓尽致，使得我国的民族特色彰显出来，有助于我国文化的传播。

2.2 重视原色的应用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商品包装使用的颜色也更加的丰富多彩，为了更好地吸引消费者的购买兴趣，设计师往往会在物品的包装上使用亮度高的颜色。如何将原色概念使用在现代化的包装材料上，是当今设计师需要考虑的事情。可以通过以下几点来对进行分析：首先，需要对色彩的对比面积进行合理地使用。色彩面积的对比，是指将不同色彩所形成的画面在整个比例中所占的面积大小，从而产生的色彩对比。科学、合理的色彩面积对比使得包装材料具体独特的魅力。例如色彩的种类固定不变，对色彩的面积进行不断地调整。如果面积逐渐变大，则色彩的对比效果增强，如果色彩的面积变化，则相应的色彩对比效果就会减弱；如果色彩的面积相等，则想要突出的色彩对比度则相同，色彩的面积存在较大的差别，则色彩的对比效果就会一个增强一个减弱。其次，需要对色彩的形状进行比较，即色彩形状相互的离散关系。不同形状的色块越集中，带给消费者的视觉冲击越强；色彩的图形越分散，则带给消费者的视觉冲击则越弱。最后，需要对色彩的位置进行充分的对比。不同颜色的距离越近，则产生的对比效果就越强，当两种不同颜色进行重合时，则呈现出来了的效果会更强。

2.3 重视正色的应用

黑色和白色在色彩中属于正色，但是也属于无色，将白色和黑色使用在包装设计上，可以带给人们一种宁静祥和的感受，使得保证设计具有特殊的魅力。所以，设计时越来越多的使用白色和黑色，动静结合，包装设计的色彩就更加具有对比性。包装设计在色彩上进行凝练，可以给人们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人们可以借助丰富的想象力可对色彩进行分析和想象。包装设计中颜色种类的使用并不是越多越好，只要可以突出物品的属性即可。白色和黑色在包装设计上的使用，使得物品的特征更加的明显，并且黑色和白色的强烈反差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深受大众的喜欢。

2.4 重视传统美术色彩文化的应用

我国传统美术文化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京剧脸谱，其在色彩的使用上是其他作品无法媲美的。京剧中，可以分为生、旦、净、末、丑五个角色。最初这五个角色是为了表现人物的身份、地位、职业，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转向人物的素质、性格等方面，观众借助脸谱上的色彩可以直观地了解到京剧中人物的形象和性格特征。京剧脸谱中色彩的使用，直观地反映了我国传统美术中色彩的魅力，特定的颜色具有特定的含义。比如红色代表的是老实忠诚的人物形象；黄色代表的是残忍、暴力的人物形象；白色戴白的是阴险狡诈的人物形象；绿色代表的是侠肝义胆的人物形象；蓝色代表的是刚正不阿、骄傲不逊的人物形象；紫色代表的是成熟、稳重的人物形象；黑色代表的是公平、公正的人物形象等。

色彩的使用具有特殊意义的象征。色彩不仅仅是对物体本身颜色表现，更是对更深层次意义的表达，每一种色彩都具有丰富的内涵。

3 结语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物品的外部包装提出了新的要求，设计师也在不断地进行探索。我国的传统美术具有较强的文学韵味和价值，是人们传递思想、传递感情的一种特殊方式。美术可以借助色彩直观地反映人们内心的思想情绪。通过美术对包装进行设计，可以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需求，是当今社会必不可缺的一种元素。

参考文献：

[1]刘冬梅.论中国传统色彩在现代包装中的审美意义[J]. 包装工程，2012（14）：87-90.

中国画的现代色彩意识 篇4

一、传统中国画的色彩演变

中国画作为中国传统的绘画艺术凭借独特的画风和绘画手法而自成一门体系。题材上可以分为人物画, 花鸟画, 山水画三种类别。山水画又可进一步分为水墨山水画和青绿山水画。水墨山水画是纯用水墨不设颜色, 充分发挥水墨特殊的晕染作用, 用墨的技巧上将墨分为浓、淡、干、湿、焦五色并配合笔法层次;青绿山水画是用矿物颜料石青和石绿为主色, 表现丘壑林泉的艳丽色泽。两者在用色上有其独到之处。在现代景观设计中可以借鉴山水画的色彩特点, 充分展现其色彩魅力。

中国绘画艺术历史悠久, 其色彩也在不断的发展演变。在汉代以及汉代以前, 我国传统画主要以青、白、黑、赤、黄五行色为主色彩, 以黑、白、红为主色调。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由于受到佛教美学的影响, 我国传统中国画色调开始发生转变, 青绿色逐渐兴起。南朝时期出现了“随类赋彩”的新主张, 即绘画色彩要根据事物的本身特点进行设色处理, 这一理念一直沿用至唐朝至宋代初期这段时间, 并在壁画、重彩人物、漆画、花鸟画和院体的青绿山上画中有所体现。这段历史时期我国中国画主要以色彩艳丽, 精致华丽的青绿山水画为主流。唐晚期王维提出“水墨为上”以及儒道思想的进入, 很多文人雅士的审美逐渐由绚丽多彩转为清淡秀美, 水墨山水画成为中国画的代表, 并在之后的时间里, 经过不断创新和改进, 逐渐变得成熟和完善。至此, 传统中国画色彩演变过程基本画上句号。

二、传统中国画色彩美学在古典园林景观设计中的现实表现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兴建园林的国家之一, 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 相继产生了形式各异、各具特色的园林, 是人类灿烂的文化遗产。园林拥有者身份的不同, 造园的手法也不尽相同, 色彩作为园林景观设计的一项重要要素, 在设色上也有很大区别。将传统中国山水画的色彩意韵精神与古典园林景观设计相融合, 形成了园林自然风光清新脱俗的气质, 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精华。

我国古典园林根据拥有者身份可分为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两大类。

1. 皇家园林融合青绿山水画

皇家园林是专供帝王休息享乐的园林。其特点是规模宏大, 设计精细, 华贵气派。园林景观整体视觉色彩上讲究华美艳丽, 建筑色彩使用上多为大红大绿相间, 琉璃为黄色, 建筑物上的图案为各种色泽艳丽的彩绘, 给人以气魄宏大, 富丽堂皇之感。而且在景观设计上充分利用天然山水的自然景色, 两者的相互映衬, 使整个园林仿佛一副华美艳丽的青绿山水画。

