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福利主义（精选三篇）
超福利主义 篇1
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我国城市人口逐年增加且社会分层现象日渐明显。人们对住房需求的不断增加也使得城市房价逐年攀升, 越来越多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陷入了买不起房的窘境。特别是一些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城市残疾人群体以及一些城市低保家庭等弱势群体, 他们由于自身的原因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 解决住房问题更是难上加难。我国现行的住房福利制度主要还是以政府主导为主, 其他社会组织参与较少, 因而对于市民住房的提供方面还有许多不足之处。西方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的出现, 为全方位地解决我国城市弱势群体的住房福利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借鉴途径。
二、弱势群体与福利多元主义
弱势既可以是精神方面的弱势, 也可以是经济方面的弱势, 还可以是能力方面的弱势。比如相对于正常人来说, 精神病人、残疾人和长期患有重大疾病的人群就是弱势群体;相对于城镇双职工家庭来说, 单亲家庭、低保家庭以及农民工群体就是弱势群体;相对于年轻力壮的青年人来说, 儿童和老年人就是弱势群体。因而, 城市中存在着这样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 他们住房问题的顺利解决有利于整个城市社会的和谐安定发展。
福利多元主义理论是上个世纪70年代首先在西方社会诞生的。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认为, 虽然自古以来国家和政府在社会福利的提供上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但仅仅依靠政府提供社会福利是远远不够的, 政府资金提供的有限性以及社会大众对于福利需求的无限性使得社会福利多元化的出现成为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
三、城市弱势群体住房福利提供现状及问题
(一) 居住条件普遍较差。很多残障家庭以及低保家庭因为付不起高额的房租, 通常都是一家几口人挤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里。除了住房面积小以外, 各种家庭所需的配套设施在这些弱势家庭群体所租住的房屋里基本上也是少子又少。仅有的家具除了桌椅和床以外, 其他的家用电器产品几乎没有。
(二) 廉租房与公租房申请困难。当前我国城市中的廉租房和公租房房源有限, 而城市弱势群体对于廉租房和公租房的需求却日益增加。我国廉租房的申请条件一般是以城市低保家庭和五保户为主, 而低保家庭的申请和认证过程本身就比较繁琐和困难, 再加上有关部门监管不力, 甚至会出现低保造假的现象, 这都在一定程度了增加了廉租房的申请难度。
(三) 社会支持力量参与不足。一直以来, 我国住房福利的提供主要都是以政府为主导, 各种保障性住房都是以政府出资建设为主。保障性住房特别是廉租房主要是为城市低收入群体提供住房, 因而租金普遍较低, 许多房地产开发商因为觉得保障性住房无利可图而不愿意承接这种项目, 这在无形之中给政府增添了不少压力。
四、解决城市弱势群体住房福利问题的路径分析
(一) 发挥政府在住房福利调控中的主导地位, 改善住房条件。政府应加大在保障性住房建设方面的投资力度, 加快建设廉租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房源, 让城市弱势群体有房可住。另一方面, 政府应逐步扩大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申请范围, 简化申请程序, 让城市中更多的弱势群体都能够享受到政府为人民所带来的实惠。
(二) 强化市场、企业、志愿团体等在住房福利提供上的支持力量。福利多元主义主张社会福利的提供应该让除政府之外的更多的社会组织和群体参与进来。目前在我国, 社会福利主要还是以政府提供为主, 市场、企业、志愿团体等组织的影响较小。因此, 为完善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 应当让市场、企业、志愿团体等非政府组织广泛参与进来, 弥补政府在这一方面的不足。企业应为自己旗下的员工提供集体宿舍或者建设企业职工住房, 其他的一些非政府组织也可以在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方面发挥人力和财力的支持作用, 以保障城市弱势群体的住房福利。
(三) 加强舆论监督与引导。除了政府的政策支持外, 社会舆论方面的监督与引导也是必不可少的。政府要引导居民树立正确的住房观念, 不要盲目地去购房买房, 要挑选真正适合自己的房源, 量力而行。在买房或者租房的过程中, 要注重房子的实用性, 而不要仅仅依靠地段和外观。弱势群体不应因为购不起房而感觉低人一等, 经济条件好的市民也不能为了显示自己的经济实力而盲目囤积房源, 这些做法都是不对的。
结语
住房是城市弱势群体在城市中生活的栖身之所, 也是居民能够安居乐业的基本前提。因此, 在我国现行的住房福利模式下, 基于福利多元主义的视角, 应当充分发挥政府和各种非政府组织的积极作用, 为城市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保障性房源, 使他们能够住有所居, 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钱再见.中国社会弱势群体及其社会支持政策[J].江海学刊, 2002, (3) .
[2]彭华民.福利三角:一个社会政策分析的范式[J].社会学研究, 2006, (4) .
