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律制度政治功能论文

公司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无论是公司的外壳还是内涵，对中国经济效率的提升、政治结构变迁和文化传统的改变都有一种穿透力和辐射性。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最伟大的发明是什么?有人可能会说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人可能会说是牛顿定律，有人说是达尔文进化论。我都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公司。公司是人类最伟大、最精巧、最天才的设计。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公司法律制度政治功能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公司法律制度政治功能论文 篇1：

退市法律制度演进的负面影响

〔摘要〕我国分别于2001年、2004年、2012年和2014年出台了四部完善退市制度的法规。本文以这四部法规出台的时间为节点，通过对2001年至2014年ST公司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不断严格的退市法律制度加剧了亏损公司动用政治关联获取政府补贴的行为，导致了退市法规的失效。而现行制度对部分政府补贴采用适用除外的条款助推了这一行为，当属法规漏洞。然而，随着2014年新规的出台，ST公司获取政府补贴的行为有所收敛。

〔关键词〕政治关联；政府补贴；非经常性损益；退市制度

〔

一、引言

随着《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关于做好股份有限公司终止上市后续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完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方案》①《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四部完善我国退市法律制度的法规分别于2001年、2004年、2012年和2014年出台，我国的退市法律制度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变得日趋严格。但是面对“退市难”问题，相关法规似乎失效了，每年退市的公司依旧寥寥无几。本文以上述四部法规的出台为时间节点，探讨不断严格的退市法律制度带来的负面影响：其加剧了亏损公司动用政治关联获取政府补贴而逃避退市的行为。更进一步，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在对亏损公司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时应对部分政府补贴采取适用除外的处理，本文认为这一做法助长了亏损公司套用政府补贴的行为，当属法规漏洞。下文将围绕上述问题展开论述。

自1990年我国证券市场建立之后，直到1993年颁布的《公司法》第158条才第一次从法律层面规定了上市公司的退市标准。②然而此条款虽然构建了基础的法律框架，但由于缺乏操作细则而难以实行。类似的，1998年颁布的《证券法》关于退市制度的相关规定仍然模糊，其第56条大多是对之前《公司法》第158条的重复。参见《证券法》第56条。因此，可以说，1993年和1999年颁布的《公司法》和《证券法》未能给我国资本市场的退市制度提供有效的法律依据。在上述法规下，在2001年之前仅1999年有一例因证券置换退市的案例。

在不断高涨的落实退市制度的呼声下，2001年证监会决定在《公司法》和《证券法》的基础上对退市制度加以完善，发布了标志着我国有效退市制度建立的《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下简称《办法》）。《办法》第17条至第23条对连续三年亏损的上市公司的终止上市做了详细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为了使《办法》更加完善，证监会于2001年年末对其加以修订并于2003年再次补充。分指2001年颁布的《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修订）》（证监发[2001]147号）和2003年颁布的《〈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修订）〉的补充规定》（证监公司字[2003]6号）。但《办法》及修订、补充规定这三部法规都采用的以净利润为单一指标的退市办法：公司年度财务报告中显示盈利（即公司税后净利润为正）即可规避退市威胁。为了解决原有退市办法中存在的标准单一、易于规避的问题，2012年6月2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证证券交易所发布了《关于完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方案》，引入了更为严格的四指标退市体系：业绩指标、市场指标、合规指标、主体资格存续指标。特别的，业绩指标在原先连续亏损（四年）的基础上新增了三项新指标：净资产连续为负（三年）、营业收入连续低于1000万元（三年）和财务会计报告连续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三年）。

然而，这些看似愈发健全而严格的退市法律制度却没能有效解决我国资本市场中“退市难”的问题。数据显示，2001-2014年中国平均每年约有9家上市公司退市，退市公司占上市公司总数比例（即退市率）的平均水平为052%。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而通常成熟市场（如英国、美国）的退市率约为10%，新兴市场（如香港、台湾）的退市率约为2%。证监会，2014年7月9日，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yjzx/yjbg/201407/t20140709_257484.html。

本文认为：一方面，严格的退市法律制度迫使亏损公司更加积极地采取措施规避退市，尤其是在我国政商关系亲密的背景下，亏损公司容易利用自身政治关联获取政府补贴，从而达到粉饰净利润和其他财务指标的目的；另外一方面，当前制度中虽然要求从净利润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但却对部分政府补贴采取了适用除外的态度，这无疑迁就、助长了亏损企业获取政府补贴的行为。

本文研究旨在：第一，探討现有制度对政府补贴类非经常性损益施行适用除外的不足；第二，以政治关联对政府补贴的影响为切入点研究2001年以来退市制度的实施效果。

文章接下来的安排为：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第三部分为实证分析及其结论；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一）退市制度演进

在2001年之前，由于《公司法》和《证券法》对退市的相关条款笼统而不具有操作性，加之监管宽松，中国资本市场中的亏损公司并没有退市威胁。但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亏损公司破坏市场秩序、造成过浓投机氛围的弊端越发突出。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整顿亏损公司成为市场的客观需要。在此呼声下，从2001年起，证监会以及沪深两地证券交易所陆续颁布了多部构建退市制度的法规。本文认为其中具有重大影响的有四部，分别是：

2001年颁布的《办法》。《办法》以净利润为指标判定是否退市，标志着中国股市有效退市制度建立。《办法》采用净利润为单一退市指标，具有较强的可执行性。但是《办法》并未对企业利润来源中的非经常性损益做出有效限定。这一漏洞恰给了面临亏损的公司掩盖亏损、粉饰业绩的机会。导致财务困境公司开始有激励利用其政治关联获取政府补贴度以过难关。

2004年颁布的《关于做好股份有限公司终止上市后续工作的指导意见》。证监会通过这部法规对终止上市后续工作推出了相关规定，强制性地促使已终止上市公司在45个工作日内登陆到“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交易，正式解决了上市公司终止上市后何去何从的问题。

2012年颁布的《关于完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方案》。至此，退市标准由原来的单一指标体系变为四指标体系，对上市公司的财务表现有更全面的要求，使退市规则变得更加严格。并且此法规首次提出了对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要求：“市公司因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或审计意见类型触及规定的标准被暂停上市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任一为负数”。