2. 私家园林融合水墨山水画

私家园林是专供皇家的宗室外戚、王公贵族、富商等休闲的园林。其特点是规模小, 容纳不了许多景, 常用假山假水, 建筑小巧, 没有皇家园林宏大壮丽、摄人心魄的美景。园林用色安排体现淡雅素净, 白色为墙, 黑色为屋顶, 青灰色为道路, 褐色为廊柱, 以黑、白、灰为主色调, 配以褐色、青灰等低调的色彩为辅色, 用色上朴素简约, 使园林景观体现了中国水墨山水画的素雅秀丽之风。

两者不同风格的古典园林景观设计都融合的中国画艺术的色彩美学观。中国古典园林景观艺术风格与中国山水画的意境相吻合。中国古典园林把中国山水画的理念由理想变为现实。

三、传统中国画的色彩美学观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实践应用

苏州博物馆是中国现代建筑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交融特征的理念的完美设计。苏州博物馆整体色彩设计理念和表现形式, 不仅继承了传统中国画的色彩美学观, 同时巧妙的与现代景观设计相结合。

苏州博物馆的建筑墙体和屋顶采用中国江南民居传统的白色调和黑色调, 具有浓厚的水墨气息, 设计上体现了中国水墨山水画的风格。建筑的灰色的屋瓦则由现代建筑材料玻璃和花岗岩取代, 在色彩上利用材料本身的通透性和起伏变化的天际线一起烘托出建筑的现代气息。苏州博物馆景观植物基本为单植, 局部区域栽植了少数的竹, 简洁雅致, 很有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园内还种植了小面积的不同颜色的花卉作为点缀, 丰富了园内色彩的视觉层次。苏州博物馆将形态大小各异的花岗石错落有序地堆砌在一起形成假山, 有的以白墙为背景, 有的放置在庭院的池水中央, 水中形成了景色的倒影, 好像一幅具有现代创意的山水画。并且将流水置于山石中流淌, 山石因水而生动, 水中游玩儿的各色的小金鱼为淡雅的色调带来一抹灵动的点缀, 使婉约的水墨意境进一步升华。

传统中国绘画艺术色彩美学观蕴含了千百年来人们对待自然、文化、事物、生活的态度。在现代景观设计上, 应加强对传统民族艺术的研究和提炼, 借鉴传统中国画艺术中色彩美学观的用色手法, 古为今用。同时借鉴和融入明朗轻快的现代景观设计特点, 色彩运用上要更为大胆, 打破单一色调, 多选取鲜艳明亮、吸引眼球的颜色, 古今结合。赋予中国现代景观设计新的时代内涵, 创造出具有本土特色和民族精神的优秀景观设计。

摘要：传统中国画艺术源远流长, 色彩美学风格更是独树一帜, 其中优秀的部分对于现代景观设计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简述了中国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色彩特点, 中国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两大古典园林景观色彩上设计, 将中国山水画的理念由理想变为现实, 为发展具有民族特征和时代特色的新中式景观设计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传统中国画,色彩,美学观,现代景观设计

参考文献

[1]孟和乌力吉.浅谈传统中国画色彩的当代审美[J].科技资讯, 2015 (2) .

[2]鲁赫男.论中国画经典视觉美学规律与现代景观设计的关联性研究[D].鲁迅美术学院, 2013.

[3]李雪塞.中国山水画艺术对中国风景园林设计的影响[D].河北农业大学, 2014.

现代产品设计的色彩搭配 篇5

教学设计与反思

艺术组

梁媛

教材分析：《现代产品设计的色彩搭配》是人民美术出版社八年级16册第8课，这一课既是美术课程中”设计*应用”学习领域教学的一个内容，又是色彩教学系列单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课是为学生学习和了解现代产品设计色彩搭配的基本要求、配色规律而设立的，目的是指导学生了解和学习“现代产品设计色彩搭配”知识和进行各种实践活动。教师在本课教学中，要在巩固已学过的色彩搭配方法、色彩整体效果，强调现代产品设计中色彩搭配的重要性。在教学中，教师要从学生的生活实际出发，引导他们通过学习现代产品设计的色彩搭配，关注设计，喜爱艺术，热爱生活。教学中，教师可以从美学和人文关怀角度出发，唤起学生对设计美好生活的向往，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让学生意识到，选择一种设计其实就是在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在引导学生设计出有品位的现代产品的色彩的同时，更好提醒他们设计是人心灵深处文化的外在表现。同时，本课又具有很强的时代特点，进行现代产品设计更需要把握时代脉搏，做到与时俱进。

学情分析：初中生对色彩比较敏感，因此此课还是较能吸引学生的眼球的，但学生可能对色彩基础知识的了解不是很清楚，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巩固已学过的色彩知识，让学生记住色彩基础知识，并且要让学生明确现代产品设计中色彩搭配的重要性。

教学目标：

1、了解现代产品设计的色彩搭配的基本规律

2、尝试运用不同的色彩秩序，设计自己喜爱的现代产品

3、了解色彩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了解设计与生活的关系，增强对生活的热爱，提高生活的审美品位。逐步养成事前预想和计划的行为习惯和耐心细致、持之以恒的工作态度。教学重点：

现代产品设计的色彩搭配是“以人为本”的设计，是以功能要求为前提的，不同的色彩秩序和功能组合关系会创造出不同的色彩气氛和艺术情调。

教学难点：

如何运用众多物象的色彩关系来建立和谐的色彩秩序，并创造出符合特定目的、要求的艺术情调。

教学设计：

创设情境——分析讨论——实践操作

一、首先以图片导入 采用对比式图片导入法，选择两张不同色彩风格的杯子，让学生选择喜欢哪个杯子的色彩，学生自然选择色彩漂亮的，从而引入色彩对产品设计的重要性，达到了引题的效果。

二、展示不同色彩搭配的产品

选择有吸引力的不同色彩搭配产品图片，展示，学生谈感受，不同色彩的产品给你哪些不同的感受？学生讨论回答，分析根据你的了解，色彩搭配要注意哪些呢？

三、探讨 首先试试感受色彩的不同情感。

红色——火、血、太阳——喜庆、热情、健康、警告 橙色——橘子、橙、秋叶——温暖、活泼、美味、和谐 黄色——黄金、阳光、穗谷——光明、希望、明朗、富贵 绿色——树木、草原——和平、青春、安全、新鲜

蓝色——天空、大海——平静、广博、深邃、冷静

„„

怎样在产品中运用不同情感呢？

展示一张台灯设计图，分析它的色彩以及不同色彩的含义，由此引出，设计时要考虑物品的使用功能。

1、使用功能

还应考虑哪些呢？

比如男生就不喜欢粉红色的台灯，那要考虑到使用对象

2、使用者

展示不同使用者的产品

请说一说以下现代产品设计的色彩搭配的特点，你认为它们更适合什么年龄或性别的审美对象？讨论回答

四、知识介绍

色彩知识：同类色、邻近色、对比色

分别将不同的色彩搭配运用到设计中，看看下列作品使用的是哪种色彩搭配？ 讨论分析并说说不同色彩搭配的特点

五、学生简单示范

黑板上粘贴两个不同色彩的杯子形状的底板，以及一些不同几何形状的色块，请两名同学用较短时间运用色彩知识将杯子的色彩进行设计，可以改变几何形状的造型粘贴在杯子底板上。学生制作完阐述自己的设计理念，教师简单小结。

