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公民诉讼法论文

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1991年《民事诉讼法》做出了修改，但未对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作出规定。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民事公民诉讼法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民事公民诉讼法论文 篇1：

论民事检察监督的适用范围

摘 要：《民事诉讼法》第14条将民事检察监督原有的“审判监督”修改为“诉讼监督”，民事检察监督适用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但是这一范围究竟有多大，《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的规定并非十分明确，规定的不明确导致了部分民事检察监督案件工作的不便。为明确民事检察监督适用的范围，本文从民事检察监督维护法制兼顾司法救济的制度目的为出发点，分析民事检察监督实践过程中适用的对象及时间，以枚举的方式进一步确定民事检察监督的适用范围。

关键词：民事检察 监督适用对象 适用时间

虽然法律没有完全明确规定民事检察监督的范围，但通过对民事检察监督的适用对象和适用时间的分析，民事检察监督的范围依然明明晰可知。民事检察监督的适用对象是明确适用范围的前提，只有明确了民事检察监督的适用对象，才能够据以确定民事检察监督的外延范圍。民事检察监督的适用时间是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可以介入民事诉讼活动进行监督的时间，确定了民事检察监督的适用时间，也就进一步明确了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诉讼进行监督的范围，保障了检察机关得以及时准确地进行民事监督。

一、民事检察监督适用对象

民事检察监督作为民事诉讼程序的一部分，在讨论民事检察监督适用对象之前，应该首先明确民事诉讼的参与人。在我国，民事诉讼参与人主要包括法院的审判、执行人员，诉讼当事人以及案外第三人。依据民事检察监督的制度目的及现有法律规定，排除出民事诉讼中不适用民事检察监督的对象，进而得出民事检察监督的适用对象。

（一）民事审判、执行人员

没有对审判人员的监督，就不可能对民事诉讼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民事诉讼法》第208条第3款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程序意外的其他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有权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由此可见，在民事审判程序中存在违法行为的法院审判人员是民事检察监督的对象。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44条第4款关于回避人员范围的规定，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与审判人员同样适用回避制度，我们认为适用民事检察监督的法院审判人员范围可以扩大为在民事审判程序中存在违法行为的法院审判人员、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

民事诉讼法对法院执行人员是否列为民事检察监督的适用对象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但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4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第24条第3款、第39条、第41条第2款的规定，执行活动存在违法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公民申请或控告举报进行民事检察监督；执行人员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行为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照职权进行民事检察监督，我们认为法院执行人员确系民事检察监督的适用对象。

（二）民事诉讼当事人

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的传统观点，当事人是指因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并受人民法院裁判约束的直接利害关系人。本文所讨论的民事诉讼当事人在“直接利害说”的基础上进行了有限度的扩大，除去受人民法院裁判约束的当事人外，还包括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诉讼代表人、诉讼代理人。在本文中，我们将上述三类参与人，均认定为诉讼当事人。

民事诉讼是国家提供国民保护私权和解决纷争的机制，传统上通常以辩论主义作为其制度构建的基础，进而要求法院原则上应受当事人的事实主张之拘束，且不得依职权调查取证；对自认的事实，应直接作为裁判的基础。然而，基于趋利避害的一般理性，当事人势必会从利己的角度进行主张和举证，从而极有可能因心怀不义或心存侥幸而作出虚假或不实之陈述，以致误导法官，造成诉讼复杂化和诉讼程序过分拖延，甚至导致实质不公正。基于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以及诚实守信的原则，诉讼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负有真实义务，以防止诉讼当事人作出虚假或不实的陈述，禁止当事人以不正当的方法获取非正当利益及滥诉。基于民事检察监督维护司法公正兼顾司法救济的目的，诉讼程序当事人适用监督的应当是存在违背真实义务的情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08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主动依职权进行民事检察监督主要依据的是《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的关于申请再审的13种情形以及民事调解书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情形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的13种情形中，第一种情形，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第三种情形，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与当事人违背诉讼真实义务相关。换言之，诉讼当事人在审判程序中违背真实义务，藏匿或伪造证据的，应当是民事检察监督的对象。同时，《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的，民事调解书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也存在诉讼当事人违背真实义务获取不正当利益的表现。综上所述，在诉讼程序中违背真实义务，存在隐匿或伪造证据以及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当事人是民事检察监督的适用对象。