2014年颁布的《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意见》在继承原有退市规则的基础上，新增了主动退市和重大违法退市规定。更重要的是《意见》要求严格执行市场交易类、财务类退市制度，展现了不同于以往的威慑力。

从2001年有效退市制度的建立，到2004年终止上市后安排的出台，再到2012年综合指标退市体系的推出，最后2014年主动退市和强制退市规定的引入，四次制度变更都不同程度地增强了退市制度的完备性。但是，一方面退市制度的升级并没有给证券市场的退市率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另一方面，一些实证研究发现日趋严格的退市制度反而刺激了亏损公司粉饰业绩的行为。

例如，对2001年推出的单一财务指标退市标准的实证研究就表明其造成了大量的盈余管理和资产重组行为。在亏损及其前后年份，公司普遍存在调减或调增收益的行为，来逃避因连续亏损而受到的证券监管部门的管制和处罚。〔1〕Chen等在对1994年至2000年间中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分析时，发现在退市规则实行之前并没有盈余管理行为，而后随着退市制度实施，政府补助的盈余管理行为逐渐出现，并愈加频繁。〔2〕冯芸等认为退市制度对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没有形成明显的促进作用。〔3〕Li等的研究结果显示财务性指标的使用造成了大量的上市公司为规避退市的盈余管理和资产重组行为。〔4〕陈晓等也认为亏损公司有着强烈的以扭亏为目的的盈余操纵动机。〔5〕蒋义宏等指出控制非经常项目交易时点是亏损上市公司回避退市机制的主要手段。〔6〕

而2012年新规推出后，更加全面的退市标准体系似乎也没能改变这一局面。张美霞对2012年后实施的四指标财务标准进行了政策效应的实证研究，发现新退市制度实施之后，获得政府补助会帮助财务困境企业改善净利润、净资产以及审计意见等指标表现，因此相比于上个阶段，管理层有更多的激励利用政治关联获得补助。〔7〕对于2014年的退市新规来说，强制退市的相关要求具有相当的威慑力，可能迫使财务困境上市公司动用其政治关联获取财政补贴进行保壳。因此本文假设：

假设 1：退市制度越严格，财务困境公司的政治关联对其获取财政补贴的影响越大。

（二）政治关联与政府补贴

我国自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进行的财政分权，通过硬化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不仅强化了地方政府追求经济效益的强烈动机〔8〕，也引发了地方政府之间的激烈竞争。〔9〕作为地方政府财政的重要支柱，对增加就业，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维护管辖内上市公司的利益也就是维护当地政府的利益，地方政府有强烈的意愿参与公司的资本运作。当上市公司亏损面临财务困难境时，地方政府会不遗余力地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帮助其保留上市公司资格。这也导致地方政府对财务困境的上市公司提供财政援助的现象相当普遍。依据潘越等的统计，自2002 年以来，获得政府补助的上市公司占总数的年均比例超过40%，而每年新增的亏损公司在被判定亏损当年，接受政府补助的比例更是普遍超过60%。〔10〕

Faccio对全球35个国家的大样本研究中表明，公司与政府间的密切关系对其获得政府支持至关重要，并且公司政治关联的变化会显著影响公司价值，在那些“关系”在社会经济中扮演举足轻重角色的国家更是如此。由于中国当前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改革而来，加之以“关系”著称的人情社会，中国企业普遍存在政治关联。过往研究的基本共识是企业的政治关联与其财政补贴的获取呈现正相关关系。〔11〕例如，Du等基于1999年至2004年期间的中国私有企业数据样本发现政治关联会显著提升企业的生存率预期。〔12〕Zheng等以1993年至2000年的中国电视制造业的研究表明政治关联企业的生存率更高，公司表现也更好。〔13〕Wu等以1999年至2006年间的中国A股公司为样本发现拥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公司价值也更高。〔14〕潘越等以2002-2007 年沪深两市的ST公司为样本，也发现了政治关联对政府补贴的正向影响。〔15〕冯延超的研究也表明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通过与政府官员的密切沟通，使其在政府部门的交流渠道相对通畅，这种沟通与交流往往能够以更便利的途径和更低的成本从政府部门获得相关许可证、经营权以及政府补助，甚至能拿到低利率贷款等稀缺资源。〔16〕参照以上证据，本文假设：

假设 2：企业的政治关联与其所获得的政府补贴正向相关。

（三）非经常性损益的适用除外

虽然非经常性损益有存在的合理性，但众多业内人士指出，事实上非经常性损益也常常成为上市公司用来“粉饰”业绩的手段，其中以ST类公司为最。經济观察网，2012年4月24日，http：//www.eeo.com.cn/2012/0424/225148.shtml。证监会一直对此保持了相当的关注，并在近年的《上市公司年报会计监管报告》中多次指出了非经常性损益和政府补贴中存在的问题和违规处理。例如见《2012年上市公司执行会计准则监管报告》，《2013年上市公司执行会计准则监管报告》和《2014年上市公司执行会计准则监管报告》。：“从2012年年报披露情况看，有不少上市公司通过非经常性业务，如政府补助，获得了高额利润。少数公司甚至完全依靠非经常性收益扭亏为盈，非经常性损益对于ST公司以及其他经营不景气、业绩大幅下滑的上市公司的影响更为明显。”“（2013年）年报分析中发现，大部分公司将收益相关政府补助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但未说明将政府补助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的原因，导致报表使用者无法了解公司真实的盈利能力。”“（2014年）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界定和披露未能如实反映其性质。实务中，对于非经常性项目的判断还存在一些误区。部分上市公司简单地认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为非经常性损益，而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则为经常性损益，这样的判断与说明并未如实反映相关损益的性质。”以上证据表明，尽管证监会于2012年作出了对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要求，以求反映公司的真实盈利状况和能力，但接受政府补贴的公司一再寻求各种机会逃避或不按要求进行非经常性损益的相关会计处理，掩饰公司的现实处境。

本文认为，在以上亏损公司冲刺保壳、“各显神通”的背景下，证监会规定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不属于非经常性损益，在一定程度容易造成亏损公司利用其逃避监管。更重要的是，采用如此适用除外的处理，为政府“指明了”合法路径为亏损公司提供补贴，使其可以“理直气壮”地为亏损公司保驾护航。