[3]浮延强.城市外来务工人员住房问题研究[D].同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4]彭华民, 黄叶青.福利多元主义:福利提供从国家到多元部门的转型[J].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6, (6) .
超福利主义 篇2
------福利德国的诞生
《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的作者是丹麦著名学者艾斯平-安德森。关于安德森本人，从所得的资料上来看，他的学术生涯比较简单。他毕业于丹麦Aarhus大学，1978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被北美和欧洲多所大学聘请为全职教授，或被聘为客座教授。在本书出版之后并引起广泛关注之后，他被聘请到多个领域去任职，甚至还被许多国家中央政府聘为顾问。
抛开《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的内容，光看社会上诸多学者对该书的评论和它给安德森带来的地位，就知道这本书的分量。它被称为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这本书自1990年出版以来，已成为福利国家理论研究引用率最高的著作，并已再版6次，被译成多种外国语言出版，在国际福利国家与社会政策理论界引起了极为广泛的反响，甚至在这个研究领域出现了言必称“Gosta Esping-Andessen”的现象；这本书被视为福利国家研究领域里的经典性必读著作，许多高校将之列为教科书或参考书。
纵观全书内容，虽然读起来艰涩难懂，但整体框架比较清晰。从本书中，我看到了影响福利国家诞生的清晰过程：
1、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
2、工业化的影响；
3、民主政治的影响。
该书突破了以往福利国家理论研究中仅仅局限于社会支出与社会服务二者关系的变动的狭义思路，而从宏观经济层面出发，将政治与经济研究结合起来作为研究对象；作者认为，当代福利国家并非只是工业发展过程中的被动产物，它的制度化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机制，对未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首先，本书从宏观经济的视角将社会保障制度看作一个“体制”，即将福利国家视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关系的总和，其中涵概了其历史发展因素的影响，国家制度安排的特征以及由此决定的国家角色和国家功能的定位，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商品化与非商品化二者之间的矛盾，社会科层化与社会整合等诸多因素。用一句话概括，作者将具体的社会保障制度或者说是福利国家“体制”视为国家与市场之间对资源生产与配臵的一个过程与方式。
其次，作者以崭新的逻辑将西方国家的福利模式分为三种类型即三种明显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自由主义体制，斯堪地纳维亚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体制，欧洲大部分国家的社会合作主义------保守主义体制。
这三种类型的福利国家各自有其制度发展的历史渊源和阶级发展的独特性，即归因于三种不同的政治经济结构。第一种类型注重以市场为基本原则的福利分配，强调资产调查
为其基本手段；第二种类型则追求福利覆盖的面积和范围；第三种主要建立在“社会保险”基础之上，强调家庭应该成为福利供给的核心。作者在大量运用基本材料的基础上，试图对上述三种类型福利国家中的国家、市场与家庭这三个要素的“混合”程度的不同作出定量与定性的分析，从而得出三个要素相对比重的差异性是导致上述三种类型福利国家的差异性的结论。
德国的福利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建立在“社会保险”之上的保守主义体制。按照艾斯平的思路，我大概能了解到福利德国诞生的过程。
德国社会保险立法在19世纪80年代陆续通过，并付诸实施，这被英国最早的《济贫法》晚280年。这近300年时间里，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而德国的工业化比英国晚了一百多年。同时，它们之间更重要的历史差别在于政府和政治体制的差异：英国在通过《济贫法》时已经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而德国在270年才统一了国家，建立了中央政府。此前，德国的社会和政治一直处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胶着、政治和行政割据的状态。虽然工业化对与社会的挑战是类似的，但是不同形式的政府在不同时代条件下采取的应对措施与社会政策就出现不同特色了。
当英国的“济贫”观念传到德国时，德国还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没有中央政府去吸收与接纳这些观念。而路德新教为了和天主教教会抗衡，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以积极地传播扶贫观念。路德的方案是以教区为单位发挥济贫作用。在大城市则通过划区来进行济贫。
统一前的德国也与英国一样，强调的是个人自由和穷人接受援助的“次等资格”。与英国不同的则是，德国政治当时处于一种分治的状态，在不同的领地上实行着不同的扶贫救济政策。同时，德国是后期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社会主义主张的传播抵消了自由资本主义理念占统治地位的可能。
