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现代史的发展历程
中国现代会展业的发展历程与前景展望
中国现代会展业的发展历程与前景展望会展业是现代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它反映了一个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历程。会展业近年来在我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地域分布上看，全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五大会展经济带，分别是：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会展经济带、以广交会为龙头的珠三角会展经济带、以大连为引擎的东北会展经济带、以成都为首的中西部会展城市经济带和以北京为辐射极的环渤海会展经济带。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在全国会展业市场占有率分别是25%、18%、8%。
2000年以来，我国会展业已渗透到各个经济领域，从机械、电子、汽车、建筑，到纺织、花卉、食品、家具，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国际专业展。近年来我国会展业总规模保持近20%的增长速度，展会数量由1000多个增加到5000多个。2007年，全国展览总面积近600万平方米。展览项目，1997年我国首次突破1000个，到2007年已接近4000个。无论是从展览基础设施、会展从业人员队伍，还是从会展活动的数量和规模看，我国会展业都已经具备了相当强的实力，我国正在步入世界会展大国的行列。
然而,自2007年以来，国际金融市场急剧动荡，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国际经济环境 中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会展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对我国会展业产生明显影响。据统计，2008年中国贸促会批准组展单位出国举办的经济贸易展览会有一千八百多项，但2008年底，实际举办的展览会只有一千项，实施率约百分之五十五，与2007年相比，实施率下降了五个百分点。在国内展览方面，组展单位也感受到了压力，展览面积与参展企业都在减少，招展招商困难突出。参展商为了节约成本，有选择地参加展会，导致会展数量明显下降。
因此，各地方政府在扶持会展业的发展上做出了不同的尝试。其中，最常见的手段之一就是财政上的扶持。据香港贸发局有关负责人早前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2009年，香港特区政府将对香港会展业给予财政支持：一方面，为组展企业进行整体宣传拨款，在国内和周边地区以及全球重要贸易国家开展香港展会宣传;另一方面，采取“1+1”的补助模式，即组展单位增加1元投入，政府配套补助1元。更重要的是，香港特区政府还资助重要买家赴港参观采购。据悉，2008年香港贸发局拿出1.2亿港元扶持会展业，其中，8000万港
元用来资助那些发展中国家赴港参展商的交通、生活补助费，另外的4000万港元用来补助参展商展会期间的宣传。
为了帮助会展业尽快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北京国际会议展览业协会在京举行了会展业政策推介会。据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北京举办的国际性会议，按照京地税营[2005]578号文件，可享受差额纳税。
同时，把现代会展业作为服务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上海，按照“政府推动、市场运作、改革开放、服务全国”的会展业发展思路，制定了《上海会展业发展行动方案》，进一步明确了上海会展发展的目标和举措，使会展业成为提升上海城市形象、增强城市服务功能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兴产业。
关于会展业对国民经济的强势拉动作用，国际上有1∶9的说法，即会展业的直接收入是1的话，其带动交通、旅游、餐饮、住宿、通信、广告等国民经济相关产业的收入将达到9。2007年全国各类展览项目已接近4000个，直接收入达140亿元人民币，由此带动相关行业收入近1300亿元，形成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未来文化产业、休闲产业密切相关的节庆、赛事以及各类文化演出等会展活动形式市场需求将进一步放量。随着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的举行，中国必将掀起大型博览会风潮。预计5至15年内，中国会展业年均增长率将保持在15%至20%左右。到2010年，我国会展业总收入将超过200亿元;2020年，我国会展业总收入将超过1000亿元。
第二篇：现代语言学的主要发展历程
1 现代语言学的主要发展历程 (一 历史比较语言学
在现代语言学发展的初期，历史比较语言学通过在世界各地搜集和整理语言标本，通过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的比较、分类、归纳、总结，发现了语言的不断演变发展的客观历史。语言学家在把各个时期的语言、语法、词汇对应关系加以对比研究后，证实了印欧诸语言的有机联系，并且开始研究本族语及其亲属语言的联系和它们的发展规律，从而打破了形而上学的固定不变的框架，建立了现代语言学的第一个里程碑。
但是历史比较语言学也有它的局限性：它过分偏重于语言的纵向历史研究，面忽视了横向的系统研究。到了20世纪初，现代语言学进入了第二个时期，产生了结构主义语言学。
(二 结构主义语言学
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每种语言都有一套独特的关系结构，语言中的个别单位都是在跟其他单位的区别和对立中存在的，而不是孤立存在的。结构主义学派的创始人、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他在书中提出的新的概念、原则和理论为现代语言学研究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索绪尔认为语言行为有两部分不同的性质，一部分具有社会性，是主要的具有共性的本质，称为“语言”(langue，另一部分具有个别性，是次要的，因人而异，称为“言语”(parole 。这两个部分是互相联系的，但是它们有本质上的差别，应该分别对待。语言和言语是互相依存的。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
按照索绪尔的学说，语言的特点在于声音和意义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有一定的结构规划，从而组成了语言的符号系统。符号由“能指”和“所指”两部分构成。索绪尔还指出了语言的横线组合关系和竖线聚合关系的特点。
