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允价值与银行业策略论文

肇始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的金融危机，给全球金融稳定和实体经济带来沉重打击。虽然国际会计准则不是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但是会计本身具有很强的经济后果，公允价值的亲周期效应和已发生损失减值模型的滞后性，在金融加速器和资产市场混响效应的推动下，一定程度上对此次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给全球金融稳定带来不利影响。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公允价值与银行业策略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公允价值与银行业策略论文 篇1：

利率衍生工具降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了吗？

摘要：本文使用面板变系数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利率衍生产品对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当总体名义价值变化率、互换类利率衍生产品名义价值变化率、期权类利率衍生产品名义价值变化率增加时，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整体降低，但各个商业银行表现出较强的异质性;第二，总体利率衍生产品资产方公允价值变化率、互换类利率衍生产品资产方公允价值变化率增加时，各家商业银行的对冲交易所造成交易方向的一致性会导致整体系统性风险的增加;第三，负债方总体公允价值变化率、互换类利率衍生产品负债方公允价值变化率和期权类利率衍生产品负债方公允价值变化率增加时，整体上会导致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的增加，且商业银行个体层面表现出较强的异质性特征。本文认为，使用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计价方式能够有效反映市场对未来资产状况的预期和评估。

关键词：利率;衍生工具;系统性风险;利率市场化;风险对冲;商业银行;公允价值

文献标识码：A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管理系统性风险成为金融监管当局主要考虑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和金融稳定委员会将系统性风险定义为，“由于金融体系所有部门瘫痪导致金融服务中断，并且对实体经济产生重大负面影响的风险”。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需要运用一系列监管、制度、措施以及金融工具。随着中国金融体系利率市场化基本完成，商业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日趋严峻。“利率风险”也是系统性风险因子。为了有效管理利率风险，金融机构需要使用利率类金融衍生工具进行对冲。然而历史的经验表明，大量金融机构损失事件都与金融衍生工具的滥用密切相关。金融监管当局需要知道和了解衍生金融工具的使用是否降低了银行业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投资者也需要知道商业银行运用衍生金融产品是作对冲还是投机交易。如果商业银行运用利率衍生工具来对冲自身经营所面临的利率风险，则衍生工具的使用会降低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贡献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2017年7月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系统性风险管理被摆在重要位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利率市场化增加了商业银行的利率风险，因此商业银行有必要运用衍生金融工具来对冲利率风险。2008年金融危机表明，商业银行在自身层面运用衍生金融工具设计对冲利率风险策略可能是最优的，但微观最优的加总未必是宏观最优，因此有必要研究利率衍生工具的使用对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影响。

一、相关文献综述

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初衷是对冲风险，降低金融体系的风险水平。然而研究商业银行使用金融衍生工具的文献相对较少。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商业银行使用金融衍生工具的原因，比如Brewer等[1]的研究表明，商业银行使用金融衍生工具的主要原因包括两类：对冲和投机。对冲会降低金融体系风险，投机是以承担风险换取收益的行为，因此会导致金融风险的增加。

商业银行风险与商业银行价值存在一个“凹函数”的映射关系，因此金融衍生工具的运用会影响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2]。在对冲研究方面，一些学者认为金融衍生工具起到了较好的降低风险作用。Brewer等[1]认为使用利率衍生工具增加了商业银行的贷款增长率。Purnanandam[3]认为商业银行使用利率衍生工具能够平滑经营性现金流。Brewer等[4]发现，对于使用利率衍生工具的商业银行，贷款增长率与存款增长率的相关性较低，原因是利率衍生工具降低了利率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然而也有研究表明，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对冲并没有为商业银行带来价值的增加，相反还会导致金融不稳定。Morrison[5]指出，信用衍生工具会使得商业银行将资产风险汇聚到交易对手方，进而削弱商业银行监督贷款质量的动机。此外，信用衍生工具的使用会诱使商业银行购买不必要的风险资产，尤其是信贷市场充满弹性的时候[6]。Minton等[7]认为，商业银行使用信用衍生工具对冲贷款的信用风险效果有限，原因是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存在。此外，一些研究认为，商业银行使用金融衍生工具具有投机动机，但Choi等[8]认为直接研究商业银行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投机的文献很少，主要原因是商业银行受到严格监管，投机性交易占比不高。

随着我国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金融衍生产品的使用对商业银行经营的影响也开始受到关注。斯文[9]使用2006—2012年中国上市商业银行的数据研究了金融衍生工具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衍生工具对风险承担产生了正效应，传导机制为信贷扩张，尤其是利率衍生产品，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影响更大。蒋先玲等[10]的实证结果表明，商业银行衍生工具的使用有助于商业银行降低利率风險。但赵旭等[11]的实证分析却认为，利率衍生工具增加了商业银行的风险。刘玉杰[12]的研究也表明，利率衍生工具的使用能够对冲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其渠道为外资持有股权。周鸿卫等[13]认为，商业银行使用金融衍生工具降低了商业银行对纯利差的要求，但却保持了较大的利率敏感性缺口。