六、课堂练习：

1、为全家人设计一套口杯和牙刷，色彩搭配要体现家的温馨。

2、为你家人设计拖鞋，注意产品的色彩搭配与个性审美情趣的关系。

3、其他产品设计，注意色彩搭配规律。

七、展示点评总结

将学生的不同风格作品用实物投影展示出来，请学生说明自己在设计时的想法，以及怎样进行的色彩搭配。鼓励大胆的色彩创新，以及未完成的作品，不要刻意说哪个作品好或不好，让学生有更多的设计和评价空间。

反思：

此课在课题的选择上也考虑到较适合此年龄段的学生，课程设置流程主要以图片展示结合色彩知识介绍为主要内容，学生动手设计出色彩搭配新颖的作品。刚开始时觉得没什么内容好讲解，考虑到学生对色彩知识还不是很了解，就引入了一些色彩色相环的知识，希望他们能运用到练习中。

在导入中我并没有以一大堆图片对学生进行狂轰滥炸，而是简单地以两张图片进行对比导入，效果更好。简单明了。太多的图片只会让学生不知所云，反而会让人觉得做秀。如若导入中再添加一些实物展示效果应该会更好。

在设计这一课之前，有一个环节上的设想，就是让学生在黑板上演示一个简短的色彩搭配。在黑板上粘贴两个不同色彩的杯子形状的底板，以及一些不同几何形状的色块，请两名同学用较短时间运用色彩知识将杯子的色彩进行设计，可以改变几何形状的造型粘贴在杯子底板上。学生制作完阐述自己的设计理念，教师简单小结。我上过一个班觉得效果不理想，和小林老师探讨之后，她建议我可以给学生多一些思考的时间，并且给他们一些色彩上的提示，将粘贴上去的形状改变丰富些，在此公开课中，我采纳了，效果比之前好。

此外，在知识点的介绍上虽详细，但对于实际运用我讲的还不到位，因此学生在做作品时往往不知从何下手，这是我的失误。色彩联想上可以减少些内容，只需列举几个典型色彩

中国传统法律意识的现代化改造 篇6

关键词：中国传统法律；法律意识；现代化

一、中国传统法律意识的内容

中国传统法律意识是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一步步积淀，变革发展而来的。从起初，儒家思想提出以“礼治”，“德治”为主再到战国时期法家提出的“法治”思想对儒家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中国传统法律意识一定意义上讲是长期受儒法两家思想影响的产物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形成的、具有独特体系的、占统治地位从而对整个法律实践活动具有指导作用的传统观念。

中国传统法律意识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构成。中国传统法律意识的基本形态就是注重人际差异性，这种差异性被称作“礼”。我们看到无论是哪个朝代都十分重视等级的重要性。无论是嫡长子继承制度，还是世卿世禄制度或是同罪异罚制度，等级差异成为了中国传统法律意识的主要内容之一。

二、中国传统法律意识的特点

1.轻视法律

法律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只是统治阶级用以维护统治的工具，随着儒家思想主流地位的确立，“德主刑辅”的思想也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法律更多的成为了礼的一种辅助。这样的治国方式让法律彻底沦为鸡肋，严重的违背了法律应该具有的稳定性，破坏了法律的权威地位，让法律虚无主义的观念一直持续至今。

2.等级差异

中国传统法律意识尤为重视等级的差异性，“同罪异罚”等制度也更加放肆了这种等级地位的差异。儒家极力倡导尊尊，亲亲，忠孝等伦理思想，这种等级思想对中国老百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强烈的尊卑贵贱意识。“凡有狱讼，必先论起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听其曲直之辞。”而这种思想也导致了现在所产生的人民不敢告官，不敢挑战公权力以及一些公职人员滥用司法特权等等现象。

3.重视“人治”，“德治”

中国传统法律意识重视“人治”，“德治”。儒家思想一直奉行以道德教化来解决冲突，强调“为政以德”，中国封建社会两年多年的人治社会一直认为为政者贤明，则政治法律制度得以正确贯彻与实施。“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这种重视人治的思想愚弄百姓千年，直至现在，我们仍能够看到政府机关在许多事情的处理上讲究人情，不严格依照法律办事，许多案件的处理上也都有很多人为因素的掺杂。

三、中国传统法律意识的现代化改造

1.加强普法宣传，增强公民法律意识

法律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作为一种统治工具所出现的，因为此人民对其一直存有偏见，认为法律便意味着犯罪和酷刑。现代社会中依然有很多人持有这种观点，这是法治社会不能出现的现象。这也就要求我们法律人需以建设法治社会为己任，大力宣扬现代法律精神，普及法律知识，让更多的公民意识到现代法律与传统法律是截然不同的，现代法律是公民维护自身权益最好的武器，是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最好方式。在现代社会，对法律依旧留有传统印象的主要是农村中的一些人，他们缺乏法制教育，自然就会留有封建的传统法律意识。我们法律人有责任让我们国家的公民去更好地了解法律，这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

2.通过法律限制国家公权力，将权力锁进“笼子”里

受封建社会君主地位的影响，加之封建社会法律作为维护统治阶级统治的工具，长久的积淀使“官本位”思想残存至今。现实中，人民难以想象将政府告上法庭，同时一些官员滥用权力，并存在“司法特权”的现象，玷污法律的尊严。我们想要在短时间内扭转人民的意识是一件具有挑战性的事情，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建立完备的法律体制来实现。十八届四中全会中明确提出了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坚决破除各种潜规则。一个实施仁政的国家必然是人民处于主导地位的。唐德刚先生曾在书中提到中国古代有一段时间“仁政”兴起是因为当时土地充足人民没有不动产国籍等限制，酋长们想要兴旺必须拉拢人民所以大力实行仁政。通过法律限制国家公权力，将权力锁进“笼子”，让人民积极参与监督，既保障人民的利益，也是我们国家建设法治国家所必须迈出的一步。

3.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保留中国传统法律意识的精华

中国传统法律意识虽有诸多不足之处，但作为中国几千年来积淀的产物，其是有可取之处的。中国传统法律意识重视德治，强调道德的重要性。虽然我们不能完全地以德治国，但在依法治国的同时加强道德建设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老人摔倒不扶，食品添加有害物质等，这些问题远远不是通过制定完善的法律所能改善的，法律是最底线的道德。法治社会与道德建设是完全可以兼容的，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意识精华的保留，也是在此基础上为了适应法治现代化所进一步的发展。