2 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性著作。他提出了语言的科学描写的标准，制定了描写语言结构的总框架。他认为语言是音义结合的词汇和语法两部分构成的整体，描写语言结构应该从音位学开始。
结构主义采用了系统论的原则，即整体性原则、结构性原则、层次性原则、动态性原则。这些原则非常适用于语言这个系统。结构主义语言学对认识语言的系统性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到了20世纪中叶，语言学由于受到数理逻辑的影响，进入了第三个时期--语音、语法、语义、语用的综合研究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把语言看作复杂的信息系统，不仅用实验技术和归纳方法，而且采用建立数学符号模型和形式演绎的方法。实验语言学将语言结构划分出词句层次、音节层次和音素层次等等。
(三 转换生成语言学
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不满足于观察言语行为的表面现象，而要探索内在的语言能力。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语言观：语言这个概念是从语法派生出来的。他在1957年出版了著名的《语法结构》一书，提出了“转换生成语法”。
乔姆斯基把语言学看成跟自然科学一样，可以从假设出发，进行推演并形式化。他提出把句法关系作为语言结构的中心，并且以此说明语言的生成性。乔姆斯基区分了语言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指出语言学家的任务是揭示深层结构到表层结构的转换。他认为研究语言的目的不应当只是分类的描写，而应当建立起一整套的形式化的演绎系统，这种形式系统包含有限的语法规则，却能生成无限的符合语法的句子，并且能对句子的结构做出描写。乔姆斯基还假设人们有一种语言习得机制，它可以用严谨的数学模型来加以类比和推导。他认为语言能力是人类天赋的，语言行为是语言能力的具体表现。
3 乔姆斯基的全新的语言观被认为是一场语言学的革命。它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波及到世界各国的语言学界，而且，还在数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广大领域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四 系统功能语言学
以英国的语言学家韩礼德为代表的功能学派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强调交际和交流是语言的基本功能，因此，研究语言不仅要重视它的形式结构意义，而且要重视词句与社会文化的情景意义。韩礼德认为系统是第一性的，并且对语义功能进行了系统分类。他从语言运用的角度提出了语言有三种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
韩礼德认为，结构研究是语言的表层形式，而系统研究是语言的深层形式，是语言的意义潜势(meaningpotential，这二者是互相联系的，缺少其中任何一项都不能对语言进行全面的描写。
系统功能语法学派认为语言首先是一种“行为”，是一种“做”(doing的形式，而不是一种“知”(knowing的形式。也就是说，仅仅具有语言知识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能够实际运用语言。语言行为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进行交往、相互作用的社会现象。运用系统理论研究语言，就是把语言看作一种社会符号系统，并且用这一符号系统来认识社会，认识社会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终建立动态化的语言社会模式。系统理论把研究重点放在语篇上，认为语言必须通过特定的语言组合(即存在于某一特定语境中的语篇 ，才能充分实现其意义。
韩礼德的语言理论不但探讨了语言的形式，还研究了语言的意义和功能，并且分析了语言与社会的关系。系统功能语法把语言的实际使用作为研究对象，并且在应用过程中不断地检验和完善理论，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实践性。
二、现代语言学中几门值得重视的相关学科
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许多的相关学科。本文仅讨论其中的几门值得语言研究者重视的相关学科。
(一 语用学
近年来，许多语言学家已经把注意力从形式语言学转移到功能语言学方面，从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转移到语言的实际使用的研究上来。这种转移促进了语用学研究的迅速发展。
语用学研究的是话语和言语的交际系统，研究语言符号同它的使用者及使用环境之间的关系，它是将语言置于使用的语境中的一种意义研究。英国的奥斯汀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他把句子分为“表述句”(constatives和“施为句”(performatives，把言语行为分为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又把言外行为再分为裁断行为、施权行为、承诺行为、表态行为和阐发行为，从而构成了语用学的基本理论。后来，奥斯汀的学生塞尔发展和完善了言语行为理论，并且提出了话语的形式不直接反映出这句话的交际意图，即间接言语行为的概念。美国的格赖斯提出了影响很大的会话隐涵概念以及合作原则，为解释言外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
描写语用学根据语境研究话语的真正含义，解释话语的言外之意，可以帮助听话人透过表面意义正确理解说话人要表达的真正的意思。研究会话结构实际上是理解话语产生的过程，这有助于理解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语言结构的影响。
现代语言学有两条主线：一条是把语言视为一种心理现象的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另一条是把语言视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而语用学则是把语言视为心理现象和社会现象相互作用的产物，采用综合的方法对语言的形式和功能的关系给以解释。语用学是要解
5 决语言交际中的实际问题，目的是帮助人们进行有效的交际。现在语用学理论在外语教学和人际交际方面的应用已经受到了普遍的重视。由于以上原因，语用学已经成为当代语言学研究的主流。
第三篇：现代重工 发展历程
1972年现代造船重工业株式会社成立
- 船舶1号机
1975年同时完成了2艘万吨油轮和现代船厂 1977年发动机事业部成立
1979年全球最大船舶发动机工厂竣工
- 公司名称改名为[现代重工业株式会社] 1980年设立了现代工业研发中心(韩国第一个非国有制技术研发中心)
- 发动机生产量突破100万马力
1985年设立了现代海洋研发中心
- 完成了世界最大滚装船