事实上，我国目前主要的政府补贴形式包括：财政贴息、研究开发补贴、政策性补贴。这三种形式的补贴无不可以包装成“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是“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在这种情况下ST公司通过政府补贴逃避亏损的方式将更加多样和隐蔽，且可以合法逃脱相关监管，损害了退市制度的有效性和退市效率。也违背了《证券法》中“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的目標和“公平、公正”的原则。

正如媒体所说：“我们并不否认政府补助的重要意义。但在需要完全市场化的资本市场，如果政府的补助政策覆盖面过宽，显然是不适当的。”经济观察网，2014年4月19日，http：//www.eeo.com.cn/2014/0419/259462.shtml。按照资本市场应有的功能，资本市场是资源合理配置的有效场所，也促进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发展。然而政府如此普遍且规模庞大的补贴破坏了这两项基本功能。

要实现有效地配置资源，就必须要出现优胜劣汰的机制。资本市场不应成为政府之间角力的舞台，而应成为上市公司以筹资者的身份角力的舞台。能顺应社会发展需要、有发展前景、效益好的公司能够在资本市场中募得资金。而那些处于夕阳产业、违背未来发展方向、效率低下的公司理应顺应时代遭到淘汰。这样，资本市场就能筛选出效率较高的企业，同时也能激励所有的上市公司更加有效地改善经营管理。正是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促成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有效利用，使朝阳产业茁壮发展，倒逼其他落后产业的升级换代。政府补贴对本应退市的落后企业一再挽救，终究不能改变企业没落的趋势。反而在资本市场中浪费了稀缺的资源，伤害了其他优秀公司和投资者。

基于上文的阐述，本文认为应该对政府补贴类非经常性损益进行更严格的界定，对于诸如助长恶意竞争的，针对严重产能过剩行业的，针对高能耗高污染的补贴，即便“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是“定量持续享受”也要坚决打击。

三、实证分析

（一）研究方法

1.样本

本文样本对象为2001年至2014年的中国沪深两市财务困境上市公司，即A股ST公司，删除当年多次上市状态变更导致的重复样本和有数据缺损的样本，共有688个观测样本。观测区间为状态变动后一年内。数据来源为CSMAR数据库与WIND数据库。特别的，上市公司高管的个人简历来源于WIND数据库中的公司深度背景资料。

本文将2001年单一财务指标推出、2004年终止上市后续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发布、2012年综合退市指标体系推出和2014年新规的发布作为时间分界点，目的在于比较退市制度不同阶段的政治关联与财政补贴的相关性来验证退市制度的实施效果。

2.模型及变量

本文参考使用潘越等提出的基准模型，并根据研究需要对其进行调整。〔17〕使用的模型为包含控制变量的多元回归模型（2）（由一元回归模型（1）调整得到）。本文在实证模型选择中发现加入交叉项的回归模型在样本回归中会显著增强回归模型的解释力，因此，本文最终使用回归模型（2）：

SUBSIDY=α+βPOLINDEX+e（1）

SUBSIDY=α+β1POLINDEX+β2POLINDEX·LTOT+β2CONTROL+e（2）

其中，SUBSIDY为政府补助；POLINDEX为公司政治影响力指数；LTOT为公司总资产（自然对数）；CONTROL是其他控制变量。

大多数研究在衡量企业拥有的政治关联时主要采用虚拟变量的办法，即有一个及以上政府官员作为高管或大股东赋值为1，没有则为0。例如，Faccio所做的关于政治关联与公司获得资金救助影响的研究〔18〕，Wu等所做的政治关联对公司所有权影响的研究〔19〕，以及Boubakri等人所做政治关联对公司运营表现的研究〔20〕都采用了虚拟变量刻画政治关联。这样的度量方式只能判断公司是否有政治关系，而对政治关系的强弱不进行区分。然而在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采用虚拟变量进行度量的局限较大。其一，中国企业中高管曾在政府任职较为普遍，通过公司高管是否曾任职于政府部门来度量政治关联就会把多数公司归入具有政治关联的类别，没有达到区分的目的；其二，因为不同行政级别所对应的政治资源有显著差异，采用虚拟变量无法对公司政治关联进行强弱区分；其三，没有考虑到群体影响力，若公司中有多个高管均具有政治关联，则具有规模影响。

因此本文依循王庆文和吴世农编制的中国上市公司政治影响力指数的编制方法，根据有政治背景高管在政府部门任职时职位的行政级别高低对其政治影响力进行赋分，然后用政治影响力得分构造该中国上市公司政治影响力指数。〔21〕具体编制标准为：观测期间内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和董事会成员在（或曾在）政府行政系统（政府、军队、党委、团委、纪委）任职时的最高行政级别进行赋分；没有任何从政经历为0分，具有行政部门工作经历但为副科级以下则为1分，副科级为2分，正科级为3分，副处级为4分，正处级为5分，依此类推；公司政治影响力指数得分为该公司的所有个人行政级别得分加总。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1.描述性统计

表2显示，样本公司获得政府补贴平均超过2900万人民币，最大值超过17亿人民币，最小为0。有约9158%的ST公司在被ST当年获得政府补贴，即政府补贴数大于0。对于政治影响力指数，其均值为1246，最大值为92，最小为0。有约77%的ST公司的政治影响力指数大于0，即有政治关联。

1.企业的政治关联与其所获得的政府补贴正向相关。可以看到LPOLI调整后的回归系数在所有时段都为正，表明政治影响力指数的增加会促进公司所获得的政府补贴。为假设1提供了支持。实证结果显示总样本在未进行时间分段的情况下，即时段（1），LPOLI调整后的回归系数为0046。可理解为政治影响力指数每增加1个单位，公司获得的政府补贴平均能增加460万。同样地，在时间分段后的情况与为分段的情况一致。