四、结语

中国画的现代色彩意识 篇7

印象派绘画相对于法国古典主义的最重要的改变,就是抛弃了在室内作画的方式,采用户外写生式的创作手法,着重刻画物象在特定时间下的光色变化。那么户外写生实现的原因有哪些? 一是便于携带的手提颜料的产生使户外写生成为了可能。二是照相技术的发展对传统绘画追求的画面和真实物体的完全一致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三是十七世纪后半期,随着光学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学在绘画领域打破了画家旧有的物体“固有色”这一观念。印象派于十九世纪后半期诞生于法国,经历了印象派、新印象派、后印象派几个时期的发展,著名代表画家有莫奈、马奈、雷诺阿、巴齐约以及保罗·塞尚等人。印象派色彩理论的形成,是印象派大师们受到现代科学,和自然光谱学的启示,在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基本颜色的基础上,他们的组合千变万化,在诸多的自然环境中,去分析和研究光的表现,冷暖变化和相互作用。印象派这种取自于直接外光写生把握色彩的冷暖变化的方式,与新颖的各种风格,不能不说是印象派绘画的创举和对绘画色彩理论的改革创新。

例如,朝阳的绚丽,夕阳的美妙,还有大自然的杰作——彩虹,等等。通过自己的眼睛和当时所碰撞的灵感,直觉,把物像在光的照射下,变幻不居的光色效果,以及色彩的微妙变化。记录在画布上,留下永恒的瞬间,在不定的时间下,物像的光色也是不定的,比如,春天的绿叶,在中午的阳光下它是浅绿色,在夕阳的光线下就是暗绿了,也就是说绿叶的色彩,在一天的时间里,都是变化的,微妙的变化着,只有细心的画家才会观察到它。如印象派画家在处理阴影的技法上,拒绝使用传统绘画惯用的黑色,不单纯的通过降低暗部色彩的颜色纯度拉开空间,而改用有亮度的靑,紫等色。

印象派这种取自于直接外光写生把握色彩的冷暖变化的方式,与新颖的各种风格,不能不说是印象派绘画的创举和对绘画色彩理论的改革创新。准确的说印象派是光学原理在绘画应用中的一次革命,印象派在绘画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留下了许多的艺术珍品,直到现在依然备受欢迎。

二、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中色彩教学的基本状况

近年来,美术教学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是,经过对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尤其是色彩教学的不断研究,发现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存在教学模式单一、教学思维僵化、教学内容贫乏等问题。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许多。一是选择高等艺术院校中国人才的唯一标准是高考的固定模式。由于受到升学率的压力,几乎所有的美术教育基本上是围着高考转,无论是素描还是色彩,高考考什么,学校就教什么,学生在色彩训练中应付考题,忽视了真正色彩感觉和表现能力的训练,作品程式化严重。二是各类培训班成为基础美术教育的主要模式,以艺术考试为导向的教学模式太过应试化、速成化,再加上美术高文化课要求低,学生更容易考上大学,大部分学校将美术高考当成文化课差的学生上大学的“捷径”,以提高学校升学率,造成艺术院校的学生越来越低的水平,最终形成恶性循环,造成专业艺术人才成长滞缓。三是在美术基础教育阶段,许多学校或培训机构教学内容贫乏内容缺乏针对性,相对空洞。单纯的为了应付考试,忽视色彩感受,不能很好地吸收和借鉴其他绘画种类或者绘画风格的优势之处,新鲜的艺术元素无法进融入色彩教学。

三、印象派色彩理论对现代美术教学的影响

1、印象派的创作形式对现代美术教学的影响

印象派的创作形式源于光和点,而中国美术是线和面,线和面是物像的表现形式,而点也是物像的表现形式,但是点还是光的表现形式,一切是物像没有光又是不能表现的,它在时刻的变化着,美丽是瞬间时隐时现。目前,印象派大师们的创作形式, 已经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中国美术的创作风格,中国美术也开始在美术教学中对学生进行色彩训练,中国画也开始用点来表现光,可见印象派在中国美术艺术的影响是深远的。

在教学中要求学生从“照片”模式的写生方式摆脱了古典油画绘画的要求,更加注重主观意识的表达。在中国艺术教学的基础阶段,主张主观意识的完整表达,所以可以吸收和借鉴印象派的作品。由于印象派在户外写生关键是要在短时间内快速的捕捉瞬间的光照效果,所以他们的作品看起来很像速写手稿。这与中国绘画创作中强调“写”的韵味不谋而合,也符合油画教学过程中对初学的学生只要求抓住瞬间的光照效果的教学目标。

2、印象派绘画技法对现代美术教学的影响

印象主义画家在色彩运用方面极具创新和改革意义。他们认为最值得仔细观察并表现出来的是色彩的冷暖关系,阴影本身是有颜色的,不能在暗部直接加黑色或褐色来降低暗部色彩的明度。印象派无论从绘画技术的改进还是色彩的运用上都适用于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印象派的画家给我们的最重要的色彩启示在于色彩的和谐运用上。印象派颜色的运用否定了古典油画中避讳大量使用高纯度颜色的做画方法,力求找寻高纯度色彩之间的和谐配置,达到了令人惊异的效果。印象派主张运用柠檬黄、中黄、 橘黄、洋红等系列明度很高的色块。在教学过程中,老师也提倡学生用响亮的高明度的颜色描绘景物或人物。在主体色调的和谐运用上。它是在明度协调的基础上在强烈的对比中确立一种颜色的在画面中的主导作用。还有同性色的和谐运用上,相邻的颜色相似的颜色和谐,没有颜色和多颜色缓冲区的和谐,光源色环境色的和谐等等,这些都对我们的教学有着重要的启示。

摘要：印象派绘画产生于法国,19世纪七八十年代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印象派绘画取代了传统古典绘画的固有色思想,达到传统古典绘画所无法达到的对光的瞬息变化的精彩描绘,无论是创作形式还是色彩的运用和技法上,与传统古典绘画相比都有很大的进步和创新。中国现代美术基础教育在色彩理论方面受印象派绘画影响较深,教学内容基本以教授绘画技能为中心,绘画理论为辅助,教学方法上采用教师示范到模仿的注入方式教学,以作品还原所描绘物体的真实程度作为评判依据之一。因此,印象派色彩理论对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尤其是在色彩教学上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印象派色彩,美术教育,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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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岳川.艺术本体论[J].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2007(03):57-58.