总体而言，国内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商业银行使用金融衍生工具对商业银行产生了显著影响，但这些影响有些是正面的，有些是负面的。此外，中国学者研究金融衍生工具对商业银行经营的影响主要关注商业银行个体层面，没有关注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对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即使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从系统性金融风险出发关注此方向的研究文献也相对较少。Calmes等[14]认为商业银行表外业务会降低商业银行盈利水平，增加盈利的波动性，进而增加系统性风险。Nijskens等[15]认为信用衍生工具会使得金融机构关联度增加，进而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可以看出，国外学者的研究也比较“间接”，没有直接将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同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关联起来。大多数国内学者使用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但本文认为由于不同商业银行的经营特征和风险收益属性并不相同，因此商业银行运用金融衍生工具既具有共性，也应具有特性。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运用面板变系数模型，使用2007—2017年中国上市商业银行半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分析利率衍生工具的使用对银行业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以期为系统性风险管理提供参考。

二、研究方法

（一）系统性风险测度

本文以中国上市商业银行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为了刻画银行体系整体表现，本文使用基于市值加权的银行业指数作为银行体系整体状况的代表，数据来源为Wind数据库。本文使用DCC—Garch模型求解系统性风险测度过程中涉及的相关系数和变量的标准差。

1.溢出风险价值

根据Adrian等[16]的研究，条件风险价值（CoVaR）为，在某一家商业银行陷入困境后，银行体系的在险价值（VaR）。溢出风险价值（ΔCoVaRi）则为在商业银行i陷入困境后银行体系的VaR与商业银行i正常经营时银行体系VaR的差值。借鉴Acharya等[17-18]的研究，本文假设商业银行i股票收益率和银行业指数收益率的期望值为零，则在正态分布假设下，商业银行i的ΔCoVaR可以表示为

2.边际预期差额

根据Acharya等[19]的研究，商业银行i的边际预期差额（Marginal Expected Shorfall，MES）可以定义为

（二）变系数面板回归模型

1.模型设定

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金融机构使用金融衍生产品在导致自身风险增加的同时，还会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一方面，金融衍生产品的价值波动会影响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稳健程度，进而影响商业银行的偿付能力;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程度会使得一家金融机构在金融衍生产品合约中的损失迅速传导至其他金融机构。金融衍生产品的“初心”是对冲风险，降低金融体系风险，因此有必要分析商业银行使用利率衍生工具对银行业风险的影响。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对系统性风险的研究主要关注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贡献度，从而将系统性风险的研究从宏观逐渐向微观层面转移。因此，多数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往往使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由于利率衍生产品是较高层面的金融产品，其应用与交易均相对复杂，因此本文认为，商业银行利率风险和资产负债特征不同决定了商业银行利率衍生工具的使用会存在个体差异，即具有异质性。基于此考虑，本文使用面板变系数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SYSi，t表示商业银行i在时刻t的系统性风险贡献度，包括ΔCoVaR和MES两类指标。在解释变量选择上，本文并没有选择滞后一期，其原因如下：第一，金融机构特征会影响系统性风险贡献度，但反过来，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金融机构不会主动在做相关决策时考虑其负外部性，即系统性风险贡献度;第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信息传导迅速，且根据国际主流的研究方法，本文使用的是股票收益率数据测算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獻度，因此信息传导不会出现滞后现象;第三，本文的数据频率为半年度，信息有足够的时间在金融市场上传递，因此取同期变量即可以研究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μi控制商业银行个体特征，εi，t为残差项。Deriva为商业银行利率衍生工具使用变量。为了考虑利率衍生工具使用的个体特征，本文引入变系数β1，i捕捉每家商业银行利率衍生工具使用对其系统性风险贡献度影响的异质性。

2.变量选择

在利率衍生工具变量选择方面，本文主要从三个视角展开。首先，由于Pantzalis等[20-21]指出，名义价值可以有效地衡量衍生品交易，因此本文选择的第一类变量为利率衍生工具名义价值的变化率，具体包括互换类利率衍生工具变化率（ns）、期货类利率衍生工具变化率（nf）、期权类利率衍生工具变化率（no）、总体利率衍生工具名义价值变化率（nt）。虽然Triki等[22-23]均认为公允价值计价会导致价值波动过于频繁，不适合作为实证研究指标，但由于本文主要研究利率类金融衍生工具对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影响，而基于公允价值计价的衍生品价值有利于体现金融市场的估价，更有助于研究金融市场交易的变化如何影响银行业系统性金融风险。兼具考虑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在Deriva第一类指标的基础上，进一步选择资产方公允价值计价的利率衍生品变化率和负债方公允价值计价的利率衍生品变化率两类变量。具体来讲，资产方包括互换类利率衍生工具资产方公允价值变化率（sa）、期货类利率衍生工具资产方公允价值变化率（fa）、期权类利率衍生工具资产方公允价值变化率（oa）、总体利率衍生工具资产方公允价值变化率（ta）;负债方包括互换类利率衍生工具负债方公允价值变化率（sl）、期货类利率衍生工具负债方公允价值变化率（fl）、期权类利率衍生工具负债方公允价值变化率（ol）、总体利率衍生工具负债方公允价值变化率（tl）。