德国社会保险制度产生的关键因素是德国政体的变化。在德国统一的过程中，有关社会责任者的问题成德国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而他们争论和妥协的结果就是德国社会保险模式的建立。
在普鲁士的治国方略中，从来就有家长制国家的传统。德国正在为统一事业做军事准备，很多工人都在接受军事训练，如果这些工人产生了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对于国家安全将是危险的。1848年革命爆发后，普鲁士当局很快就意识到，社会的不满情绪可以随时引发革命。
而社会不同力量对此问题的认识也有推动和促进作用。德国自由贸易主义的代表就认
为，“雇主和工人的利益不应该是对立的，因为提高工人的待遇和安全感有利于他们的生产效率，是符合雇主利益的。”而德国社会党人则认为要达到目的，需要争取实现普及的、直接的、平等的选举权。只要当德国的立法机构成为普选的结果，社会党人才有可能进入国会，影响国家，让国家去履行它应尽的义务。
19世纪60年代，德国大工业迅速发展，手工业在社会中的比例急剧下降，这也就使传统中手工业行会内的社会保障失去效用。俾斯麦的挚友瓦根那了解到首相进行社会改革的急切心情，提出了他自己的建议。内容包括建立最低日工资制度，行业合作组织等。他看到俾斯麦想通过与无产阶级的和解来制约新兴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心思，所以提出了这样一套立足于君主政治、把德国的封建传统和新兴的社会主义主张融为一体的政策建议。这套建议的基本出发点是要加强君主政治，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政治观念，俾斯麦才大量地采用了德国社会党人的激进社会主张。
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行为主体出现在1871年德国统一以后。这个行为主体就是统一的国家机器，是具有强大行政权威的德国中央政府。187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萧条，在德国的钢铁与煤炭行业引起大量失业，使1977年社会民主党人开始进入国会。在社会民主党强大的舆论攻势下，工人接受社会保障的权利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认识。关于社会保险立法的辩论最终以工人和雇主共同承担财政责任的方案而结束。形势朝着俾斯麦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俾斯麦政府不仅成功地扮演了利益冲突调节人的角色，而且控制了德国的社会局面。
俾斯麦清醒地看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放弃了动员工人群众进行社会革命的主张，多数工人支持社会主义不是为了信仰，而是因为他们不满意社会现状。俾斯麦用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等保险把工人的利益和国家对于社会安定的需要捆绑在一起，使工人认同国家主义。因为如果加入国家破产，工人也就会失去他们的养老金。大多数工人群众不愿意丧失哪怕是少量的养老金，所以也就没有动力组织起来反对国家政权。俾斯麦的另一个收获是在建立全国性社会保险的基础上加强了他的行政官僚体制，迅速将军事官僚转变为社会官僚，从而基本上稳定了欧洲社会，控制了社会组织。
社会福利主义中看不中用 篇3
但国民的平均收入,是包括税在内的。税愈高,国民的收入就愈高。要增加数字上的国民收入,加税可也。香港的财政司屡次要推行销售税,不知是否要拜瑞典为师,学一下增加市民收入的快捷方式法门。要是他在香港推行百分之五百的销售税,那么香港的市民收入在一夜之间成为世界之冠。
瑞典抽税那么高(可能不比芬兰高,一位朋友最近在芬兰喝一杯白开水,4美金1),政府赐与人民的福利当然非同小可。一位当地朋友的太太在家中浴室跌断了骨头,政府不仅给她免费治疗,给她一年的有薪假期,还派人到他们家里,把政府认为不安全的浴室免费装修(问题是,要是她可拿装修费折算成现金,她会不会不要装修而要钱?)。母亲生孩子可休假一年;孩子病了,可休假两个月;薪金的百分之九十是由政府支付的(问题是,在这种有薪的休假中,若还能找些工作赚钱的话,那你工作不工作?)。
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然而,问题的所在是:假若瑞典政府要在山间兴建一条毫无价值的公路,耗资一千万美元,在国民收入的统计上,当然是增加了一千万美元;因为政府认为该公路起码值此数字。但事实上该公路一文不值,以市价而言国民收入并无增加,政府不过把公路的建造费用加进去罢了。那是说,好看,但不中用。
从国民平均收入而言,瑞典的数字远超美国,中国香港更是瞠乎其后。表面上看,森穆逊大赞特赞的瑞典经济模式有其可取之处。街道清洁(姑勿论其所付的经济费用是否值得);每一家都起码是小康之家(一位小康以上的朋友请吃晚饭,主人偶然不小心,将一块羊肉掉在地上,连忙拾起来,冲洗后再分享);很多人有汽车(但到机场接朋友汽油费用太高,贵客自理);居民的房子内都挂着多幅画(是朋友自绘而送的)。
诺贝尔基金很客气,供给我在瑞典时的全部费用。但与我同去的两个孩子的起居饮食是自费的。他们同住一个酒店房间,在那里吃早餐与晚餐;两人和我一共打了6个简短的长途电话到香港。4天过后,在酒店结账(结基金会供给以外的账)是四千多美元。春卷的价格何足道哉?
入境之初,可能坐飞机坐得头昏眼花,否则我老早就应该留意到瑞典的“问题”了。下机后,从机场到酒店的出租车费100美元,我还不觉得什么。但在途中,出租车司机问:要不要经过斯德哥尔摩的市中心看一下?我说:当然要看。车子过了一些不大起眼的房屋,只见四周江山如画,我问:斯德哥尔摩的市中心还有多远?答曰:已经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