中国画的现代色彩意识 篇8

一、中国传统色彩中的审美观

中国传统色彩是一种具有民族代表性的色彩体系。中国传统的色彩观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 称为“五行色”——青、红、黑、白、黄。这五色为“正色”, 是最纯正的颜色, 任何色彩相杂都不能得到五色, 五色为本原之色。正色的发现, 正间色的区分, 揭示了色彩科学的基本规律, 并奠定了中国古代五色体系和美学思想。五色中黑色为众色之王, 是中国古代史上单色崇拜时间最长的色。中国的太极图, 以黑白表示阴阳合一。白色象征着光明, 被列为正色, 表示纯洁、光明、充盈的本质。红色象征吉祥和喜庆, 是民间节庆的主色。黄色是中间色, 象征大地的颜色。在中国古代认为黄生阴阳, 视黄色为色彩之主, 是居中间位的颜色, 具有中和色的特点, 所以被认为是最美的颜色。青色 (含蓝和绿色) 象征着生机勃勃的春天。由此看出中国传统色彩贵黄尚红。这五种色彩作为一种历史发展的视觉表现形式, 浓缩成整个民族的特性色彩。

综上所述, 中国传统民族个性色彩可以归纳为两种色彩审美倾向:一是尚红贵黄的动感和绚丽色彩倾向, 它以封建官服、宫殿建筑装饰、杨柳青年画、桃花坞年画、民间剪纸等色彩为代表;二是以尚黑崇白的典雅、素朴、静态感的色彩倾向, 它以青花瓷器、中国水墨画、粉墙黑瓦的水乡建筑色彩为代表。

二、传统色彩对现代平面设计的影响

传统色彩作为民族文化的传承, 对现代设计有着深远的影响。传统色彩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元素, 在全球化语境下, 创造着新的视觉经验。

(一) 在借鉴中创造。

借鉴是任何创造的基础, 创造在一定程度上是借鉴的提升。但借鉴多则弱化创造, 使图像缺乏视觉图式语言的新颖性、原创性和时代感。现代设计原则要求现代平面设计具有新颖性和独创性。独创性意味着借鉴的减少, 现代感的增强。但过少的借鉴也会造成视觉亲和力的缺失, 意味的不足。传统色彩作为民族共同心理构成的一部分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已经形成认可的视觉经验, 这与现代平面设计整体运作要求是相符合的。所以将传统色彩注入现代平面设计, 是视觉经验从熟识到陌生再到熟识的过程。

(二) 在传承中超越。

设计的色彩观念在历史中不断演变, 这种演变的立足点与支撑点是传统。包豪斯大师格罗皮鸟斯说过:“真正的传统是不断前进的产物, 它的本质是运动的, 不是静止的, 传统应该推动人们不断前进。[2]”现代是在对传统不断地批判过程中展现出新的面貌。

众所周知, 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一切优秀的设计都是将前人优秀的创作理念融入到当代设计意识中, 使之具有典型的文化内涵和地域特色。只有将传统色彩注入新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方法, 才能产生出具有时代特点的新的设计样式。现代设计理念同样也为传统色彩注入了生命力。国际化大趋势要求中国当代的设计既要保有传统文化的内涵——民族特性与识别力, 又要体现国际认同感。因此, 我们一方面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到现代设计理念中;另一方面也要吸收外来的创造性思维方法和先进理念, 把传统和现代意识有机地结合起来, 创造出具有时代特色的设计样式。

三、现代平面设计中传统色彩的创新应用

中国传统色彩与现代平面设计相结合并不是简单的拼合或拼接, 而是在新的设计背景下新的设计内容和设计思想的展现。这就要求在现代平面设计中挖掘出传统色彩的深厚内涵, 将传统色彩注入现代设计理念, 使现代平面设计更具创新性。中国传统色彩带给当代平面设计丰富的美学思想和理念, 丰富了现代设计的视觉经验。在现代平面设计中把传统色彩和现代设计理念相融合不仅有利于与本土观众相沟通, 更有利于传统文化的国际性传播。现代平面设计中对传统色彩的运用具有亲和消费大众的特色, 熟识的色彩很容易被消费者接受和喜爱, 产生一种心理认同感。同时在竞争激烈的信息化时代, 传统色彩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富有时代感的运用, 也能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正如在2008年以中国奥运会为主题设计的平面设计, 从奥运会会徵、服装、五福娃和奥运宣传图片, 无不利用传统的色调和元素。中国人崇尚吉祥、平安、大吉大利的思想观念, 中国红和黄的运用正是这种观念的体现。这种吉祥、喜庆的象征性语言的运用表达了一种积极、热烈的视觉心理。这类带有传统意味的现代平面设计正是现代的审美特征和趣味的体现。

图像化时代要求现代平面设计理念关注视觉心理带给人的直观感受和对眼球的瞬间吸引力。传统文化作为母体滋养着现代平面设计, 同时现代平面设计对传统色彩的运用是开放和创新的。在全球化语境下, 不同的地域文化促使了多元文化的生成, 我们需要文化的跨区域跨时空的交流与沟通。跨区域文化传播本身就是一个双向发展的过程。一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将有益于全球文化的发展, 为其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在成为全球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时, 也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 在创新中确立新的形貌。尤其是随着国际社会交往的密切, 异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地交流、碰撞与融合, 从而创造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新生样式。传统色彩作为传统文化的直观形态, 在与世界先进文化和设计观念的沟通交流中提升了其识别力和亲和力。美国可口可乐公司针对中国的广告设计就是中国传统色彩与国际视野相结合最好的形式。可口可乐公司的企业识别色是红色, 这与中国红主色调的喜庆色相合。这也是可口可乐公司全球化战略的一部分, 与各国传统相结合创造出具有国际特色的新的设计样式, 从而深入到各国人心。2008年春节期间可口可乐公司推出了具有中国传统色彩的平面广告, 红墙红瓦的闽南建筑, 身着中国蓝色长衫的小胖男孩儿, 红墙上贴着巨大的“福”字, 在可口可乐诱人的泡沫中叠映出贴春联、烧佳肴、亲朋好友开怀畅饮的画面。其中对红与蓝中国传统色彩的认同, 使东西方文化的交融生动地表现出来。这幅平面设计的成功在于它的文化创意, 中国元素和色调的准确运用发挥了重要作用。

设计大师陈幼坚善于运用中国传统色彩进行创意。他成功地整合了西方现代美学和中国传统色彩, 设计作品既具有传统神韵又不失时尚优雅的风味。如其设计的一套茶叶盒包装作品, 以“黑黄”色调为主, 以黑色作为背景色, 其间装点着雅致大小不一的黄色几何图案, 如同我们常见的唐装一样谨严中带着洒脱, 古典中透着张力。作品中国味浓重, 体现了江南闲人雅士品茗时的闲雅风度, 可以说是陈幼坚设计艺术的精髓展现, 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色彩在现代平面设计中创新性应用的典范。

综上所述, 中国现代平面设计作为中国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既展现了中国文化的深刻内涵, 又符合世界设计潮流的崭新样式, 是中西设计色彩文化整合的产物。

注释

1[1]梁一儒.《民族审美心理学概论》.西宁青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4年.193页.