（三）民事诉讼案外第三人

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统一采用“案外第三人”的概念，而是分别在《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3款使用了“第三人”的概念，在第225条使用了“利害关系人”的概念，在第227条使用了“案外人”的概念。虽然法律表述的不统一并未在学术讨论中得到解决，但是综合考察不同法律条文中的相关表述，可以归纳出民事诉讼案外第三人的两个本质特征： 一是并未参加前诉； 二是对于前诉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标的或执行标的物有独立请求权或利害关系。在民事诉讼程序中设立案外第三人的目的，在于为案外第三人提供权利救济的途径，目前民事诉讼法为案外第三人维护合法权益设置了执行异议、执行异议之诉、撤销之诉三种途径。民事检察监督能否对案外第三人进行监督，取决于案外第三人参与民事诉讼的三种途径是否在民事检察监督之列。首先，对于案外第三人的执行异议之诉以及撤销之诉，案外第三人对当事人提起诉讼后，案外第三人的身份就自动转变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也就适用民事检察监督对诉讼当事人适用的范围。其次，对于案外第三人执行异议，有可能导致人民法院裁定中止执行，进而影响到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在这种情况下，民事诉讼法为当事人提供了执行异议之诉作为救济途径。但是，我们认为，出于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目的以及诉讼中真实义务的考虑，如果当事人没有及时提出执行异议之诉，民事检察监督应该启动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类比诉讼当事人的真实义务，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第24条第3款、第39条的规定，执行活动存在违法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公民申请或控告举报进行民事检察监督，我们可以认定，在执行程序中违背真实义务，存在违法情形，伪造证据的案外第三人适用民事检察监督。

综合上述观点，我们可以通过枚举的方式确定民事检察监督的适用对象包括以下三类：（1）诉讼中存在违法行为的法院审判、执行人员以及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2）诉讼中违背真实义务，隐匿或伪造证据，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当事人；（3）执行程序中存在违法情形，伪造证据的案外第三人。

二、民事检察监督适用时间

随着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监督应限于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进行事后监督的观點，因为无法解决客观实践中存在大片监督空白的问题而被扬弃。对于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诉讼进行监督的时间，我们认为，检察机关对于民事诉讼的检察监督应当是全面的监督，涵盖对诉讼过程、裁判结果、审判行为、当事人及所有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活动，直至执行程序等进行全面的监督。考虑到民事检察监督系在民事诉讼法修改前有限监督的基础上进行扩张，故而应当在全面监督的基础上，具体到对人和对事的监督。考虑到我国司法的实际情况，依据有限扩大说的观点，想要确定检察机关介入到民事诉讼的具体时间，就需要具体到对人的监督和对事的监督两种不同的情形予以考虑。

（一）对人的监督

不同于前文所讨论的民事检察监督的适用对象，这里所说的对人的监督，指的是对法院审判、执行人员的监督。在前文，我们已经讨论过民事检察监督是对民事诉讼中存在违法行为的法院审判、执行人员的监督，这种监督是一种全面的监督，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08条的规定，检察机关有权针对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也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可以在诉讼过程中随时对存在违法情形的执行活动进行监督。因此，依据有限扩大说，具体到对人的监督，民事检察监督是一种全面性的监督，只要法院审判、执行人员存在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就可以及时介入并进行监督，这也与民事检察监督的制度目的相吻合。

（二）对事的监督

民事检察监督对事的监督，即对民事诉讼活动在客观上、结果上是否违法的监督。具体到对事的监督，我们对法院审判、执行人员存在违法的情形不再予以讨论，而是依照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进行分析，以确定民事检察监督的适用时间。按照目前理论界认可的观点，民事诉讼案件依据案情的不断发展，可以划分为案件受理、案件审理和案件执行三个大的阶段。

首先，对于民事诉讼案件受理的阶段，检察机关是否可以介入监督，我们的观点是否定的。这是因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23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依法起诉的，应当做出受理的决定或不予受理的裁定，当事人对于不予受理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已经为保障当事人依法起诉的权利提供救济途径的情形下，检察机关在介入监督也就不存在必要性了。

其次，对于民事诉讼案件审理的阶段，我们认为除去审判人员违法的情形，检察机关介入监督的时间应该是事后的监督，也就是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生效后，发现存在违法情形的进行监督。这也是因为民事诉讼法在案件审理阶段已经设立了多种措施以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只有在穷尽这些保障途径之后，检察机关才可以依法介入进行监督，从这一层面上来说，民事检察监督也是为当事人提供司法救济的最后屏障。