2.退市制度越严格，财务困境公司的政治关联对其获取财政补贴的影响越大。在时段（2）至时段（4）内LPOLI的调整后系数均明显随着时间段的推移而逐渐增大（分别为006、0026、0239）。政治影响力指数每增加1个单位，在时间段（2）、（3）、（4）内能为公司带来的政府补贴分别是6万、26万和239万。说明随着退市制度的逐渐完善，政治关联对政府补贴的影响愈发强烈。

政府补贴作为因变量，政治影响力指数的自然对数作为自变量，加入控制变量-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与政治影响力指数的自然对数的交叉项。其他控制变量没有在本表体现。（1）至（5）标识的时间分段分别为：2001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2001年2月1日至2004年1月31日、2004年2月1日至2012年5月31、2012年6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2014年10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采用双尾检验，“***”为1%水平上显著，“**”为5%水平上显著，“*”为10%水平上显著。

3.政治关联对政府补贴的影响在2014年新规推出后并未持续增强。在时间段（5）虽然调整后的LPOLI系数仍保持较高水平（0220），明显大于时段（1）至时段（3）相对应的值，但较其前一阶段，即时段（4）的0239有所回落。即政治关联对政府补贴的影响在2014年新规推出后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通过以上描述性统计和实证结果可以总结到：

1.我国资本市场中政商关系亲密，政治关联给企业带来利益明顯。在各个时段中政治关联都显著的和政府补贴正相关。然而政商关系虽然能为亏损公司解决燃眉之急，却不能在根本上解决亏损公司的问题，反而引得亏损公司争相效仿。事实上，亏损公司的政治影响力指数在逐年降低的同时获得的政府补贴却在大幅增长，说明单位政治影响力指数可获得的政府补贴更多了。

这实则是勾肩搭背、不分彼此、界限不清的政商关系在愈演愈烈。通过给亏损公司盖上“遮羞布”的方法解决问题，增加了资本市场对一家公司客观评判的难度，蒙蔽了投资者。视资本市场客观规律而不顾，强行违背市场优胜劣汰的必然趋势，这样的政治关联只会伤害我国资本市场资源配给的有效性。

2.在2014年之前出台的退市政策没有成功抑制亏损公司通过政府补贴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2014年之前出台的退市政策没有能有效地促进退市发生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上文的实证结果显示其也没能有效地抑制亏损公司通过政府补贴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单位政治影响力指数在时间段（2）（3）（4）内能为公司带来的政府补贴不断高涨，日趋严格的退市制度仿佛成为了盈余管理的催化剂，越严格的法律法规实际上在变相激励企业寻求、依赖政府补贴。证券市场优胜劣汰、保护投资者权益的功能未能体现。

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2014年前出台的政策存在相当的漏洞，本文认为其中一个就是非经常性损益存在对部分政府补贴适用除外的规定。上文的实证已经显示了亏损公司能够获得巨额的政府补助，甚至利用政府补助实现扭亏为盈。而财政贴息、研究开发补贴、政策性补贴这三种常用的补贴形式都可以利用此漏洞演变成可以合法规避非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因此有必要对非限定性损益中政府补贴部分做出更严格的限定。

3.完善且具有威慑力的政策能够抑制谋求政府补贴的行为。2014年出台的《意见》明确要求严格执行强制退市指标。这一被称作史上最严的退市政策出台后，政治关联对获得政府补贴的正向影响有所减弱，财务困境上市公司并没有比之前更激进地动用政治关联为公司获得政府补贴。这说明真正完善和具有威慑力的政策是解决我国资本市场不当盈余管理的必要条件。2014年新规将威慑力和影响力提升到了新的高度，终究缓解了政府补贴愈演愈烈的态势。随着退市制度的不断完善，有法不依，依法不严的问题导致了制度得不到落实，制度的严肃性得不到保障。只有当执法部门真正拿出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态度，才能切实推进法治化资本市场的建设进程。

四、制度建议

研究显示，我国资本市场中亲密的政商关系导致了亏损公司频繁通过政府补贴逃避退市。这一做法损害了资本市场本应具有的资源合理配置的有效场所的功能和促进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发展的功能。因此，本文对当前的退市制度提出以下建议：

1.发展新型政商关系。资本市场的证据表明，当前的政商关系不仅不利于激发企业竞争活力，推动经济发展，还严重地影响了资本市场的健康。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良好健康的政商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6年3月指出，新型政商关系，概括起来说就是“亲”“清”两个字。“亲”意味着政府部门和公司企业之间要积极主动沟通交流，政府部门为公司企业指准国家的新形势，新方向，而公司企业则积极考虑新形势下的产业发展方向，满腔热情地参与国家和地方发展建设。“清”意味着政府和公司企业间不能勾肩搭背，利益输送，政府不能因贪图自身财税收入或惧怕暂时的社会阵痛而不敢让亏损企业转型升级，破产倒闭。

其一，要对政府“看得见的手”做出严格的权利限定，从政策上科学规定地方政府不能给予补贴的对象。对于处于产能过剩、高污染高能耗、技术落后、存在明显替代产业的公司，要有勇气顺应发展方向坚决不予补贴。其二，对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公司高管出台监督机制，杜绝权力的滥用。只有让权力不再是“保护伞”时，企业才不会投机取巧、处心积虑寻求政治关联。严厉打击政商间的不法行为，才能转变当前的社会风气，让企业回到一心一意谋发展的轨道上来。

2.严格限定政府补贴。尽管实证结果显示2014年最严政策出台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获取补贴的行为，但根据本文得出的结论之一：退市制度越严格，财务困境公司的政治关联对其获取财政补贴的影响越大，仍然不排除企业会寻求新的方式通过政治关联获取补贴。因此有必要对《非经常性损益（2008）》第2条第3款（“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做出更严格的限定。

首先，类似的，要对享受补贴的公司所在的行业做出限定，对于处于夕阳产业、技术落后产业的公司，其享受的政府补贴不予除外。在制定国家政策规定时应充分谨慎考虑亏损公司可能存在的套利漏洞。其次，对于“一定标准定额”和“定量持续”的补贴的数额以及时间范围做出限定。例如数额能使其实现扭亏为盈的，或者在净利润中超过某一比例的，或者从某时开始至某时结束持续某年以上的不予除外。

3.加大执行退市制度的力度。当不断完善的退市制度为执法者增加职权时，执法者还应该具备依法使用职权的威信力。在2012年出台四指标退市制度后，有法可依的问题总体上解决了，但执法不严成为了影响制度实施的因素。事实上2014年的“最严”退市制度并未增加新的指标，但是展现了执法力度的威慑力。新规出台后，*ST博元成为我国强制退市第一股。正如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ST博元退市发布会上所强调的那样，全面依法加强监管是中国资本市场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必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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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王慶文，吴世农.政治关系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政治影响力指数的研究〔C〕//中国第七届实证会计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8：744-758.