在控制变量的选择方面，结合李明辉等[24-25]的研究，贷款增长率越高，商业银行信贷供给越大，经济体杠杆率越高，因此本文将贷款增长率（gloan）作为控制变量。借鉴Jayaratne等[26]的研究，本文首先选择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cap）。资本充足率高的商业银行，偿付能力强，经营风险较低。为了控制商业银行贷款质量对系统性风险贡献度的影响，本文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npl）纳入模型中。根据刘志洋[27]的研究，不良贷款率越低，商业银行财务越稳健，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越小，经营风险越低，对系统性风险贡献度就越低。此外，Campello[28]指出，商业银行风险与商业银行规模密切相关，因此本文将商业银行资产规模（size）取自然对数后，纳入模型的控制变量。需要说明的是，在宏观经济控制变量的选择方面，鉴于本文主要的研究变量为利率衍生工具价值的变化率，而利率衍生工具的标的资产是“利率”，其波动本身就具有宏观经济属性，因此为了避免估计过程中自由度的损失，本文在模型设定过程中参考相关研究[9-10，13]模型的设计，没有考虑宏观经济的控制变量。

三、样本数据

本文使用股票市场交易数据测度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研究样本为上市商业银行。虽然截至2018年中国已经有29家商业银行上市，但考虑到数据可得性、保证样本数据充足，本文的研究样本为在2017年之前上市的16家商业银行，包括北京银行、光大银行、工商银行、华夏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农业银行、平安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和中信银行。数据来源为Wind数据库以及各商业银行财务报告，数据频率为半年度，样本期间为2007—2017年，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各个商业银行ΔCoVaR和MES的走势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整体上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走势基本一致，ΔCoVaR和MES的走势也基本一致。从图1可以看出，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阶段以及在2015—2016年，我国银行业整体风险非常高，其余时段我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相对较低。

由于本文利率衍生工具使用情况的数据来源为商业银行财务报告，数据频率为半年度，而本文使用日度数据估计商业银行的ΔCoVaR和MES，因此本文对ΔCoVaR和MES每半年取平均值，作为商业银行半年度ΔCoVaR和MES的代表。可以看出，各商业银行平均MES值为-0.0008，平均ΔCoVaR值为-0.0274。从利率衍生产品使用情况来看，期货类产品名义价值平均半年度增长率为0.8626，资产方公允价值平均变化率为0.0787，负债方公允价值平均变化率为-0.2090;期权类利率衍生产品名义价值平均半年度变化率为2.5201，资产方公允价值平均变化率为0.0988，负债方公允价值平均变化率为1.3825;互换类利率衍生产品名义价值平均半年度变化率为0.3958，资产方公允价值平均变化率为4.6794，负债方公允价值平均变化率为0.0930;总体利率衍生产品名义价值平均半年度变化率为0.2255，资产方公允价值平均变化率为3.4556，负债方公允价值平均变化率为0.2240。总体而言，期权类利率衍生产品名义价值变化率的波动性较大，资产方公允价值变化率的波动性也非常高。公允价值变化率的波动性高也恰恰反映了市场风险大，因此本文认为此特征有助于研究利率衍生工具的使用如何影响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同时，在控制变量方面，贷款变化率半年度平均值为0.0759，平均不良贷款率为1.28%，资本充足率平均为12%。

四、实证结果

（一）利率衍生产品为名义价值变化率

利率衍生产品为名义价值变化率的实证结果见表2。需要说明的是，虽然ΔCoVaR和MES均表示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但侧重点略有不同。ΔCoVaR侧重于个体对整体的影响，而MES侧重整体对个体的影响。由于样本中ΔCoVaR和MES为负值，因此系数估计结果为负值说明解释变量值越大，系统性风险贡献度越高，反之则越小。

从表2可以看出，不良贷款率越高，系统性风险贡献度越高。对于总体名义价值变化率、互换类利率衍生产品名义价值变化率、期权类利率衍生产品名义价值变化率来讲，ΔCoVaR和MES的β估计值显著为正，说明当利率衍生产品名义价值变化增加时，整体上有助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降低。这说明随着商业银行使用利率衍生产品总量的增加，利率衍生产品整体上降低了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商业银行使用利率衍生產品的目的是对冲利率风险。利率互换是利率衍生产品使用中占比最大的一个类别。表2结果表明，利率互换的使用有助于降低系统性风险贡献度，这说明利率互换帮助商业银行实现资产负债的匹配，降低利率风险敞口，继而降低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和传染风险。期权产品的特点是通过付出期权费来保留对自己有益的头寸，规避不利的头寸，因此商业银行期权的使用也会降低利率风险。然而表2的实证结果表明，期货类产品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影响不显著，其可能原因是商业银行在面临利率波动时，对于非线性的波动可以使用期权，而对于线性风险，商业银行更倾向于使用互换类产品。利率期货在中国发展相对滞后，因此利率期货类产品名义价值的变化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并不显著。

从商业银行个体特征来看，各个银行的β1，i估计值呈现出较强的异质性特征，且ΔCoVaR和MES的估计基本一致。在总体名义价值变化率的回归结果中，工商银行、华夏银行、建设银行、南京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和中信银行的估计结果显著为负，说明当利率衍生产品总体名义价值增长时，其系统性风险贡献度会上升;华夏银行、建设银行、南京银行、浦发银行和招商银行互换产品的使用会增加其系统性风险贡献度。在样本可得性情况下，利率期权会增加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贡献度，华夏银行、南京银行和中国银行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负值。