最后，对于民事诉讼案件执行的阶段，虽然民事诉讼法同样设置了多种途径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是由于执行行为的不可逆性，一旦执行完毕造成的后果是不可恢复的，考虑到司法效率以及执行行为的特殊性，我们认为检察机关在案件执行阶段介入监督的时间应该是在当事人穷尽执行异议以及执行异议之诉后，对依旧执行或不执行的案件进行全面监督，在保障公民权益的同时保证了法制的正确统一实施。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民事检察监督的适用时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其一，对人的监督，应该是涵盖整个诉讼过程的全面性监督，检察机关可以随时介入监督；其二，对事的监督，在案件受理阶段，检察机关不介入监督，在案件审理阶段，检察机关进行事后监督，在案件执行阶段，检察机关进行全面监督。

作者：刘庚

民事公民诉讼法论文 篇2：

从民事诉讼理念角度谈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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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1991年《民事诉讼法》做出了修改，但未对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作出规定。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12年8月31日通过的《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下简称《民诉法修改决定》）第55条对民事公益诉讼作出了规定，即“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与现行的民事诉讼法比较，民事公益诉讼在《民诉法修改决定》中虽然仅此一个条款，但其却是开启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破冰之旅，在诉讼理论上和在司法实践中都具有非凡的意义。[1]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条规定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是提起公益诉讼的特定主体，也没有明确相关程序。本文从民事诉讼理念的角度对民事公益诉讼发展方向作一分析，并对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法理基础和立法技术提出建议以期对司法实践中具体适用该条款以及为完善该条款在作出相关司法解释时有所启发。

一、民事诉讼理念对修改民事诉讼法的重要性

理念，是希腊文idea和eidos翻译而来的外来语，其本义指“看见东西”，即形状，转义为灵魂所见的东西。在中文中，过去曾用“观念”、“思想”等词来对idea 一词进行解释，[2]现在则直接用理念一词来对其进行概括并随后定义为：对事情的看法、观念、信念以及认定和追求的某种目标、原则、方法等。[3]因此，理念其实就是人们经过长期的理性思考及实践所形成的思想观念、精神向往、理想追求和哲学信仰的抽象概括。黑格尔将法与理念结合起来，提出了法的理念，并认为法的理念是自由。[4]我国台湾地区著名法学家史尚宽先生认为，“法律制定及运用之最高原理，谓之法律理念。”[5]作为法律理念的民事诉讼理念，也称民事诉讼法理念，是指对民事诉讼现象、诉讼观念以及诉讼价值取向的理性的、根本的以及全面的认知和把握。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不仅是作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也是指导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实现司法正义必须坚持的一项重要的诉讼理念。因此，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该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既要立足国情，又要适度超前。

回顾新中国60年的民事诉讼理念的发展和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的研究大多数停留在民事诉讼制度之设计上而不知不觉地忽略了诉讼理念的研究。民事诉讼理念研究的匮乏一定程度上，不仅导致了我国民事诉讼立法理念模糊，也导致了立法本身的各种技术性的疏漏，使得所制定的法律难以适应迅速变化的社会现实。作为对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进行修改的1991年《民事诉讼法》是我国第一部正式施行的民事诉讼法典。从1991年至今，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1991年《民事诉讼法》对社会形势的不适应性和滞后性越来越明显，因此，对1991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必然，且修改内容涉及面广、修改幅度大。遗憾的是，立法者在2007修改1991年《民事诉讼法》时的民事诉讼理念并不清晰，导致了只将“申诉难”、“执行难”确认为我国民事诉讼领域比较突出的问题，并只对再审程序与执行程序进行了小修改，而“申诉难”与“执行难”仅仅是民事诉讼问题的外在表象之部分，[6]民事审判领域最根本问题是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问题。民事诉讼法修订是一项极其艰难的系统的法制建设工程，民事诉讼理念在民事诉讼制度建设过程中最为关键。《民诉法修改决定》增设了公益诉讼制度，加强了解决问题的针对性措施，贯彻了立足国情和适度超前的诉讼理念。但所规定的公益诉讼制度所暴露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中在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范围以及程序等方面存在诸多需要进一步明确和有待研究的问题。

二、检察机关作为民事公益诉讼主体的法理基础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没有公益诉讼作出规定。这恰恰是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立法中一大缺陷。《民诉法修改决定》第55条规定对公益诉讼作出了规定，即“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是《民诉法修改决定》的一大进步和亮点。但《民诉法修改决定》只规定了“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有起诉权，到底哪些机关、组织属于“法律规定的”和“有关的”，无法判断。因为其表述比较模糊，可以做限缩解释，将人民检察院排除在外，也可以作扩张解释，将检察院包括进来。