（责任编辑：何进平）

作者：陶启智　孙弋程　李浩宇

公司法律制度政治功能论文 篇2：

“公司路径”对中国的意义

公司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无论是公司的外壳还是内涵，对中国经济效率的提升、政治结构变迁和文化传统的改变都有一种穿透力和辐射性。

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最伟大的发明是什么?有人可能会说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人可能会说是牛顿定律，有人说是达尔文进化论。我都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公司。公司是人类最伟大、最精巧、最天才的设计。

为什么呢?公司这样一个组织形式发明出来以后，它对整个人类的生活、人类的行为模式、人性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是没有任何发明能盖过的。在公司发明之前，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交易只是人合、最多是简单的集资关系，能量非常小，公司的发明，特别是股份公司这种经济组织形式，可以筹集人类想要的任何规模大的资金。人类的想象力有多大、公司就能帮你多大忙。所以，公司是给人类带来巨大进步和巨大效益的发明、无法言说，无法描述。这样一个发明，对中国转型现代化也好、整个社会进步也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

1993年之后，中国才有了对公司的“路径依赖”

我一贯有一个观点，中国是工法依赖性的改革。中国真正要做一件事情就像鲁迅先生说的，搬一张桌子都要流血，很困难，非常困难。中国二三十年的改革经验就是要通过立法推动改革，一个重大的、好的立法，特别是有关市场经济的立法、能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在“公司”发展这件事上就是这样的。1993年前中国根本没有“公司”这样一个概念只有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好听一点叫个体私营企业，难听点叫二道贩子)，国有、集体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占据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大部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市场经济，1993年第一次颁布《公司法》，1994年7月1日开始实施。这下子一夜之间所有的企业都开始叫公司了。人们开始还不觉得，认为这只不过是名字的变化。但一个名字背后潜藏着的是路径依赖。公司有公司这个名字的路径依赖，国企有国企的路径依赖，“公司”的产生意味着中国人的路径依赖发生变化了。

什么是公司的“路径依赖”?我认为一般意义上“公司”有五大特征：

第一，公司是有限责任的。“有限责任”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有预期，有利好利差的预期投一百万是一百万的责任与预期，投十万是十万的责任与预期，既然人们有了稳定的预期，就愿意去投资、去冒险。所以“有限责任”这个设计非常伟大。

第二，公司股份可以转让。这意味着作为股东你可以退出，可以用脚投票。这多伟大!不是说进去就死在那儿了，动都不能动，而是有退出的机制。

第三，公司有独主人格。像人一样，公司也有它的出生，有它的重年，有它的青少年，有它的壮年，有它的老年、有它自我的周期。美国的公司专家研究，全世界的公司平均年龄50岁，也就意味着30年要淘汰一批公司，没有什么公司是万寿无疆、长生不老的。从人类有公司开始到现在，能存活一百年的公司很少，也就是杜邦、洛克菲勒很少的几家，大多数公司很快就被淘汰了。独立的人格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既然它生存的时间很短、意味着公司有它的目标。公司的目的、目标是什么?传统的公司理论一致认为公司的目的就是股东利益最大化，赚钱越多，这个公司越成功。现在关于这一点有很大的争论、公司除了为股东利益最大化之外，还要为相关利益者创造价值。越发展到现代社会相关利益者的主体增加越多。原来是少数的股东、雇员、债权人，现在包括供贷商、消费者、社区、政府、全都进来了，所以公司面临社会责任问题。这是对公司法人人格很大的转变要求。公司是一个人，它是有思想的、有情绪的、有愤怒的、有它的追求、选择的。公司应该作何选择?社会对它有不同的想法与要求。公司作为一个拟人人格在这个社会上生存，要用它的思考与选择回应社会对它的压力和挑战。这是非常伟大的设计，公司的决策与选择是非常有弹性、开放式的。

第四，公司是两权分离，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为什么会产生两权分离?公司随着股东筹资规模越来越大，股东会越来越多，可以从十个人到一百个人、甚至到一百万人、股东人数理论上可以是无限的。但是并不是说股东都能来经营这个公司，因此出现了职业经理人下场，而在职业经理人阶层产生以后，又有另外一个问题。职业经理人会有道德风险，他跟股东之间在公司管理方面形成信息不对称。一旦职业经理人使坏，很有可能损公肥私，这时候就出现了所谓的内部人控制。因此公司会出现我讲的第五个特征。

第五、公司要有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就是要追求股东、债权人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平衡。通过他们之间权力的相互制衡防止内部人控制。

公司的这五个特征，全世界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发明盖过它，那么精巧，那么运作有效。公司历史很短，历史上最早的公司是17世纪初建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但一旦出来以后“公司”就迅速地主宰了这个世界。中国现在有八百多万家法人企业，其中注册公司大概有四百多万家，上市公司有两千家。现在这两千多家公司已经能够对市场、对整个国家产生巨大影响，那400万、800万甚至上千万家是什么概念?能量有多大?它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效率的提高或者说效率的衰退，都有很大的影响。

在1993年之前，中国就是计划经济，国家统一管制资源，统一管制生产，统一进行资源的配置。所以我们看到很奇怪的现象，中国企业形象都是一样的，一个例子就是纺织业。全国有西南纺织厂、西北纺织厂、华东纺织厂、东北纺织厂连厂区的设计都一模一样、厂房的设计一模一样，连传达室都一模一样。这样的计划特征，传染到社会生活各方面，比如北京八大学院，每一个学校的门口都是一个毛主席像、一个大楼。计划以后就没了个性没有人的需求。全国人民八亿“黑蚂蚁”，穿衣服都是一样的、没有色彩与个性。这就是计划体制。公司产生以后这就变了，因为公司有自己的大脑和想法，公司有独人格。