（二）利率衍生产品为资产方公允价值变化率

利率衍生产品是资产方公允价值变化率的实证结果见表3。可以看出，对于总体资产方公允价值变化率、互换类利率衍生产品资产方公允价值变化率来讲，ΔCoVaR和MES的β估值显著为负值，说明当利率衍生产品资产方公允价值增加时，整体上会导致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的增加。资产方利率期权公允价值变化率在ΔCoVaR部分的估计结果也显著为负值，只有资产方利率期货公允价值变化率在MES部分的估计结果显著为正值。所以整体来讲，当利率衍生工具资产方公允价值变化率增加时，本文认为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会上升。与名义价值不同，公允价值反映金融市场对衍生产品头寸的估值情况。前文指出，商业银行参与衍生产品的主要动机有两个：对冲或者投机。对冲的核心在于衍生产品头寸的盈利弥补现货头寸的损失，因此在资产方，如果商业银行作对冲交易，且金融衍生产品公允价值上升，则说明其基础交易出现了损失，且为了盈利，商业银行无法对冲全部的基础风险头寸，商业银行基础头寸风险上升的幅度必然大于衍生产品公允价值上升的幅度，从而增加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贡献度。如果商业银行做投机交易，则资产方公允价值上升本身就是以承担风险换取收益的体现，风险自然会增加。

从商业银行个体特征来看，各个银行的β1，i估计值呈现出较强的同质性特征，且ΔCoVaR和MES的估计基本一致。在总体以及互换类利率衍生产品资产方公允价值变化率的回归结果中，光大银行、华夏银行、建设银行、民生银行、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农业银行、平安银行、浦发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的β1，i估计结果显著为正，说明当总体以及互换类利率衍生产品资产方公允价值增长时，其系统性风险贡献度会下降，互换类资产方公允价值的增加会降低多数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贡献度。凯恩斯和希克斯曾指出，对冲者平均会有损失，因此当所有商业银行都使用利率衍生工具降低自身风险时，这种同方向的交易增加了交易方向的一致性，进而增加每家商业银行损失的可能性，从而会增加整体的系统性风险贡献度。

（三）利率衍生产品为负债方公允价值变化率

利率衍生產品是负债方公允价值变化率的实证结果见表4。可以看出，对于负债方总体公允价值变化率、互换类利率衍生产品负债方公允价值变化率和期权类利率衍生产品负债方公允价值变化率来讲，ΔCoVaR和MES的β估计值显著为负（期权类MES估计值不显著），说明当利率衍生产品负债方总体公允价值变化率增加时，整体上会导致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的增加。负债方利率期货公允价值变化率的估计结果显著为正值，说明负债方利率期货的变化率增加会降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但整体来讲，当利率衍生工具负债方总体公允价值变化率增加时，本文认为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会上升。这说明商业银行在负债方公允价值越高，债务压力越大，偿付能力风险越高，其系统性风险贡献度就会越大，银行业系统性风险会上升。

从表4还可以看出，不良贷款率越高，系统性风险贡献度越高。从商业银行个体特征来看，各个银行的β1，i估计值呈现出较强的异质性特征，且ΔCoVaR和MES的估计基本一致。在总体利率衍生产品负债方公允价值变化率的回归结果中，光大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的β1，i估计结果显著为负值，说明当利率衍生产品负债方总体公允价值增长时，其系统性风险贡献度会上升。而许多互换类利率衍生产品负债方公允价值变动率的增加会降低多数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贡献度，比如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平安银行、浦发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面板变系数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利率衍生产品对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当总体名义价值变化率、互换类利率衍生产品名义价值变化率、期权类利率衍生产品名义价值变化率增加时，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整体降低，但各个商业银行表现出较强的异质性;第二，资产方利率衍生工具总体公允价值变化率、互换类利率衍生产品资产方公允价值变化率增加时，整体上会导致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的增加，但个体层面却表现出系统性风险贡献度下降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同质性;第三，负债方总体公允价值变化率、互换类利率衍生产品负债方公允价值变化率和期权类利率衍生产品负债方公允价值变化率增加时，整体上会导致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的增加，商业银行个体层面表现出较强的异质性特征。基于本文的实证分析，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监管当局要关注每家商业银行利率衍生工具的使用情况。本文实证分析表明，在许多情况下，商业银行利率衍生工具的使用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特征，因此监管当局可以适当放松使用利率衍生工具降低其系统性风险贡献度的银行的监管要求，而加强对增加自身系统性风险贡献度银行的监管强度。

第二，积极发展利率衍生工具。本文实证分析表明，利率衍生工具存在降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的情况，因此监管当局要积极发展利率衍生工具，丰富商业银行利率风险管理手段，增加商业银行金融风险管理能力。

第三，推进对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计价。公允价值计价虽然波动性大，但有效地反映了市场的估值和对未来的预期，对系统性风险的管理具有很好的预期作用。因此，监管当局不应仅仅关注衍生工具的名义价值，还要重点关注金融衍生工具公允价值的变化，进而及时捕捉和预警风险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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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志洋