学术界和司法界对检察机关作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问题曾存在争论。反对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者认为，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者，在诉讼中处于与当事人不相平等的法律地位。如果由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势必会形成检察机关作为原告与作为法律监督者的双重身份，既不利于检察机关行使监督职能，也会给审判工作带来很多困难。同时，民事诉讼采取的是自由处分原则，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标的既不承担责任又不享有权利，无起诉权可言。如果由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势必会影响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7]不仅如此，检察机关若有权提起诉讼，则在程序上也有其他问题，诉讼费如何缴纳，能否上诉和反诉？法院能否适用调解原则判案？检察机关能否享有和解和撤诉的权利？检察机关以刑事侦查、威胁等手段取证，造成了双方当事人地位的不平等。[8]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尽管在传统民事诉讼理论上有一定的道理，但从现代民事诉讼理论以及我国的现实国情看，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力应当是利大于弊，而且从适度超前的立法角度看，应当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利。具体理由至少有三：

第一，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设置是国情的需要。我国存在某些单位和个人为了追求本部门或个人的私利，大肆侵吞国有资产、严重破坏自然环境、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违反公序良俗等违法行为。然而，对此提起诉讼的案件却寥寥无几。面对以上问题，必须要设定一个能够代表公共利益，而且拥有足够有效法律手段和权威的主体代表国家提起和参与诉讼，而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有义务也有能力担当起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责。

第二，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设置是完善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制度滞后性的需要。我国民事诉讼法在基本原则部分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但在具体规定中却只规定了抗诉监督这一种监督方式，抗诉监督是事后监督，仅有事后监督显然不够，为了完善检察监督制度，需要增加提起诉讼、参与诉讼这两种事前、事中监督方式。

第三，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设置与当事人处分原则并不矛盾。在民事诉讼中，必须坚持当事人自由处分的原则，但自由处分不是绝对的，自由处分原则要与国家适当干预原则相适应。无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当民事主体的民事行为侵犯国家、集体或他人利益时，国家有必要予以监督，而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就是最好的对民事活动进行必要的监督方式之一。因此，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设置既符合世界各国的通例，也符合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趋势。

由此可见，赋予检察机关对于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有权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有利于检察机关更好地行使检察监督的职能，这恰恰又是《民诉法修改决定》第55条有关公益诉讼立法中的不足之处。《民诉法修改决定》应该进一步明确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是：人民检察院和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

相比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行政机关提起公益性诉讼应该谨慎。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行政机关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可以通过手中行政权的行使来保障公共利益不受损害，可以通过行政处罚来惩罚造成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相对人，而且行政救济比诉讼更高效、迅速，此其一；其二，行政机关有时与行政违法或行政懈怠相关联，由其提起公益诉讼不但会掩盖行政失误，也不利于通过公益诉讼揭示行政违法。但在特殊情形下，行政机关也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才能维护公共利益，比如民政部门替身份不明流浪汉提起的索赔的案件。[9]

三、民事公益诉讼的范围及其前置程序的设计

（一）民事公益诉讼的范围

民事公益诉讼的范围问题是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中一个重要问题。理论界虽然在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应限于涉及社会公共利益这一抽象标准上已取得了共识，但是在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具体范围问题上存在一定分歧。有的主张凡是涉及社会公共利益而无人提起诉讼的，检察机关都应当依法提起公诉，有的则主张只有在涉及重大的社会公益时检察机关才有必要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民诉法修改决定》确定的公益诉讼范围，是用两个标准来确定：一是案件类型标准，即“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二是受损利益标准，即“社会公共利益”。环境污染、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案件只是最为常见的公益案件。实践中，典型的公益案件还包括国有资产流失和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案件等。可见，《民诉法修改决定》所列举公益诉讼案件的适用范围过窄。

为了在民事公益诉讼的范围问题上尽可能避免立法疏漏，笔者认为，在充分考虑到我国的国情的基础上应该兼顾立法的适度超前性，对民事公益诉讼的范围不宜过大，也不能过窄。现阶段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范围，除了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案件外，还应当将国有资产保护和保护社会弱势群体案件等典型的公益受损案件类型化后规定下来，以指导法院对案件的审理。

1.国有资产流失案件。自建国以来，我国国有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然而，在国有经济不断壮大的同时，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令人堪忧。据统计，近16年来，国有资产流失约为5000亿元，即国有资产以每天1亿元的速度在流失。[10]而这种流失不同于一般的贪污、盗窃，大多是在企业的改制、资产重组，以及投资、转让、财产处分等重大民事活动中造成的。为保护国有资产，我国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我国的法律、法规仍很不完善，行政管理由于种种原因常常力度不够甚至缺位，国有企业的职工虽然利益受到直接的损害，但他们在法律上并不能代表国有企业，所以也无权向法院提起诉讼。在此种诉讼主体缺位的条件下，赋予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权力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办法。