1995年《公司法》出台后，公司的五个特征在中国逐渐清晰大家就跟着这个来想事、来做事。不跟着这个来，不正常。开始有了标准，这个标准既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还存在于管制于这个市场的政府观念当中，1994年国家经贸委推出在全国实施“万千百十、转机建制”的规划，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于此全面展开。而在当时谁都没感觉到这个《公司法》算什么，觉得不就是一个立法吗，没想到一个立法改变了根本性的观念。

公司本身是人类的一个伟大发明，但这个伟大发明会不会吞噬人类自身，就像原子弹一样，也有可能。公司更多是对于经济效率、对于经济繁荣起了很大作用。但能不能解决环保问题、能不能解决资源短缺的问题、能不能解决人口爆炸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地球本身在宇宙中渺小的地位，我想公司的发明还没有伟大到这个地步。它有它的局限性。在上帝面前，人都是渺小的，何况公司——这还是人发明出来的。公司是有它的缺陷。所

以我们需要通过其他的制度、法律，比如《环保法》《资源击》，来纠正公司由于无所约束带来的后果。以至通过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某种观念和意识的建立来诈取公司对社会发展的损害。在当前中国，确实要把握好效率、公平、持续发展以及人类子孙后代生存环境问题，一味地做开发，公司的威力越大越好肯定不对。

不同的法治环境决定公司不同的命运

现在商业化进程中的种种丑恶现象(包括公司和商业力量侵犯公民的正当权利)不是公司的罪责。公司本身只是一个形式、一个外壳，是一个设计精密的机器、用制度经济学的话说，公司是一束合同。所以它本身无所谓好或坏，它不问阶级、不分民族与信仰，只能说经营公司的人有善恶之分、所以公司行为要有游戏规则，最基本的游戏规则就是《公司法》。公司人或商业人以公司的手段在社会上做恶，有可能是法律规定不明确、或者法律本身就是恶法，有可能是法律很好，但某些人就是要侵犯法律、钻法律的空子。这些都不是公司本身的问题。

公司从产生到进入到人类，在不同的法制国度中有不同的命运。在西方比较发达的国家，公司发挥着它最大的威力，各种法律制度都是让公司所有的潜能获得最大的张扬。所以公司是和它所在社会的因子、土壤、气候、环境等等结合在一起发挥它的效应。中国二十多年来就是社会转轨、政府转轨和法律转轨的过程，我们相应的社会因子、法律因子、市场经济因子，是不是适合公司生长呢?从学者的角度，我只能这么说这个环境只是在逐渐的变化，越来越有利于公司发展与生长，但远没有到住。我们的公司制度环境在逐步完善，社会环境、政策环境、文化环境、法律环境都在发生变化。比如1993年第一次出台《公司法》，2005年又修订《公司法》，在这期间还出台了《破产法》(原来公司不能死，现在有《破产法》了可以死了，可以安乐死)、《证券法》(如果没有资本市场，公司就不能发行股票，不能筹集更多的资金)、《担保法》、《物权法》(原来公司产权不清晰，《物权法》出来以后，公司的产权界定、股东关系越来越清晰)等等，《反垄断法》马上也要出来(编者注：8月30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例会集中审议通过《反垄断法》)，还有宪法、刑法中有助于建设市场经济的一系列法律法规，这些法律都保证了公司在市场中运行更为顺畅，经营环境越来越好。

但现在中国主法的确存在战略性不够、法律之间的协调性不够的问题。我上述说到的《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等等法律，不是一体的，制订法律的人单打独斗，搞《公司法》的搞《公司法》，搞《破产法》的搞《破产法》，不是从整体上去考虑，因此法律的协调性不够。举一个例子，按照《公司法》的概念，这个市场除了个体户只能有依据《公司法》存在的下场主体可现在市场上主体很多，因为还有国有企业法、集体企业法、中小企业促进法、三资企业法，市场上的主体太多，太多就乱了。应该把所有公司都统一归到《公司法》下进行管理、这样市场主体才是平等的、否则为什么我们同样都在为国家纳税、雇用工人解决就业，你能得到保护、得到优惠，我却不能?

从一个法学学者的角度来看，中国公司还在寻找它的路。中国公司现在受到三种公司制的挤压。一种是大陆法系统，大陆法系公司什么都是法定的，公司有什么权利，应该有什么章程，应该有监事会、董事合、股东大会三会制度，都被规定在法律中。第二个挤压是来自英美法系。英美法系偏向自由，公司是自由的，是当事人之间的一个协议，当事人觉得公司章程应该怎么样就怎和样规定，只要不违反其他法律，不贩卖毒品，做什么都行，第三个挤压是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的家族公司概念，只有家族的、血缘的才是最放心的。这是三种不同的公司理念，不同的公司游戏规则和发展方向，意味着不同的《公司法》模式。那么中国公司选哪条路走?现在还是一个过程。现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也在融合。我们更希望中国的公司法律更加有弹性和开放性、针对发展中的问题进一步把法律制度建立和完善起来。

公司这个伟大的发明已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大量公司的存在，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政府可以管的事情越来越少。一个公司主导的社会，不需要大政府、全能政府。我们只需要政府作好经济警察、守夜人、慈善家这三个功能就可以了。公司对政府的另外一个意义是政府可以从公司的做法中得到很多借鉴、比如“公司治理”的权力平衡机制与理念是否可以被引进政府治理中，现在这是全球讨论的热门话题。又如公司实际上要把握效率和公平的平衡：一方面公司要股东利益最大化，一方面要管住内部人，一方面股东有优先选择权，同时还要保护债权人利益，政府同样要把握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权益平衡，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其实治大国也像经营一家公司。事实上，公司这样一个组织形式的设计思想、理念文化，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政治结构和文化传统的改变都有一种穿透力和辐射性、无论从外壳还是内涵，对中国的发展都太重要_，Ⅲ但现在的遗憾是，公司对经济效率、中国现代化、社会进步的威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不过我认为万事不急只有方向正确以后有耐心，什么事情都能成功，公司迟早会发挥它的张力和威力。只有张扬个人的权力、社团的权力、再加上政治结构的变化、文化传统的改变，以及市场的渗透——公司只有跟这些环境因素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张开它的力量。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本刊记者李岷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作者：李曙光