1987年完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矿石运输船(365,000dwt)
- 累计完成船舶建造1千万GT(累计355艘)
1989年船舶建造突破2千万(DWT)(389艘)
- 液压油缸工厂竣工
1991年英国查尔斯王子访问现代重工
- 发动机生产量突破1千万马力北朝鲜国务院副总理访问现代重工
1993年完成了韩国第一个液化天然气船
- 中国前总理-李鹏访问现代重工中国前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现代重工
- 中国前任人大常委副委员长乔石访问现代重工世界最大排灌工厂竣工
1996年中国第一家合资企业(常州现代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竣工船舶制造累计生产总量达到了5千万载重吨。
- 成立了现代机电研究所
1998年委内瑞拉总统-Chavez访问现代重工
- 完成了全球最大规模柴油发电所(印度GMR社)在韩国股票市场上市
- 约翰·肯尼迪二世访问现代重工
2000年连续19年被评为“世界最优秀船舶”
- 完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浮式生产储油船
- 完成了世界最大发动机(9.336万马力，12K98MC)连续20年被评为“世界优秀船舶”
- 成功收购三湖重工
- 完成了第1000艘船，生产总量达到了8千万载重吨。现代重工业集团成立
2003年成功地研制了4千万马力的船用发动机完成了第1500个螺旋桨推进器连续22年被评为“世界优秀船舶”
- 完成了全球第一艘，完全利用平地造船方式完工的船舶完成了世界最大的螺旋桨推进器(直径9.1m)大型发动机，月生产量打破世界纪录(89万马力)
- 浮式生产储存卸货装置(FPSO)被选为“世界一流产品”完成了第2000个螺旋桨推进器
- 7系列挖掘机被评为“世界最优秀建设装备”(美国Constrction Equipment社)
2006年工程机械配件服务中心竣工
- 建成了排水量1,800吨的常规动力潜艇世界最大21.6万立方米超大型LNG船建造
- 工程机械印度工厂设备开工韩国陰城太阳光设备工厂竣工
- 世界最大电子制御式大型发动机(10.9千万马力)制作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液化气运输船建设了韩国的第一个宙斯盾级驱逐舰
2008年世界最大容量电动机发货(电气系统)
- 世界3大造船及海运专刊选定为“2008世界优秀船舶”世界首次远程控制阀研发成功
- 被选定福布斯【2008世界500强企业】群山造船厂奠基仪式KCC与Polysilicon 合资法人成立工程机械，成功研发21吨级高性能轮式挖掘机(Robex 210w)
- 收购现代集团(现代综合商社)股份
- Himsen发动机，荣获“国际论坛设计大赛”的“iF产品设计奖”世界首次累计完成9千万马力的船用发动机世界首个T字形船坞竣工
2010年德国北弗里斯兰2.2MW太阳光发电所项目竣工在美建造变压器工厂(年生产量1万4千MVA)船用发动机产量全球率先突破一亿马力
- 造船行业首次构建船舶寿命周期管理(PLM)系统在中国山东启动装载机工厂奠基仪式6种新型装载机产品上市成功研发环保型船舶发动机
- 中型发动机生产累计突破2000万马力全球年度钻探船订单第一，共7艘
- 叉车新产品Order Picker 问市
- 世界最大规模沙特MARAFIQ发电所项目竣工
- 成功开发两款HiMSEN发动机新产品(H25/38V,H17/28U)全球范围内首次建造Smart Ship赢得世界最大11万吨级海底钻探船订单新能源事业部正式成立
第四篇：日本近现代刑法学的发展历程及其借鉴意义
近年来，在刑法学界，利用和借鉴日本刑法学的理论，分析探讨我国刑法问题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究其原因，除了日本刑法和我国刑法在形式上类似，互相可以交流对话之处甚多以外，主要恐怕还是因为承认了“日本近代刑法学的研究比我国的刑法学的研究要先进，具有借鉴 参考 的价值”这一事实。但是，日本近代刑法学的 发展 ，也不过是近一百多年来的事情。在此之前，日本刑法以及刑法学研究一直是以我国为师的。那么，在这短短的一百多年中，日本刑法学的研究为什么能够取得后来居上的骄人成绩呢?对此很少有人专门探讨。当然，这是个涉及到多方面因素的问题，难以用一言两语把问题说清楚。本文试对日本近代特别是战后刑法学研究发展史进行考察， 总结 出某些 规律 性现象，以期对我国当前刑法学的研究提供启示。
一、战前(明治、大正、昭和初期)
日本近代刑法是和明治维新同时起步的。但是，维新之后所制定的《假刑律》(1868年)和《新律纲领》(1870年)以及《改定例律》(1874年)，从内容上看，是日本德川刑法和 中国 古代刑法的折衷，不承认罪刑法定原则。因此，在熟悉近代西欧法制的学者当中，就有了制定近代刑法典的强烈愿望。同时，明治政府为了废除和诸外国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迫切需要建立近代 法律 体系。这样，民间和政府在必须制定近代刑法的方向上达成了共识。
1.明治时期的刑法和刑法学
起草新刑法的任务落在了1874年以来一直在明法宗教授法国刑事法的法国人波索纳德(gustave emile boissonade de fontarabie，1825-1910)身上。他以法国1810年刑法典为基础，并参考了法国新古典学派刑法理论，草拟了所谓“波索纳德刑法草案”。这就是在1880年公布，1882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旧刑法。旧刑法是日本最初的近代刑法，其中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第2条)和禁止溯及既往的原则(第3条)，并从罪刑均衡的立场出发，整体上缓和了刑罚。同时，还将犯罪类型作详细划分，规定与此相应的法定刑。另外，旧刑法在总则中对故意、过失、法律错误、紧急避险等都做了详细规定，而这些都是作为其范本的法国刑法中所没有的内容。因此，应当说日本的旧刑法是一部比较完备的近代刑法。
但是，旧刑法并没有存在多久。明治初期，日本政府为了使日本迅速地实现 现代 化，匆匆忙忙地将法国法移植过来，但是，后来发现，与法国相比，和日本一样采用君主立宪政体，在欧洲大陆逐渐扩张势力的德国更加类似日本的情况;同时，波索纳德所起草的旧刑法典的自由主义色彩过浓，明显地和明治政府所推行的“富国强兵”政策不符，因此，旧刑法公布之后不久，政府内部就出现了全面修改刑法的要求。之后，以德国刑法为范本所拟定的新刑法草案，在国会经过数次修改讨论之后，获得通过，这就是在1907年公布，于次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现行刑法典，当时被称为“新刑法”。
现行刑法积极吸收了德国刑法学的研究成果，在很多规定上，比作为其范本的德国刑法都要先进。如关于正当防卫，旧刑法将其规定在杀伤罪部分，但现行刑法则将其放入了总则部分，而且概括为一个条文(第36条)。关于紧急避险，也和旧刑法不同，不仅对自己或者自己的亲属所面临的危险可以实施紧急避险，连对他人所面临的危害也可以实施紧急避险;在避险行为是否过当的判断上，采用了利益衡量原则(第37条)。这是当时的德国刑法中都没有的一般性规定。另外，在正当行为方面，旧刑法中只规定有根据官吏的命令所实施的行为，但是，现行刑法规定的范围更广，将法令行为、正当业务行为也规定为正当行为(第35条)。对于 自然 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现行刑法也放弃了旧刑法中的烦琐规定，而一概规定为14周岁(第41条)。