2.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案件。在民事纠纷中，有些没有起诉主体，无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而受害人的利益又需要法律的保护。比如，在侵害死者名誉、肖像、隐私等案件中，受害人的近亲属己经全部死亡，没有人主张权利保护，而该死亡人的权益又确需保护的。在有些民事案件中由于种种原因起诉主体不能起诉或者不敢起诉，比如继父母虐待子女，继子女无力或不敢起诉的等等，检察机关可以代表公益起诉，[11]还比如残疾人、妇女、儿童、民工等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案件。由于上述这些案件受害者一般为弱势群体，更需要国家权力有力地保护，因此，也应纳入民事公益诉讼的范围。

3.其他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其他一些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主要指侵害公共设施、自然资源、社会福利等其他涉及到公共利益的案件。比如损害公共设施案件、破坏自然资源案件、破坏公正良俗的案件、不正当竞争案件、垄断案件、因产品质量造成众多消费者受损的案件、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外国商品己经在我国构成倾销的案件等。民事诉讼法不可能穷尽一切公益诉讼案件，这就需要《民诉法修改决定》在简单枚举后作出具有弹性的规定。《民诉法修改决定》第55条在列举“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附上了一个“等”字。这种处理方法，在立法技术上是可行的，既明确了公益诉讼的范围，又避免了简单枚举的封闭性，而具有了相对的开放性和更大的容纳性，为将来公益诉讼适用范围的扩大留下了余地。

（二）民事公益诉讼的前置程序

公益案件明显不同与传统民事案件，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化的设计固然重要，但制度的执行和落实离不开程序保障，正如美国大法官弗兰克弗特所说：“自由的历史基本上是奉行程序保障的历史”。[12]为了使纸上的法律得到落实，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应引入民事公益诉讼前置程序。所谓民事公益诉讼前置程序，是指检察机关在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前应当先行建议和支持适格民事主体提起诉讼，只有在适格主体均放弃诉权的情形下，检察机关才作为诉权行使的最后主体提起民事公诉。因此，建议《民诉法修改决定》应设置民事公益诉讼前置程序，主要理由如下：

其一，有利于公民诉讼意识的培养。

“无讼”、“厌讼”现象是最具独特的中国法律文化。中国人诉讼意识淡薄是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因素造成的，其中儒家的“尊卑贵贱”，“知足忍让”的思想深深影响着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的每一个中国人。为了追求“无讼”的境界，历代儒吏都向人们灌输贱讼的价值取向，把敢于诉讼的人说是“刁民”，把帮助人们打官司的人斥为“诉棍”。[13]我国正加紧建设法治国家，出台了一大批法律。我国公民利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意识都有了很大提高，但仍有相当一大部分人在真正面对法律、面对诉讼时而选择规避，转向其他途径，甚至是违法途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这证明在我国法治现代化过程中仍存在诸多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的问题，而不断强化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功能，是法治发展的共同规律，也是检察制度和诉讼制度共同的发展趋势。[14]检察机关在提起民事公诉前，提示、引导、支持相关的适格主体先行提起诉讼，对培育公民的诉讼意识和诉讼能力是有裨益的。[15]

其二，有利于充实检察监督的方式。

我国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方式仅限于抗诉一种，因此，目前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监督方式的不足，民事诉讼法全面修改时也应围绕完善检察监督措施这一问题展开。从全面监督的角度看，民事检察监督包括诉前监督、诉中监督和诉后监督三个方面。检察机关在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前督促适格当事人起诉，如若适格民事主体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起诉，特别是相关行政机关既没有起诉也没有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检察机关就可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法院裁决后，检察机关如果发现裁判存在问题，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抗诉的方式实施监督。这样，民事公益诉讼前置程序不仅充实了检察监督的方式，还将诉前监督、诉中监督和诉后监督相互衔接起来，成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重要私人利益的坚强后盾。

其三，有利于落实支持起诉原则。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学术界一致将该条视为支持起诉原则的法律依据。但支持起诉原则不具有强制性，也没有对如何支持起诉作出具体规定，从而导致该原则在实践中没有被“激活”，无法落实。在民事公益诉讼前置程序中，支持起诉就是选择一个适格的原告，由检察机关督促、帮助其提起诉讼。检察机关在支持起诉时处于从属于当事人的地位，诉讼由具体的原告提起，检察机关只是协助原告完成诉讼活动。由此可见，建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时有了前置程序就可以“激活”这一写在纸上的原则，使被搁置的法律重新获得生命力。