公司法律制度政治功能论文 篇3：

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对高管变更的影响

摘要：高管变更一直是公司治理的重要问题。尤其在中国，国有企业处于主导地位，其高管变更现象更值得研究。同时，金融危机以来，风险因素倍受关注。本文以中国2006—2011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风险因素考察了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对高管变更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企业面临的风险越高，高管变更的概率越大；但是与非政治关联的高管相比，当风险增加时，与政治关联的高管不易被变更。上述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削弱了高管面对风险的敏感度，不利于公司治理效率的提高。

关键词：国有企业；政治关联；企业风险；高管变更

一、引言

伴随着高管变更现象的日益出现，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高管为什么会更换？是主观意愿还是客观被迫？尤其在中国，国有企业处于主导地位，其高管变更现象更值得研究。这些高管由于企业的身份和性质具有天然的政治相关性，而这种政治相关性又因高管自身的履历背景而显现出不同的强度，那么，他们在国有企业是职位更具刚性还是与其他企业的高管一样参与优胜劣汰的竞争？

关于高管变更的原因，现有研究表明，主要在于经营业绩、控制权转换及财务丑闻。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逐渐意识到风险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风险甚至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石。高层管理者作为公司行为的制定和决策者，对风险具有高度敏感性，当风险增加时，因公司治理惩治功能的作用发挥，高管离职的可能性会增加。因此，有必要从企业风险层面探讨高管变更现象，从而全面识别公司治理的效率以及企业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

进一步，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是否会影响风险对高管变更机制的作用？2012年年报显示，作为大型央企的中国远洋和鞍钢股份分别亏损95.6亿元和41.6亿元，面对巨额亏损的风险，两家公司董事长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在连续亏损、已经冠名ST鞍钢的董事长张晓刚职务并未发生变化，还当选为十八大代表（曾当选过十七大代表）；而随着中国远洋的巨亏发生，公司董事长魏家福于2012年落选十八大代表，2013年7月1日正式退休。同样是国有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他们变更的差异？政治背景真的会改变高管命运吗？

本文以中国2006—2011年深沪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从风险视角来考察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对高管变更的影响，试图发现风险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并揭示政治关联对公司治理机制的抑制效应，从而促进公司治理研究的深入开展。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自Krueger指出企业家花费时间和金钱与政府官员建立关系，可以为企业带来利益以来，政治关联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热点之一。在西方，政治关联是指企业的大股东（至少有10%的投票权）或高管（CEO、董事长、董秘等）中至少有一人是议会成员，或与高层政治家、政党关系密切，也有很多学者用公司对政治人物选举的捐赠行为度量政治关联。

政府会通过制定一系列公共政策影响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从而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因此企业会试图向政府寻租，建立政治关联，希望借此对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产生影响，获取优惠待遇，进而有益于企业的发展和投资收益。尤其在市场化水平低、政府干预性强、产权保护弱的国家和地区，上市公司更倾向于建立政治关联。但是，关于政治关联与企业关系的研究，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一方面，有学者认为政府是“掠夺之手”，如Shleifer和Vishny构建了政府官员与高管博弈的模型，指出政府为实现其经济目标、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会损害企业利益，并且政府官员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掠夺企业财富；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政府是“扶持之手”，与企业间联系紧密，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支持，能给企业带来各种好处。Faccio利用42个国家的样本数据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企业股票收益较高，尤其是在法律制度不健全、腐败严重的国家。

由于中国制度的特殊性，在转型经济下，政府掌握着大量的稀缺资源及分配的权力，复杂的政企关系一直是国内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总体上，民营企业高管政治关联能提升企业价值；而国有企业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具有负效应。这主要是由于国有企业大部分实行政府委派制，有政治关联的高管并不一定擅长经济管理，相对于企业的利益，他们更注重个人的政治升迁，而在追求政绩的同时往往背离了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经营宗旨。同时，政府为实现其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也会将压力转移到其控股的企业中，如增加就业、提供社会服务等，会加大企业的负担，损害企业的利益。逯东等以国有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政治关联高管为了实现政治升迁和追逐个人利益，有动机将资源配置在非生产性活动上，从而给企业带来更多非生产性支山。

尽管因政治关联，国有企业的高管担负着政治任务，会增加企业的非生产性成本，但由于其与政府间的紧密联系，他们也会利用自身的政治关系为企业带来福利。大量研究表明，具有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更易进入政府管制的行业，没有财政约束，享受更优惠的税收政策，获得更长期贷款和更多的政府补贴。正是因为政府“扶持之手”的存在，政治关联很可能影响公司治理机制的发挥，使得高管变更不再是优胜劣汰的结果。游家兴等研究发现，强势的高管也可能会利用其自身所拥有的政治资源构筑职位壕沟。王方成等发现，公司审计意见为非标时，高管变更的概率更大；相对于没有政治关联的公司来说，有政治关联的公司被出具非标准意见时高管变更的概率更低。吴超鹏等研究表明，CEO并购绩效越差越容易被变更，但是政治关联CEO即使并购业绩差，也不易被变更。

关于高管变更的原因，目前研究主要围绕企业绩效、控制权转移、财务丑闻三个方面展开。安然、世通事件及金融危机让人们逐步认识到风险对企业至关重要，只有有效管理企业风险才能做出正确决策，实现经营目标。但是，通过风险管理来完善公司治理，变更不称职高管的研究目前还比较少见。而事实上，以上三点高管变更原因都与风险密不可分。首先，企业风险对公司业绩有显著影响。李延喜等从环境变化的角度对高科技企业面临的风险进行量化，证实了风险对高科技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影响。Walls和Dyer也发现企业的风险决策会对业绩产生显著影响。其次，企业风险也会影响控股权转移。李善民、曾昭灶发现管理层的效率低下，财务资源有限，资产规模相对较小，股权较分散，股权流动性较高的企业易发生控制权转移。通常这类企业的风险也会较高，即风险高的企业易发生控制权转移，而控股股东更换与高管变更关系密切，这也间接说明风险影响高管变更。最后，所有权与管理权相分离，导致管理者往往会为自身利益考虑，通过一些手段造假掩盖对其不利的信息。而一旦这些造假信息被披露，企业风险会大幅度增加。当企业的欺诈行为被发现时，高管作为企业的最高决策人，将会成为“替罪羊”被迫离职，这也表明，企业的风险与高管变更存在一定的联系。