但是，现行刑法的最大特色是积极借鉴欧洲大陆修改刑法运动的成果，作了许多刑事政策性的规定。首先，在量刑上，大幅度地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如现行刑法先于德国规定了根据法官的自由裁量而实施缓期执行刑罚的制度。同时，在未遂犯的处罚方面，和旧刑法不同，现行刑法规定的是裁量减轻，而不是必要减轻。其次，对各个犯罪类型进行抽象、概括，并规定了有较大裁量余地的相对确定法定刑制度。如在旧刑法之下，关于杀人罪，就规定有预谋杀人、毒物杀人、情节恶劣的杀人、诈术杀人、出于犯罪目的杀人、免予刑罚处罚的杀人、上述情况之外的杀人等七种，它们都被规定在独立的条文之中，并规定在谋杀的时候，判处死刑，在故杀的时候，判处无期徒刑。与此相对，现行刑法将上述情况会并规定在一个条文中，并将其法定刑概括为死刑、无期徒刑或3年以上有期徒刑。最后，现行刑法删除了旧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理由是，帝国宪法第23条规定“日本臣民不受法律规定„„不受处罚”，因此，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是不言自明的。
由于日本现行刑法主要是由在德国学习新派刑法学理论之后回国的留学生参与制定的，因此，在现行刑法的解释上，具有新派理论背景的学者当然具有绝对的发言权。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新派刑法学的理论大家牧野英一博士(1878-1970)。
牧野认为，旧刑法向现行刑法的交替，反映了从个人保护思想向社会防卫思想的法律学的一般潮流，说明现行刑法体现了从犯罪本位的旧派思想向犯罪人本位的新派思想的过渡。现行刑法，必须从新派的目的刑论、主观主义的立场来进行把握，而报应刑论、客观主义是处罚行为人的过去的理论，应当抛弃。
之后，牧野作为日本新派刑法学的旗手积极展开活动，和其学生正木亮、木村龟二一道，对新派刑法学在日本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正木亮，在行刑实务中，将牧野的 教育 刑论应用于实践，提倡废除死刑，追求刑罚的人道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对于牧野英一所做的彻头彻尾的主观主义的解说，学界很快就有了不同的声音。如师从德国旧派刑法学大家毕克迈耶的大场茂马说，如果贯彻新派刑法学的理论的话，就必须分别将刑法学改变为医学、将刑事诉讼法学改变为诊断学、将监狱改变为 医院 ，这明显威胁国民的权利自由。
但是，从报应刑论、客观主义出发，全面地和牧野英一博士提倡的新派刑法学对决的是小野清一郎(1891-1986)、泷川幸辰(1891-1962)等刑法学者。与牧野将行为人的危险性作为犯罪论的出发点相反，小野将行为“符合法律上特殊构成的构成要件的全部”，即“充分满足构成要件”作为出发点，认为，未遂犯在行为部分满足既遂犯的构成要件的时候成立，即必须充分满足“修正的构成要件”。不能犯的不可处罚性，也应当根据有无上述构成要件符合性来决定，和行为人的主观犯意无关(形式的客观说)。教唆犯、帮助犯，也是充分满足将正犯的构成要件进行修正之后的构成要件的行为。共犯是数个人的共同行为而满足一个构成要件的情况(犯罪共同说)，只要不存在充分满足构成要件的正犯行为，即，正犯者没有实施实行行为，共犯也不成立(共犯从属性说)。据此，他认为，牧野的主观主义的犯罪论具有侵害个人自由，导致残酷的“警察 政治 ”之虞，是国家绝对主义的立场。
另外，泷川幸辰也认为，贯彻新派主张的教育刑论的话，就要否定罪刑法定原则，在难以克服阶级对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忽视罪刑法定制度，无疑是将刑法作为阶级镇压的手段，所以，他主张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的报应刑论。
以小野清一郎、泷川幸辰为代表的旧派和牧野英一为代表的新派的学说之间所展开的对立，在日本刑法学史上，被称为“日本的学派之争”。这种争论，从大正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昭和年间。
2.大正、昭和初期的刑法和刑法学 从大正到昭和的时代，是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年代，这一时期，日本刑法和刑法学在整体上呈现出进步和倒退交错发展的趋势。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大正民主主义的旗帜高扬，民本主义和群众运动蓬勃发展，整个刑法学界出现了拥护人权、拥护民主的趋势。但是，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也正是日本的政党政治被推翻、法西斯势力逐渐控制整个国家政权的时期。在日本确立法西斯政权的过程中，法律制度也逐渐法西斯化，日本帝国宪法中消极的、封建军国主义的内容被强调和利用，议会成为摆设，首相被赋予禁止、限制或者废除法律的权力，从而使得法律完全置于法西斯政权的操纵之下。这一时代背景必然对这一时期的刑法和刑法学产生影响。
大正10年(1921年)，日本政府就修改刑法一事向临时法制审议会进行了咨询。咨询的理由是，现行刑法不适合“日本固有的道德以及淳风美俗”，有必要对人身和名誉进行完全保护，提高防止犯罪的效果。这次咨询是按照商讨学制改革的“临时教育会议”的要求所提出的。大正15年(1926年)，临时法制审议会制作了“刑法修改纲要”。之后，司法部内部设立的“刑法以及监狱法修改调查委员会”按照该“纲要”提出了“修改刑法预备草案”(1927年)，昭和14年(1940年)，发表了“刑法以及监狱法修改调查委员会总会决议以及保留事项(刑法总则以及分则未定稿广。它一般被称为“修改刑法假案”。后来，由于日本进入了战时体制，上述委员会被解散，刑法修改事项也因此而中断了。但是，该“假案”中的若干内容，在昭和16年(1941年)部分修改刑法的时候，被吸收采纳。
由于本次政府咨询修改刑法的要点在于，维持淳风美俗和积极活用刑事政策，因此，“修改刑法假案”完全体现了国家主义、家族主义的态度和积极活用刑事政策的特征。如“修改刑法假案”中对对皇室的犯罪、内乱罪等侵害国家利益的行为，提高了法定刑，而且扩大了处罚范围。另外，还增设了对神社(祭祀场所)的犯罪、对安宁秩序的犯罪。对“为了隐瞒一家之耻”的堕胎行为不予处罚，并出于同样的理由，还减轻了杀害婴儿的刑罚。另一方面，“修改刑法假案”还提议扩大缓刑的适用范围，缩短假释的时间限制，新设对常习累犯的不定期刑，增设保安处分，这些都是积极活用刑事政策的体现。
对于上述以保护“淳风美俗”为主要目的的“修改刑法假案”，刑法学界也表现出了浓烈的兴趣。小野清一郎教授对于“修改刑法假案”保护“国家的民族共同体”，意图推进刑事政策方面表示赞赏，但是，对于“假案”中，将排除违法性的场合规定为“不成立犯罪”，而将排除责任的场合规定为“不处罚”的写法表示不满。在小野看来，这种写法是采用了主张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就是犯罪的牧野的目的刑论的观点，认可了即便不具有犯罪的本质即违反道义责任的行为也成立犯罪的观点。所以，小野认为，这种规定是“刑法道义的危机”、“刑法自身的危险”。这样，主张“日本精神自身就是日本法理”、反对淳风美俗的小野，和主张国家对犯罪人进行改造教育才是刑法中的淳风美俗的牧野英一之间，具有显而易见的分歧。