公允价值与银行业策略论文 篇2：

公允价值在我国银行业中的应用

肇始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的金融危机，给全球金融稳定和实体经济带来沉重打击。虽然国际会计准则不是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但是会计本身具有很强的经济后果，公允价值的亲周期效应和已发生损失减值模型的滞后性，在金融加速器和资产市场混响效应的推动下，一定程度上对此次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给全球金融稳定带来不利影响。在此背景下，公允价值计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甚至备受舆论、政治、金融机构和审慎监管机构的指责。

虽然从绝对量和与国外同业相比两方面来看，我国上市银行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规模都很小，但公允价值变动对个别上市银行的净利润和股东权益仍产生了较大影响，加剧了这些银行收益和资本的波动性。另外，次贷危机后，为响应G20峰会和FSB（金融稳定理事会）的倡议，支持IASB（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的国际会计准则改革，我国在2010年4月公布了《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同路线图》，明确提出我国将于2011年6月底前完成IASB在IFRS（国际会计准则报告）改进工作方面的趋同。因此，我们有必要关注和研究公允价值计量的未来发展趋势及其对我国上市银行的影响。

公允价值计量的历史、现实与争论

历史上每次重大的财务丑闻或金融（经济）危机，往往都是会计改革的重要推动力。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促成了现代会计准则的产生、70年代的石油危机引发了现值计量属性的出现，而80年代的储贷危机则将美国会计界对公允价值的研究与运用推向高潮，甚至可以说自此以后，严格的历史成本会计开始转向公允价值会计。

公允价值的发展与内涵

公允价值概念最早是美国著名会计学家威廉•佩顿在1946年提出的，并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运用于无形资产的初始计量中，70年代美国公认会计原则将其引入个别公告。80年代的储贷危机中，2000多家金融机构因从事金融工具交易而陷入财务困境，最终导致他们中的400多家机构破产，而在危机发生前，以历史成本计量的财务报告仍显示这些机构经营业绩良好、财务状况健康。此时的财务信息不但未能给监管机构和投资者发出预警信号，甚至误导了他们的判断，这促使美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和金融界严肃反思历史成本计量是否适合金融工具。另外80年代开始金融衍生工具迅猛发展，而历史成本计量却无法反映这些工具的经济实质，这严重动摇了历史成本计量在金融工具实务中的应用基础。这时，公允价值作为金融工具最主要的计量属性开始进入计量的“黄金时期”。

为整合其公告中不同公允价值的定义与应用, FASB（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于2006年9月发布了FAS157号准则，统一规范了公允价值的定义，明确了公允价值的估价技术，相应提高了披露要求。危机发生前，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以及美国等发达国家，纷纷将公允价值作为重要甚至是首要的计量属性加以运用与推广，以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决策有用性。

作为国际上最权威的两个会计准则制定机构，IASB和FASB都对公允价值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尽管概念表述存在细微差异，但二者的基本框架是相似的，见下表1。本质而言，公允价值计量的目标是复制市场价格，即用市场价格或其他市场信息获取公允价值。如果相关市场缺失，IAS39和FAS157都要求使用模型估值技术来估计公允价值，这意味着不同输入参数决定了公允价值的不同层次。

公允价值的争论

事实上，围绕公允价值计量的争论由来已久，此次金融危机只不过是将其推向一个阶段性高潮而已。梳理危机发生以来的相关资料，可以发现后危机时代公允价值的重塑动力明显来自政治和技术两个层面，而支持和反对公允价值的两方则是旗帜鲜明。

从技术层面来看，金融危机的确实暴露了公允价值计量的某些技术缺陷，这也成为以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为代表的反对方的立论基础：（1）公允价值与已发生损失减值模型具有内在的严重顺周期效应，给繁荣期的经济火上浇油，创造资产泡沫，对萧条期的经济雪上加霜，造成资产黑洞；（2）估值模型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和主观性，据其得出的“公允价值”可能歪曲经济实质；（3）在流动性缺失的非标准市场环境下，公允价值计量在会计加速器的作用下，易造成金融机构按市价大幅减记资产, 亏损增加, 资本充足率下降, 引发市场加大恐慌性资产抛售力度, 进而形成价格进一步下跌的恶性循环；（4）在非活跃市场环境下，公允价值的确定面临巨大的技术挑战。

以投资者、IASB、FASB和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等证券监管机构为代表的支持方则强调：（1）作为一项会计计量属性，公允价值并不是也不可能是金融危机的根源；（2）公允价值计量及时给出市场恶化的预警信号，避免了20世纪80年代储贷危机的重演；（3）公允价值计量确实存在需要优化的地方，但退回历史成本计量并不能解决问题，特别是对于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可能是唯一合理的计量方法；（4）及时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失和减值损失，有助于恢复金融稳定。

公允价值与金融稳定的关系

传统观念认为，会计与金融稳定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公允价值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分析和公允价值信息决策有用性的实证检验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者逐渐开始关注公允价值计量对银行业甚至整个金融体系的影响与冲击，并存在诸多争论。