在设计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前置程序时，立法上必须明确该程序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只有基本原则确定了，才能进行具体程序的设计。笔者认为，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前置程序应遵循民事检察监督的歉抑性原则。根据民事公益诉讼前置程序应遵循的歉抑性原则，笔者认为，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前置程序具体应包含以下内容：

第一，民事公益诉讼前置程序适用的案件范围应该与民事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保持一致。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目的，就在于保护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以及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这是一种国家公权力的强势介入，其范围不宜过宽。只有那些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以及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的案件，检察机关才行使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

第二，启动民事公益诉讼前置程序的主要方式是督促、鼓励和支持适格民事主体提起诉讼，只有在无人起诉或适格主体不愿起诉、不敢起诉、不能起诉、无法起诉或者怠于起诉的情况下检察机关才能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第三，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必须适用民事公益诉讼前置程序。检察机关如果发现当事人串通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也可以主动启动民事公益诉讼，不需要经过民事公益诉讼的前置程序。这是维护国家和公共利益而行使国家干预权力的表现。如果立法一律要求检察机关在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前先启动前置程序，这将有悖于前置程序制度建立之目的。因此，未来民事诉讼法或司法解释在规定民事公益诉讼前置程序时，应该将下列情况规定为民事公诉前置程序之例外：（1）要求检察机关履行前置程序有给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以及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造成不可恢复损害之虞时则不需要启动前置程序；（2）有充分证据证明根据适格民事主体的实际情况，督促、鼓励和支持适格民事主体起诉成为徒劳时也可以不启动民事公诉的前置程序。

此外，民事公益诉讼与一般民事诉讼之间发生冲突时，需要制定特殊规则以达到与一般民事诉讼规则相协调，比如特殊的起诉规则、特殊的管辖规则、特殊的处分规则等。

注释：

[1]该条规定在诉讼主体上突破了传统的实体当事人理论和起诉资格上直接利害关系人的规则，标志着立法朝着通过调动社会力量和的司法权力而共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司法救济机制迈出了举足轻重的一步，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因不具备起诉主体资格导致提起公益诉讼难以被立案的困境。

[2]参见《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增补本），商务引书馆2002年版，第733页。

[3]夏征农：《辞海》（缩印版），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3页。

[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页。

[5]史尚宽：“法律之理念与经验主义法学之综合”，载刁荣华主编：《中西法律思想论集》，台湾汉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259页。

[6]江伟、孙邦清：《期待民事诉讼法全面系统修改》，载2007年7月8日《法制日报》第3版。

[7]参见孙谦：《检察理论研究综述》，中国检察出版社1990年版，第352-356页。

[8]参见李中和、耿晓东、宋旺兴：《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若干问题研究》，载《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第76页。

[9]近年来发生的民政局为维护流浪汉的民事权益而替流浪汉索赔的案件虽然不多，但其社会影响不可忽视。

[10]陶雨花：“略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对策”，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第34页。郭曼青：《民事公诉若干问题思考》，载《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9期，第130页。

[11]党广锁：《公益诉讼主体问题浅论》，载《民事检察制度热点问题探索》，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461-464页。

[12]龚祥瑞：《西方国家司法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4页。

[13]夏勇《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4页。

[14]孙谦《设置行政公诉制度的价值目标与制度构卿》，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第155页。

[15]参见汤维建：《民事诉讼法的全面修改与检察监督》，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3期，第75页。

作者：赵泽君 陈涛

民事公民诉讼法论文 篇3：

《民事诉讼法》的修改看检察监督体系的完善

内容摘要：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是对多年司法改革成绩的全面总结，本文围绕检察机关民事检察监督的主要内容，从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制度体系中的角色定位入手，着重分析检察机关在执行《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主要问题，并对如何加强和改进民事检察监督工作进行探讨，以期更好地发挥民事检察监督的法律作用，维护司法公平与公正。

关键词：三位一体 公益诉讼 一次性原则 监督结构

一、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制度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一）检察机关民事检察的发展及与法院的博弈

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民事检察的立法最早见于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1988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各省发出《关于开展民事诉讼监督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的通知》。1990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分别在四川、河南等6省（市）开展民事、行政诉讼监督试点工作。《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实施后，检察机关开始全面履行检察监督职能。最高人民检察院相继出台了有关民事检察的一系列司法性文件。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检察监督上经历了从认识分歧到实践对抗、从立法部分确认到再实践的对立到统一的过程。针对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间的博弈，全国人大并未及时作出回应，民事诉讼制度一直处于立法授权、司法性文件延伸和扩展法律、立法限制性吸收司法性文件的一种循环发展状态之中。