但是，由于这一时期，日本已经完全确立了法西斯政权体制，法律制度也逐渐法西斯化，对于包括牧野、小野在内的众多刑法学者来说，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向团体主义的转移已成为世界的大趋势，连一般人都觉得日本也应该如此。在这种背景之下，日本刑法学中所出现的进步的、拥护人权的客观主义的影响也日渐式微，参与前述“学派之争”的新、旧两派，除了极个别的人以外，也都逃脱不了时代的局限，随波逐流，站到了拥护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立场上来。这种结局，是参与新、旧两派争论的学者所没有预想到的。
二、战后刑法和刑法学的发展
日本战后刑法学的发展，以1956年为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战后刑法学的再编时期。这一时期，刑法学界的基本状况是，以古典学派的见解为基础，然后加入近代学派的主张来构建其刑法理论。后一阶段，即1956年之后，随着战后修改刑法工作的展开，产生了社会伦理主义和法益保护主义之间的对立，该对立一直延续到现在。以下，根据上述阶段的划分，对战后日本刑法学的发展，进行简单整理。
1.第一阶段，是指从战败到50年代中期为止的期间，它可以说是战后刑法学理论的重建时期。
(1)战后刑法学的出发点
1945年，战争结束之后，根据《波茨坦公告》，日本展开了“非军事化”、“民主化”运动，在废除了天皇制的治安立法的同时，建立了以国民主权、和平主义、保护基本人权为三大支柱的“宪法体系”，相应地，在刑法中，尽管是应急实施的，但在理论上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刑法部分修改(1947年)，为战后刑法学的民主化奠定了基础。大部分刑法学者非常珍惜这一机遇，对刑法理论的各个领域都进行了研究，并踊跃参加关于刑法修改的各种讨论，使刑法学摆脱了战前和战时的萎缩状态。
战后刑法理论的出发点是：对战前的国家主义、权威主义的刑法理论进行反省。因此，在这一时期，罪刑法定原则得到普遍重视。在刑法理论和刑法解释学中，具有导致刑罚权的早期发动和广泛干涉个人自由危险的主观主义犯罪论后退，只偏守在刑罚论或者说是处遇论的狭小领域，而极力排斥可能混入国家道义等规范要素和不确定的主观要素的形式的客观主义犯罪论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并成为学界的共同基础。
当然，也要注意到，上述变化并不十分彻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成为日本刑法学研究的新起点。从理论上讲，民主主义国家体制的变革，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转换，新宪法的诞生，必然会导致同战前法学研究决裂的气象。但是，无论是在思想意识上还是在实际上，在刑法学研究中，人们所预测和期盼的决裂架势都没有出现。到不如说，总体上，战后初期的刑法学研究在许多方面仍然和战前刑法学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这一点从学界对于删除通奸罪和对皇室的犯罪的争论中反对见解强烈的事实，以及尽管根据新宪法的精神，全面修改了《少年法》和《刑事诉讼法》，但是，从修改刑法的呼声却并不强烈的事实中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总体上看，日本战后初期的刑法学的首要特点，就是对战前刑法学的批判总结并不十分彻底。
(2)新、旧两派对立的缓和
战后初期的刑法学研究中，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战前曾经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主观主义刑法学和客观主义刑法学，在战后民主主义的旗帜之下，出现了互相让步、互相融合的趋势。一方面，就新派刑法理论而言，从该派关于犯罪论的立场来看，典型的主观说已经衰落，而代之以在原则上坚持主观主义的同时，部分吸收了客观主义的理论。如战后新派的代表人物木村龟二在犯罪论中采用了目的行为论的概念，显示了和牧野的主观犯罪论不同的发展。从该派关于刑罚的理论来看，在强调目的刑论、强调社会预防的同时，也不再排斥社会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理论倾向与旧派理论一直主张的报应刑论，有着微妙的相似之处。另一方面，从旧派刑法理论一方来看，小野清一郎所主张的以犯罪构成为中心的犯罪论，战后为团藤重光所继承，他从人格形成责任论的立场出发，建立了以构成要件论为中心的犯罪论体系，成为战后刑法学的代表性理论。这种刑法理论在强调行为是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的唯一基础的同时，还认为行为是行为人人格的体现。通过处罚行为，可以对行为人的犯罪人格进行矫正，间接地实现对罪犯的教育意义。可见，这种观点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古典客观主义，部分地呈现出伦理化、主观化、规范化的倾向。 2.第二阶段
(1)刑法修改工作
自1956年开始到现在，是日本刑法学的战后成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随着“ 经济 高速成长政策”的实施，引起了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变革，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国家以调整“大众化社会”、“高度 工业 化社会”中的复杂社会利益的名义，全面地介入了国民的经济、社会生活。结果，作为上述经济、社会政策一环的刑事政策受到重视，同时，也开始谋求其积极运用，它主要体现在对刑法典的修改上。战争结束之后，修改刑法的工作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这些修改都是针对特定的时势所做的零星修补，远远不能满足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客观现实的需要，因此，日本政府开始考虑全面修改刑法。
全面修改刑法的工作是从1956年开始的。该年，法务省内部设立的“修改刑法筹备会”受法务大臣的委托开始此项工作，并于1961年公布了《修改刑法准备草案》。该草案由于被认为严重体现了国家主义、权威主义而受到批判。之后，法务省法制审议会内部专门设立刑事法分会，讨论刑法修改问题。1971年，起草出了《修改刑法草案》，并于1974年4月公布。该草案的主要内容是：第一，立足于罪刑法定原则，从明确处罚界限的立场出发，创设了必要的条文;第二，从贯彻责任原则的立场出发，进行了必要的修改;第三，对犯罪人的刑罚以及其他刑事处分进行全面的检讨，修改了法定刑，增设了保安处分制度;第四，考虑到目前的犯罪状况以及国民的要求，全面修改了刑法分则中的各个构成要件和法定刑，以适应现代社会中的犯罪化需要。