早在危机全面爆发前的2007年，Adrian and Shin（阿德里安和辛）就发现金融工具的杠杆作用具有很强的顺周期效应。而且，在经济繁荣时金融机构往往倾向于增加杠杆, 在经济萧条时则降低杠杆。显然，这种情况下公允价值计量的顺周期效应，就与运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数量成正相关。

公允价值计量在我国上市银行的应用

目前，我国上市银行公允价值信息主要是在财务报表和表外信息中披露。从表内信息来看，会计准则要求对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或负债，在资产负债表日要以当日的公允价值调整账面价值。公允价值发生变动或者对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进行处置时，一部分利得和损失计入当期损益，这种公允价值变动列示于利润表中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科目中；而另一部分的利得和损失则计入所有者权益，列示于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的“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下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净额”。从表外信息来看，一般披露的有：公允价值计量内部控制制度；公允价值的确定原则及计量技术；金融工具的分类、计量和减值准备提取；公允价值计量的每一项资产和负债的详细说明等。

综合这两方面的信息来看，我国上市银行公允价值应用的现状和难点可以概括为：

总体来看，目前我国上市银行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规模较小。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数量看，其资产不超过总资产的10%；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例更低，2007～2009年分别为0.34%、0.43%、0.21%。国际比较来看，根据SEC公布的数据，美国上市银行2008年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占比为31%，而负债占比为15%。从结构上看，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占比最高。以2008年为例，我国上市银行以公允价值计量的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占总资产额的比例分别为0.70%、0.39%、7.44%、0.04%。

公允价值计量增加了上市银行的财务波动性。公允价值计量对上市银行净利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公允价值变动的损益科目上。以2009年为例，整体来看，14家上市银行的公允价值变动净损益合计为-85.34亿元，占净利润的比重为1.95%。据此可以初步判断，公允价值变动对银行净利润的整体影响不大。但是公允价值变动的影响个体差异较大，对个别银行的净利润造成了较大影响，如中国银行2009年公允价值变动净损失为92.44亿元，而深发展银行这一数字仅为0.02亿元。

各银行运用公允价值计量时都较为谨慎，倾向于将金融资产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降低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对利润的影响。因为，如果将资产放在交易性金融资产中进行核算，则其价格波动产生的损益将计入损益，对当期损益产生直接影响；而如果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则其变动所产生的损益计入资本公积，只影响所有者权益，不对当期的损益造成影响。

金融资产的分类过程中带有管理层的主观判断成分。这降低了各上市银行财务报表之间的可比性，甚至会出现相同情况而会计处理完全相反的现象。例如，工商银行对政府、金融机构和公司企业发行的债权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而建设银行则不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而是用摊余成本计量。

分类来看，与其他股份制银行相比，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在选择公允价值计量时可能更为谨慎。如果将工、中、建、交4家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与其他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各项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可以发现，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公允价值资产比重大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说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对公允价值计量资产的持有策略比股份制商业银行谨慎，但这种差异并不显著。公允价值负债比重恰恰相反，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平均值要小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并且这种差异在2007年和2008年都是显著的。由于各银行公允价值负债比重数值均较小，这种差异应归结为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业务上较股份制商业银行种类更多，而不是经营策略上的差异。

公允价值计量对银行业监管的挑战

会计信息在银行监管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会计谨慎性原则与银行审慎监管在理念上一脉相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和各国银行监管机构都认为，公允价值计量为金融工具规定了全面、明确的会计标准，建立了良好的约束机制，对提高银行会计报告的质量和透明度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同时必须高度关注公允价值计量对审慎银行监管可能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我国也是如此。

影响监管资本数量的计算。使用公允价值计量，将使一部分未实现的收益和损失计入损益表或直接计入资本公积等项目中，从而使得会计资本与监管资本在性质和数量上又产生新的不一致。例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认为这种收益和损失不应体现在监管资本中，因此监管资本的计算必须通过会计数据进行分析和调整，这也影响到对资本充足率的评价。

增加银行收入和损失真实性判断的难度。尽管国际会计准则要求商业银行在运用公允价值计量金融工具时，必须有确实的理由、事实或依据，但商业银行提供的理由、事实或依据包含有大量的主观分析和判断。因此，监管部门将难以判断或评价商业银行这部分收入或损失的真实性或合理性。

影响加权风险资产的计算。“巴塞尔协议Ⅱ”对加权风险资产的计算主要包括表内业务的信用风险和表外业务的市场风险，其中表外业务的市场风险是基于这些业务在表外核算的事实。如果按国际会计准则要求，这些表外业务也将纳入表内反映，必将影响加权风险资产计算，至少在目前还没有协调的措施。

启示与对策

此次金融危机带来的另一个反思是，会计将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信息反映系统。宏观层面上，会计系统构成影响金融稳定与安全的重要因素；微观层面上，会计准则具有很强的经济后果，这种经济后果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经由不同的主体决策和市场机制被传导和强化，形成影响金融稳定的双刃剑。因此，未来公允价值计量在我国商业银行的应用，一方面要靠银行自身的谨慎推进，另一方面也不能离开监管的跟进。

监管机构要与会计准则制定者加强合作，提高对金融体系整体风险的防范

会计核算与监管体系之间的差异，导致了信息披露的复杂性，从而增加了报表使用者对信息的理解难度。缩小两个体系之间的差异，有利于减少银行业的信息披露压力，增加信息的透明度，提高监管者和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效率。