（二）检察机关民事检察在民事诉讼体系中的作用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进一步落实了《宪法》中规定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责，拓展了检察监督范围，由过去对法院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变为对民事诉讼的监督，并赋予了对民事执行活动和生效调解书监督的权力。增加了监督方式，最为明显的是规定了同级监督的检察建议方式，基层检察机关对符合《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生效判决、裁定和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案件可以直接向同级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强化了监督手段，规定检察机关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检察建议或抗诉的需要，可以向当事人或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优化了监督结构，表现为对裁判结果、审判程序和执行“三位一体”的监督结构。应该欣喜地看到，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确实从制度上强化了民事检察监督，尤其是对调解案件和执行案件的监督有了法律依据，并赋予了调查核实权，在司法实践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我们更应该看到，整个民事诉讼制度的构架是以法院民事审判活动为中心，兼带民事法律监督，其优先考虑的是如何利于民事审判和诉讼，民事检察监督只是作为完备民事诉讼法律体系的构成部分，并未成为核心内容，检察机关民事检察监督仍未能破冰。

（三）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体系中的定位

《宪法》将检察机关定性为法律监督机关，宪法定位也决定了检察监督工作的难度和作用发挥。检察机关被冠以监督的帽子，其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得不到被监督者的支持，甚至是抵制、对抗。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虽然增加了民事检察监督的手段和方式，但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实质上，检察机关除依法履行监督职责外，其通过支持起诉、促成和解、息诉罢访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并不逊色于纯粹的法律监督作用，仅是基于绩效考核的制约，不得不凸显监督工作。因此，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体系中既担当法律监督的责任，又依托法律监督积极发挥着保护各类主体合法权益、定分止争等监督职责以外的重要作用。

二、检察机关执行《民事诉讼法》所面临的三大问题

（一）公益诉讼问题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了公益诉讼，但未赋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同样未解决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问题，仅是明确了起诉条件、管辖、案件处理方式等问题。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亦未解决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问题。公益诉讼应指有法律明确授权的国家机关、负有相关职责的社会团体以及公民个人对违反法律、法规而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有权通过向法院起诉，以纠正违法者的违法行为并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的诉讼活动。为防止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而导致“诉讼膨胀”的现象，必须对此加以限制，而由授权机关作为公益代表提起诉讼。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责无旁贷的对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实施检察监督，并通过诉讼的方式借助人民法院的司法强制执行力去实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能够起到很好的补充、协助国家管理社会的作用。当下基于缺乏法律授权，检察机关尚不能提起公益诉讼，而法律规定的有关机关和组织对《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的执行并不理想。因此，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是当前检察机关执行《民事诉讼法》亟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二）对诉讼结果的案件监督问题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涉及对诉讼结果案件的监督增加了五项新内容：一是增加了同级监督的检察建议方式。检察建议赋予了同级检察机关对同级法院的监督权力和方式，但其司法实践效果却并不理想，法院以各种理由对同级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不予接受，案件无法进入再审程序，检察建议的作用得不到发挥。二是增加了调查核实的监督手段。调查核实是一项新的监督权力，但其范围只能局限在提出检察建议或抗诉的需要，而不适用对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违法行为、执行活动等的单向型监督，除非与诉讼结果监督捆绑在一起的复合型监督。三是增加了对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生效调解书的监督。对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生效调解书，可以提出抗诉或检察建议，国家利益包含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国家安全利益等，国家利益的范围并非由行政机关认定，而是经法律认可的表决程序确定。社会公共利益是指社会全体成员所享有的利益，其与国家利益存有重合，但并不等同。目前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界定尚不明确，产生的认识分歧较多，致使在司法实践中没有统一细化的参照标准。《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检察院抗诉或者再审检察建议所主张的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理由不成立的，裁定终结再审程序。”该条款直接预示着法院与检察机关在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认识上必将产生分歧，检察机关对调解书的监督必然不畅。四是增加了申请民事检察监督的前置条件，即以向法院申请再审为前提。从司法实践来看，大量的申请再审案件均被驳回，进入实体再审的案件寥寥无几，但并非所有的驳回再审裁定都正确，检察机关却不能对再审裁定进行监督，只能针对原生效裁判，因此申请人仅对驳回再审裁定请求监督的申请，检察机关无从启动监督程序。五是规定了申请民事检察监督的“一次性原则”，即检察机关对当事人申请检察建议或抗诉作出决定后，当事人不得再次向检察机关申请。但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的规定，上级检察机关可以撤销或变更下级检察机关作出的决定，即当事人若不服检察机关作出的监督决定，可以采取某种形式使得上级检察机关启动内部监督程序，这实质上是对申请监督“一次性原则”的突破。同时，《民事诉讼法》第198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因此，对已经由检察机关作出不提出抗诉或检察建议等决定的案件，法院院长认为确有错误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应当予以纠正，对此应当如何处理缺乏规定，由此可能会引起法院与检察机关的适法冲突。