但是，《修改刑法草案》遭到了以日本律师协会以及刑法研究会为中心的学者的批判，说该草案“提倡犯罪化、严罚化、国家利益优先等落后于时代要求”的刑事政策。
之后，日本法务省尽管根据上述批判，进行了一系列的协调工作，但是，全面修改刑法工作最终还是以不了了之而告终，《修改刑法草案》实际上也已经成为废案。现在，学界一般认为，刑法之类的国家基本法，是国民在社会生活中的指针，必须在取得全体国民基本一致的共识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在具有激烈对立的情形下，全面修改刑法，反而会引起问题。因此，《修改刑法草案》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应当放弃，而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检讨的是，是否有必要全面修改刑法，以及修改刑法的最基本目标为何的问题。
第五篇：中国PPP的发展历程
大岳咨询公司 金永祥
十八大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PPP(即公商合作)模式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财政部楼部长指出：“在当前创新城镇化投融资体制、着力化解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积极推动企业‘走出去’的背景下,推广使用PPP模式,不仅是一次微观层面的操作方式升级,更是一次宏观层面的体制机制变革。”
当前PPP成为了落实国家战略的重要工具，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此重要的历史时刻，回顾PPP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将能对吸收PPP适于中国国情的知识积累并推动PPP健康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引入中国，PPP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现在进入了第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探索阶段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1993年是我国PPP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探索阶段。 探索阶段的出现有两个背景：第一，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吸引了很多境外资金进入我国，其中有一部分资金尝试性的进入了基础设施领域。第二，80年代中期中等发达国家出现了债务危机，为了推动经济继续发展，土耳其首先出现了BOT模式，然后被其它发展中国家效仿，香港商人也把这个概念带入了我国。
此阶段，我国没有与BOT直接相关的法规，也没有规范的审批程序，地方往往向中央主要领导汇报并获得首肯后执行。
探索阶段的代表项目有深圳沙角B电厂BOT项目、广州白天鹅饭店和北京国际饭店等。沙角B项目作为BOT受到了国内外广泛认可，并已在15年特许经营期满后于2000年成功移交给当地政府。由于项目时间较早，文件较简单只有几页纸。项目的外商是广东华侨，其在商业因素外还有回报家乡的意思，这也是在合同简单条件下项目能顺利执行的原因。当然，项目也留下了一些教训。比如，投资商是按照特许经营期限进行项目设计的，很多设施在移交给政府后需要重新建设，这个经验在1994年北京做BOT研究时被写进了报告，后期大岳咨询公司做的BOT项目中对移交时项目设施的状态都做出了明确且严格的规定。
探索阶段的项目都是投资人发起、通过谈判和政府达成一致的，没有招标过程。这些项目也是地方政府自发进行的，没有中央政府的关注、总结和大规模推广。
第二阶段—试点阶段
1994年到2002年是我国PPP发展的第二阶段—试点阶段。本人是在这个阶段开始研究和从事PPP工作的，迄今20年。国内学术界较早研究PPP也是从这个阶段开始的。
试点阶段的工作是国家计委有组织地推动的，这点与探索阶段不同。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以及当年底召开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设施市场化投融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1993年新一届政府成立后，国家计委开始研究投融资体制改革，包括BOT可行性问题。1993年底国家计委官员下海成立了博拓投资公司，其英文就是BOT。博拓公司成立后开始运作北京的京通快速路BOT项目，由于某种原因未能成功，最后首创公司代表政府投资建设。1994年国家计委选择了五个BOT试点项目—广西来宾B电厂项目、成都第六水厂项目、广东电白高速公路项目、武汉军山长江大桥项目和长沙望城电厂项目。当年底又有一批国家计委官员下海成立了大地桥基础设施投资咨询公司，其英文名Bridge Of Trust的缩写也是BOT。大地桥成立后开始为来宾B电厂项目做准备，1995年5月来宾B获得了国家计委的批准。由此可以确定1994年是BOT试点项目的起点，可以称为中国PPP元年。
1995年8月国家计委、电力部、交通部联合下发了《关于试办外商投资特许权项目审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为试点项目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个通知是试点项目启动之后颁布的，从通知中可以看出，第一，试点的重点是电力和交通项目;第二，以外资为主。后来地方政府推出自己的BOT项目时，无论水务、燃气和区域开发等领域的项目，还是内资参与的项目，也是以这个《通知》为法律依据。在试点期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曾帮助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法制办准备了一份《BOT法》草案，但最终不了了之。
1994年北京市计委立了一个课题研究BOT，本人有幸担任这个课题组的组长。当时经费有限、专家缺乏、资料少，但研究还是取得了较好成果，出版了《BOT项目指南》一书。应该说，当时取得的认识非常重要，对北京市投融资体制改革有启发和参考作用。1996年本人到大地桥公司担任了半年时间的顾问，当时正值来宾B电厂BOT项目的谈判，我全程参与了谈判，在和项目国际顾问及国际投资人的接触中，做课题研究期间的很多谜团逐步解开了。
除了国家的试点项目外，各地政府也推出了一些PPP项目，比较典型的有上海黄浦江大桥BOT项目、北京第十水厂BOT项目、北京西红门经济适用房PPP项目、北京肖家河污水项目等。大岳咨询公司1996年底成立后，作为英国泰晤士水务和日本三井物产联合体的投标顾问参加了成都第六水厂BOT项目的竞标，后来较多参与了地方BOT项目的咨询。严格讲，这期间的地方BOT项目也是试点性质的，BOT没有成为地方常规的投融资方式。1997年大岳咨询联合国家计委投资司副司长戴公兴，结合北京BOT课题研究成果和国家计委BOT试点项目经验编写出版了《BOT项目运作手册》，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郭树言担任名誉主编并题词，这本书成为了后期各地运作BOT项目的指南。