中国农耕文化与现代危机意识的对立 篇9

2012年6月29日海航航空从和田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遭到歹徒劫机, 机上乘客有人高呼“是男人吗, 都上啊……”机组乘务员和乘客的共同努力制服了6名劫机分子, 飞机安全降落。

应对危机过程时中国人的整体表现, 不仅体现了个人当时的应急反应;从背后深层次原因来说, 更反应出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的一以贯之。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

1. 大陆文明的表征

中国国土大片土地连成一体, 没有自然障碍将中国大陆分开, 并且占绝大多数的中国人, 都以同一种经济方式――农业经济来维持生活, 从而形成了相对统一的民族意识和特性。这种完整统一的民族意识和特性被看作是大陆文明的沿袭结果, 大陆文明顾名思义与海洋文明相对, 西方国家以欧洲为例主要以海洋文明为主, 而中国则是典型大陆文明的代表。

大陆文明的核心是农耕文化, 中国在新石器时期农耕技术就已经基本普及, 中原地区主要以粟、黍为种植作物, 距今有8000多年历史。农业生产一年四季要根据时节的变化来调整, 根据长期农耕的经验, 在春秋战国时期, 中国人发明了“二十四节气”, 每一节气都对应着不同的农业劳动。虽然农业生产比较劳累, 但和商业、手工业相比, 农业是最可靠的生存之道。“天道酬勤”正是印证了农业给与中国人的丰厚赠与:只要吃苦耐劳、跟随天而应变, 就一定会有收获。

从根源论起, 这种思维习惯实际上是中国人信仰“天”的表征, “天”是虚无的存在, 但无处不在。做任何事情, 自有天在看, 一切命数安排也是天定。东北师范大学于雪棠认为《周易》《论语》《庄子》都表现出天命论的思想, 把人力无法控制、扭转的客观外在理论视为天命, 把个人的穷通遭际归因于天命。天命论的观念有其积极意义, 如果对天命的认识能够达到一定境界, 就可以视万物为浮云,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季羡林提出, 东西文化之分野区别在于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 即如何向大自然索取。西方是征服自然, 采取强制手段;东方是天人合一, 采用和平手段。宋人张载说得最简明扼要:“民吾同胞, 物吾与也。”

农业文明让中国人享受着天地的厚爱, 同时也形成了中国人鲜明的文化特征。林语堂先生把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概括为以下15点:稳健、单纯、酷爱自然、忍耐、消极避世、超脱老猾、多生多育、勤劳、节俭、热爱家庭生活、和平主义、知足常乐、幽默滑稽、因循守旧、耽于声色。这些特征无一不和中国农耕文化相联系, 这些性格表现里有积极的影响, 也带有消极的作用。这种鲜明的人物性格从中国人传统的文化追求里也可以找寻出印迹。

2. 中国传统文化的追求

中国人从文化里, 一直推崇乐观、圆满, 对于灾难和悲剧怀有天生的抵触心理, 导致现代风险社会的降临, 应对灾难和损失, 不具备应对灾难的能力。

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追求不无关系, 纵观中国文学长廊, 基本上所有的文化作品都以喜剧形式结尾。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有句为证, “始于悲者终于欢, 始于离者终于合, 始于困者终于享, 非是而欲餍读者之心, 难矣!”中国读者历来不喜欢悲剧结尾的文学作品, 众多红学学者绞尽脑汁、洞察千丝万缕的线索来重新编写《红楼梦》的结尾, 其实是因为不愿意接受高鹗版《红楼梦》的结局。自古中国人习惯接受才子佳人终成眷属、受冤之人历尽千难万险证明清白、穷困书生受尽凌辱功成名就等等这样的结局。在传统的小说情节构成中, 中国人对名分、正义、良善十分注重, 这样的阅读习惯造就了中国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维习惯;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中国人对生活中悲惨遭遇拒绝接受的思维来源。

在《论语·先进》中, 有一篇内容如下: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 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 焉知死?”

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说:“生”是儒家的核心观念, “孔家没有别的, 就是要顺著自然道理, 顶活泼顶流畅的生活。”从积极方面来思考, 这种入世哲学倡导唯物主义, 让中国人享受现世的乐趣, “今宵有酒今宵醉”, 不考虑身后之事。

中国人对“死”的恐惧, 通过文人墨客的渲染, 表现得更加浓重。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化的自觉时期, 社会动荡不安, 骚客们通过文笔抒发自己对生存的失意。季羡林认为, 江淹是一派直接把对死亡恐惧坦荡说出来, 他的《恨赋》一开头就说:“试望平原、蔓草萦骨, 拱木剑魂。人生到此, 天道宁论。”最后几句话是:“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食!”另一派则以“竹林七贤”为代表, 这群酒徒看似放荡不羁、置生死与度外, 实则是借此聊以自慰, 故自欺欺人也。

二、改变传统观念应对风险社会

2009年我国颁布的《中国的减灾行动》指出: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70%以上的城市、5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地质、海洋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 平均每年有3亿人次因各类自然灾害受灾。这仅仅是自然灾害的数据统计, 在全球化、风险社会大背景下, 各种公共危机以及人为灾难也应警惕。

虽然古人有云“居安思危”, 但灾害频发的中国还未形成警觉的危机意识。“居安思危”出自《左传·襄公十一年》:“《书》曰:‘居安思危’, 思则有备, 有备无患。”这一典故其实是魏绛告诫晋悼公在晋国和戎狄和好之后, 提醒晋悼公要在安定的环境下考虑有可能出现的危机和战乱。由此可见, 居安思危在中国历史上更多是告诫君主不要贪图享乐, 和现代危机意识没有什么关系。

所谓危机意识, 是指人类在主观上注视或警惕不利于自己或危及自己生存事态发生的自觉, 以便及早采取相应的措施或作出反应, 以此来避免这种事态的发生;即便是无力阻止事态的发生, 也要尽量避免或减轻由此给自己造成的损失与伤害的精神活动。中国人不倡导培养个人的危机意识, 认为未雨绸缪是政府操的心, 和个人无关。以大学生为例, 学者耿伊娜调查中国大学生公共危机意识现状, 发现大学生忽略日常生活中的公共危机的防范、忽略危机处置过程中的细节问题、应对公共危机的心理承受能力脆弱。