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金融市场与商品市场的联动性增强，较小的市场波动可能带来广泛的影响。银行业监管机构应不断完善压力测试技术，构建和完善金融稳健指标体系和早期风险预警指标系统，降低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结合国情，审慎推进公允价值计量

在坚持公允价值计量改革方向的同时，必须密切关注公允价值计量对我国上市银行财务波动性的影响。在强调会计准则整体趋同方向的同时，要考虑我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现实情况和特点，审慎推进公允价值计量的范围和程度。

完善公允价值的估值程序和估值技术

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我国金融市场还不发达，利率和汇率尚未市场化，即使在交易市场，其传达的信息也不够充分。当银行相关资产或负债项目不存在活跃的交易市场时,公允价值计量必须依赖估值技术，此时公允价值的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银行估值程序的运用。因此，国家相关部门和商业银行自身都要对公允价值的衡量标准、获取方式及信息质量等做出明确规定和说明，出台可操作性更强的公允价值估值执行指南。

创造公允价值计量的运用条件

公允价值在我国商业银行的运用和推广，并不仅仅是一个会计问题，它需要公司治理、风险管控、激励约束机制和内部控制等诸多配套制度建设。2005年7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了《银行根据国际财务报告标准使用公允价值方法的监管指引(征求意见稿)》，要求银行在使用公允价值方法之前，必须具备风险管理系统和与之相关的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以保证银行使用公允价值法时，能够实现与其风险管理框架以及董事会批准的整体风险承受力相一致的风险管理目标。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中国农业银行战略规划部，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华林证券投资管理总部）

作者：肖文东 华猛

公允价值与银行业策略论文 篇3：

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应用问题探讨

摘要：随着我国金融创新的发展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的颁布，历史成本计量的局限性不断显现。公允价值计量兼具相关性与可靠性质量特征，同时能够及时、公允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使得公允价值计量在企业应用中的范围不断扩大。本文通过对公允价值计量发展趋势的分析，针对目前公允价值计量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完善公允价值计量在实际应用中的建议，以促进公允价值计量属性能够真实、可靠地反映企业财务信息。

关键词：公允价值 相关性 可靠性 财务信息

一、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分析

（一）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在我国的发展背景

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四十二条中将公允价值计量纳入会计计量属性之一，与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共同构成了会计的五种计量属性，同时明确规定将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投资性房地产、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等交易事项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进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中也列示了包括存货、租赁业务、固定资产、生物资产、企业年金基金、资产减值、职工薪酬、股份支付、合并财务报表等项目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使用公允价值计量。2014年1月26日财政部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财会[2014]6号），对交易市场、市场参与者、估值技术、公允价值三大层次、非金融资产、负债和企业自身权益工具、金融资产、金融负债以及公允价值的披露等项目进行了完善和扩充，该准则于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这充分证明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在会计五大计量属性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拓围潜力。

（二）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含义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将公允价值定义为：“熟悉情况和自愿的双方在一项公平交易中能够将一项资产进行交换或将另一项负债进行结算的金额。”财政部2014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对公允价值的定义为：“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到或者转移一项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通过对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与我国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对公允价值的定义比较，可以发现信息对称、有序交易、公平自愿、活跃市场是公允价值必不可少的条件，而计量具有公允性、计量具有估计性、计量能够及时反映企业资产市场价值则作为公允价值计量的基本特征，显然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完善和弥补了历史成本计价单一反映历史财务信息的不足。

（三）目前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在实践中的地位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虽然将公允价值计量纳入了会计五大计量属性的行列之中，但是《企业会计准则》中同时指出企业在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时，一般应当采用历史成本，采用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计量的，应当保证所确定的会计要素金额能够取得并可靠计量，截至2014年1月26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计量所涵盖的计量范围以及适用条件仍然进行了较大程度的规范和限制，显然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在理论与实践中被采纳的范围尚不广阔。这可能与公允价值计量在充分实现相关性的前提下牺牲了财务信息可靠性以及公允价值在实际操作中欠缺可执行条件等原因有关，致使很多企业对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运用偏向保守。

二、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优势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金融创新以及虚拟经济的发展，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运用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弥补了历史成本计量属性无法计量的领域。

（一）真实公允地反映企业财务信息，有利于信息使用者做出正确决策

由于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反映的是过去的信息，很难让信息使用者了解到企业当前的财务状况，以及企业资产未来能够产生的收益或可能发生的损失。而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则具备及时反映企业资产的实际价值和获利能力的条件。以固定资产为例，目前绝大多数企业的固定资产采用历史成本计量，由于随着时间的不同，该项固定资产的实际价值可能会发生变化，如果仍然以历史成本计价，该项固定资产在目前的经济情况下价值往往被低估；同样，由于技术的进步以及经济环境的变化，企业的某些资产其公允价值可能低于其账面价值，而减值准备的提取往往要具备一定条件，如果依旧以历史成本计价可能会高估企业资产的价值，所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对于信息使用者了解企业真实的获利能力与发展前景，做出正确决策具有重要意义。