国家和地方的BOT试点项目涉及的行业很多，包括电力、自来水、污水、燃气、大桥、区域开发等。这些试点项目有的成功执行了，有的在运作或执行时失败了。无论成败，都为后来的BOT项目运作积累了重要的知识。我国PPP文件形成的脉络基本是：来宾B电厂—成都第六水厂—北京第十水厂—肖家河污水处理厂—西红门经济适用房。其中前两个项目侧重的是国际经验的引进，后三个项目的重点是国际经验的消化和本土化，其中第十水厂项目相当于从引进向消化的过渡，这些本土化项目的合同文本直到现在仍被广泛参考，起到了准标准文本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第十水厂BOT项目。尽管它后来经历了工业企业外迁、密云水库没水、申奥成功引起引水管道改线、南水北调上马、欧盟成立导致英国企业回防、法律变更等历史事件，但在我国BOT发展史上这是改变历史的支点项目。该项目是汪光焘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时主持的，前期非常规范顺利，招标效果非常好，水价只有预测水价的三分之一，这个结果使汪市长强烈意识到公用事业改革势在必行。在第十水厂草签协议后，汪市长主张对第九水厂进行市场化改革，大岳继续担任项目顾问。在第九水厂项目方案完成但没有实施时，汪市长调任建设部部长并很快启动了市政公用市场化改革工作，我们协助建设部城建司于2002年底完成了《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该文件的发布使BOT从2003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阶段—推广阶段
2003年到2008年是PPP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推广阶段。
2002年十六大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为PPP的推广提供了理论基础。十六大精神是建设部2002年底出台《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的大背景，汪部长个人因素是这个文件由建设部而不是其它部委出台的原因。随着PPP项目的推进，建设部又陆续出台了一些文件，包括2004年出台的126号文——《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该办法及各地出台的特许经营条例是这一时期开展PPP项目的基本法律依据。
借指导意见的东风，2003年全国各主要城市掀起了PPP的高潮。2003年春天发生了SARS，为了完成当年的经济指标各地又临时推出了一批PPP项目。从大岳咨询公司提供PPP咨询业务的发展情况能够感受到当时市场的火热程度。2003年大岳进入了七八个省会或者副省级城市，同时进行的PPP项目从以前每年3个左右直接超过了10个，项目经理出现短缺，大岳现在的总监有一半是从03年开始担任PPP项目经理并成为中国PPP咨询领域领军人物的。此后大岳的客户范围每年都会增加三四个中心城市，到2008年同时进行的PPP项目在30个左右。推广阶段PPP项目最多的是污水，当时正赶上全国各地建设污水处理厂的高峰，自来水、地铁、新城、开发区、燃气、路桥项目也都有。比较著名的PPP项目有合肥王小郢污水TOT项目、兰州自来水股权转让项目、北京地铁四号线项目、北京亦庄燃气BOT项目、北京房山长阳新城项目等。用目前PPP的概念来看，当时PPP项目很多，但第一个官方称PPP的是北京地铁四号线项目。
在此阶段，市场经济特征非常明显：第一，外企、民企、国企同台竞争;第二，项目竞标过程公开透明，竞争达到白热化;第三，溢价频出，效率提高的改革效果开始显现;第四，传统企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主动改革的积极性提高。尽管多数项目是成功的，但由于PPP项目数量增加很快，有些地区思想不够开放、项目运作方法不够科学，也出现了一些失败案例。
2007年开始国内出现了一股思潮对改革进行反思，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很大争论。由于PPP领域的失败项目，市政公用行业的个别老同志也开始反思市政公用的市场化改革并提出了质疑，在“铁证”面前主管部门也开始犹豫，市政公用市场化改革开始降温，甚至“市场化”这个词汇变得非常敏感，西安自来水市场化改革终止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受兰州自来水改制成功的影响，2007年西安自来水公司管理层开始积极谋划市场化改革，大岳咨询被聘为顾问。业内个别同志认为应该阻止西安自来水的市场化改革，否则整个自来水行业的国有体制将会受到冲击。他们一方面指责威立雅等国际水务公司，另一方面以供水安全为由影响当地主要领导，最后西安自来水改革终止。尽管没有威立雅等国际公司在中国严重违约的记录，而且兰州、深圳等自来水市场化改革的效果很显著，但西安自来水终止改革以后，市场化在水务行业被认为是行不通的，甚至有一次在国家发改委开会时一位行业人士提出如果威立雅投毒谁负责。
应该说，在PPP推广阶段市场经济取得了胜利，大规模的改革出现几个失败项目是正常的，业内人士反思改革也是可以理解的。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进行比较，市政公用行业这个期间的改革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比任何其它行业的改革都规范。业内的研讨会层出不穷，媒体高度关注，大部分中心城市的PPP项目在运作时都会聘请咨询公司以借鉴国内外的经验教训，竞争公开透明。曾经一度人们对高溢价出现过担忧，回头看在市场启动初期出现一定过调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重新定位市场不可缺少的阶段，从结果看王小郢等项目的溢价并没有影响投资人的回报水平，兰州自来水的溢价虽然没有达到投资人的预期回报，但主要原因在于价格改革滞后。只要兰州自来水价调至省会城市中等偏下的水平，投资回报就能满足要求，溢价完全是效率提高的体现。后来国内一直提“转换发展方式”，让我看，市政公用行业转换发展方式就是应该回归到这一阶段的发展方式上来。 第四阶段—反复阶段
2009年到2012年是我国PPP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反复阶段。这段时间是我国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几年，鬼城、市政不配套等问题也是在这个阶段暴露出来的。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年底我国推出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2009年成为PPP受冲击最严重的一年，大岳提供咨询的很多PPP项目都停止了。比如中部一个省会城市的地铁项目完成了PPP方案，本来需要100亿资金，后来国内三家国有银行自担风险给项目贷款100亿元;沿海一个计划单列市的引水项目当时正在准备PPP方案，忽然我们项目组找不到客户了，他们全都到北京来等大馅饼了，资金轻松解决。银行无条件提供贷款，有的为了放贷甚至送礼，像一场洪水淹死了所有农作物一样，社会投资主体彻底失去了讲条件的资本，PPP生态遭到了破坏，有些执行中的PPP项目被政府提前终止了。