（三）对执行活动的监督问题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虽增加了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监督的条文，但仅是原则性规定，检察监督的范围、对象、效力等均不明确，致使出现检察机关和法院“打架”的现象。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监督的范围是否仅限于对法院执行活动的监督，还是包括对执行当事人及其他参与人的执行活动等的监督。其监督对象是否仅限于对执行生效裁判文书、调解书的监督，还是包括对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等执行的监督。其监督的效力问题尚未明确，仅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和《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中作了一般性规定，法院收到检察建议后应在1个月作出处理并书面回复检察机关及有关跟进监督的规定。同时，对法院执行作为、不作为、怠于履行职责等行为的监督也缺乏必要的监督手段。可以说，检察机关对法院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仅是停留在形式上，很难切入实质，对执行人员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越权行为等情形的监督就更加困难。除监督难之外，在今后可能有大量的执行难、执行信访等类案件流入检察机关，对此类案件的处理也是检察机关将要面临的严峻问题。

三、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民事检察监督

（一）民事检察监督结构的调整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开展好民事检察监督首先是思想结构的调整，必须逐渐改变以刑事检察工作为主的工作思路，着力增强对民事检察工作的重要性认识，科学、合理地分配人力、物力，提高民事检察监督工作的能效。结合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民事检察监督工作应重点抓好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监督，执行活动的监督和审判、以及执行人员涉嫌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违法行为的监督。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调解书直接涉及到当事人的实体权益，是彰显司法公平、公正的鲜活载体。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现除拥有公正的裁判外，尚需依赖法院的执行，“执行乱”仍为荆棘，触之痛入骨髓，因而必须有理有据地加大对执行活动的监督。法官的行为直接关系到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和执行活动的合法性，必须加强对法官行为合法性的监督，保障民事诉讼活动的廉洁性和高效性，提高司法公信力。

（二）强化对诉讼结果的监督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实施后，检察机关受理的不服生效裁判、调解书案件数量大幅上升，其中有些案件的处理合法但不合理，不符合民法公平原则，这就涉及到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问题，如对精神损害赔偿金、违约责任的裁量幅度，法官因各种原因未根据案件法律事实及当事人的实际情况等作出裁量，致使案件的处理缺乏公平性。当事人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作为维护合法权益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将其所有的希望寄托于检察机关，但不符合抗诉或检察建议条件，若检察机关简单的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将会引发当事人的极大不满，甚至极端行为，久之累积，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将会更加突出。因此，检察机关应加强与法院执行等部门的联系，在执行中促成当事人以达成和解协议等形式公平的解决纠纷。

（三）明确案件的终结处理

目前对经过再审程序或检察监督程序案件的处理，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都有作出明确规定，仅是规定当事人不得再次向检察机关申请检察建议或抗诉。《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也明确规定法院不予受理当事人的再次再审申请。当事人以私权救济的方式虽被排除，但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对以公权力救济作了相关规定，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适用<关于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发回重审和指令再审有关问题的规定>的通知》中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不论以何种方式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一般只能再审一次。”同时，又规定，“对已经再审过的案件，上级法院认为有再审需要的，可以提审。”因此，案件再审并非案件处理程序的终结，再审的案件仍然可以进入再审程序。对经检察机关已监督案件的处理，《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规定了跟进监督和提请上级检察机关监督的再监督方式，例如人民法院对抗诉案件作出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仍符合抗诉条件的，可以提请上级检察机关进行监督。从现行有效规定看，法院和检察机关对案件的处理都预留了一定的空间，“预留空间”的方式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利于错误案件的纠正，同时也会造成许多信访事件。对某些信访案件的处理，有些部门和司法机关迫于信访压力而突破当时处理案件的“情势”，采取妥协、退让的方式处理，但这种做法又为更多诉访案件的出现埋下隐患，使司法秩序变得混乱，司法公信力无从树立。因而，检察机关在执行《民事诉讼法》第208条、209条的同时，应加大对“终而不终”案件的监督，并对已监督案件的终结处理作出明确规定，以规范司法秩序。

作者：杨军　郝连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