李维安认为，经理层作为公司决策的执行机构，对公司的经营负有直接责任，从2005年开始的“高管落马”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行政性治理向经济型治理转换过程中形成的治理失控”，这一转换过程中的风险不断增加。Wei Ting也发现违约风险高的公司，更容易在下一个财务会计报表期间更换高管，且变更高管之后的一年，企业风险变小。但高管的政治关联背景会影响其发生变更的行为。当风险增加时，有政治关联的高管也可能利用自身优势，游刃有余，从而降低企业风险与高管变更的相关性。因此，本文提出两个假设。假设1：企业风险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企业风险越高，高管变更的概率越大；假设2：国有企业高管的政治关联背景会削弱高管因企业风险高而离职的可能性。

三、实证分析

1.样本选取

本文以2006～2011年间中国深沪两市A股上市的国有企业为样本，并对样本按如下标准进行筛选：（1）剔除了金融保险、房地产企业；（2）剔除了相关高管信息或相关财务数据不完整；（3）剔除sT公司。最终获得混合样本4062个。本文研究所需数据来自CCER数据库和CSMAR数据库，政治关联数据通过手工整理各公司高管简介获得。

2.研究变量

（1）被解释变量：高管变更（turnover）。由于总经理是企业决策的最终制订和执行者，本文将高管定义为总经理。若该年度内企业发生总经理变更，则该变量取1，否则取0。

（2）解释变量：企业风险、政治关联（political）。本文用年度贝塔系数Beta作为企业风险的代理变量。Beta指标越大，表示企业的风险越大。本文对政治关联的界定如下：①政府工作背景：公司高管曾在地方政府、中央政府、银行任职；②政府政治背景：公司高管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③政府职业荣誉：公司高管曾获得政府授予的各种荣誉，劳动模范、优秀企业家等。若高管有政治关联背景，该变量则取1，否则为0。

（3）控制变量。根据相关文献，本文加入ROA（净利润/总资产）、Leverage（总负债/总资产）、Size（总资产的自然对数）、Age（总经理年龄）、Number（董事会人数）、Largest（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作为控制变量，并对年度和行业进行了控制。

3.变量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4062个混合样本中，高管变更的均值为0.208，表明样本的20.8%，即845个总经理被变更。政治关联的均值为0.122，表明具有政治关联背景的总经理有496个，占样本的12.2%。Beta的均值接近于中值，说明样本公司的风险比较均衡。

我们还将样本区分为变更组与非变更组，对两组间风险变量与political做了均值检验，各变量均具有显著差异。变更组样本Beta更高，说明企业风险越高，高管变更的概率越大，初步支持了假设1；同时结果显示大部分具有政治关联的高管未发生变更。

4.回归分析

（1）企业风险与高管变更的关系。为了检验企业风险与高管变更概率之间的关系，构建模型1：

其中，Control为控制变量。Beta的系数均为正，且分别在5%和10%水平上显著，表明企业风险对高管变更有显著影响，且风险越大，高管变更的概率越大，支持了假设1。企业风险对高管变更具有显著影响，在内部委托代理关系中，倘若高管在经营活动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到风险对企业的影响，最终会因风险增加而

表1的3、4列为模型2的实证结果。由此可见，turnover与Beta分别在5%和10%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进一步支持了假设1，企业风险越大，高管变更的概率越大。Turnover与political系数不显著，说明政治关联对高管变更不存在直接的影响；但是political与Beta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政治关联对高管变更具有间接影响，政治关联背景会抑制高管因企业风险增加而变更的概率，换言之，即使企业的风险增加，相对于没有政治关联背景的高管，有政治关联背景的高管不易被变更。这一结论支持了假设2。政治关联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为高管构筑了“职位壕沟”，考虑到其为企业带来的潜在利益，即使政治关联高管因经营不善、决策失误而导致企业风险增加，也不易被变更。

5.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以上结论的稳健性，进行如下检验：（1）将样本按是否具有政治关联背景分为政治关联子样本和非政治关联子样本，分别对其进行回归，结论与前文一致，仍支持本文的研究假设。（2）对样本期间内每年的数据进行了检验，回归结果与前面基本一致。由于篇幅所限，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末列出。

四、结语

本文以2006～2011年上市公司为样本，从风险因素的视角考察了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对高管变更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面临的风险越高，高管变更的可能性越大；但是与没有政治关联背景的高管相比，当风险增加时，具有政治关联背景的高管并不易被变更。上述结果表明，高管所拥有的政治关联削弱了其对企业风险的敏感度，成为其构筑职位壕沟的资本，弱化了公司治理对高管的约束机制，不利于公司治理效率的提高。

我国对国有企业股份制的改造，是以国有企业为起点、以公有制为基础，国有上市公司大多是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制演进而来的，国有资本始终占据着公司控制权的主导地位。正是由于国有上市公司具有这一特殊性，使其与政府保持着天然的紧密联系，政治关联现象普遍存在，这种复杂的政企关系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处于转型期，国有企业也正处于改革深化阶段，在完善国企公司治理结构上，有关方面应正确处理高管与政府的关系，认识到高管的政治背景可能会为企业带来额外成本，应更注重高管的经营能力，对于国企高管实施有效地激励与约束，以提高企业绩效。本文的结论也证明了近年来国资委逐步推行的国企高管市场化选拔机制改革有助于国企经营绩效的改善。因此，国有企业应减少政府委派高管的现象，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明确高管权责，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同时放宽政府的资源约束，将“政府之手”转化为“市场之手”，使企业处于健康正常的市场化竞争环境中，实现真正的优胜劣汰。

责任编辑 梁洪学

作者：赵宇恒　邢丽慧　金世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