（二）为完善市场经济、金融创新提供会计计量基础

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以及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金融工具、衍生金融工具、虚拟经济在市场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呈现上升趋势。这些经济主体存在着风险巨大、价格波动性大的特点。显然传统的历史成本计价模式无法及时、准确地反映出这些金融工具以及虚拟经济体的公允价值及波动趋势。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运用为金融工具、衍生金融工具、虚拟经济体的计价与核算提供了会计计量的基础。这对于繁荣我国市场经济、促进金融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三）提高市场信息透明度，抑制市场投机行为

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基于市场定价原则，对于合理反映市场真实价值，挤压市场泡沫具有重要意义。市场的价格只有真实公允地反映出来，才能抑制金融市场的投机行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中，银行业曾一度将公允价值计量归罪为造成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后经调查，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经济不对称、金融工具过度创新、投机行为严重。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对于真实公允反映市场状况、资产实际价值，挤压市场泡沫，抑制市场投机行为，促使自然人与社会经济体回归理性具有重要意义。

三、公允价值计量在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一）难以实现信息相关性与可靠性的有机统一

会计信息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性与可靠性的有机协调，公允价值计量最初引入是为了实现向信息使用者提供及时、准确、反映市场真实状况的信息，以便信息使用者做出合理的经济决策。但是无论是在受托责任观还是决策有用观主导的企业之中，企业管理层在信息获取与掌控方面往往比其他信息使用者更加具有优势。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企业管理层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倾向于向其他信息使用者报送缺乏可靠性的财务信息。可靠性作为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首要特征，如果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不具备可靠性，那么信息使用者往往会做出错误的经济决策。

（二）助长企业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

我国发布的具体会计准则中有18个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其中《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规定：“在公允价值初始计量中，企业应当根据交易性质和相关资产或负债的特征等，判断初始确认时的公允价值是否与其交易价格相等。”显然，公允价值计量在价格评估方面具有较大的主观判断性以及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这使得企业管理层具备了进行盈余管理的先决条件。在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投资性房地产、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计提减值损失、母子公司内部交易等事项中，很多企业往往通过虚增资产入账价值或企业秘密合同等方式，利用公允价值计量操纵企业的利润与财务状况。

（三）活跃市场发展尚不成熟，信息获取成本偏高

公允价值计量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存在活跃市场，在不存在活跃市场的情况下需用技术手段进行估值。一方面，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起步较晚，发展尚不成熟，真正意义上的活跃市场往往并不存在或很少存在，即便是采用市场法、成本法、收益法等估值技术，由于估值过程中人为操纵和主观判断因素较多，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价格判断的主观臆测性与非公允性；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市场环境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信息获取途径匮乏、信息失真等问题，使得交易双方在信息获取方面往往产生较高成本，这对于公允价值计量在我国实际的应用中会产生较大阻力。

（四）加大了企业税务筹划以及税务部门的监管难度

在所得税会计中，产生暂时性差异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使用往往会导致更多的资产或负债产生计税基础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异，递延所得税资产与递延所得税负债产生的可能性与产生量会呈现上升趋势，这无疑会加大企业会计人员的纳税筹划工作力度。同时随着企业管理层利用公允价值计量的主观判断性与政策可选择性进行盈余管理，往往会加大税务部门的监察难度。

四、完善公允价值计量应用的建议

（一）制定并完善公允价值准则配套指南

《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虽然作为41项具体准则之一，但是由于准则主要起宏观性指导作用，完备的公允价值体系尚未形成，因此有必要对公允价值准则进行完善和细化，进一步形成与之相关的配套指南，使公允价值准则更加具体化，使得公允价值在实际应用中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减少主观判断与政策可选择性幅度，使之形成较为稳定的执行标准。

（二）加强注册会计师、内部审计与内部控制的监管力度

公允价值计量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导致企业管理层盈余管理的动机，由于内部审计与内部控制在多数情况下受制于企业管理层，因此有必要加强企业内部审计与内部控制的权限，尽量避免企业管理层凌驾于内部审计与内部控制之上的情况。随着IPO审计由政府管制向注册制的转变，注册会计师承担了更多错报风险的责任，相对于企业来说注册会计师更加具有独立性，因此注册会计师审计对于抑制因公允价值计量造成的盈余管理具有重大作用。

（三）加强对会计人员职业素养与职业操守的教育与培训工作

目前我国会计从业人员数量达1 200余万人次，但是高素质会计从业人员相对匮乏。会计人员在专业素养、职业判断、职业道德方面存在诸多不足。公允价值计量的直接使用者是会计人员，所以一方面需要对会计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进行培训，使其能够合理使用公允价值计量方法，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自觉抵制盈余管理行为。

五、结论

总之，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是会计发展规律的必然产物，对于及时、公允地反映企业财务信息，增强信息使用者决策的科学性，繁荣市场经济与金融创新，规范市场秩序具有重要作用。由于目前我国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运用尚不成熟，对于公允价值计量存在的缺陷需要不断进行完善，以更好地为信息使用者提供及时、相关、公允、可靠的财务信息。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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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贾守华，女，沈阳大学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会计理论与实务。

魏强，男，沈阳大学，硕士。研究方向：会计理论与实务。

作者：贾守华 魏强