四万亿刺激计划的弊端很快暴露出来，政府再次开始重视民间投资，2010年国务院出台了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新国36条。而2009年以来外资受金融危机影响投资能力减弱，银行担心私人老板跑路等原因导致私人资本也很难得到银行授信，私人资本和外资犹犹豫豫，新36条的效果不明显。
这个时期，国企尤其是央企拿到了银行大量授信，据说有些企业的授信额度超过了1000亿，其中一部分用于向私企放贷。渐渐的地方与央企对接开始流行，央企成为了如火如荼城市化运动的重要角色，央企参与的很多项目都是以PPP方式进行的。央企成为主角改变了PPP的规则，既然是对接，那么地方书记、市长和央企董事长、总经理吃饭时定的调子就是PPP的准则，竞争、透明等市场规则退居二线。以前做项目要进行可行性研究，这个阶段开发一个新城或一个新区写几页纸说明就行了。
当然，这个阶段有些地区还是比较规范的，继续推出了一些竞争性PPP项目，私人资本、外资和国资同台竞争。如大连垃圾处理PPP项目经过充分竞争，垃圾处理费每吨只有50多元。央企的新做法对私人资本和外资的行为方式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一方面向央企学习寻求规避竞争，另一方面也寻求与国有资本的合作以利用其优势。这个时期的PPP市场没有出现充分竞争、溢价频发的火爆场面。
尽管没有政策禁止私人资本和外资的进入，但由于国企特别是央企在强大政府资源支持下的做法，使私人资本和外资无法参与竞争，社会上出现了玻璃门、弹簧门和国进民退等说法。为了促进民间投资，2012年国务院各部委出台了20多个落实新国36条的细则，客观评价这些细则没有太多新意，PPP市场也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
这个阶段PPP项目是很多的，前提是把包括央企在内的国企也视同为社会投资人(Private一方)。我们粗略估计到2013年全国PPP项目有7000到8000个，其中很多项目没有公开招标，不被外界了解。大岳的业务也随着市场进行了调整，这段时间我们和所有参与城市投资建设的央企、很多地方融资平台都有过交集。大岳累计完成的PPP项目超过了400个，进行中的项目超过了100个，服务地域达到120个城市，包括30多个省会和副省级城市。
反复阶段的后期PPP市场出现了新的变化，出现了不少并购整合的案例，这完全符合市场规律，并购整合在下阶段应该还会有较大的发展。 第五阶段—普及阶段
2013年开始我国PPP发展进入了第五个阶段，这个阶段的故事正在发生。很多人对这个阶段都有很高的期待，我们暂且把这个阶段叫作普及阶段，希望PPP能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一种常态模式。
十八大提出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为PPP的普及提供了理论基础。据传，2013年财政工作会议结束后，楼继伟部长做了关于PPP的专题报告，对PPP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转变政府职能、建设现代财政体制和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等方面的作用给予了高度期待。进入2014年财政系统组织了多次官方PPP培训，地方财政厅局的PPP培训也接连不断。住建部和财政部结合财政体制改革开始准备有关指导意见，同时地方政府积极上报PPP试点项目。国家发改委启动了特许经营立法工作，学术界、咨询界也热闹起来，各种研讨、沙龙层出不穷，各种文章著作不断问世，最近财政部还专门成立了PPP中心。
实际上，这次推动PPP有着很强的社会经济背景。中国城市化经过十年高速发展，在取得成就的同时出现了大量问题。房价见顶，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地方债超过20万亿，还在快速增长。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治理需要大量资金。国有体制可以调动大量资源但浪费惊人，投资效率越来越低。参与城市建设的央企负债率快速攀升，融资和抗风险能力快速减弱。中国需要转变发展方式，提高效率、减少浪费、少走弯路一定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基本内容。PPP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可以带来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带来解决当前问题的有益帮助。
咨询公司处于PPP产业链的上游，可以比较早的感受到行业的发展变化。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大岳咨询的PPP咨询业务量明显增加，从平均每个月签四五个合同增加到差不多八个。本人作为PPP咨询专家，参加的各种研讨会、审查会明显增多。各地政府、各种机构委托大岳咨询起草政策文件、合同范本的情况也在增加。接下来，投资机构、设计建设机构、材料设备供应机构、运营机构都会逐步感受到PPP热潮的影响。我相信，PPP在很多行业会越来越普及。 在普及阶段，PPP会出现新特点。第一，并购机会增多。国家要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并购将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手段。第二，多个PPP项目同时推进会增加。多个相关项目综合考虑可以减少浪费，提高效益。第三，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做PPP的情况会增加。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必然的，走出去做自己熟悉的，传播中国经验对己对人都有好处。第四，总结经验教训并进行推广会受到新一届领导的重视，只有傻子才会允许同一种错误重复发生。
站在普及阶段的起点上，我们对PPP的大发展有所期待，比如：中国会出现一批世界级的公用事业企业、PPP在转变发展方式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使我国不仅没有掉进中等发达陷阱反而还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无法对特许经营立法有过高期待，因为那需要太多时日，做好PPP的当务之急是规范、规范再规范。选择投资主体要公开、竞争，政府在严格监管社会主体的同时自己也要守信，要充分发挥中介的作用少交学费，要千方百计扫除阻碍国36条落实的种种弊端。从PPP近30年来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看，做好PPP工作，前景美好、任重道远，切忌一厢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