以上这些问题,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当下中国社会对灾难教育的忽视, 对全体公民防灾减灾动员的不足。灾难教育, 为应对自然和人为灾害所造成的损害和影响, 通过有效的方式所进行的促进个体灾难应对能力的教育。中国灾难教育进行地十分缓慢, 效果也不明显。

根据2009年的调查显示:家庭、学校对灾难教育不够重视, 宣传力度不大。学生获得的求生知识和技能大部分来自于媒体, 只有11%的学生是从学校学到的。讲授灾难教育的课本以及教材几乎是一片空白。而早在2005年, 联合国展开了一项名为“可持续发展教育10年计划”, 根据计划联合部分东南亚国家, 合作开展了“可持续发展教育背景下亚洲一太平洋地区自然灾害预防中的教育资源”项目。这一项目目的就是减少未来社会灾难对于人类是伤害, 和国际相比, 中国灾难应对工作还有待加强。

日本也是灾难频发的国家, 但日本的灾难教育和中国相比要先进很多。日本灾难教育对象已经普及全民众, 并且依据不同年龄群体的人群进行内容的细分,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经常组织灾难逃生演习, 并且颁布专门的法律对灾难教育进行制度化的保障。这种严格、科学、有效的教育给日本民众在灾难来临时, 提供了自救和互助的机会和能力。正因为日本推行了全民危机教育, 在突发灾害里, 日本人的逃生率非常高。

在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同时, 更重要的是改变中国人听天由命的文化定式。只有思想观念的改变才能真正促使行动的产生, 让中国人敢于正视死亡, 不要一味相信一切都是命数, 用科学知识和逃生技巧降低伤害。

另外, 灾难教育不仅是应对灾难时的逃生能力, 还包括在灾难过后的心理调试能力。中国人不愿意接受悲剧的心理, 往往造成在灾难之后, 无法正视死亡、面对失去, 没有承受灾难的心理能力。古人云“深谋远虑”, 在应对灾难方面, 中国人需要做的还很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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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的现代色彩意识 篇10

一

在现代文学史上, 许多作家正是受到现实政治性因素的“刺激”而走向历史小说创作道路的。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作家郭沫若曾说, 出版于三十年代的《豕蹄》是“被火迫出来的‘速写’”[4];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 更导致诸多作家转向历史题材小说创作, 廖沫沙曾言:“皖南事变引起我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愤慨, 埋藏着一肚子的火气”[5], 因此创作历史小说集《鹿马传》;谷斯范先生回忆四十年代创作《新〈桃花扇〉》时的动机说:“写这部作品的日子, 正是蒋介石集团统治下最黑暗的年代, 政治腐败, 特务横行。”[6]从这些作家直白的文字, 不难看出现实的政治环境恰好构成作家创作历史小说的原始动机, 作家因此而将创作的“矛头”指向“历史”。

对文艺创作而言, 在诸多政治文化因素中, 为政者的文艺策略又是重心, 文艺生产机制对文学创作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束缚和制约着作家的文学创作活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为加强专制统治, 极力推行文化专制策略, 企图实现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钳制。为此, 国民党当局实行严格的作品审查制度, 或者删改“违禁”的作品, 或者干脆禁止进步作家作品出版甚至拘禁“反动”作家, 许多历史小说正是为应对这种策略而产生的。茅盾正因为“正面抨击现实的作品受制太多, 想绕开试试以古喻今的路”[7], 于是创作历史小说《豹子头林冲》、《石揭》、《大泽乡》;曾从事于新闻工作的廖沫沙, 受到多重政治因素的限制, 对于“皖南事变”的爆发不得不采取新的应对方式:“我学习了韬奋、茅盾两位前辈在写作上的斗争策略, 恰恰在那时我也收集到一些历史古籍和宋明时代的史料笔记, 于是我把笔锋插进这些史书, 向历史上的古人和死人挥刀舞剑。最初是以杂文的形式出之, 觉得还不过瘾, 继而想到鲁迅先生《故事新编》的写法, 取一点历史的‘因由’, ‘随意点染’, 指的是和尚, 骂的是秃驴, 自觉非常痛快。”[8]这种政治层面的文学生产机制的存在使现代作家处于“两难”的境地, 对即时性的政治事件不能不作出反应, 但又受到现实文化生产机制的潜在约束。

现实的政治环境构成现代作家转向历史创作的原始动机, 而转向历史的文学创作, 同样为应付以文化专制为核心的文艺生产机制, 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保护伞”:在历史的“幌子”下遮盖着现代作家“讽时刺世”的苦衷;这使“借古讽今”的艺术手法成为历史小说最普遍技巧。这二者正是现代历史小说政治化色彩在内容与艺术两个层面的最明显的表现。

二

为应对荒谬的作品审查制度, 现代作家往往以历史为创作题材“掩人耳目”, 作为应对作品审查的“屏障”, 而且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据廖沫沙回忆:“《咸阳游》这样一篇刻画特务 (文中称为‘咸阳卫’) 丑态的东西, 竟因为用历史故事作烟幕, 主编胡绳同志又以巧妙的办法塞在一大堆稿件中, 送国民党新闻机关检查, 居然一字不动, 被全文通过, 盖上‘检查讫’的印戳, 发回来了……同志们都不禁为之大乐。”[9]历史作为掩盖的幌子, 使现代作家避开许多外在的麻烦, 但并非所有作家都如此幸运。据谭正璧先生回忆:“因为 (指历史小说《琵琶弦》———引者注) 在《春秋》发表, 所以那本来和前两段文章同样长短的第三段文字, 系影射敌人加我的暴行, 全给伪检查处删去了, 只剩了寥寥数语。”[10]在这种严格的审查制度下, 谭正璧先生不得不采取新的应对措施, 即把作品“改头换面”:“《孟津渡》在《永安月刊》已排就将付印, 给伪检查处全部抽去, 但我不甘心, 终改换题目在外埠的一个有背景的周刊上一字不删的发表了出来。”[11]

对作品的审查、删改只是国民党文化专制策略的一个方面, 更为骇人听闻的是对作家进行人身迫害, 许多作家因此创作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一类题材。李拓之的《焚书》取材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历史典故, 主旨在于强调为政者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对知识的毁坏根本不可能使政权永固, 反而会加速秦朝的灭亡;欧小牧在《<七夕>序》说得更清楚:“这里面所叙述的文人, 都是在受着迫害。死亡, 贫困, 就是他们的生活。”[12]他还说:“闻先生 (指闻一多———引者注) 的被刺, 对我震动甚大, 彻底改变了我下半生的行动方向, 鞭策加快了我写作的步伐, ……中国自来就有一号知识分子, 是能坚持己见, 因而并不怕死的。”[13]刘圣旦也曾直言不讳地说:“写这篇小说的动机, 无非把它来暴露那时统治者的残酷和愚笨……九次大狱 (指“文字狱”———引者注) , 极端表现了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摧残!……知识分子屠杀光了, 还有‘无知棍徒’来造反, 这是那时统治者所梦想不到的吧?”[14]

在这种严厉的文化专制制度下, 国民党禁止言论自由的行为, 使作家把目光转向特定历史题材。中国古代的周厉王为限制国人对自己的谏言监督, 采用“防民之口”对策, 限制国人言论自由, 最终导致“国人暴动”。许多作家以此古事作为创作题材, 陆冲岚的《放逐》就取材于周厉王不听召公“弭谤”之谏, 国人“道路以目”, 三年后引发民众愤怒, 群起而攻之, “害民的暴虐不仁的暴君和他的走狗们都逃了。”[15]廖沫沙《厉王监谤记》同样取材于这段故事, “用周厉王‘防民之口’的故事, 来讽喻国民党统治贪污垄断, 民不聊生, 严禁人民言论自由的黑暗现实。”[16]

在国民党专制统治下, “三十年代政治极端黑暗, 白色恐怖笼罩文坛。左翼作家多人被捕被杀, 进步人士也屡屡失踪;许多书店被砸, 大量书刊被禁。”[17]在这种文化环境下, 现代作家转向历史已不是简单的寻求“庇护”, 或者逃避国民党新闻检察机关的审查, 从历史上寻找亘古已有的古事, 托“史”言志, 作“讽时刺世”之讥, 这才是现代作家创作历史小说的根本目的所在。

三

正如上文所论, 国民党现实的文化专制策略构成现代作家转向历史题材创作的原始动机, 源于现实的政治文化氛围对作家创作产生直接影响;受现实政治文化因素刺激, 却又受到文化专制策略制约的现代作家, 转向历史并作托“史”言志与“讽时刺世”之讥的目的大致有两种:其一, 转向历史, 在历史中寻绎现实的根源;其二, 借助历史作含沙射影式的讽喻。这两种目的又表明现代作家创作历史小说立足点还是当时的社会现实, 而为达到这两种目的, 作家纷纷采用“匕首”与“投枪”的杂文式写作技巧, 以作讽时刺世之讥。太阳底下没新事, 现代作家“由现实人生得到的实感”[18], 又在现实中感受到现实与历史的契合之处, 不由自主地转向历史题材创作, “许多历史上的传统的可笑的把戏, 许多大小军阀们, 土皇帝们, 官僚们至今往往还在表演着”。[19]这些都说明受到外在政治因素刺激的现代作家, 在现实中感觉到亘古曾有的内容。

第一种以鲁迅先生最有代表性, 鲁迅先生在创作历史小说时曾直言不讳地说:“近来文字的压迫更严, 短文也几乎无处发表了……近几时我想看看古书, 扭来做点什么书, 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20]很明显, 鲁迅先生的创作立足点还是他所处的社会现实, 第二种创作目的则存在于更多的现代历史小说作家中, 这些作家的创作的箭靶同样还是现实。郑振铎先生通过《桂公塘》表达自己对“力的战斗的文学, 为群众而写的文学”[21]的急切希望。

为使历史小说发挥讽时刺世的作用, 许多作家还采用“匕首”与“投枪”的杂文式艺术手法, 指桑骂槐, 托“史”言志, 作“借古讽今”之讥。廖沫沙的小说集《鹿马传》, 几乎所有篇章均有含沙射影的暗喻与讽刺:《东窗之下》以秦桧诬陷岳飞的冤狱为题材, “‘以古喻今’说明‘皖南事变’中的新四军是同岳飞一样, 蒙受了千古奇冤”[22];《咸阳游》表面上写的虽是两千多年之前孟尝君在秦国的历史故事, “实际是记录了我们党和报社一九四三年那一段在重庆同特务作斗争的情景。”[23]无独有偶, 谷斯范回忆四十年代创作《新<桃花扇>》时的动机称:“那批祸国殃民的官僚、卖国贼, 本质上与三百年前南明社会的腐败统治集团, 极有相似之处;‘借古讽今’, 通过人物的描绘, 给以无情的鞭笞, 为那令人咒诅的社会制度撞一次最后的丧钟。”[24]

另一位现代历史小说作家刘圣旦的话最有深意:“埋葬在历史里的故事, 自然是发掘不尽的, 这一点微细的工作, 也许可证明‘日光之下, 并无新事’的一句格言……或者, 历史是警告着人们, ‘不要再那么样’;但或者历史也在告诉人们, ‘又要那么样’了。”[25]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暧昧关系, 正如一论者指出的, “现实是历史进入文学的桥梁, 是历史小说不可或缺的因素”[26]。从来没有为历史而历史的创作, 为故事而故事的创作, 那样只会成为通俗的史传演义, 削弱小说的内涵。为达到服务现实的目的, 作家不得不采用含沙射影式的“讽喻”艺术技巧, 托“史”言志。

这种独特的创作目的使许多现代作家的历史小说创作融入了很多的“杂文”因素———为发挥“匕首”与“投枪”的功用, 历史小说的篇幅大都以中短篇为主。对于这种现象, 郁达夫认为:“在战时, 行动高于一切, 步骤要快, 时间要速, 而效果要大。所以, 非但没有了推敲的余裕, 就是读者也没有焚香静坐, 细读一部平面大小说的闲暇。”[27]郁达夫所说极有道理, 在政治文化氛围笼罩之下, 在国民党的文化专制策略束缚之下, “行动高于一切”, 为服从于现实的政治斗争需要, 不得不采用短篇的小说篇幅。此外, 在政治文化氛围束缚之下, 文网森严, 作家不得不把笔触转向历史, 以至许多历史小说“都充溢着反抗意识, 同时在另一面, 是还有讽刺的意味。”[28]为了达到“讽时刺世”的目的, 实现作家的“寄托”, 不得不采用短小精悍的杂文模式。

国民党的文化专制策略, 作为文艺生产的外在机制, 对现代作家的限制甚大。问题恰恰在于作家对这种文艺生产机制并不是完全认同, 而是产生抵触, 正如朱晓进先生所论, 三十年代的政治文化属于一种“非整合模式政治文化”[29]的分类。这导致转向历史题材创作的现代作家“讽时刺世”, 把历史当作一种有效的文化斗争工具, 这种动机与目的恰好又决定着现代历史小说的艺术手法与篇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